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格言及出处
“中国的文明者”是指世世代代为奴隶的中国人，他们就在那悲惨的呼号中吃人、被吃，却愚昧、麻木而不觉醒。
在温顺典雅、淳朴、博大等等一系列华美词语下掩盖的中国的固有文明原来是这样罪恶重重。
然而那些中国的阔人，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赞颂者)却别有用心的赞扬中国的固有文明，他们希望这吃人肉的筵宴一直排下去，由此，鲁迅号召青年一代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外国人赞颂中国的固有文明的四层含义：1 外国人赞颂中国的固有文明，目的是在吃中国人的肉；2 中国的固有文明包括“保古守旧的格言”和“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而办酒的材料则是“中国人的耐劳和中国人的多子”；3 中国的这种媚外文化是由于自诩伟大而跌落至自轻自贱而又自欺欺人的心态的。
它的底蕴是以人民为鱼肉，奉献给征服者；4 能看清中国这固有文明的吃人本质而诅咒它。
才是真有良心的可佩服的人。
小学语文诗句理解，急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诗人范成大退居家乡后写的一组大型的田家诗，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每部分各十二首，共六十首。
诗歌描写了农村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译文 白天在田里锄草,夜晚在家中搓麻,村中男男女女各有各的家务劳动。
小孩子虽然不会耕田织布,也在那桑树阴下学着种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名称】悯农 【年代】唐代 【作者】李绅简析】 这首诗是写劳动的艰辛，劳动果实来之不易。
第一、二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描绘出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仍然在田里劳动，这两句诗选择特定的场景，形象生动地写出劳动的艰辛。
有了这两句具体的描写，就使得第三、四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叹和告诫免于空洞抽象的说教，而成为有血有肉、意蕴深远的格言。
这首诗没有从具体人、事落笔，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人的遭遇，而是整个农民的生活和命运。
诗人选择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熟知的事实，深刻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告诉人们应该节约食物，不浪费 在表现手法上，作者采用相互对比，前后映衬的方法，不仅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而且发人深省，将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名称】悯农 【年代】唐代 【作者】李绅【简析】 这是一首揭露社会不平、同情农民疾苦的诗，着重写旧社会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
第一、二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以“春种”“秋收”，概写农民的劳动。
从“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形象地写出丰收的景象。
第三句“四海无闲田”，更写出全国的土地都已开垦，没有一处田地闲置着。
此句与前两句的语意互相补充，进而展现出硕果累累，遍地金黄的丰收景象。
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财富，在丰收的年头，照理该丰衣足食了吧
谁知结句却是“农夫犹饿死”。
这真是触目惊心
一个“犹”字，发人深思：到底是谁剥夺了劳动成果，陷农民于死地呢
“犹饿死”三字极为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不平，凝聚着诗人强烈的愤慨和真挚的同情。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详细出处.希望精确到页码
出自《灯下》鲁迅的一篇文章。
下漫笔》选自（ 鲁迅 ）文集《坟至于页码，不同版本都不同。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
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
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
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
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②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③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
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
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
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
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
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
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
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
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④，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
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
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
说是没有行市。
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
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
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
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⑤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
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⑥，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⑦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
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
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
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
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⑧的时候，黄巢⑨的时候，五代⑩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
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
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⑾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
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
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
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
于是便“万姓胪欢” 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
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
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
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
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
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
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
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⒁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
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 政治这些开头。
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
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⒂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
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
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⒃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
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
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
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
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
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
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⒄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
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
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
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
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⒅。
”（《左传》昭 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
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
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
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
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
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
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
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⒆（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
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
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
这些都可憎恶。
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⒇，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
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
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①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
② 袁世凯（1859—1916） 河南项城人，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
由于他拥有反动武装，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又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国家的政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政府；后又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
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
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③ 蔡松坡（1882—1916） 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加以监视。
一九一五年他潜离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④ 中交票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⑤ 关于元朝的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
”（据冯承钧译文）当时汉人的地位和奴隶相等。
⑥ 《鉴略》 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垫用的初级历史读物，上起盘古，下迄明弘光。
全为四言韵语。
《历代纪元编》，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纪元总载，中卷纪元甲子表，下卷纪元编韵。
是中国历史的干支年表。
⑦ “三千余年古国古” 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
” ⑧ 五胡十六国 公元三○四年至四三九年间，我国匈奴、羯、鲜卑、氏、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计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加上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共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
⑨ 黄巢（
—884）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
唐乾符二年（875）参加王仙芝的起义。
王仙芝阵亡后，被推为领袖，破洛阳，入潼关，广明一年（880）据长安，称大齐皇帝。
后因内部分裂，为沙陀国李克用所败，中和四年（884）在泰山虎狼谷被围自杀。
黄巢和张献忠一样，旧史书中都有关于他们杀人的夸大记载。
⑩ 五代 即公元九○七年至九六○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⑾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语见《尚书·汤誓》。
时日，指夏桀。
⑿ “一治一乱” 语见《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洽一乱。
” ⒀ “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语出《汉书·王莽传赞》：“圣王之驱除云尔。
”唐代颜师古注：“言驱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 ⒁ 鹤见钓辅（1885—1972） 日本评论家。
作者曾选译过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见于该书。
⒂ Proletariat 英语：无产阶级。
⒃ Democracy 英语：民主。
⒄ 孙美瑶 当时占领山东抱犊固的土匪头领。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他在津浦铁路临城站劫车，掳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当时哄动一时的事件。
⒅ 王、公、大夫、士、阜、舆、隶、僚、仆、台是奴隶社会等级的名称。
前四种是统治者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
⒆ 每斤八文的孩子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载有仲瑚的《一个四川人的通信》，叙说当时军阀统治下四川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说：“男小孩只卖八枚铜子一斤，女小孩连这个价钱也卖不了。
” ⒇ 罗素（B．Russell，1872—1970） 英国哲学家。
一九二○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在各地游览。
关于“轿夫含笑”事，见他所著《中国问题》一书：“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
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
水浒传描写高太尉外貌的句子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在近代中国快速变迁的情境中，传统文化模式不再配合，古老的法则不再适用，鲁迅不得不开始“走异路、逃异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向传统文化模式告别的姿态和宣言。
就鲁迅而言，尽管他（包括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总结，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国哲学史大纲》），认识到在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其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存在着“延续”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在思维方式上，在总的价值体系方面，他对传统持否定性的整体观。
其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个整体的现实功能相对于西方社会文化体系而言是否定性的，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不仅如此，鲁迅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同样也认识到自身的历史性，他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同时洞察了自身的历史性，即自己是站在传统之中“反传统”，因此，对传统的否定的价值判断导致了对自我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这也是鲁迅反传统的基本前提。
这表明了鲁迅把反传统的社会活动纳入了自身的精神历程，并使之具有了“赎罪”的意义：传统的罪恶也是我的罪恶，对传统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我”的批判和否定。
鲁迅负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太多的积淀.鲁迅生活在封建文化之中,对封建文化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决定了鲁迅无法摆脱传统的影响,也决定了其一生所批判的目标.同时,对封建文化的亲和力是其痛苦的源泉. 鲁迅的留洋经历助长了其责任意识.生活在中国之时,鲁迅对封建文化的态度是爱也是你 --- 因为你滋养了我,恨也是你 ---- 因为你毁灭了我,此时的鲁迅还局限于小我.而留洋之后,鲁迅经历了本雅明式的 震惊:封建文化虽然滋养了我,但害了中国.此时的鲁迅有小我走向大我,责任意识呈现. 挣扎中的绝望.越是挣扎,就越能看清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而越是看清这种本质,就越是挣扎.如此以来,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一种精神上的绝望,而这种绝望就是我们所谓的其批判的深度.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鲁迅这样深刻而又具体，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鲁迅这样执著而又犀利。
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
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
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同时，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还十分具体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鲁迅以偏执的发展观孜孜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鲁迅在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也努力解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国民性的卑怯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国民性的卑怯，他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
”（《北京通信》）鲁迅的乡土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卑怯者的世界。
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就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写农民的愚和奴性”。
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的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
《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的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的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的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
鲁迅将国民的卑怯视为国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决绝的姿态予以抨击。
鲁迅极力反对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们能挣脱文化传统的禁锢，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忽然想到•五》） 鲁迅先生对于卑怯者的恃强凌弱更为痛恨，他曾愤愤地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
这些孱头们!”（《杂感》）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一再针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
《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们对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药》中老栓茶馆里茶客们对夏瑜的斥责讥嘲，《明天》中鲁镇上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对单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传》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对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鲁镇人对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学舌、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嘲弄，《孤独者》中寒石山村人们对魏连殳关于其母丧葬仪式的胁迫，都可看出鲁迅对乡村社会中卑怯者的恃强凌弱的深恶痛绝。
鲁迅曾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之节烈观》）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对封建节烈观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恶，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将封建节烈观念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
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
”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述了在封建节烈观念的影响摧残下，“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乡村社会的人们。
《明天》中的寡妇单四嫂子执意守节，将儿子宝儿视作她人生的惟一寄托和希望，宝儿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
《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强行嫁到贺家墺，一心守节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头撞在香案角上。
被称作善女人的柳妈竟认为当初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并劝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封建的节烈观念成为摧残乡村妇女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
因而精神上受尽折磨和摧残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会里只有走向死路。
鲁迅认为应该追悼中国历史上为节烈观念迫害致死的人们，并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
要除去虚伪的脸谱。
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之节烈观》） 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
鲁迅指出：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灯下漫记》）鲁迅对这种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极为憎恶的。
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
”（《论“他妈的!”》）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第严格的礼治秩序成为几千年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准则和处世方式，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对这种森严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动的揭示。
《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们，长衫客和短衣帮泾渭分明，短衣帮们是靠柜外站着喝酒的，而长衫客则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终未能跻身于长衫客之列，最终脱下了长衫，穿件破夹袄，盘着两腿来喝酒。
《故乡》中回乡寻觅过去的记忆与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岁月和生活压迫得麻木了的闰土一声“老爷”的称呼中，感到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时相处得无拘无束的小英雄闰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闰土了。
鲁迅十分深刻地将人之间的这种隔膜归为封建等第的缘由。
他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
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鲁迅针砭了中庸思想和瞒骗行径。
被称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导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主义，这成为人们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鲁迅将中庸视作国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碍中国人进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
鲁迅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无声的中国》）在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鲁迅就抨击了聪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
在散文《立论》中针砭了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
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中，也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明天》中的王九妈，面对单四嫂子询问宝儿的病情，她只是“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
这种不置可否不负责任的回答，与《立论》中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辙，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鄙弃的。
《祝福》中回归鲁镇的游子，在祥林嫂关于灵魂地狱有无的叩问中，只能以“也许有”，“也未必”和“说不清”搪塞，这种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鲁迅在小说中阐释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
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
”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针砭的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摆脱责任和道义的中和主义。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社会和环境的压迫下，从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敢作敢为的青年，变为一个教教“子曰诗云”敷衍模糊无聊随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调和规范自我的人生。
这显然也是为鲁迅所不满的。
鲁迅憎恶中国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
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鲁迅的《阿Q正传》立意写出国人的魂灵，阿Q是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典型人物，不管处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从中摆脱出来，处于精神上胜利的不败之地。
《故乡》中麻木辛苦生活着的闰土，在香炉和烛台里寻觅人生的希望，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
《祝福》中受尽折磨的祥林嫂，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门槛赎罪，求得精神的平衡与解脱。
《孤独者》中作茧自缚的魏连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在失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胜利。
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的奴性性格，真诚地期盼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真正争取到做人的资格和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