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朝的民间经商的资料（详介）
试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原因（一）试析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因 陈卫兵摘要：士人指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的而没有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
在明朝中后期，即从嘉靖、隆庆直至天启、崇祯年间，在此期间明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连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也抛弃了清高，日益世俗化，开始加入商人的行列，走上了弃学从商的道路。
本文正是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上进行探析。
关键词：明朝中后期 士人 弃学经商 社会思潮 社会风气 在明朝中后期，我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安平乐道已经不再成为士人的人格理念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弃儒就贾，成为当时商业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但究其原因，有很多种，正是在诸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使士人经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本文将从明朝中后期的历史中寻求促成士人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系列原因并进行扼要的分析。
一 特定社会下的社会思潮必定对此社会的风气和世人的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思潮有了很大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的变化，这无疑对士人的守旧心理也是一次重要的冲击。
可以说明代中后期以后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从根本上摧毁了士人的轻商的心理防线，且看明朝中后期，在社会思潮上起重要作用的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一个思想派别--泰州学派，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这一学派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
但是泰州学派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对自我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它与明代中后期因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观念的变革潮流是相一致的，并在促进这种观念变革走向深入和普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他的格物论，时称之为淮南格物。
而强调个体的生存权利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的保身爱人说，又是淮南格物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王艮认为个人与国家同等重要。
他对《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的解释很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他认为修身就是立本，而立本也就是为了修身。
由于入仕做官有时会导致害身的结果，所以王艮对做官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在保身的基础上，王艮又进一步提出爱人的主张，并把爱视作维系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他因此认为皇帝是从百姓中产生的，与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1] (p.543-544)也就是说，人与人都是生来平等的。
这与儒家传统所提倡的爱应该是有等级和差别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差异。
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背叛，也有利于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反思。
以上的所列举的王艮的保身、安身的说法，是强调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的必要性。
给了人欲以应有的地位。
其后学者对人欲有了更大的发展。
如王栋反对遏人欲，他认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圣门有用来遏制人欲的教法。
在这点上，何心隐更是大加发挥，他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2] (p.40)声色、臭味、安逸之乘于耳目鼻口四肢……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
[2] (.p.19)由此可知，他实际上把人欲与天性等同起来了，赋予了人的物质欲望以很高的地位和价值。
被称为儒教的叛逆者的泰州学派的后学李贽对人欲的价值也作了很深刻的论述。
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3] (p.4)他还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若无私，则无心矣。
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天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
[4] (p.544)其中的私是自然之理，是推动人们勤勉进取的内在动力，就是所谓的圣人，没有心中的私的支撑，也不会有所作为，所以他认为治国的人只有顺应人皆有私的自然之理，社会才能安宁。
虽然他们的目的还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但客观上扩大了世人的思维空间，有利于新旧思维的更新。
以上的泰州学派通过人欲的张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它的出现适应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追求财富和私利的社会新思潮提供了强有力地理论依据。
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士人最终摆脱儒学的束缚，选择经商提供了理论参考，成了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从另一方面，即历史上对商业的传统看法来看，以前历来的统治者和儒家都很重农抑商，将商贾置于末流和市井小人的地位而不屑为伍。
宋儒的四民之分，士、农、工、商，以士为首，以商为末。
然而，自明代以来，随着商业的发展，明代知识分子对商业和商贾的看法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
明代大儒王守仁所谓只要心体不累，就是天天做买卖，也不影响他成为贤人。
他还认为四民虽异业但同道。
隆庆、万历时的宰辅张居正对商人的认识也大异于前人，他认为只有通过商业互通有无，才有农业的正常生产，商业不能互通，对农业也不利，农业就会歉收；反过来农业不好就不能来支持商业，商业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所以他认为农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两者不可偏废。
启蒙思想家李贽对商人也寄以同情，他认为商人没有可鄙的地方，他们既要拿出数万的资本，冒很大的风险，还受官吏的侮辱，在市场上还要忍受诟骂，可以说历尽了千辛万苦，最后的回报却少得可怜。
这都反映了传统四民观念的动摇及新的四民观念的确立。
从而为一般儒者弃儒就贾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因为以上诸因素的存在，使得明代士人首先从意识上强化了经商的概念，鼓励了弃儒就贾的行动，有利于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中掀起一股士人弃学经商的热潮。
二 社会风气必然对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对士人经商也有很大的诱惑作用。
明朝中后期封建同统治机构瘫痪，过去那种凭人的穿着来判定他的贵贱，通过他用的物品而可以看出其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制已经日益为世俗所冲破。
当时江南一带衣丝蹑缟的人很多，而布服菲履的人很少，他们使用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要到市场上去购买；杭州人好游玩；广东人厚宴；山东人连饮食器用和婚丧游宴，都与旧俗不一样。
富者之间斗富，敦厚俭朴的人遭窘笑，华奢相高衍为风气。
如《博平县志》所说，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不振。
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
[5] (p.103)由此可见，全国上下，世风日下，追求气派奢侈之风在明朝中后期几遍全国各地，整个社会几乎掀起了拜金主义的盲潮，体现于当时的社会各个角落。
例如嘉靖时苏州人蔡羽在其《辽阳海神传》中曾介绍了徽州的商俗。
按照当地的习惯，外出经商者 ，几年才能回来一次，回来后，其妻子、儿女、亲友、乡族首先看他的收获多少，赚的钱多的人自然受到称赞和尊敬，而赚钱少或者不赚钱的则受到冷遇或被人嫌恶。
[6] (p.87)这种风气不仅腐蚀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情世态。
据《歙县志》记载：嘉靖、万历年间歙县的风气是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
[6] (p.88)这正是由凭赚钱的多少来判定贤与不屑的价值标准的影响的结果。
在金钱的支配下，人们不惜血缘上的感情和联系，甚至以牺牲宗法关系为代价，作出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事情。
这种求利的风气给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如河北宝坻小镇林亭过去曾经家弦户诵，大约有专馆延师教读者十数家，即附近村庄，多习儒业，故入胶庠，食禀饩，贡成均者，概不乏人。
七十年来，渐式微矣。
[7] (p.37)世人对文化的淡化，对赖之以生存的士人来讲无非是一种打击，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士人斯文扫地，他们意识到没有经济地位便不能让人仰慕，于是重财尚利便成了士人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 宋 元 明 清 的经商故事
《三言二拍》里面有一个，它是从叫《辽阳海神传》，蔡羽的《辽阳海神传》，是嘉靖年间的，一个故事里面演义过来，它讲一个徽州人叫程宰，他到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就是亏本了，然后就是穷困潦倒，就是在东北，在辽阳，就在那儿，有一个晚上，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了，两个人就春风一度了，第二天以后，这个程宰就容光焕发，而且时来运转。
当然这个女子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她是海神，就指导程宰应该怎么做生意，就叫他囤积药材，囤积绸缎，囤积其他东西，每次都是获利的，而且赚了好几万两的银子。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这其中以徽商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
这两件案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
由此可见，囤积商品，利用天灾人祸牟取暴利，徽商是最精于此道的一群商人。
金声说：“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天下。
”顾炎武也说，徽人“中家而下，皆无田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
”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已经是“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十三本业，十七化居”了。
这些记载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徽人经商者已经占当地人口很大一部分则是事实。
在这样多的经商人口中，大多数人都是出自“无田业”的贫下之家，他们都是从小本生意做起的商人。
对于这一点，胡适深有体会，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家在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
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
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
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
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
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作为徽州茶商的后裔，胡适对家乡人的商业活动当然了如指掌。
胡适因此而说过，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在徽商经营行业中，茶叶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茶叶能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
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逐渐增加，茶叶贸易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
徽州歙县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
清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
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采访内容〗苏州山塘街居民 胡润源 这个“杨安浜”全是安徽人开的茶厂，当时安徽人开的茶厂不亚于十个人、二十个人（规模），听我老丈人讲，当时他是从安徽歙县黄山一带到苏州开茶叶厂的。
〖采访内容〗北京森泰茶庄创始人王子树后裔 王建明 我们家在北京现在那个茶庄，以后还分了有王森泰茶庄，还有王福泰，还有利泰，解放以前有三帮，据我所知，到现在还有个四合院，四合院是现在煤市街培智胡同二号，现在四合院还在。
〖采访内容〗黄山毛峰谢正安第四代传人 我们家能兴旺起来，大概与我曾祖父的艰苦奋斗有关，就讲他对这个茶叶非常精通，他从管采集到营销，都非常内行……他跟外商谈判时，我的曾祖父他不懂外语，但是他洗脸有一个习惯，他洗脸的时候，毛巾在水里浸湿以后，敷到脸，头低下去，他毛巾是不动的，只有头这么摇，外商看到大老板摇头，肯定是价格谈不妥，他就加价，等他脸洗好，要摇四五摇，价格就要翻一番了。
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的路线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徽州茶商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
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徽州商人改由海道贩运茶叶。
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于嘉庆二十二年下令，禁止“出洋贩运”。
其实，早在明嘉靖年间，徽州商人就已经通过海上运输来贩运商品了。
〖采访内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唐力行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在海外贸易当中的徽商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汪直，这是最大的，一支是许氏兄弟，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四个兄弟的海外贸易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就是徐海的，徐海是一个和尚，他是在杭州的虎跑出家的，他又转而去经商到海外。
他们海商行商的路线，一个是往东北方向，就是到日本，这是他们一条很重要的路线，比如说汪直，他主要就是到日本……第二条路线主要是到东南亚的，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许氏兄弟，他们就在今天的马六甲，马六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东部要想到非洲、欧洲，那是必须要通行的这样一个海道，这样一个海道当时是掌握在许氏兄弟手中，这样他们通往东南亚一带，也是非常方便的。
汪直、许氏兄弟，还有徐海，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在明代禁海政策下，他们通过海上武装走私贸易，将中国的硫磺、兵器、铜等违禁物资，以及生丝、茶叶，还有景德镇的瓷器等，长途贩运到了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国家。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海上贸易这一块其实主要是徽商汪直，这是一个代表。
还有就是闽商，这些商人的特点我把它概括叫做亦盗亦商，所谓亦盗亦商，他是海盗兼商人，或者说商人兼海盗，这个话怎么说呢
当年政府禁止海上贸易的，因此必然有政府的武装力量，水上的，海上力量进行巡查，他们为了做商业，进行巡查的时候发生冲突了，那就要武力对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武装的，这个时候就有了亦盗亦商这个特点。
当然我们知道亦盗亦商这个特点是时代决定的。
徽州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
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
两淮是全国的盐业中心，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两淮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且以“盐策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
所谓“祭酒”，是我国古代大飨宴时，对年龄、品德最高之人的一种称呼，由他首先举酒而祭得名的。
以后，祭酒成了一种官名，但在民间依然是对德高望重之人的尊称。
盐商中“盐策祭酒”，指的是盐商中人格、才略出众之人，是被众盐商推举出来的管理人和调解人，当然，此人也要得到官府的认可。
河下镇位于淮安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
当时，淮北食盐在坨地集中后大都由运盐河转入长江、淮河，然后分发转运至安徽、河南、湖北及苏南各地销售。
当时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经淮安年运销正纲盐达140余万引，有“天下盐利淮为大”一说。
河下镇最大的一户盐商是徽州的程本殿，程本殿从河下运出去的盐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他利用返航船只从安徽、江浙等地运回的石板，就整整铺设了河下镇九条街道、二条小巷，并且还架了2座石桥。
徽州商人盐业利润之巨由此可想而知。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开当铺……” 这是旧时流传在徽州的一首《看罗纹》的民谣，其中的“开当铺”，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显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清两代，典当商和盐商、木材商一起，号称“闭关三大商”。
开当铺是徽州人的另一项大生意。
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
徽商经营当铺，以休宁人最为著名。
休宁商人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甚至于江南许多的县、镇，开当铺的都是徽州休宁商人。
可以说，在旧时江南，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行业。
所以，江南人将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称之为“徽老大”。
也就是这些“徽老大”，他们掌管着江南人资本变现的命脉。
苏州评弹艺人为此编了一曲《描金凤》，说的就是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
〖采访内容〗评弹演员 江肇焜 《描金凤》是苏州传统的长篇弹词当中，非常主要、也是非常著名的一部长篇，主要是讲苏州江湖术士钱笃笤和徽州人典当老板汪宣两家的一段婚姻纠葛，那么，这两个人物，应该讲，在苏州基本上是家喻户晓，人人都晓得的，讲起钱笃笤也晓得，讲起汪宣也晓得。
汪宣因为看中钱笃笤的女儿，准备送礼金，礼金银子一送就是五百两。
汪宣的钱是偷得来的，还是抢得来的
既不偷，也不抢，是从他的父亲手里传下来的。
用他的父亲的话讲起来，创这点家当，心思花得不少。
汪宣的父亲名字叫汪裕大，从小父亲就死了，娘改嫁。
汪裕大争气，14岁托一个徽州同乡把他带到苏州，进了一家典当里面学生意，做小徒…… 过去称当铺里接生意的店员为“朝奉先生”，与“绍兴师爷”一样，“徽州朝奉”是全国闻名的专有职业。
名声响了，大家见到了徽州商人，甚至徽州的士绅，就一起把他们称为“徽州朝奉”了。
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
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轿了，大家都说：“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 这是胡适先生说的一段话。
当时徽商走遍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徽饼，还有绳索。
徽饼一路充饥，而“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身背的行囊坏了，绳断了，或者是轿杠和扁担断了，都用得着绳索，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
显然，徽州人不仅吃苦耐劳，而且还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投身商场。
这些跋涉在商海中的家乡人,胡适把他们称作“徽骆驼” 胡适先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
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的家乡：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有六个“县”。
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
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是婺源县。
婺源是朱子的家乡。
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旧，溪水潺潺，树影婆娑。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的就是上庄美景，这也是胡适先生经常为人挥毫泼墨所喜爱引用的一首诗词。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先生魂牵梦萦。
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
“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胡适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绩溪家乡话。
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
那么，胡适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胡适先生所言“个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895年，四岁的胡适离开出生地上海，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这一住就是九年。
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
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
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
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
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
九年的家乡生活，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1933年11月15日，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
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局面。
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 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
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
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
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
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
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
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经商。
〖采访内容〗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学文 徽商就是徽州商人，是地域的商人，他开始应该是更加早一点，五代开始就有个别的商人，不是一个群体。
到了宋代的时候，比较发达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到处跑的这样一个商人集团，应该说他是在明朝中叶以后，就是嘉靖万历这段时间以后，隆庆开始这段时间以后，它已经形成全国庞大的商业集团…… 南宋的时候，朝廷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临安附近的区域经济得以相应发展。
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而“行买四方”。
作为一个商人集团，徽州商帮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
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 有一个显宦，就是很显赫的官僚，退休以后，回到松江，就是上海附近。
有一个老人，就是指地方上的耆老，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人，跑到他家里面，对他一直是打躬作揖，对他表示尊敬。
那么这个官僚就很诧异，你干嘛对我这么恭敬，这个老人就讲了一段话，就讲什么话呢
因为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州人搬走了，现在有劳你老人家把这个财富搬回来，所以我怎么不应该对你表示尊敬呢，感激啊，那么这个官僚当然很惭愧了。
这个寓言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官僚是收集民脂民膏。
松江的钱都给徽商赚走了，《云间杂识》的记载，说明在明成化年间，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
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
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栾成显 徽州商帮在当时来讲，当时明代人就有这样的评价，在北方就是晋商，南方就是徽商，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徽州商帮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徽州商人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按照经济学来谈的话，一般的商业活动的条件，大致需要一个是市场，第二个呢就是资金，得有钱，第三个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商人本身的素质，人们往往重视什么呢
市场，重视资金，也就是那种钱的资本，而往往忽视人力资本。
其实在商业活动当中，人力资本在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徽州商帮，也就是徽商，他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人力资本这方面，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
从地理形态看，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ldq
中国古代十大商人
1、陶朱：春秋末期人，即助越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
2、子贡：孔子高徒，经商致富的能人。
《史记。
货值列传》有传。
曾自费乘高车大马奔走于列国，说齐、存鲁、霸越、亡吴。
儒家学说后来得以发扬光大、流传百世，其功甚伟。
3、白圭：春秋末期人，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
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
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失传。
4、卓氏：战国时期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钢铁大王”。
为寻优矿，夫妻迁居四川巩徕，凭炼铁业累致巨富，西汉时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即其后人。
5、吕不韦：战国时期大商人，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生意就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据说连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应该说，凭此传奇业绩挤身“十大“次席当之无愧
6、寡妇清：秦朝初期人，其祖辈凭开“丹穴”致巨富，守成有术，曾受到过秦始皇的嘉奖接见。
作为难得的女富豪代表，提上一笔。
7、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
景帝即位，旋失宠，被收。
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8、董贤：西汉哀帝宠臣，成帝时即为太子舍人，真正的靠“陪太子读书”一举挤进“富人圈”的典范，贵至“与帝同车”、权倾天下，后遭王莽诛杀。
只作提名。
9、石崇：西晋著名富翁，其财富来源系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
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敌国”毫不夸张。
盖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训，终为一才妓绿珠破财，最后连命也搭上。
10、王元琛：北魏时河间人，也要学石崇的样子。
他特地邀请贵族、大臣到他家宴会，宴席上用的食器，有水晶杯，玛瑙碗，都精巧华丽得出奇。
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的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
后来大家到他家的马厩一看，发现喂马的食槽也是用银子打的。
王元琛一面领着大家看，一面对章武王元融说：“大家都说晋朝的石崇富。
我不恨自己见不到石崇，只可惜石崇没有见到我。
” 11、沈万三：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
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
入选。
12、伍秉鉴：商名伍浩官。
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
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
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同年在广州病逝。
建议入选。
13、胡雪岩：清末红顶商人，因与左宗棠私交，包办军需物资业务致巨富。
作一提名。
古代有哪些人是经商非常成功的
古代经商最为成功的当属陶朱公 中国古代八大富豪是 1、刘瑾：明代正德朝大宦官，《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
其收受贿赂所得据说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白银20万公斤，此人不选，是无天理。
2、和珅：清代乾隆时大贪官，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
其事迹不再赘述，仅提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时谚要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了。
此人不选，此评当废
3、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
景帝即位，旋失宠，被收。
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4、梁冀：东汉外戚，两个妹妹皆为皇后，广敛财富，鸩杀皇帝，时称“跋扈将军”。
汉桓帝时被收，缴得家财30亿多。
曾挤身于《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的中国巨富行列，合当入选。
5、吕不韦：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据说连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应该说，凭此传奇业绩挤身“十大“次席当之无愧
6、石崇：西晋著名富翁，其财富来源系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
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敌国”也毫不夸张。
盖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训，终为一才妓绿珠破财，最后连命也搭上。
限于名气之大，当然获选。
7、沈万三：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
其孙卷入蓝玉之案被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
建议入选。
8、陶朱公：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当然入选，推荐为“中国十大富豪”之首。
古代经商类的书籍有哪些，有些什么代表人物
陶朱公，吕不韦， 沈万三， 胡雪岩等，商人商业在古代受歧视，没留下著作。
如何评价明朝
明朝有大量思想家，像王阳明及其弟子分成的王门七派。
而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也应算徐光启。
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
自16 世纪中叶至17 世纪中叶100 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 吨，到了17 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 吨。
《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中列举唐宋元明的铁产量：唐元和初年，每年为207 万斤；北宋治平年间是824 万1 千斤；南宋初年是216 万2144 斤（不包括金国）；元朝中统四年（1263 年）584 万4000 斤；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 万5026 斤；商业的空前繁荣；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
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
顺便说一下，郑成功家族就是靠海上贸易发财的，其父郑芝龙和料罗湾海战可以与鸦片战争相比但结果不同，楼主可以查一下，郑成功之所以能与清军对抗也和其富可敌国的家资有关。
明朝的赋税也并非我们所想的那般。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说：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
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
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 万两白银（商业税——引者注）如果按照16 世纪晚期1 亿5 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 文铜钱。
帝国早期，有400 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 世纪早期仅存112 个。
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
1568 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 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 两。
同政府的税收相比，明代商人的收入则“高”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政府试图增商税时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分别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和基层特别是商人阶层的抵抗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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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过低的赋税，使得国家稍微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困境。
甚至皇宫的财政开支亦受牵掣。
这就是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几次增加赋税的背景，以及所谓万历贪财原因。
政府的应急处理能力十分有限。
17 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末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
而且当时的自然灾害是全球性的。
有人研究认为，由于传播鼠疫的跳蚤不喜马而使以骑兵为主的满清军队受鼠疫影响不大，而明军和农民军都曾先后大规模爆发鼠疫流行而丧失战斗力。
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轻易攻占，而搜出七千万两财富的李自成军队旋即惹得鼠疫疾病而迅速丧失战斗力，导致败走北京。
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困难。
明朝极低的税收所造成的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罕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瘟疫，以及政府无力赈灾和发饷导致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兵变，给明朝带来的是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的后果。
后来的清朝缘故，我们对明朝的印象很明显被人误导了，总觉得明不如清。
给你推荐一下两本书，《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或许几百年前的当场的老外能给你一些更多的启示。
中国历史上经商的传奇人物
范蠡：越国大夫，勾践复国之后携绝世美女西施泛舟五湖，世称“陶朱公”吕不韦：秦国丞相，从经商到经国治世，从“士农工商”中最下等的商人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
一生奇迹。
沈万三：明朝首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