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旷劝学翻译
一、天与不取受其咎至不行，反受其这句话的出处：刘向《说苑.谈丛》。
原句：“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意思是——上天赐与的东西不接受,反而会受到惩罚;时机到了不行动,反而会遭受灾祸。
二、作品简介：《说苑》，又名《新苑》，古代杂史小说集。
刘向编。
成书于鸿嘉四年(前17)。
原20卷，78。
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
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
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
三、社会影响：《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四、人物简介：刘向（前77一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汉高祖之弟楚元王的四世孙，西汉时文学家、经学家。
他主 张“天人感应”学说，与其子刘歆一起，为古代图书的编目整理工 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七略别录》、 《新序》、《说苑》、《列女传》等。
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
《蒙古秘史》书影。
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共九个汉字。
全书共十二卷。
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语，成于一二四零年七月。
「忙豁仑」意「蒙古」，「纽察」意「秘密」，「脱必赤颜」为「总籍」。
十三世纪前中期中国多民族文学出现了一部伟大的书《蒙古秘史》，它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
它从一二四零年成书至今，已阅七百六十年沧桑，虽然年纪已接近传说中最长寿的人－八百岁的彭祖，但仍然令人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它是一部读不透、说不尽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书。
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文学史，是一位博学的文史学者，也就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的功劳。
郑振铎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
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
这部奇书的命运，它的流布和接受的过程，也充满传奇性。
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
到明清两代，虽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
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
《四库全书总目》在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反映中原儒者正统观念和视角，包括华夷之辨的观念与经史高于文学的观念，它把此书附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此书纪年有“以鼠儿兔儿羊儿等，不以支干”的特点，又说“此依旧钞本影写，国语旁译，记元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最为详备。
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于蒇事，载篇虽存，无暇稽求。
如是编所载元初世系，孛端叉儿之前，尚有一十一世。
《太祖本纪》述其先世，仅从孛端叉儿始，诸如此类，并足补正史之纰漏。
虽词语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
”这种以单纯地寻找史料的态度，而不是以发掘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态度来对待如此奇书，实在是 绝大的误读。
应该说《蒙古秘史》是这个民族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时代，把内蕴的精力和元气转化为文字的伟大的产物，是蒙古族创世纪式的回忆、想象和纪录。
基督教《圣经》第一卷，即开头五十章，写创造天地，创造人，以及人类始祖及其最初子孙的世系，不是取名创世纪（Genesis）吗
《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这个狩猎游牧民族的“创世纪”。
是他们的起源、发生、创始的记述，是他们的Genesis。
十三、十四世纪，蒙古草原出现了不少围绕着成吉思汗勋业的英雄叙事诗，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世纪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作为伟大民族的充分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和纪录自己精神历程。
《蒙古秘史》十二卷或十五卷，二八二节，因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而驰名。
它吸收远古以降蒙古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文献，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
这部书如同许多民族最初进入文字时代都要记录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史前世系一样，如日本民族最早的书面作品《古事记》就记录他们的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帝王家谱，作于八世纪，可以和蒙古族的这部《秘史》相对应，相参照。
和《古事记》是用古汉语叙事，用汉字标音的日语记录韵文相似，《蒙古秘史》是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文本。
这也可以看出汉文化，尤其是它的史传文化对本土多民族和异域民族的巨大辐射功能。
在这种意义上说，《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充沛淋漓的创造精神与中原史传文学影响的综合结果，从中可以体验到多元文明相互撞击、相互推动和相互融合。
这是一部内涵丰富厚重，充满草原强者气息的书。
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
从而以几乎是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枝叶婆娑中，以成吉思汗军团艰难地崛起，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壮剧为主干。
它极有艺术力度地描绘了成吉思汗及其部将铜头铜臂、叱咤风云的野性和意志，他们彻底扑灭对手的战略和魄力。
《史记·周本纪》记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这从中原文化视角，隐晦曲折地透露了北方狩猎游牧民族对狼和鹿的图腾崇拜。
《蒙古秘史》中两位民族始祖的名字分别意为“白鹿”和“苍狼”，这鹿与狼缔婚，以奶汁哺育后代的故事，象征着这个富有野性强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长大的苍狼的高洁优美而又凶狠坚强的双重品格。
这个传说可以同罗马城的始祖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兄弟是被扔进河水淹不死，而喝狼奶长大的传说相媲美。
此书出现的时代与汉族地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前后，可见元明之际的东西征战和南北撞击，迸发出中华民族何等气壮山河的生命活力。
《蒙古秘史》那种大刀阔斧的叙事结构，血气蒸腾的人物品格，韵散错综的综合文体形式，本色酣畅、多用比喻、粗犷而不事雕章琢句的语言风格，都反映了一个草原狩猎游牧民族在迅速崛起时能够给文学创造增加了何等磅礴大气的力量之美。
只要我们理解到，古代农业文明与狩猎游牧文明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乃是解释中国古代文明史、甚至诸多民族的古代文明史的一个关键，此书的重大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就纪念《蒙古秘史》成书七百五十周年所作决议，称《蒙古秘史》以“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
此论殊为公允。
因此，我们举行《蒙古秘史》的七百六十年祭，乃是对中华文明为多民族共创的文明的气势之美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借一个具体的伟大个案所作的祭奠。
南宋朱熹将四书五经合称为
诸子百家中对后人影响最为深远的就属儒家了，董仲舒也曾经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思想，可见儒家对世人的影响有多广。
儒家文化中有许多经典文学，那么四书五经指的是什么呢
不妨一起往下看看。
 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
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
“四书”指四部书。
其中，、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则是中的两篇。
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着名学者朱熹。
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以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
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曾子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
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
 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
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
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编定的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
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前年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
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
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
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哦。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着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五经是指：、、《诗经》、《礼记》、《左传》。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
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
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
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
“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
“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
“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
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
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
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一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而《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