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关于陈寅恪的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读《陈寅恪评传》杂感 以前就对陈寅恪先生有所闻，假期有幸读到著名学者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对陈寅恪这位大学者有了新的认识。
一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科学家。
他们活跃在世界的学界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而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取得的神话般成就，用今天的人的眼光甚至有些不可思议。
像钱学森、赵元任等等，而陈寅恪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接触代表。
陈寅恪先生不仅文史皆精，通晓数十国文字，而且于佛学、诗词、元曲都有极深造诣，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陈先生的学识和经历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上面我说了，在那个时期的大师们，无论是他们的数量还是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
就拿现在来说，治学的学者数量比当时要多的多。
而且条件也要好的多，但是，中国并没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师。
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原因是很多的，我以为。
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稳定是成反比的，举个例子，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中国社会最混乱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社会确实是稳定了，而思想意识形态的稳定和统一，而这些恰恰影响了思想界自由的思考，虽然这些不是我们愿意承认的。
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
同时也是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学术界最繁荣的时候，各种来自东方和西方，传统和新式的思想激烈的碰撞的一个时期。
有这样的背景，产生一大批学术大家也就不奇怪了。
二 虽然和其他的大师们一样，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他出国之前所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
这样为他打下了很好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陈寅恪出身名门，天资聪颖，从小在南京家塾接受全面的旧式教育，十二岁时已然博通经史，少年时就可义背诵“十三经”的大部分，而且字字求正解，更有走马观碑。
过目不忘之能。
其记忆力只好只有比他小一辈的钱钟书先生可以相比。
这个现象也很有趣，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所学习的科目和学习方法的多元化比之百年以前固然是丰富了很多，但是当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却很不尽人意，如果说我们百年教育可非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比当初，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些却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大学的学习中，我们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知识如海，我们根本不可能囊括，大学的学习只是要掌握学习的适应自己的一种方法而已，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很有道理。
还有，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二十多年，但是却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有时候本来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但是陈先生觉得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就毅然离开，根本学位放在心上。
这里还有一则趣事，黄延复的《陈寅恪事略》里面有一则关于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故事。
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后来在梁的力荐下，研究院才勉强答应留下来试试。
可当曹云祥听了陈寅恪的课后，不由大吃一惊：真是旷世之才，十个戴过博士帽的也未必赶得上一个没戴过博士帽的陈寅恪。
后来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
后来陈寅恪之侄陈封雄问陈寅恪，为什么留学多国却不考学位。
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可见，学位和学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学位，像赵元任先生一生拿过五个博士，而且又是文理兼修，胡适更是有几十个博士学位（当然有些是荣誉的），我说这些只不过是想说对于学位或者说学历的追求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所有搞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品质。
三 当然，读了《陈寅恪评传》，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陈先生的治学精神。
记得昔年陈寅恪先生在撰王观堂碑铭结语时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虽是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而作，但更是先生一生作人与治学之写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可作为治学之宗旨，更可以拿来作为大学精神之典范。
今天，我有幸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当以此为自己学习之宗旨。
虽然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社会人文科学尚有不同，但是其根本并无二异。
从学习本身来看，一是知识本身，学技以用。
二是通过知识体系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体系，把科学中的自由严谨用于立身、立人、立世。
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这可能是学习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我想
当然，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意识到了就可以解决的了的，但是，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在这样艰辛复杂的思辨中开始并结束的。
前路漫漫，历程已启，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伴我前行。
谨以此文纪念陈寅恪先生并自勉
雁回祝融二零零六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于草堂 ------陈寅恪贴吧--------还有推荐-------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相关书籍多了 读《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小感 午后，快递送达台湾版余英时所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翻阅与陈寅老相关之12篇论文，心极喜。
于是将CD中周董专辑《魔杰座》音量放大至充盈整个房间，而后躺卧于床上，在熙暖的阳光下品读此书，不亦快哉
书前余英时特写就一篇《书成自述》，“乃叙成书因缘，作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种纪念”。
虽其自述短短16页，昔时也曾于网络读过，然于油墨书香中，依然感慨良多，且略撮三段，聊为絮语: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
…那时我在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无国籍之人」…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
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
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
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导早已耳熟能详。
…《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
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
《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
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
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
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
《论再生缘》一文收录于三联版陈寅恪集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于开篇即言：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
其间微言大义，我等无知后生自不可妄度之。
然余英时一句“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不禁深为赞同。
60年前已然随风，60年后可否吹而又生
吾等后学，倘留得薪火，总有一刻得以燎原。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敢于正视，哀叹之余，虽道远而不可得见坦途，也唯有赤膊而迎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
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
今则居港七八年矣。
于细读教授有关陈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页七〇（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
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
余读此一段，心内激荡，眼角沾湿。
盖为学之人，以知己为平生最快事。
士为知己者死，发自内心至性，绝非矫情。
而能得陈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评语，以小生管见，实为今世学人之荣耀。
能感受余英时昔日之心情，艳羡之余，又能如何
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已足够补偿我所化费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余。
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
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
读书之乐趣，于此可窥一斑。
每读史书，总会被先人言行所百感交集，得睹中国文化之血脉。
素来以为，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实为中华之士人所必读。
虽然治学远不止于此，然此种古今交融之精神，于人格之塑成，推及社会精神道德之崇高，影响深远。
-------国学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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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寅恪的介绍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
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
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
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
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
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
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
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
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
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
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
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有关陈寅恪的作文800字 在线等答案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
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
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
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
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
他很幽默。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
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
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
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我想知道 江苏高考满分作文 《凭心灵选择》也就是写到陈寅恪的那位考生现在哪里
凭心灵选择（江苏） 正如每一条大道总有许多岔路，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遇见不少抉择的关口。
是啊，许多事物需要选择。
形而上者，如鲁迅为改造国民性而弃医从文；形而下者，如张爱玲所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选。
一条道路固然单调，但有时候，太多或太难的选择未尝不是一种痛苦。
这种痛苦，是心灵的痛苦。
前些日子，在看陈寅恪的著作———一些唐宋史论及《柳如是别传》。
我感慨于陈寅恪坚硬的品格。
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尊重事实，保持着对史学、对民生的终极关怀。
国民党时期，他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十年动乱中，他又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
由于他的坚贞不阿，他屡遭迫害，以至于哀叹“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但他从未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于目盲脚膑后写成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从陈老的诗句中，我们读出了他的那份坦荡，是他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条艰辛道路，那是什么给了他这种惊人的勇气呢
余英时的一句话给了我答案。
他说：“知识分子天生就是文化价值的捍卫者，正因为有了超越的精神力量，他才能对现实中的不平提出批判。
”是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对民族、民生的关切，对历史的严肃认真，让陈寅恪选择了这条道路，最终流芳百世。
而在同样的考验面前，软骨头的冯友兰，虽为新儒学大师，却甘愿做了江青的“侍臣”，与陈寅恪的节操相比，霄壤之别。
由此我懂得，面对人生抉择，靠的是心灵的力量。
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新思潮，新事物层出不穷。
整个社会面临着将传统文化、旧体制下的思路与新思潮加以整合的任务。
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已稍滞后于社会的变革。
不错，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但人文学科绝不可放松。
相反，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文知识分子应发挥更大作用。
而我，也已决心选择人文科学为我终生的事业。
因为，中国国民最缺乏人文精神，而这一空白需要几代人文工作者贡献一生才能弥补。
我也明白，这样的选择，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意味着要放弃很多物质的享受，吃很多的苦。
但我甘愿，只为着我对人文学科的热爱，对社会、民生的关怀。
用心灵选择的人生道路，纵有痛苦，我无怨无悔。
陈寅恪先生名言
真美呀!这是一个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像蛇,熊,青蛙……之类的冷血动物都停止了冬眠,爬上地面欣赏春天.小鸟鸣春,百花争艳,小草发芽,燕子也飞回来搭窝了,春天使给大地恢复了万紫千红的气氛. 连春雨,春雷都连绵不断地来为我们报春.春天正是播种的好季节,农民伯伯正趁着这个好季节开始播种了,到了秋天就有好的收成. 春天,它不像夏天那样干枯炎热,不像秋天那样冷清,也不像冬天那样寒冷.而春天是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春天.这使我想到了我们的母亲,母亲就像大地,母亲生下我们,我们就有了生命,大地回春了,就等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所有的生命都重新来过. 人们可喜欢春天了,因为这美丽的春天,给人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随着春天的到来,大地完全被绿化了,从仪表到心灵都焕然一新,整个春天都被绿色覆盖了. 这春天,既给人以新的生命,也给人以新的希望.我爱这美丽的春天. “夏”雨的季节 又到夏天了,这是个既炎热又下雨的季节! 夏天了,也下雨了.一年里面,最多雨的季节就要数炎热的夏天!我的英文名虽然叫“Rain”,就是雨的意思,但我不喜欢那无情的暴风雨,喜欢那可爱的毛毛雨! 我喜欢夏天,但又不喜欢夏天,为什么呢?请各位稍安勿燥,听听我的解释. 我喜欢夏天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金黄的沙滩上玩耍,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游泳,在任何一个地方与阳光亲近,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在家凉空调,玩电脑,看电视,吃雪糕,在书的世界里遨游.而且还有一个漫长的暑假,在暑假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复习、玩都行!就连我的生日都在暑假里面,这个原因当然也是我喜欢夏天的一个理由之一! 我不喜欢夏天是因为在夏天常常会有暴风雨,有时是红色警告,有时是黄色警告,严重的时候还是黑色警告呢!每当我们听到或看到天气预报时说会下雨时,所有人都心惊胆寒,害怕自己或儿女被淋湿.就是因为这倾盆大雨,把周围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多少父母还要忍受担心子女的痛苦,而且我们也会被淋湿,以至发烧、感冒.有时上着上着课,突然打起雷,下起雨,那这堂课就上不下去了,因为同学们的注意力都到课室外面去了…… 因为这些原因使得我既喜欢夏天也不喜欢夏天!你听,我才刚写完,外面就下起雨来了,我没说错吧!这是真个“夏”雨的季节! 秋天 南飞的大雁向人们报信：秋天来了. 秋天里的菊花傲然怒放.有
陈寅恪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请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
独立之思考，自由之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