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廉政教育
教育是加强党风廉设、预防腐败现象发生的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
地税部门是国家的经济执法机关，与经济打交道，如何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把工作做到前面，赢得主动，积极构建地税干部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一直是笔者思考的问题。
现结合地税工作实际，就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廉政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只有三管齐下，多头并举，反腐工作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能够治国兴邦，为民造福，用之不慎，即可身败名裂，祸国殃民。
地税部门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财力支柱，承担着“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光荣使命，代表国家行使税收执法权，直接面对和接触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廉洁不廉洁、自身公正不公正，从小处讲影响着地税形象、损害自身利益，从大处讲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如果对腐败问题不能有效加以防范和惩治，整个干部队伍就不可能做到依法治税，税收不可能实现“应收尽收”，“人情税”、“关系税”会不断蔓延，税款就会流失，也就难以承担起地方税收征收的重任，最终影响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加强廉政建设，在新时期更是势在必行，任重道远，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保证地税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才能有效地提高地税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高效率的“政令畅通”，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和对地税工作的各项要求。
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地税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源头防范意识不强，教育流于形式，监督力度不够，责任追究不到位等现象，导致少数地税干部法纪观念淡薄，廉洁自律意识不强，为税不廉、以税谋私行为和违法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少数同志大局观念不强、工作本领不高、服务意识较差，个别办税服务窗口“生、冷、横、硬”服务态度和纪律涣散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影响了地税部门的形象。
剖析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管理不到位是这些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重视程度不够。
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认识不高，重视不够，缺乏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不能够着眼长远；有的干部对是非的评判存在模糊甚至是错误认识，片面认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对象和教育重点是领导干部；有的干部对党政廉政学习教育不感兴趣，自觉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教育图形式，走过场，总是借口各种原因逃避学习接受教育，严重影响了廉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二）内容缺乏创新。
党风廉政教育缺乏工作创新，教育内容脱离实际，针对性不强。
不能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预见性的开展廉政学习教育活动。
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的性质、理论等与文化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而是生搬硬套，就廉政抓廉政，就文化抓文化，使廉政教育变成了空洞无物的口号，感染力不强，缺乏教育亲和力。
（三）重点不够突出。
没有对廉政教育考核对象进行合理分类，本来是重点教育对象的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则成为教育考评盲点。
即：充当教育者多，被教育者少，充当考评者多，被考评者少，致使一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淡化。
（四）制度落实不力。
党风廉政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有些同志对制度规定熟视无睹、漠然处之，使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人为因素在税收管理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如税额核定，发票管理、纳税评估等，都赋予工作人员一定的权利，而在这些方面监督制约的机制不够健全，约束相对无力。
（五）监管范围不广。
在工作中对税务干部的办税、执法程序各环节的过程监督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每季度都在开展合二为一的执法监察和执法检查，但是，有部分检查人员出于完任务和应付状态，怕得罪人，避重就轻的找点小事敷衍了事，经不起上级部门的复查。
此外，地税干部的“八小时之外”的行为监管还存在漏洞，给个别私欲膨胀的干部留下了空档和可乘之机，导致了“吃拿卡要报”等为税不廉行为和收“人情税”、罚“人情款”等现象。
（六）惩处力度不严。
惩处违法违纪行为“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目前对于腐败问题普遍存在一种不正常心理，认为一些小节问题算不上腐败，见怪不惊，不值一提；发现问题想方设法遮掩，“家丑不可外扬”，内部做无关痛痒的消化处理，一旦发生“质变”，追悔已晚。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法的措施办法廉政教育工作是一项细活实活，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具有阶段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相对比较“虚”，比较“软”，比较“抽象”。
廉政教育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反腐倡廉建设大局。
为此，我们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更要深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构建起一种全方位、立体式的廉政宣教大网络，确实增强廉政教育实效，形成人人思廉、倡廉、养廉的廉政文化氛围，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加强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的重要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构建廉洁执法防腐防线，我们应从干部的自身思想实际抓起，通过各种形式的灌输、渗透、潜移默化影响干部思想行为，增强干部拒腐防变、分辨是非的能力，促使养成乐受监督的习惯。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党员干部走上违法违纪道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思想根源上“想腐败”。
因此，要把握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针对地税干部的思想状况，创新教育方式，丰富教育内容，保证教育覆盖面，使教育真正入耳入脑入心。
一是抓好经常性教育，做到宣有常规，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
在教育对象上，要坚持普遍与个别相结合，重点突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人员；在教育内容上，要根据干部所从事的工作，履行的职责来确定教育内容，要结合实际加强理论学习，加强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党风党纪和廉洁自律教育，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引导干部算好“六笔账”；在教育方式上，要把党风廉政教育纳入党委中心理论组学习内容，纳入干部培训课程，通过政治学习、上党课、学习报告会、廉政演讲、读廉书等多种形式提高干部廉政意识。
二是抓好“两面性”教育，做到学有典型，增强教育的示范性和警示性。
警钟长鸣，防微杜渐，是反腐败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方面，要按照典型教育目标，注重学习、发现和培植身边的先进典型，使地税干部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充分利用正面教育引导人、鼓舞人；另一方面，也要用反面典型教育人、警示人，充分利用发生在身边、实实在在、足以能够触动感官神经的违纪违法案件，以案说法，让干部在思想上、心灵上感受到震慑，深入剖析其踏破道德防线、僭越党纪国法界限的蜕变过程以及“一人不廉，全家不圆”的严重后果，起到“廉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不断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拒腐防变能力。
三是教人者自己首先应当自觉遵从。
政治学习、思想教育的组织者，惟有身体力行，带头实践党的理论，做廉政纪律的模范执行者。
才能使群众信服，使群众自发遵从。
（二）加快制度创新和机制完善，切实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人管人，管不好人，用制度管人才是根本。
当前，腐败问题多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不完善、管理不严格、落实不到位，为腐败滋生留下缝隙。
要想筑牢反腐倡廉“防火墙”，最终还是要从制度上落脚，要在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上对症下药，在制度的执行上落好脚。
不仅是静态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动态的预防，针对权力运行的薄弱环节和腐败多发易发的部位，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完善约束机制，增强制度实效，从源头上推进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一是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总体要求，进一步完善征管业务流程、责任区管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管理等制度，提高征管业务规范管理水平；要健全和完善内控流程，把预防腐败要求寓于地税机关内部管理和税收执法监督的各个环节，使惩防体系融入干部管理的全过程；完善岗责体系，明确职责分工，优化监管流程，既要进行权力分解和制约，又要确保各环节的衔接，进而形成严密、高效的监督考核办法，逐步建立统一的对税收执法行为各环节进行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日常监督机制；要对行政执法中的法定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梳理、分类，结合工作实际从源头上减少自由裁量的选择空间，切实解决执法随意性问题；要结合岗位职责，强化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查找岗位风险点，制定相应的岗位廉政行为规范，有效地杜绝管理漏洞，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内部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二是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决策制度，全面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和个人说了算；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把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原则，健全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防止用人失察。
三是进一步完善财物管理制度。
进一步加强对经费使用、政府采购、基建项目等工作的跟踪审计管理，规范和约束财务运作，严格审批权限，明确管控责任，成立专门机构对重大资金运作、重大项目采购、重要行政许可、处罚项目等事项进行集体决策，防止决策失误。
努力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
（三）加大监督制约力度，提高监督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要把科学配置权力和有效监督结合起来，改进监督方式，加大监督力度，强化过程监督，形成严密的监督网络。
纪检监察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要大胆监督，敢于监督，勤于监督，加强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监督。
一是必须要按照科学设岗，责任到人，量化考核，易于操作，责任追究，严格奖惩的思路，建立“两权”监督制约目标管理体系。
建立详实的岗责管理体系，将职责落实到每一个部门，明确到每一位税务干部，建立起一个“谁的职能谁行使，谁的责任谁负责”的有效运行机制。
二是要不断完善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勤廉公示制度、谈话和诫勉制度、任中和离任审计制度等一系列党内民主监督制度；要在构建纠、评、建机制和建立党风廉政监督员等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加大信访和舆论监督力度，把权力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的信访举报，投诉处理、行风评议、风险防控管理等功能，不断增强权力行使的公开透明度。
三是定期邀请特邀监察员、党政领导、基层党员、纳税人上门座谈“挑刺”，有效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把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作为推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开展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采取进户走访、问卷调查、明察暗访等形式，促进依法行政。
通过公开办税，阳光办税等多种形式，使外界了解和熟悉税务机关的内部设施和工作分工，了解税务业务的流程和作业方式，对群众反映的廉政和纠风问题，做到件件有回音、件件有反馈。
四是抓紧行风建设，以宣传教育、学先进树榜样、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全面评估作风、行风建设，让全体干部职工对照上级要求，对照先进单位查不足、找问题，通过对近年来工作、纪律执行情况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全面检查和严肃认真的自我查找，归纳总结.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坚持认真整改。
发现的问题不整改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究不严格不放过。
在此基础上，加大明查暗访力度，严查违纪违规问题。
（四）实施延伸管理和监督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
对税务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督，不能仅仅局限于上班的八小时以内，还要延伸到干部的全部生活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税务事务的办理过程中，还要延伸到日常事务的操作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税务干部自身，还要延伸到税务干部的家庭中，包括干部的妻子、儿女、直系亲属。
应当大力提倡家庭助廉，纵观许多发生问题的高官，绝大多数与“内助”、亲人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小环境的“干净”与否，对干部自身有着十分重大的牵制作用。
因此，筑牢干部的思想防线，也离不开对干部配偶、子女的教育。
一是不定期召开家属座谈会，通过学习文件、通报案例，报告工作等内容，使干部的亲人增强法律观点，开阔眼界，提高觉悟。
形成内外协作，整体联动，共同营造廉政建设的氛围。
二是加强地税干部大事申报事项，加强节假日前以及婚丧嫁娶等的预防教育工作，真正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五）突出地税特色，切实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历来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预防廉政事故的一剂良药。
要坚持以人为本，把阵地建设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切实抓好廉政文化建设的“固本强基”工程。
要结合地税工作实际，坚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为切入点，提高地税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廉政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渗透、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健康向上、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的文体系列活动，借助机关文化生动、灵活的特性，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和引导干部职工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使广大干部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感染和教育，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收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一是预警式教育。
实行廉政提醒制度，设立提示牌，定期进行廉政格言警句的提示。
在办公楼区域装帧各式廉政格言标语牌，建立一条干部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廉政文化走廊”。
在局域网站上建立廉政格言警句库，供地税干部学习和警示。
每逢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更应提醒地税人员“结合开展廉政文化教育活动，加强自身监督，牢记廉政纪律”，预防“节日病”的发生。
二是报告式教育。
每季听取一次形势教育、廉政建设专题报告，每半年组织一次纳税人问卷调查，每年组织一次执法人员向纳税人述职述廉、领导干部向广大干部职工述职述廉和民主评廉议廉活动，积极主动地接受内部干部职工和广大纳税人的监督，把反腐倡廉教育与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结合起来。
三是自警式教育。
让每一位地税干部职工写一句自己认为最能体现岗位职业特征的廉政警句或格言，制作成铭牌置于办公桌上，时刻提醒自己；将收集到的格言警句编印成小册，发放给社会各界以及广大纳税人，或者放置在各办税服务厅（点），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组织廉政歌曲比赛活动,促使广大税务人员学唱廉政歌曲，对照歌词，自警自励，防微杜渐。
四是感悟式教育。
定期组织地税干部参观监狱，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召开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观看廉政影视、电教片等，从正反两方面，剖析典型案例，吸取经验教训，使大家从中接受教育、吸取教训、感悟人生，树立“廉荣腐耻”的精神理念。
五是网络式教育。
充分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资源优势，设置并开辟“廉政论坛、古镜今鉴、勤廉风范、漫画警言、反腐案例”等栏目，为地税干部学廉论廉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六）要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形成严格分明的奖惩机制。
预防和惩治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项重要工作，进行有效预防本身就要求实行严肃惩治，而实行严肃惩治又有利于有效预防。
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
一是不断加大考核力度，巩固和扩大党风廉政教育成果。
党组要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将反腐倡廉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规划。
建立健全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
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行一岗双责，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行政执法过错追究责任制等一系列责任制度；二是加大查办案件力度，使广大地税干部受到教育。
一方面，要以解决纳税人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严肃查处为税不廉、违规执法等行为，坚决防止和纠正损害纳税人利益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严格责任追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不仅要坚决查处地税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而且要严肃追究疏于管理、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责任，真正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努力把地税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是按照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除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改力度，更要加强对系统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最大限度地预防执法过错的发生。
对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决不手软。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纪律的刚性，产生震慑作用，最终达到减少和遏制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
因为“正确的方向而成功”的名人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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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0字左右。
1、林肯是美国人心目中，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
美国人都认为，从来没有比林肯讲话所用的字句更优美的了 !他所写的散文，有人曾这样歌颂过：“竟橡音乐一般的悦耳!”随便举个例子吧：他在第二次总统(连任)就职演说中，曾说了这么一句名言： With malice towards none，with charity for all．(勿以怨恨对待任何人， 请以慈爱加给所有的人!)”说起林肯，谁都知道地父亲是一个庸碌无为而且目不识丁的木匠。
他的母亲也是平庸的家庭主妇。
那么林肯怎么会有运用文学的特别天才呢?人们一定会想林肯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吧!其实不然，不少美国人都知道：林肯所受的教育是“极不完全的”，他一生只讲过不满一的的学校．他被选为图会议员后，自己也曾对众人承认过。
那么谁是林肯的老师呢?我告诉你们吧，在肯塔基州森林地带有数位巡游的村儒学究，曾无意地帮助林肯得到长进。
要不是林肯青年时代的环境太恶劣，也许林肯的成就要更人一些呢!林肯的教师还有伊里诺州第八司法区的许多人。
他曾每天和许多农夫、商人、律师、讼棍商 讨着国家大事、世界之事，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的知识和道理。
林肯成功的秘诀是：“每个人都可能做他的教师”。
启示林肯这样著名的伟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关键在于他能虚心好学，善于向每个平凡的人学习，“每个人都可能做他的教师”，这就是他成功的秘方。
这与二千多年前我国的孔夫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多么相同啊! 我们从事任何一种事业，都必须努力学习，学习别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
努力学习，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发掘潜能，才能不断进步，达到预订的目标，迈向成功2、《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
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
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
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
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
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
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
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
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
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
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
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
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
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
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
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
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
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
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
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
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李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
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
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
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
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
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
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
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
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朱元璋放牛读书》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
《柳公权戒骄成名》 柳公权从小就显示出在书法方面的过人天赋，他写的字远近闻名。
他也因此有些骄傲。
不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没有手的老人，竟然发现老人用脚写的字比用他手写的还好。
从此，他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勤奋练字，虚心学习，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匡衡凿壁偷光》 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
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
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王十朋苦学书法》 王十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可是书法却不如人意。
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
终于，宝印叔叔的指点下，他终于悟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名大书法家和文学家。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
王羲之每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
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
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
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车胤囊萤照读》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囊萤照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你一定会明白。
《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张三丰创太极》 张三丰，名全一，又名君实，号三丰，又号元元子，因不修边幅，又名张邋遢，辽东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南）人，明朝英宗时被封为“通微显化真人”。
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当时曾经广泛流传于民间，甚至把他看成了神仙。
我们大家都知道太极拳吧
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就是柔中带刚
你知道张三丰到底怎么创造的太极拳吗
本片要说的，正是这个故事。
《诸葛亮喂鸡》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三国时期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如果你看过《三国演义》，肯定不会忘记诸葛亮。
至今，诸葛亮的智慧一直被后人所传颂，许多人甚至把他当作了智慧的化身。
可是你知道吗，在诸葛亮的小时候，为了上学，发生过一些故事，好玩极了
《玄奘苦学佛法》 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1 理想不是一只细磁碗，破碎了不有锔补；理想是朵花，谢落了可以重新开放。
2 理想就在我们自身之中，同时，阴碍我们实现理想的各种障碍，也是在我们自身之中。
3 理想是力量的泉源、智慧的摇篮、冲锋的战旗、斩棘的利剑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
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
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
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
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
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1,贝多芬拼搏成长 大作曲家贝多芬小时候由于家庭贫困没能上学,十七岁时患了伤寒和天花之后,肺病,关节炎,黄热病,结膜炎等又接踵而至,二十六岁不幸失去了听觉,爱情上也屡遭挫折,在这种境遇下,贝多芬发誓要扼住生命的咽喉.在与生命的顽强拼搏中,他的意志占了上风,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的生命之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了.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
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
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
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
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大家怎么看恩格斯反对婚姻制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
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对婚姻家庭道德的历史性、婚姻的基础及其道德性、资产阶级婚姻家庭道德的虚伪性和堕落性、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两性平等与妇女解放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释。
由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的经典之作。
细读此书，并厘清哪些是婚姻家庭伦理问题上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否存在着需要结合我国当前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以及在哪些问题上我们对其观点存在着应当澄清的错误理解，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道德观，从而促进和谐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唯物史观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1](P2)这清楚地表明，唯物史观是贯穿《起源》全书的一条理论红线，也是我们正确把握恩格斯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本原则。
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坚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看待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期婚姻家庭领域的道德问题，认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道德有着各自的特殊内容和形式，并对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论离婚法草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对两性关系的本质、爱情的道德基础、原始社会的婚姻关系及其道德评判、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进行了阐述，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基础。
马克思晚年认真研究了摩尔根关于家庭形态与亲属制度关系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撰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
事实上，恩格斯将写作《起源》一书看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马克思的遗愿。
在写作过程中，他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注，并补充了大量的材料，从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中的道德问题。
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婚制、专偶制。
他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家庭从最早的群婚制发展到专偶制的过程，揭示了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并对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家庭关系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分析。
恩格斯反对完全以现代社会的道德评判标准去理解野蛮时代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认为“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
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一片混乱。
”[1](P31)对于专偶制婚姻家庭，恩格斯一方面肯定它的产生是人类婚姻家庭史上的一大道德进步，因为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1](P67)。
与此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尽管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1](P63)，相反，如同“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一样：一方面是专偶制，另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
[1](P64)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婚姻自由”的虚伪性，他指出，无论当时资产阶级中天主教还是新教的婚姻缔结方式，“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
”[1](P69)所以，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的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其“婚姻自由”也只不过是停留“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1](P79-80)。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与以往私有制条件下的专偶制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
因此，“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
”[1](P70)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必然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简单地对其进行道德评判。
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对两性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的阐述，同样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他通过回顾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史，指出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
在恩格斯看来，“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
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1](P45)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妇女的地位逐渐低落，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1](P54)由此，在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发展过程中，两性的不平等日益加强，“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而社会对两性的道德评价标准也大相径庭，“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
”[1](P73)而且，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1](P72)。
因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1](P72)由此，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1](P162)不难发现，在上述论述中，恩格斯同样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男子具备了支配妇女的物质基础，是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私有制条件下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妇女解放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婚姻家庭关系及其道德评判、爱情的本质和婚姻的基础及其道德性、婚姻自由、两性平等与妇女解放等问题所作出的科学阐释，始终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基础之上的。
今天，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仍然有助于我们历史地看待我国婚姻家庭道德的发展，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婚姻家庭关系，并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
二、与时俱进地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婚姻的基础及其道德性问题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分析了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基础及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强调专偶制将随着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而不断完善，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婚姻的缔结和家庭的建立要以爱情为基础，并且，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恩格斯指出，在群婚制和对偶制的条件下，现代的爱情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
因此，“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
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1](P74-75)私有制条件下的专偶制尽管为现代的性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在阶级社会，这种可能性却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
”[1](P77)也就是说，私有制条件下男女的结合仍然是以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也往往由此演变为一种交易。
针对这一问题，恩格斯形象地指出：“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
”[1](P77)因此，无论是封建制度下对婚姻自主的公开否定，还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婚姻自由”，其实质都是私有制条件下剥削阶级道德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反映。
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婚姻的缔结是以双方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关系完全是以财产关系和金钱关系为转移的。
而在剥削制度消亡后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以后，对人们选择配偶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相应地被消除。
正如恩格斯所说，到那时，“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1](P81)同时，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
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这就消除了在今天“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
[1](P74)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两性的结合“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P80)。
因此，恩格斯认为爱情和婚姻的真正统一，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换言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也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应当看到，经典作家强调共产主义制度下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其前提条件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相应地消除对人们选择配偶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和道德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两性的结合自然除了相互的爱慕不再有其他任何动机。
但是，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前提条件显然尚未具备。
这种现实背景上的差异，要求我们对经典作家“爱情是共产主义社会婚姻的唯一基础”这一论断做出与时俱进的理解。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伴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成员思想素质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广泛地参加各种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逐渐趋于与男子平等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些都为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婚姻奠定了基本的社会条件，也使得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中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也应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有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有了很大的增长，思想道德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上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与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水平差距更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传统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加之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强化了人们的谋利冲动。
因此，经济利益依然是对人们选择配偶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这也决定了爱情无法在现阶段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言，爱情是“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而这种“相互倾慕”的感情的产生、维系、加强和巩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制约，并受当时政治、道德、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爱情是婚姻的主要基础而不是唯一基础。
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婚姻基础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对人们择偶和婚姻的观念与行为作出客观的道德评价。
诚然，对于那种完全以金钱、地位、权势等因素作为婚姻的基础，而不包含爱情因素的婚姻，理应作出否定性的道德评价。
但是，对于人们在择偶时从婚姻关系的长久和婚姻责任的履行出发而适当考虑经济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地位、外形体质等因素，则不应作出完全否定性的道德评价乃至道德谴责。
三、正确理解“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1](P81)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相继出现的关于婚姻基础、离婚、第三者等问题的诸多争论中，这一论断就时常被用以证明离婚的“合道德性”，甚至转化为“继续维护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从而成为对婚姻、家庭关系上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理由。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论断也是20世纪80年代婚姻法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依据的主要理论支撑。
事实上，对于恩格斯的“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一论断，我们不能离开其阐述的语境而做出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全面而深入地解读《起源》一书，可以看到，恩格斯是针对以经济的考虑为转移的“片面的专偶制”而提出这一论断的。
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这句话之前的大段表述：“专偶制完全肯定地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
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专偶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专偶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
”[1](P81)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才提出了“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一论断，并指出“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1](P81)。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的论断，仍然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而将打破专偶制所造成的“婚姻的不可解除性”视为一种道德进步。
并且，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需要结合恩格斯在前文中所指出的，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造成的财产关系后，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在“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当“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的情况下，自然也就可以得出“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样的结论。
不过，正如前文述及，恩格斯强调“爱情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的前提条件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相应地消除对人们选择配偶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和道德因素。
但是，恩格斯所设想的这种完美的、道德的婚姻关系并未实现，现实条件下经济利益依然是对人们选择配偶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爱情也因此无法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易而言之，现实中婚姻关系的产生并非恩格斯所论述的以爱情为唯一基础的婚姻类型，“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一论断的逻辑前提“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尚未满足，恩格斯在这句名言中以“如果”进行的前提假设并不成立。
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的推知，婚姻的离异当然也不能以爱情是否存续作为道德评价和法律执行的唯一标准。
从我国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以后的司法审判实践也可以看出，这一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科学性、法理性及对婚姻家庭道德的导向性都明显不足。
事实上，如果我们更加全面地解读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对离婚问题的阐述，则不难发现，他一贯明确反对在离婚问题上的轻率行为。
1888年，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谈到离婚问题时指出，“每个丈夫会发现自己妻子的某些缺陷，反之亦然，这是正常的”，夫妻双方应相互谅解，“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只有在考虑成熟以后，只有在完全弄清楚必须这么做以后，才有权利决定采取这一极端的步骤，而且只能用最委婉的方式”。
[2](P107-108)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如果有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他就必须抑制这种本性，否则就会“使他和别人陷在无休止的悲剧冲突之中”。
[2](P98)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对婚姻家庭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行为持反对态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用“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来证明离婚的“合道德性”，是婚姻家庭伦理问题上附加在恩格斯名下的错误观点。
彻底澄清这一错误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恩格斯的婚姻家庭道德观，并以此为指引，促进和谐社会背景中和谐两性关系与和谐家庭关系的构建。
急需要罪犯改造格言
铁窗外的天空依旧明净 风雨后的世界仍然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