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皋定慧寺描写，具体一些，写作文急用。
啊，俗话说的好：如皋如歌，常来长寿。
我的家乡是如皋，这儿有著名的风景区：定慧寺和水绘园。
下面我就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定慧寺和水绘园吧。
水绘园位于如皋城东北隅，是国内著名的古园林之一。
其特色蝻北东西皆水绘其中，秋峦葩卉，一一掩映，若绘画然“。
加之明末才子冒襄（字辟疆）与金陵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水绘园亦名声远播。
水绘园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为冒一贯的别墅，历四代到冒辟疆时始臻完善。
明朝灭亡后，冒辟疆心灰意冷，于是把水绘园改名为水绘庵，决心隐居不仕。
当时名士钱搛益、吴伟业、王士祯、孔尚任、陈维崧等纷纷前来如皋相聚，在园中诗文唱和。
时人说：”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为归。
水绘园盛极一时。
关于定慧寺的五百字作文
定慧寺又名普济寺、焦山寺.始建于东汉末年,距今已1700余年.康熙帝南巡时,为之改名定慧寺.寺内亭台楼阁掩映于绿荫丛树之中,故有焦山山裹寺之谚.定慧寺的山门庄严典雅,古色古香,门前有一对明代的石狮镇守,门楣上有焦山定慧寺匾额,照壁上海不扬波四个大字,显示了佛教世界清平之意.走进山门,穿过天王殿,院中有一御碑亭,亭内石碑上刻着乾隆帝下江南时作的《游焦山歌》. 迎面的大雄宝殿,气魄宏伟,具有明代风格.屋顶雕龙塑凤,殿内金壁辉煌.在高悬的长明灯后,和蔼慈祥的释迦牟尼、药师、弥陀三尊大佛高踞在莲花宝座之上.两旁的十八罗汉造型逼真,神态各异.主佛背面的海岛上,观音大士、善财、龙女和诸位菩萨的塑像栩栩如生,形象地表现了佛教五十三参的故事.大殿前的院中,有两棵千年古银杏,枝叶婆娑；大殿西院内有一口井,名曰东泠泉,相传为焦光取水炼丹之处,故亦称炼丹井.
苏东坡在苏州呆过吗
苏轼未在苏州做过官，却与苏州很有缘分，多次游历苏州，关系十分密切。
他在苏州幸得了不少莫逆之交，也结识了红颜知己。
一个仕途坎坷、放荡不羁的豪放文人，却在苏州有过不少温暖的情怀…… 必游之地：“二丘” 苏轼曾在杭州、常州做官，在此期间，不时来苏州游赏。
苏轼来到苏州，两个地方是必去的，一是拜访闾丘孝终，会会老朋友，叙叙旧情；一是去游览虎丘，欣赏名胜古迹，畅舒胸怀。
他说过：“过姑苏，不游虎丘，不谒闾丘，为二欠事。
”那么，闾丘孝终是何人
苏轼为何喜欢畅游虎丘
他和“二丘”又是如何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先说闾丘孝终，字公显，苏州人，曾在黄州任太守。
其时，苏东坡在京城做官，因写诗讪谤朝政，贬到黄州去任团练副使。
苏东坡到黄州以后，在闾丘孝终手下任职。
闾丘孝终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他知道苏轼才高八斗，是个饱学之士，并没有打击、排挤他，而是很敬重他，凡有宴会，总要请苏轼一起出席。
由此，苏轼与闾丘孝终交往甚密，友谊深厚。
苏轼写过一首浣溪沙，注明“赠闾丘朝议，时还徐州”。
词曰：“一别姑苏已四年，秋风南浦送归船，画帘重见水中仙。
霜鬓不须催我老，杏花依旧驻君颜，夜阑相对梦魂间。
”体现了两人之间的情谊，也算是东坡居士与苏州人的一段佳话。
后来，闾丘孝终辞官回苏，居住在一条小巷里，小巷之名即用他的姓氏命名，称“闾丘坊”。
此巷名至今仍用，位于人民路因果巷北。
再说虎丘，虎丘是苏州著名的名胜古迹，不仅有春秋时期吴王的遗迹，风景也十分美好。
史书上赞为“绝岩纵壑，茂林深篁，为江左丘壑之表”，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
苏轼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借以激发诗兴。
他到苏州游过虎丘以后，被虎丘优美的风景所吸引，所陶醉。
他写过一首《虎丘寺》，长达二十八行，有句云：“入门无平地，石路穿细岭。
阴风生涧壑，古木翳潭井。
湛卢谁复见，秋水光耿耿……”极力赞美虎丘之幽美。
出游客栈：定慧寺 在苏州，与苏轼有关的古迹有不少，但是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则首推定慧寺了。
苏轼在杭州、湖州任职期间，曾数次来苏州游历，每次来苏均借住城内定慧寺或其附近，并称其居所为 “啸轩”，以寄托啸傲林泉之志；另外现今定慧寺巷那边还有一条苏公弄，便是纪念东坡而命名的。
而他与定慧寺僧人卓契顺的结交，更引出一段历史佳话，为苏东坡在苏城的游踪添上点睛之笔。
卓契顺是苏州定慧院里从事杂役的“净人”，同时也跟随定慧院长老守钦学佛，与东坡素昧平生。
绍圣二年（1095），东坡的长子苏迈正带着一家老小住在宜兴，全家人苦苦思念贬谪于广东惠州的东坡，但山河阻隔，难以寄送家书。
卓契顺听说后对苏迈说：“惠州不在天上，只要不停地走，总是能走到的。
我愿意为你们去送家书
”于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走了三个多月，卓契顺终于把书信送到了东坡的手中。
东坡看到卓契顺脸色乌黑，脚生重茧，不禁对这位助人为乐的苏州人充满了钦佩与感激。
卓契顺返程时，东坡问他有什么要求，想谢谢他，卓契顺回答说：“我正因为无所求，才到惠州来的。
如果有所求的话，早就往汴京去了。
”东坡坚持要有所表示，卓契顺才说想要他亲笔写的几个字。
东坡欣然挥毫，写了一幅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赠给卓契顺，并在题跋中详细记述了卓契顺千里送书的经过，希望他能因此而名垂青史。
东坡写的那幅字没有能留存下来，但是那篇题跋却完整地保存在东坡的文集中。
结缘“思堂”：桃花坞 北宋大文豪苏轼与章楶是好朋友，苏轼曾有《思堂记》，就是应章楶之邀而写的。
而章楶恰恰是苏州桃花坞“桃坞别墅”即“章园”的主人。
章园中就有“思堂”。
北宋时代的苏州桃花坞（主要指今古城内桃花坞大街以北广大地区）是个名胜区，但苏轼与当时苏州桃花坞的关系，不是因为“章园”的缘故，而是因为“五亩园”的缘故。
五亩园处苏州桃花坞腹地，即今西大营门北端（西大营门53号，原林业机械厂，现为在建别墅区），这一带在汉代是“张长史植桑地”。
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梅子明的父亲梅宣义在这里修建了一个面积不下于百亩的园林，颇有林泉花木之胜，取名“五亩园”，又称梅园。
而梅子明父子与苏轼相识，特别是梅子明，既是苏轼的诗友，又是苏轼的同僚。
两人的友谊较深，互有诗赋酬唱。
元祐五年（1090）十月，苏轼作《寄题梅宣义园亭》诗，诗中有“不惜十年力，治此五亩园”之句，五亩园因而越加著名。
若干年以后，在五亩园西南面，即今大营弄北面林机新村、苏州红木雕刻厂、苏州扇厂一带，又出现了一家园林，这就是章楶建造的桃坞别墅，又称章园。
需要说明的是，在章园建造之前，这一带已称桃花坞，所以《烬余录》说章园建成后，“仍桃坞旧名”。
但章园内广植桃李，使桃花坞越加名副其实，以致后人误认为“章太师楶多栽桃李，而桃坞之名以创。
实际上，后来在五亩园、章园一带修建的园宅，如明代唐寅的“桃花庵”、明末清初吕毖所筑“小桃源”、清代唐仲冕为恢复唐寅故居所建的“桃花仙馆”等，都沿用了“桃坞”之名。
惜别红颜：阊门 阊门是苏州贸易最繁华的地方，阊门外是一等的风流繁华之地。
苏轼与苏州歌妓交往，他离开杭州赴密州（今山东诸城），途经苏州时，歌妓守在阊门出城处，为他设宴饯行，苏轼于是赋词酬赠佳人： 苍颜华发， 故山归计何时决。
旧交新贵音书绝， 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离亭欲去歌声咽， 潇潇细雨凉吹颊。
泪珠不用罗巾浥， 弹在罗衣，图得见时说。
这首词，名曰：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
它摆脱了以往代他人抒情的框框，融注了苏轼个人的身世感慨。
他将歌妓视作自己沦落天涯时的知音，并通过“旧交新贵音书绝”与“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的对比，显出歌妓不趋炎附势的品德，说明苏轼当时十分珍惜与这位歌妓的情谊。
定慧寺可以给婴灵立牌位超度吗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祖籍浙江，客居天津。
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
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号弘一。
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清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天津，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
李世珍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
李叔同为其三姨太所生。
在李叔同5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
他是在长兄文熙和母亲教导、关怀下成长的。
李叔同7岁就有日诵五百，过目不忘的本领。
9岁学篆刻，就在这一年，他看到一个戏班演出，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当李叔同长成青年，他在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方面，已经有了广博的知识。
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做了一个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
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割舍，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
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
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
由此可见，书法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了。
弘一习书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
有人将弘一书法风格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初由碑学脱胎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后肉渐减，气渐收，融入楷意；再后来字变修长，呈瘦硬清挺之态。
其实，从大的审美风格来审视弘一的书法，分为出家前和出家后两个阶段，即劲健与平淡两种格调，似乎更为恰当。
为僧以前，弘一书法有绚烂之致，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书风突变，弃之峥嵘圭角，行之以藏锋稚拙，转入禅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
这种巨变，来源于观念上的变化，亦即是人的变化，在俗是李叔同，离俗则是弘一法师，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
隔断尘缘的弘一，不再自视为艺术家，作为“写心”的书法艺术，在其观念中自然亦异于以往；握管写字，首先是一种“广结善缘，普传佛法”的宗教活动和需要，而作为艺术的书法已退居其次，书法不再是艺术的自觉产物，而是宗教中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是作者的不自觉表现而又经后人的审美接受才得以实现的。
纵观弘一遗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实是禅修的结果。
“刊落锋颖，一味恬静”，清逸的线条泯灭了个性，是禅心的迹化，是期于一种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极致。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
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
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宗教家。
书法是心灵的迹化。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
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
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
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
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
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
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
……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
这样的欣赏，已经超越了书法的一点一线，而是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