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的动作神情描写的句子
人物动作和神态描写 随着老师的一声哨响,两班同学开始了紧张激烈的拔河比赛.六（2）班的同学个个都很努力,尤其是范家明.只见他的脸憋得通红,双眉拧成疙瘩,就连胳膊上的青筋都看得清清楚楚.六（4）班的刘铮也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绳子,身子一步一步地往后拉.只见他的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两腿就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好不容易拉回一步,右手一下子在前,左手绕过右手向后.身子略微向后倾.终于
关于越剧
中国传统戏曲形式。
主要流行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地。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地方色彩。
越剧演员初由男班演出，后改男女混合班或全部女班。
【历史】 越剧前身是浙江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开始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曾称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文戏等。
艺人初始基本上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故称男班。
中华民国14年（1925年）9月17日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次以“越剧”称之。
民国6年5月13日，小歌班初次进入上海，在十六铺“新化园”演出，因艺术上粗糙简陋，观众寥寥。
以后续有3班艺人来上海，但均告失败。
艺人们在学习绍兴大班和京剧的表演技巧后，艺术上有所提高，民国8年小歌班始在上海立足。
民国9年起，小歌班集中了一批较知名的演员，编演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新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等。
这些剧目，适应了五四运动后争取女权和男女平等思潮的兴起，受到观众欢迎。
之后，升平歌舞台老板周麟趾，从嵊县请来民间音乐组织“戏客班”的3位乐师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演奏时以15两音定弦，沿用绍兴大班习惯，称为“正宫调”，简称“正调”，从此“丝弦正调”成了主腔；并借鉴绍兴大班的板式，初步建立起板腔体的音乐框架。
民国10年9月至民国11年，男班艺人相继将剧种改称“绍兴文戏”，吸收京剧、绍剧的表演程式，向古装大戏方面发展。
剧目则受海派京剧影响，主要编演连台本戏，在“大世界”、“新世界”等游乐场以及茶楼、旅社、小型剧场演出。
主要演员有小生王永春、支维永，小旦卫梅朵、白玉梅、金雪芳，老生马潮水，小丑马阿顺、大面金荣水等。
民国12年7月，嵊县籍商人王金水请男班艺人金荣水回乡办起第一个女班，招收13岁以下的女孩二十余人。
翌年1月14日，该女班在上海升平歌舞台演出，称“髦儿小歌班”。
民国18年，嵊县办起第二个女班，之后续有举办。
民国20年底开始，一些女演员如王杏花、陈苗仙、吕福珠以及“东安舞台”、“四季春班”等先后来沪，但仍为男女混合演出的形式。
民国17年1月起，女班蜂拥来沪，民国30年下半年增至36个。
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几乎都荟萃于上海。
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
而男班由于演员后继无人，最终被女班取代。
女子越剧在上海立足后，为适应环境和观众需求，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越剧从业者进行了变革，当时称为“改良文戏”。
各剧团、班社竞相编演新剧目。
4年间，编演的新剧目超过了400个，剧目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种多样，编剧多半曾从事过“文明戏”，剧目一般采用幕表制，当时主要的编剧有樊篱、闻钟、胡知非、陶贤、刘涛等。
剧目内容的多样化，引起演出形式相应的变化，出现纷纷向兄弟剧种学习的趋势。
当时有的学海派京剧，如商芳臣曾搬演周信芳的名剧《明末遗恨》；有的学申曲，如施银花、屠杏花移植上演西装旗袍戏《雷雨》；有的则学习电影、话剧，如姚水娟演的《蒋老五殉情记》《大家庭》，采用写实布景，人力车上台。
在经营方式方面，破除了封建性陈规，实行经理制，统一掌管前后台。
这时期，最有名的演员旦角为“三花一娟一桂”，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筱丹桂，小生为屠杏花、竺素娥、马樟花；青年演员如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都已崭露头角。
民国31年10月，袁雪芬以话剧为榜样，在大来剧场开始改革。
前两年陆续聘请的编导有于吟（姚鲁丁）、韩义、蓝明（流）、萧章、吕仲、南薇、徐进等，大多数是年轻的业余话剧工作者。
他们把进行改革的越剧称为“新越剧”。
民国33年9月，尹桂芳、竺水招也在龙门戏院进行改革。
此后，上海的主要越剧团都投入“新越剧”的行列，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
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
新剧目内容比过去有较大变化。
许多编导和主要演员们，重视剧目的社会效益，主张给观众以积极有益的影响，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和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
民国35年5月雪声剧团将鲁迅小说《祝福》改编为《祥林嫂》，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对越剧和整个地方戏曲的重视。
是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看了雪声剧团的演出，之后又对中共地下组织如何做好地方戏曲界的工作作了指示和部署。
中共党员钱英郁、刘厚生等被派到越剧界担任编导。
之后，上海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对袁雪芬被流氓抛粪事件、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及为筱丹桂申冤的斗争中，也都给予了支持。
唱腔也有重大突破。
40年代前期，袁雪芬演出《香妃》和范瑞娟演出《梁祝哀史》时，都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出柔美哀怨的“尺调腔”和“弦下腔”。
后来这两种曲调发展成为越剧的主腔，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
在表演方面，越剧一方面向话剧、电影学习刻划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表演方法，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剧学习优美的舞蹈身段和程式动作，逐渐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风格。
在舞台美术方面，采用立体布景、五彩灯光、音响和油彩化妆，改革服装式样、色彩，质料柔和谈雅，成为舞台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建立起正规的编、导、演、音、美综合的艺术机制，并组建剧务部负责舞台综合艺术的机构。
越剧改革，促使观众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除原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吸引来大批工厂女工和女中学生。
上海解放前夕，从事越剧的几个主要剧团如“雪声”、“东山”、“玉兰”、“云华”、“少壮”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气勃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1950年4月12日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
1955年3月24日上海越剧院正式成立。
剧院荟萃了越剧界一大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门人才，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发挥了国家剧院示范作用。
此外，一批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如“芳华”、“云华”、“合作”、“少壮”等也很活跃，在出人出戏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50～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梦》还被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
音乐方面，又创造出新的曲调，如在50年代袁雪芬与作曲家刘如曾合作，吸取男班艺人的唱法，创造了新型的“男调”。
1958年、1959年傅全香、袁雪芬分别在《情探》中的“行路”、《双烈记》中的“夸夫”中，创造了崭新的“六字调”。
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并传唱。
为了培养艺术接班人，1954年秋，华东戏曲研究院设演员训练班后改建为上海市戏曲学校，招收越剧男女学员60人。
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越剧院组成男女合演的实验剧团，有计划地从事男女合演探索。
他们运用“同调异腔”、“同腔异调”、“同调同腔”等方法，解决了男女对唱的困难。
男演员史济华、张国华、刘觉等赢得广大观众的承认。
为使越剧事业后继有人，上海市戏曲学校又于1956年开办了越剧音乐班。
上海越剧院和虹口、静安等区也分别办了学馆或戏校，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成为业务骨干。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越剧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
至60年代初，越剧已流布到二十多个省市，影响日益扩大。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越剧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批著名演员、创作人员和管理干部，受到迫害，越剧被迫停演。
十年动乱结束后，越剧得到复兴。
1977年、1978年和1981年，上海越剧院相继创作演出了男女合演的《忠魂曲》《三月春潮》《鲁迅在广州》，塑造了现代史上、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的形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解体的区级越剧团，也部分得到重建，恢复了艺术活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上海越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艺术思想更加解放，艺术观念更加开放。
在创作演出上，题材、风格更加多样化，二度创作更致力于吸收现代艺术的成果，进行大胆的探索。
《汉文皇后》《魂断铜雀台》等历史剧和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第十二夜》，在艺术上都有较大的创新。
随着电视的普及，《孟丽君》《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红楼梦》《沙漠王子》等一批优秀剧目，都被摄制成电视片，有的还在全国评奖中获奖。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越剧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花大力气培养青年。
钱惠丽、单仰萍、赵志刚（男）、方亚芬、萧雅、陈颖、韩婷婷、华怡青、胡敏华、章瑞虹等，已为观众所熟知。
上海市青年演员会演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赛等活动，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一些50～60年代已成名的演员如徐玉兰、王文娟、张云霞、吕瑞英、金采风、毕春芳等逐渐被观众承认已形成不同的流派。
越剧在影响遍及全国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赢得盛誉。
1955年夏，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演出；1959年、1961年上海越剧院分别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3年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东渡日本演出《红楼梦》；1986年又去法国巴黎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演出；1989年5月上海越剧院一批艺术家到美国进行访问演出，都受到各国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从60年代初开始，上海越剧院、卢湾越剧团、静安越剧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演出，受到港澳同胞热情欢迎。
80年代后期始，随着文化品类的丰富和观众欣赏口味的多样化发展，上海的越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越剧界的有志之士正在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力争使上海越剧事业重新走向辉煌。
著名演员有袁雪芬、傅全香、戚雅仙、范瑞娟、徐玉兰、尹桂芳、王文娟、张桂凤、茅威涛等。
写浙江越剧的作文要求写出发源地和代表人
越剧前身是浙江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主要是马塘村为主，可以说是越剧的起源了，越剧起源应该是在马塘了，因而越剧应该有近150年的历史了)，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开始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曾称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文戏等。
艺人初始基本上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故称男班。
中华民国14年（1925年）9月17日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次以“越剧”称之。
民国6年5月13日，小歌班初次进入上海，在十六铺“新化园”演出，因艺术上粗糙简陋，观众寥寥。
以后续有3班艺人来上海，但均告失败。
艺人们在学习绍兴大班和京剧的表演技巧后，艺术上有所提高，民国8年小歌班始在上海立足。
民国9年起，小歌班集中了一批较知名的演员，编演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新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等。
这些剧目，适应了五四运动后争取女权和男女平等思潮的兴起，受到观众欢迎。
之后，升平歌舞台老板周麟趾，从嵊县请来民间音乐组织“戏客班”的3位乐师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演奏时以15两音定弦，沿用绍兴大班习惯，称为“正宫调”，简称“正调”，从此“丝弦正调”成了主腔；并借鉴绍兴大班的板式，初步建立起板腔体的音乐框架。
民国10年9月至民国11年，男班艺人相继将剧种改称“绍兴文戏”，吸收京剧、绍剧的表演程式，向古装大戏方面发展。
剧目则受海派京剧影响，主要编演连台本戏，在“大世界”、“新世界”等游乐场以及茶楼、旅社、小型剧场演出。
主要演员有小生王永春、支维永，小旦卫梅朵、白玉梅、金雪芳，老生马潮水，小丑马阿顺、大面金荣水等。
民国12年7月，嵊县籍商人王金水请男班艺人金荣水回乡办起第一个女班，招收13岁以下的女孩二十余人。
翌年1月14日，该女班在上海升平歌舞台演出，称“髦儿小歌班”。
民国18年，嵊县办起第二个女班，之后续有举办。
民国20年底开始，一些女演员如王杏花、陈苗仙、吕福珠以及“东安舞台”、“四季春班”等先后来沪，但仍为男女混合演出的形式。
民国17年1月起，女班蜂拥来沪，民国30年下半年增至36个。
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几乎都荟萃于上海。
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
而男班由于演员后继无人，最终被女班取代。
女子越剧在上海立足后，为适应环境和观众需求，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越剧从业者进行了变革，当时称为“改良文戏”。
各剧团、班社竞相编演新剧目。
4年间，编演的新剧目超过了400个，剧目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种多样，编剧多半曾从事过“文明戏”，剧目一般采用幕表制，当时主要的编剧有樊篱、闻钟、胡知非、陶贤、刘涛等。
剧目内容的多样化，引起演出形式相应的变化，出现纷纷向兄弟剧种学习的趋势。
当时有的学海派京剧，如商芳臣曾搬演周信芳的名剧《明末遗恨》；有的学申曲，如施银花、屠杏花移植上演西装旗袍戏《雷雨》；有的则学习电影、话剧，如姚水娟演的《蒋老五殉情记》《大家庭》，采用写实布景，人力车上台。
在经营方式方面，破除了封建性陈规，实行经理制，统一掌管前后台。
这时期，最有名的演员旦角为“三花一娟一桂”，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筱丹桂，小生为屠杏花、竺素娥、马樟花；青年演员如袁雪芬、尹桂芳[2]、范瑞娟[3]、傅全香、徐玉兰等，都已崭露头角。
民国31年10月，袁雪芬以话剧为榜样，在大来剧场开始改革。
前两年陆续聘请的编导有于吟（姚鲁丁）、韩义、蓝明（流）、萧章、吕仲、南薇、徐进等，大多数是年轻的业余话剧工作者。
他们把进行改革的越剧称为“新越剧”。
民国33年9月，尹桂芳、竺水招也在龙门戏院进行改革。
此后，上海的主要越剧团都投入“新越剧”的行列，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
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
新剧目内容比过去有较大变化。
许多编导和主要演员们，重视剧目的社会效益，主张给观众以积极有益的影响，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和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
民国35年5月雪声剧团将鲁迅小说《祝福》改编为《祥林嫂》，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对越剧和整个地方戏曲的重视。
是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看了雪声剧团的演出，之后又对中共地下组织如何做好地方戏曲界的工作作了指示和部署。
中共党员钱英郁、刘厚生等被派到越剧界担任编导。
之后，上海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对袁雪芬被流氓抛粪事件、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及为筱丹桂申冤的斗争中，也都给予了支持。
唱腔也有重大突破。
40年代前期，袁雪芬演出《香妃》和范瑞娟演出《梁祝哀史》时，都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出柔美哀怨的“尺调腔”和“弦下腔”。
后来这两种曲调发展成为越剧的主腔，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
在表演方面，越剧一方面向话剧、电影学习刻划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表演方法，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剧学习优美的舞蹈身段和程式动作，逐渐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风格。
在舞台美术方面，采用立体布景、五彩灯光、音响和油彩化妆，改革服装式样、色彩，质料柔和谈雅，成为舞台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建立起正规的编、导、演、音、美综合的艺术机制，并组建剧务部负责舞台综合艺术的机构。
越剧改革，促使观众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除原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吸引来大批工厂女工和女中学生。
上海解放前夕，从事越剧的几个主要剧团如“雪声”、“东山”、“玉兰”、“云华”、“少壮”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气勃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1950年4月12日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
1955年3月24日上海越剧院正式成立。
剧院荟萃了越剧界一大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门人才，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发挥了国家剧院示范作用。
此外，一批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如“芳华”、“云华”、“合作”、“少壮”等也很活跃，在出人出戏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50～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梦》还被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
音乐方面，又创造出新的曲调，如在50年代袁雪芬与作曲家刘如曾合作，吸取男班艺人的唱法，创造了新型的“男调”。
1958年、1959年傅全香、袁雪芬分别在《情探》中的“行路”、《双烈记》中的“夸夫”中，创造了崭新的“六字调”。
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并传唱。
为了培养艺术接班人，1954年秋，华东戏曲研究院设演员训练班后改建为上海市戏曲学校，招收越剧男女学员60人。
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越剧院组成男女合演的实验剧团，有计划地从事男女合演探索。
他们运用“同调异腔”、“同腔异调”、“同调同腔”等方法，解决了男女对唱的困难。
男演员史济华、张国华、刘觉等赢得广大观众的承认。
为使越剧事业后继有人，上海市戏曲学校又于1956年开办了越剧音乐班。
上海越剧院和虹口、静安等区也分别办了学馆或戏校，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成为业务骨干。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越剧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
至60年代初，越剧已流布到二十多个省市，影响日益扩大。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越剧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批著名演员、创作人员和管理干部，受到迫害，越剧被迫停演。
十年动乱结束后，越剧得到复兴。
1977年、1978年和1981年，上海越剧院相继创作演出了男女合演的《忠魂曲》《三月春潮》《鲁迅在广州》，塑造了现代史上、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的形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解体的区级越剧团，也部分得到重建，恢复了艺术活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上海越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艺术思想更加解放，艺术观念更加开放。
在创作演出上，题材、风格更加多样化，二度创作更致力于吸收现代艺术的成果，进行大胆的探索。
《汉文皇后》《魂断铜雀台》等历史剧和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第十二夜》，在艺术上都有较大的创新。
随着电视的普及，《孟丽君》《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红楼梦》《沙漠王子》等一批优秀剧目，都被摄制成电视片，有的还在全国评奖中获奖。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越剧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花大力气培养青年。
钱惠丽、单仰萍、赵志刚（男）、方亚芬、萧雅、陈颖、韩婷婷、华怡青、胡敏华、章瑞虹等，已为观众所熟知。
上海市青年演员会演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赛等活动，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一些50～60年代已成名的演员如徐玉兰、王文娟、张云霞、吕瑞英、金采风、毕春芳等逐渐被观众承认已形成不同的流派。
越剧在影响遍及全国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赢得盛誉。
1955年夏，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演出；1959年、1961年上海越剧院分别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3年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东渡日本演出《红楼梦》；1986年又去法国巴黎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演出；1989年5月上海越剧院一批艺术家到美国进行访问演出，都受到各国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从60年代初开始，上海越剧院、卢湾越剧团、静安越剧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演出，受到港澳同胞热情欢迎。
80年代后期始，随着文化品类的丰富和观众欣赏口味的多样化发展，上海的越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越剧界的有志之士正在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力争使上海越剧事业重新走向辉煌。
著名演员有袁雪芬、傅全香、戚雅仙、范瑞娟、徐玉兰、尹桂芳、王文娟、张桂凤、茅威涛等。
一篇越剧的观后感400至500字
越剧藏书之家观后感 越剧《藏书之家》是近年来浙江小百花的新排剧目，可以说从舞台布景到人物服装、唱腔上都与传统越剧有着很大的不同。
故事讲述了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在明末清初时藏书守书的故事。
天一阁主范容与姨娘侍书夫人皆痴书之人，才女花如笺更是痴书十年，自嫁范门。
不料新郎从军，尚未谋面而身先殉国。
三个人的命运皆与书楼紧紧相连。
在一片富有文化气息的大幕中，《天一生水》的主题曲响起，缓慢的曲调似乎又把人们带回了百年前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大幕拉开，在一片急促的节奏中原本优雅的花旦台步显得匆忙而凌乱，而天一阁的藏书故事就在两个小人物的叙述中开场了。
第一个出场的主要人物是洪瑛饰演的侍书夫人，在经历了《陆游与唐婉》一剧的转型之后，洪瑛的表演显得更老练自如了，无论唱念还是人物的眼神动作都表现不俗。
一小段戏就初步塑造了一个既痴爱书卷又持家艰难的掌门女子的形象。
相对于洪瑛的表演，茅威涛饰演的范容在刚出场时似乎没怎么进入状态，只见一个继承祖业的守书人脸上充满了光辉与自信，还有一股自以为是的潇洒。
与其说这样的表情适合范容倒不如说它更适合现在功成名就、炙手可热的茅威涛。
好在这样情况很快不见了，茅茅的表演也慢慢的进入了角色，作为一个名角，其表演还是有许多可圈点之处的。
但我个人认为，在祭拜李贽一场戏中，范容的寻觅先生阴灵的眼神坐得太实了，受祭阴魂想来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某些飘忽不定的空间内，用这般确定的眼神岂能与之交流?所以我认为，此处的眼神还是飘忽一些的好。
第二场开始，呈现给大家的是范门晒书之场景，唯一觉得别扭的是当孙知府到来时，晒书人一个个以缓慢而整齐划一的动作游魂似的退场，看起来挺不自然。
说句刻薄的话，这些人此时的表现像是中了什么魔咒。
在这一场中，由于《焚书》的出现，主要人物之间复杂的感情开始萌发和显现。
范容与其嫂花如笺因“卖田收书”一事实现了心灵的第一次交汇，知音之意含而微露，这最能把越剧的含蓄之美发挥出来。
而范容与姨娘侍书夫人的感情也似乎不止于表面显现的这么简单。
这台戏对观众心灵的震撼开始于第三场的抄书，范家在经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藏书守书之志，上下一心，毅然决定抄书以藏。
这场面不仅震撼了观众，也震撼了夫亡欲去的花如笺的心灵。
在“清贫不失志，肝胆照先贤。
一句一慷慨，书罢乾坤现”的大气咏叹的唱腔中，范门的藏书精神初步显现。
花如笺这个人物对书楼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仅决定永留范门，还拿出自己的嫁妆助范容收书。
在第四场中，最精彩的唱段要数“三跪求书”，不仅唱词精练，而且曲调由慢板逐渐过渡到快版，感情层层递进，把一个藏书人迷茫、坚毅、不计荣辱的复杂内心演变过程逐步呈现在观众面前。
美中不足的是三跪的动作设计有些粗放，缺少越剧的美感。
为求《焚书》，花如笺不得不决定走出范门。
然而天一阁主范容此刻方才知晓“此情亦深”，因而决定留人别书。
别书一场中有大段念白，这让我不禁开始怀疑如今的越剧有话剧化的发展方向。
其实后面的唱词中有些意思是与这段念白重复的，我认为这段念白大可以与后面的唱词精简合并。
我一直以为舞台剧的一大魅力就是能通过演员的表演在观众的脑子中搭建出本不存在的虚幻的景物。
比如，从下楼的动作中看到了楼梯;从两只手的推送中看到了门窗等等。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场戏却抛弃了这一大魅力，硬是弄来了一大堆塑像来代表天一阁的历代藏书人，还让范容与花如笺穿梭其间兴奋的来了长长的一段话剧式的念白。
为什么不能用人物的动作表情及唱词腔调来招唤出历代藏书护书之人，让他们永驻观众心头呢?这在技术上也许难度大了些，但效果一定要比用一大堆塑像好得多。
全剧的尾声部分把戏剧推向了***，在一封情深意切的书信中，一切的迷底都揭开了，孙知府的形象也在些时更加复杂而丰满。
在一片悲壮的音乐烘托中，天一阁主范容终于实现了双书合壁的夙愿，他以一种近乎仪式的神圣将双书封存。
然而为了斯文永继，我们的藏书人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初观此剧时总觉得故事不够连贯，总感觉讲不出具体是个什么故事。
人物形象虽然丰满，然而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深刻主题不易被清楚挖掘。
这大概是几易其稿的结果吧。
该剧最早名为《藏》，故事性比现在看到的要强，据说是公演后又根据观众意见做了几次大的修改，可惜由于条件所限，我至今未见《藏》剧，故无从比较 剧中人物的服装不必说，自然华丽，但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演员的服装上都少了一件可以辅助表达人物感情的重要道具——水袖。
我们知道，水袖的表演也是我国戏曲艺术中的精华，如果仅仅是为了服装华丽而取消之，不免因小失大。
另外，整台戏的有歌剧化与话剧化的倾向，这让我不太能接受。
诚然，越剧还是一个较年轻的不成熟的剧种，它的发展需要向兄弟艺术学习，但我想这种学习不能丢开越剧的根本吧。
希望越剧不因循守旧，希望越剧能有更多的改革，但我更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看到的越剧还是越味十足，有越人特色的越剧。
在越剧中的唱腔的形容词?
尹派：深沉隽永，缠绵柔和。
张派： 张云霞创立。
(旦角)曲调细腻婉转，深情意浓；音色柔和甜润，韵味足。
袁派：质朴平易，委婉细腻，深沉含蓄，韵味醇厚。
徐派：华彩俊逸，洒脱流畅，奔放高亢，感情炽热，曲调大起大落，跌宕明显。
王派：自然流畅、平易质朴、情意真切的风格。
戚派：感情真挚浓厚，曲调朴实，花腔不多，但组织严密，节奏鲜明，音型简练并经变化反复出现，形成给人印象深刻的特征。
吕派：在质朴细腻、委婉深沉的袁派基础上，增加了其绚丽多彩、雍容花俏的唱腔。
她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
陆派：不尚华丽、不喜雕琢、朴实清丽、自然流畅。
金派：高雅得体。
唱腔婉转回荡，吐字清晰，运气自然、富于韵味。
毕派：发声清脆且富有弹性，音域较宽，善于唱法的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她吸收了范派和尹派的唱腔精华，袁派的表演技巧，融汇贯通自成一格。
范派：朴素大方，咬字坚实，旋律起伏多变，带男性气质，阳刚之美。
傅派：唱腔俏丽多变，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表演充沛，细腻有神，有感人以形、动之以情的魅力。
越剧的作文
越剧是浙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曾称“小歌班”、“的笃板”、“绍兴文戏”。
发源于绍兴地区嵊州、新昌一带。
流传于浙江、上海、江苏等地为主的全国十六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绍兴为古越都城，因而1938年改名为“越剧”。
越剧最初是从曲艺落地唱书发展而成。
落地唱书是嵊州一带的曲艺形式。
早期的曲调与佛徒的宣卷调关系密切。
清咸丰十二年（1852）由嵊县西乡马塘村农民金其柄所创。
后经不断发展，演变为“吟嘎调”，一直延续使用到越剧形成之后。
落地唱书向越剧发展分六个阶段。
一、小歌班（又称“的笃板”阶段）光绪三十年（1906）清明节，嵊县东王村艺人高炳火、李世泉、钱景松，在村中香火堂前用门板搭成临时戏台，穿上从农民家借来的大布衫、竹布花裙，演出《十件头》、《双金花》等。
这是唱书艺人第一次在嵊县本地登台演出，称“小歌文书班”，后简称“小歌班”，以区别于绍兴大班（绍剧）。
从此，唱书艺人纷纷登上舞台。
次年，已有十三副小歌班在各地演出。
光绪二十三年（1908），小歌班分三路走向外地：一是从新昌、余姚到宁波，向东北方向发展。
二是从东阳、诸暨到金华向西南方向发展。
三是从上虞、绍兴向西北方向流动到杭嘉湖地区。
宣统二年（1901），钱景松等的小歌班进入杭州。
二、男班绍兴文戏阶段 1961年后，小歌班数度进入上海，1920年，小歌班艺人四十余人集中在一起，在上海演出《琵琶记》、《梁祝哀史》、《碧玉簪》、《孟丽君》等反映妇女命运的新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从此小歌班在上海站住脚跟。
1923年，马潮水、王永春、叶琴芳、梅月楼等三十多名演员升平歌舞台分出另行组班，在大世界游乐场演出，第一次挂出了“绍兴文戏”牌子。
“绍兴文戏”阶段的最突出的一点是音乐和表演上的改革。
艺人魏梅朵等彩板胡（后改平胡）、斗子伴奏（定弦1、5，称“正调”），在唱腔上吸取了绍剧、余姚清腔武林调的音乐成分，丰富板式，创制了倒板、快板、清板、还阳调等。
小歌班在上海打响后，组成第一专职乐队，试验用丝弦乐器拉“引子”和“过门”，以后又用丝弦托腔。
唱腔方面则吸收了绍兴大班中的导板、流水、二凡等曲调融化进“吟嘎调”之中使原来散唱的唱腔中慢中板、中板、快板等板式，初步形成了板腔体的音乐体制。
伴奏的丝弦乐器初为板胡，以后改为音乐较柔和的平胡、胡琴定弦为“1-5”，称为“正调”，因此男班绍兴文戏时期也称为“男班丝弦正调”时期在表演上也借鉴绍剧、京剧的程式技巧等艺术特长，并在剧目、化装等方面也有所改进。
从演生活小戏走上古装大戏的路子。
从此男班进入黄金时期。
三、女子绍兴文戏阶段 1923年，在上海京剧“髦儿戏”的影响下，升平歌舞台老板王金水委托艺人金荣水办起了第一副女子科班。
短期训练后即以“绍兴文戏”、“文开女班”名义进入上海演出，1928年后，女子文戏科班大量涌现。
因女声音域与男声相差四五度，琴师王春荣根据女赏的嗓音条件，吸取京剧西皮的特点，将丝弦正调以胡琴“6-3”定弦，创造出适合女声的“四工调”女子绍兴文戏阶段因此也称作“四工调阶段”。
第一副女班在流动演出中，曾与男班艺人同台。
这就是越剧史上的“男女混演”（在上海、以小白玉梅为代表的女赏进行过“男女混演”）。
通过学习男班艺人的技艺和吸收绍兴大班等剧种的长处，第一批女赏在唱腔、表演上都有很大进步。
其中以施银花最为有名，后被称为越剧“花衫鼻祖”。
1929年，在嵊县黄泽办起第二副女班锦新舞台；从1930年起，嵊县女班如雨后春笋，比较重要的有群英舞台。
1937年抗战前夕，女班有近二百副。
从1938年1月起，女子绍兴文戏陆续涌往上海。
据1939年9月统计，上海有十三个演女子绍兴文戏的剧场。
1938年秋，已用“越剧”名称代替“女子文戏”的中心，几乎所有的著名演员全集中在这里这里。
这时期，女班已完全取代男班。
女演员的艺术水平有所提高，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演员，如：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屠杏花、姚水娟、筱丹桂等。
常演剧目以才子佳人戏为主，如《梁山伯与祝英台》、《龙凤锁》、《碧玉簪》、《三看御妹》等。
1942年，袁雪芬在大来剧场首倡改革，聘请吕仲、韩义、郑传鉴等为编导；以剧本制作代替幕表制；建立导演制度；改革服装；采用油彩化妆；改进舞台布景、灯光；充实乐队，并与琴师合作创造定弦5、2的尺调腔，成为新越剧的声腔基调。
演员在表演上也吸收昆曲和话剧表演艺术之长，使越剧得到丰富和发展。
四、全面艺术改革阶段 1942年10月，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倡导越剧改革打出“新越剧”旗帜。
1945年3月，袁雪芬、范瑞娟为首的雪声剧团正式成立。
其他剧团，也相继进行改革。
这些改革活动，促使越剧的风格、演出体制开成，面貌发生重大变化。
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部分新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改革活动。
从1942年秋袁雪芬倡寻改革时起，从事“新越剧”的各剧团建立了剧务部，聘请新文艺工作者担任编剧、导演、作曲、舞美设计。
最早参加革新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新文学、话剧、电影中吸收营养，为越剧引进了新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
在观剧文学方面，改幕表制为剧本制，上演的都是新编剧目和经改编的传统剧目在舞台艺术上废除了说戏制、建立了导演制。
表演上吸收了话剧、电影的表现方法，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同时又吸收融合昆剧等剧种的手段。
在音乐方面设置作曲职务，第一出戏都根据不同的内容和人物设计、创造唱腔与伴奏。
舞台美术方面，记废除了衣箱制和“守旧制”，根据剧情设计服装，采用油彩化装，使用灯光、效果、立体布景。
1946年5月，雪声剧团在上海演出了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
这是越剧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越剧在这阶段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果。
上海解放后，上海和四明山从事越剧改革的联合体会合。
1950年4月成立了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直属华东文化部领导。
1951年华东戏曲研究院成立，1954年正式建立浙江省越剧团。
在此期间，上海的三十几个浙江的七十几个专业越剧团，也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人、改戏、改制的工作。
在40年代越剧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
被公认的艺术流派有六个：袁雪芬的“袁派”，她主要师承王杏花，唱腔纯朴委婉，情真意切，表演商端庄沉静，重视体现真情实感，塑的多为善良、温淑的女性形象。
傅全香的“傅派”，她主要师承施银花和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唱腔跳跃跌宕，表演活泼多姿，塑的多是热情、痴情的女子形象。
戚雅仙的“戚派”，从“袁派”深化而来，唱腔迂回沉郁，表演自然大方，塑的多是悲剧形象。
尹桂芳的“尹派”，唱腔流畅深沉，表演潇洒儒雅，塑的多为风流倜傥的书生形象。
范瑞娟的“范派”，唱腔富有男性美，质村醇厚，表演富有生活气息，擅演耿直戆厚的男子。
徐玉兰的“徐派”，唱腔华丽奔放，表演充满活力，以塑造深情的书生才子见长。
除了这六个公认的流派之外，旦角中的王文娟、吕瑞英、金采凤、张云霞，小生中的陆锦花、毕春芳，老生中的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商芳臣，都有与众不同的风格。
50年代，越剧编创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剧目并通过剧目加工带动了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的全面提高。
在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和《西厢记》获得奖励。
1955年成立上海越剧院。
1956年重新改编排演了《祥林嫂》，恢复了鲁迅原著的精神，1962年此剧再次作了较大加工修改成为思想性与艺术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一出戏。
1959年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生动地塑了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
尹桂芳主演的《屈原》、《何文秀》、《盘妻索妻》、徐玉兰主演的《北地王》、《十一郎》，王文娟主演的《春香传》、《追鱼》，范瑞娟、傅全香主演的《孔雀东南飞》、《李娃传》，姚水娟、金采风主演的《碧玉簪》，傅全香、陆锦花主演的《情控》，竺水招主演的《柳毅传书》，范瑞娟、吕瑞英主演的《打金枝》等，在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50年代初全省文工团整编后，仍十分重视越剧男女合演的试验，如《罗汉钱》、《志愿军的未婚妻》、《秦香莲》等剧目；1957年正式建立浙江省越剧二团，在男女合演方面进行了更全面的探索；尤其是表现代生活，通过《风雪摆渡》、《抢伞》、《金鹰》、《金沙江畔》、《战斗的青春》等较有影响的剧目，发情了男调，积累了一套表现手段。
上海在50年代初也开始进行男女合演尝试。
1952年浙江在十个地区文工团整编的基础上，集中优秀艺术骨干，成立了浙江越剧一团和二团。
1958年以后，上海大批职业越剧团支援全国各地，越剧成为流传于全国的一大剧团，配备了编剧、导演、作曲、舞美人员，实行了导演制；并建立了培养越剧赏的戏曲学校。
1978年全省专业越剧团已有五十一个，1982年达到六十七个。
1980年举行了全省青年演员会演，涌现了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年举行全省“小百花”会演，又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越剧青年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