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曹雪芹的故居 一段感受200字
初夏的一个双休日,我和妻子从铁岭出发乘火车去北京看女儿(女儿工作单位住处)。
休闲之余,我们乘车来到了曹雪芹纪念馆参观游览。
曹雪芹(1715—1764)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是中国十八世纪伟大的文学家。
他的传世巨著《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的最好的一部。
曹雪芹纪念馆座落于北京植物园内黄叶村原正白旗三十九号院。
这是当年曹雪芹生活著书的地方,这里有他的旗下老屋居所。
曹雪芹就在这里创作和完成了他的传世巨著《红楼梦》。
走近曹雪芹纪念馆门口,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古式的木门和木栏隔墙,木门上方有书法家启功先生的题匾“曹雪芹纪念馆”。
院落古树苍天、草木成荫、阶柳庭花,古朴幽静。
再往前走是一座汉白玉石雕座式的曹雪芹塑像。
只见曹雪芹手持古书、炯炯有神、从容自如地坐卧在绿树幽静、草木葱葱的院落里读书学习,凸显出他大气风采的文豪气质形象。
随后我们走进了曹雪芹纪念馆展厅。
曹雪芹纪念馆创建于1984年,馆舍是坐北朝南的清式平房,馆藏主要有与曹雪芹身世相关的文物和各种《红楼梦》原著版本等。
曹雪芹纪念馆有三个院落,四个展室。
分别为旗下老屋、建馆由来、家世渊源、雪芹一生、千古风流几部分,全面介绍了曹雪芹传奇的一生和《红楼梦》的影响。
旗下老屋:依据1971年题壁诗发现时的情况为基础,剔除了明显的近现代痕迹,重现了曹雪芹生活时代的清中期旗营生活氛围。
建馆由来:是曹雪芹纪念馆所在地----正白旗39号院外环境,与民间口碑中曹雪芹居所的环境相吻合。
家世渊源:是从曹家的高祖曹振彦说起,曹振彦在努尔哈赤攻打沈阳时被俘为奴。
他靠自己的才干得到新主子的赏识,并屡立战功,成为“从龙入关”的旧部功臣。
从曹雪芹的太祖父曹玺开始,曹家三代四人作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这在清初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文武皆能,少年时即入宫担任御前侍卫,深受康熙皇帝的喜爱。
曹寅在任织造期间,曾四次接驾南巡的康熙皇帝,为此曹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亏空。
曹寅在扬州天宁寺主持刊刻了《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自江宁前往扬州察看刊书进度的曹寅疟疾病死天宁寺。
曹寅死后,康熙皇帝命曹雪芹之父曹顒(yong)继任江宁织造。
曹顒文武双全,皇帝称:“所用包衣子弟,尚无一人及他。
”但,其命短,任职三年而卒。
江宁织造一职,由堂弟曹頫(fu)继任。
雪芹一生:曹雪芹生于南京,他在秦淮河边度过了十三年富贵公子哥的生活。
江南的景物与市井民情都在《红楼梦》中有着体现。
雍正六年曹雪芹跟随家人回到北京城,初居住崇文门外十七间半。
雍正末年,乾隆初曹雪芹由京城迁至香山正白旗居住。
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曹雪芹就在这里创作和完成了他的传世巨著《红楼梦》。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曹雪芹的儿子因病夭折,同年除夕夜一代文豪曹雪芹与世长辞。
父子俩人都葬于地葬沟。
参观曹雪芹纪念馆使我很有感触,从中受到一次红学传统文化教育。
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
《红楼梦》这部伟大巨著是不仅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现在不仅国人学习研究《红楼梦》,而且外国人不少学者也学习研究《红楼梦》,《红楼梦》正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曹雪芹纪念馆是人们缅怀曹雪芹和学习《红楼梦》的最好场所,对于国人来说应该更多的人参观学习。
这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人的人文思想素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世界有什么名筑?
四大名亭 :爱晚亭(湖南长沙)、醉翁亭(安徽滁县)、陶然亭(北京)、湖心亭(杭州西湖)安徽滁县醉翁亭坐落在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世之作《醉翁亭记》心的就是此亭。
醉翁亭小巧独特,具有江南亭台特色。
它紧靠峻峭的山壁,飞檐凌空挑出。
数百年来虽屡次遭劫,又屡次复建,终不为人所忘。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一)欧阳修与醉翁亭——琅邪山 我们的滁州之行,完全是为了凭吊欧阳修的醉翁亭。
欧公在《醉翁亭记》中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环滁皆山也。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把我们一个个弄得神魂颠倒;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高论,更使我们对醉翁亭的仰慕不断升温。
滁州位于安徽省东部,东距六朝古都南京48公里,西去省会合肥130公里,因其与城西南的琅琊山诸峰相连,城山一体,蔚然而深秀,是安徽省五大风景区之一。
琅琊山古称摩陀岭,相传西晋时琅琊王司马佩率兵伐吴驻跸于此,故后人改名为“琅琊山”。
琅琊山山不甚高,但清幽秀美,四季皆景。
山中沟壑幽深,林木葱郁,花草遍野,鸟鸣不绝,琅琊榆亭亭如盖,醉翁榆全国特有,琅琊溪、玻璃沼、曲水流觞溪流淙淙;让泉、濯缨泉、紫薇泉等山泉泉泉甘冽,归云洞、雪鸿洞、重熙洞、桃源洞等岩洞洞洞神奇。
更有唐建琅琊寺、宋建醉翁亭和丰乐亭等古建筑群,以及唐、宋以来摩崖碑刻几百处,其中唐代吴道子绘《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和宋代苏东坡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碑刻,被人们视为稀世珍宝。
古人称之为兼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碑、名洞、名林的“皖东八名胜境”,蔚然深秀的琅琊山历来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之美誉。
琅琊山景色淡雅俊秀,文化渊源久远。
据史书记载,琅琊名胜,自唐刺史李幼卿始开于大历年间。
他在南山“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名为琅琊溪。
在溪岸“建上下坊,作禅堂、琴台”。
继李幼卿之后,唐、宋著名文士如韦应物、独孤及、李绅、李德裕、欧阳修、辛弃疾等,相继出守滁州,修筑城池楼馆,开发山川名胜,传下众多名篇佳句。
尤其是宋代欧阳修谪知滁州期间,修建了醉翁亭、丰乐亭,写下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
文以山丽,山以文传,琅琊山声名日隆,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纷前来探幽访古,题诗刻石,王安石、曾巩、宋濂、文征明、李梦阳、王世贞等著名诗人、文学家也都在此留下了足迹,唐、宋以来的摩崖、碑刻约有数百处之多。
历代书法名家书写的《醉翁亭记》“真、草、隶、篆”碑刻与山中古道、古亭、古建筑相得益彰。
琅琊山的美妙,在于她悠然于喧嚣之外;琅琊山的雅致,在于她融合自然山水与建筑为一体的深幽意境,令人意趣盎然,流连忘返。
(孙明皋) (二)欧阳修与醉翁亭——醉翁亭 醉翁亭位于琅琊山半山腰的琅琊古道旁,是上琅琊寺的必经之地。
据《琅琊山志》记载,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感怀时世,寄情山水。
山中僧人智仙为他建亭饮酒赋诗,欧阳修自号“醉翁”,并以此名亭,写下传世之作《醉翁亭记》。
醉翁亭因此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
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公。
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间也”,把欧阳修寄情山水,安民乐丰的内心世界挥发得淋漓尽致。
亭内有联对此亦作了点评:“饮既不多缘何能醉,年犹未迈奚自称翁”。
醉翁亭初建时只有一座亭子,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主持重修,才使醉翁亭恢复了原样。
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然历遭变劫,但终不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对联所言:“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 醉翁亭一带的建筑,布局紧凑别致,亭台小巧独特,具有江南园林特色。
现在的醉翁亭,已不再是一座孤单的凉亭。
总面积虽不到1000平方米,四面环山的亭园却内有九院七亭:醉翁亭、宝宋斋、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意在亭、怡亭、览余台,风格各异,互不雷同,人称“醉翁九景”。
醉翁亭依山傍水,幽雅而宁静。
这里古树婆娑,亭台错落,青山如画,碧水潺流,环境十分优美。
整个布局严谨小巧,曲折幽深,富有诗情画意。
亭中新塑的欧阳修立像,神态安详。
亭旁有一巨石,上刻圆底篆体“醉翁亭”三字。
离亭不远,有泉水从地下溢出,泉眼旁用石块砌成方池,水入池中,然后汇入山溪。
水池三尺见方,池深二尺左右。
池上有清康熙四十年知州王赐魁立的“让泉”二字碑刻。
让泉水温度终年变化不大,保持在十七八摄氏度。
泉水“甘如醍醐,莹如玻璃”,所以又被称为“玻璃泉”。
醉翁亭北有二贤堂,初建于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系当地人士为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
原堂已毁,现堂为建国后重建。
堂内有二联,一曰:“谪往黄冈执周易焚香默坐岂消遣乎,贬来滁上辟丰山酌酒述文非独乐也”,二曰:“醒来欲少胸无累,醉后心闲梦亦清”对两任太守皆因关心国事而贬谪滁州愤愤不平,又为两位太守诗文教化与民同乐深表钦敬。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江西吉安市)人,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
他出身贫寒,资性敏悟,勤奋苦学。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谏官,又任翰林学土、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因参与范仲淹的“庆历革新”而遭贬,当过滁州太守。
在文学上欧阳修以韩愈为宗,力扫晚唐五代文学的奢靡之风,提掖了王安石、苏轼等一大批精英。
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北宋就占了六家。
且除欧阳修本人以外,其余五家都出自欧门。
欧阳修不仅成就非凡,而且人品高尚,早令我辈景仰不已。
醉翁亭西侧有宝宋斋,建于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是明人为保护苏轼手书《醉翁亭记》而建。
斋内有两块石碑,正反两面镌刻着苏东坡所书《醉翁亭记》全文,《醉翁亭记》初刻于庆历八年,因其字小刻浅难以久传,又于元佑六年(1091年)由欧阳修门生、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改书大字重刻,文章与书法相当益彰,后人称为“欧文苏字,珠联璧合”,视为宋代留下的稀世珍品,与琅琊寺中吴道子所画的《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同为难得的古代文化瑰宝。
宝宋斋南面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庭院,院内有意在亭、古梅亭、影香亭、怡亭等亭台建筑。
泉水从墙外流入,曲折蜿蜒,如回肠九转。
传说当年欧阳修常在这里与友人共饮,曾仿晋人作“曲水流觞”,为后世引为趣谈。
后人在“九曲流觞“处建意在亭,并仿欧阳修戏水饮酒作乐,亭似苏州园林建筑,十分古雅。
古梅亭在醉翁亭院的北面,因亭前有一株古梅而得名,又称赏梅亭。
相传此梅系欧阳修所手植,世称“欧梅”。
原梅早已枯死,此株为明人所补植。
古梅高7米,离地面六七十厘米便开始分成四枝。
四枝干粗70多厘米,苍颜多瘢。
虽经几百年风霜雨雪,仍然枝茁叶茂,清香不绝。
这株古梅品种稀有,花期不抢腊梅之先,也不与春梅争艳,独伴杏花开放,故名曰“杏梅”。
古梅北有古梅亭,南面有影香亭,建于一方池上,原名见梅亭,后来有人在壁上题了“寒流疏影”、“翠积清香”两块碑刻,遂改为今名。
春天,“野芳发而幽香”;夏季,“佳木秀而繁荫”;秋天,天高云淡,“风霜高洁”;冬季赏溪中石景“水落石出”,四季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
(三)欧阳修与醉翁亭——丰乐亭 丰乐亭建于琅琊山风景名胜区丰山东北麓的幽谷中,是丰山风景最佳之处。
距滁州城约1公里。
这里面对峰峦峡谷,傍倚涧水潺流,古木参天,山花遍地,风景十分佳丽。
关于丰乐亭的兴建,欧阳修在《与韩忠献王书》中告诉友人:“偶得一泉于(滁)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换,构小亭于泉侧。
”而民间传说却略有不同:据说欧阳修在家中宴客,遣仆去醉翁亭前酿泉取水沏茶。
不意仆在归途中跌倒,水尽流失,遂就近在丰山取来泉水。
可是欧阳修一尝便知不是酿泉之水,仆从只好以实相告。
欧阳修当即偕客去丰山,见这里不但泉好,风景也美,于是在此疏泉筑池,辟地建亭。
泉名“丰乐泉”,亭名“丰乐亭”,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欧阳修为此还写下了《醉翁亭记》的姐妹篇——《丰乐亭记》,还以《丰乐亭游春》一诗记载与民同乐之盛况:“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知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后来苏东坡又把《丰乐亭记》全文书刻于亭中石碑上,供人阅读和欣赏,一样地留下了“欧文苏字,珠联璧合的稀世瑰宝。
丰乐亭亭前有山门,亭后有厅堂,还有九贤祠(又名危楼,内供与滁州有关的九位贤人画像)、保丰堂等,四周筑以围墙。
丰乐亭内有苏东坡书刻的《丰乐亭记》石碑、吴道子画的《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保丰堂内有明滁州判官尹梦璧所作的《滁州十二景诗》碑刻,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珍品。
丰乐亭以北原有一条“西涧”,与丰乐亭一山之隔。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任滁州刺史时,曾为这里优美的山水景色所吸引,吟咏了“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脍炙人口的诗句。
之后,人们依韦氏诗意在这里建起了野渡桥、野渡庵、飞泉览胜亭等建筑。
建国以后,政府为治理水患,开发水利,在西涧上建造了拦河大坝,形成了一个山间水库,称为“城西湖”,使许多景点沉没湖底,但出现了另一种自然景象,四周青山环抱,中间碧水涟漪,山明水秀,鱼跃鸟飞,风光无限,生机盎然。
(四)醉翁系沧浪 欧苏共风流 亭子本是一种有顶无墙的建筑物,自古以来,凡有些名气的亭子多与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素有四大名亭之称的醉翁亭、沧浪亭、陶然亭和爱晚亭,无一不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蕴涵。
亭以人名。
陶然亭、爱晚亭建于清代,亭名分别出自白居易“与君一醉一陶然”和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诗句。
爱晚亭还以早年读书处闻名当代。
而最具历史文化盛名的醉翁亭、沧浪亭则以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苏舜钦之名传誉千载。
醉翁亭、沧浪亭同建于庆历六年,分别位于当时的淮南滁州和吴中苏州。
两亭虽隔江相望,遥距数百里,却紧密联系着欧、苏二位文学巨擘的不朽友谊,并进而成为后人景仰和神往的胜迹。
人们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他的身边,苏舜钦以卓越的文才、诗才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和中坚。
苏舜钦还是欧阳修一生中最推崇的二位诗人之一(另一位是梅尧臣)。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欧、苏同受牵连。
欧阳修被以莫须有的“张甥案”贬知滁州;苏舜钦则被所谓“奏邸之狱”所陷,放废为民,流寓苏州。
欧公居滁,是政治上的挫折,但他能坦然面对,怡然乐观,为政之余,陶醉于“环滁皆山”的秀美景色,常偕僚属留连于琅琊山中,与州民同乐而成为历史佳话。
山僧智仙敬重仰慕欧公的学术文章和道德人品,特于山中建亭为他的游山助兴。
欧公以“醉翁”作为亭名,并由此创作出了千古名文《醉翁亭记》。
当时他正值中年,“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四十犹未老,醉翁偶题篇”,从中可见他心境之一斑。
而报国无门的苏舜钦,索寞一人踯躅苏州,他常出城闲游。
一天,他在郡学东侧看到一片三面环水的空阔废地,此处草木蓊郁,有杂花修竹环绕,尚存园囿遗意。
经访旧老,知是前人池馆,便毅然购下,重置水石,理水叠石,建楼阁亭台,以咀嚼自己的寂寞。
他以《楚辞》“渔父”篇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句命名为沧浪亭,寓意自己与世浮沉,幽闲独放的怀抱。
欧、苏两人政治上的不幸却带来了文学上的收获。
《醉翁亭记》、《沧浪亭记》均成为文学史上璀璨的不朽篇章。
《醉翁亭记》以情写景,不仅精彩地描绘了琅琊山中四时不同、朝暮变幻的景色,还以“乐”为文眼,抒写出作者与宾从僚属的游赏、吟咏、宴饮、弈射之乐,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欧公仁民宽政的风范和潇洒风神。
全篇共用二十一个“也”,风格独特,一唱三叹,韵味无穷,历来有绝唱之称。
苏舜钦《沧浪亭记》却是另一种情形:作者“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
”苏舜钦善处逆境,生活恬淡自适,在虚僻、莹净的沧浪亭畔,他感受到脱去仕籍,并非个人的不幸。
他在记文中写道:“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诗人长于议论,这里以激切的语言,直抒胸臆,体现出他对官场生活的鄙夷。
从欧、苏两人的文集中,还可获知当时他们友好的交往。
苏诗记录欧阳修在滁州建丰乐亭并与民众往游其间的生动情形,“构亭于其间,四面开轩墉。
名之丰乐者,此意实在农。
”他还用“百人拥持大车载,城市观走风涛翻”的诗句,描写欧阳修用三头牛拖着二轮大车运送菱溪大石穿城而过,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的趣事。
欧阳修也写了题寄沧浪亭的诗:“子美(苏舜钦字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
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
……虽然不许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间传。
”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友人的无限关怀和不尽的思念,流露出挚友真情。
如今,沧浪亭有一幅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远水近山皆有情。
”此联为欧、苏诗句的集句联,诗意相谐,对仗工整,如出一人。
这一组合正巧妙地把二位历史名人的友谊永远留在一个亭子中了,令人遐思,促人回味。
(摘自《苏州杂志》) (五)醉翁亭名联赏 并未成翁,到处也须杖履; 不能一醉,此来辜负山林。
人生百年,把几多风光琴尊等闲抛却; 是翁千古,问尔许英雄豪杰那个醒来。
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 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醉翁亭在滁县琅琊山下,北宋琅琊寺僧智仙所建。
醉翁,欧阳修自称。
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为宋初文坛领袖。
所谓“醉”,乃是“饮少辄醉”;所谓“翁”,即其《赠沈蓬》诗所谓“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尔”。
其所作《醉翁亭记》,犹为有名。
“翁去八百年”,欧阳修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至清同治末年,约历八百年。
“醉乡”,原指醉中境介,借指醉翁亭。
“山行六七里”,系《醉翁亭记》原状旬,指由酿泉至尊亭影不孤。
从有形的方面说,建亭以来,游人甚多。
周围还陆续增添了许多建筑物,如二言堂、隐香亭、醒园等;从无形的方面说,他领导了北宋古文运动,散文、诗、词皆所擅长,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全联18字,不但嵌入了“醉翁亭”三个字,而且把写联时间、亭的位置,历史与现状,以及亭主人生前活动及其身后对社会的影响概括无遗,“醉翁犹在”、“亭影不孤”,既写景,又饱含对前哲不可磨灭的影响的追怀与感念,十分巧妙,且字字精炼,耐人回味。
北京陶然亭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
全园总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
1952年建园。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都北京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
其地为燕京名胜,素有“都门胜地”之誉,年代久远,史迹斑驳。
名闻遐迩的陶然亭、慈悲庵就座落在这里。
秀丽的园林风光,丰富的文化内涵,光辉的革命史迹,使她成为旅游观光胜地。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他在慈悲庵西部构筑了一座小亭,并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句中的“陶然”二字为亭命名。
这座小亭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更被全国各地来京的文人视为必游之地。
清代200余年间,此亭享誉经久,长盛不衰,成为都中一胜。
陶然亭周围,有许多著名的历史胜迹。
西北有龙树寺,寺内有蒹葭簃、天倪阁、看山楼、抱冰堂等建筑,名流常于此游憩,其知名度在清道光之后,堪与陶然亭相匹。
东南有黑龙潭、龙王亭、哪吒庙、刺梅园、祖园;西南有风氏园;正北有窑台;东北有香冢、鹦鹉冢,以及近代的醉郭墓、赛金花墓等。
这些历史胜迹产生年代多早于陶然亭,有的甚至早于慈悲庵。
它们都有文人墨客觞咏的历史,曾现过各领风骚的辉煌时期。
近代的陶然亭,有着光辉的历史篇章。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周恩来曾先后来陶然亭进行革命活动。
1920年1月18日,与“辅社”在京成员,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
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在北厅讨论“五·四”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以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的问题。
1921年7、8月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金绮新葬于陶然亭畔守夫人墓为名,租赁慈悲庵南房两间,在此进行秘密活动,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常来参加会议。
园内林木葱茏,花草繁茂,楼阁参差,亭台掩映,景色宜人。
湖心岛上,有锦秋墩、燕头山,与陶然亭成鼎足之势。
锦秋墩顶有锦秋亭,其地为花仙祠遗址。
亭南山麓有“玫瑰山”,其地为原香冢、鹦鹉冢、赛金花墓遗址。
亭北山麓静谧的松林中,有著名的高君宇、石评梅墓。
燕头山顶有览翠亭,与锦秋亭对景,亭西南山下建澄光亭,于此望湖观山,最为相宜。
亭北山下为常青轩。
1985年修建的华夏名亭园是陶然亭公园的“园中之园”。
采用集中旅游资源的方法,精选国内名亭仿建而成。
有“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
这些名亭都是以1:1的比例仿建而成,亭景结合,相得益彰。
流连园内,有如历巴山楚水之间,或游吴越锦绣之乡的感觉,历史文化内涵更加深邃。
今昔陶然亭 亭,是我国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样式。
北京的名亭不少,如颐和园的知春亭,北海公园的五龙亭,景山公园的万春亭,香山公园的阆风亭等,都广为人知。
但以亭命名的公园却不多,最为著名的要数位于城南的陶然亭公园。
最早的陶然亭,其实无亭,而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在古刹慈悲庵西面修建的三间敞厅,供临时休息之用。
因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陶然亭”。
习惯上又依建亭人之姓,叫它江亭。
这里的“亭”,用古代“道路设舍,所以停集行人”的原义,“亭”与“停”同,是供行人歇息的房舍,并非作为园林景观的“亭”。
故有“江亭无亭”之说。
江亭位于紫禁城外的远郊区,地势低洼,积水成湖,芦苇丛生,草木丰茂,空旷清悠,富于田园风味和山村野趣。
清代的文人雅士,常在此把酒吟诗、流连山水。
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
“五四”运动前后,革命先驱李大钊、、周恩来、邓中夏等曾在此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北京地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高君宇烈士与他的女友、作家石评梅的墓地,至今仍坐落在湖心岛上的苍松翠柏之中,他俩的墓碑,如两柄宝剑,指向苍穹。
早年,在这荒郊野地上,还有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墓地,其旁不远,又有醉郭之墓。
醉郭名瑞,因不满清朝和北洋军阀时代的黑暗腐败,佯狂装疯,谩骂当局,歌哭于市,在京城有一定影响。
此外,还有鹦鹉冢、香冢……1924年,文学家俞平伯所写的《陶然亭的雪》一文,详细地追忆昔年跟朋友一道在雪天游览陶然亭的所见所闻所感。
他们在“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不免“黯然寡色”。
可见那时的陶然亭已是残破不堪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人民政府在整顿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52年即将陶然亭辟为公园,清除淤泥,迁除坟地,广植花木,修建亭舍,使原来破旧的面貌焕然一新,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场所。
1954年周恩来总理和梁思成先生亲临选址,将原来中南海内乾隆时代的宫廷建筑云绘楼、清音阁迁来此处,与慈悲庵内的陶然亭比邻而居、隔水相对,成为亮丽的风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戏曲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中国戏曲学校,相继在陶然亭公园附近建校。
这几所艺术学校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一个个如龙似虎、如花似玉,经常在公园内喊嗓练功,优美的旋律和舞姿,回荡在湖光山色之间,为寂静的园林平添几多生机和活力。
白淑湘、陈爱莲、刘长瑜、李维康、张学津、李崇善……这些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大概不会忘记在陶然亭畔走过的花季。
六七十年代,在西湖边的坡地上还有露天电影院,夏天的晚上,沐浴着习习凉风,花上几分钱,就可以看到你中意的电影。
《英雄儿女》、《青年鲁班》、《锦上添花》、《甲午风云》、《早春二月》……一部部题材各异、风格不同的影片,看得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以致久久不愿离开这块空旷之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湖心亭上还不时举办水上音乐会,一些著名歌唱家和乐团轮流到此演出。
如今,上述几所艺校早已升格为学院,国家投资另选新址兴建了漂亮的新校舍。
原来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也盖起了壮观的电影院,因观众稀少,又已改成了娱乐城。
水上音乐会也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陶然亭公园为了突出亭文化的特色,于1985年开始,在公园西南一角,占地十公顷,修建华夏名亭园。
这座由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园中之园,本着“名亭求其真,环境写其神,重在陶然之意,妙在荟萃人文”的宗旨,从全国各地选择和仿建十余座名亭,如位于湖南汨罗纪念诗人屈原的独醒亭,浙江绍兴纪念“书圣”王羲之的兰亭碑亭和鹅池碑亭,四川成都纪念“诗圣”杜甫的少陵草堂碑亭,江苏无锡纪念“茶神”陆羽的二泉亭,江西九江纪念诗人白居易的浸月亭,安徽滁州纪念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四川眉山纪念文豪苏轼的百坡亭,江苏苏州纪念诗人苏舜钦的沧浪亭,以及由园林设计院设计的纪念“诗仙”李白的谪仙亭,等等,一座座造型各异的精美建筑,或依山崖,或临流水,或傍茂林,或倚修竹,峰回路转,错落有致,各呈异彩,互为映带,为整个园林,增添了无限风光。
由古今书法名家题写的匾额、楹联以及《琵琶行》、《赤壁赋》、《醉翁亭记》等经典之作,镌刻在相应的亭畔,向游人诉说着一个个文物典故和佳话传说,极大地提高了审美内涵和文化品位。
加上原来遍布各个角落的瑞像亭、望瑞亭、锦秋亭、南屏晚眺亭、览翠亭、风雨同舟亭等大小不同的、有名无名的亭子,约数十处之多,如朵朵奇葩,四处绽放,如颗颗珍珠,撒落满园,这方宝地简直称得上展示亭文化的博物馆和大观园。
漫步在华夏名亭园中,我忽发奇想:这些历代先贤、诗圣诗仙,如今跨越时空、比邻而居,在“菊黄佳酿熟”之际,聚会一堂,联袂唱和,把酒吟诗,举杯邀月,该是何等壮美的画面,何等浪漫的情怀,何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境界啊
这几年来,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陶然亭公园更滚动着银发浪潮。
大批离退休老人盘旋于此,各找其乐,各得其所。
你看,棋迷们围在石桌旁,楚河汉界,杀得正猛;戏迷们聚集在柳荫下,锣鼓铿锵,丝竹悠扬,京戏、评戏,唱得正欢;湖心岛上,爷爷奶奶们学着年轻的舞伴,翩翩起舞,仿佛减去了几十岁;月季园边,一群群、一队队歌唱爱好者,引吭高歌,随着《敖包相会》、《红莓花儿开》的旋律,重温逝去的青春年华;而在幽静的垂钓区,一个个垂钓者,气定神闲,怡然自在,静等鱼儿上钩;爱好武术的小伙子更在广场上一展矫健的身手,……如今这座城市园林,真正成了老小咸宜的休闲场所,普通百姓的欢乐海洋。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在陶然亭旁边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退休之后,同老伴一起,每天必来此溜达一圈,健身强体,放飞心情,更对它充满眷念和感激之情。
我收藏有关它的历史记忆,享受它带给我的幸福时光,我为它的发展变化感到欣慰,更为它的美好明天深深祝福。
(陈培仲) 陶然亭名联赏 窗前绿树分禅榻; 城外青山到酒杯。
万荷倒影月痕绿; 一雨洗秋山骨青。
云里帝城双凤阙; 雨中春树万人家。
凭高喜见诸天日; 入座微闻百合香。
破除相思鹅儿酒; 妆点新闻燕子钱。
喜得故园桑落酒; 陶然共醉菊花杯。
载酒重来,问旧游几辈青云、几辈黄土; 拈花一笑,看今日满城风雨、满城江湖。
十朝名士闲中老; 一角西山恨里青。
(稚辛题) 四面时常对屏嶂; 众仙同日咏霓裳。
(赵曾望题) 珠帘暮卷西山雨; 阁道回看上苑花。
(王以敏集句题) 穿狄小车疑泛艇; 山林高阁当登山。
(曹学闵题) 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 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
(沈朝初题) 客醉共陶然,四面凉风吹酒醒; 人生行乐耳,百年几日得身闲。
(蔡锦泉题) 爽气抱城来,拄笏香山宜此地; 绿荫生昼静,凭栏觅句几闲人。
(卢禅普题) 爽气挹山岚,万苇清风带古寺; 高踪怀水部,一轮明月照江亭。
(张照珏题) 长戈满地,一亭独幽,客子河梁携手去; 把酒问天,陶然共醉,西山秋
李大钊的“钊”怎么组词
佐钊,钊文袋不知道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任何一个政党的行动,都要受一定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的指导和支配。
指导一个政党一切行动的思想、观点或理论体系,就是这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亦称行动指南。
一个革命政党要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具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思想、理论和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它真正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导党的全部活动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不仅关系到这个政党的性质,也关系到这个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命运和前途。
十六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它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七大罢工的历史背景
二七大罢工简介 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章 和林祥谦烈士用过的怀表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军警进行阻挠。
总工会当即组织全路两万工人举行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
2月4日大罢工开始,京汉铁路陷于瘫痪。
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
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的残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
来源:红色世界网 领导二七大罢工 汪幸福 为统一京汉铁路的工会组织,增强工人的凝聚力,以利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意见,1922年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全路工会组织倡议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倡议得到京汉铁路各工人俱乐部的赞同。
1922年4月9日,全路各工会俱乐部派人到长辛店开了一次筹备会。
在这次会上,与会代表商定在第三季度再开一次筹备会,具体商量成立总工会筹备处的人选等事宜。
8月10日,京汉铁路各俱乐部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
根据党的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林育南以《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指导筹备处的工作。
会议决定杨德甫任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史文彬、凌楚藩为副主任委员,工人出身的项英任总干事。
经过数日的努力,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在郑州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市普乐戏园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全国各地工会及各界代表赴会。
为防止军警中途破坏大会的召开,筹备处还将会议的准备情况告知了京汉铁路局和军阀吴佩孚。
当时,吴佩孚和铁路当局都表示同意召开这次大会。
考虑到1月28日是星期天,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还向铁路当局和吴佩孚提出:28日,京汉铁路系统的职员都不休息,照常上班,2月1日参加全路总工会成立庆典活动。
吴佩孚和铁路当局也同意了铁路总工会的这一安排。
所有这些都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和成立,既周到又合理,更合法。
1月底,全国各地代表陆续进入郑州。
北方各地的数十名代表由北段长辛店车务处发了免费车票就地乘车,南方各地代表数百人先集中到汉口,再由南段江岸车辆处挂专车两辆北上。
各地代表还赠送匾额对联多种,沿途各分会燃放鞭炮表示欢迎,并请各地代表停车演讲。
1月30日夜,林育南、陈潭秋、李求实、施洋、李汉俊、许白昊等率领的武汉地区各工团,包括粤汉铁路总工会、汉冶萍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及粤汉铁路徐家棚分工会等30余个工团,各报刊记者,学生联合会等单位的代表共160余人,加上军乐队,斗志昂扬地在江岸乘车向郑州进发。
31日下午,林育南、陈潭秋等人到达郑州。
他们一下车,受到郑州铁路系统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
随后,大会筹备处将他们送到郑州福昌、亚洲大旅馆住宿。
按照预定计划,各地代表要在第二天的大会前,将匾先送到花地岗五庆里。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的负责人和各地工人代表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局正对他们磨刀霍霍。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见全国各地来了这么多工人代表,而且声势浩大,认为工人要借成立总工会的机会,图谋不轨或造铁路局的反。
赵继贤更担心的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危及他的地位。
他一面在总工会筹备处负责人面前表态,允许工人开会,并给予免票专车,一面又去向吴佩孚打报告,说京汉铁路各工会这次到郑州成立总工会,荒谬绝伦,要求吴佩孚派兵阻止工人开大会。
吴佩孚听信了赵继贤的小报告,当即决定派兵阻止。
他还给驻郑州的师长靳云鹗发了一份急电,要求靳云鹗设法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
靳云鹗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当即派军警对全城进行戒严。
接着,他又派军警火速通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不准他们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迅速将已到郑州开会的人员疏散走。
林育南得到这一消息,马上找陈潭秋、李汉俊、施洋、李求实、杨德甫等人紧急磋商,大家都认为,开会人已到,应力争将会议开下去,为使会议不出问题,建议杨德甫马上带人到洛阳去向吴佩孚作解释工作,使他改变态度。
随后,总工会筹备处根据林育南、陈潭秋等人的建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急措施。
根据紧急会议的决定,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等5人火速赶到洛阳,向吴佩孚解释这次大会的宗旨、意义,并一再向他说明,总工会成立大会没有任何不良企图,更不会影响郑州的社会治安。
吴佩孚态度很硬,他向杨德甫等人表示,京汉铁路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能开成立大会。
5名工人代表见难以说服吴佩孚,很快回到了郑州。
他们马上向各地工会负责人汇报了去洛阳的情况。
大家听后,认为总工会成立合理合法,吴佩孚这样做太无道理,决定2月1日的大会照原计划如期进行。
2月1日早饭后,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按照原定计划,准时到达郑州市第一旅馆集合,准备集体送匾至总工会办公地。
队伍集合后,立即向总工会前进。
行进队伍由军乐队作前导,各代表手持红旗,身佩徽章依列前进,甚为壮观。
他们走到大通路时,突然被一队军警拦住了去路。
靳云鹗带着郑州市警察局长黄殿辰走拢去对工人代表们说:“奉吴巡阅使的命令,不准你们送匾
” 走在前头的工人代表不服,问道:“为什么不准我们送匾
你们不是同意我们开会吗
” 靳云鹗恶狠狠地说:“我们是执行上司的命令,不准你们到会场去
” 一工人代表气愤地向靳云鹗、黄殿辰质问道:“我们是为大会送礼品,为什么不准去
难道路也不准我们走了
” 靳云鹗、黄殿辰不答话,也不准工人代表前进一步。
以施洋为首的工人代表们气愤至极,向前猛冲,军警防线被冲垮。
军警马上将冲出去的人又包围起来,他们仗着人多有武器,强行将工人代表手中的匾砸断,然后扔在路上。
工人代表们怒不可遏,一齐拥至开会地点——普乐戏园。
园门已被军警封禁,工人代表们忍无可忍,强行破门而入。
林育南随着工人代表进入了会场。
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马上赶到了会场。
他见工人代表们正在紧张地商量开会的问题,高声吼叫道:“这里不准开会,不准人演讲,不准鸣炮,限大家在5分钟内自行解散离开。
不然,用武力解决问题。
如有人反抗,一律军法从事
” 在场工人代表听到赵继贤的喊话,肺都气炸了。
有的当面痛骂赵继贤、黄殿辰,有的急得搓手顿脚,还有的气得眼泪直流。
过了一会,工人代表们见5分钟的时间快到了,感到在园内开会已不可能,便在园内一个劲地高呼口号: “劳工万岁
”“打倒军阀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工人大团结万岁
” 军警越来越多,并将普乐戏园围得水泄不通。
工人们不愿离开,军警就用刺刀将工人往外赶。
林育南见事态严重,走到杨德甫身边轻声说:“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赶快宣布一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然后解散。
” 杨德甫、施洋等人也同意林育南的意见。
在一片混乱中,杨德甫高声向在场的工人代表们喊道:“现在我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 顿时,会场欢声雷动。
代表们举起拳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 出了普乐戏园,工人代表向黄殿辰要求将未砸坏的匾送到总工会去,黄殿辰不同意。
工人代表再三与他交涉,他仍不同意。
代表们无法,只得各自回到住地。
到了下午,靳云鹗派兵占领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机关,并将总工会内新买的桌、椅等办公设施全部砸毁,出入总工会的工人代表,均遭拘捕。
与此同时,郑州全城实行戒严,大街小巷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
各旅馆、饭店、酒店门口也是军警林立。
住了工人代表的旅馆内,也进驻了军警,工人代表们的言行受到限制,偶语、同行、串访均被禁止。
军警们一再逼迫工人代表离开旅馆,总工会原准备招待来宾的酒席,军警也不准开。
军警还限工人代表们晚上必须离开郑州,如不离开,第二天即行逮捕。
郑州城内,黑云压城,腥风血雨。
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林育南见形势危急,感到在郑州硬斗下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暂时退一步,让各地代表回到本地开展斗争。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向京汉铁路总工会建议,马上开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一个统一的临时行动方案。
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召集各分会代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林育南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为抗议军阀吴佩孚和铁路当局非法干预和破坏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从4日上午起,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并将总工会的办公地点从郑州移至汉口江岸。
会议还通过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别紧要启事》,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要求吴佩孚撤革查办黄殿辰,赔偿成立大会损失费6000元,退还扣留的牌匾及礼物。
散会后,湖北地区的代表在林育南、陈潭秋、项英、施洋等人的率领下,乘上了南下的列车。
在车上,林育南、陈潭秋、项英、施洋、许白昊等一起商量了回汉发动工人罢工的行动方案。
下了车,林育南顾不上休息,连夜为大罢工斗争书写了标语、口号、文件、电文、传单、通告。
由他亲笔撰写或参与撰写的有:《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紧急宣言》、《警告本路司员》、《警告旅客》等。
这些由他亲自撰写的宣言、传单,文词精彩,号召力强,如《警告旅客》的传单,全文连标点只有200余字,读后使人难忘。
传单中说: 同胞们,工人等横遭军阀官僚之摧残,忍痛实深,现已忍无可忍,不得已,于本月4日上午10点全路一致罢工。
近年来,铁路用为军阀战争之利品,客商之生命财产,损失不知几何。
路政管理之腐败,兵士在车中之骚扰,皆因军阀劫扣路款,官僚侵吞自饱。
以此观之,不特工人受其痛苦,即旅客亦何尝不获同等之危害。
故工人特敬告诸旅客,工人罢工由军阀官僚之逼成。
罢工后,旅客当然受其痛苦,但此等痛苦并不由工人所赐,实由军阀官僚所赐,此层望旅客注意,并希旅客予以同情,一致向官僚军阀攻击。
经林育南妙笔写的这些宣言、传单,对揭露反动军阀压榨人民、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与当局进行斗争,无疑起了较大的宣传作用。
那时,张国焘虽然已来汉口指导工人罢工运动,但因不太了解武汉工人运动的情况,加之胆小怕事,很少出门,只要林育南单线与他联系,后因林育南太忙,便改由李伯刚与他联系。
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李伯刚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还说,张国焘当时住在汉口三元里,名义上在汉指导罢工运动,其实并未表示什么意见。
林育南是二七大罢工中的重要领导骨干,组织、宣传工作大多由他负责。
林育南在领导武汉地区各界工人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领导与协助搬迁到江岸的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事处的工作,为罢工斗争出了许多好计谋。
2月3日,总工会的罢工宣言、口号、传单贴满了武汉三镇的工厂、码头、电线杆及各主要交通路口。
2月4日上午,京汉铁路郑州段首先开始罢工。
接着,长辛店也开始罢工。
4日上午9点,汉口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正式下达罢工命令,工人黄正兴使劲地拉响了汽笛。
阵阵笛声,震动长江两岸,响彻武汉上空。
工人们听到笛声,立即熄灭灯火,剪断电线,拆开水泵……京汉铁路全线瘫痪。
罢工一开始,总工会又立即组织了纠察团、调查队。
纠察团为工人自己的武装组织,负责自卫工作;调查队负责搜集情报、探听消息。
为动员更多的群众支持、声援京汉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林育南等人连夜召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声援、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4条具体措施: (1)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名义发一宣言,敦促京汉路当局尽快解决问题; (2)联合各工团举行游行大示威; (3)联络全国劳动界总罢工; (4)2月6日在江岸召开武汉工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群众大会。
散会后,他除主持起草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罢工紧急宣言》外,还让《真报》出版了《号外》,并派工人四处散发,向社会宣传罢工的起因和要达到的目的。
罢工第三天,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万余工人在汉口江岸举行了声援、支持、慰问罢工工人大会。
林育南、施洋、许白昊、林祥谦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讲完话后,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带领大家呼口号。
大会开完,林育南、施洋、林祥谦等人带领参加大会的工人群众进行大游行。
游行队伍举着红旗,经租界抵华界,并沿路演讲呼口号,整个游行历时3个小时。
为破坏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于6、7两日派人四处张贴他的布告,布告中说,铁路局对工人们一向不错,该给的待遇都给了,而且比别的行业要高得多,工人们应对铁路局尽义务,不应罢工。
工人们如果过了12小时不上工,铁路局将视同自动离职,到时不要后悔。
工人们认为,赵继贤是阻止、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祸首,没有理会他的布告。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这次大罢工和游行,引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恐慌和仇恨。
2月7日下午,英国、德国、法国驻武汉总领事及军阀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庵等人被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灵贾尔召集到英领事馆,密谋镇压工人运动的行动方案。
他们决定,用武力扑灭罢工运动。
7日下午5点,罢工工人在京汉铁路总工会门前集会。
这时,军阀肖耀南指使张厚庵带领两个营的军警,携带数百根绳索,分三路从车站出发,一路由福建街横抄工会左后,另一路由三道街横抄工会右后,第三路由车站直冲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
张厚庵与江岸第八区警察分所所长站在总工会大门前指挥军警的行动。
枪声首先在三道街头响起。
一时间,三道街内,烟雾迷漫,血肉横飞。
总工会纠察团派出维持秩序的工人王先瑞见工人死伤不少,痛不欲生,站在弹雨中高声喊道:“工友们,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弟兄,我们都去死罢
” 未死伤的工人听到喊声,不顾生死地去抢救倒在地上的伤员。
这时,一军警举枪向王先瑞射去,王中弹并随着枪声倒了下去。
他死时,“维护秩序”的标语牌还竖在身旁。
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见那么多工友被枪杀,愤怒至极。
他见一军警正要开枪射击工人,迅即跑拢去抱住军警,口里不停地喊道:“你不要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你不要打我们的工人兄弟……”站在旁边的一军官见状,拔出手枪打曾玉良,曾当即牺牲,被抱的那位军警也被穿过身的子弹打死。
两名小贩和一名拾粪工人也被乱枪打倒。
不到半小时,三路军警在总工会门前会合,总工会办公室被围得水泄不通。
杀人魔王张厚庵与警察所长移驻扶轮学校侧面坐镇指挥。
军警们扫射了一阵,街上到处是尸首。
张厚庵仍觉杀得不够,又令号兵吹冲锋号,用号令指挥军警继续进行屠杀,又一批工人倒在血泊中。
总工会门前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在工人队伍中的林育南见伤亡很大,心在滴血。
他冷静地思忖了片刻,觉得不应坐以待毙,也不能硬拼。
他急中生智,暗中指挥工人向四周逃散,减少损失。
张厚庵见有很多工人逃跑,连忙派兵追杀。
工人们未带任何东西,加上体力较好,大多跑得较快,军警只追杀了少数几个人。
林育南在混乱中,随工人逃出了杀人场。
未跑掉的80余名工人,全被军警抓住。
张厚庵下令军警将这80余人捆绑在电线杆子上毒打。
有的全身被打肿,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打完之后,军警们又在附近住宅搜捕参加罢工的工人,搜出一个,枪毙一个。
总工会的办公设施、匾额全部被砸毁,财物被抢劫一空。
当时,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与林育南同住汉口笃安里一幢楼里。
军警冲进屋里时,林祥谦来不及跑被抓住。
林育南在楼上听到军警已到楼底下来抓人,连忙抓起一根绳子系在窗框上,然后翻窗吊了下去,从屋后面跑脱了。
林祥谦之弟林元成从家中逃出,被一军警发现,军警当即大喊道:“他是林祥谦的弟弟
”喊声一停,另一军警立即举起刺刀向正在飞跑的林元成刺去,林元成躲闪不及,死在刽子手的刀下。
张厚庵又令军警去杨德甫家中搜索。
由于杨德甫一家已逃走,军警扑了一场空。
晚上7点,军警到汉口后花楼皮业巷5号搜捕施洋,施洋被抓住,并被关进陆军监狱。
军警抓完、杀完后,他们便在总工会周围抢劫商店、民财。
有的军警东西抢得过多拿不了,便堆放在附近的小吃店内,并告知第二天来取。
张厚庵指挥军警在江岸杀、抓了两个多小时。
随后,他又回过头来迫害林祥谦。
他亲自提着“马灯”,与警察所长、车段段长一起,在被捆绑的80余人中查找林祥谦,并逼林祥谦下令工人复工,当即遭到林祥谦的坚决拒绝。
当晚,林祥谦被杀。
这一天,肖耀南、张厚庵的军警枪杀工人37人,打伤200余人。
江岸地区,血流漂杵,武汉三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七”大罢工 2004-06-30 23:29:59.0 又称京汉铁路大罢工。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一次。
发生于1923年2月,以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中心,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
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背景长辛店、卢沟桥一带为中国铁路工业的发源地。
1897年卢汉铁路修建,由法、比利时等国合资兴建卢沟桥铁路机厂。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卢沟桥机厂被毁。
1901年卢沟桥机厂迁至长辛店,为长辛店铁路工厂,工厂由比利时国经营,厂长祚曼。
1919年工人已达3000人左右,每日工钱为三、四毛钱。
1918年冬和1919年底,为组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2次来长辛店启发工人觉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长辛店组织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在此期间,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邓培、赵尔康等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后建立工人俱乐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设点讲演,宣传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后,立即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在北京设立分部,负责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
1922年8月组织长辛店八月罢工,取得胜利。
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走向第一次高潮。
1月1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被英国资本家拒绝,遂即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人林伟民、苏兆征领导下,举行罢工。
9月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领导安源路矿1.7万工人罢工。
与此相配合的罢工斗争还有京奉路山海关铁路工厂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罢工、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等。
当时的中国政局正值皖系军阀败绩,直奉力量增强,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奉军阀拥兵数十万,控制洛阳、保定、丰台、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
4~5月直奉两军大战,战火在丰台、卢沟桥、长辛店一线展开,吴佩孚为取得军事后备资源,保障铁路交通的畅通,动用大批铁路工人为期服务。
直奉战争结束后,为迷惑工人维持其独霸北京政权的地位,吴佩孚标榜“开明”,打出“保护劳工”的口号。
中共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向军阀提出各种合理要求,将工人运动推向高潮。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遭到直系军阀的阻挠,当晚,总工会秘密集会,决定4日午时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罢工。
3日晚,长辛店分会委员长史文彬返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罢工命令。
罢工经过1923年2月4日晨,3000余名工人聚集于长辛店娘娘宫,史文彬在会上报告总工会成立大会及被军阀破坏的经过,并宣布罢工命令。
会后罢式开始,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并提出复工条件:①撤职查办局长赵继贤、南段副局长郑云、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
②要求赔偿召开成立大会所受的一世损失,被破坏的匾额重新挂起,被抢走的物品要求郑州军警送回。
③每星期休息一天,阴历年放假七天,一律不扣工资。
罢工开始后,工人纠察队在各路口站岗放哨,在车站拦截火车,每个工人手举一面小白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提高工人政治地位”、“提高工人生活水平”、“争人权、争自由”等口号。
罢工期间,工人均到俱乐部参加活动,秩序井然,受到社会人士的普遍好感。
2月5日北京铁路管理局茶役也举行罢工。
铁路局长赵继贤接到吴佩孚命令,令其严厉处置。
赵继贤于是发出威胁布告,限工人在12小时内复工,但工人不予理睬,赵又派人到长辛店威迫工会单独交涉,工会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相回答。
当日午后,曹锟派兵长辛店,宣布戒严,全体工人也前信示威,并向士兵宣传。
2月6日罢工调查队报告,涿州有大军将要开到,闻此消息工人120名,选出500名士兵,学习开车,并声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当一津解散,押解出境。
工人们置之不理。
京兆尹及宛平县知事来劝说上工,工人以“由总工会作主”相回答。
其他地方的罢工,从2月4日开始,罢工斗争在京汉铁路全线普遍展开。
①江岸方面。
2月5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重要领袖。
总工会指出。
除非曹锟、吴佩孚及交通部负责人前来,否则,恕不接待。
午时,大批军队将工厂包围,并将2名开车工人捕去,工人闻讯后,集合2000多人。
冲破军队防线,将2名工友抢回。
冲突中,军警又拘捕工人纠察团的3名成员,总工会派人要求释放。
6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队数百人,共2000余人,到江岸举行慰问大会,慰问大会后,工人举行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历时21小时游行结束。
②郑州方面。
2月4日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鄂将工会代表召来讲话,强令代表开车复工,工会代表以“须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为由,加以拒绝。
5日靳云鹗拘捕工会委员3人。
工人闻讯后,立即组织起来,同靳云鹗交涉。
6日军警又捕去2名工会委员,上午,靳云鹗将5名工人代表推出车站,下午,警署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二七惨案 直奉大战后,吴佩孚以“保护劳工”为幌子,采取设立劳工局、赞成劳动立法、颁发肖像奖章、邀见工人代表等欺骗手段,借以维护统治。
长辛店罢工的结果,使吴佩孚每月损失6万元。
为此,吴佩孚对罢工实行镇压,首当其中的便是长辛店铁路工人。
2月5日北洋军阀卫戍司令部派游缉队长张国庆率四郊游缉队一营开赴长辛店,对罢工工人严密监视。
2月6日下午,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宛平县县长汤晓秋及警察厅督察长等协同第14混成旅旅长时盛、四郊游缉队长张国庆在长辛店车丫紧急协商,酝酿镇压计划。
同日晚9时左右,时全盛、张国庆等领14旅2团3营、游缉队我连及铁路警察闯入长辛店铁路工人家、逮捕共产党人吴汝明、史文彬、陈励懋、王永泰、李三、洪永福、杨锡贞、吴春西及吴祯、易顺等11人,押住14混成旅旅部。
2月7日清晨,罗章龙、刘伯青乘车来到长辛店,得知史文彬等11人被捕的消息后,迅速组织起三、四千人的工人队伍,涌向长辛店火神庙,将警察署包围,与庙内的驻军和2个警察营形成对峙。
示威工人首先派韩连金搭话,随即又派孙呈武,刘文武进内交涉。
军队见群众队伍蜂拥而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
不久,混成旅4团3营赶来,双方开始以生冲突。
冲突中,葛树贵、杨诗田、辛克洪、刘宝善、赵长润5人牺牲,29人负伤。
王永福、刘炳波等20余人被捕,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惨遭镇压。
在汉口江岸方面,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指挥镇压。
2月7日下午5时多,张厚生率2个营包围总工会,命令开枪射击。
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工人纠察队与军警搏斗,曾玉良等32人牺牲,200多人受伤。
同时,军队包围工人宿舍,搜捕工人。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
军警将他绑在车站电杆上,强令他下达复工命令。
林祥谦严辞拒绝,慷慨就义。
与此同时,保定,洛阳、郑州各站发生流血与死亡事件。
整个二七惨案,京汉南北各站在12小时内,共牺牲40余人,被捕百余人,负伤500余人,失业流亡的工人近千户。
各界对惨案的反应 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及下属时全盛、张国庆等制造的二七血案,引起中国各界的一致共愤。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发表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吴佩孚政权。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以敬告国民,提出来争自由、反抗军阀,争民权、反抗惨杀的口号。
海参崴工团总会,宣告吴佩孚等军阀的罪恶,上海学生总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铁路总工全筹备委员会、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湖南全省工团、北京大学学生会、潮州工会联合会、上海各工团、全国工人工团自求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和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谴责吴佩孚屠杀工人的罪行。
3月2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天安门,向军阀政府示威,遭政府镇压。
3月22日北京5000余名各界群众举行“施洋、林洋谦及二七诸烈士追悼大会”。
为了保存与积蓄革命力量,党组织通知京汉铁路总工会2月9日复工。
长辛店工会在军阀政府高压下,遭严重摧残。
北方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