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高松年的人物分析 有关故事梗概
内容 提要：讽刺 艺术 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 发展 、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
《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 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 自然 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关键词：《围城》 讽刺艺术 细节描写 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 中国 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
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
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
《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
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
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
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
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
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勾搭妓女。
这里面也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包括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宣言不问 政治 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确实达到了作者想要写出某一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
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 教育 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
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
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 时代 。
二、讽刺意味通过情节发展和精雕的细节自然流露 《围城》通过人物可笑嘴脸惟妙惟肖的勾画形象地暴露出人物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
如书中对主人公方鸿渐流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 历史 上之 影响 及其学术报告。
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家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钱钟书就是通过方鸿渐那通篇荒唐可笑的宏论，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西洋文明，即帝国主义宣扬的文明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
从整篇看，文章并未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钱钟书还善于抓住讽刺意味的细节，楮慎明自称一生最恨女人眼睛近视不配眼镜是因为怕看清女人的脸，同时声称自己人性里只有天性没有兽性，但一和苏文纨交谈，却激动得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里，这一细节的生动描绘，无疑传神地描绘出楮慎明那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方鸿渐被鲍小姐抛弃后，又和苏小姐亲近。
侍者阿刘因方鲍同居时索钱不成，怀恨在心，看到此景，不禁诧异，便'啐'的一声向痰盂里射了一口浓浓的吐沫。
一个啐字表明怨恨之深，一个射字，表明速度之快且有力量。
把阿刘久蓄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形神兼碑。
高松年和方鸿渐的初次对话，高松年出尔反尔，以 政治 手腕耍弄教师，先是利用抗战时期邮政混乱的情况，大胆撒谎，并配之以勇敢的目光，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却羞愧异常。
曹元朗对新诗的评价说：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这几句话对某些新诗作了尖锐的讽刺既不必追求诗的意义，它又不必有意义，所以就根本没有意义，这对当时新诗的讽刺是相当刻薄的。
这些细节都取得良好的讽刺效果。
三、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手法中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围城》中作者大量采用中外文化、文学的典故。
从 中国 先秦的《诗经》兵法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谈》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
典故的 内容 除文学之外，还涉及 哲学 、宗教、兵法、医学、生物等知识。
如第八章机关上司驾驭下属的技巧，尽学西洋人赶驴子，在驴子眼前，唇吻之上挂一串胡萝卜，引诱驴子向前拼命，这是来自法国《列那孤》中的生花妙笔。
方鸿渐买假文凭时引柏拉图《理想国》、孔子孟子之事为自己辩护，认为买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这里连用几个中西典故细腻逼真地写出了方鸿渐自我解嘲自欺欺人的心理。
增加了讽刺的力量和批判的力度。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使人在频频发笑的同时认识了深刻的道理。
如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彻底的嘲弄与讽刺。
再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
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
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
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
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
又如写妓女王美玉：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它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象侠客的胸襟，牙根肉怎么能象胸襟呢
但细一想，侠客不是爱打抱不平吗
原来这是比喻牙根肉不平，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又如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笑多，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的通信等等。
这种新颖独特的比喻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地思考。
《围城》还擅长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评点的技巧，生动风趣，使人忍俊不禁，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
《围城》中还采用了重复手法，增强了讽刺的 艺术 性。
德国有一位 哲学 家柏格森，在一篇谈《笑》的文章中说：喜剧就是模仿人的机械动作。
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往往熟视无睹，但经过作者反复地描写它的状态，就使它犹如笨重的机械一样，屡屡重复着一个动作，造成一种滑稽感。
《围城》中的重复手法别有特色，含有几分机智的俏皮劲。
留学归来的鲍小姐，袒胸露背，扭捏造作。
小说就反复把她比作熟肉店里的熟肉和熏火腿：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紧接着小说中又借用真理是赤裸裸的格言，把鲍小姐轻薄、肉感、放荡不羁的习惯，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在《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
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
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
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 社会 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并未直接抨击时局，但其讽意以溢于言表。
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那样肥硕，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
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运用丰富的联想，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这样由此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啼笑皆非。
四、语言诙谐幽默、尖锐泼辣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幽默可以说在《围城》贯穿始终，无论是叙述还是评论，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深刻的道理。
如对学国文要出洋深造的 分析 其它学科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要国文是土货国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里的洋气可掬和外国招牌，语言尖锐泼辣，对于新学科的内涵，对于一些留学观念，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方鸿渐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到廉价的假文凭后，回信反劝这个骗子改邪归正，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了酒，红着眼要找 中国 人打架，书中戏言这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导致外交的失败。
在讽刺之外，我们更可看到作者的深心和忧虑。
对于分析那些自以为有名的人用笔名时说只怕一个名太大，负担不起了，化了好几个笔名来分，化了好几个避免，只是不负责任或是做坏事的表示，作者对三十年代笔名泛滥的恶劣现象，在尖锐刻薄的语言中进行嘲弄。
又如方鸿渐同赵辛楣斗口，书中写道：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
'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这句话本来是国民党报纸为自己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所挂的遮羞布，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点出，就为读者撩开了这块遮羞布，暴露出里面的肮脏东西，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像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可以说《围城》的语言处处是幽默，时时有讽刺。
总之，《围城》的讽刺 艺术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 社会 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
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 中国 现代 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围城》小说中人物的分析
在恋爱婚姻上的失败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虚荣、爱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
当他留学归来，凭从一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的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
图慕虚荣之心被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
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眠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对方鸿渐的爱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
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打量、审视背后隐含了什么内容
副馆长孙郁“从方鸿渐看钱钟书”，敬请关注。
（全文） 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
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说，这本书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愿意读它，因为他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影子。
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
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的顾忌，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主要描写了方鸿渐这个人，他从27岁那年从法国留学，从欧洲留学回到国内，然后两年之内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这样的一段生活。
那么方鸿渐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开始是失业，没有什么职业，后来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来他属于父母给他找的爱人，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后来在银行里工作，在银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就产生了恋爱的关系。
钱钟书在描述方鸿渐在上海做职员的过程当中，那一段爱情的故事，写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文化青年，他在恋爱场上、在情场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小姐那个爱情，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最后到了岸上，他就被鲍小姐甩掉了。
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最后呢，无意中他和孙柔嘉小姐，孙小姐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地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
比如他跟孙小姐结婚之后，他说的话。
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是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
方鸿渐这个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钟书在描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
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涂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钱钟书在里面对婚姻我觉得表现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钱钟书觉得人是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人必定要受到命运的一种捉弄。
比如恋爱之前，他觉得他那么美好，最美好的东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倒来了，你追求到手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在一个尴尬的泥潭里边。
方鸿渐这个人开始是想要追求什么，想要寻找什么，想要企盼什么，但最后你就感觉到，这种寻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种麻木、痛苦、绝望所代替。
最后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方鸿渐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觉新、跟好多作家笔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样，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形象。
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看方鸿渐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钱钟书他自己，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美学追求。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
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
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
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
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
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
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
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
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
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
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
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
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
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
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
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
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
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
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
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
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
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
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
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
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
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
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小姐、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
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
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
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
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
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
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
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
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
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
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
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
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
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
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
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
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
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
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
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
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
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
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
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
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
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
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
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
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
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
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
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
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
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
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
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
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
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
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
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
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
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
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
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
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
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
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
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
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
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
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
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
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一点他是非常绝望的。
我觉得钱钟书他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方鸿渐最根本的意义，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
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的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隐含这样一种意义。
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经常想，如果鲁迅和钱钟书他们现在很年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文章来嘲讽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生长精神，才是纯洁的精神的园地，才是思想的源力。
你看很多西方的国家，很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学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个大学里面应当是一种超功利的，它是不应当有功利理念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由，一种完全是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才会产生一种学说。
你比如古希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呢
因为当时古希腊的人，他们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强调文化的无功利，那么无功利他就会想到心灵和上苍直接进行交流。
想到月亮为什么是这样的，星星为什么是这样的，大海的浪潮怎么产生的，然后他就出现了逻辑学，出现了自然科学，各种各样学说都出现了。
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开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诉我们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谁谁服务。
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别人身上，为谁谁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思想。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就写了一些没有思想、浑浑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丑陋的文化人。
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没有那种超功利的文化情怀，哪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那种忧患，对当下生活的这种感怀、伤世都没有。
所以三闾大学呢，其实就是中国当时现代教育腐败和黑暗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当中国的大学都像三闾大学这样存在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的。
所以我想钱钟书之所以我们说他伟大，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问题。
他用自己那种反讽的语言，那种颠覆性的、叙述语序，他描述了这个生活，他把这种可怕性，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性展示给读者，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洗心革面，就是说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要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化悲剧的时候，经常讲到社会，讲到民众，其实社会民众的叙述者是文人，那么文人自身不能够解放，成为一个很委琐的，非常奴性的这样的人物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文化。
所以《围城》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巨大和深远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
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
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
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
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围城中去三闾大学的佳段
，钱钟书先生著中的大学。
校长为高松年。
根据书中记载地处湘西“平成”，是抗战时期创建的一所大学。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正式出版。
该书面世后反响极大，由此也引起了读者对于书中“”的原型猜测和考证。
有关“三闾大学”的原型猜测有很多。
但根据学者的研究考证，较为大家所公认的“三闾大学”的原型是蓝田。
蓝田即通常所说的国立师范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大部分校址在今的校区内。
该校传达室三闾钟楼既是在原校址上建成的，而国立师范大学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
平成是“平安成化”之意的缩语，即暗指安化县，当时的蓝田镇属安化县。
三闾大学是中一个很重要的场景，也是全书最精彩情节的发生地。
其原型所在地为安化蓝田(今湖南涟源)在版图上不过一弹丸小镇，但却是当年抗战时期转移至后方的大学－－的校址所在。
1939年，钱钟书被聘为该校教授，在此生活、讲课两年后，于1941年返回上海。
短短的两年时间，这座南方小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钱钟书的痕迹。
因为，《围城》实在是太有名了，不仅小说，后来在涟源取景的同名电影，同样是广受欢迎。
因为感情上遭到严重打击，加上事业发展不顺，以及抗战形势变化，从子虚乌有的“”博士毕业的（《围城》主人公，有人认为钱钟书以自己为原型创造）接到了从三闾大学（原型即邀请钱钟书前往教书的国立师范大学）发来的聘函。
同时接到聘书的还有他的朋友、赵辛楣等人，他们结伴从上海起程。
方鸿渐一行水陆兼程。
从上海坐船到浙江宁波，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到金华，留宿“欧亚大酒店”几日后，搭乘火车到江西鹰潭，因为车票紧张，在江西境内他们又耽搁了几天，终于到达江西与湖南交界的界化陇，从此地转乘湖南的长途汽车经过四天颠簸后到达邵阳。
根据后来的考证，钱钟书在《围城》中安排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路线，在邵阳以前完全与他本人前往国立师范大学的路线重合。
从邵阳到目的地“平化”，《围城》中描述为“到学校全是山路，得换坐轿子。
”他们第一天走了七十多里，然后在途中歇息一晚上，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学校。
而邵阳到蓝田的距离为一百二十里，从时间上推算，三闾大学原型应正好是钱钟书当年供职的国立师范大学。
只是在小说中为回避真实，钱钟书才虚构了目的地。
据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围城》钟的人物很多都可以在钱钟书去湖南执教同行的人中找到一些影子；至于“三闾大学”中的衮衮诸公，如高松年、汪处厚、刘东方、韩学愈、范小姐等，也不可能不打上国师的烙印。
国立师范学院的主要建筑都位于如今的涟源一中校园内，大部分现已被涟源一中于解放后的上十次的翻修中不断被更新，昔日的破败早已被簇新的建筑所代替，教学楼外象征性的“三闾钟楼”牌匾试图努力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钱钟书生活、工作的地方。
幸运的是，国师搬迁后，这里历办湖南省立15中、涟源一中等学校，使得校园中的古树悉数得以保存。
据一中教师介绍，整个校园内，有百年古树数十棵。
只要细心，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不少小说中描写的细节。
钱钟书在《围城》里描述，“三闾大学”是一座“摇篮”，这“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成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 “花园”就是指李园；“溪”就是蓝田的升平河；“山”就是涟源一中校园里的光明山。
只可惜，“花园”已成了涟源市政府的一角，前几年仍然可以看到的花园大门，已经被一排商业门面占据，不时传来小贩们的吆喝声；“溪”则早已流成了小河；只有“山”，除了新修了游泳池，并补栽了一些树木以外，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
反而树木越发繁茂，小路曲折，气氛幽静。
山上小亭子里，不时能见到几个手捧书本用功的学生，让我总怀疑他们手里拿的是不是《围城》。
也许，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国师学生们也和他们一样，徘徊读书于此。
《围城》里关于“三闾大学”的另外一些景物描写都可以找到原型。
《围城》里写道：“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房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这建筑就是当时的“德志园”，在如今的看守所下来不远处的分岔口旁，这建筑有一栋还在
《围城》里写道：“水涸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这木板桥确实有过，当时，附近一村民为了方便国师的师生过溪，在现蓝郊村李家院子前的河湾处架了一座木板桥，这座木板桥后来被洪水冲走了。
《围城》里写道：“表上刚九点钟，可是校门口大操场上人影都没有……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试声的青蛙……”这大操场就是现光明山大礼堂前的大操场，2004年，这里被当地政府开发成一个大商场。
除此之外，《围城》里描写的酒店、书店等到也可以找到它的原型。
围城与边城心理描写的对比
《围城》的心写艺术 钱钟书的作品具有机智的特尤其是长篇讽刺性小说《围城》妙语，妙趣横生，人物刻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处处显示出学者的渊博和才情，颇具辛辣痛快和睿智幽默的风格，后被译成多种外文。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
它是一部以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
书名《围城》取自法国的一句古语：Fortresse assiegee。
其含义是：爱情、婚姻或某一种人生，好像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
在作品中，作者借人物之口点出了这部小说的含义： 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实际是象征性地指出，在巨大历史变革中，某些人们徘徊在人生之路，彷徨、茫然不能自主的苦闷处境，使人感到“人生万事，都有‘围城’之感，”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深深陷入这“被围困的城堡”之中。
人生处处有“围城” 《围城》的主要成就，在于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动群像，深刻剖析了他们空虚、卑琐的灵魂。
这些，首先见之于对主人公方鸿渐生活遭际与人性的弱点的描述。
方鸿渐出身于败落的绅士家庭，长期的封建家庭影响，形成了他气量狭小、软弱屈从的性格，家庭为他包办订了婚，但未婚妻夭折，他出于对岳父的怜悯、写信慰问，得到岳父的欢心，岳父便出巨资送他到欧洲留学。
他在大学本是学中文的，却偏要出洋“深造”，此事未免滑稽，可在殖民化的旧中国却不失为时髦之举。
在欧洲，他在四年间换过三个大学，兴趣虽广，却学无专长。
他原本瞧不起留洋镀金的博士招牌。
但迫于父亲和岳父的压力，不得不在回国前买了一张博士的假文凭，寄回去搪塞，不料，身为上海某银行经理的岳父立即将他的“博士照”登报，大肆吹嘘。
这些文字看来是写主人公的经历和个性弱点，落笔却都巧妙地针砭了崇洋媚外、好尚虚荣的社会风习。
当时，国内正是全民奋起抗日之时，然而，方鸿渐却陷入黑暗的“围城”，成为“情场”和“名利场”上的角逐者。
在“情场”和“名利场”的角逐中，方鸿渐屡次失败。
若把结婚恋爱比作“围城”，那么方鸿渐就是陷入这座“围城”里最久的困兵。
作品中写到他先后和四个女人发生过恋爱、婚姻关系，他曾冲进了“围城”，但终又逃了出来。
一是和妖冶同流的鲍小姐鬼混过，最后才明白上当受骗了；二是和谙于情场斗法的文学博士苏小姐的恋爱，结果被她害得身败名裂；三是遭到情场“后起之秀”唐小姐的拒绝；四是和三闾大学英语助教孙柔嘉的结婚，但孙柔嘉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这位外表腼腆、稚弱的女子，内心却有主见，并且秉承了中国旧家庭中妇女传统的多疑善妒的品性。
因此，伴随着这桩婚事而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争吵，使他陷入痛苦的“围城”。
在“情场”、“名利场”的追逐中，他始终不能从“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中解脱出来，因而，在人生道路上，他只是个人茫然地冲撞。
方鸿渐固然不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但比起那些思想极端**、灵魂无比卑鄙的“两足动物”来，他还不失为一个正直、有爱国进取心的青年。
他还有点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他鄙薄过“西方文明”；还拒绝过官僚小姐苏文纨的庸俗爱情；出于爱国心，他宁可失业，愤然离开被敌伪收买了的“新闻社”；他耻于去做“资本家走狗的走狗”，但他却到处碰壁，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在家庭中难以存身。
真所谓人生处处有“围城”，归国轮船的舱房是“围城”，上海孤岛是“围城”，内地大学是“围城”，婚姻家庭也是“围城”，因而，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受倾轧后如此说：“我还记得那一些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
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当他在小家庭中受气之后，又如此想：“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
在小乡镇，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城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
”“围城”一词，包含着作家浓郁的人生忧患意识，它象征着一个难以解开的阿芬克斯之谜，一个充满期待与懊悔、寻找与失落的悲喜人生连环结。
方鸿渐的悲剧不仅在于隐入了爱情的伴侣情敌关系、家庭的夫妇亲友关系、学校的派系关系的“围城”中不能自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勾心斗角的倾轧角逐中，无益地耗尽了可贵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
卑劣的灵魂 《围城》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表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生领域，这个领域还从来没有被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们深入开掘过。
作者借这个领域里人物命运的描写，淋漓尽至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
作者在《序》中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 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这可以说是全书内容和创作基调的提要，同时也表示着作者的严正的创作态度。
还是看看作者是怎样以卓越的艺术才能为那些“无 毛两足动物”画像的吧
打开书，我们很快进入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世界，通过作者对那些极富有个性特征的心理和形体的刻画，确实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这是在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壤上孳生起来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力小人；也有苏文纨、范懿那样虽然混迹学界，却以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斗狠为己任的大家闺秀……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最漂亮的旗帜，将其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为了生存竞争，必须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
无怪乎作者要把这些人称为“无 毛两足动物”了。
自然，他们之中也有没有耗尽人间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点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
这些人物，或者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者像赵辛楣，终究有一技之长，或者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围城》的确是一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新的“儒林外史”。
它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作者艺术地概括了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代欧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
杰出的讽刺艺术 面对畸形的世态和人事，作者不能隐忍他的鄙夷和憎恶，小说通篇充满着忧世的讽刺和深沉的感伤之情。
但他的讽刺基于对社会洞幽烛微的精细观察和渊博的学识根柢，故显得从容自如而又充满睿智，可称之为机智幽默型的讽刺。
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类而言，作者的幽默讽刺犹如一柄藏而不露的利刃，常会在笑语盈盈中脱颖而出；面对灰色平庸的灵魂，又犹如犀利灵活的手术刀，精于切开痈疽、剔析肌理；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作者也往往在行文中随笔勾连，顺手一击——或在描绘人物经历、个性时插入现实生活中的片断画面，展示旧中国畸形世态，或在写人状物时借题发挥，类似杂文式的笔法针砭时弊，或通过人物间的“扯淡”议论时政，引出对现实政-治的讽刺嘲弄。
比如作者写褚慎明这一崇洋症患者和不学无术的骗子时，就运用了辛辣的讽刺手法。
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后，嫌“家宝”这名不合哲学家身份，以“慎思明辨”之意改为慎明，他本不学无术，却又自恃高明，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是靠“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然后给他们写信，在信中，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的话，改头换面为自己的意见，吹捧他们，以骗取回信。
有的哲学家，还寄书给他。
这样，褚慎明居然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
有位阔官僚甚至要“花一万金送他出洋”。
“他最恨女人、眼睛近视得厉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得不戴眼镜，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
褚慎明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posteriori（注，拉丁语，从后果推测前因）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注，英国，臀部），看见×记号会联想到kiss（英国，接吻）。
作者用冷嘲热讽的笔法，剥下了这个哲学家堂皇华衮下的可鄙、可恨又可悲的灵魂和气质；写出了他在故作高贵中的浅陋，貌似风雅中的粗鄙愚蠢、道貌岸然和贪婪无耻、虚伪下流，一本正经的庸俗无聊和深入骨髓的卑鄙自私。
另外，通过对话、细节等描写，尤其是写褚慎明在对话中，大量地将西方文字在汉语中的强行编码，生动地体现了殖民文化心理的奴性特征。
微妙细腻的心理描写 唐说：“我以为《围城》最大的成功是他的心理描写，钱钟书的主要风格也建立在这上面。
”作者紧紧抓住对旧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劣根性进行剖析，从人物之间的关系中，从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上，从他们的语言、行动中，去捕捉他们的心绪、心态所构成的心理冲突，进行微妙的心理描写。
但作者在描写人物心理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手法。
比如，其一是心态描写。
这是一种直接对准人物心理进行剖析的描写方法。
其中最大的一个“窍门”，就是作者钻进笔下人物心灵的深处，借助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比如“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比从前减少了。
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
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
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他恨自己的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
苏文纨这个洋博士，一心追求方鸿渐，但方鸿渐此时已暗暗地恋上了唐小姐，但是他碍于面子，性格犹豫，欲说还休，不愿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苏小姐呢，正热昏了头，情意缱绻，深陷其中，乐以忘忧，做着美梦，想入非非呢
所以，两个人各有所思，各有所想，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因此，这里的心态描写，就见出了方鸿渐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和充满了矛盾的心理活动，也见出了苏小姐矜持自负，洋洋自得的心理。
其二言传心声。
“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
”（清·李渔《闲情偶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很多地方是借助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来实现的。
比如，苏小姐在方鸿渐面前说赵辛楣“三天两天写信给我，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看了讨厌
谁叫他失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医生
”试想，在情人面前说另一个男人给自己写信，并假装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不是装乖卖傻，这是什么。
我们透过苏小姐这似嗔实喜的语言表白，可以想见到她此时情场得意、沾沾自喜的心态。
其三是借形写神。
人物的心理变化，随时表现在人物的外形上、表情上，正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所说：“一个人有时生气，有时专心，有时好奇，有时爱，有时恨，有时蔑视，有时高傲，有时叹赏；他心灵的每个活动都表现在他的脸上，既清楚又明显。
”（《画论》）因此，钱钟书在很多地方都是抓住人物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借助对人物肖像的描写来达到其写心的目的。
比如，“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
“大眼珠险的突破眼眶”，就刻画了一个一向“最恨女人”，对雌雄最有研究的褚大哲学家此时见到楚楚动人的苏文纨时的卑鄙肮脏龌龊的心理，剥下了这个大哲学家的伪装，露出了丑恶的原形。
由此看来，钱钟书探索人物心灵奥秘的手段并非独创，但他特别讲究一个“妙”字，正是这个“妙”字，才形成了这部小说在心理描写方面的独特风格。
谈边城的心理描写艺术谈起沈从文，必谈他的《边城》。
《边城》描述的是在三省交界的边城有两个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个摆渡船的孤孙女翠翠，但翠翠心中只爱二老傩送，父母却为大老天保先提了亲，兄弟俩决定以为翠翠唱歌来决定胜负，大老自知会输给弟弟，便出走了，在途中失事去世了。
弟弟进退两难，也离家出走，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惆怅与期待中守着渡口。
作品展现了淳朴的民风，表达了对人性美的呼唤。
《边城》这部作品中，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个突出的特点——多用心理描写。
作品中心理描写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物的内心独白、自言自语、梦境等形式，也有景物烘托、话外音等形式，深入人物内心深处，使读者如同立于人物的内心之中，亲身接触人物周身环境之感，读来内心不觉随书中人物的心绪而跌宕起伏，神奇而美妙，亲切而自然。
沈从文曾经说：“我是天生就有一种理解女子的心。
”我不禁感慨，沈从文是个男的，怎么能够把女孩子的心理刻画得如此细腻真切
小说中，作者在翠翠身上花的笔墨是最多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采用心理描写的形式，为读者展示一个天真乖巧、纯洁美丽的少女形象。
这位少女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淳朴、天真、活泼。
边城一个饱含自然气息的青春少女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如“……（翠翠）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多么自然，多么活泼可爱的一位乡村少女
这一心理描写，立刻使我们勾勒出一位健康而又水灵灵的女孩子形象来。
翠翠时不时地唱起歌来“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你大仙，你大神，眼睛看看我们这里人
……”还时不时自己冒出个问题来，如“‘白鸡关真出老虎吗
’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白鸡关”等等，有许多关于翠翠日常中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天真活泼的东西。
这正是一位处于发育成长中的少女的心态。
成天生活在绿树环绕的清幽的小山边，吃的是野菜，采的是野花，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非常淳朴，清新，稚嫩的心灵一尘不染。
见到人家团总女儿戴着闪闪发光的银手镯“心中有点儿歆羡……望着这一行人中那个女孩身后发痴”。
爱幻想，爱联想。
思想容易随着事儿飞，静静发呆而不知所措。
小说紧扣十五岁的山村女孩的心理特点，逼真地描绘出她特有的心态。
《边城》中还有许多出都写到了翠翠在初涉爱情是的矜持、害羞而又怦然心动的细微心理。
在去看龙舟竞渡时，一听到说起“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的脸开始发烧，在想到“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时，翠翠心中不免有点儿乱，而这种“乱”在面对二老的问话时让她腼腆不安，她的脸还发着烧不便做声，心中却还想着碾坊陪嫁的事，于是不自觉地有了点烦恼、忧愁，又似乎有了点快乐，同时却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
这种爱情心理是十分含蓄而矛盾的。
然而后来第一个来他家提亲的确实老大天保：“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
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翠翠的惊愕和极度失望、掩饰的心理过程，在看似随意的动作中暴露无遗。
之后，“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可是见了祖父眼中的一汪泪，她又惊又怕，“心中乱乱的，想赶去却不赶去”。
翠翠的心意，祖父自然无法理解，连翠翠自己也觉得不明白。
但正是这乱乱的心绪，反应了翠翠内心对于祖父的愧疚感、无人解怀的顾忌感以及梦中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感，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一个青春少女躁动不安的心理。
在表现爷爷这个形象时，也多采用心理描写的方法。
“那青年（大老）走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
翠翠若应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
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
” 爷孙俩相依为命度过了十多个年头，年老的对孤独的孙女的疼爱至深至诚。
憨厚老实的爷爷不贪图在翠翠的未来中得到一点什么享受，只希望孙女有个好着落，自己方可安心离去。
这是多么淳朴的人性之美
《边城》为读者展现的是翠翠的形体美、灵魂美、人情美，爷爷淳朴的人性美，天保、傩送兄弟俩在爱情纠葛中的心灵美，宛如一幅人性的风俗画，充满了爱。
求《围城》的内容简介，200字左右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
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长期无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
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之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
此后作者又曾小幅修改过几次。
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
主人公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
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
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
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
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
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准岳父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
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但最终与此二人感情破裂，并由此结识了苏的同学赵辛楣。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
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
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
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故事到此结束。
围城的语言的比喻艺术
《围城》比喻中的陌生化技巧 文艺创作需要陌生化，因为创作需要不断进行技巧创新，在新的创作下给人新鲜的体验。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陌生化还能增强美感。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有这样一段名言：“艺术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重新感觉生活，感觉事物，是为了使石头保持石头的模样。
艺术的目的在于使人感觉到事物，即看见而不是认出。
艺术的手法是使事物陌生化的手法和难化形式的手法。
（据此）来增加难度并延长感知时间，因为在艺术中感知的过程就是目的本身，因而应当延长。
”这就是说，使用艺术手法来使事物陌生化，使形式发生阻碍，从而拖住注意力，延长感知时间，因而达到感觉美发现美的目的。
比喻作为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最注重的是新颖性和奇巧性，这就需要寻求一种陌生化，因此是陌生化技巧的一个最佳试验场所。
比喻最忌讳的是雷同与大众化，西方有句名言，说第一个将女人比作花朵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才。
跟在别人后面抄袭或摆脱不了大众化的思维模式，这都不能创造出好的比喻。
《围城》这部作品历来都脍炙人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里面的比喻生动形象，巧夺天工，简直就是一个比喻的大观园，极大地满足了读者们的审美愉悦。
钱先生以其惊人的想象力，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比喻意象，使《围城》成为比喻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钱先生提出比喻原则：“凡喻必以非类，凡比必于其伦。
”用八个字概括“似是而非，是非而是。
”指出比喻就是要寻找其相似性。
但好的比喻并非仅满足相似性就可以。
《围城》中的比喻，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出人意料之外，而突破常规，运用逆反思维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具体的陌生化技巧分析如下： 一、拉开距离 普通的比喻追求本体和喻体的贴切，但《围城》中的比喻往往刻意拉开本体和喻体的距离，营造一种陌生新奇的氛围。
亚里斯多德曾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识。
”钱钟书先生正具备这种天才的创造力，他根据表达的需要，善于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事物中，找到别人未曾发现或难以发现的相似点，用新鲜贴切的喻体，去表现描绘本体，使之形肖而神似。
在这点上钱先生不愧为大家，两件看似全然不相干的事物经他的生花妙笔一连，就叫人击掌叫好。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钱先生在谈到如何使比喻新颖创辟时，根据比喻相反相成的道理，也提出拉大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距离，认为相比的事物，“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
古罗马修辞学早就指出：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
”“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会，得成俪偶。
”他为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达到无理而妙的境界。
《围城》中的许多比喻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创造出来，令人过目难忘。
如描写鲍小姐时，除了把她比喻成熟食铺子外，还把她比喻成真理，“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若没有后面一句解释的话，读者一定摸不着头脑，鲍小姐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真理却是虚的，二者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点，甚至可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作者却从赤裸裸这一概念出发，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逼真地烘托出鲍小姐的放浪形象。
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可算上是鬼斧神工之作。
二、取其一端 普通比喻常常追求本体和喻体的整体相似，钱先生指出，“比喻取其相似性，是只取其一端，非为全体，但是由此一端相似而推及他端。
”这就为这种新奇的比喻找到了生存的合理性，也打破了惯常规律。
这实际上是追求一种神似，比喻的相似点并不只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这种比喻往往与神相通，而不求和形直接相似。
刘勰说：“物心貌求，心以理应。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
”比喻只有重在神似，才能使话语具备化工造物之真态，达到最高的传神的艺术真实。
如“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
”睡眠与粳米粉的线条的相似性，只在“拉不长”这一点上，由这间接的一点而推论两者相似，令人倍感新奇。
三、多用意喻 意喻又称虚喻或抽象式比喻，是用虚幻深奥的喻体去比喻具体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比喻多侧重于象喻，所谓“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因此多用具体的形象去比喻虚无的感情，而对意喻较少涉及。
钱先生则运用逆反思维，反其道而行之，毅然闯入意喻这片少人地带，发挥丰富的联想，大力开垦，游刃有余，留下了大量新奇出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比喻。
如“{王美玉}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缀几粒娇羞不肯露出头的黄牙齿。
”用侠客打抱不平的精神来形容牙根肉的不平整，貌似古怪，实际上非常有趣，将王美玉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类比喻用比较抽象陌生的事物作比，突破了比喻的常态和惯性，让人一下子就获得一种别致新颖的体验。
四、以丑为美 人们往往喜欢从唯美的角度去选择喻体，但钱先生独辟蹊径，以丑为美，避免了陷入常规思维的圈套，令人获得新鲜独特的感受。
钱先生喜欢“取譬于秽琐事物”，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陌生化。
如“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亚当、夏娃下身的树叶，一般人不会提起，似乎难登大雅之堂，但钱先生信手拈来，准确地用来形容这张假文凭，将其说得如此不堪，使读者禁不住发出会心一笑。
五、加入夸张 《围城》中的比喻往往与夸张等修辞手法联系起来，超越了一般比喻的单纯，显得更加形象与特别。
在《围城》里，几乎每个人都是被揶揄的对象，外貌和神情是被调侃最多的，通常是漫画化，在运用比喻的同时往往加入夸张等辅助手段，令整个画面更加滑稽。
如“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
”把褚慎明的丑态毕现出来。
这种比喻往往奇妙生动，联想与众不同，诙谐多彩，令人忍俊不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六、主观解释 《围城》中的比喻常有主观解释的作用，用作者的独特理解去表达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念。
比喻虽然所实现的一般是本、喻体间共同的附加意义，而非理性意义，不能介入定义去解释事物，但仍肩负着一定的辅助解释功能。
因此，作者可根据自己的意趣，运用比喻去阐释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沈太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这里把嘴边的红痕解释成谋杀案的线索，想象奇特，有很强的主观性，表现了一种厌恶与抗拒的心理。
这种解释功能体现为喻体意义对本体意义的重新覆盖，实际上是对事物的重新解读，独特的解释突破了人云亦云的窠臼，给人陌生新鲜的感觉。
七、喧宾夺主 普通比喻以本体为主，喻体为辅，但《围城》中的一些比喻却颠倒过来，制造一种新奇性。
大凡巧比妙喻，其喻体都有一定的自指性，当自指性强烈时，喻体甚至喧宾夺主，这时本体成了陪衬，喻体成了焦点，而且无不寄寓作者的褒贬。
如“她{唐小姐}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
”这里作者虽然把大眼睛比作大话，但关键并不在于它们的相似点，作者的意图是借题发挥，对政治家给予讽刺与抨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言此意彼，指桑骂槐，表现了作者的高明。
八、广采博收 钱先生学贯中西，取喻的来源和设喻的范围十分广泛，将许多常人不熟的陌生内容用入比喻中，增强了比喻的新奇感。
如“这吻的份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这个博喻表现出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情感本质，但更重要的是显现出作者的博学多闻，中西文化中的小细节信手拈来，使作品平添了许多文化内涵，也显现出一种新鲜感觉。
陌生化技巧令《围城》中的比喻新奇趣巧，光彩夺目，完成了对传统比喻的整体提升和超越，成为比喻修辞史中的一座丰碑。
《围城》中比喻的妙用 李旷 钱钟书的《围城》，描写了抗战时期从上海到西南后方的一群受过洋化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在感情和名利场中互相倾轧的灰色生活，展示了他们内心的彷徨无助、精神的空虚无聊和爱情的虚伪无奈。
小说展示的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实质隐喻着整个人类的宿命。
而小说最吸引人的是其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
它机智俏皮、尖锐深刻、幽默诙谐，让人常常拍案叫绝。
其中，比喻又是最显眼的亮点，它新奇而又贴切，绮丽多彩而又变化无穷。
一、深入浅出地喻“围城” “围城”是人生和社会普遍存在的难以逃避的困境，钱老引述了英国和法国的古语作喻。
“结婚像金漆的鸟笼，笼外的想飞进去，笼内的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结。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
”这两句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人生问题、哲学问题说得形象生动、具体可感，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围城”困境的内涵和本质。
二、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 小说刻画了一群畸形的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和嘴脸，而比喻更使它们穷形尽相。
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那张“肥而结实的脸，像没有发酵的黄面粉馒头”，“刮得光滑的黄脸发亮像擦过油的黄皮鞋”，活现了一张道貌岸然的酒色之徒的嘴脸。
那个自称和外国人来往惯的张先生，“总是喜欢在中国话里夹些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
所以，他说的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 这些精彩而睿智的比喻，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种种人物怪象，给读者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三、幽默诙谐地说爱情 《围城》里的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惊世骇俗，没有缠绵悱恻、扣人心弦，没有崇高伟大、超凡脱俗，倒是弥漫着无奈、伤感、世俗、滑稽、可笑的味道。
钱老用精妙的比喻对他们的恋爱和爱情观作了生动的描述。
如出身名门、高傲自负的苏文纨，对爱情一向“待价而沽”，于是“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子里，过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落伍了，有些自怅后悔。
”可见，苏小姐不过将爱情当作名与利的交换物。
爱情需要志同道合，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很难糅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虽然亲密，方鸿渐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线，无论彼此距离怎样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成一体。
” 钱钟书这种独创性的学者式的比喻，不仅能将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讲得通俗易懂，而且化严肃为轻松，化挖苦为调侃，化长枪大戟为冷眼旁观，显示了一位智者的宽容。
围城的比喻到底有何特点
?老师说《围城》比喻的特点有二：一是拿抽象的东西比喻形象的东西；二是比喻的本体和喻体看似不相干。
记得没错应该是这两点吧。
如果在没看围城之前，你如果和我说这么专业的东西，我想你前头说，我后头就忘。
我的观点有四：一是作者博采，他视野广阔，只要入他眼的东西，他就能很巧妙得信手拈来，用来比喻他想要比喻的东西，以使自己的文章更生动形象。
二是比喻往往让人意想不到。
我想，这一二两点结合，基本和你的二是相吻合的。
让人意想不到，不就是因为本体和喻体在常人看来是不相干的吗
如果他不博采，又怎能比喻得这么巧妙呢
三是夸张和拟人等手法结合运用，您所说的用抽象的东西来比喻形象的东西，就比如说比喻小孩子眉间的距离宽得像害相思病似的．用你的话说就是用抽象的东西来比喻形象的东西．而作为我们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不能把这作为比喻句的。
我们只能说这是个夸张句，有比喻的成分。
记得以前有个专家说过，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就看更偏向于哪种修辞手法了。
我的第四点就是，他的幽默往往也是通过这千姿百态的比喻来体现的。
他的比喻自然贴切，他的幽默让人回味无穷。
??? 我是探讨围城的幽默问题的。
说实话，至于他的比喻我还真没深入研究过。
老师当时给了我这个题目，我总算还能说出点儿。
自认为分析得还算深刻，可老师却说我只沾了点儿皮毛。
可我觉得观点其实根本就是差不多的，只是表述不同罢了。
到底是老师太执著于他固有的答案，还是我想的真的太浅薄呢
希望各位指教一二
围城的主要内容，100字左右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
主角方鸿渐是个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人，迫于家庭压力乡周家女子订亲。
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
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
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
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
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
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
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
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
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
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