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娘家主持词
外嫁女回娘家了。
你们在外打拼，为生活奔波，回到娘家，难得有空闲，放松自己，养精蓄锐，顺便到处走走，看看娘家的变化。
你们对娘家的发展还满意吗
欢迎你们常来，你们虽然是外嫁女，但你们的根还在这里，这里什么时候，都是你们的娘家。
谢谢大家。
回门主持词
回娘家共叙姐妹情归故里同感父母恩
订婚有哪些讲究
订婚又称婚约， 依照我国民间习俗，通常结婚前先有订婚之仪式： 订立婚书、交换礼物、或立媒妁人等。
但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订婚并不是结婚前必备之程序，不经订婚之婚姻，不失其婚姻之效力。
1、订婚仪式 依传统习俗，双方的出身地区与俩家人的想法的不同，重视的程度与想法也会有所差异， 不过事先 双方能取得共识即可。
不管采用那一种方式，多是在仪式礼俗上精简， 而准备六样礼、祭祖、奉甜茶、戴戒指 。
一直到订婚宴等基本流程，还是当下一般人最普遍的订婚仪式流程内容。
2、 订婚戒指，订婚下聘时，与聘礼的同时戴戒指仪式当然少不了。
由于戴婚戒仪式不管古金中外均是象征新人俩从此结为连理， 召告亲友共同分享此一喜悦的重要仪式。
3、订婚宴在订婚仪式完成后，一般由女方设宴款待。
三从四德是什么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历史渊源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 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
但妇女屈从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周易》中有主张妇女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后来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 天官 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所谓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
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
(《仪礼、丧服、子夏传》) 所谓的“四德”是指：德、容、言、功，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容”，即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功”，即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周礼、天官、九嫔》)。
编辑本段具体内容概述 三从四德是古代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稳定社会及家庭关系，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修养。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
男女内外分工 “内外有别”是传统社会对两性最重要的规范。
表现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户）门”为界的“男外女内”——男人在外面从政、打仗、服役、种地、打猎、经商等，女人在家内“主中馈（主持饭食酒浆等家务）”、务蚕织，生儿育女、孝敬公婆等。
在上层阶级，“外”事是指主持、参与政事军事（也叫“公事”、“大事”），这是男性贵族官僚的特权，妇女不许涉猎，违反了就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是家国的不祥之兆）。
在下层，农耕社会小农的典型劳动分工就是男耕女织（如牛郎织女的传说）。
这种对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划分，就形成了在居处、活动、交往、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的内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礼教。
（2）家庭组织的内外区分正好与位置、分工的分别相反男内女外，男主女从等（见“婚姻家庭的内与外”条）。
婚姻、家庭的“内”与“外” 家庭是两性关系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婚姻是组成家庭的手段和过程。
婚姻家庭组建的原则是男为内、女为外——以“利内”为目的，就是要利于男方家庭的传宗接代、和睦兴旺。
女方的亲属叫“外戚”，又说生个闺女是“外人”，就由此而来。
婚姻家庭制度习俗是男主、女从——实行男婚女嫁、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
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后娶妻生子（特别是必由己出的儿子）以继世传宗；已婚妇女必须住在夫家，家庭亲属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辈分决定的。
夫妇人数不均衡，规定上层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称“大老婆”）还可以娶若干个妾，如周代礼制规定天子一次娶12女，诸侯9，大夫以下递减。
秦朝开始规定了后妃的等级人数，后代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定制，但历代帝王往往突破，佳丽三千，宫嫔多以万计。
官僚也有纳妾的特权。
平民限制纳妾，明代规定40岁无子才可娶妾。
源流和影响 有明文规定的“内外有别”始于西周。
周灭商，建立了第一个血缘贵族统治的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称“周公制礼”。
权位和分配和继承需要确定贵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划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妇女在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参与（而在商朝还有商王的妻妇如妇好等率兵作战、主持祭祀和农政大事的记录），叫妇女退回家庭。
男女内外有别的制度习俗形成了。
内外有别的意义不在于“分”与“别”，而在于男性外部空间和职分是无限的、开放的、重要的和有发展潜力的，而妇女的内部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循环的和被贬低的。
婚姻家庭也是内（男）本外（女）末、男主女从。
“内外有别”成了了维护父家长制、决定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等一系列的规条的依据，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础并得以延续的根源。
“未嫁从父” “三从”道德从丧服制演化为人际间的主宰服从关系，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从”有多重含义——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
被要求遵从三从道德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
“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不违父命”就是“事亲孝”（“亲”按照孔子的解释是指父母双亲，但又说“资于事父而孝母”）；女儿孝顺，除了日常生活照顾周到，还要在父亲遇危难时挺身而出，像西汉文帝时淳于缇萦说服文帝废除肉刑，使父亲免于罪；东汉曹娥为救落水的父亲被淹死（史载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
在终身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也是“从”和孝的表现。
“既嫁从夫” “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随从、服从、跟从丈夫。
“从夫”从女子出嫁就开始了，迎娶的仪式是“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从此始”；母亲叮嘱女儿“无违夫子”。
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辈分、名分得到亲属称谓（如子媳、娣姒、婶、嫂等）。
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顺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
像汉代孟光对丈夫梁鸿“举案（WAN，音碗）齐眉”，被赞为“相敬如宾”。
妻妇还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还要为丈夫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宋代以来成为对妇女最重要的职责。
“从夫”还有对丈夫忠诚不贰，保持贞操，丈夫死后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国俘获，楚王逼她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为史书表彰贞节的模范。
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
“夫死从子” 在“三从”中，唯有“夫死从子”令人费解，因为儒家伦理中有“尊母孝母”的传统，母亲对儿子拥有相当的权力。
但礼教又规定：“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郊特牲》）这里的“从”就是“从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
对于死去丈夫的寡妇来说，“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节不嫁，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对作为一家之长的儿子遵从，重大事情由儿子做主。
春秋时鲁国一位寡妇，有九个儿子，岁末祭祀完毕，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据“夫死从子”的礼规，需经儿子们的同意；召集儿子来得到许诺后，她又嘱咐九个儿媳看好门户，说自己晚上一定回来；结果她回家天还没有黑，就在门外等到天黑下来，被鲁国大夫看见，表扬她守礼。
孔子的婶母敬姜也是模范寡妇，事事依礼行事，丈夫、儿子前后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儿子，被孔子赞扬为“知礼”。
“四德” 的演化 “四德”最初是对宫廷妇女的四种必备的修养——德行（德）、言辞（言）、容貌（容）、技艺（功）的培训和修养，包括了传统“妇学”四项教育内容，所以儒家称作“四教”，又叫“四行”。
本起源于宫廷妇女教育，属于“阴礼”（妇女遵守的礼仪）、“阴职”（妇女担负的职责），不久扩展到上层家庭对承担妇女角色的修养。
女孩十岁，就在家里接受女师教育——教给“婉娩听从”（德、言、容，柔顺听话）、执麻橐（纺搓麻线，古代衣服多以麻、葛、丝为原料）、治丝茧、织布制衣，学习准备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纺织、缝纫、备饭食酒浆等）。
出嫁之前三个月，宗族请女师对女子培训，“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完成之后，还要举行祭祀仪式，以成“妇顺”。
可见，“四德”是为“三从”道德服务的。
“四德”后来泛化为对所有妇女的要求。
按照郑玄的解释是：“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
”后代一直不断在做出新的解释。
“妇德” “妇德”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
“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对公婆、丈夫甚至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
汉代女教家班昭在《女诫》具体指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意思是不必具备特异才能，这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流行语的最初依据），做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就是具备了妇德。
班昭更注重妇女品行的修养，到了清末，以兰鼎元《女学》为代表的女教书中，“妇德”标准更加具体繁细，对妇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详细的规范：身为妻妇，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顺柔和，身为正妻，还要“去妒”，帮丈夫纳妾；身为母亲，要会“教子”，为继母要“慈爱前子”；与家庭成员相处，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
家境贫寒要能“安贫”，富贵还需“恭俭”。
还要“敬身”“重义”“守节”“复仇”……具备一系列美德。
妇言 礼教对妇女的言辞方面的规定，最初是出于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辩的女人会颠覆国家），《诗经?大雅》中骂周幽王后褒姒“妇有长舌，唯厉之阶”（长舌妇是亡国祸首）。
然而言语（说话）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
郑玄对“妇言”的解释是“辞令”，也就是善于应对，说话得体的意思。
班昭认为“妇言”不必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只要说话时考虑言辞是否恰当，不恶言伤人，不抢话、不多言，不使人讨厌就行了。
大家族最恨妇女之间言辞挑拨离间家庭成员不和，多嘴多舌、说话喋喋不休的妇女要受到惩罚，构成“七出”之一条。
蓝鼎元《女学》对“妇言”做了具体的正面引导，说“妇言不贵多，而贵当（恰当）”，各种场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辞，如勉励丈夫、教训孩子、委婉劝谏、明志守礼、表现贤智、免于灾祸……都需要运用恰当的言辞来达到预期目的。
所以，“妇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识修养。
妇容 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有特殊的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要丈夫对妻子“贤贤易色”，就是看中妻妇的品德代替重视美色；而对妇女容仪的要求是重质朴去修饰，而“冶容”近乎“诲淫”（刻意修饰打扮等于引诱男人性情之欲）。
郑玄对妇容的解释是“婉娩”，就是温顺柔和的神态表情。
班昭认为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也就是做到勤于洒扫，服饰整洁、按时沐浴、讲究卫生就符合妇容标准了。
蓝鼎元对妇容的要求侧重不同场合的实用性，“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又细分为“事亲”、“敬夫”之容要柔顺恭敬，有妊（怀孕）之容要端庄，居丧之容要悲哀有节，避乱之容要镇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时需义无返顾死烈殉节等等具体规 妇功 妇学四德中的“妇功”就是指妇女从事的劳动与工作。
性别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内事，所以“妇功”几千年的标准没有大变化——维持生活衣食之需的采桑养蚕、纺绩织作，务中馈、备酒浆；还要奉养公婆、丈夫，生养孩子，招待宾客；另有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
班昭认为，“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但是从家庭需要出发，巧媳妇历来受到赞誉，“懒”和“笨”的妇女是受谴责和嘲弄的对象。
蓝鼎元还分出先后顺序和目的，说“妇功，先蚕织，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事实上，妇女承担的妇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代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为之饥，一妇不织天下为之寒”的成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妇女昼作夜集，每月相当于45个劳动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从四德”小结 对“三从四德”，首先应该看到，这些对妇女的要求规范是特定时代、出于某种需要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变化。
在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才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
而“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妇女既顺从又能干。
“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
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
但也应该看到，“三从四德”在儒家整体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着矛盾，如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妻子也“与夫齐等”。
特别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文明礼貌修养，“言”、“功”重在才能和创造性的培养，“容”适当注重修饰而不刻意化装美容等），也颇有借鉴之处。
编辑本段概述 “七出”一词起于汉代，至今可见的最早文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本命》，称为“七去”、“七弃”。
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此指公婆），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并解释不顺父母因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后，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口多言为其离亲，窃盗为其反义。
然而，出妻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妇女出嫁和被休同时称“归”，被休也叫“大归”，被出的妇女叫“弃妇”。
汉代提出“七出”与“五不娶”（乱伦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的女儿和没有母亲的长女）有关。
这样就把住婚姻的两道关口。
唐代将“七出”规条入律，当出不出和随便弃妻都将受律法干预；并将七出顺序改变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清律改为：“无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恶疾、多言舌、盗窃”；而对犯淫僻的妇女没有“三不去”的权变。
“七出”次序的变化反映不同时代对妇女要求的标准不同。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
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
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
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
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
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
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
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
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
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
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
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
”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
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
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
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
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
“淫”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淫乱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淫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
（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
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淫为首”。
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淫即刻休弃）。
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
家族在对犯淫妇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
妇女犯淫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淫妇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
宫廷惩罚淫乱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淫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
至于小说、戏剧中如《水浒》对犯淫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
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
”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
”“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
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
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
（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
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
《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
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
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
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
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
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
”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
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
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
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
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
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
《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
”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
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
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
《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
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
“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
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
他认为犯淫、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
（《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为了维护家长尊严和转移养老责任给妇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缘纯正和人际和睦；（2）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续及其象征意义、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以“无子”、“恶疾”、“盗窃”等不近情理的条规出妻。
责怪、压制、惩罚妇女使其屈从牺牲，是“七出”之条对妇女构成压迫的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与“七出”相补充的还有“三不去”规定：“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大戴礼记·本命》）这是对“七出”的一种变通，对那些娘家无人、与夫守孝三年和与夫共历贫贱患难的妻子当出而给予“豁免”，但对于犯淫的妇女是不适用的。
古代离婚：“七出”由礼入法 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是周代建立起来的。
在西周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父权制家庭不是特别稳固的，如《周易》中有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
先秦还没有“七出”具体规条，妇女虽有犯七出规条者，不一定被休，然丈夫遗弃妻子也可以不受限制。
汉代儒者在阐发古礼时根据当时的需要规定了“七出”、“五不娶”、“三不去”的条文，只是在家庭（族）礼教范围内实行，到了唐代，“七出”、“三不去”进入法律范畴，《唐令》：“诸弃妻需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
皆夫手书弃之……虽犯七出有三不去。
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
”此外，唐律在解除婚姻方面还增加了“义绝”条款（见第24档案）。
法律又规定，妻子没有七出和义绝的情况而出妻的，要受到惩罚。
宋元明清以来的离婚律令，基本沿袭唐律。
供奉的路神是谁
初五，“路头神”是吴地所的一位财神。
俗以此日他的生日，祭晒，颇为壮观。
“路头”又称“五路神”。
据说元末有一何五路，为抵御外寇而死，人们因此祀他为神，名“五路神”。
但此“五路神”似乎与作为财神的“路头五路神”无涉。
或又以“五路神”实为“五圣神”，或曰“五通神”，在康熙年间汤斌毁禁上方山五通寺以后，民间不敢祀“五通神”，故改其名为“路头”而祀之。
一般以此“路头”为古五祀中的“行神”，所谓五路乃东西南北中也；财货无不凭路而行，故人们以行神为财神，谨加祭祀，冀求它引财入门，或出行获利。
古人外出行旅，祭祀路神以求平安，此为“祖道”之俗；吴俗接路头，祭祀的也是路神，而这路神变成财神，是因商业的发展，财货流通的加剧。
财货往来于陆水之间，人们直观地认为，路在冥冥之中主宰了财货。
俗以为接路头，越早越好，最早接到的才是真神，特别灵验，因此叫“抢路头”。
有的地方，真的在元日初四便“匆匆抢路头”了，且相沿成俗。
既然路神已不再是行旅的保护者，人们便不再在赴旅时祭祀它了。
至于人们在元月初五祭拜路头神，并以此日为其生日，乃五路神中之“五”与初五之“五”牵连之故。
北方于此日祭“五穷”也是一样。
在正月而非其他月，乃取新年新气象，图一年吉利，财源茂盛，东西南北中，财富五路并进。
接财神民间传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所以过了年初一，接下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接财神一一一在财神生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各家置办酒席，为财神贺辰。
关于财神，民间有诸多传说：说法一宋朝蔡京富有，民间传说他是富神降生，他恰生于正月初五，所以民间把他当作财神来祭把。
后蔡京被贬，民间另换财神，当时宋朝的国姓为赵，玄字为“岚”字的一个组成部分，便给财神起了一个赵玄坛的名字加以敬拜。
说法二“财神”何许人也
根据《封神榜》所载，财神姓赵名公明。
他原在峨眉山罗浮洞修道，因助纣攻打武王，死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并统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个部下。
他们的职责都与财有关。
道教供奉的财神，也是赵公明。
根据道教传说，赵公明本为终南山人，自秦时就隐居深山，精修至道，功成之后，玉皇大帝封他为正一玄坛元帅，简称赵玄坛。
旧时财神庙和各家各户所供的财神，其尊容颇凶，乌面浓须，怒睁圆眼，头戴铁冠，一手执钢鞭，一手捧元宝，身下还跨有黑虎，故又有“黑虎玄坛”之称。
传说这位赵公元帅职掌除瘟翦虐，驱病禳灾。
凡有冤抑难伸，他会主持公道；人们买卖求财，他可以使之获利。
他原先的职分并不是专职的财神，但能使人获利，别无他人可以代替，民间便把他看作财神了。
过去，财神还有文武之分，崇文尚武的不同人家各有所司。
崇文的人家供奉文财神，尚武的人家供奉武财神。
文武之道虽不同，却都各有财可发。
初五接财神，赵玄坛最受尊拜。
许多商店、住宅都供奉他的木版印刷神像：玄坛面似锅底，手执钢鞭，身骑黑虎，极其威武。
除了赵玄坛被尊为“正财神”外，民间还有“偏财神”五显财神、“文财神”财帛星君和“武财神”关圣帝君的说法。
“五显财神”信仰流行于江西德兴婪源一带。
兄弟五人封号首字皆为“显”，故称“五显财神”。
生前劫富济贫，死后仍惩恶扬善，保佑穷苦百姓。
北京安定门外有五显财神庙。
“文财神”财帛星君，也称“增福财神”，他的绘像经常与“福”、“禄”、“寿”三星和喜神列在一起，合起来为福、禄、寿、财、喜。
财帛星君脸白发长，手捧一个宝盆，“招财进宝”四字由此而来。
一般人家春节必悬挂此图于正厅，祈求财运、福运。
“武财神”关圣帝君即关羽关云长。
传说关云长管过兵马站，长于算数，发明日清薄，而且讲信用、重义气，故为商家所崇祀，一般商家以关公为他们的守护神，关公同时被视为招财进宝的财神爷。
7习俗正月初五俗称“破五”。
民俗一说破五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
按照旧的习惯要吃“水饺子”五日，北方叫“煮饽饽”。
如今有的人家只吃三、二天，有的隔一天一吃，然而没有不吃的。
从王公大宅到街巷小户都如是，就连待客也如此。
妇女们也不再忌门，开始互相走访拜年、道贺。
新嫁女子在这一天归宁。
一说破五这一天不宜做事，否则年内遇事破败。
破五习俗除了以上禁忌外，主要是送穷，迎财神，开市贸易。
祭财神南方人在正月初五祭财神。
民间传说，财神即五路神。
所谓五路，指东西南北中，意为出门五路，皆可得财。
清代顾禄《清嘉录》云：“正月初五日，为路头神诞辰。
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
”又说：“今之路头，是五祀中之行神。
所谓五路，当是东西南北中耳。
” 上海旧历年有抢路头的习俗。
正月初四子夜，备好祭牲、糕果、香烛等物，并鸣锣击鼓焚香礼拜，虔诚恭恭敬财神。
初五日俗传是财神诞辰，为争利市，故先于初四接之，名曰“抢路头”，又称“接财神”。
五祀即祭户神、灶神、土神、门神、行神，所谓“路头”，即五祀中之得神。
凡接财神须供羊头与鲤鱼，供羊头有“吉祥”之意，供鲤鱼是图“鱼”与“余”谐音，图个吉利。
人们深信只要能够得到财神显灵，便可发财致富。
因此，每到过年，人们都在正月初五零时零分，打开大门和窗户，燃香放爆竹，点烟花，向财神表示欢迎。
接过财神，大家还要吃路头酒，往往吃到天亮。
大家满怀发财的希望，但愿财神爷能把金银财宝带来家里，在新的一年里大发大富。
送穷正月初五“送穷”，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
这一天各家用纸造妇人，称为“扫晴娘”，“五穷妇”，“五穷娘”，身背纸袋，将屋内秽土扫到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
这一习俗又称为“送穷土”，“送穷媳妇出门”。
陕西韩城一带，破五这一天忌出门，而且要将鲜肉放在锅中炙烤，还要爆炒麻豆，令其崩裂发声，认为这样可以崩除穷气，求得财运。
此外旧时除夕或正月初五要吃得特别饱，俗称“填穷坑”。
民间广泛流行的送穷习俗，反映了我国人民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的传统心理。
开市正月初五，各商店开市，一大早就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迎接财神。
清人顾铁卿《清嘉录》中引了一首蔡云的竹枝词，描绘了苏州人初五迎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
抱路头亦即迎财神。
信奉关帝圣君的商家，在正月初五要为关公供上牲醴，鸣放爆竹，烧金纸膜拜，求关圣帝君保佑一年财运亨通。
旧俗春节期间大小店铺从大年初一起关门，而在正月初五开市。
俗以正月初五为财神圣日，认为选择这一天开市必将招财进宝。
8话路神正本清源话路神——正月初五是“何路神”生日 陈天趣春节俗称“过年”，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也是最典型的一个古老的传统民俗节日。
节日喜庆气氛浓烈，前后要持续一个月。
整个春节从阴历十二月二十三送灶神开始，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结束，前前后后会出现多个高潮。
然而，苏州地区鞭炮放得最多的并不是大年夜，而是正月初五。
从初四夜里到初五凌晨，整夜的炮仗年年要胜过大年夜，鞭炮声一家比一家放得响。
误将路神当财神正月初五一大早人们都抢先打开大门，敲锣打鼓，燃放鞭炮。
信奉赵公明的，求赵公明保佑；信奉关帝的，求关帝保佑。
但谁也搞不清到底是何路财神生日，整夜的烟花爆竹“砰砰啪啪”，闹了一阵，真正有几人能晓得正月初五接的是哪一个路神
有人说是接财神的……可财神有好多，有正财神和邪财神；有武财神和文财神。
武财神还有赵公明、关公；文财神还有范蠡、比干等等。
总不会那么多的财神都是在同一天出生吧
那么到底是何路神生日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这出与 “财”、“富”有关的民俗闹剧，一般人不知从何年开始,反正大家稀里糊涂，热热闹闹。
关于财神，笔者查了相关史料，文武财神中赵公明生日是阴历七月廿二；关公的生日是阴历五月十三；招财童子的生日是阴历正月二十；财主娘娘的生日是阴历五月廿三。
是范蠡
还是利市仙官、招财童子、刘海蟾
还是金元六（七）总管
还是邪财神四面佛、金星财帛星君
都不是。
那么，正月初五是何路财神生日
答案是——路神生日。
妙处就在这里
因路神姓何，故称何路神。
关于路神，民间的说法有很多版本。
吴地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侵扰吴地，民间纷纷组织义军抗敌。
其中何五路最为勇敢，是抗倭英雄。
他带领义军，奋勇抗敌，最后为保卫家园而英勇战死。
人们为纪念这位英雄，就立像供祀，但因何五路系普通百姓，没有功名，按照封建社会的规定，百姓是不能放在正厅里的，故放不进正庙。
再说财神有文财神，武财神，何五路是没有官衔的草民，因此就不能进财神殿，只能偏居一隅，在大门旁边设立路头堂祭祀，所以被称为偏财神。
偏财神当然非正财神，就好似警察与协警。
然而，百姓包括商家不这么想，认为：文人信奉文财神，武人信奉武财神，我们这些皆非文非武的，供奉这位偏财神反而是正道。
后来一些文武官员见大多数人皆信奉路神，也跟着信奉起来。
吴地的风俗演变正月初五从五更开始，人们就敲锣放爆仗接路头，以争先得到利市。
所谓“利市”包含三重含义：一是指做买卖时得到的利润；二是指吉利和运气；三是指喜庆或节日的喜钱如压岁钱等。
所以后来越提越早，担心迟了“路神”被别人接去。
再后来人们干脆在正月初四晚上就把路头接来供起。
有人写诗描述这一景象：“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
”到了近代，一到新年，老百姓，尤其是商人，还把利市仙官图贴到门上，并配以招财童子，对联曰：“招财童子至”，“利市仙官来”，隐喻财源广进、吉祥如意。
路神接到，路通，路通当然招财童子、利市仙官也就都来哉。
怪不得许多人将正月初五误认为是财神生日。
在民间所供财神中，不管是赵公元帅，还是赐福天官，身边总要配以利市仙官，因此有人猜测利市仙官就是五路神。
故正月初五时，把利市仙官图贴在店堂或门上。
有关利市仙官的来历，在《封神演义》中有记载：利市仙官本名姚少司，是大财神赵公明的徒弟，后被姜子牙封为迎祥纳福之神。
人们在路神生日时信奉他，是因为路通财也通，财通当然利市仙官到；同时人们希望得利市财神保佑生活幸福美满，万事如意。
故不能张冠李戴的将利市仙官误认为是五路神，而初五那天把招财童子图贴到墙上、门上也是这个道理。
另外还有“文财神”财帛星君，恰好是五个神，故许多人将财帛星君误认为五路神。
财帛星君脸白发长，手捧一个宝盆，招财进宝四字由此而来。
一般人家初五那天必悬挂此图于正厅，路神那里一通，当然要祈求“增福财神”了。
偏财神中还有一位“五显财神”。
五显财神信仰流行于江西德兴婪源一带，因兄弟五人封号首字皆为“显”，故称“五显财神”。
他们生前劫富济贫，死后仍惩恶扬善，保佑穷苦百姓。
如今北京安定门外仍有五显财神庙，但人们将五显财神误认为是五路神也是一个错误。
甚至许多人还误认为正月初五的五路神是赵公明、关公等五位财神的统称，就更是毫无根据了。
其实在吴地，特别是在农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大都知道正月初五是路头菩萨生日。
家家户户都想将路头菩萨接到家中，为他祝寿，好好地对他孝敬一番；如果能由此而巴结上路神，路一通，什么都通了，那这一年就一定会财源滚滚。
外地人见吴地人风调雨顺日子好过，便都来问苏州人：“接的是何路财神”
苏州人皆回答：“接的是何路财神
”一字不差，仅仅是语气问题。
因吴侬软语，苏州话比较柔软，外乡人听上去难解。
但外乡人知道苏州人不说谎话，苏州人皆如此回答必有其道理，故根据字面分析认为是财神生日。
难怪大多数人张冠李戴，吃的是路头酒，接的却是财神爷。
路神的作为和功绩被漠视，而人们谢的敬的却是财神爷。
其实这里面包含着苏州人这种既怕露富，又怕路头菩萨给外乡人抢走的心态。
这样既不说谎语，又非常体面的作了回答。
这种特色还表现在苏州人接路神时从来不贴路神像。
贴了不就等于都告诉大家了吗
因此，供路头菩萨时苏州人挂的是各式的财神像，这样一来意喻着路通财也通，二来也是为了让大家搞不清，怕路头菩萨给别人抢走。
不然就不叫“抢路头”了。
根据吴地风俗，初五那天早晨，苏州人皆吃路头糕和路头面。
路头糕是荠菜炒年糕，隐喻年年高兴；路头面当然是面条，中国人习俗，生日吃长寿面，意喻祝路神长寿。
苏州人对路头酒特别重视，特别是商人格外信仰路头，希望一年生意顺畅，财路通亨。
这一天，老板要请全体伙计吃路头酒。
在筵席上斟酒也务必要斟满，取财气满满的意思。
如果店里要解雇伙计，老板就在吃“路头”酒时给予暗示，暗示的方法殊为别致，就是老板向伙计夹菜时，如把鸡头夹给谁，那个伙计就心中有数老板要辞退他了，吃过酒后，就主动提出辞职，老板也心照不宣，同意他离职。
这风俗苏州人叫做“吃鸡头”。
“路头”，顾名思义就是路的“头”，也就是行神。
“何”拆字“人可”也，顾名思义“人可五路”，所谓“五路”，是指东、南、西、北、中五条路。
经商的人常年累月在外，南来北往，如果路途不畅，在异地不认识人，即使很会经商，商业活动也无法正常进行，一会儿这个衙门寻你，一会儿那个衙门找你，这叫路不通。
就是开个小店，无路者，官邸衙门、工商税官、黑白二道皆找你麻烦，如果你不找路，通路，那就走投无路了。
如敬了财神，不敬路神，这就是虽有财气但没财路，财仍旧得不到，这叫财路不通。
有的甚至财到身边无法享受，或到了手里的财，也会失掉，就是虽有财路但没福路，这叫福路不通。
想做官，官做不上，这叫官路不通。
身体欠佳，甚至命短，这叫寿路不通。
看来这个路神在民间吉祥文化和信仰中实在非常重要。
苏州有一句歇后语：“路头菩萨——得罪不起!”苏州人一直将“路头”视为非常重要的神。
苏州人还有一句歇后语：“谁得罪了路头菩萨，谁就走投无路穷一世，”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从前苏州人接路头菩萨，供台上列密枣、桂元等干果，面前陈酒盅五只，筷子五双，以敬东南西北中。
素供有“五干”（南北货）、“五湿”（豆制品），中间放三牲（生猪头、鲤鱼、雄鸡），外加四碗四碟小菜，另备一只水盆准备放鲤鱼，鲤鱼必选其极活泼者。
“鲤鱼”谐音“利余”，称为“元宝鱼”。
鲤鱼用红线缚住鱼鳍，祭时有人从外走街串巷送上门来，叫做“送元宝”，祭后放生。
祭品有不用猪头而改用羊头的，“羊”和吴语中“银洋钿”的“洋”谐音。
商店凡秤、斗、缸、瓮等各种用具皆贴上有“日进斗金”、“黄金万两”等连体字的红斗方，招牌上结彩、贴红纸、插金花，有的供桌上放算盘帐本，挂金银纸元宝，放上一封铜钱或银元，点一对红烛，焚檀香，门口挂两盏红灯笼，燃放炮仗，向路头菩萨膜拜。
有的供桌上还放一把刀，刀上洒一些盐，吴语谐音为“现到手”，意喻钱“现到手”。
传说何五路上任到天庭报到，玉皇大帝根据“何五路”其名奉其为路神，掌管天下东、南、西、北、中五条路。
当时众神皆笑道：“天下之路还用管吗
天下之人，无路不创、不开、不走，谁听你
”这时观音菩萨来到说：“人有心，有心者，心中有路（何五路）才有路，心中没路（何五路），走投无路。
”每时每刻有多少人因心中无路要上吊、投河……福路、禄路、寿路、喜路、财路，连着福缘、禄缘、寿缘、喜缘、财缘，不通行吗
从此，何五路掌管起天下东、南、西、北、中五条路。
所谓五路，当时东西南北中耳。
”五祀即祭户神、灶神、土神、门神、行神。
所谓路头，即五祀中之行神。
其实路神也就是行神，吴地所祀的五祀中之行神。
清李玉《人兽关·园中掘藏》：“[丑寻介]路头菩萨，那里去了
”亦简称“路头”。
《何典》第三回：“明日还要把小炒肉烧烧路头。
”早前为了过往行人商客中途间歇，建起了最早的“行神”庙（也称路头菩萨庙）。
在那里行人敬神许愿，祈求平安。
由此看来路神的来历要比财神早的多。
清人姚富君说：“五路神俗称财神，其实即五祀门行中之神，出门五路皆得财也。
”意为出门有五路神保佑可以得好运，发大财。
所以古书上说：“五路神，俗称为财神，其实即……行神，出门五路皆得财也。
” (《铸鼎余闻》卷四)，这倒似乎有点道理。
我们都知道，“若要富，先筑路”，如果无畅达的交通，或者路虽好而到处设卡建障，雁过拔毛，或者治安不佳，路途危险，商旅难行，那么商品流通也就成了问题，经济就无法搞活，富裕也只能是梦想。
苏州自古以来商业发达，商品流通十分频繁，也许这就是苏州人对此路神大有感应的道理。
“路头菩萨——得罪不起!”，他不但掌管着人们“财运”，还掌管着人们“官运、鸿运、命运”等生死大运的重大职责。
故苏州人干脆将路神当作“幸运神”、“吉祥神”、“保护神”来看待了。
路神、财神，一个都不能少流传民间最有影响力的财神应该是赵公明，据说早在殷商时代已修道成仙。
姜子牙辅佐周武王伐纣，他跑下终南山管闲事，站在商纣一边对抗义师，不幸阵亡，一道游魂被敕封为专管迎福纳祥的真神，麾下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员小神供其使唤调遣。
沾光于这套招财进宝的班底，赵公元帅便成了盼望发财者崇仰祀奉的对象。
因其性懒而散淡，并且正月初五又不是他生日，故那天他不一定去往哪里。
虽然有人打听到这位尊神生日是农历七月廿二日，但他们在轧初五“接路头”闹猛的同时，不忘悄悄备办盛祭，指望他从后门溜进来享用。
从前，常能看到一些商家食肆在铺面店堂里置有或大或小的“财神龛”，平日香烛高低明灭，忽于此日悄悄地摆上了四菜一汤，路通财也通了，路神到了财神也来了，接好路神，也不忘届时再接一下财神。
但据说，财神爷是有钱人家供奉的，没钱的人供奉是不会显灵的。
民间流传有“财神菩萨休妻”的故事：从前，财神庙财神赵公明身边总有一位端庄美丽的财神娘娘陪伴。
后来这位善良的女菩萨突然不知去向，原来她被财神爷给休掉了。
财神爷为什么要休妻呢
这要从一个乞丐说起。
有个讨饭的叫化子穷得无路可走，讨饭路过一座古庙。
进庙后，他什么菩萨都不拜，单摸到财神爷像前，倒头便拜，口里祈求财神爷赐财。
赵公元帅见是一个叫化子，心想连香烛都舍不得点，还来求财
天下那么多穷叫化子，我能接济得过来吗
可乞丐心中想的正相反，他认为财神总会救济穷人的，富人不愁吃穿，求财何用
便不住地拜。
这时，财神娘娘动了恻隐之心，想推醒打瞌睡的财神夫君，劝他发善心给这叫化子一点施舍。
可财神爷不理睬，打了两个哈欠又闭上了眼睛。
虽然是财神娘娘，可财权在夫君手上，夫君不点头，怎么好将钱赐给叫化子呢
娘娘无奈只得取下自己的耳环，扔给了叫化子。
乞丐突然感到神龛上掷下一物，一见是一副金耳环，知道是财神所赐，急忙磕头，连呼“叩谢财神菩萨”。
财神爷睁眼一看，发觉娘娘竟将自己当年送她的定情物送给了穷叫化子，气得大发雷霆，将财神娘娘赶下了佛龛。
自此以后，数百年来就再也没有一个穷人是拜了财神而发财的。
想发财的人有那么多，可人们皆吃不透是哪位财神的生日。
于是便有人主动出头，平衡供需矛盾，由此导致出一幅新的风俗画——“送财神”，每逢初五，贫民乞丐三五结伙，戴起面具，扮成各种财神班底，号称“送财神”，也叫“跳财神”。
主人例须当场送上钱币酬谢，否则便在你家门口或店铺前闹个不停，徒惹围观者哂笑，倒不如破费一点，快把这班“活财神”送走完事。
穷光蛋扮活财神，抢财神变送财神，这出充满讽刺意味的街头闹剧，倒也稀里糊涂的为现代迎财神风俗增添了不少格外的情趣。
除了结伙跳的“送财神”外，取而代之的还有单独行动的“跳财神”——不声不响走到门前，拿张背面有不干胶的红纸财神像往门板上一贴，便随即伸手讨钱，正见得时进俗易、推陈出新。
几百年来，请路神的风俗从未停止，路神保佑着吴地百姓顺利、通亨、富裕、平安。
沿传至今的吴地“接路神”风俗在不断的传播中演变发展着，传遍了神州大地，但均误演变发展为接财神的风俗，有趣的是，就是路神的原生态发源地吴地，倒反过来效仿起外地不接路神接财神的风俗了。
这样一来，笔者怕假如真的路神来了，暂不说文武财神没有接到，反而“路神”也跑了。
有趣的是听说韩国竟然有人一直在效仿吃路头面“抢路头”的风俗。
据说现今在无锡，除了正月初五的正式请路头以外，发展至后来只要家里有事，都会请路头。
吵架道歉、大病初愈、意外发财、离乱团圆要请路头，乃至傻瓜做聪明事、笨蛋考出好成绩都要请路头。
虽然大多数人张冠李戴，吃的是路头酒，接的却是财神爷，路神的作为和功绩被漠视，而人们谢的敬的却是财神爷，但路头菩萨不会计较因为没有财神的封号而未得到人们名正言顺的对待。
虽然人们一味的为了求财、求富而盲目的在他的生日之际只迎财神, 但他承担着帮助人们通往福、禄、寿、财、喜各道各路的职责，永远不会放弃对人们的赐福。
这种追求信奉路神、财神的吉祥文化，千万不要用迷信二字来概念。
失去了这些，也就失去了中国民俗真味。
而笔者今日调查考证、正本清源话路神，目的正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原生态的“何五路”，为传扬吉祥文化添一趣闻。
帮忙想些关于中秋节的问题不要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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