宋代官名
门下省：又称省”。
其长官名义门下侍中，但很少委任过，实际上无职长官是门下侍郎，另外又委派一名给事中任“判门下省事”①真正掌管本省的职权。
其属官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以及给事中等。
门下省的职权是主管皇帝宝玺、大朝会设位版、赞拜、拜表、宣黄、外官和流外官考课、年满斋郎转补以及各司附奏署名等事。
神宗改革官制时，重新恢复三省的实际地位和职权，门下省专司审议，但自门下侍郎成为尚书左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门下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
中书省：又称“右省”。
其长官名为中书令，实际上也有名无职。
副长官为中书侍郎。
又另委派一名中书舍人任“判中书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职权。
其属官有右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等。
中书省的职权是主管郊祀、皇帝册文、州县官考课、斋郎等年满复奏、文官改赐章服、僧道给赐紫衣师号、举人出身及寺观名额等事②。
神宗改革官制后，中书省则专司取旨出令。
但自中书侍郎成为尚书右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中书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
门下和中书两省的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通称“两省官”③。
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称“小两省官”。
④。
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等称“大两省官”⑤。
北宋前期，大两省官员虽名为谏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职，并不得谏诤。
尚书省：又称“都省”。
其长官名义上是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但尚书令从不委任。
实际上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
尚书省的职权是总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和司封、司勋、考功、度支等二十四司，并主管议定官员谥号、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注甲发付选人、二十四司人吏迁补等事。
尚书省所辖六部二十四司，分属左司和右司，左司掌管吏部（下辖司封、司勋、考功）、户部（下辖度支、金部、仓部）、礼部（下辖祠部、主客、膳部）；右司掌管兵部（下辖职方、驾部、库部）、邢部（下辖都官、比部、司门）、工部（下辖屯田、虞部、水部）。
左、右司各设郎中1人，员外郎1人。
宋太祖时，设立流内铨（简称铨司）、委派“权判流内铨事”2员，专管考试选人、判决案例和拟定差遣等事。
还设立三班院，委派“知三班院事”或“勾当三班院”，员数不定，负责对东西头供奉官等武臣的考课和拟定差遣等事①。
太宗时，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总称磨勘院，负责对京朝官和选人进行考核。
随后，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②。
太宗时还设置“京朝官差遣院”，负责对少卿监以下京朝官注拟差遣。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也并入审官院。
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设置审官西院，主管武臣阁门祗候以上到诸司使等的磨勘、注拟差遣等事。
又改审官院为审官东院，主管文臣京朝官以下考核功过、叙其爵秩、注拟差遣等事。
两院各派知院、同知院各1员、主簿2员。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为全面改革官制措施之一，是铨注之法全归吏部，撤销审官东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左选、主管寄禄官在京朝官和职任非中书除授的文臣；撤销流内铨而改为吏部侍郎左选，主管从初任到选人的文臣；撤销审官西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右选，主管升朝官以上和职任非枢密院除授的武臣；撤销三班院而改为吏部侍郎右选，主管副尉以上到从义郎的武臣。
据《宋史·职官三》载，从此以后，以上文、武官员的选试、注拟、责任、升迁、叙复、荫补、考课的政令以及封爵、策勋、赏罚、殿最的制度，都归吏部掌管。
吏部的长官为吏部尚书，设一员，副长官为吏部侍郎，其下有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分管尚书左、右选和侍郎左、右选。
此外，还有司封、司勋、考功的郎中和员外郎各两员，官告院主管官一员等。
户部：宋初设三司总管全国财政，户部几乎无所职掌，只委派“判户部事”一员，接受各地土贡，至时陈列于殿廷。
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全国财计始归户部。
户部主管全国户籍、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等事。
设户部尚书一员，左、右曹侍郎各一员。
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度支、金部、仓部各二员。
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
度支掌管全国财政预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国的货币收支，藏于府库；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收支等事。
礼部：宋初设太常寺礼院。
真宗时又设礼仪院，主管礼仪之事。
礼部只委派“判礼部事”一员，掌管科举，奏补太宙斋郎等事。
神宗时，撤销太常礼院，其职权划归礼部。
礼部设尚书、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
礼部下设祠部、主客、膳部等三司。
掌管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科举之政令。
兵部：宋初设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武臣铨选则归三班院和审官西院负责，兵部只管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委任“判兵部事”一员。
神宗时设兵部尚书、侍郎各一员，职方、驾部、库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职权略有扩大，主管民兵、弓手、厢军、蕃兵、剩员，武士校试武艺，及少数民族官封承袭等事。
刑部：宋初刑部是最高司法机构之一，主管全国刑政，并审复大理寺所定大辟案件。
太宗时，创设审刑院，将刑部审复权拨归审刑院，审刑院成为全国另一最高司法机构。
神宗时，撤销审刑院以及纠察在京刑狱司，将其审复等权归还刑部，从此，刑部的职权大为扩大，主管全国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设刑部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郎中和员外郎，本部各二员，都官、比部、司门等司各一员。
本部郎中和员外郎，又分左、右两厅，厅各二员，左厅掌管详复，右厅掌管叙雪。
工部：宋初只设“判工部事”一员，所属屯田、虞部、水部的职权全被划归“三司”，工部职权很少。
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工部才恢复职权。
设工部尚书、侍郎各一员，本部和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主管全国城郭、宫室、舟车、器械、钱币、河渠等政令。
南宋时，将军器监和都水监并归工部，工部的职权就更为扩大了。
工部还兼管军器所和文思院；高宗时还设立制造御前军器所，委任提点官二员和提辖、监造官各若干员，负责制造武器；文思院负责制造金银、犀玉等器物，设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
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
所谓中央集权，是指把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专制主义则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君主主宰一切。
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制就已经确立起来，但专制主义还未至登峰造极的程度。
宰相权力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
汉代的宰相，权力相当大，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到了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手里。
可以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
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
其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
这样，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谓“官”，其概念只是拿俸禄而已。
这类官有两种情况，第一，在宋太祖、太宗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留用了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使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第二，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
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
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
“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
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
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
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宫，又称阶官或寄禄官。
其中有文资、武阶的区别。
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
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
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
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
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
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
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都称馆职。
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
《宋史·职官志一》说：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又说：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这样，各级官府层次重复，叠床架屋，机构空前庞大。
但是，却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权，他可以随时提拔官阶较低而有才能者担任要职，也可随时撤换无能之辈。
历代的官制，宋朝大多保留下来。
《宋史·职官志》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
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
自赵匡胤建宋以后，三师、三公之制虽承唐制保留下来，但授与大臣者为数并不多，尤其是太师一官，只以赵普与文彦博两人功高德厚方予特拜。
但自蔡京擅政以后，拜三公者在宣和年间竟多达18人。
这18人中，除了蔡京父子及童贯、王黼等宠臣外，其他多为宋徽宗的儿子（太子除外）任职。
◎宰执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
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
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
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
据李焘《长编》卷5所记，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
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
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
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
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
”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
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
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的事。
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据《长编》卷5载：“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
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zhu1n，音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
”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
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
到了太宗时，又进一步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
据《长编》卷37载：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诏曰： 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
其■位先异位，宜合而为一。
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
都堂就是政事堂。
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
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
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
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
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
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
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概而言之，宋代宰相制度大体有五次变动。
第一次是北宋初，宋神宗元丰以前。
如上所述，就是这时期的变化情况。
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
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
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
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
另一方面的变化是，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
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
第二次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开始的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
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
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
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第三次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蔡京任宰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
钦宗靖康年间，又废除太宰和少宰，改为尚书左仆射和右仆射。
第四次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还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大体上恢复了宋初的制度。
第五次是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改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照旧。
除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称。
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
左右宰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之长，六部直属于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际上这也是三省合一。
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
当时大臣虞允文、梁克家为首任左、右宰相并兼枢密使。
除宰相之外，尚有“平章军国重事”一职。
《宋史·职官志一》说，哲宗元佑中，置平章军国重事，以文彦博、吕公著相继任之。
其位在宰相之上，专以处高德老臣，以示宠幸，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政事堂）。
但这一官职只是一种最高荣誉职位，并没有多少“军国重事”可管。
南宋时，情况有些变化，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重事，“所预者广”，“所任者专”，独擅朝政。
理宗时，权奸贾似道也升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窃位日久，恩宠日隆，位在丞相之上。
于是，“平章军国重事”便独揽军、政大权，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定制，而宰相则屈居于副职的地位。
宋初的宰相称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沿袭唐代的，中书门下的长官编制不固定，大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同时不超过五人。
或三相一参，或三相而无一参。
太宗以后，以三相二参或二相二参居多。
唐代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在政事堂办公。
政事堂先设于门下省，后迁至中书省，最后干脆就改称为“中书门下”。
宋初虽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名称照旧，但这些与唐代之制已大不相同。
首先是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其次是三省的职权已转移。
唐代三省分掌定策、封驳和执行之权。
但宋代三省的权力被削弱。
这个削弱，与“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有关。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就记载了元丰改革官制以前，三省权力旁落，官署冷清的情形：“中书省、门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两庑、官舍各数楹。
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账，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报版、流外、考校诸司附奏挟名而已。
”至于尚书省，实际上自唐末五代就已经逐渐荒废了，至宋代就更是名存实亡。
因此，北宋前期经常有大臣建议恢复尚书省的地位。
例如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九月，右谏议大夫王化基上疏言五事，其一便是“复尚书省”。
他建议“废三司，止于尚书省设六尚书分掌其事。
”唐代的尚书省分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握行政、财政、司法、仪礼的大权。
至宋代，官吏的选用，另设审官院，“除授者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
户部则归于三司。
这样，行政权归于政事堂，财政权移归三司。
三司的设立，是宋太祖收回财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王化基废“三司以实尚书省”的建议，自然不被采纳。
但是为了搪塞众议，宋太宗对尚书省长官的地位也给予某些提高。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升尚书令于三师之上。
然而，这并没有提高尚书令的职权，何况尚书令又很少授人。
因此，到至道、大中、祥符年间（公元995年—1061年），不断有大臣提出恢复尚书省制的问题，但均未有结果，这个问题至神宗元丰改制以前，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尚书省职权之分割，是宋代分散中枢机构的权力而强化皇权的反映。
正是这种变化，在其后促成了三省制的消亡而演进为一省制。
◎三省六部 门下省：又称“左省”。
其长官名义上是门下侍中，但很少委任过，实际上有名无职。
副长官是门下侍郎，另外又委派一名给事中任“判门下省事”①真正掌管本省的职权。
其属官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以及给事中等。
门下省的职权是主管皇帝宝玺、大朝会设位版、赞拜、拜表、宣黄、外官和流外官考课、年满斋郎转补以及各司附奏署名等事。
神宗改革官制时，重新恢复三省的实际地位和职权，门下省专司审议，但自门下侍郎成为尚书左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门下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
中书省：又称“右省”。
其长官名为中书令，实际上也有名无职。
副长官为中书侍郎。
又另委派一名中书舍人任“判中书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职权。
其属官有右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等。
中书省的职权是主管郊祀、皇帝册文、州县官考课、斋郎等年满复奏、文官改赐章服、僧道给赐紫衣师号、举人出身及寺观名额等事②。
神宗改革官制后，中书省则专司取旨出令。
但自中书侍郎成为尚书右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中书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
门下和中书两省的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通称“两省官”③。
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称“小两省官”。
④。
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等称“大两省官”⑤。
北宋前期，大两省官员虽名为谏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职，并不得谏诤。
尚书省：又称“都省”。
其长官名义上是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但尚书令从不委任。
实际上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
尚书省的职权是总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和司封、司勋、考功、度支等二十四司，并主管议定官员谥号、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注甲发付选人、二十四司人吏迁补等事。
尚书省所辖六部二十四司，分属左司和右司，左司掌管吏部（下辖司封、司勋、考功）、户部（下辖度支、金部、仓部）、礼部（下辖祠部、主客、膳部）；右司掌管兵部（下辖职方、驾部、库部）、邢部（下辖都官、比部、司门）、工部（下辖屯田、虞部、水部）。
左、右司各设郎中1人，员外郎1人。
宋太祖时，设立流内铨（简称铨司）、委派“权判流内铨事”2员，专管考试选人、判决案例和拟定差遣等事。
还设立三班院，委派“知三班院事”或“勾当三班院”，员数不定，负责对东西头供奉官等武臣的考课和拟定差遣等事①。
太宗时，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总称磨勘院，负责对京朝官和选人进行考核。
随后，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②。
太宗时还设置“京朝官差遣院”，负责对少卿监以下京朝官注拟差遣。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也并入审官院。
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设置审官西院，主管武臣阁门祗候以上到诸司使等的磨勘、注拟差遣等事。
又改审官院为审官东院，主管文臣京朝官以下考核功过、叙其爵秩、注拟差遣等事。
两院各派知院、同知院各1员、主簿2员。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为全面改革官制措施之一，是铨注之法全归吏部，撤销审官东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左选、主管寄禄官在京朝官和职任非中书除授的文臣；撤销流内铨而改为吏部侍郎左选，主管从初任到选人的文臣；撤销审官西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右选，主管升朝官以上和职任非枢密院除授的武臣；撤销三班院而改为吏部侍郎右选，主管副尉以上到从义郎的武臣。
据《宋史·职官三》载，从此以后，以上文、武官员的选试、注拟、责任、升迁、叙复、荫补、考课的政令以及封爵、策勋、赏罚、殿最的制度，都归吏部掌管。
吏部的长官为吏部尚书，设一员，副长官为吏部侍郎，其下有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分管尚书左、右选和侍郎左、右选。
此外，还有司封、司勋、考功的郎中和员外郎各两员，官告院主管官一员等。
户部：宋初设三司总管全国财政，户部几乎无所职掌，只委派“判户部事”一员，接受各地土贡，至时陈列于殿廷。
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全国财计始归户部。
户部主管全国户籍、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等事。
设户部尚书一员，左、右曹侍郎各一员。
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度支、金部、仓部各二员。
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
度支掌管全国财政预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国的货币收支，藏于府库；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收支等事。
礼部：宋初设太常寺礼院。
真宗时又设礼仪院，主管礼仪之事。
礼部只委派“判礼部事”一员，掌管科举，奏补太宙斋郎等事。
神宗时，撤销太常礼院，其职权划归礼部。
礼部设尚书、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
礼部下设祠部、主客、膳部等三司。
掌管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科举之政令。
兵部：宋初设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武臣铨选则归三班院和审官西院负责，兵部只管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委任“判兵部事”一员。
神宗时设兵部尚书、侍郎各一员，职方、驾部、库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职权略有扩大，主管民兵、弓手、厢军、蕃兵、剩员，武士校试武艺，及少数民族官封承袭等事。
刑部：宋初刑部是最高司法机构之一，主管全国刑政，并审复大理寺所定大辟案件。
太宗时，创设审刑院，将刑部审复权拨归审刑院，审刑院成为全国另一最高司法机构。
神宗时，撤销审刑院以及纠察在京刑狱司，将其审复等权归还刑部，从此，刑部的职权大为扩大，主管全国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设刑部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郎中和员外郎，本部各二员，都官、比部、司门等司各一员。
本部郎中和员外郎，又分左、右两厅，厅各二员，左厅掌管详复，右厅掌管叙雪。
工部：宋初只设“判工部事”一员，所属屯田、虞部、水部的职权全被划归“三司”，工部职权很少。
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工部才恢复职权。
设工部尚书、侍郎各一员，本部和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主管全国城郭、宫室、舟车、器械、钱币、河渠等政令。
南宋时，将军器监和都水监并归工部，工部的职权就更为扩大了。
工部还兼管军器所和文思院；高宗时还设立制造御前军器所，委任提点官二员和提辖、监造官各若干员，负责制造武器；文思院负责制造金银、犀玉等器物，设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
◎枢密院与三衙 枢密院是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简称“枢府”。
宋代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共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
《宋史·职官志二》说： 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又《通考·职官考四》说： 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
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
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主武事，副使佐之。
枢密使为枢密院之长官，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
其下设都承旨和副都承旨，负责“承宣旨命，通领院务”，由武官担任。
还设编修官，不定员。
枢密院“掌兵籍，虎符”，若得皇帝的批准，有调动兵马之权。
枢密使的地位略低于宰相，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统称为“执政官”。
枢密使这一官衔在唐太宗时就设置了，但唐代的枢密使只负责管理军事情报，机密情报之类，由宦官兼任，直至五代时还保留这个官衔。
而宋代的枢密使地位抬得这么高，权力这么大，其原因是与当时国内外的阶级矛盾、政治形势有关。
宋时阶级矛盾一开始就相当尖锐。
北宋初年就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
在边境，又有契丹、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立，形成边防的紧迫局势。
内忧外患使得宋王朝需要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方能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因而，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管理这支军队，这就是宋代设立枢密院的原因。
同时，枢密使的设立又可以削弱宰相的权力，也是强化皇权的重
宋代四绝简介
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
——苏、黄、米、蔡，宋朝‘四绝’ 说起宋朝“四绝”，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举出很多来，这里指的是书法，史称“宋四家”。
不过，现在说的“宋四家”之一的“蔡”却不是蔡京，而是蔡襄。
不过，《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处，说明至少在明初，“宋四家”的“蔡”指的是蔡京，可能是那时人们对“书如其人”的“认识”还没有被广泛认可吧。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曾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
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
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诬陷入狱。
出狱后贬黄州。
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
直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
北归途中的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病死于常州。
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等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
他讲自己书法创作过程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
”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
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莫测。
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
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
黄庭坚在他的《山谷集》里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
明董其昌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传世书迹有《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
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后世称他黄山谷，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北宋诗人，书法家。
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进士。
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为宰相实行新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
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虽然没有积极参加，但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耒、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
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
黄庭坚的书法擅行、草书。
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
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
《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
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
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
其后又得张旭、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著名的书迹有《松风阁诗》、《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
米芾（公元1051-1107年）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
祖籍山西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
因他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
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官”。
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尤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
他少时苦学颜、柳、欧、褚等唐楷，打下了厚实的基本功。
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去拜访求教，东坡劝他学晋。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开始，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
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
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这样说道：“余初学，先学写壁，颜七八岁也。
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其紧结，乃学柳《金刚经》。
久之，知其出于欧，乃学欧。
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摩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
久之，觉段全泽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宫，《刘宽碑》是也。
篆便爱《咀楚》、《石鼓文》。
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
”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笔法、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芾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
米芾未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后当上书画博士，饱览内府藏书，熟谙千载故事，古人得失，如数家珍。
米芾以书法名世，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
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皇帝询问书法，米芾自称自己是“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
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
从现存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无怪乎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
”又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
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
非但不愧而已。
”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
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
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
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蔡京（公元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北宋熙宁进士。
徽宗时被提拔为尚书左丞右仆射，权重一时。
后屡被罢官又屡次复出，几上几下，曾四秉国政，为四朝元老。
蔡京擅权期间，由于倡行“丰亨豫大”之说，不顾国家实情，片面追求高消费，人为地制造“物庶民丰”的假象，导致国储一空，引发了宋朝历史上悲惨的“靖康之变”，致其声名狼藉被天下人列为“四大奸臣”之首。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
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
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
”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
”蔡京问：“其次呢
”米芾说：“当然是我”。
蔡京的书法作品虽然传世不多，仅有《节夫帖》、《唐玄宗鹘鸰颂跋》、《十八学士图跋》等帖，但从所能见到的这些作品中，亦可窥见他书法艺术的全貌。
如《十八学士图跋》，点画清晰，爽利犀练，雄浑矫健，结字奇巧，侧中取势，深得二王风韵，又兼具苏米异趣，用笔大胆泼辣，纵横捭阖；整体章法字字巧妙，错落有致，干净利索，字里行间洋溢着典雅律动的节奏，弥散着恬淡幽远的诗意，氤氲着疏朗清新的禅趣，堪为难得的精品佳构。
蔡京的书法豪健洒脱，舒展飘逸，张弛有度，极为耐看，十分养眼,其艺术成就之高，在北宋罕有比肩者，不失为一代宗师。
说到这里，也不得不提提蔡襄了。
蔡襄（公元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
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过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
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
蔡襄为人忠厚、正真，讲究信义，学识渊博。
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
最推崇他的首数苏东坡、欧阳修。
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更高：“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
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
”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曰：“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
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
” 《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
”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
”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
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
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
’” 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 “忘归石”、“国师岩”等。
然而，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
仅以书艺而论，蔡京确实好于蔡襄，蔡襄书法承袭前人，过于拘谨，是尚法书风的余绪，而蔡京则勇立潮头，锐意创新，是尚意书风的主力，故生动多姿，更见性灵。
正如启功先生所评：“北宋书风，蔡襄、欧阳修、刘敞诸家为一宗，有继承而无发展。
苏黄为一宗，不肯接受旧格牢笼，大出新意而不违古法。
二蔡(指蔡京蔡卞兄弟)、米芾为一宗，体势在开张中有聚散，用笔在遒劲中见姿媚。
以法备态足言，此一宗在宋人中实称巨擘。
”故宋四家之“蔡”当是蔡京。
其实，艺术和科学技术一样是无“阶级性”的，我们应以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历史上“有问题”的书家，如以宋宗室仕元的赵孟頫、明末清初以明大臣降清的王铎，与蔡京相似的还有南宋秦桧与明代严嵩。
我们不能因其在“政治上”的问题而否定其在书法上创造的成果与对书法的贡献，人“有罪”，他们创造的艺术无罪，“消灭敌人而收缴其武器”才是正确的态度。
宋代哥窑那时的字怎么写的
不是，宋代哥窑没有青色的，而且这个造型，宋代是没有的，这个碗太新了，是仿的，但是仿的很像，我好像隐约看到了一些冰裂纹，那可是当时哥窑特有的啊
宋代，，，
[历史随笔]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
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
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
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
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
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
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
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
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一、[宋朝的经济商业]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
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
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
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
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
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
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
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
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
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
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
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
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
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
（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
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
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
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
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
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古篆体、瘦金体。
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
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
宋钱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库之宝。
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是宋钱。
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
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
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
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
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
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形式。
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
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
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
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
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
其施用愈来愈广泛。
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
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
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
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
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
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
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旧造新换旧。
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
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
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
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
商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
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
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
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
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
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
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
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
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
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
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
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
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
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
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
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
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
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
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
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
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
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
（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
）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
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
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
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
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
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
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
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
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
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
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
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
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
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
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
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
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
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
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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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
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
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的悲观绝望。
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后，大量北方、中原人民迁移到南方。
全国精英云集杭州。
使南方更是繁荣起来。
迁徙的人们怕后代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处，发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
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仅二十万户，公元1274年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户。
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迁人口。
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
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二、[宋的科技技术]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
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
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
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
宋瓷神韵文明与大众文化巧妙的融合与统一。
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
宋瓷的各种窑类造法制造出来的瓷器品种层出不穷。
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
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
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
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名窑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
宋时中国的大众丝绸工艺从实用化走向细腻化精密化。
宋朝的丝绸，超乎寻常的先进。
非常尖端的织机，包含1800个活动的构件。
各种绣法让中国的丝绸更艺术化、更美学化。
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
有的农民也穿上了丝绸。
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三[宋朝的政治民主]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
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
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
不准对公卿辱骂。
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
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
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
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
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
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
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
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
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
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
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
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
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
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
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
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
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
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
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
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
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
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
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
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
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
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
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
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
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
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
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
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
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
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
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
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
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
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
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
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
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
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
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
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
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
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
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
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
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
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
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
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
每里巷须一二所。
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
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
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
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
录取比例在3%--6%。
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
初进太学在外舍学习，一年以后学习合格者进入内舍在学习两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学习。
在上舍再学习深造两年，考试合格者毕业。
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
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五百多万贯。
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
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
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
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
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
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
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
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
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四[宋朝是文化艺术]宋朝是个群星汇粹的年代，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
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断的涌现了。
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
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
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
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
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重要的是宋朝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贫苦。
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单身家庭出身，自幼贫寒。
范仲淹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
范仲淹从小生活极其艰苦，喝粥度日苦读。
欧阳修年少时家里买不起笔纸，他母亲用芦秆画地教他识字。
最终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国之栋梁。
范仲淹、欧阳修或许命运相近，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
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都是欧阳修培养扶植起来的文化大家。
苏轼又培养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陆游是曾巩的学生，陆游、辛弃疾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交往聚会组成了文化沙龙、文学俱乐部。
宋朝民间涌现了许多的文学社体，总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
宋代涌现许多著名画家主要有范宽、郭熙、赵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
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画的博大与意境
宋代山水画家人才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与刘松年共称南宋四家。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
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
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
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
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
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
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
《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
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
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
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
但现在只留存的一小部分。
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
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
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
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
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宋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
不仅使神韵文明向绝对化发展，还使平民文化发展起来。
戏艺，有滑稽剧、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等。
其中杂技就有上百种。
宋人小资情节严重，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抒发那种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
宋词体现了宋朝稳定的政治局势、繁荣丰富优越的社会生活。
娼妓业的兴盛起源于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
宋代的娱乐业则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
宋代的“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妓”。
大部分可以买艺不买身。
她们大多数相当于现代的文艺工作者。
她们一般都是才貌双全的，有的人对琴、棋、歌、诗、书、画、等有很深造诣的，有的可以称上是那个方面的艺术家了。
“官妓”是最为人们仰慕。
她们不只是相貌出众，还非常有才华的。
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非常出众超群。
现在的演员明星、或从事文艺工作的女人都难以比上她们，因为以前的红楼女子是从小培养、不断的熏陶出来的，而现在的一些演艺界女士，长得漂亮点只上两年学就有可能成为明星……可以说一个宋代的名妓，要比现代的女明星强不少。
茶文化是在宋代时才达到艺术的境界。
宋朝的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茶，而是茶饮料。
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要加各种作料的茶。
这是有无数种喝法的茶饮料与茶文化，遗憾的是像宋朝大多数的工艺、文化一样没有遗留到现在。
宋时已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
宋还有斗茶之风。
蔡襄在《茶录》中介绍建安斗茶，特别推重当地所产的一种半发酵的白茶。
宋人用各种漂亮的、精致的瓷碗的饮茶，其中兔毫盏、天目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具。
民间根据兔毫盏色泽的微妙不同又分称“金兔毫”、“银兔毫”。
宋代茶盏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
“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
”“矮纸斜行闲做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
宋朝的诗歌里就时常渗透着茶文化。
“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于霞。
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
”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也写出这么悠闲具有小资情节品味的品茶诗。
宋徽宗《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
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的文化。
玉文化是在宋时开始流向民间的。
由于宋徽宗对玉器的过分喜爱。
导致玉器在宋代空前发展，世俗化倾向的玉雕空前发达。
宋的玉器玩味大增，礼性大减。
宋代出现了玉雕市场和专门贩卖玉器的商铺。
市民成为玉器的玩赏者、拥有者。
佩带玉器受到广大的市民阶层及文人墨客所追捧流行。
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铜器、金银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笔墨纸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
这些都表明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
虽然宋代开始纸质明器、陶俑日渐衰落，但也有陶俑出土而且有的造型奇特美妙，有人首鱼身的“仪鱼”、人首鸟身“观凤鸟”蛇体双人首的“墓龙”，这表明宋的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用纸器祭祖之风一直留存至今……宋代的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深远的影响到渗透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现在使用广泛的宋体字就是宋朝创造出来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因为什么
因为宋朝是文化艺术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