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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我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
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
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
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
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摘自：胡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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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徘之气,思有所泄”什么意思
你打错了一个字。
应该是“愤悱之气思有所泄”。
【原句】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泄。
【译文】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
附录：白居易《与元九书》【原文】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近百篇。
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
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
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
累岁以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
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
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泄，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
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也，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
何者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上自圣贤，下自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
音有韵，义有类。
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
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
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诗泄导人情。
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
于时六义始刓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
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
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
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诗》未远，梗慨尚存。
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
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
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以还，得者盖寡。
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
江、鲍之流，又狭于此。
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
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矣。
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噫
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
顾所用何如耳。
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花”，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莒”，美草以乐有子也。
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
反是者可乎哉
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矣。
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
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窜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华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嗟夫
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之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
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
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音韵，十五六岁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
二十年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
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痔，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矣，动以万数。
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家贫多故，二十七岁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
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
【参考译文】某月某日，白居易（字微之）先生：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你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
每逢寄诗来，你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
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
我既然接受了你的诗，又理解了你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
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
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
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
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你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像和你会面谈心一样。
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你还在面前，竟忘记了你是在遥远的通州。
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
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
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
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
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
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
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
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
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
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
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
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
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
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
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
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
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
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
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
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
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
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
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
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
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
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
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
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
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
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
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
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
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
像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
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
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
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
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
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
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
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
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
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
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
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
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为“李杜”。
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
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
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
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
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
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
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
唉
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
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
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
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
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
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
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像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
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
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
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
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
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
自从到朝廷做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
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
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
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
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
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
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你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
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
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
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
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
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
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
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
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
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
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
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
另外就是你的情况了，而你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
唉
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
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
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
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
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
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
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
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
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
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
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
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
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
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
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
”因此，就抬高了身价。
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
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
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
”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
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
”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
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
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
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像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
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
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
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
他们是什么人物呵
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
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
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
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
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
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
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
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全部送给你。
微之，古人说：“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
”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
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
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
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身而退。
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
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
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
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
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
其余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
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
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
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
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适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
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
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
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
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
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
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
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
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
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
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
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
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
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
为什么呢
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
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而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
那不是仙又是什么
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你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你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
诸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
唉
计划没有实现，你就被降职调离，不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
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你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
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
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
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
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
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
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
微之微之，知我心吗
乐天再拜。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的发展中的.这个恩格斯早就提出.他在1887年给一位美士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因为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因为它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理论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以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而得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当时在西方一些国家正在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本质的和全面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理论,关于建立能够担当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 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成为僵死的教条.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们的伟大后继者列宁）说过的东西,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说过什么或者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死于1883年,恩格斯死于1895年.从19世纪末叶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人类的社会历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的具体形态和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不可能预料到的,他们也没有试图去预料.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负起的任务. 一 100年来,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社会历史上,越到近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所占位置越加重要. 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对电在各方面的应用表示重视,认为他在1882年看到的远距离输电线路的发明很有前途.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到的了解.他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③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年代,电的应用还只是初见端倪.恩格斯虽然逝世得晚一点,但汽车在他逝世那年刚冒头,那时作为新的交通工具正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应用起来的还是铁路和航海轮船.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变化了. 继19世纪末期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发明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后,20世纪的科学技术大步地跨上了新的台阶.本世纪初的物理学的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通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多方面发生变革,把20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描写为突飞猛进是完全适当的.这时期每10年新增的发明和创造比以往2000年的总和还多.在发达国家中一项新的技术从创造出来到它被投入实际应用之间的时间日益缩短.（⑴⑷） 依靠科学技术,20世纪新发展起来的国家往往能达到上个世纪所无法企及的经济增长率,因而赶上本来居于前列的国家.科学技术是最活跃的一种生产力,这一点在近几十年中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明显.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任何宗派主义,因为这种理论在产生过程中吸收了人类社会以往历史中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特别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样的吸取工作,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创立就宣告中止.现代科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了发展自己所绝不可以忽视的；应该说,脱离这一切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以至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造福于地球上的居民；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世界上,居住在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的穷人和半饥饿的人数,在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越来越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矛盾,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所不能解决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如何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应有和能有的优越性,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 二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很广大的领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两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或者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中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在苏联这样的重要国家中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这里先讨论前一个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91年即他逝世前4年在给德国的倍倍尔的信中曾这样说：“你说我似乎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1898年崩溃,这是一个误会.我只是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我当然要避免事先作这类预言.”④ 恩格斯逝世后20年发生世界大战；后30余年,发生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后50年爆发又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自己所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的学说是站得住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这座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就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在恩格斯以后又存在了100年,而且还将继续支撑多少年.对前一方面,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根据新的事实给以论证,后一方面尤其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大国的兴衰过程加速,使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种矛盾加剧.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 本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曾有过肯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和否定这种可能性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其实都没有充分的根据.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这些都有待于人们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设想,社会主义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而且走一条特殊的路.马克思1881年在考虑回答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时提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也就是,“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⑤但他们仍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一篇文章这样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就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⑥ 东西方革命互为信号、互相补充的情形从来没有实现过.历史经验倒是证明,任何国家是否能革命胜利,取得怎样的胜利,怎样走向社会主义,主要取决于本国的条件.国外条件只能起部分的、副次的作用.不顾其本国条件,揠苗助长,总是不成功的.一切过分重视国际影响的观点都为实际生活所否定. 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在这意义上,“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已有事实可证明.但事实也证明,不通过这个峡谷,代替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新社会必须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成熟.这当然不是前一世纪的人能够预先设计的. 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如果不能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其中显然首先包括现代生产力,那么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加以维护. 三 从本世纪20年代起,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⑦当然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结束,革命的科学也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建设的科学更非从头建立不可.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的社会,就这意义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它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而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对旧社会的科学的分,也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但是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必须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 在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革命中,各个国家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但革命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形式绝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个国家要按照自己的国情来走出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古代中国人曾把未来的理想社会称为“大同”,但看来也不能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或者说“同”是要经过“异”才能达到的.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做法.用单一的模式来规范不同的国家,这已经在历史实践中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在原来拥有很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也会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就显然更加复杂. 70多年来,人类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在整个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事业中,不经过挫折和失败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说得好：“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⑧ 本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总结本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 四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了社会上存在的一种中国特殊论,这就是认为中国的国情是绝对的特殊,因此完全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又反对了主要在党内产生的教条主义,那就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以为作这种考虑只会使人离开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只是书本上的条条和外国的现成经验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书本上的条条即使是对中国适用的指导原理的话,还必须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有益于中国的实际；他们也不懂得,外国经验即使是成功的,也不能照搬到中国来.由于战胜和克服了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资本主义发展薄弱,农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这种实际出发,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得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学说,走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武装农民,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是异端邪说.但实践证明,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它带引中国革命达到了教条主义者所不能相信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经过一些失败的经验以后才找到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的.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情况也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6年后20年间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发展不快,而且遭到许多挫折和失败.经验证明：第一,照搬苏联的模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自己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向苏联学习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是可行的.但这种学习应当只是借鉴,有所取舍,何况苏联模式本身就有致命的弱点.第二,照搬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也很有害.革命时期的好经验、好传统固然应该继承,但不顾具体情况变化照搬则是不可取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套办法有了无限崇高的威信,这就很容易造成自己没有新鲜的经验,别国的经验也不愿意照抄的情况下,回头来从民主革命胜利的若干具体经验中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且用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概念来解释这种经验.实践已证明,这样做是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 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自己的建设事业中的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也参考外国的经验,逐步地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以后,推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近十几年来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风浪的震撼下屹立如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 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远不能说已经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能说已经完成.我们还要用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来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全胜利.我们还要通过实践,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弄清楚至今还没有弄清楚的许多具体规律.中国处于其中的世界,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是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并且懂得世界和中国的相互关系. 为了这些,我们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