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何面对疾病
基督徒如何面对?这是我们应当的事，因为基督徒也病，特别是患大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和战胜疾病。
一、要明白疾来源在圣经中，我们最少能看见以下几个生病的原因：1、神的管教：这一种的病是因为信徒犯了罪，不肯悔改，或者是恋慕罪恶。
因著这个，神就用病来管教信徒。
如：神以疾病来击打、管教犯罪的米利暗(民12：1-16)。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混乱神的圣餐，所以就有好些患病甚至死的人。
(林前27-30)以及大卫的儿子夭折(撒下12:15)也是来自神的管教。
2、从撒但来的攻击：如：约伯生病;彼得岳母的病都是从撒旦而来的攻击。
撒但攻击信徒的目的，就是叫信徒多生病，身体软弱，失去信心，离弃上帝。
3、为著神的荣耀：神藉信徒生病得著荣耀;如：拉撒路。
(约11:1-40)生来瞎眼的人(约91-4)。
所以有时我们会生这样的病。
4、为著神要赐给我们恩赐：我们如果自己生过病，就会体贴别人、也会很忍耐的服事生同样病的人了。
5、为要保守信徒不骄傲：如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林後十二7)。
6、天然方面的：这种病是自己造成的、是天然的，如暴食暴饮，酗酒等，或天气冷了不穿衣服就会感冒，吃得不小心，肚子会痛，或年纪老迈，身体机能衰退等引起的疾病。
患病是痛苦的事，当信徒一有了疾病，第一要紧的就要自己省察、默想，要把原因找出来，如果原因找出了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医治。
即使不知道那病的原因，无论什么病，我们都当祷告，神也要因着他的怜悯医治我们，或者为着他的荣耀医治我们。
二、要用信心祷告基督徒凡事祷告，生病时肯定也要祷告，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
有病要祷告神，因为神是“医治你的”。
(诗103：3)神是全能的神。
耶和华拉法。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出15：26)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路18：27)有许多人祷告了，仍不得医治，是因着没有信心，所以祷告必须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因为《圣经》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为自己的疾病祷告，或为别人的疾病代求，都当出于信心，没有信心的祷告，是得不到应允的。
即使有时信心祷告，神没有医治，也要顺服神的旨意，相信有神美意。
如保罗为自己的疾病祷告。
求神医治，但神却对他说，神的恩典够他用。
因此保罗清楚知道，存留在他身上疾病有神美好的旨意，同时他的疾病没有妨害神的工作，也没有减少他所度的年岁，并且更使主的能力显大，使神的名得荣耀(林后十二7～10)。
而且在圣经中，我们看见神的医治渠道，并不是只有祷告一条，圣经中有许多祷告之外的医治事例，如：乃曼的病(王下5:8-14)， 希西家王的病(王下20:7)， 以色列百姓的病(民21:8-9)， 以弗所人的病(徒19:12)等等，都是祷告之外得医治的，非常的奇妙，表明神的医治方法是多样化的。
并且主耶稣也赞同人病了应当求医看病，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虽然主耶稣自己曾用神迹医好了许多病人，但他并不反对人当医生，也不反对人求医看病，而是要求所有病人要就医治疗，因为医生、药物是神设立赏赐的，是为病人服务的。
所以基督徒有病应该去医院就诊，吃药、打针也是必需的。
冷了要穿，饿了要吃，渴了要喝水，同样人病了要吃药打针，减轻病痛，如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保罗让提摩太用“药酒”，也证明在有胃病时就应该用药。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提前5：23)中国著名的传道人宋尚节，一生曾藉着祷告使许多人的疾病得医治。
当他自己躺在病床需要动手术时，他不愿做手术。
另一位著名传道人王明道去看望他，劝他接受手术时，曾引用主耶稣所说的病人需要医生的话，于是宋尚节顺服了神的道，接受了做手术。
所以有医疗条件的信徒不可放弃治疗，但医治的同时也要坚持祷告，治疗与祷告并行，亚撒王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了病，《圣经》清楚地写着他不求问耶和华，只求问医生(代下十六11～12)。
大约病了两年后去世。
而另一个王希西家在病得要死的时候，向神祷告，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用一块无花果饼医治他，(王下20:1-7)因此当我们求问医生的同时，不要忘了求告神，求神赐好的医生，智慧诊病并对症下药;没有医疗条件的信徒或人无法治愈的顽症，可以适当用药，坚持信心的祷告，也可以禁食祷告，求神医治，因为在人无能为力时，神就开始彰显他的大能。
神迹的医治正是在人手办不到的时候，神亲手来医治病人的开始。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在神没有医不好的病，除非神许可病人归回天家。
为什么有不少人讨厌基督徒,而且现在很多作品都讽刺神?
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从传进中国开始就不愿意被中国封建文化同化，其所宣扬的自由、博爱和平等几乎刨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祖坟，所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一直竭力丑化基督教，把基督教称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把中国的基督教徒称为二鬼子、二毛子。
此外，在近代进入中国的某些传教士的卑劣行为和后来当局者对这些事件的有意夸大使许多中国人对基督教怀有抵触情绪。
其实近代许多西方传教士之所以不远千里从文明的欧美到落后的中国是完全出于他们对上帝和中国人的爱，他们对中国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有负於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麽多坏事，我们为什麽还要信他们的宗教
”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
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
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於外国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於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於历史，有负於前人和后人，也有负於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於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
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
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也会有一些对中国人抱有深刻种族偏见的人，会有一些滥用西方人所拥有的条约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的人。
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
对此，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然而，承认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有失误和不足之处，和全盘否定其在华宣教事业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一笔抹煞。
由於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
我想，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 中国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法正常地阅读和写作。
那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
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
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
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
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
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法。
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流传，影响了许多人。
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拜上帝会”的。
到1860年，大约有一百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90年增至近二百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万份。
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 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端。
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
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
马礼逊初到中国时，中国尚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堂和学校。
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於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著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1876年，还只有不到六千名学生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一万七千名。
那时候，进外国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著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儿。
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日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求的目标。
远在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国近代专业教育的先行者。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国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
而开创中国人出国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方传教士。
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容闳，他於1847年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美国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
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於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
自那以后，中国各地出国留学的人便逐渐增加。
到上世纪初，出国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医疗卫生事业 在介绍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及卫生制度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
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小型的医院。
此后他们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创办医院。
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人的切实需要。
传统的中医药，虽然在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治疗急性病和传染病方面往往毫无办法。
比如当时流行的霍乱、鼠疫、猩红热、脑膜炎、肺结核、麻疯病等，中医药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对微生物的传播特点几乎没有什麽认识。
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手段带到中国来，帮助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完全没有能力看病求医的贫穷人士。
传教士也尽可能把一些建立在生理学和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西方卫生观念传递给中国人，使他们开始形成合乎卫生学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只知道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为八路军建立战地医院，怎样不辞辛劳为中国军民治病，甚至在血液不足时为病人输他自己的血。
很少有人知道，远在白求恩医生来华之前，早已有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默默奉献，像白求恩一样不时用自己的鲜血抢救中国人的生命。
有的传教士医生在十分偏僻的隔离区建立麻疯病院，长期和麻疯病人生活在一起，想方设法为他们治病，给他们爱，向他们传福音。
那时，就是麻疯病人的亲人都不敢接近他们。
正是这些“上帝的使者”的努力，才使国人慢慢地打破了对麻疯病的盲目恐惧，建立了麻疯病也可以治愈的正确观念。
中国的近现代医学教育和医药科技，也同样发端於传教士所创办的医科大学和临床观察研究。
中国著名的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都是传教士所创办的。
我在〈基督教传教士在禁止鸦片贸易中的历史贡献〉（《海外校园》第29期）一文中提到，在鸦片贸易的初期阶段，人们对鸦片的看法就像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大多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
因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军民百姓都趋之若鹜。
而正是传教士医生，在临床观察中积累了大量鸦片毒害人身体，破坏家庭生活的资料，并在他们本国信徒的协助下，发起了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
经过他们长期的抗争，终於迫使英国政府立法，取缔了鸦片贸易。
扶困济危、帮助弱势 传教士秉承主耶稣关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太》25:40）的精神，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体切入。
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婴。
著名的“扬州教案”，就是因“传教士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这样一个恶意的谣言引起的。
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於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本已身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的几率必然高一些。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於对外国人的偏见，就认定他们在虐杀婴孩。
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民围攻内地会驻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
传教士不但收容孤儿和弃婴，而且为他们设立学校，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能力自立於社会的人。
在抗战期间，两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为了把她们所管理的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竟带著他们从山东，经过河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数千里路，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直走到陕西某地，才得到了其他传教士的接济。
也是在抗战期间，河南一家传教士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冒著自己被日寇强暴的风险，保护了在医院里避难的数百名中国难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救济灾民也是传教士经常做的工作之一，无论哪里发生洪涝灾害，流行疫病或者战争，哪里就有传教士的身影。
美国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东传教近三十年。
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 传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力。
传教士是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
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
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
后来，随著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
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
让国人直接认识真理 新教（更正教）传教士，秉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的通行语言，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
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第一位来华宣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於1807年来到中国后，由於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从事公开的宣教工作。
但他一点都不气馁，马上开始学习中文。
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於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於1823年出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长声，在他所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指出： “基督教的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在中国开始传播，这是天主教在华活动了二百多年所没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译成了。
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
”（p. 24）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传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於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
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於1840年前后完成。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
由於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於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
其中，“浅文理译本”於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於1906年出版，而於1919年出版的“官话（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
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著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建立中国教会 西方传教士也遵行主耶稣的嘱咐，为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国人施洗，并建立中国教会。
初期中国人对其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
马礼逊在开展在华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才有机会为第一位中国信徒施洗。
从此以后，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教会就这样像一棵纤弱的幼苗一般，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且日渐茁壮地成长起来。
就在1817年前后，有位印刷工出身的梁发（又称梁阿发），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也是马礼逊在文字、教育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
从这样一个卑微起点开始，中国教会在传教士的辛勤培植下慢慢地成长壮大，到十九世纪结束时，已经达到信徒二十多万人，到1927年达到五十多万人，而到五十年代初西方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大陆时，已经接近一百万。
在中国教会建立的初期，中国信徒和中国教牧人员在信仰上还不是很成熟，因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栽培、护持和指导，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缺乏独立性。
但是，随著中国信徒的信仰根基日渐牢固，教牧人员的灵命、素养，和传道、教导及牧养教会的能力的提高，中国教会便日益具有了独立独特的本土化特色。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已经有了像王明道先生所带领的教会那样，完全不依赖西方差会支持，也不需要传教士参与指导，真正坚持“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中国教会。
中国教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独立，到半独立，再到完全独立的发展道路表明，教会是上帝亲手建造的。
他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神的子民”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作盐作光”，给迷失的世人新的盼望和新的人生方向。
而西方传教士，在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我们中国人，并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上帝的教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并且非常忠实地完成了主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
对此，我们中国人理应对他们抱有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才对，而绝不应该用百般的羞辱和侮蔑来对待他们。
他们出於对上帝和对我们中国人的爱，放弃了本国的舒适生活，远离故乡和亲朋好友，来到中国，甘愿和当时的中国人过同样的艰苦生活，甚至贡献出鲜血和生命，这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
□ 作者来自甘肃省，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现住加拿大，在温哥华《真理报》任编辑。
补：基督教不是西方宗教哦，而是起源于东方，亚洲的巴勒斯坦地区（现以色列地)。
王明道的人物轶事
神造人有自由意志,你有这个意志可以选择.不信就不信呗.一家人在一起之所心和气是因为能想到一块去,一对正直的夫妻能想到一块去,一对不正直的夫妻也能想到一块去,如果那不正直的夫妻中有一个接受了福音,他就弃恶从善,可另一个还是恶的,那是信好呢?还是不信好呢?唐崇荣牧师问题解答: 马太福音十34—36：“所以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
”意思是说：和平之君到世界上来所作的工作与世界的和平观念是相反的。
耶稣叫人和平吗
是的，当耶稣叫人和平的时候，一定先产生不和，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了假和平，要变作真和平的时候，假和平中间的人有人先觉悟，有人后觉悟，先后觉悟的人就产生了不同意见的生疏，这是过程中间必然发生的事情。
简单的说，当大家都不属主而属魔鬼的时候，他们就有负负得正的果效。
你也属魔鬼，我也属魔鬼，大家一家人，鬼气很重，鬼来鬼去，大家都一样，你贪污我也贪污，不必告来告去，我们和平共处，这种平安是在罪中的偷安，是未受审判之前所享受的平安，这种平安的满足不是永恒的。
神的光一照耀，神的主权一干涉的时候，马上有一些人蒙光照醒悟过来，就产生了紧张关系，神的光神的道给你新的解释与看法，你为真理争辨时，就引起了冲突，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了。
很多人信了主，家人就把他当作仇敌逼迫他，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这句话。
但是，你被人当作仇敌，不等于说你要把自己当作他们的仇敌，所以耶稣说：“要为逼害你的人祷告，爱你的仇敌。
”耶稣并没有说：“作众人的仇敌。
”表示人逼你，你为他代祷，人仇你，你爱他，人恨你，你为他代求。
这是基督教伦理的主动性，用爱克服仇恨是伟大启发的开始，因为仇恨不能解决仇恨，爱才能引起爱的响应。
这两句话如果能够改造中国的文化，那么廿一世纪的中国就好了，中国文化是建立在报仇的连系性上，你看中国的小说，如果没有报仇的因素就写不了连篇，我打死你，你的孩子就去练功夫来打死我，我的孙子又练更高的武功来打死你的儿子，中国人的故事都是报仇的故事。
恨不能解除恨，爱才能引起爱，只有这两句话才能改造中国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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