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一定要有涉外关系）的正规形式论文
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唐对外交往频繁，其客观原因是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便利，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主观原因是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交往。
b、唐朝与亚欧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历史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国交往频密的主要是周边国家，次之就是中亚、西亚地区，与非洲和欧洲距离远，交往就相对少些，直接交往就更少了，阿拉伯人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
唐朝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有五个：东边的朝鲜（新罗）、日本，西边的古印度（天竺）、波斯和阿拉伯（大食）。
交往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
注意交往的双向性，一方面，周边国家向唐明学习，深受其惠，尤以日本为甚；另一方面，唐朝也在对外开放中，吸取了外国优秀的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
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
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
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
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双方不断遣使通好。
641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
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
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
2?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
随即，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
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
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
孙思邈的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
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
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
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
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
再有就是玄奘西游了。
唐朝对外交往活跃 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而受到各国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
从这个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人民开始把中国人称作唐人，这种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很有吸引力。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时期，政治上很自信，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
因此，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
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周边各国的使臣和商人，纷纷前来中国，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七十多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遣唐使和留学生 日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
日本自汉朝开始和我国发生正式交往。
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
这枚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
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
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
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
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
如717年一次共557人。
733年的一次共594人。
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
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
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
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
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
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
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
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
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
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
鉴真并不灰心。
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
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
接着第三次、第四次东渡仍未成功。
天宝七年(748年)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险恶。
船随浪涌，忽如上高山，忽似落深谷，船上淡水缺乏，饮海水又腹胀。
漂流14天抵海南岛南部。
这次东渡，荣睿、普照一直同行。
荣睿病逝，鉴真双目失明，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在第五次东渡中牺牲。
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以66岁高龄，率二十多人乘一艘回国的日本遣唐使木船第6次东渡，终于到达九州，受到热烈欢迎。
鉴真留居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
由他设计和指导，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
他还传播了雕塑艺术干漆法(即夹法，在泥塑上敷麻布，反复涂漆，漆干后去掉泥土，成像，这叫脱活干漆。
在木型上涂漆造像，叫木心干漆)。
他用鼻子嗅辨药物，为日本鉴定了许多草药。
他在日本居留10年，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
广德元年(763年)逝世后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相传他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坐像一直安放该寺，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
鉴真像的塑造和长期保存，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友好传统的珍视。
鉴真被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
1980年，鉴真干漆塑像被日本友人送回他的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年日本的“大化改新”。
这次改革，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起了很大作用。
他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
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新罗使节和留学生 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与中国都有往来。
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后，直到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两国互遣使节，不断从陆海两路往来。
“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的送出使新罗使节的诗句，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
新罗王不断派遣使臣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唐朝也经常给新罗以名贵答赠。
开元年间，一次就曾赠给新罗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新罗派了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最多。
837年旅唐的新罗学生多至216人。
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105人。
从821年至唐末，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考取“宾贡”(意为外籍进士)的共58人。
崔致远12岁来到唐朝，18岁中进士，29岁返新罗。
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20卷，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的史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资料。
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说明在当时它已受到重视。
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崔致远 崔致远(857—?)，字孤云、海云。
新罗学者和诗人。
少年时曾到唐朝留学，并考中进士。
回国后，崔致远曾任侍读兼翰林学士，晚年因对朝政不满而隐居。
他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促进了新罗的学术和文学的发展。
著有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重视。
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 唐朝同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很繁盛，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南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
楚州有新罗馆，莱州等地有新罗坊，是新罗人集中侨居的地方。
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
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的首位。
二七大罢工的历史背景
二七大罢工简介 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章 和林祥谦烈士用过的怀表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军警进行阻挠。
总工会当即组织全路两万工人举行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
2月4日大罢工开始，京汉铁路陷于瘫痪。
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
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的残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
来源：红色世界网 领导二七大罢工 汪幸福 为统一京汉铁路的工会组织，增强工人的凝聚力，以利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意见，1922年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全路工会组织倡议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倡议得到京汉铁路各工人俱乐部的赞同。
1922年4月9日，全路各工会俱乐部派人到长辛店开了一次筹备会。
在这次会上，与会代表商定在第三季度再开一次筹备会，具体商量成立总工会筹备处的人选等事宜。
8月10日，京汉铁路各俱乐部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
根据党的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林育南以《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指导筹备处的工作。
会议决定杨德甫任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史文彬、凌楚藩为副主任委员，工人出身的项英任总干事。
经过数日的努力，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在郑州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市普乐戏园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全国各地工会及各界代表赴会。
为防止军警中途破坏大会的召开，筹备处还将会议的准备情况告知了京汉铁路局和军阀吴佩孚。
当时，吴佩孚和铁路当局都表示同意召开这次大会。
考虑到1月28日是星期天，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还向铁路当局和吴佩孚提出：28日，京汉铁路系统的职员都不休息，照常上班，2月1日参加全路总工会成立庆典活动。
吴佩孚和铁路当局也同意了铁路总工会的这一安排。
所有这些都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和成立，既周到又合理，更合法。
1月底，全国各地代表陆续进入郑州。
北方各地的数十名代表由北段长辛店车务处发了免费车票就地乘车，南方各地代表数百人先集中到汉口，再由南段江岸车辆处挂专车两辆北上。
各地代表还赠送匾额对联多种，沿途各分会燃放鞭炮表示欢迎，并请各地代表停车演讲。
1月30日夜，林育南、陈潭秋、李求实、施洋、李汉俊、许白昊等率领的武汉地区各工团，包括粤汉铁路总工会、汉冶萍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及粤汉铁路徐家棚分工会等30余个工团，各报刊记者，学生联合会等单位的代表共160余人，加上军乐队，斗志昂扬地在江岸乘车向郑州进发。
31日下午，林育南、陈潭秋等人到达郑州。
他们一下车，受到郑州铁路系统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
随后，大会筹备处将他们送到郑州福昌、亚洲大旅馆住宿。
按照预定计划，各地代表要在第二天的大会前，将匾先送到花地岗五庆里。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的负责人和各地工人代表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局正对他们磨刀霍霍。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见全国各地来了这么多工人代表，而且声势浩大，认为工人要借成立总工会的机会，图谋不轨或造铁路局的反。
赵继贤更担心的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危及他的地位。
他一面在总工会筹备处负责人面前表态，允许工人开会，并给予免票专车，一面又去向吴佩孚打报告，说京汉铁路各工会这次到郑州成立总工会，荒谬绝伦，要求吴佩孚派兵阻止工人开大会。
吴佩孚听信了赵继贤的小报告，当即决定派兵阻止。
他还给驻郑州的师长靳云鹗发了一份急电，要求靳云鹗设法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
靳云鹗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当即派军警对全城进行戒严。
接着，他又派军警火速通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不准他们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迅速将已到郑州开会的人员疏散走。
林育南得到这一消息，马上找陈潭秋、李汉俊、施洋、李求实、杨德甫等人紧急磋商，大家都认为，开会人已到，应力争将会议开下去，为使会议不出问题，建议杨德甫马上带人到洛阳去向吴佩孚作解释工作，使他改变态度。
随后，总工会筹备处根据林育南、陈潭秋等人的建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急措施。
根据紧急会议的决定，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等5人火速赶到洛阳，向吴佩孚解释这次大会的宗旨、意义，并一再向他说明，总工会成立大会没有任何不良企图，更不会影响郑州的社会治安。
吴佩孚态度很硬，他向杨德甫等人表示，京汉铁路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能开成立大会。
5名工人代表见难以说服吴佩孚，很快回到了郑州。
他们马上向各地工会负责人汇报了去洛阳的情况。
大家听后，认为总工会成立合理合法，吴佩孚这样做太无道理，决定2月1日的大会照原计划如期进行。
2月1日早饭后，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按照原定计划，准时到达郑州市第一旅馆集合，准备集体送匾至总工会办公地。
队伍集合后，立即向总工会前进。
行进队伍由军乐队作前导，各代表手持红旗，身佩徽章依列前进，甚为壮观。
他们走到大通路时，突然被一队军警拦住了去路。
靳云鹗带着郑州市警察局长黄殿辰走拢去对工人代表们说：“奉吴巡阅使的命令，不准你们送匾
” 走在前头的工人代表不服，问道：“为什么不准我们送匾
你们不是同意我们开会吗
” 靳云鹗恶狠狠地说：“我们是执行上司的命令，不准你们到会场去
” 一工人代表气愤地向靳云鹗、黄殿辰质问道：“我们是为大会送礼品，为什么不准去
难道路也不准我们走了
” 靳云鹗、黄殿辰不答话，也不准工人代表前进一步。
以施洋为首的工人代表们气愤至极，向前猛冲，军警防线被冲垮。
军警马上将冲出去的人又包围起来，他们仗着人多有武器，强行将工人代表手中的匾砸断，然后扔在路上。
工人代表们怒不可遏，一齐拥至开会地点——普乐戏园。
园门已被军警封禁，工人代表们忍无可忍，强行破门而入。
林育南随着工人代表进入了会场。
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马上赶到了会场。
他见工人代表们正在紧张地商量开会的问题，高声吼叫道：“这里不准开会，不准人演讲，不准鸣炮，限大家在5分钟内自行解散离开。
不然，用武力解决问题。
如有人反抗，一律军法从事
” 在场工人代表听到赵继贤的喊话，肺都气炸了。
有的当面痛骂赵继贤、黄殿辰，有的急得搓手顿脚，还有的气得眼泪直流。
过了一会，工人代表们见5分钟的时间快到了，感到在园内开会已不可能，便在园内一个劲地高呼口号： “劳工万岁
”“打倒军阀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工人大团结万岁
” 军警越来越多，并将普乐戏园围得水泄不通。
工人们不愿离开，军警就用刺刀将工人往外赶。
林育南见事态严重，走到杨德甫身边轻声说：“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赶快宣布一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然后解散。
” 杨德甫、施洋等人也同意林育南的意见。
在一片混乱中，杨德甫高声向在场的工人代表们喊道：“现在我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 顿时，会场欢声雷动。
代表们举起拳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 出了普乐戏园，工人代表向黄殿辰要求将未砸坏的匾送到总工会去，黄殿辰不同意。
工人代表再三与他交涉，他仍不同意。
代表们无法，只得各自回到住地。
到了下午，靳云鹗派兵占领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机关，并将总工会内新买的桌、椅等办公设施全部砸毁，出入总工会的工人代表，均遭拘捕。
与此同时，郑州全城实行戒严，大街小巷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
各旅馆、饭店、酒店门口也是军警林立。
住了工人代表的旅馆内，也进驻了军警，工人代表们的言行受到限制，偶语、同行、串访均被禁止。
军警们一再逼迫工人代表离开旅馆，总工会原准备招待来宾的酒席，军警也不准开。
军警还限工人代表们晚上必须离开郑州，如不离开，第二天即行逮捕。
郑州城内，黑云压城，腥风血雨。
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林育南见形势危急，感到在郑州硬斗下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暂时退一步，让各地代表回到本地开展斗争。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向京汉铁路总工会建议，马上开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一个统一的临时行动方案。
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召集各分会代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林育南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为抗议军阀吴佩孚和铁路当局非法干预和破坏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从4日上午起，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并将总工会的办公地点从郑州移至汉口江岸。
会议还通过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别紧要启事》，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要求吴佩孚撤革查办黄殿辰，赔偿成立大会损失费6000元，退还扣留的牌匾及礼物。
散会后，湖北地区的代表在林育南、陈潭秋、项英、施洋等人的率领下，乘上了南下的列车。
在车上，林育南、陈潭秋、项英、施洋、许白昊等一起商量了回汉发动工人罢工的行动方案。
下了车，林育南顾不上休息，连夜为大罢工斗争书写了标语、口号、文件、电文、传单、通告。
由他亲笔撰写或参与撰写的有：《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紧急宣言》、《警告本路司员》、《警告旅客》等。
这些由他亲自撰写的宣言、传单，文词精彩，号召力强，如《警告旅客》的传单，全文连标点只有200余字，读后使人难忘。
传单中说： 同胞们，工人等横遭军阀官僚之摧残，忍痛实深，现已忍无可忍，不得已，于本月4日上午10点全路一致罢工。
近年来，铁路用为军阀战争之利品，客商之生命财产，损失不知几何。
路政管理之腐败，兵士在车中之骚扰，皆因军阀劫扣路款，官僚侵吞自饱。
以此观之，不特工人受其痛苦，即旅客亦何尝不获同等之危害。
故工人特敬告诸旅客，工人罢工由军阀官僚之逼成。
罢工后，旅客当然受其痛苦，但此等痛苦并不由工人所赐，实由军阀官僚所赐，此层望旅客注意，并希旅客予以同情，一致向官僚军阀攻击。
经林育南妙笔写的这些宣言、传单，对揭露反动军阀压榨人民、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与当局进行斗争，无疑起了较大的宣传作用。
那时，张国焘虽然已来汉口指导工人罢工运动，但因不太了解武汉工人运动的情况，加之胆小怕事，很少出门，只要林育南单线与他联系，后因林育南太忙，便改由李伯刚与他联系。
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李伯刚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还说，张国焘当时住在汉口三元里，名义上在汉指导罢工运动，其实并未表示什么意见。
林育南是二七大罢工中的重要领导骨干，组织、宣传工作大多由他负责。
林育南在领导武汉地区各界工人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领导与协助搬迁到江岸的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事处的工作，为罢工斗争出了许多好计谋。
2月3日，总工会的罢工宣言、口号、传单贴满了武汉三镇的工厂、码头、电线杆及各主要交通路口。
2月4日上午，京汉铁路郑州段首先开始罢工。
接着，长辛店也开始罢工。
4日上午9点，汉口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正式下达罢工命令，工人黄正兴使劲地拉响了汽笛。
阵阵笛声，震动长江两岸，响彻武汉上空。
工人们听到笛声，立即熄灭灯火，剪断电线，拆开水泵……京汉铁路全线瘫痪。
罢工一开始，总工会又立即组织了纠察团、调查队。
纠察团为工人自己的武装组织，负责自卫工作；调查队负责搜集情报、探听消息。
为动员更多的群众支持、声援京汉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林育南等人连夜召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声援、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4条具体措施： （1）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名义发一宣言，敦促京汉路当局尽快解决问题； （2）联合各工团举行游行大示威； （3）联络全国劳动界总罢工； （4）2月6日在江岸召开武汉工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群众大会。
散会后，他除主持起草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罢工紧急宣言》外，还让《真报》出版了《号外》，并派工人四处散发，向社会宣传罢工的起因和要达到的目的。
罢工第三天，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万余工人在汉口江岸举行了声援、支持、慰问罢工工人大会。
林育南、施洋、许白昊、林祥谦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讲完话后，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带领大家呼口号。
大会开完，林育南、施洋、林祥谦等人带领参加大会的工人群众进行大游行。
游行队伍举着红旗，经租界抵华界，并沿路演讲呼口号，整个游行历时3个小时。
为破坏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于6、7两日派人四处张贴他的布告，布告中说，铁路局对工人们一向不错，该给的待遇都给了，而且比别的行业要高得多，工人们应对铁路局尽义务，不应罢工。
工人们如果过了12小时不上工，铁路局将视同自动离职，到时不要后悔。
工人们认为，赵继贤是阻止、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祸首，没有理会他的布告。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这次大罢工和游行，引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恐慌和仇恨。
2月7日下午，英国、德国、法国驻武汉总领事及军阀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庵等人被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灵贾尔召集到英领事馆，密谋镇压工人运动的行动方案。
他们决定，用武力扑灭罢工运动。
7日下午5点，罢工工人在京汉铁路总工会门前集会。
这时，军阀肖耀南指使张厚庵带领两个营的军警，携带数百根绳索，分三路从车站出发，一路由福建街横抄工会左后，另一路由三道街横抄工会右后，第三路由车站直冲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
张厚庵与江岸第八区警察分所所长站在总工会大门前指挥军警的行动。
枪声首先在三道街头响起。
一时间，三道街内，烟雾迷漫，血肉横飞。
总工会纠察团派出维持秩序的工人王先瑞见工人死伤不少，痛不欲生，站在弹雨中高声喊道：“工友们，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弟兄，我们都去死罢
” 未死伤的工人听到喊声，不顾生死地去抢救倒在地上的伤员。
这时，一军警举枪向王先瑞射去，王中弹并随着枪声倒了下去。
他死时，“维护秩序”的标语牌还竖在身旁。
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见那么多工友被枪杀，愤怒至极。
他见一军警正要开枪射击工人，迅即跑拢去抱住军警，口里不停地喊道：“你不要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你不要打我们的工人兄弟……”站在旁边的一军官见状，拔出手枪打曾玉良，曾当即牺牲，被抱的那位军警也被穿过身的子弹打死。
两名小贩和一名拾粪工人也被乱枪打倒。
不到半小时，三路军警在总工会门前会合，总工会办公室被围得水泄不通。
杀人魔王张厚庵与警察所长移驻扶轮学校侧面坐镇指挥。
军警们扫射了一阵，街上到处是尸首。
张厚庵仍觉杀得不够，又令号兵吹冲锋号，用号令指挥军警继续进行屠杀，又一批工人倒在血泊中。
总工会门前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在工人队伍中的林育南见伤亡很大，心在滴血。
他冷静地思忖了片刻，觉得不应坐以待毙，也不能硬拼。
他急中生智，暗中指挥工人向四周逃散，减少损失。
张厚庵见有很多工人逃跑，连忙派兵追杀。
工人们未带任何东西，加上体力较好，大多跑得较快，军警只追杀了少数几个人。
林育南在混乱中，随工人逃出了杀人场。
未跑掉的80余名工人，全被军警抓住。
张厚庵下令军警将这80余人捆绑在电线杆子上毒打。
有的全身被打肿，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打完之后，军警们又在附近住宅搜捕参加罢工的工人，搜出一个，枪毙一个。
总工会的办公设施、匾额全部被砸毁，财物被抢劫一空。
当时，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与林育南同住汉口笃安里一幢楼里。
军警冲进屋里时，林祥谦来不及跑被抓住。
林育南在楼上听到军警已到楼底下来抓人，连忙抓起一根绳子系在窗框上，然后翻窗吊了下去，从屋后面跑脱了。
林祥谦之弟林元成从家中逃出，被一军警发现，军警当即大喊道：“他是林祥谦的弟弟
”喊声一停，另一军警立即举起刺刀向正在飞跑的林元成刺去，林元成躲闪不及，死在刽子手的刀下。
张厚庵又令军警去杨德甫家中搜索。
由于杨德甫一家已逃走，军警扑了一场空。
晚上7点，军警到汉口后花楼皮业巷5号搜捕施洋，施洋被抓住，并被关进陆军监狱。
军警抓完、杀完后，他们便在总工会周围抢劫商店、民财。
有的军警东西抢得过多拿不了，便堆放在附近的小吃店内，并告知第二天来取。
张厚庵指挥军警在江岸杀、抓了两个多小时。
随后，他又回过头来迫害林祥谦。
他亲自提着“马灯”，与警察所长、车段段长一起，在被捆绑的80余人中查找林祥谦，并逼林祥谦下令工人复工，当即遭到林祥谦的坚决拒绝。
当晚，林祥谦被杀。
这一天，肖耀南、张厚庵的军警枪杀工人37人，打伤200余人。
江岸地区，血流漂杵，武汉三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七”大罢工 2004-06-30 23:29:59.0 又称京汉铁路大罢工。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一次。
发生于1923年2月，以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中心，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
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背景长辛店、卢沟桥一带为中国铁路工业的发源地。
1897年卢汉铁路修建，由法、比利时等国合资兴建卢沟桥铁路机厂。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卢沟桥机厂被毁。
1901年卢沟桥机厂迁至长辛店，为长辛店铁路工厂，工厂由比利时国经营，厂长祚曼。
1919年工人已达3000人左右，每日工钱为三、四毛钱。
1918年冬和1919年底，为组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2次来长辛店启发工人觉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长辛店组织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在此期间，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邓培、赵尔康等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后建立工人俱乐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设点讲演，宣传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后，立即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在北京设立分部，负责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
1922年8月组织长辛店八月罢工，取得胜利。
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走向第一次高潮。
1月1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被英国资本家拒绝，遂即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人林伟民、苏兆征领导下，举行罢工。
9月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领导安源路矿1.7万工人罢工。
与此相配合的罢工斗争还有京奉路山海关铁路工厂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罢工、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等。
当时的中国政局正值皖系军阀败绩，直奉力量增强，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奉军阀拥兵数十万，控制洛阳、保定、丰台、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
4~5月直奉两军大战，战火在丰台、卢沟桥、长辛店一线展开，吴佩孚为取得军事后备资源，保障铁路交通的畅通，动用大批铁路工人为期服务。
直奉战争结束后，为迷惑工人维持其独霸北京政权的地位，吴佩孚标榜“开明”，打出“保护劳工”的口号。
中共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向军阀提出各种合理要求，将工人运动推向高潮。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遭到直系军阀的阻挠，当晚，总工会秘密集会，决定4日午时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罢工。
3日晚，长辛店分会委员长史文彬返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罢工命令。
罢工经过1923年2月4日晨，3000余名工人聚集于长辛店娘娘宫，史文彬在会上报告总工会成立大会及被军阀破坏的经过，并宣布罢工命令。
会后罢式开始，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并提出复工条件：①撤职查办局长赵继贤、南段副局长郑云、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
②要求赔偿召开成立大会所受的一世损失，被破坏的匾额重新挂起，被抢走的物品要求郑州军警送回。
③每星期休息一天，阴历年放假七天，一律不扣工资。
罢工开始后，工人纠察队在各路口站岗放哨，在车站拦截火车，每个工人手举一面小白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提高工人政治地位”、“提高工人生活水平”、“争人权、争自由”等口号。
罢工期间，工人均到俱乐部参加活动，秩序井然，受到社会人士的普遍好感。
2月5日北京铁路管理局茶役也举行罢工。
铁路局长赵继贤接到吴佩孚命令，令其严厉处置。
赵继贤于是发出威胁布告，限工人在12小时内复工，但工人不予理睬，赵又派人到长辛店威迫工会单独交涉，工会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相回答。
当日午后，曹锟派兵长辛店，宣布戒严，全体工人也前信示威，并向士兵宣传。
2月6日罢工调查队报告，涿州有大军将要开到，闻此消息工人120名，选出500名士兵，学习开车，并声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当一津解散，押解出境。
工人们置之不理。
京兆尹及宛平县知事来劝说上工，工人以“由总工会作主”相回答。
其他地方的罢工，从2月4日开始，罢工斗争在京汉铁路全线普遍展开。
①江岸方面。
2月5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重要领袖。
总工会指出。
除非曹锟、吴佩孚及交通部负责人前来，否则，恕不接待。
午时，大批军队将工厂包围，并将2名开车工人捕去，工人闻讯后，集合2000多人。
冲破军队防线，将2名工友抢回。
冲突中，军警又拘捕工人纠察团的3名成员，总工会派人要求释放。
6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队数百人，共2000余人，到江岸举行慰问大会，慰问大会后，工人举行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历时21小时游行结束。
②郑州方面。
2月4日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鄂将工会代表召来讲话，强令代表开车复工，工会代表以“须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为由，加以拒绝。
5日靳云鹗拘捕工会委员3人。
工人闻讯后，立即组织起来，同靳云鹗交涉。
6日军警又捕去2名工会委员，上午，靳云鹗将5名工人代表推出车站，下午，警署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二七惨案 直奉大战后，吴佩孚以“保护劳工”为幌子，采取设立劳工局、赞成劳动立法、颁发肖像奖章、邀见工人代表等欺骗手段，借以维护统治。
长辛店罢工的结果，使吴佩孚每月损失6万元。
为此，吴佩孚对罢工实行镇压，首当其中的便是长辛店铁路工人。
2月5日北洋军阀卫戍司令部派游缉队长张国庆率四郊游缉队一营开赴长辛店，对罢工工人严密监视。
2月6日下午，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宛平县县长汤晓秋及警察厅督察长等协同第14混成旅旅长时盛、四郊游缉队长张国庆在长辛店车丫紧急协商，酝酿镇压计划。
同日晚9时左右，时全盛、张国庆等领14旅2团3营、游缉队我连及铁路警察闯入长辛店铁路工人家、逮捕共产党人吴汝明、史文彬、陈励懋、王永泰、李三、洪永福、杨锡贞、吴春西及吴祯、易顺等11人，押住14混成旅旅部。
2月7日清晨，罗章龙、刘伯青乘车来到长辛店，得知史文彬等11人被捕的消息后，迅速组织起三、四千人的工人队伍，涌向长辛店火神庙，将警察署包围，与庙内的驻军和2个警察营形成对峙。
示威工人首先派韩连金搭话，随即又派孙呈武，刘文武进内交涉。
军队见群众队伍蜂拥而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
不久，混成旅4团3营赶来，双方开始以生冲突。
冲突中，葛树贵、杨诗田、辛克洪、刘宝善、赵长润5人牺牲，29人负伤。
王永福、刘炳波等20余人被捕，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惨遭镇压。
在汉口江岸方面，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指挥镇压。
2月7日下午5时多，张厚生率2个营包围总工会，命令开枪射击。
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工人纠察队与军警搏斗，曾玉良等32人牺牲，200多人受伤。
同时，军队包围工人宿舍，搜捕工人。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
军警将他绑在车站电杆上，强令他下达复工命令。
林祥谦严辞拒绝，慷慨就义。
与此同时，保定，洛阳、郑州各站发生流血与死亡事件。
整个二七惨案，京汉南北各站在12小时内，共牺牲40余人，被捕百余人，负伤500余人，失业流亡的工人近千户。
各界对惨案的反应 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及下属时全盛、张国庆等制造的二七血案，引起中国各界的一致共愤。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发表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吴佩孚政权。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以敬告国民，提出来争自由、反抗军阀，争民权、反抗惨杀的口号。
海参崴工团总会，宣告吴佩孚等军阀的罪恶，上海学生总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铁路总工全筹备委员会、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湖南全省工团、北京大学学生会、潮州工会联合会、上海各工团、全国工人工团自求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和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谴责吴佩孚屠杀工人的罪行。
3月2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天安门，向军阀政府示威，遭政府镇压。
3月22日北京5000余名各界群众举行“施洋、林洋谦及二七诸烈士追悼大会”。
为了保存与积蓄革命力量，党组织通知京汉铁路总工会2月9日复工。
长辛店工会在军阀政府高压下，遭严重摧残。
北方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