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敬老院的主持词~~~~~~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因为您们的劳动，才创造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和幸福生活；您们经过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坎坷，如今你们不用再辛勤劳作，可以安享晚年。
希望我们能给您们的晚年带来一些快乐，希望全社会都关注老年人的幸福。
——我的意见：主持人不要长篇大套，以免老人们不耐烦。
最好简练些。
话题要轻松活泼。
比如开始上来问候一声：爷爷奶奶们，你们好
然后带领大家一起活动一下四肢，作简单手足操。
热热身，提提神。
或者合唱一首老歌。
这样大家都活跃起来投入其中。
再开始节目。
中间也要穿插能让老人们参与的环节，比如提问，比如有没有可以推举出来的人表演一个小节目。
活动过程中观察老人们的反映，是否感兴趣，是否走神，然后及时活跃气氛。
祝你们成功。
捐赠仪式的感谢词
甲：尊敬的院内领导乙：亲爱的爷爷奶奶们合：大家中午好
甲：在这充满希望的三月，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道德风尚乙：今天，我们代表学院来到敬老院甲：因为你们的辛勤劳作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因为有你们的精神传承才换来如今的和谐社会。
乙：吃水不忘挖井人，青允许我们尽微薄之力，陪您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吧
甲：四川三河职业学院走进敬老院“携手爱心，温暖老人”文艺表演合：现在开始!甲：下面请爷爷奶奶们欣赏我们精心准备的第一个节目----以上回答你满意么
中关村指的是哪里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当代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事迹
1.丁晓兵 颁奖词：一条臂膀，也能撑起血染的军旗，他是真的勇士。
事迹：丁晓兵，男，1965年9月出生，现任武警某部团政治委员。
丁晓兵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失去右臂，战后，他拒绝了许多单位提供的要职和优厚待遇，选择留在了部队。
武警8722部队政治委员，入伍20多年，曾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2次，武警部队“拥政爱民先进个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标兵，被国家人事部和中国残联授予“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号。
他曾经感动中国。
在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身为侦察大队“第一捕俘手”的丁晓兵，在敌人阵地生擒一俘虏回撤途中，为掩护战友和俘虏，抓起敌人投来的手雷向外扔的刹那间，手雷突然爆炸，右臂被炸得只存一点皮肉。
为了把任务完成到底，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匕首割下残臂，扛着俘虏，冒着炮火翻山越岭4个多小时才与接应分队碰上头。
而就在此时，他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含泪为他化妆，紧紧抱着迟迟不忍就此让他而去。
路过的前线医疗分队被这个场面深深感动，切开腿部动脉血管强行压进2600CC血浆。
死神就这样与这位独臂英雄擦肩而过。
以“中国兵”为题宣扬他的英雄事迹强烈地震撼着“中国心”。
他因此荣立一等功，荣获为他特设的第101枚“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
他是独臂英雄，更是一位常人；他是一名党员干部，更是一名党的形象代言人。
2003年，部队在淮河流域抗洪抢险，丁晓兵一只胳膊不能挖土，就扛包运土；不能打桩，就潜到水里垒围堰。
其身如令，其势似锋，18天时间，他就是这样在抗洪一线表现他的人格官品。
二十多年来，他把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对部队的责任，全部倾注于他军人生涯中的每一个细节，付诸于部队生活中的每一个举动。
284面奖牌证书见证了他以残缺之躯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不平凡历程。
二十多年来，丁晓兵先后任连指导员、干事、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
虽然失去了右臂，但经过刻苦训练，他的射击、单杠、越野等军事训练成绩均在良好以上，打背包的速度全连第一。
2003年，部队在淮河流域抗洪抢险，丁晓兵一只胳膊不能挖土，就扛包运土；不能打桩，就潜到水里垒围堰。
此外，他结合工作实践创造的鲜活经验，有105条被上级肯定和推广，在部队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7月，他作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200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授予丁晓兵同志“保持英雄本色的忠诚卫士”荣誉称号。
2.林秀贞 颁奖词：善良在村庄流淌，她用30年的热心，去温暖世道。
事迹：林秀贞，女，1946年出生，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王常乡南臣赞村农民，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秀贞同志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好家庭”、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感动河北十大人物”、衡水市优秀共产党员、衡水市“双十佳”文明市民标兵、衡水市十星级文明家庭“标兵户”等荣誉称号。
? 三十年如一日，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农妇林秀贞克服了各种困难，像女儿一样赡养了6位孤寡老人。
她给智障老人喂饭；给大小便失禁的老人换洗尿布；为去世的老人送终……被她赡养悉心照料的孤寡老人，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享年都超过了八十岁。
林秀贞在当地带头创办个体企业，她先后向8位残疾人传授了玻璃钢和橡胶生产技术，并在自己的企业为他们安排就业岗位，还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林秀贞热心乡村教育事业，先后出资4万多元帮助乡村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
还资助本村和邻村14名贫困家庭子女步入大中专院校，救治并收养了一名出生仅40天的患病弃婴。
她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为村里修路、打机井、文化娱乐队伍建设等公益事业捐资出力。
王常乡党委书记陈国强评价说：“林秀贞聪明能干，性格刚强，诚实守信，她要是光顾自己，早就发大财了。
3.王百姓 颁奖词：王百姓时时命悬一线，老百姓才能天天平安。
事迹：王百姓，1951年出生，现任河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调研员，三级警监，高级工程师。
1985年从部队转业到河南省公安厅工作以来，始终战斗在排爆治爆工作的第一线，多次临危受命，冒着生命危险，亲手排除战争时期遗留的各类炸弹1.5万多枚；从事排爆工作35年来，先后“摆平”各类炸弹1、5万多枚，排除爆破装置和哑炮1100多个，处置大小爆炸现场无数，是公安系统唯一没有伤残、排爆没出过一次差错的全国劳模。
他创立的有关爆破理论和爆破方法填补了国内空白，为侦破案件及处理事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他参与的“爆破治黄”等重点工程业务指导工作，有力地服务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001年，王百姓奉公安部之命，赶赴内蒙古，对该地7000余枚炮弹排除销毁。
这些炮弹分别埋在居民区，如有一颗发生爆炸，将会全部引爆。
他与当地公安机关研究了排除方案，疏散了群众，向参战人员讲述作业方法，并与他们一起排弹。
每遇危险的场所他都亲自作业，顺利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2001年，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爆炸案，死108人，伤54人。
王百姓接到公安部通知后火速赶赴现场，经过紧张勘察和分析，确定了案件的性质，划定了正确的侦查范围，为案件的顺利侦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7天后，凶手在广西落入法网。
2004年大年初二，郑州火车站售票处发生爆炸。
王百姓放弃春节休假，全力投入到案件的侦破工作中，为破案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两天后，该案件便胜利侦破。
作为全国公安爆破专家，他先后参与了陕西榆林市爆炸案、山西繁峙县金矿爆炸案等全国各地数十起爆炸事件的侦破指导工作。
他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二十年如一日，穿越在生死线上。
2006年6月6日，他作为全国公安系统唯一的爆破专家参加了三峡围堰“天下第一爆”的专业指导工作。
他作为一名中国爆破专家，参加中美防爆技术访问团，代表中方在美国提出了“猛炸药爆炸瞬间不能引燃汽油等易燃品”的论断，使世界同行对中国防爆界刮目相看。
多年来，王百姓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上级公安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多次立功受奖，两次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好卫士”称号，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
他感到对得起的是工作，感到内疚的是对妻子儿女、对父母欠下的许多情、许多债。
女儿曾这样说：“有时候真希望我爸病两天，只有这样，我才感觉他是家中的一员。
”而最让他感到愧疚的是，由于他经常紧急奉命出差，全家人只要一看到电视里报道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或即将进行重大爆破工程，就要给他打电话。
有时，他怕家人担心，都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
他最为珍视的，是一直随身携带的那张全家福，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理解那张普通照片对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王百姓常说：“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战士，但也要承担起国家昌盛和社会治安稳定的义务和责任。
” 王百姓创立的有关爆破理论和爆破方法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国际交流中，王百姓以其独到见解令世界同行对中国防爆界刮目相看。
2006年6月6日，他作为中国的爆破专家，在美国提出了“猛炸药\\\\爆炸瞬间不能引燃汽油等易燃品”的论断，使世界同行对中国防爆界刮目相看。
4.黄舸 颁奖词：生命的倒记时，滴答、滴答扯动人们的心弦，人生路上，他是阳光少年 。
事迹：小黄舸虽已18岁却看上去像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以羸弱之驱一直与病魔作斗争8年之久，并与父亲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环游全国。
黄舸7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据医学专家介绍，同类患者最长生命记录仅为18岁。
黄舸的生命也许就要走到尽头，但是为了能当面对帮助过他的人说声谢谢，2003年，15岁黄舸不顾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和父亲踏上了“感恩之旅”，开始在全国寻访素未谋面的恩人。
没有钱，父亲就用一辆三轮摩托车载着黄舸。
疾病早已剥夺了黄舸站和坐的能力，所以父亲每天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上座椅，再用绳子仔细地“固定”，才能保证他不会滑落下来。
3 感动中国2006颁奖词及人物事迹 如今，父子俩已经走过了82个城市，行程13000多公里，向30多位当年给他们寄过钱的恩人当面道了谢。
黄舸说：“坐着父亲开的三轮车，到好心人的家门口亲自说声谢谢，送上一束鲜花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个心愿一直支持着他走到今天。
如果有一天离开人世，黄舸希望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
5.华益慰 颁奖词：一辈子作一件事：就是对得起病人。
爱人，知人，医乃仁术。
事迹：华益慰，著名医学专家、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常务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专长为普通外科：胃肠道、乳腺、甲状腺疾病的外科诊断治疗。
华益慰同志从医56年来，始终忠诚实践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自觉恪守人民军医的行为准则，以高超的医术救治了众多患者，以高尚的医德温暖了千万人的心，书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壮丽篇章，为医生这个神圣职业树起了一座道德丰碑，为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增添了光彩。
他不愧是共产党员的优秀楷模，不愧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胡主席充分肯定了华益慰同志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精辟概括了华益慰同志先进思想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要求全国全军卫生战线深入开展向华益慰同志学习的活动。
全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自觉以华益慰同志为榜样，为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年8月12日，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外一科主任、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在北京去世，走完了自己平凡而高尚的一生，享年73岁。
老军医华益慰一生兢兢业业，被患者誉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
他做过数千例手术，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没有出现过一次医疗事故和差错。
退休后，华益慰不为地方医院的高薪聘请所动，被返聘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的专家组，仍像以前那样出门诊、查房、做手术。
手术有时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年事已高的华益慰常常是大汗淋漓，体力不支。
为此，他专门准备了一个高凳子，实在撑不住了，就坐在凳子上为病人做手术。
他在不遗余力地为病人解除痛苦，自己却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去年7月底，华益慰被查出患晚期胃癌。
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患有颈椎病、腰椎病和高血压。
病重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亲自看望、慰问了华益慰，对他的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共产党员的优秀楷模，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他在遗嘱中表示将遗体解剖，贡献给医疗事业，不留骨灰。
6.孔祥瑞 颁奖词：在轻视铁锤的时代，工人何为
他说：“全世界的门吊，我都能开
”。
事迹：孔祥瑞，男，52岁，天津港煤码头公司操作一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1972年，孔祥瑞初中毕业后到天津港码头当了工人。
他多次放弃了深造机会，始终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将工作岗位当成课堂，把生产实践作为教材，将设备故障当作课题，把身边怀有一技之长的工友视为老师，努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赢得了“蓝领专家”的美誉。
2001年，他主持创新“门机主令器星形操作法”，使门机每一次作业可节省时间15.8秒，当年创效1600万元；2003年，他主持的“门座式起重机中心集电器”技改项目，被授予国家级实用型发明专利……一名仅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工人，34年创造了150多项科技成果，为企业创造效益8400多万元。
孔祥瑞在为企业创出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他所在部门的机械设备使用管理跨入同行业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的水平
2015年感动梁山观后感作文
在我所认识的感动是帮助别人，更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救一位素不相识的人，但还有一种感动是出自于自己真正心声的感动。
今天，胡老师让我们看了这样一则公益广告：有一位长的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她面庞白净，深蓝色的眼睛就像一颗深蓝色的宝石，一张面似月圆的小脸，显得她更可爱迷人了，她拥有一头金色的头发给她增添了春天般的明媚。
但是她却用一把剪子把自己的长发剪成了短发，把剪下的头发送给了一位白血病儿童。
正是这位幼稚的小女孩，用她那幼稚的举动唤醒了我心中那颗感动的心。
是啊，感动也许是某一种发自内心的美丽。
使人落泪的感动，一定是出自于自己真正的心身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