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思想的差异（英语句子)
试论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 一、中西政治思想形成的基础不同。
政治文化形成的最主要基础是自然与社会基础。
首先自然地理环境对中西政治文化有影响。
我国的汉文化发源于西北和中原地带，自然环境适宜于农业，我国又是地处西北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影响了对外交流，这就决定了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而西方国家的文化大多发源于海洋附近，人们面对大海，以海为生，较早从事海上贸易，因此在文化形态上比较开放。
其次是中西方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
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
而西方较早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不同于中国臣民文化的公民文化。
再次是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
社会政治生活是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直接基础。
在我国古代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
而在西方君主立宪制或三权分立的国家中，人们敢于冲破封建的束缚，呼唤理性和人的自由。
二、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治国之道不同 所谓治国之道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政治思维。
首先，中国寻道，西方穷理。
中国最终形成了儒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治国之道和做人之道。
而源于希腊的西方文化是追求科学理性。
其次，中国对治国之道的探寻和西方对国家本质的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中国历来关注治国之道，追求德、礼、政、法的统一结合，强调以民为本。
君主专制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长期存在，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有民本主义的调节，使君主滥用权力的现象不能不有所遏制，把民众作为君主治国的基础，而绝非让民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理性主义，注重政体研究，对公民的“自我”表现关切，另外政府保障公民对人权的追求，强调法律统治的重要性。
三、中西方政治思想中政治体制的建立思路不同。
中国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则适应中国国情采取一元化，中国早期国家如夏商周无一例外都是巫——王合体的一元权力结构。
这种君主被奉为神一样的地位并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力结构形式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形式的基础，并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
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立法权制法权司法权都由一个权力中心―――君主所有。
西方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一直实行多无化，西方政治体制中几乎没有单一权力所属的独裁体制。
古希腊城邦的例子是多元化的典型体制。
孟德斯鸠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关于权力分立的观点可谓家喻户晓，成为西方社会共识。
政治体制建立思想的不同形成了中西在政治局面上表现为一统天下和分立主义的不同。
四、在政治权力认知方面，中西政治思想存在差异。
中国有“家天下”的传统认识。
中国更重视统治集团与官僚队伍的自身制约。
强调重道、正身、舍身取义、廉洁奉公等政治道德，把伦理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善自身，把实现完美的道德人格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家天下”认识。
而西方政治更注重“公共权力”。
在政治权力监督意识上，西方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
五、治国基本方略问题上中西方政治思想存在差异。
主流和重点各有侧重。
中国主德重德，中国儒家政治文化讲求礼，也讲求法，把礼法关系定位为“德主刑辅”，儒家礼法合一的人治政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注重贤良。
其二，注重礼法德刑的关系。
强调礼为本、为体、为主，法为末、为用、为辅。
西方主法重法，致力于正义国格的追求。
而西方的以法治国思想认为,法律拥有超越时空的权限,法律永远高于人,而不是人大于法。
六、中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公众政治角色定位不同。
中国由于农业社会和农民是人口主体的制约，是以个体义务为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强烈依附性。
西方则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工业化经济进步，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独立性。
因此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自己在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管理中的角色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别。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子民文化源远流长，因而公众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子民身份。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一诗句，开创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沿袭而成的臣民文化。
中西方古代思想文化差异
中国人与西方人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
中国人先整体后部分，先集体后个人，先原则后具体，西方人与我们正好相反。
同时，我们偏重于用直观的方式看问题，西方人偏重于用逻辑推理的方式看问题。
因此，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没有国家，哪有大家
没有大家，哪有自家
”在西方人看来，就像我们看待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没有个人的自由，哪有团体的自由
没有团体的自由，哪有国家的自由
”一样，都是十分难以理解的。
另外，我们比较强调静态，西方人比较强调动态。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
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为地缘关系，其二为语言文字。
中国古代是一个发达的农耕社会，从而发展起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和哲学。
农耕社会憧憬安居乐业，与静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励而蓬勃发展起来。
长时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使得家族发展得很快，自然而然地形成家族观念。
和为贵、中庸的思想逐渐形成，天下太平是我们一种理想追求。
古希腊（现代西方文明的前身）是以航海、商贸为主的社会，发展起来的是与之相适应的文化。
商贸、航海的条件，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冒险的精神容易被激发、熏陶出来。
从而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关系功能的相对松弛，也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孝”的观念。
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无须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
同时这种语言文字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思维，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方面去把握一个事物。
而西方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拼音文字，它的文字都是符号化的，跟所表达的实物已经割断了联系，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看起来缺乏有机联系。
正是直接表意功能的这一缺陷，导致西方人的表意系统发展了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弥补，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精细的语文。
如英语就有性、数、格，主、谓、宾、定、状、补和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
西方的儿童从小就学习这类语言，容易培养一种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
而中国的语言文字，语法形态比较隐晦。
在《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数千年来没有一本语法书。
中国人不注重语法教育，所以条分缕析的概念应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统，从而影响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综合性强，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
由于思维方式和生存环境的不同，进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
长治久安 ，静态的文化，就落实到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于是产生宗法制，。
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的充分。
中国人注重原则，西方人注重细节；中国人喜欢在看重一般原则，西方人看重具体问题。
在一件事情的“责、权、利”上面，中国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集体轻个人，在权力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集权”；西方人在权力上重集体轻个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分权”。
这种差异在谈判场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却往往有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群体或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群体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
中国人有“无讼”思想和“伦理至上”的观念——讼，就是争是非曲直于官府——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不愿面对“是非曲直”的判断，一旦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赢得周围舆论的支持，崇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而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
他们对于纠纷的处置，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
中国人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倾向，“官本位”思想严重，藐视制度和法律，习惯于依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
在情、理、法三者之中，中国人先情、次理、后法，西方人先法、次理、后情。
中国人重面子，西方人重利益。
在研究学问方面，中西方也有显著差异。
中国人形象思维能力强，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非常发达，如写诗，填词。
在实践性强的技术方面，中国人超前于西方。
如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建造了都江堰、赵州桥。
而对抽象思维领域，人们没有多大的热情。
庄子与芝诺年代相当，他的著作里面探讨的几个与芝诺悖论相似的问题，没有得到后人的研究与发展。
就是在数学领域，中国古代也没有从计数和测量的实用中脱离出来。
中国人的学问围绕着人来展开，伦理道德方面的学问非常发达。
中国的工艺品、艺术品闻名于世。
西方人由于语法体系的原因，造就了他们较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对抽象的东西抱有强烈的兴趣。
语法体系中的各种分类方法，其实就是现代的科学方法。
科学理论就是一种分类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一种概念体系。
形式逻辑也已经包含在他们的语言成分里面。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有两样东西至关重要，一是分类方法，二是形式逻辑。
我们研究事物，不外乎对事物做出新的分类或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
以生物学为例，先用“界”作标准进行分类，把生物分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然后用“门”作分类标准，分别把动物、植物进行分类；依次用纲、目、科、属、种对上一级分类结果进行分类，这样构成的一个概念体系，寻找它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生物学。
物理学也是这样，宏观、宇观、微观，恒星、行星、卫星，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质量、能量、动量，力、速度、距离等等这些概念，就是把事物用某一标准进行分类，并找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西方语言蕴含着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这两样东西，科学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得到发展。
而在我们中国的语文中，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这两样东西都没有，这大大限制了我们对事物背后的理论的研究，削弱了我们对理论研究的兴趣。
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往往表现出技术超前、理论滞后的现象。
四大发明之中，火药，来自于道士炼丹，发现一定比例的木炭、硫磺等东西弄点火就爆炸，然后就把火药应用于制造鞭炮，以及后来简单的大炮。
对于这木炭是什么
这硫磺是什么
为什么会爆炸
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后来西方人研究出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能量，从而发生了爆炸。
指南针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不管怎么样去摆那块磁针，他老是一端指南一端指北，从而发明了指南针，然后它变成了我们用来看风水的工具，但没有人去研究那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西方人把这些问题搞明白了，我们才知道磁和电是同时产生的。
科学没有产生于文明一系没有中断过的中国，我想这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陈寅恪在论中国传统思想时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
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
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
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
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
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
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
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
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
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
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
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 真是异常精彩，堪称不易之论。
前面讲中国古汉语缺少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而是讲分类方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古人没有把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
这跟古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创立了分类的方法，并把形式逻辑确立为一门专门研究思维的学科，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类容。
中国古代对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运用最好的是历史学。
司马迁编写《史记》，创制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
在《史记》里面，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事情，组织得有条不紊，得益于本纪、列传、和志、表等为标准的分类；在探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和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言之有据、立论中肯，令人信服，其中运用逻辑不可或缺。
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为允当。
中国古人在伦理学方面，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也运用得很好。
西方人叔、伯、舅不分，祖父母、外祖父母无别，中国人在人伦方面的研究超前西方数千年。
老子相传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历览前朝兴亡事，提出抱朴守真、君子不器。
赵高演绎的“指鹿为马”两千年来反复上演。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刘邦封异姓王、赵匡义“杯酒释兵权”、朱元璋诛杀功臣给出了最好的解读。
前面讲的是中国古代的情况。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1911年，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退位，还统治权于人民，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政治被介绍到中国，并得到了自上而下的认同。
语文由文言文改造为白话文，传统的农耕社会逐步向工业化发展。
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较之于之前的五个甚至十个世纪还要大。
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还有许多我们祖先的印迹。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印迹，那我们就不成其为我们了。
在这些印迹当中，有一些是超越时代的，有一些是仅仅适应古代农耕社会的。
我们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源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发展我们祖先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超越时代的部分，源于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残留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印迹，源于适应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没有很好地发展、树立起来。
”研究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在于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
思维方式上抽象和具体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表现为西方人更重实用，而中国人则更偏重精神感受；反映到艺术上，如绘画，欧洲人往往不能理解我们过于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有时也会认为欧洲人的艺术技巧过于写实本分，缺乏灵气。
欧洲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国人在感叹其技法写实细腻的同时，也会感慨欧洲大师们想象力的贫乏：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非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
而我们的祖先在那些美丽的仙女旁边加上几朵白云，就使她们飞了起来，意境深远。
毕加索认为，全世界最好的艺术都在东方，这绝非毕氏自谦之辞。
徐悲鸿画的奔马之所以形神毕具，得益于中西技法的融合。
东方以静为主的思想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人们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和进步，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人格，不承认个性的奋斗，忽视或轻视个人个性的张扬和满足，过分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而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
但是东方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对工业化发展和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应是一剂良药。
造成东西方思想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归根结底，和这个国家文化的发源地的地理环境相关
过去我们曾经批驳这种观点，但个人认为，这是文化产生差异的根源
中国文化发源地地域广大，相对封闭，远离海洋，属于典型的大陆文明，土地的广阔使我们适合发展农业，当时的农业技术又是代代相传的，同时，人口众多，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必须要有权威人物才能治理好国家，中国形成了强调服从，强调权威的文化
西方文明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土地面积有限，不适于农耕发展，要想生存就必须发展商业，进行产品交换，产品交换中自然要强调平等，所以西方古代即产生了民主思想
同时，西方古代城邦制国家面积小，人口少，也有条件实现一人一票的古典民主制（当然女人和奴隶除外，但这仍是巨大历史进步）
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差异
21世纪，是管理学理论全新发展的一个阶段。
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合作的日益频繁．也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融合。
一、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东方的管理思想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
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
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
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的管理思想体系之中。
随着东西方之间经济的不断融合，东方的管理思想必然会在世纪之交的管理学理论中得到回归。
1、 东方管理思想：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的管理思想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
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的管理思想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1) 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
以儒家为代表。
儒家文化认为人生而性善，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
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
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置于文化、伦理基础上的东方人性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在管理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氛围，重整体，倡导群体的凝聚精神，培养高尚的情操道德，注意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以道德作为管理的基础，把人性和伦理结合起来，通过文化氛围、道德舆论、伦理规范的引导，达到规范个体行为的目的。
(2) 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东方管理思想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
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2、 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与现实意义近20年来，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加强，英美等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期，而日本等国家在东方管理思想指导下的却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使得主流的管理思想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东方“软管理”，强调管理中人的因素，特别是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重视企业文化，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学习型组织被提出并应用。
这些迹象都在不断证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管理理论的指导，主流的西方管理思想因过于强调“理性”和“效率”，在包容性、人本性、柔和性、服务性等方面存在不足。
而东方管理思想正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内涵，东方的管理思想的回归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是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
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
另一方面：“人为为人”。
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
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二、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创新1、 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
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是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
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
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
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思想代表的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
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思想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 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创新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发展的基础。
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思想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
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无疑，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即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过程的产物。
三、 东西方管理思想在碰撞中走向融合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思想和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思想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向性，即：东方管理追求和谐，西方管理追求卓越。
和谐和卓越是两者追求方向上的主次差别，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现实状况下，卓越和和谐的逐步统一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西方管理思想的问题是如何在管理操作的过程中配置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人伦）关系；而中国当代的管理思想的问题则是如何在伦理价值上建立操作行为体系，如何认清操作规范行为的重要性。
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思潮影响的深入，文明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化进程永恒的主体和旋律。
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文化间的沟通对话与和谐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未来管理学发展的主要取向应以东方管理文化为核心，吸收西方管理文化的科科学成果，以丰富管理科学的理论宝库，从而促进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大融合。
参考资料：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是什么
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价值取向不同 中国与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不同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整体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之别。
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整体价值。
中国坚持整体价值取向，要求个人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体和社会，重视整体的要求多于重视个体的发展。
直到现在，我们仍倡导和奉行的是“集体的价值高于一切”。
整体价值取向仍以其特有的号召力和合理性给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巨大的影响。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更强调个体价值。
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后，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而且个人自由与个人利益发展为自由贸易、自由经营、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等。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不同还表现在世俗取向与超世取向的差别。
西方国家采取的是超世取向，宗教在古代西方国家被普遍信仰，中世纪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近代，宗教依然对对西方国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西方国家利用人们对超自然的力量的恐惧和无能为力的心理，采取宗教仪式的神秘方式进行布道与教条灌输; 然后以绝对服从、敬畏为原则推行宗教规范; 再以析祷忏侮的方式寻求神灵保佑并进行自我约束，这是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色。
与此相对，中国从古至今大都表现出了世俗取向。
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认为不用脱离现世便可以求得永恒。
通俗语言、通俗读物以及故事、作品传播是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不同 中国与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不同同样是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侧重追求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别。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更加注重内在，强调修身。
作为长期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本在修身。
”认为统治阶级首先必须“修身”，之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强调“内圣外王”，要成为“外王”，首先必须“内圣”。
这也同西方侧重于外在价值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方古代的先哲们虽也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知识、快乐、幸福的价值观念，更多地注重人的外在价值追求。
第二，中国强调德治，而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重视法治。
古代中国重视“德”的传统，最早可追朔到西周，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周公提天”，“孝”、“友”、“恭”、“信”等道德规范，主张国家实行“德治”。
儒家思想也十分强调君主要接受道德的制约，注重道德修养，端正个人的道德品行，实行“德治”和“仁治”。
西方国家则不然，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重视法治。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详地阐述了法治的优越性，强调法治教育的必要性。
卢梭更是直接强调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公意的行为”，主权主要是通过立法权来实现的，而法律一经建立，任何人都必须服从。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不同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一个是显性教育，一个是隐性教育。
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差异
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差异其本质在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在方法论、思维方式、思想体系方面等区别很明显，早期的西方哲学也有东方哲学的哲学特点，但西方最终选择的知识论的传统，方法论上西方注重逻辑分析，条分缕析，东方的强调综合，通盘考虑，思想体系方面西方注重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严谨体系的，到后来实证主义更是把哲学从头到尾科学化，东方哲学则没有明显的体系，也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更多地与文学形式出现。
在对个人与社会方面，西方注重个体，轻整体，东方西方重社会、轻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