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乐诗朗诵朱自清的《春》主持人串联词怎么写
《春》是现代散文家朱自清的作品。
《春》是朱自清的散文名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7月，此后长期被中国中学语文教材选用。
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春》的好词以及好句，希望大家喜欢。
《春》好词： 丰富多彩 春和景明 腊尽春回 万古长青 杨柳依依 雨丝风片 绿草如茵 满脸春风 暮云春树 绿暗红稀 出水芙蓉 柳绿桃红 柳暗花明 春去秋来 万象回春 万古长春 春风化雨 百花争妍 春风和气 风花雪月 莺歌燕语 冬去春来 春雨如油 口角春风 春华秋实 风和日丽 满园春色 含苞欲放 《春》的好句：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3)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4)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5)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花里带着甜味儿; 6) 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7)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8)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9) 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10) 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
11) 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12)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恼。
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13) 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14) 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
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15)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
16)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17) 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18)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19)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20)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请为朱自清的《春》和《背影》写一段串词，谢谢!
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一个斗士。
但又是一个诗学者。
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
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
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本集里承臧克家先生抄来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最可以见出他这种三位一体的态度。
他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
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这是斗士藏在诗人里。
他又说： 你们做诗人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 了诗什么也不存在。
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
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
……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
……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
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
他又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
后来的他却开了“民主”的“方单”，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斗士姿态出现了。
但是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
闻先生真是一团火。
就在《死水》那首诗里他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
在《死水》这诗集的另一首诗《口供》里又说：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绝望”不就是“静止”，在“丑恶”的“垃圾桶里爬”着，他并没有放弃希望。
他不能静止，在《心跳》那首诗里唱着： 静夜
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所以他写下战争惨剧的《荒村》诗，又不怕人家说他窄狭，写下了许多爱国诗。
他将中国看作“一道金光”，“一股火”（《一个观念》）。
那时跟他的青年们很多，他领着他们做诗，也领着他们从“绝望”里向一个理想挣扎着，那理想就是“咱们的中国
”（《一句话》） 可是他觉得做诗究竟“窄狭”，于是乎转向历史，中国文学史。
他在给臧克家先生的那封信里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
”同在三十二年写作的那篇《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说起“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他说： 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
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
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
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这就是“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句话的注脚。
但是他只能从中国文学史下手。
而就是“这角落”的文学史，也有那么长的年代，那么多的人和书，他不能不一步步的走向前去，不能不先钻到“故纸堆内讨生活”，如给臧先生信里说的。
于是他好像也有了“考据癖”。
青年们渐渐离开了他。
他们想不到他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更想不到他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
他告诉臧先生，“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
”他创造的是崭新的现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
这一篇巨著虽然没有让他完成，可是十多年来也片断的写出了一些。
正统的学者觉得这些不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就戏称他和一两个跟他同调的人为“闻一多派”。
这却正见出他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
这时期最长，写作最多。
到后来他以民主斗士的姿态出现，青年们又发现了他，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
虽然行动时时在要求着他，他写的可并不算少，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演讲录。
这一时期的作品跟演讲录都充满了热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就是学术性的论文如《龙凤》和《屈原问题》等也如此。
这两篇，还有杂文《关于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断罢。
这时期他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一片；有人说他不懂政治，他倒的确不会让政治的圈儿箍住的。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
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
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
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
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
他读卜辞，读铜器铭文，从这些里找训诂的源头。
从本集二十二年给饶孟侃先生的信可以看出那时他是如何在谨慎的走着正统的道路。
可是他“很想到河南游游，尤其想看洛阳——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
他说“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杜甫传如何写”。
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考据家了
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故事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罢。
他给臧先生写着： 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不但研究着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
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
从他后来关于文学的几个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是在跨着这一步。
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
他在前一个时期里却指出过“文学的历史动向”。
他说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诗史”。
可是到了北宋，“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上前“接力”的是小说与戏剧。
“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
”他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
而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
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于是乎他说：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
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
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
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
这里强调外来影响。
他后来建议将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跟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跟语言学系，打破“中西对立，文语不分”的局面，也有“要真正勇于受”，都说明了“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那句话。
可惜这个建议只留下一堆语句，没有写成。
但是那印度的影响是靠了“宗教的势力”才普及于民间，因而才从民间“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
人民的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是文学的史的发展的基础，在诗歌等等如此，在小说戏剧更其如此，中国文学史里，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始终只当它们是消遣的玩意儿，不是一本正经。
小说戏剧一直不曾脱去了俗气，也就是平民气。
等到民国初年我们的现代化的运动开始，知识阶级渐渐形成，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文学的主干”的小说和戏剧；小说戏剧这才堂堂正正的成为中国文学。
《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还没有顾到这种情形，但在《中国文学史稿》里，闻先生却就将“民间影响”跟“外来影响”并列为“二大原则”，认为“一事的二面”或“二阶段”，还说，“前几次来影响皆不自觉，因经由民间；最近一次乃士大夫所主持，故为自觉的。
” 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稿》，其实只是三十三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大纲，还待整理，没有收在全集里。
但是其中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分为四段八大期，值得我们看看：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 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 黎明 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二○五○至一一○○） 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 从三百篇到十九首 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 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陈灵公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前一○九九至五九九）约五百年 第三大期 思想的奇葩 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前五九八至八七）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 一个过渡期间 汉昭帝始元元年至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前八六至后一九五）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 一千七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 诗的黄金时代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一九六至七五五）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 不同型的余势发展 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祜二年（七五六至一二七六）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 故事兴趣的醒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一二七七至一九一七）六百四十年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 伟大的期待 民国七年至……（一九一八……）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最显著的标识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以及农业的兴起等。
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指的散文时代。
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指的诗中的“更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以及“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等。
第四段的“大循环”，指的回到大众。
第一第二大期是本土文化的东西交流时代，以后是南北交流时代。
这中间发展的“二大原则”，是上文提到的“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而最终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
——这就是闻先生计划着创造着的中国文学史的轮廓。
假如有机会让他将这个大纲重写一次，他大概还要修正一些，补充一些。
但是他将那种机会和生命一起现献出了，我们只有从这个简单的轮廓和那些片断，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的人，去看出他那部“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
他是个现代诗人，所以认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
他说新诗得“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
也对。
说得更准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
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
……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
其它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
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惠特曼，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
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 那时他接受了英国文化界的委托，正在抄选中国的新诗，并且翻译着。
他告诉臧克家先生： 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
唯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揽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脑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
是的，一个早年就写得出《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那样确切而公道的批评的人，无疑的“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
可惜这部诗选又是一部未完书，我们只能够尝鼎一脔
他最后还写出了那篇《时代的鼓手》，赞颂田间先生的诗。
这一篇短小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他又在三十四年西南联合大学五四周的朗诵晚会上朗诵了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演戏的才能和低沉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
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抄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的热烈的恋爱与工作。
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
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
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朱自清《哪里走》一文朱自清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朱自清在《哪里走》一文中的基本态度是：他当时考虑得最多的不是社会政局问题，而是首要考虑他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及个人的“逃路”问题。
他说他既不能走革命和反革命的道路，只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于是他选定了一条研究“国学”之路。
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使他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而能让他的家境得以维持但又不受良心的谴责，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布尔乔亚”的选择。
《哪里走》原文：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
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
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
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常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
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
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我们的路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Bourd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人数，总该也不少。
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他们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
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
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
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
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
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还只在零碎Strugdgle，却有一个整齐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
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来了。
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
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
说到现在中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
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
它们是这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
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市，遗迹都还不曾一到呢。
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
上海的新气象，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
我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
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
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
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
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
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
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
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
这样，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
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
这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
不过我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
它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ourg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
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
这是向来的情形。
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
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ourgeoise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疯狂;贿，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
他们似乎在提供着这种享乐的风气。
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
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
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
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
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
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
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
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
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
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
所以颇有兴旺之象。
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
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
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
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
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
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
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
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
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
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
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
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
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
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这自然也有辩解。
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
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
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
而Petty Bourd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
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
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
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
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
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
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
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
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
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
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
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
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
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
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
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
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
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
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
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
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
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
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
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
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
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
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
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
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
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
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
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
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
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
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
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
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
(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
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
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
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
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
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
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
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
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
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
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
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
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
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
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
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
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
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
”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
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
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
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
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哪里走?”“哪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
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
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
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
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1928年2月7日作作者简介：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
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
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
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
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主持 推荐名著和讲解成语 的演讲稿
山重水复，大好河山，登峰造极，山不转水转，奇
朱自清的语文教育观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朱自清的语文教育观朱自清（1898—1948）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又是在古典文学领域广泛涉猎、治学严谨的学者，同时还是把毕生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万千莘莘学子的语文教育家。
朱氏自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直到1925年暑假，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1920）、扬州第八中学（1921）、吴淞中国公学（1921）、台州浙江第六师范（1922）、温州浙江第十中学（1923）、宁波浙江第四中学（1924）、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1924、1925）等校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工作长达5年之久。
在这从教的5年间，朱氏不但与同事舒新城、俞平伯、夏丐`尊、叶圣陶等人朝夕切磋语文教育问题，而且广泛研读国内学者的论著，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思考和抉择。
他在1925年发表的第一篇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就是在分析研究当时胡适、穆济波、孙工、欧济甫、夏丐尊等人的各种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学国文教学问题所作的系统的总结。
作为一位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朱氏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语文普及工作和提高青年语文素养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25年暑假以后，朱氏赴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
他初进清华园，除了开设“古今诗选”“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等专门课程外，还主讲“普通国文”；后来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他仍然亲自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并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材编选以及讲授方法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可以这样说，我国高等学校自开设“大一国文”课程以来，朱氏是主讲这门课程时间最长、在学科建设上贡献最大的著名教授之一。
由于长期主讲“大一国文”，朱氏对中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中小学的国文教学自然是倍加关切。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在后方西南联大师范部国文系主持教务，倡议创办《国文月刊》，为研究中等学校的语文教育开辟了一个阵地，吸引诸多学者悉心探讨，同时亲自撰写论文，为推动语文教育研究竭尽心力。
他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又为开明书店编纂国文教科书，为改进中学国文的教材教法作出了贡献。
直到1948年，贫与病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可他还在为中学的师生演讲，为开明的国文教本作选注。
朱氏关心语文教育，可谓矢志不渝。
关于现代教育的宗旨，早在19世纪末，王国维就根据当时西方先进教育学说提出过施行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主张。
辛亥以后，蔡元培又把这“三育”理论发展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的所谓“五主义”教育方针。
要而言之，这些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宗旨确认为“造就完美的人格”。
这对我国封建传统教育意在培养官僚和奴仆的宗旨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和彻底的否定。
朱自清在从事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始终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的人格得到完美的训练。
语文科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具体学科。
人们在研究这门学科的教学规律的时候，多半着眼在学科本身的教材和教法上面。
朱氏却在20年代就深刻意识到，语文教学要求得理想的效果，就决不能把眼光仅仅注视在课堂里面，仅仅注视在教材教法上面，而应当牢牢抓住“训育”这个环节，注意整个学校对于学生的“人格影响”。
否则，“教而不育”，一切都将落空。
他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教学与训育”的关系，指出“训育”是学校各科教学的“联络中心”，失去了这个“联络中心”，各科教学势难收到圆满的效果。
他在文章中向国文教师严峻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谈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朱氏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长和同事们的人格影响如何；换言之，你们平日怎样实施你们的教育宗旨，怎样实施训育，上课时便是怎样的气象”（《教育杂志》第17卷第7期）。
这里朱氏接触到了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如何施加人格影响，从而使受教育者的品行得以端正、人格得以发展。
这是各科教学──包括语文教学──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
这种人格影响，当然不仅体现在上课的几小时内，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平时与学生的交往接触之中，体现在整个学校所形成的环境和校风之中。
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文艺教育。
他在《中学生与文艺》一文中指出：“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
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
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
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
”（《中学生》第187期）朱氏重视文艺教育，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文字只是一种了解和表现人生的工具和媒介，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同时也是在接受生活的教育、接受做人的教育。
语文教育与做人教育之间，文艺起着最好的沟通作用。
他十分重视诗歌教学，认为诗歌不仅有优美的意境，而且“诗里含着高尚的感情”，它往往能够“暗示人生”，具有深刻的“言外之意”，吟诵优秀的古今诗篇，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得到美化和净化（见《怎样学习国文》，载《国文杂志》1944年第3卷第3期）。
他也十分重视小说教学，认为“小说增加人的经验，提示种种生活的样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学入门的捷径”（见《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载《中学生》1930年第10号）。
他在30年代还专门为朱文叔所编初中国文读本（中华版）撰写了散文《春》，文中名句：“春天像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曾经给广大青少年以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经典训练。
在五四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尤其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学习，曾是教育界反复争论的热门话题，许多激进人士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反对那通行于封建时代的文言文，更反对现代人去接触反映封建时代社会风貌、伦理观念等等的古代典籍。
朱氏对此却别有见解。
他说：“由于文言文在日常应用上渐渐的失去效用，我们对于过去用文言文写的典籍，便漠不关心，这是错误的思想。
因为我们过去的典籍，我们阅读它，研究它，可以得到古代的学术思想，了解古代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任务。
”（《怎样学习国文》）所以他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
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
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
”（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教学》）由此可见，朱氏强调的经典训练与那些封建复古派的鼓吹“读经”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读经派”旨在通过读经向青年灌输封建伦理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进行文化教育，使受教育的中国人真正能认识中国的历史；“读经派”旨在宣扬古代经典中一切有利于维护封建伦常的东西，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培养欣赏力”，同时也“培养批判力”，即“知己知彼”“批判的接受”（见《古文学的欣赏》，载《文学杂志》 1947年复刊号）。
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朱氏在40年代编撰了一部《经典常谈》，共13篇，以《说文解字》起首，对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若干种古书和古文体作了精要的分析讲解。
从发展学生完美的人格出发，朱氏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表情达意的“至诚”。
朱氏在《说话》一文中说：“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
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
”（见《说话》，载《语文影及其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语文教育当然要教会学生说话和作文，但说话和作文应当说的是至诚的话，作的是至诚的文，这就关涉到做人的态度问题，关涉到人格了。
1933年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作文试卷出题为“苦热”“晓行”“夜”“灯”“路”等五题，考生中选“苦热”“晓行”“夜”等题者为多。
出题人的用意原在测查考生们观察和描写的能力，谁知阅卷时发现大多数考生“自己似乎并没有说话”，只是发一通“恨富怜穷”的议论，说大篇流行的、时髦的套话。
朱氏对此深感忧虑。
他认为这种一味“追时代潮流”的门面话，其实本非考生们的真实思想，他们不过是从报章杂志上捡来这些套话，搬到自己笔下而已。
朱氏因此感慨说，对于实际的生活，“看起来大部分的考生似乎是既不自己张开眼看，也不自己按下心想的。
而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
因此我们不能不疑惑高中的教师真个尽了他们的责任”。
那么怎样才算是尽了责任呢?朱氏认为：“理想的教师不但想到学生的耳朵，还想到他们的脑子”，“教学生能自己观察，自己思想”，“养成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不致于言不由衷，满足于“追时代潮流”，写“洋八股”的文章（见《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的一斑》，载《独立评论》 1933年第65号）。
总之，在朱氏看来，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固然与教材教法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执教者能否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有关。
从事语文教育的人，不独要为“经师”，更要为“人师”，且所谓“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见《论青年》，载《语文影及其他》）。
在旧中国制定的国文课程标准里，总记载着这样的条文：“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初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高中）等等。
在阅读方面，无论初中还是高中，课程标准中都离不开“欣赏”二字。
至于这“欣赏”，实际指的是什么；这种“欣赏”能力的养成得靠怎样的功夫、得有怎样的基础，许多人往往不去深入理会。
朱自清却凭着自己对语文教育性质的深刻理解和对阅读欣赏规律的实际体验，在“欣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观点，形成了他对阅读教学的一系列精辟见解。
朱氏首先确认培养和增进学生的欣赏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
而所谓“欣赏”，对作者而言，关键在于能够“设身处地”，明白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体会作者为什么只能这样写；对作品而言，关键在于能够“感情移入”，能够深入作品创设的情景，深入作品内在的思路，从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见《古文学的欣赏》）。
这种欣赏能力，靠摆弄一些抽象的、多义的形容性词语，是无法真正显示出来的。
朱氏说：“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约’‘温柔敦厚’‘典丽皇’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会，才是切实的受用。
”（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就涉及欣赏与了解之间的关系了。
许多人常把欣赏和了解误认为是两件事：说“了解”，仿佛是低层次的；说“欣赏”，则是高层次的。
其实，欣赏和了解是紧密联系着的，欣赏是透彻的了解，了解是切实的欣赏。
这“透彻的了解”，就需凭藉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
语文课上读讲课文，其主要工作就在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
朱氏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反对一般学生读书抱“大而化之”的态度，他主张教师和学生都要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多下苦功。
他在议论诗歌欣赏的时候曾说：“诗是精粹的语言。
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
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
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
”（见《古诗十九首释前言》，载《国文杂志》1941年第1卷第6期）从语文教育的立场上看，对于一切文艺作品的阅读欣赏都必须取分析的态度，否则混同于一般人完全为消遣、为自娱而阅读，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又必须把分析咀嚼的工夫花在语言文字上，否则混同于一般评论家只是按照文艺批评原理粗线条地勾勒作品大意，也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既然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那就不能笼统地反对教师的“讲解”。
在这个问题上，朱氏的观点是辩证的。
他认为教师的“讲解”如果用力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那就不该反对，因为正是这种示范性的分析会给学生以了解与欣赏的门径，会改变学生“不求甚解”的态度。
但是仅凭教师的“讲解”又是不够的，语文教学还必须让学生接受充分的训练，因此他说：“多讲闲话少讲课文的教师，固然不称职；就是孜孜兀兀的预备课文，详详细细的演释课文的，也还不算好教师。
中学生需要充分的练习。
”（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样就形成了朱氏所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的阅读教学模式。
在20年代，他就设计了这样的“五步教学法”：（1）课前学生预习；（2）课上学生报告预习结果；（3）令学生分述各段大意及全篇大意；（4）师生共同研究篇中的情思与文笔；（5）一篇教完，行口问或笔试。
教师的必要的讲解，贯串在课堂上的几个环节之中，或详或略，相机处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
到40年代，他把这一模式简化为三步，即预习、讨论、复习。
在“讨论”这个环节中，朱氏认为教师的工作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学生解决已经发现却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二是提供学生所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三是提出可资比较的材料，引起讨论的兴趣，推动讨论的深入。
而在所有这些环节中，既给予学生以充分的训练，又始终穿插着教师示范性的启发讲解，形成了师生共同研究、玩味语言文字的氛围，从而达到对课文语言文字的透彻的了解和切实的欣赏（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对于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是重要的，但这种分析咀嚼往往侧重在意蕴上、理念上；而语言文字本身还具有声调、节奏乃至韵律，因此要达到“透彻的了解”，还必须注重诵读。
朱氏把一般的诵读法，细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吟”。
对于古代的诗文，朱氏主张要“吟”。
五四以来，新派人物都嘲笑那些“迷恋骸骨”者摇头摆尾地吟诵古诗文的丑态，致使一般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或不愿再讲究吟诵。
朱氏认为“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因为“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像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
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见《论朗读》，载《国文教学》）。
尤其是古典诗词，只有按平仄、韵律反复地吟，才能领略其声调的好处，才能熟悉其用句、句法、章法，才能揣摩其表现的技巧。
至于古文，朱氏认为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尽管当今的中学生不必写作文言，但为了要真正透彻地了解古文，真正切实地欣赏古文，还是非学会“吟”不可。
第二类是“读”，对于某些应用的文言和一般白话诗文，朱氏主张用“读”法。
朱氏认为，某些应用的文言固然与常人说话不一致，就是一般的白话诗文，尽管本于口语，但毕竟与口语不能完全一致，何况其中还往往夹入欧化的成分，所以适宜用“读”，用“从前宣读诏书，现在法庭里宣读判词”的这种腔调“读”。
朱氏说：“读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谓‘舒缓不迫，字字分明’。
不管文言、白话，都用差不多的腔调。
这里面也有抑扬顿挫，也有口气，但不显著，每字都该给予相当分量，不宜滑过去。
整个的效果是郑重，是平静。
”第三类是“说”，对于用纯粹口语来写的作品，朱氏主张用“说”的方法正确地传达出语言中的情味来。
例如老舍的一些作品，朱氏认为“富于幽默的成分。
‘说’起来极有趣味”。
朱氏自己曾经作过几回试验，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某个集会上，他用“说”的口气说完浑家先生的《奉劝大爷》；一次是在清华诵读会上“说”自己的作品《给亡妇》。
前者幽默，后者凝重，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这三类读法中，朱氏说：“读的用处最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
”至于从小学、中学、大学分别列论，朱氏主张：“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
”（见《论朗读》）朱氏竭力主张诵读，除了因为诵读有助于人们对文章的了解和欣赏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诵读有助于学生理顺自己的“语脉”，并进而推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
黎锦熙曾经指出：“现在中学生作文与说话失去了联系，文字和语言脱了节。
文字本来是统一的，语言一向是纷歧的。
拿纷歧的语言来写统一的文字，自然发生这种畸形的病象。
因此训练白话文的基本技术，应有统一的语言，使纷歧的个别的语言先加以统一的技术训练。
”因此他强调要重视“诵读教学”。
朱氏认为黎氏的这个观点很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学生作文往往一味地依照自己的“纷歧的个别的语言”，而不顾到“统一的文字”，因此“语脉”总是不清不顺。
朱氏说：“这些学生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的调子或语脉──，叫文脉也成。
”（见《诵读教学》，载北平1946年12月2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此外，欧化成分的渗入，使许多人感到不顺口，不上口。
其实，朱氏认为：“从语言的成长而论，尤其从我们的‘文学的国语’的成长而论，这个‘上口’或‘顺口’的标准却应该活用；有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式得给予时间让它们或教它们上口。
这些新的词汇和语式，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自然就会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诵读教学的帮助，需要的时间会少些，也许会少得多。
”（见《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载北平1946年12月16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青年学生阅读那些夹入欧化成分的白话文，看得多了，笔底自然也就受到影响；如果再加上诵读，他们的“文学的国语”将自然地活跃到口头；这样，“文学的国语”就首先在学生的笔底和口头生了根，从而也就必然影响并扩大到社会。
这意义就十分深远的了。
朱自清对于写作教学的见解，更多的是着眼于应用。
他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因为“中学生如果只爱文艺，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却又没有明锐的辨别力，就很容易滥用文艺的笔调。
他们不能清楚的辨别文艺和普通文字（就是广义的应用文）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
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文多，要紧话少，而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
这就不能应用。
”（见《中学生与文艺》）写作训练着眼于应用，这就势必要推导出另一个问题，即训练方法如何切近“应用”。
在过去封建科举时代，学文是为了写文，写文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便进学或中举。
当时读书人练习写文章，眼前悬着个明确的目标，心目中也有个“假想的读者”，这“读者”就是各级考官。
五四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生练习作文，又多半以“创作”为目标，这些学生心目中也或隐或显地有个“假想的读者”，那就是社会上的一般知识阶层。
在校学生对教师布置的作文题，如果不带点创作意味，就不感兴趣；于是在课外自找题目去写诗，写散文，写小说。
其中终于也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文才颇为可观的人物。
由此可见，在写作训练中给学生悬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并让学生在提笔作文时心目中有个“假想的读者”，这是使训练切近“应用”，并进而激发兴趣的重要方法。
朱氏说：“写作练习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读者作对象，并非拿实际的读者作对象……假想的读者除了父兄，教师，亲近的同学或朋友外，还有全体同学，全体中学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团，政府，政府领袖，一般社会，以及其他没数到的。
”（见《论教本与写作》）着眼于“应用”的写作练习就该以社会各个方面的人作为“假想的读者”。
只有经过这样的多角度的训练，学生将来无论升入高一级学校或步入社会参加实际工作，就能运用文字工具来应付各种生活需要和社会需要。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写作总是“有所为”的，因而也总是有实际的读者对象的。
在校期间，就应该培养学生按照实际需要，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来进行写作的能力和习惯。
以这样广泛的“假想的读者”作对象来进行写作训练，应该给学生悬一个怎样的目标呢?朱氏的设想是拿“报刊文字”作为目标。
他认为拿创作做写作目标，假想的读者是一般社会，但是只知道一种假想的读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种种，还是不能有辨别力，一旦需要实际应用，写出文章来往往还是不合式。
所以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的写作训练该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标，特别是报纸上的文字。
报纸上的文字不但指报纸本身的新闻和评论，并包括报纸上登载的一切文件──连广告在内──而言。
”这样做，朱氏认为有三种好处：“第一，切用，而且有发展；第二，应用的文字差不多各体都有；第三，容易意识到各种文字的各种读者。
……因为报纸上登载着各方面的文件，对象或宽或窄，各有不同，口气和体裁也不一样，学生常常比较着看，便容易见出读者和文字的关系是很大的，他们写作时也便渐渐会留心他们的假想的读者。
”（见《论教本与写作》）为了贯彻上述主张，朱氏提倡办班级壁报。
他说：“说起壁报，那倒是鼓励学生写作的一个好法子。
因为只指出假想的读者的存在，而实际的读者老是那几个人，好像支票不能兑现，也还是不大成。
总得多来些实际的读者才好，从前我教中学国文，有时选些学生的文课张贴在教室墙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们都去读一下，壁报的办法自然更有效力，门类多，回数多。
写作者有了较广大的读者群，阅读者也可以时常观摩。
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学生对于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文字做写作目标有更亲切的印象。
这是一个值得采取的写作设计。
”（见《论教本与写作》）学生在学校中练习写作，无论从需要和场合看，还是从读者的对象看，多半都带有“假定性”，从“假定性”到“现实性”，中间需要架设一条桥梁，办壁报之类，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桥梁”。
朱自清先生在从教的最初年代，就竭力主张任何教育教学理论都应当切合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他在20年代遍读了当时许多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以后，曾感慨地说：“照他们的论文所说，真是条理井然，圆满而且周到，真是理想的好系统!而事实却总是参差错综，决没有那样整齐，……那些论文里的详明的计划，到了教室里，至少要打个五折!……这可见理论与实际相差之远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在40年代，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理论无论如何好，不施行总还是个白费!”（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所以，朱氏既十分着重理论，更十分强调“切实的，有恒的施行”。
他在中学教过5年国文，试行各种教法，虽调迁数校，所到各校，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敬重。
担任大学国文教授后，坚持主讲大一国文；与叶圣陶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独自编写《古诗十九首释》等，给国文教师和一般中学生具体指示读诗读文的方法；又为《国文月刊》写专栏文章《文病类例》，详明地评析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种种“文病”；完成专著《经典常谈》，给中学生切实进行经典训练指示门径；亲自参加编纂大一国文教材和中学国文教材，努力把自己在国文教材建设方面的种种设想付诸实施，作出实绩。
朱氏这种不尚空言、事事躬行的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足以为一切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楷模。
《背影》朱自清 的最精彩段落
我说道，“爸爸，吧。
”他望车外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这段催人泪下，使人感动，比较真挚．
叶圣陶的资料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
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
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
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
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
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
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
1931年留学美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
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
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著作书目：《雪朝》、《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国文教学》、《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语文拾零》、《论雅俗共赏》、《朱自清文集》、《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朱自清序跋书评集》、《朱自清散文选集》、《朱自清全集》。
作家简介： 何其芳(1912．2．5-1977．7．24)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
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曾发表新诗。
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
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
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因而获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
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
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
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
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
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
从1953年起，长期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论著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
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翻译书目： 《何其芳译诗稿》1984，外国文学出版社 老舍(1899——1966) 生于1899年，逝于1966年。
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北京人。
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1913年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先后任北京第十七小学校长、天津市南开中学语文教员。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大学中文讲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有长篇讽刺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创作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另出版有《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论文集《老牛破车》。
1937年，其代表作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问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开始写剧本，主要作品有《国家至上》(与宋之合作)、《面子问题》、《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张自忠》、《大地龙蛇》、《谁先到重庆》、及《归去来兮》等。
另创作有长篇小说《火葬》，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和通俗文艺集《三四一》。
1944年，老舍开始创作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1951年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此间他创作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茶馆》、《春华秋实》、《西望长安》、《女店员》、《红大院》、《全家福》、《神拳》、等。
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为其未尽遗作。
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
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
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
老舍有许多作品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如《趵突泉》、《我们家的猫》、《劳动最有滋味》、《草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