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先锋派
先锋派作家有哪些
先锋派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他们对小说形式进行全面的变革,注重文本意识和叙述策略.先锋派作家虽然拓展了文学的功能和表现力,使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但他们过分追求叙述功能,使他们的作品成为远离大众读者的新精英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先锋派作家开始回归传统,向现实性和可读性转型,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有必要对先锋派作家的这种变化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
他是先锋派代表作家英语怎么说
He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vant-garde writers.自己翻译的。
不可选择机器翻译。
宗璞属于先锋派作家吗
属于。
先锋小说重视“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小说叙述方法的意义和变化，带有很强的实验性，因此，又称“实验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精神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诗歌与小说领域里的探索，即“白洋淀诗派”的诗歌和赵振开（北岛）的小说《波动》等。
在这之后，具有先锋精神的创作还有以北岛、舒婷为代表朦胧诗，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和以宗璞、刘索拉为代表的荒诞小说，以及以高行健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戏剧等。
余华现在是否还算是先锋派作家
马原、洪峰、残扎西达苏童、格非、北村、孙甘露、余马原风格：叙事手法的，在打破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作者及其朋友的名字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并让多部小说互相指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果；设置许多有头无尾的故事并对之进行片段连缀式的情节结构方式似乎暗示了经验的片段性与现实的不可知性，产生了似真似幻的叙述效果。
残雪风格：以感觉取胜，残雪的感觉则充满了对女性的歇斯底里的尖刻，她的小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结构，叙事混乱而毫无逻辑可言。
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场景、对话，都变化无常、闪烁不定。
残雪小说文本构成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噩梦的自然主义的呈现。
格非：格非则主要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
着重写人与物的背离，在一个错位式的的情景中，人物仿佛已变成了若有若无的鬼魂，身历的事件比传闻还要飘渺，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从未证实而又永远也走不出“相似”的陷阱的一种假设的状态中。
余华：余华则发展了残雪对人的存在的探索，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望采纳，谢谢。
关于电影的名人名言
电影书写的影片，籍影像与声音的关系来表达，而非靠（演员或非演员的）动作和声调的模仿。
它不分析，也不解释。
它重组。
——罗伯特·布烈松（法国）要更好地理解一部影片的倾向如何，最好先理解该影片是如何表现其倾向的。
——安德烈·巴赞（法国）我现在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
——（法国）当幻想转向爱情时，直觉却并不总是跟随。
——艾里克·侯麦（法国）电影艺术的基础在于剪辑。
——普多夫金（苏联）演员也同样是人，与别人并无差别。
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可以躲到角落里去舔净他的伤口，但演员却要站在大庭广众面前忍受这种伤痛。
——莫琳·斯特普尔顿（美国）我的电影从来无意写实，它们是镜子，是现实的片断，几乎跟梦一样。
——（瑞典）我对情节的发展、事件的串联并没有兴趣，我认为我的电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节。
——（苏联）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苏联）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阿巴斯）。
——（法国）很难找到确切的字眼评论基亚罗斯塔米（阿巴斯）的影片，只须观看就能理解他是多么了不起。
雷伊去世的时候我非常伤心。
后来，我看到了基亚罗斯塔米的影片，我认为上帝派这个人就是来接替雷伊的。
感谢上帝。
——黑泽明（日本）梦想要根植于现实。
——（伊朗）我曾反复说过，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拍了一部电影的话，观众就应当从这一部电影中，看到100部他们自己的电影，每一名观众都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电影，这就是我所力争做到的。
——（伊朗）我更喜欢让观众在影院里睡着的电影，我觉得这样的电影体贴得让你能好好打个盹，当你离开影院的时候也并无困扰。
也曾有电影让我在影院里睡着了，但就是同一部片子又让我彻夜难眠，思考它直到天亮，甚至想上几个星期。
这是我喜欢的电影。
——（伊朗）梦想始于剧本，而终结于电影。
——（美国）每次表演一个角色时，演员都必须生活在这一角色之中。
——（苏联）我留下脚印，让后人来追寻。
——德里克·贾曼（英国）生活的全部，它行动的整体，乃是一部自然、生动的电影。
——（意大利）我们永远都无法预知一部电影的结果。
每部片子都有一道窄门，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判断力决定是否应该跨进去。
——克里什托夫·（波兰）最好的电影是拍给聋者和哑者看的。
人类喋喋不休，话语泛滥，都快淹死在其中了。
只有看芭蕾舞，我们才能发现纯粹的美和纯粹的姿态，而这正是我的电影努力要去表现的。
——（亚美尼亚）电影是戏，不能把它拍成偶发的事件。
——（日本）（先锋派）的方法有这样的危险：1、作者已有结论，含含糊湖地提出猜谜似的东西，就像被小学老师提问一些根本不需要问的简单问题。
2、作者自己完全放弃想的出结论的欲望，借口把自己不懂得的问题如实提出来才是诚实，而以极低的水平提供极不完整的影象就心满意足了，自封为先锋电影的作品中，这类影片要多少有多少。
——（日本）真假混合时，真突显出假，假却妨碍我们去相信真。
一个演员，在一艘被真的风雨拍打着的真船的甲板上，假装害怕沉船，我们既不会相信那演员，也不相信那艘船和那场风雨。
——罗伯特·布烈松（法国）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非正常的阶级关系，没有同情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实。
——金基德（韩国）一个影像接触其他影像时必须发生转化，如一种颜色接触其他颜色时那样。
放在绿、黄或红旁边的蓝不是相同的蓝。
没有艺术不含转化。
——罗伯特·布烈松（法国）我像个雷达，我接受东西，然后再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夹杂着回忆、梦境和理念。
——（瑞典）人老了之后的现象之一就是，童年的回忆会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而壮年时期的种种大事却反而模糊，以至于消失。
——（瑞典）我想用我的电影盖一栋房子。
有些做成地窖，有些做墙壁，其他则做窗户。
然而，我希望到最后它能成一栋房子。
——赖纳·维纳·法斯宾德（德国）当我非常个人化地叙述一个故事时，这个故事要比我试图以放之四海皆准的语言叙述能令更多人认可。
——赖纳·维纳·法斯宾德（德国）我确实觉得美好的，肯定不会长久。
——许秦豪（韩国）我就是我。
如果必须以头撞墙来真实待己，那么我愿意。
——马龙·白兰度（美国）好莱坞由恐惧与嗜财支配。
但那不会支配我，因为我无所畏惧，不贪恋钱财。
——马龙·白兰度（美国）我倒不是怕死，只是死到临头，我不愿在场。
——伍迪·艾伦（美国）为了保卫韩国电影，我们甚至可以去死
——林权泽（韩国）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陈凯歌（中国）别给我挤眉弄眼，表演没有那么复杂。
——劳伦斯·奥立弗（英国）蠢比智慧更无限迷人、更无限深奥。
智慧有限度，而愚蠢则没有。
——克劳德·夏布洛尔（法国）影戏假如能用来描述民间的痛苦，至少可以促进社会的自警，让社会自己想一想，应该如何的改进自己。
——孙瑜（中国）一个编剧导演人不仅仅是随便把一个故事搬上胶片就算完事，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作家，一个有独特的风格、正确的认识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
——蔡楚生（中国）如果说中国会好，国产片也会好。
——费穆（中国）炸弹决不能爆炸，炸弹不爆炸，观众就老在惴惴不安。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英国）演戏的真谛就是把人生当成一场实验，在一次次的幕起幕落之间探究人生的千奇百怪和悲欢离合。
——苏珊·萨兰登（美国）我一直同步记录国民演变的过程，我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性要求一个导演很敏感很同步地来判断。
我相信我的作品会成为中国标志性的一组建筑物。
——贾樟柯（中国）在我身上有所有中国导演的缺点，比如说戏剧性，我很爱戏剧性，我也是看评书看章回小说长大的，但我知道那是一个缺陷，我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娱乐化了、传奇化了。
——贾樟柯（中国）有一种电影要求很长时间的积淀，有一种需要闪电般的灵感。
——贾樟柯（中国）不管我采用了什么题材，其实讲的都是宗教题材。
只不过他们的救赎发生在大街上，而不是教堂里。
——马丁·斯科塞斯（美国）我是一个独立制片导演
人们总说我的电影像好莱坞电影，或者就是好莱坞电影。
可是好莱坞要抄袭我，我有什么办法。
——乔治·卢卡斯（美国）无论你是英雄抑或歹徒，切记把你的角色演得有人味，那就是要尽可能赋予他某些相反的品质而又不影响他在故事里的主要身份。
——唐·理查逊（美国）我们并不处处袒露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只表露我们想要别人信以为真的东西。
——唐·理查逊（美国）我拍不出的电影只有沟口（健二）的《祗园姐妹》和成濑（巳喜男）的《浮云》——小津安二郎（日本）我一天不拍片，就觉得少活了一天。
这样说来，拍片就像做爱一样。
——费德里克·费里尼（意大利）
先锋文学时期都有哪些作家，他们各自所侧重的写作题材有哪些
先锋派文学先锋”本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有着很大的流动性。
时运推移，人事递变，昨日的先锋，今天也许会变成后卫。
不但为大众所接受的先锋文学已经失去其先锋性，而且先锋派作家忽然写起大众文学来，反体制文人终于接受体制的安抚，也是并不新鲜的之事。
但本书属于史论性质，它的任务是理清一定时期的历史潮流，就像用摄影机来拍摄飞艇，将其某一时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当我们随同作者回顾“文革”前夕的“太阳纵队”、文革时期的“野草诗社”、“白洋淀诗群”和“文革”刚结束不久的饿朦胧诗的崛起时，仍然感到神往。
那时的先锋牵动着整体社会思潮，围绕着先锋文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思想斗争。
而这种文化思想上的争鸣，却正是先锋文学的是的使命。
何为“先锋”
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
”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
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
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
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
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
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
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
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
”“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
”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
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
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
”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
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
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
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
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
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
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
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
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
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
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
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
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
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
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
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
“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
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
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
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
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
“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
”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
“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
”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
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
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
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
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
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
当代文学:先锋派作家中最擅长写死亡与苦难的是() A马原 B孙甘露 C苏童 D余华
D余华余华，毋庸置疑，是当代先锋派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
对苦难的关注与描写贯穿于余华的创作中。
他在创作的初期，从人的精神生活对苦难展开形而上的探索，终极意义的拷问，后期逐渐转变创作风格，开始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现实的关注，将人类的苦难置身于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赋予人在苦难的困境中以温情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