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典故赏析》课程考核论文
【商鞅变法】咸阳市历史典故。
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后，商鞅为取信于民，曾在咸阳城阙前树木征信，宣布旨在变法强国的改革活动。
其主要内容是：废除旧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的20等爵制；推行郡县制，合并小乡、小邑为31个县；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公开买卖；创立按丁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个男子必须分居，否则加倍征赋；颁布法定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
秦孝公逝世后，旧贵族势力反扑，商鞅被车裂于咸阳，但奠定秦国走向富强的商君之法并未终止。
【统一中国】咸阳市历史典故。
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加冕亲政以后，长期坚持了旨在统—中国的战争，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国，前225年灭魏国，前223年灭楚国，前222年灭赵国、燕国，前221年灭齐国，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帝国。
为加强中央集权，嬴政自称始皇帝，废除分封诸侯旧制，推行郡县制，统一法令，修筑长城，防御匈奴。
经济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兴修水利，发展农耕。
文化上统一文字，形成以小篆为范本的标准文字。
焚书坑儒，实行文化*****。
【焚书坑儒】咸阳市历史典故。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宴请文武百官及70余位博士。
宴席上群臣争议分封，众儒生借古讽今，非议朝廷，后秦始皇准允李斯建议，除保留秦国历史及卜筮、医学、法令等书籍外，其余一律焚烧。
次年，秦始皇下诏求贤，但因有人非议朝廷政策法令，遂设计坑杀了460余名方士和儒生。
史称“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首开思想*****的先例，为历代帝王所效仿，极大地摧残了中华民族精神，但也有人认为焚书坑儒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完璧归赵】咸阳市历史典故。
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的宝玉，秦昭王听说后愿用十五座城换璧。
赵王派蔺相如来到秦都咸阳献璧。
蔺相如相见秦王后，得知其并无割城之意，就设法将和氏璧要回，并派人连夜送回赵国。
后来人们用其比喻将原物完好无损地送还原主。
【郑国间秦】咸阳市历史典故。
战国时期，秦国日渐强大，韩国与秦国接壤，兵力薄弱，最为惧怕。
为消耗秦国力量，采用疲秦计，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去作间谍，以建议秦王开发水利为名，转移秦国的注意力，使其无暇东顾。
郑国到咸阳后，踏遍了关中山川河流，观测了地理形势，建议秦始皇兴修水利，从泾河引水灌溉关中农田，始皇采纳了郑国意见，并委派其主持此项工程。
施工期间，秦始皇得知郑国为韩国间谍的内幕，就盘问郑国。
郑国承认自己是间谍，但“我做的事对韩国来说，仅能延长几年寿命，而对秦国来说，却是万世不朽的基业。
”秦始皇认为郑国所言有理，则命其继续完成此项水利工程，从而灌溉了关中四万余顷良田，后该渠以郑国命名。
郑国渠完成后第五年，韩国终为秦所灭。
此故事反映了始皇纳奸，化敌为友，知人善任的博大情怀。
【荆轲刺秦】咸阳市历史典故。
公元前227年，燕国危在旦夕，燕国太子丹派卫国人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
荆轲以前往秦国讲和的名义，带着秦逃亡将军樊於期的人头和夹有匕首的督亢（在今河北涿县东）地图进献秦王。
末了，图穷匕首见，荆轲刺秦王不中，反被秦王所杀。
后秦攻打燕国，燕王杀了太子丹向秦王谢罪，公元前222年燕被秦所灭。
【指鹿为马】咸阳市历史典故。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丞相赵高阴谋篡权，但又怕群臣不服，于是就设法试探，故意先献一只鹿给秦二世：“臣得了一匹马来献给皇帝。
”秦二世说所献的是鹿不是马，但赵高仍坚持说是马。
这时群臣中有的人沉默不语，有的人说是鹿，有的人说是马。
后来赵高就把鹿说成是马的人当做心腹，而对坚持说是鹿的人逐个加以暗害。
后来用指鹿为马比喻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细柳劳军】咸阳市历史典故。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文帝派军队驻灞上、棘门、细柳三处护卫京城长安。
有一天，文帝前去细柳营慰劳周亚夫的将士，士兵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因无周亚夫将军之令，文帝一行不得入军营，后周亚夫得知皇上驾到，才以军礼相迎，并无跪拜之礼。
文帝对此大加称赞，认为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细柳营才是真正的军营。
后以此比喻军纪严整的军队。
【举案齐眉】咸阳市历史典故。
汉景帝时期，平陵县人梁鸿品德高尚，旷达不羁，而无心仕宦，但家境贫寒，在上林苑牧猪为生。
后来梁鸿以孟光为妻，夫妻二人隐居山中，以开荒种地为生，最后又隐名迁到吴地。
夫妻二人虽生活清贫，但相敬如宾，孟光每次做好饭后从不先食，非要等梁鸿回来方于具食，每次进食都举案齐眉（案：有脚的托盘），不敢仰视。
后来以此比喻妻子对丈夫的尊重。
【投笔从戎】咸阳市历史典故。
后汉安陵县人班超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有大志，不修细节，在官府抄录文件以资家用。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窦固出击匈奴，班超放下笔杆参军，任假司马。
后来，班超解除了匈奴对西域的威胁，恢复和发展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政治文化联系，为我国各民族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后以此成语比喻读书人弃文就武。
【马嵬兵变】咸阳市历史典故。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冬，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唐玄宗李隆基在叛军攻克潼关之际，闻讯与杨贵妃、杨国忠、太子李亨及少数近臣在龙武将军陈玄礼护送下西逃。
车驾行至马嵬驿(今兴平市马嵬镇)时，护驾将士因平素怨恨杨氏兄妹祸国而发生兵变，杀死杨国忠，杨贵妃被迫被溢死路旁祠下。
兵变平息后，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县），玄宗南逃成都。
【云阳改编】咸阳市历史典故。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中央洛川会议后，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来到红军总部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主持红军改编工作。
改编后，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115师在三原、泾阳编成，师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副师长聂荣臻、副政委肖华、参谋长周昆；第120师在三原、富平编成，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副政委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第129师在泾阳编成，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副师长徐向前、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
改编结束后，朱德率八路军官兵从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快，6个
：1941年6月3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这妇女就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呢
”基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
消息传到耳里，立即约见这位妇女，问明原因。
该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由：公粮任务太重，又逢3年旱灾，交了公粮，已颗粒无存。
主席得悉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她，临行时，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她，以解燃眉之急。
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1929年末，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被租界当局逮捕。
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
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
幸亏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对大刀他特别钟爱。
曾是和尚，在少林寺是舞刀高手。
他常奉师父之命，给师兄弟表演刀功。
一次，一股百人的流匪包围少林寺，许世友手持双刀，大开山门，流匪上来一个他杀一个，上来两个他杀一双，十个八个一齐上，许世友右劈梅花，左扫残叶，又追又闪，又刺又防，三挑两戳，十几个流匪做了刀下鬼。
其余的流匪吓得大喊：“了
了
”纷纷逃走。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
真不该
真不该
”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
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
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
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
“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曲是在怎样的背景中写的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前苏联的一本小说《旅顺口》因为部分内容不真实，让周总理十分生气，他责成田汉等人来旅顺收集资料重新创作，李劫夫等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之后周总理到辽宁视察，接见了李劫夫等人并就当前形势鼓励他们创作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作品来。
当时的李劫夫正在酝酿创作作品之中，在总理的鼓舞下，他终于写出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经典的歌曲。
1968年（我不是很确定）
我想知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歌曲创作背景是什么
40多年前，由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劫夫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几乎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人在当时那个时期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的歌曲，流传至今，业已成为跨世纪的经典音乐作品。
那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周恩来总理生前为何那么欣赏和喜爱这首与他当年的沈阳之行有关的歌曲呢
对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过程，多年来，劫夫的夫人张洛和其女儿李青等都有比较清楚的记忆，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霍长和撰写的《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如今，已经完全可以确定，《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春天。
本名李云龙，1913年11月17日（农历癸丑年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城的劫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与歌曲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的。
1937年5月，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到达延安，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延安人民剧社，继而转到新成立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专门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同时试笔抗日歌曲创作。
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劫夫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战场逐渐进入抗日歌曲创作的高产期，先后谱写出《我们的铁骑兵》、《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狼牙山五壮士》、《忘不了》等传世之作。
抗日战争后期，他转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出任冲锋剧社副社长。
1945年11月，他随部队挺进东北，担任由冲锋剧社改建的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转年开春，加盟原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转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在其祖籍之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和音乐创作活动。
1948年秋天，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的劫夫，转到前身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任音工团副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的基础上负责一手创办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将其发展成全国有名的沈阳音乐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劫夫在全力以赴地从事音乐院校领导工作的同时，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俗歌曲，成为国内少有的高产作曲家，并在1964年4月就在沈阳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
“文革”风暴来临，他遭受冲击，幸而得到来自中央上层的“保护”，未被“打倒”。
后来，因种种原因，他在林彪事件中受到牵扯，长期受到“隔离审查”。
1976年12月17日，刚刚年满63周岁的劫夫，被猝然突发的心脏病夺去生命，留下了一曲异常凄婉的长长悲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
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构思酝酿于1962年的春天，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即将进入“知天命”年轮的劫夫在那时酝酿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作曲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心情也是相当压抑的。
1957年春天，他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
1959年冬天，在“大跃进”时表现并不怎么后进的劫夫，在“反右倾”斗争中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
当时，他被迫作出“检查”，产生了不如去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念头。
而心情的压抑和情绪的低落，也影响了歌曲创作，他在那两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一个人民的作曲家，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是在1962年春天。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被称作“七千人大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
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
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
在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一扫肃杀郁塞之象的百卉昭苏的那个春天，正在为诗词继续倾心谱曲的劫夫，觉得心中袭满了慷慨悲壮的美感。
在那些日子里，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像战争年代那样，为祖国和人民谱出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写出一首鼓舞人们继续奋勇前进的战歌的强烈欲望。
自此，表达这一战歌主题的词语开始在他的脑迹盘旋，唱出这一进行曲的基本旋律油然在他胸中涌动。
把异常复杂的情感用比较明快的歌曲表达出来，并不容易。
劫夫这首讴歌新的时代气韵的歌曲创作，并没有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一些歌曲那样顺口而出，一气呵成。
此外，是否应当写出这样的歌曲拿出去发表，他依然有些拿不太准。
春去夏来，劫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曾经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安波谈了自己的创作念头与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坯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作出风靡一时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著名音乐家安波，听到劫夫的话很受感染，心情也很振奋，当即鼓励劫夫，说他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
这在思想和精神上，坚定了劫夫把这首尚在胚胎中的歌曲创作出来的信心和勇气。
事有凑巧。
就在劫夫向安波“亮底”之际，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两场文艺演出，电召安波火速返回沈阳准备。
劫夫随同安波赶回沈阳几天后，在演出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恩来请到住处，进行了夤夜长谈。
应当说，是与周恩来的那次夤夜长谈，使得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创作得到脱胎而出。
据有关人员回忆，1962年春末夏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国务院一些部、委主要领导人一同来到沈阳，从5月29日起主持召开有东北局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业调整会议，先后在沈阳停留有18天。
会后，周恩来等人又去吉林、黑龙江等地视察了工业生产情况。
两场文艺演出是在工业调整会议即将结束时举行的。
同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还有安波在晚会现场介绍与他见面的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
在简单地吃点夜宵之际，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
在交谈时，肩负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重任的周恩来的感情分外激动。
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
当时，他异常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
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由于已到凌晨，安波和劫夫听完周恩来的谈话后，就便住在了北陵休养所。
劫夫当时听了共和国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到了临时安排的房间，依然睡意全无，一再向同样激动难眠的安波表示，周总理的谈话，对他教育和启发很大，他一定要以周总理的谈话精神为宗旨，唱出中国人民高抬起头，挺着胸膛，鼓足勇气，振奋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的勇气和精神，并决定把周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等原话用到歌词里，直接把周总理倡导的不屈精神和钢铁意志传达出去，表现出来。
据说，就在两人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
种种情况表明，意外得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夤夜长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一蹴而就，水到渠成。
《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反而成了劫夫分外心重、精雕细琢的音乐作品。
那一年，劫夫一面反复琢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词曲，一面从正在谱曲的诗词中汲取营养，并在那年冬天顺利地谱出木青作词的《哈瓦那的孩子》等配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歌曲。
据林成敦在1983年第2期《音乐生活》发表的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诞生与特色的《唱而不衰 析而见长》一文回忆，《我们走在大路上》初稿的歌名和第一句歌词都是《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句子长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的曲子也有点拗口，不利于音乐表现。
当时，劫夫在家里试唱时，有人提出，能否把句子再简练些。
后来，劫夫经过多次修改，去掉了“宽广的”这一形容词，才把歌题和第一句词都精练成“我们走在大路上”，使歌名显得异常明了、响亮，起句的旋律也可颇有气势和勃勃生机地喷口而出了。
时至1963年春天，劫夫在赶写一些歌颂雷锋的歌曲前后，《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终于瓜熟蒂落，脱颖而出。
经过反复修改和凝练，他加上了强调主题和气势的副歌，自己反复吟唱，并多方征求修改意见，在感到可以比较圆满地交卷以后，才将其拿给省内有关报刊，并把成稿带到北京，交给了《歌曲》杂志。
著名音乐家吕骥等对之略加斟酌、改动，主要是把“走在我们的前头”改为“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使之在《歌曲》杂志迅速发表出来。
上口易记的二段体结构的分节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以后，迅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很快就唱遍了祖国大地。
《我们走在大路上》，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几年人们久唱不衰、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