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佛像描写
中国古代美术史，在隋，唐时代，是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
这反映在雕塑艺术上，特别是佛教雕塑上，由内容到形式，都是非常突出的。
隋、唐时期的宗教造像，除佛教造像外，还有其它的道教或儒家造像，但由于后者数量既少，在形式上也多是摹仿佛教造像样式，因而我们现在着重介绍的作品是保存较多的佛教雕塑。
隋代的统治，在时间上虽仅有三十多年(581—618)。
但由于继佛教盛行的南北朝之后，特别在全国统一、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统治者更想利用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佛像雕塑仍盛。
据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正值北周武帝毁佛灭法之后不久，即令全国修复已毁的佛寺、雕塑佛像。
由此到仁寿四年(604)，计共雕铸金、银、紫檀、夹苎及牙、石等像十万六千多躯，整修旧像百五十万八千多躯，并令诸州各建舍利塔。
民间计口纳钱，抄经造像，宫廷贵族，更成风尚。
仅文帝皇后独孤氏为其父建寺修福，即造金银像千躯。
礼部尚书张颖捐宅为寺，也广造金、铜像，天台法师智颤一生募集，建寺三十六所，造鎏金、檀木，泥彩塑等像八十万躯。
炀帝继位，造像之风未减，计十年间所造像有三千八百多躯，修复旧像十万多躯。
这样数量众多的佛像，虽然其中的金，银、铜像，多是小型造像，但也有丈六，丈八的大像。
在炀帝时，所造的三千多躯造像中，甚至还有高达十多丈的弥陀佛像．以上仅是文献记述，但就现时遗存的隋代小型鎏金雕像数量之多，也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唐代佛教兴盛，较隋尤甚，造像之风也更盛于隋。
统治者为削弱人民的反抗，使诵经拜佛之风，普遍倡行于民间，并由于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造像的规模更大。
史载初唐时期，民间多有以造像出售者／，说明当时造像的风行。
又盛唐天宝年间，诏诸州府各于城西北隅建昆沙门天王像，大历七年(公元772)依不空三藏奏，于京城及全国僧尼寺观各建文殊院，雕塑文殊像。
另外，由于代雕塑家留名之多，也可以想见当时雕塑造像之盛。
五代十国，在美术史上虽是中、晚唐的延续，但也遗留有不少的佛教雕塑。
现能见到的隋唐两代造像以石窟造像为多，依时代分述于后： 一、石窟雕塑造像 (一)隋代石窟雕塑 隋代佛教雕塑，现存者除小型的鎏金佛和佛、菩萨像以外，多是石窟造像。
隋代的石窟造像，几遍布全国各地，但每处数量不多，这应与隋王朝统治的年代短暂有关。
因石窟雕塑不比小型金银铸像可用模型翻铸，生产较快。
而石窟工程就不那么简单了。
属于隋代石窟，其窟数及规模较大者仅有敦煌莫高窟一处。
其它各处，仅有少量窟室，甚至有的仅有一二造像，且多与隋代以前和以后的石窟同在一处。
现就所知者列举隋代石窟于下： 1．莫高窟石窟群(甘肃敦煌)中的隋代洞窟造像。
2．马蹄寺千佛洞窟群(甘肃民乐)第5窟三尊像。
3．天梯山窟群(甘肃武威)第7，8窟造像。
4. 炳灵寺石窟群新编号第六、八、八二、一三四窟、龛造像。
5. 麦积山(甘肃天水)窟群的摩崖大佛及“牛儿堂”塑像。
6．须弥山圆光寺窟群(宁夏固原)第5、6两窟造像 7．药王山石窟(陕西耀县)坐佛。
8．云冈窟群第三窟三尊像。
9．天龙山窟群(山西太原)第8．9．10和16窟造像。
10. 佛凹山石窟群(山西平定)摩崖龛像和圆兴寺石佛。
11．挂甲山(山西吉县)摩崖龛像和浮雕。
12．龙门石窟群宾阳南洞五尊像和小龛以及药方洞五尊像。
13．巩县石窟寺窟群少数佛龛雕像 ， ， 14．灵泉寺窟群(河南安阳)大住圣窟窟门雕刻及窟内造像。
15. 南响堂山窟群第5窟窟门造像及第17窟造像。
16．北响堂山石窟群第1窟部分造像。
17．宣雾山千佛崖(河北隆尧)部分造像。
18．白佛山石窟群(山东东平)部分造像。
19．五峰山石窟群(山东长清)部分造像。
20．千佛山石窟群(济南)部分小型龛像。
21．玉函山石窟群(济南)约造像九十余躯。
22．云门山石窟群(山东益都)第五、六两崖龛像。
23．驼山石窟群(同上)第二、三、四窟造像。
24．白云山石窟群(山东东平)大佛洞大佛和部分造像。
25．皇泽寺石窟群(四川广元)部分造像。
以上仅是约略的统计，其它各地的隋代石窟造像可能仍有不久这要待于今后的调查补充。
现就上列石窟像择要略述如下。
1、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造像 敦煌莫高窟，在总数四百九十二个窟龛中，隋代窟龛有九十四个，但其中有以塑像(敦煌造像全为泥塑)见称者，也有以壁画见著者，还有很多窟龛经过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改造，或将原塑像改头换面，以致形象全非。
就现存的塑像说，其有代表‘陛者，有206、244，266、280、292、302、303，318、419、420、423、427，(依敦煌艺术研究所编号)。
各窟造像内容，或为三尊(一佛二胁侍菩萨)；或为五尊(一佛二胁侍菩萨二天王)，一般以三尊像为多。
造像总数据不完全统计约四百多躯，其中有代表性者约一百多躯。
隋代佛教造像，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即造型的解剖比例多不够合理和匀称，很类似尚未成熟的“原始”形式，但也有部分造像在比例上却又优美合度。
敦煌隋塑也不例外。
形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隋王朝的统一全国，是在东晋南北分裂将近三个世纪之后，在分裂期间，中国北部部族交错，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生活很不一致，在隋统一后，不同的文化得到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必然起着复杂的变化。
有些表现的很高，另一些则又很低，反映在塑像上就显得特别突出。
而且当隋代统一全国后，促成了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急骤发展，在这发展的顷刻，所成就的艺术形象很可能不够完美，这与济经衰败时期所形成的颓唐软弱又全不相同，恰恰相反，隋代的雕塑，一般说来．在形象上显得雄迈劲直，富有清新开朗的面貌。
这说明中国文化艺术由南北朝晚期经隋走向盛唐，是一个向上发展的阶段，同时也说明它是盛唐艺术光辉灿烂的一个序幕。
现在以敦煌莫高窟427窟的隋初造像“一佛二菩萨”为例，来说明以上提出的一些问题。
，首先在这三尊像的造型上，显然可以看出是继承了北朝的某些传统。
如形象的古朴、单纯和佛，菩萨简练的衣饰装束，佛的通肩袈裟及胁侍袒胸斜披的形式都具有简练的特点。
但在面容形象上，却比北朝造像显得丰腴圆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胁侍菩萨像，在发髻的梳法上与佛的圆肉髻有显著的不同，如额际的分发与顶上发结的形式(两菩萨花辫式发冠的华置装饰已有残损)等，却与北朝晚期特别是麦积山石窟西魏、北周的菩萨装束颇相一致。
裙带的样式，如下边缘敞开、两角飘举，也是北朝菩萨造像中常见的。
另外一些装束，如腰间的短裳及胸前的项饰，又有些接近于后来的唐、宋菩萨像的形制，只是在解剖上显得头大身小，比例不称。
充分说明隋代佛教造像由南北朝过渡到盛唐的转变时期的特点。
莫高窟244窟，可能是晚期的隋代窟。
其中塑像，在造型上与427窟迥然不同。
首先是胁侍菩萨像，不仅服饰显得富丽华美，璎珞璧珰变化多样，体躯比例也正确合度，并且肌肉的质感表现得很真实。
尤其是手的塑造，(右手已残失)使人感到富有弹性，显示出肌肉的圆润感。
这种写实的艺术手法，已经接近于初、盛唐时期的水平，成为隋代雕塑的进步形式。
除此以外，隋代在莫高窟的其它各窟佛、菩萨塑像，也大致不曾越出以上两种范例。
另外在时代风格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的为206、419、420、423等窟。
这些窟室的造像，一般说来，在形象和装束上，都有着上承北朝和启迪唐代的过渡时期的特点。
在造像风格上，有些部分或有些造型接近北朝末期，但有些部分也接近于初，盛唐时代。
例如206窟的胁侍菩萨像，不论是脸型或是发式，都几乎与唐塑菩萨不易区分。
2、其它各地的隋代石窟造像 一般说来，敦煌莫高窟以外其它各地的石窟的隋代造像，虽然绝大多数是石雕像，但其表现手法以及造型风格，仍和敦煌隋窟的泥塑像同样，分别倾向于朴实厚重或华美富丽。
而在雕刻手法上，却显得锋棱锐利，新颖细致，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这正反映了隋王朝统一中国后，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显著发展，因而雕刻工具和雕刻技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现在列举各地石窟的部分雕像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表现在造像规模上，如云冈第3窟，天龙山第4窟以及麦积山的摩崖雕像，其体积规模都是巨大的，又如药王山、灵泉寺、云门山各窟，其窟龛体积虽不很大，但与同一窟群中的其它时代造像相比，仍然是很突出的。
这首先说明隋代石窟造像在规模方面正走向辉煌宏大，为更加壮丽的盛唐作出前导。
而在造像(主要是菩萨像)的服饰装束上，则往往满饰璎珞华鬘，富丽华美，冠于其它各代。
且雕塑技术细腻精致，刀锋锐利，表现出晶莹洗练的新鲜气息。
突出的例子：如灵泉寺大住圣窟楣额及窟门两侧护法天王像，在手法上显得精美细腻，富有装饰意趣，又如云门山第五龛、驼山第1窟，龙门宾阳南洞以及麦积山牛儿堂和广元皇泽寺等处的胁侍菩萨，都是头戴宝冠，胸悬璎珞，帔带飘举，装饰华丽。
而云冈第3窟雕像，所以能被认为是隋代制作，主要还是由于两胁侍菩萨宝冠璧珰和冠戴装饰的富丽(其特点见前第五章第三节云冈石窟雕刻)。
云门山第五龛的胁侍菩萨，在现存的隋代石窟造像中，可说是较有代表性的阼品。
不仅造型优美，周身裙带线条流畅，而且体躯比例适称，在脸型及身段上既涨留着北朝“秀骨清像”和“服饰容曳”的审美观点，又具有向来来的盛唐丰腴型发展的某些迹象。
特别是脸型的扁圆和脖项凹线(俗称“双下巴”)的显出，都说明它已经不是北朝末期的传统，而是在全国统一后融合了南北文化向更加旺盛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
在菩萨的宝冠、臂环以及下垂的束带，都雕出多种形象的璧珰、玉饰、衬托着富丽的华鬘，分外显得艳丽。
代表另一种类型的是龙门药方洞的胁侍菩萨。
它在体积造型上表现出北朝末期——北周雕刻所特有的健壮粗犷的拙朴风格。
虽然在周身也装饰着璎珞华鬘，但形体厚重坚实，与所悬华丽的饰物似乎不甚适称。
又这一组雕像所在的洞窟，本为北朝末期开凿。
所以名为药方洞，是由于在洞门侧壁刻着很多北齐时代：的药方。
我们所以把这一组造像定为隋代，也就是依据了菩萨像全身所表露的华丽气质。
因为虽然在形体的健壮朴厚等方面保存着北朝末期、特别是北周雕刻造型的一些特点，但在宝珠装饰的华丽上，毕竟和常见的北朝雕像不同，尤其是神光火焰以内所环列的菱形或长方形的宝石璧珰，更是北朝时期所罕见而为隋代所特有的标志①。
①关于隋代菩萨像盛饰宝石璧舀的沦述，可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有关云冈第三窟的论述． 代表隋造像的第三种类型，是天龙山第8窟中心塔左侧龛所雕五尊像中的胁侍弟子和菩萨，这一组雕像的特点，既无第一种类型华美秀媚的造型，也无第二种类型硕壮坚实的形象，而是恰恰与前两者相反，成为一种外形局促简化，装饰极其朴素的另一种原始型风格。
在造型手法上，与龙门莲花洞北齐小龛中的同类造像(见图243)有些近似，但两者如相对比，在精致细腻等方面都远不如后者。
而且在服装式样上，天龙山隋窟雕像，多穿着当时民间通行的衣裙，保留着北方民族的地方风俗，它与云冈和龙门雕像都有显著的不同。
还有1963年甘肃炳灵寺石窟新发现的隋代菩萨像，也是与天龙山同一类型的。
由以上所举几种类型的造像，说明隋代在佛教雕塑方面是混合着南北不同和程度不齐的各种风格和审美观点，并且向盛唐统一的方向过渡，而在短促的时间中，还没有能形成定型。
不过从总的倾向说，它是继承了北朝晚期——北齐和北周两种不同的时代特点①，而向富丽华美和健壮丰腴方面发展。
这是研究和评价隋代雕塑，所当了解的时代背景和造型规律。
在这种时间短暂、尚未定型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没有确实年代题记的雕像，要想作肯定的时代判断是较为困难的。
如前所举，它虽有时代风格的标志——最多见的方形宝石璧挡装饰或双串璎珞，尤其是在单一的隋代菩萨造像中较为多见。
但这种造型特点，也不是可以截然划分时代或作为固定标准的，天龙山和炳灵寺的隋菩萨就是明证。
因每一时代或种族的风格之间，必然起有纵的或横的相互影响。
如北朝后期的雕刻，北魏与东、西魏与北齐，西魏与北周，有的即不易区别。
又北朝晚期与隋代以及初唐，其间更有很多相似之点，而隋与初唐作品区别，就更为微细了。
再试举四川广元皇泽寺第10号窟的一个胁侍菩萨为例，就整体造形和衣饰璎珞各方面说，都流露出初唐以至盛唐的一般风格，但发际，耳下，胸前及腰间所盛饰的宝石璧珰，又为隋代所特有，它与前述敦煌204窟胁侍像，麦积山35窟石雕菩萨残像和牛儿堂胁侍菩萨塑像(经过宋，明妆銮改塑)，在造型风格上，都有很多相同处。
因此在没有年代题记的情况下，对这类造像时代的判断，也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作出绝对的定论。
当然这和该地的社会历史发展和凿窟经过，有直接关系，但当查不出这些事实时，就只好凭它造型上的某些突出特点来断定了。
①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三节，造像碑及—般佛像雕塑中有关北齐和北周造像特点的论证 。
以上所述仅仅是凭借形式来断定时代，是从“美术考古”的角度，依照作品的花纹样式来考证时代的，这对于识别古代雕塑的时代特征仍是有帮助的。
至于菩萨像的装饰华丽为什么是隋代的特征
这恐与当时的社会风习和审美意识有直接的关系。
(二)唐代石窟雕塑 唐代由于王朝延续了近三个世纪之久，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并由高峰逐渐下降的一个转折而漫长的时代。
因而一般研究唐代的文化艺术，多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雕塑也不例外。
它的划分界限是： 初唐：由高祖武德到中宗延和(618—712)。
盛唐：由玄宗先天到代宗永泰(713—765)。
中唐：由代宗大历到文宗太和(766—835)。
晚唐：由文宗开成到哀帝天佑(836—907)。
以上主要是从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转变来划分的。
因为唐代从开国以后，主要是由太宗到玄宗的一个世纪中，扩大了疆土，使农业和商业经济都得到了空前的兴盛。
在这种雄厚的基础上，促使社会思想意识蓬勃向上，文化艺术也得到了高度的繁荣和发展。
到唐玄宗开元、天宝约四十年的“异平”时代达到了顶峰。
所谓盛唐美术，主要就是产生在这一时期。
在此以后，由于土地集中、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统治阶级生活更趋腐朽奢靡，各种矛盾呈现尖锐化，由此激起了唐代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使唐代政治、经济受到严重的创伤，这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代的雕塑艺术也由此显著衰退，到中，晚唐时代，已陷入了因袭成规，走向柔媚纤丽或萎靡无力的风格。
初唐和盛唐时期的雕塑，由于初唐延续近一个世纪，因而它的发展是逐步向上的，这就是说，初唐前期(高宗永徽、显庆以前)的作品在造型风格上，有的还保存有北朝晚期以及隋代的一些审美观点，但后来就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并且显示出盛唐前期的兴盛气象。
这表现在雕塑造型上，是雄伟瑰丽、劲健有力，在生动，真实的刻划中，特别显得气魄宏大，富有活力，给人以雄强硕壮的感觉。
只是在某些特定的题材上，如表现女性的菩萨像，还没有能如盛唐那样具有动人的魅力。
在佛教雕塑上，初、盛唐时代，是很突出地表现了乐观、入世以至世俗化的写实倾向，这与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有关。
主要原因还在于由社会经济发展所促成的对人间事物以及生活现实认识的进步，使得人们对于宗教观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唐代佛教绘画中，有描绘菩萨天女等像是以美丽的妇女为“模特儿”而从事写生的种种传说①，如此，在雕刻中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唐代的宗教雕塑，多集中在各地石窟中，由于佛教盛行以及地主经济进——步的发展，因此唐代所造石窟几遍布全国各地。
以上列举的隋代石窟造像所在地，除云冈之外几无不遗有唐代的作品，而四川、广西以至云南等地也都有唐代开凿的石窟(广西桂林为天然岩洞)造像。
现就其主要者介绍如下： 1、新疆各地石窟、唐代泥塑像 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新疆是第一步阶梯，它既是较早地接受佛教传播的地区，也是佛教造像较早流行的地区。
只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即：一，因为新疆石窟造像曾历多次遭受帝国主义分子的劫掠破坏，二，可能由于新疆地区，由早期信奉“以像设教”的佛教，后来改变为反对偶像的伊斯兰教，以致所有的十多处石窟的雕塑造像，全被毁弃。
如著名的库车“克孜尔”和“库木土拉”千佛洞，在现存的三百多个洞窟③中，除了窟壁上残留有壁画之外，只见造像台座累累，竟看不到一件雕塑作品③。
这在研究佛教雕塑艺术史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
在本书第五章石窟雕塑中已经提到，新疆的佛教石窟，多数散布在几个重要城市附近。
除库车以外，还有吐鲁蕃，焉耆、温宿以及和阗等地。
在这些地区，也偶然能从沙碛中发现一些雕塑的残段，并且从造型上可以认出多数是唐代的遗作 这类残段，在吐鲁蕃、焉耆、和阗等地的千佛洞附近，出土较多。
但由于目前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少，只能就已被帝国主义者劫去的个别造像加以论述。
①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论道政坊宝应寺壁画谓：'释梵天女悉齐公(魏元忠)妓小小等写真。
② 根据1959年由著者参加的调查编号，克孜尔石窟共有窟龛253个，库木i拉石窟共有99个。
③ 最近七十年代后期新疆文物工作者曾在克孜尔和库木土拉各发现有以前不为人知的佛窟数处，内有泥彩塑像，其数量类型如何
由于尚未见有报导发表，暂不列述。
在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中收藏有不少的属于新疆石窟的泥塑造像，在三十年代中期巴黎出版的一套《希腊、中国》图册中，可以看到一些佛、菩萨、飞天、供养人等的残躯，从造型风格上可以看出多数是属于唐代或唐代以前的作品。
如其中之一由各类残像组成的菩萨群像，虽已经过修补整理，仍然显现出新疆地区泥塑像的特点，在另一组的交脚菩萨和供养菩萨，唐代以前多见的薄衣贴体的形象更为明显，从某些风格上也可看出它与敦煌莫高窟的同类造像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两躯供养菩萨像，从赤裸的上身和贴体的长裙以及花冠臂钏等装饰上，与敦煌莫高窟中唐以前的同类作品相对比，很显然地表现出新疆千佛洞早期造像所带有的印度风成分。
五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中，曾经刊出在我国新疆吐鲁蕃和焉耆一带出土的石窟残塑，其中有一个造像的头部和一个没有头的残躯。
由这两个造像的造型上，使我们认识到新疆佛教雕塑所表现的现实手法，不减于敦煌佛窟的同类作品。
从吐鲁蕃出土的头像来看，不像是菩萨而应是供养人像，从其脸型、神态和服饰装束上，都能看出是一个典型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妇女形象。
另一个残躯，从姿势和发式看，可能是交脚弥勒菩萨。
奇怪的是身上衣着并非印度式佛像的服饰，而是当时中国少数民族风行的花布衣裤，而且坐的姿势也很自然生动。
由此可以说明新疆地区的佛教雕塑造像，也是从写实出发，把神像加以世俗化，反映出了人间的现实生活。
在和阗出土的佛教残像中，有陶像，也有少数木雕像和类似夹苎漆像的作品。
在泥塑和陶制像中，除了佛、菩萨像多少带有“犍陀罗”的作风以外，还有很多天王、武士和各种形象的供养人造像，也多是由雕塑作者就地取材，是从当地现实生活中摄取的各种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形象。
从南疆和阗出土的木雕像中，有一躯残损的天王像，其铠甲装束，多为中原形式，但神态面貌，却是当地人物为蓝本。
另一片木雕像，分为三层，形象多赤裸劲直，几纯属印度式。
最下层右侧，雕了两个男供养人，则又是中原当时的衣冠。
还有一残断的佛手，用苎麻布贴成，表面涂以粉彩，很类似中国夹苎漆像的做法。
从这只佛手上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新疆佛教雕塑艺术的现实性。
这只手的肌肉关节，都表现得非常圆软，好像在皮层内饱含着流动的血液。
像这样的艺术佳品，决不能与一般仅作外表摹拟的作品相提并论。
2、敦煌莫高窟唐代的泥塑像 唐代的石窟雕塑，就规模的宏大说，应以敦煌居于首位。
在敦煌莫高窟现有的四百九十二个窟龛中，唐代开凿的窟龛就占有二百八十多个，大小彩塑造像六七百躯，属于初、盛唐的窟龛约一百四十多个，其余为中、晚唐时期所修建。
但这种划分的界限，多是以壁画为标准，在时代上，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有的一个窟室曾经多次修造，其中塑像是早期，壁画则可能属于晚期，反之有的壁画属于早期，塑像也可能是后来重修补塑的。
实际上在敦煌莫高窟，所有的十六国、南北朝和唐代的塑像，除已残毁者外，多数经过后来的妆銮或补修。
因此，就不能全凭窟内壁画的时期来作为鉴别雕塑时代的依据。
当然，在这样多的唐代窟龛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雕塑作品仍然是丰富的。
就引人注目的菩萨塑像来说，在敦煌，随处都令人理解到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塑者运用了高明的手法，把理想中美的形象很真实地塑造出来。
前已说到，在佛教造像中，菩萨一般都站在佛的左右作陪侍的，但敦煌的唐塑菩萨有的则是坐在佛的身旁，这可能是由于菩萨的身份名位不同所形成。
在服饰装扮上，一般的唐代菩萨像，多头戴花冠，胸佩璎珞，而莫高窟的唐菩萨像多数是头梳发髻，有的连璎珞也没有，仿佛是佛的装扮。
如328窟的九尊像，除四躯半跪式的供养菩萨以外，中央坐佛左右二弟子侍立，二菩萨则和佛同样地坐在须弥座上，只是一腿盘起一腿垂下作半倚坐式，这种半倚坐的菩萨，只天龙山石窟有此样式(详后)。
至于不挂璎珞的则见于194窟九尊像中的两个侍立的菩萨像，从肌肉丰腴和时世装的服饰上看，很可能是中唐的作品。
又如第79窟属于盛唐的两个胁侍菩萨，一坐(半趺坐式)一立，都是袒胸裸足，上身仅仅斜挂一条帔巾，下身系着很薄的敞裙，姿容美丽，神采奕奕，表现出“曲眉丰颐”的唐代美人的典型形象。
象这样肌肤毕露的人体，似乎已脱离了宗教偶像气息，凭藉“相好”来吸引信徒众生。
，虽然在某些装束上仍然保持了来自印度的一部分形象和格式，但已成为中国佛教造像中一件优美的艺术作品。
① 作为——部中国雕塑史，对于敦煌莫高窟的泥彩塑，应重点介绍，选出有代表性的窟号。
塑像，加以分析，阐述。
遗憾的是著者四十多年前去敦煌时期对于中国雕塑艺术认识模糊，缺乏记录，以致写此书时草率从事，与敦煌这一泥塑宝库感到极不相称。
描写叶子落的句子
1 每一片叶子都是这次舞会的主角。
2 每一片叶子上都布满了压抑和忧郁，在落下的一刻就被印上了死刑的章。
3 树叶落下来,铺满了一地,给这个没有雪的冬天营造了一幅别样得画卷.
关于供奉佛像的规则
释迦牟尼创立早期佛教，在印度经过演化，依次经历了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3隔阶段，13世纪，佛教在印度渐趋衰落，以至灭亡。
本佛教在印度衰落,大体上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早期佛教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教义不彻底 印度民族的思想基础是婆罗门教建立起来的.婆罗门教的一个重要观点,或者说是本质的观点就是享受人生,强调纵欲的正当性,并神化纵欲过程中产生的快感. 而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理论核心就是针对享受人生而提出人生是苦海的理论.但佛教并没有完全抛弃婆罗门教的基本理论,因此佛教在禁欲和纵欲之间一直摇摆不定.释迦牟尼采取的是中道原则,既不禁欲,也不纵欲,早期佛教在这个问题上模糊态度,造成佛教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佛教的某些教派仍然把性欲神圣化,作为成佛修行的一个法门,就是这个原因. 在印度佛教的发展为印度教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印度教提倡享受人生而反对纵欲.从教义上否定了对人生苦海的认识,也否定了婆罗门教纵欲的观点.实际上,在印度宗教发展史上,佛教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宗教,只具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性质而不是别的什么.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比较彻底地破除了性欲的神圣性,将世俗的东西完全消除,这样就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二,早期佛教的修行方式造成憎侣成为印度社会的负担,进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坚决反对僧侣从事生产活动,认为生产活动是修行的大敌.因此憎侣在印度的生存方式只能靠乞讨,这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但大量的僧侣存在而又不从事生产,必然形成社会的负担.实际上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早期佛教的这种修行方式,只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社会照此倾力维持,而最终整个社会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枯竭,而导致民族灭亡,还一个是佛教被社会排斥而自己消亡.那么在印度的最终结果是,佛教在印度消亡. 一个相近的例子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地区仍然比较多的保持着佛教的最初形态.在僧侣从事生产活动问题上,比较坚决地贯彻了释迦牟尼佛的意图.僧侣生活完全社会负担.结果是僧侣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都实现涅磐,我们不得而知,但藏传佛教地区社会经济不堪重负到可以看出来.根据社会历史资料我们可以查对出来,这个地区的人口自唐朝以来是逐渐递减的,上个世纪初时统计的人口数,仅为唐时人口零头.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佛教憎侣生存和修行方式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僧侣进行生产活动列为修行的必须功课之一.每个僧侣每天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时间,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当然有些条件好的寺院可以不再进行田间劳动了,有些腐化了,但打扫庭院等内部还是必须的功课.要知道,就连这种活动,也是释迦牟尼坚决禁止的. 中国的佛教,由于僧侣门自己进行生产活动,有了其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这是印度佛教根本没有的一个主要生存条件. 第三,佛教领袖自释迦牟尼佛逝世后,后继无人 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所提出的佛教理论,都是由其弟子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而释迦牟尼佛自己没有任何著述流传下来.口耳相传就造成了在流传和理解上的歧义.佛教后期宗派极多,有学者统计在五位左右,但每一派人数却不多.特别重要的是,当时缺乏一个具有领袖水平的缺乏领军人物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实际上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基督教出现了一个叫保罗的犹太人,是他引入希腊哲学改造了耶稣的思想,并整理了基督教内部文件,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写了<新约>,<新约>对统一基督教各教派的思想起了重大的作用.再如孔子去世后<论语>的编写也起到了这个作用.可惜佛教没有出现能承担这样历史责任的人物 佛教的整个宗教体系并不完整,存在很大的缺陷,佛教内部混乱,缺乏领军人物,这也是造成佛教在印度无力抵御印度教替代佛教的一个根本原因. 实际上佛教在中国完成了最后的发展阶段.释迦牟尼佛提出实现涅磐要靠人自己的顿悟,是所谓佛者,觉也.但如何顿悟,释迦牟尼佛没说,大概他的本意是想让他的学生们顿悟一下.结果他的那些门徒学生提出了无数的办法,却没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中国的禅宗,提出了心的概念,彻底解决了觉悟的途径和办法,可以说比较准确地体现了释迦牟尼佛顿悟思想. 不少学者认为,禅宗提出心的概念,是对佛教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发展过程.佛教理论的成熟和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就使佛教具有了较强的战斗里,不会被论敌轻易击垮. 上面所说的三个因素,就是佛教在印度衰落的主要原因.
如何供奉佛像
作为佛弟子，供奉的佛像，要具备如法、庄严的特质。
因为观像念佛是佛教修习的重要内容，故佛像的造型对于佛教修行人有着更为深重的意义。
\ 所谓如法者，像亦是法，故造佛像要有经典依据。
佛所描述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造像上要有所体现，因每一相好都是佛对佛教修行人的无上加持，故善导大师在论著中反复强调观佛相好的功德，而佛教修行人供奉如法的佛像，会更好地获得这些加持的功德。
\ 二是要符合佛经的义理。
如佛经中说佛的相貌为大丈夫相，所以在佛像上要体现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相，这样的大丈夫相才能给众生以依靠感。
正法和像法时期的佛菩萨像大都是这样的男子相。
另外，早期的佛像很多都画有胡须，也是为了表达大丈夫相。
而且，佛的胡须不是随意乱画的，而是有佛经依据的。
如《佛本行经》云：“我自剃发已，须发皆尽，唯有二髭，虽剃不落。
”《观佛三昧海经》云：“云何名观如来鼻相，……下者直至入佛髭中，围绕髭毛，令髭毛根有华开敷。
云何观如来髭，诸髭毛端开敷三光紫绀红色，如是光明，直从口边旋颈上照。
”髭者胡须也．也就是说，根据佛经记载佛像是有胡须的。
再者，阿弥陀佛讲过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这就是让我们佛教修行人在心里就要摆脱种种对女人相状的执着，尤其是女性莲友。
更要从内心深处脱离女人习气，厌患女身。
现在流通的佛像往往具有很多女性特点，尤其是菩萨像，直接做成女相，阿弥陀佛画的像老太太。
这都是末世众生内心深处烦恼、业习的表露。
没有任何一部佛经说过佛菩萨像可以是女相的。
如果佛教修行人每天供养观瞻的佛菩萨像都是女人形象，那如何从八识田中打掉女人种子昵?故佛教修行人应当供奉这种具有大丈夫相的佛像。
\ 三是要延习古法。
现代造像的问题大多是造像者随意自出新意造成的。
现代造佛像的人(主要指汉地)往往不懂佛法，甚至没有信仰，佛像造型依据自己的审美心理随意为之，殊不知现代人的审美心理中夹杂了大量的业障习气。
相比之下，古代造佛像的人往往具有非常虔诚的信仰，而且佛像的造型很多都是在大德认可下完成的。
如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就是善导大师监造的。
像善导大师这种佛菩萨再来的大德，久证念佛三昧，亲见弥陀尊容，他所认可的佛像之权威性岂是现代人造佛像可比。
故供奉依古法所造之佛像，会对佛教修行人更为有利。
\ 所谓庄严者，造佛形象要有庄重古雅的艺术水准。
比如画佛像的线条是否具有力度，造型是否准确生动，色彩搭配是否典雅和谐，这就要求造像者要有高超的艺术表达技巧和非常强大的心力投入，而这种投入直接会给佛像带来生命力和震撼力，故古人常有画佛像放光者。
而现代造佛像者多不具备专业的艺术素养，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流通的佛像都是造型粗糙，格调庸俗的作品。
而供奉佛像者也都往往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
认为佛像就应该是这样的了。
并且，很多人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心理来选择佛像的，所谓看着欢喜就好，认为看着欢喜的就是庄严的。
其实所欢喜者往往是与自己的习气相应者，故选择供奉的佛像不应单凭个人之喜好，应该多看多了解优秀的佛像，心中才能有高一些的判断标准，禅宗里所谓的高着眼，对于选择佛像也是很有意义的。
家中佛像如何摆放
很多人会在家中吉祥物品，而信奉佛人会在家中摆放佛像。
我相信，信奉的人都对佛像的摆放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这里还是提一提在讲佛像的摆放前，先讲讲摆放佛像的数量也是有规范的。
一般佛像以三尊表法：如西方三圣，中间阿弥陀佛表圆满，左边大势至菩萨表大力；右边观世音菩萨表大悲：如华严三圣，中间佛表圆满无碍，左边文殊菩萨表大智，右边普贤菩萨表大行。
在家中佛像不管是否供在神桌或书桌、书橱上，首先应当剪一张红纸（红色避邪，7寸直径）垫于佛座下，以示吉利。
佛像如是以挂图的情势，应当剪一张一元大小之红纸贴在佛祖莲座上或座位上，以示吉利，选初一、十五、卯时。
小佛像如要放在佛堂桌上使用小盘子垫红纸。
佛像请回家千万不可以当贵重古董对待，而锁在保险柜内，这是最不恭顺的。
否则会使家里大小不平安心（孩子多感冒）。
佛像的质材不必计较，只要庄严、亲热为原则。
佛像老旧不要的应请到寺庙，或用金纸一同烧化（初一、十五奉送回归本位）。
关于家中佛像和挂符的摆放。
佛像或保身符挂像不要乱丢弃卧室内。
佛像纸类挂图，千万不可卷起来，否则会引发你的头痛。
佛像不要随意丢弃于不洁净的处所。
另外，信佛的人心要虔诚，对佛像也要虔诚对待，所谓“不生不灭，万法唯心”，心中有信念的人能够获得长生，而心中没有信念的人即便是神仙、佛祖也无法让他们超度。
佛像坐东向西还是坐西向东好
借用一段经文。
地藏是古佛再来，供养地藏的仪轨和供养其他佛菩萨像一样。
【世尊。
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
於所住处，於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
是中能塑画，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像。
烧香供养，瞻礼赞叹。
是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
何等为十。
一者、土地丰壤。
二者、家宅永安。
三者、先王生天。
四者、现存益寿。
五者、所求遂意。
六者、无水火灾。
七者、虚耗辟除。
八者、杜绝恶梦。
九者、出入神护。
十者、多遇圣因。
】 这是跟世尊报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
」包括我们现在。
「於所住处」，这是说要怎麼样来供养地藏菩萨
供养能够得到什麼样的功德利益。
我观未来现在众生，於他自己所住的地方，我们住家也好，道场、公司行号也好，你住的地方就可以。
「於南方清洁之地」，当然，我们要拿罗盘来排方向，东西南北。
向南边就是南方。
但是我们住家，先在都是公寓，不像以前建的大房子，都有看方位。
像你买一间公寓，是坐西向东，还是坐东向西，还是坐北朝南，这都不一定。
所以说一间公寓房子，里面要找南方的一个适当的地方，来供养地藏王菩萨，没办法都能满意。
一般来讲，像我们道场，就在隔壁找个位置，佛一定要在中间，一进大厅就看得见，这个是最好的位置。
最好的位置要先供佛，佛是代表老师，然后再供菩萨。
菩萨，你就找一个较理想的地方，如果能够找到南方，这个方位，当然是最理想。
如果南方这个方位不太方便，就找一个比较明显的、较方便的地方也可以。
这是讲方位。
南方也有代表其他的意思。
一般五行里面，南方代表火。
南方丙丁火。
东方甲乙木。
火是代表光明，火是代表智慧的火。
有了智慧，前途才有光明。
的，都是往南行，向南方走去。
这是表法的意思。
不是说善财童子往南部一直走，其他东部、西部、北部都没有去。
不是这个意思。
南的意思，是往光明的方向走去，只要有佛法，只要众生能够接受佛法，那个地方都是南方，都是光明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要呆呆的，说南方，我们就走南边，其他的方位都不走，这就变成佛呆子。
过去李老师说：「读书读到变书呆子，学佛，不知道佛的真实义，变佛呆子。
」我们要了解真实义，南方代表方位，代表光明。
你可以照这个方位来摆，是很好，照南方来摆，我们就摆南方。
因为公寓是买盖好的，你也没有办法选择，无法在南方，你就找一个方位，好一点的地方。
来安，当然最好能够安在南方。
像我们修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最好能够安在西方，方位符合经典讲的。
但是你买公寓的房子，不一定佛桌能让你安在西方，所以我们安在一个适当的地方，这样就可以。
重要是要知道它表法的意思，是最重要。
如果你自己要建，自己可以选择，那当然就选择这个方位，这样就符合经典讲的。
南方要清洁，要乾净。
佛堂佛桌要整理乾净，不要脏兮兮的，东西乱摆，我们人看的就难过，何况佛菩萨。
那就不恭敬。
所以我们去人家家里，看到他的佛桌很脏，一层灰尘，他们家一定不会兴旺，一定都是事情，不平安。
很多年前，有一位同修，好像住在三重，还是什麼地方，很久了，记不太起来。
家里不太平安，叫我去看他家的佛桌。
我一去他家，佛桌的灰尘很厚，香炉的香插得满满的。
我说你们都没有整理，对佛菩萨及你们的祖先都不恭敬。
没有，算命的说，一年才可以清一次。
说二十四日送神的时候，才可以清一次。
平时都不能碰，一碰就不得了。
我说：你今天请我来，你就听我的，你不要听算命的。
我说：你不敢动，我来帮你动。
我去他家，是去帮他大扫除，去帮他擦佛桌。
香炉的香全部拿出来，全部整理。
整理完，我问他：这样看会不会舒服一点
你看香炉的香插得这麼复杂，那个家庭一定衰败。
如果是这样，恶鬼临门。
恶鬼都跑来。
你对佛像不尊敬。
跟我们说，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如果你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佛桌非常的脏，一年才整理一次。
你还想请佛菩萨保佑，护法神责备你都来不及，还想得到保佑，那有可能。
所以我们经典要看清楚，南方清洁之地，不管在哪一方，哪一个方位，都要清洁。
每天都要整理。
所以我交代我们道场的住众，佛堂的桌子要擦乾净，要整理乾净，拜垫也要每天擦。
拜垫如果没有擦，过几天就有一层灰尘，所以要清洁，这是很重要的。
整理的乾乾净净的。
「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
」如果你安装地藏菩萨的圣像，用土去烧的，还是用瓷的，或者是用石头去雕的，或这适用竹子，还是木头去刻的，作一个龛室。
在龛室可以摆地藏菩萨的圣像，塑画，画就是画图的，画的也好，或者是金银铜铁。
像佛具店都有在作地藏王菩萨的圣像，我们可以去请一尊，很庄严，不需要很多钱。
把他放在龛室里面，南方清洁之地。
烧香供养，瞻礼赞叹。
赞叹就是讲演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读诵这部经，这就是赞叹。
这样的话，你住家的地方，可以得到十种利益。
哪十种
第一、土地丰壤。
譬如说，你是农人，种菜的，你的土地会很丰收，农作物会很丰收。
土地很肥沃。
第二；家宅永安。
你的家庭住宅，永远能够平安。
这个也是大家所求的。
第三、先亡生天。
已经往生的祖先，都能够生到天道。
本来在恶道的，能够超生到天道去。
四者、现存益寿。
现在在生的人，得到利益，寿命会延长。
会长寿。
五者、所求遂意。
所求就是都能满你的愿。
六者、无水火灾。
不会发生水灾，火灾。
七者、虚耗辟除。
「虚」是空虚。
「耗」是损失。
有的家庭，我们说运不好，运不好就是虚耗，全部都是事情，不能平安，这个都可以避免消除。
八者、杜绝恶梦。
晚上不会作恶梦。
第九、出入神护。
出外旅行或者回来，都有护法神保护，护持保佑。
十者、多遇圣因。
就是时常有因缘遇到圣贤、善知识、佛菩萨来开示。
你有这个因缘，常常能够听经闻法，这个就是圣因。
多遇，时常会遇到。
以上有这十种的利益。
十种的利益，你一定要清洁之地，烧香供养，瞻礼赞叹。
如果你没有这样修，你也得不到十种的利益。
关于开光 所以还有很多同修请了佛像回家，有很多人来问我，要把，听说不开光就不灵了，开什麼光
你们同修们要晓得，千万不要迷信，佛像是不是要开光
要，什麼叫开光
借佛像开我们本性的光明，是佛像开我们的光，不是我们开它的光，我们要说开它的光就颠倒了。
所以是有的，但是现在人颠倒了，找一位和尚去比划比划把就灵了，骗人的，哪有这个事情
如果法师开了光就灵了，那你何必供佛像
供我就好了，我比他还强，我不给它开光它就不灵，你们供它干什麼
哪有这麼愚痴
所以学佛要用智慧，决定不要上当，决定不要被人骗了。
所以开光是我们供佛像不知道佛像的意义，请位法师、大德来把供养佛像的意义给我们说明，我们就真正得利益了，这叫开光。
换句话说，就是好像我们塑一尊像，启用典礼，来把这个像说明，这叫佛像开光。
现在人全搞错了，都曲解了意思。
这是供养佛菩萨的意义。
家里有一个小佛像，帮忙看一下
做工粗劣的小铜佛，弥勒佛造型，没有什么收藏价值，即便是所谓的“祖上”传下来的，价值也不大，铸造工艺太差
此类小佛大量出现于清末民初，当时国运衰败，民众生活困苦，大批附佛外道（也就是现代所称“邪教”）趁机通过各种手段招揽信众实施诈骗，此类做工粗劣的小佛便见于市面，时至今日还有类似骗局上演
附上一则新闻报道作为佐证：
历史上的3次灭佛事件都是什么时候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
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魏太武帝背景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北魏太武帝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
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
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
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
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
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
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
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
时间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
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
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背景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
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
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
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
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
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
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
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
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
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
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宇文邕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
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
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时间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影响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
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
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唐武宗背景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
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
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
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唐武宗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
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
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
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
”（《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
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
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
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
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
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
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
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
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
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
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
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时间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
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
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
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影响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
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
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
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
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
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
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
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
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
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
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