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凉州的诗词
1、凉州词() 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城万仞山。
羌笛怨杨柳， 春风不渡玉。
译文： 被风卷起的黄沙，好像与白云连在一起， 玉门关孤零零地耸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
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曲子《折杨柳》去埋怨春光迟迟呢， 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啊。
2、凉州词（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译文： 美酒倒满了华贵的酒杯，我正要畅饮的时候，马上琵琶就会不停地响起，仿佛在催促我快点上前作战。
我在沙场上醉倒了请你不要笑，因为从古至今，前往战场的人中有几个人能平安归来。
何为九鼎
何为九德
九德 中华传统文化中九种美德： 1、《书．皋陶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
禹曰:何
皐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2、《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
九德不愆，作事无悔。
3、《逸周书．常训》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九德 解释 “简而廉”：平易近人，又坚持原则。
“刚而塞”：做事主动坚决，又有节制。
“强而义”：能力强，又能协调好关系。
“乱而敬”：处事公平而持重。
“扰而毅”：耐心随顺，又极其果敢。
“直而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宽而栗”：行事谨慎，如履薄冰。
（权力大，出不得一点差错） “柔而立”：办事方式柔和，立场坚定。
“愿而恭”：与人为善，从人心愿，又严肃负责。
九鼎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
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此外，九鼎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军队勋章的一种，也是一款游戏名称。
九鼎，据传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金铸成九鼎，象征九州。
商代时，对表示王室贵族身份的鼎，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皇储皇室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
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
据说，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
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时，九鼎已不知下落。
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地方，曾派人潜水打捞，结果徒劳无功。
也有史学家认为，九鼎并非是九个，而是只有一个，因为代表九州，也叫九州鼎，简称九鼎。
词语释义 1、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
战国时， 秦楚皆有兴师到周求鼎之事。
周显王时，九鼎没於泗水彭城下。
唐 武后、宋徽宗也曾铸九鼎。
《史记·封禅书》：“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皆尝亨鬺上帝鬼神。
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
周德衰， 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后亦以九鼎借指国柄。
南朝 宋 谢瞻 《张子房诗》：“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
” 宋 杨万里 《读严子陵传》诗：“早遣 阿瞒 移九鼎，人间何处有 严陵 。
” 清龚自珍 《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诸经有《法华》，王者之有九鼎，家业之有总帐簿也。
” 2、喻分量重。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毛先生一至楚 ，而使赵重於九鼎大吕。
” 司马贞索隐：“言毛遂至楚 ，使赵重於九鼎大吕，言为天下所重也。
” 宋黄庭坚 《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声名九鼎重，冠盖万夫望。
” 明 张煌言 《怀古》诗：“人定能胜天，一言重九鼎。
” 来历 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便于铸造冶炼。
夏代的炼铜业。
古文献中亦有记载。
《越绝书》卷十一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三国指夏、商、周。
《左传》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
”即言此事。
据考古材料证明，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锡矿块，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就成为青铜器。
但《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初年，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
后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
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
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
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变迁 商汤逐走夏桀后，将九鼎迁至其都。
盘庚定都于殷后，九鼎迁移至此。
周武王灭商后，曾公开展示九鼎。
周成王即位后，周公旦营造雒邑，将九鼎迁至该城，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安放在太庙之中。
（墨子·耕注：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 东周开始后，周朝王室衰落，各诸侯开始觊觎王权。
周定王时，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
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因国内发生叛乱，未果。
秦惠王时，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楚顷襄王、齐国国王亦希望争夺宝鼎。
周赧王周旋于两国以及魏国、韩国之间，令其相互制约，得保九鼎不失。
文献记载 九鼎，作为我国文明时代入口处的一块里程碑，已经遗失了2000多年，它们能否突然破土而出呢
这是人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国古代青铜工艺高度发达，传下了许多稀世之宝。
然而就历史价值而言，却没有一件比得上夏朝的九鼎。
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三国指夏、商、周。
根据《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的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
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去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
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
再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
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
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
周成王正式定鼎于郏（今河南洛阳境内），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
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厉行改革，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
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
《战国策》开篇东周策一《秦兴师临周求九鼎章》就记载了秦要侵略周夺取九鼎的故事。
周人颜率有谋略，先鼓动齐国帮助驱秦，答应把九鼎给齐国，齐国来要，颜率便问齐王走哪条路，结果都不合适，还说九鼎九个，一个要用九万人，九九八十一万人方全能拉走，颜率又说：“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
臣窃为大王私忧之。
”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
”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
”齐王就不再提拉九鼎的事了。
从这里看九鼎真够重的，不过一定有夸张，但从这个文献看，九鼎一定很重，还是九个。
此后，关于九鼎的下落，史家众说纷坛，不一而足。
司马迁在他撰著的《史记》一书中，对九鼎的记叙，就有出入，前后不一。
如：在周、秦二“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
但在《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由后者分析，九鼎在秦灭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时，已经不见；那么，前者所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从雒邑掠九鼎归秦，岂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
司马迁之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对九鼎之下落，采取兼收并蓄之法，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同时，又补充了一条史料，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泗水之下。
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毕竟是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
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
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无力量保护自己。
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
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泗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使人难以置信的。
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和宋徽宗崇宁三年两次最为有名。
纵观中国历代史籍，关于九鼎下落的材料虽多，但往往自相矛盾，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九鼎今天究竟是否还存在
在历史上，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它确实曾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镇国之宝。
相传了二千年；并且，从未发现过古人关于它已销毁的历史记载。
因此，九鼎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
或许，今后会有揭破这个千载之谜的一天，那可能也是九鼎重见天日之时。
察举制选官主要标准是什么
察举制是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它的确立是从帝元光元年(公134年)开始的。
察举制不同于以前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察举制始于时代。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官办法。
两汉时期选官的标准是人的德行。
至六朝时期发展为九品中正制,选官的标准是门第族望。
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两汉时期推行新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征召等。
察举即选举，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令郡国每年举荐孝、廉各一人，建立起人才选拔制度。
孝廉成为士大夫做官的主要途径。
西汉时主要是以才能和品德为推荐标准，东汉初重孝廉；但发展到东汉后期，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依据，使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发展形成并发展起来。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220年)由命其制定的制度。
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
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