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玑的人物生平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他只是提出了一些设想，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
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久，他就病重不能视事，并于1924年去世了。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和实施的。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下来。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尽管苏联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仍沿袭了斯大林创立的模式，即1936年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
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与斯大林分不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国家基本上照搬了斯大林创立的模式。
我国解放初期，在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情况下，主要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
1956年指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发端的。
但他仍坚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仍与斯大林创立的模式是一致的。
所以，对斯大林以及他创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不仅关系到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非对错的判断，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重大的政治问题。
正因为如何评价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关系到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马克思主义灵还是不灵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原则是非，所以，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以及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两次大规模的反斯大林浪潮斯大林去世以后，在苏联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内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反斯大林浪潮。
1956年，斯大林刚刚去世不久，赫鲁晓夫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这个报告，用的话来说，赫鲁晓夫从“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尺”。
过去，赫鲁晓夫曾经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 “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亲”，过了十多年时间，还是同一个赫鲁晓夫，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 “伊凡雷帝式的暴君”、 “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一切恶毒、污秽的语言都倾泻到斯大林的头上。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是众所周知的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诬蔑和攻击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波匈事件，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
一时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在戈尔巴乔夫的带领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大反斯大林的恶浪。
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内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与社会上的所谓“民主派”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把攻击斯大林作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
他们不仅把对斯大林个人的攻击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无中生有的彻头彻尾的造谣手段都使出来了，例如说斯大林是沙俄的特务之类，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继承了赫鲁晓夫衣钵、自命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宣布：“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失败。
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
”并由此提出应该“彻底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
戈尔巴乔夫之流要求“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划清界限”，进而把建立与“斯大林模式”相对立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即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与赫鲁晓夫相比较，戈尔巴乔夫终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斯大林的恶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其后果也更为严重。
正是在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口号下，苏联和东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迅速遭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犹如雪崩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被推翻。
对于国内外出现反斯大林的浪潮。
斯大林本人早就有所预见，他在1934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
”当反斯大林的浪潮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一阵把扔在斯大林坟头上的垃圾刮走的清新之风，开始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刮起，而且有越刮越大的趋势。
到了21世纪初，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果显现出来了：经济持续下滑、人民生活下降、政局动荡不安、社会治安恶化。
随着国力的衰落，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原来使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超级大国沦落为被西方瞧不起的二等，甚至三等国家，这是俄罗斯人民难以容忍的。
俄罗斯人民开始反思了。
正如资深政论家齐普科教授在《我们怎样认识斯大林》一文中指出的，“今天俄罗斯……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
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
”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做法，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广大人民的反对。
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指出：“从1987年至2000年13年来，俄罗斯历史科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历史科学的很多方面被破坏了，被颠倒了。
”许多人要求重新评价历史，恢复被颠倒的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相。
2002年什·姆·蒙恰耶夫和弗·姆·乌斯季诺夫在其撰写的《苏维埃国家史》中写道：“历经了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
”于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热潮。
形成这股热潮，并不是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连续出现的纪念日”多（有关的纪念日年年都有或者隔几年就有），也不是因为“人们的记忆往往是记住好的，忘记坏的”，“人们的习俗也往往是对逝者多说好话，少说坏话”（过去一、二十年间有的人恰恰是忘记“好的”、只记得“坏的”，对逝者没有“多说好话”，尽说“坏话”），而是因为严酷的历史事实教育了广大人民：不能忘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能听任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摆布。
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面貌，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呼声。
俄罗斯教育部决定按照1945年原样再版发行斯大林亲自修改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指定作为高等院校历史教学用书，同时封杀某些肆意歪曲苏联历史的书籍，就是一个典型表现。
然而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国际国内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评价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一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完全否定斯大林、 “斯大林模式”，甚至认为否定得越彻底越好。
遗憾的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后一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占上风。
在学术界， “斯大林”、“斯大林模式”成了一个贬义词，只要是斯大林说的话、做的事，都是错的，无须论证，也许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党对斯大林问题的基本观点谈到斯大林问题，我们不能不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斯大林问题的基本观点。
大家知道，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抛出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这一报告不仅震动了苏联人民，而且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队伍涣散，而帝国主义势力乘机兴风作浪，发动凶猛的进攻。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主持下，撰写了两篇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全面阐述了我们党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
顺便说一下，过了40年，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的形势下，我们党重申《一论》、《再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
《一论》、 《再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错误，指出：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
”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
的确，斯大林的错误给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社会主义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时，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绩和错误。
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相比，只属于第二位的地位。
明确指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一论》、 《再论》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同意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的账上，也不同意说都是斯大林个性粗暴造成的。
随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深入，1963年9月，我们党又写了一篇专门评论斯大林一生功过是非的文章：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坚持《一论》、 《再论》的基本观点，逐点批驳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
据参与撰写这篇文章的吴冷西回忆，在《二评》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而且文章开头的这样一段话是他亲自写的：“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
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
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定论。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646页）现在看来，不仅20世纪，而且进入21世纪，仍然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分歧更大了。
吴冷西对《二评》有一个中肯的评价： “《二评》真凭实据，把赫鲁晓夫驳得淋漓尽致，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650页）我们在讨论斯大林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这篇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亲自修改过的“政论佳作。
”《二评》在尖锐地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态度的同时，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基本评价。
《二评》在回顾列宁逝世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之后，得出结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确定并贯彻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基本上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巨大的援助。
这些功绩，不容抹杀。
斯大林作为一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家，在他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确实犯过一些错误。
《二评》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分析，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这些错误，既有社会历史根源，也有思想认识根源。
《二评》指出，“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
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
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
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重要的不是罗列这些错误，而是应该科学地分析其原因，从中吸取历史教训，引以为戒，以免重犯或者少犯错误。
《二评》对斯大林的一生作出了总的评价，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
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
因此，在正确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这是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一生功过得失得出的结论。
现在，《两论》发表已经50多年了，离开《二评》的发表也已经40多年了。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化，我们需要对斯大林的功过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但贯穿《两论》、 《二评》分析斯大林问题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基本结论，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仍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斯大林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分析斯大林问题的几个方法论原则我们认为，在分析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问题时，必须把握以下方法论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
”（《列宁全集》第1卷第181页）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而是对实际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正如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选集》第3卷第801页）我们评价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必须把握斯大林一生的言论和行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详细占有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决不能为了某种既定结论的需要，剪裁材料，甚至随意地捏造材料。
敌对势力攻击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经常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
这一点，在肃反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了。
为了煽动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随意夸大被镇压的人数，渲染恐怖气氛。
这种手法在政治动乱中屡见不鲜。
他们对肃反扩大化冤死的人数是一变再变，每变一次数目就激增一次。
从200多万到2000多万，再到4000多万，迄今为止最高数字出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书中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4500万到5000万人（有时又说有6000万人）。
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谎言捡了起来，叫做“五千万冤魂”。
这个码加得也太离谱了，因为在30年代初，苏联人口才1.6亿，怎么能杀了5000万人呢
究竟30年代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多少人
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以从苏联肃反遭到镇压的总人数中得到一点概念。
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判处25年以下劳改和监禁的2,369,220人，判处流放和驱逐出境的765,180人。
（《参考资料》，1992年1月27日）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应得，多少是错判的，该报告没有分析。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从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为3,853,90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827,995人。
（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班子里》，第5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想来，雅科夫列夫是不会有意缩小这一数字的。
我们并不否认苏联在肃反运动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应该总结他们的教训。
但是故意捏造材料来否定苏联的政治制度，这种手法是错误的，甚至是可耻的。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国内仍有一些学者不从实际出发，不仔细考证资料，随意引用一些资料，肆意夸大肃反遭到镇压的人数，渲染恐怖气氛，进而否定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这如果不是学术上的粗漏，那就是别有用心。
——全面分析，既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分清主流、支流。
为了正确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不能援引一些具体材料（更不用说捏造的材料了）就做出结论，而必须把握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事实。
列宁曾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事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
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
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
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有一个方法，即看他接任时国家是什么状况，而他离任时国家又是什么状况。
在斯大林接任苏共主要领导人时，苏联是一个极其落后的、遭受外国欺凌的国家，到他逝世时，苏联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令帝国主义畏惧的超级大国。
根据这一事实，就足以对斯大林及其“模式”做出基本评价。
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更不能带着偏见去观察，事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寻找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而对不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视而不见。
列宁曾经说过： “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列举点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要全面地考察，把反映事物本质的基础性综合材料作为判断的根据。
例如，经常有人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把它作为否定“斯大林模式”的依据。
其实，如果全面地考察苏联经济，应当说两句话：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存在很多问题。
简单地说“没有搞好”，并不符合实际。
1913年苏联疆域内的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且苏联是在其国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环境下取得这一成就的。
我们不否认苏联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诸如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粗放式经营，经济效益不高；产品花色品种少，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等等。
应该总结其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
但这些问题相对于经济成就来说，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不能抓住这些问题就得出苏联经济没有搞好这种结论。
如果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历史地分析，即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
这就是说，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
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
例如，有人谴责计划经济体制，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断言苏联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才垮台的。
然而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用不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定。
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
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
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
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于是改革提上了日程。
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
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
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
苏联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
这些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月革命的普遍道路，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
另一类制度是具体制度，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些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这一类制度是在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具体制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去；更多的情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却必须进行改革。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
苏联模式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它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只要搞社会主义，就应该坚持，抛弃了就不叫社会主义了；有关具体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则是有对有错，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对于具体的体制和机制，我们不能照搬，而应该把它作为借鉴，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做的。
顺便说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两者是一致的，都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都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搞的都是社会主义；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面上，由于两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不同，两者显然有很大区别，因而形成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层面上，“斯大林模式”的确存在很多弊病，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把“斯大林模式”视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
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结合苏联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
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
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
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人进行嘲笑、谴责乃至攻击，这是不足取的。
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
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的故事
①指书籍、书牍等：闭户读书记；数通书记相报谢。
②旧时指从事公文、书记工作的人。
也专指担任抄写工作的人员：他在当书记。
③政党各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委员会和基层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均设书记。
职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善于团结好委员会中一班人；抓好党风建设，督促、检查党的各项工作等。
书记和委员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重大问题由委员会通过表决决定。
实际上，在中国现行的政体中，各级党的委员会书记是所辖区域内的“一把手”，对辖区内的日常事务有最高决策权，对辖区内重大决策亦有相当的决定权，如省委书记是事实上的“封疆大吏”，而省长一般是副书记，为省内的“二把手” 。
“书记”一词的来历 《文集》第七卷中，收进了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中央“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同志。
”“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党史小知识，即我们党组织的负责人中，“总书记”、“书记”的称谓是外来词。
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据考证，书记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日文为“秘书”。
原来的意思是秘书的意思，指记录会议情况、作一些文秘方面事情的人，大致类似于现今法院“书记员”的工作。
这个词的意思在流行中发生了变化。
后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一般都称作书记、总书记。
工人阶级政党的负责人称为“书记”，最早源于马克思、恩格斯。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后更名为共产党），在工人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相传，此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商讨成立事宜时，恩格斯问马克思，这个组织负责人怎么称呼，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叫“书记”。
1864年9月，马克思应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大会，被选为领导机构临时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德国通讯书记。
这个时期，英、法、德国等已经实行了较为完善的政府公务员制度。
当时的制度，没有摆脱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影响，而“书记”一职，属于最低的事务级、办事级小勤务员。
马克思确定“书记”的本义，在他阐述的“巴黎公社原则”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1871年3月18日建立的巴黎公社，虽然仅存72天，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巴黎公社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废除国家公职人员的一切特权；实行普选制，组织广大人民管理社会，实行有利于人民的各种措施，对政府人员实行民主选举，公职人员不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实行撤换制，对不称职者随时撤换；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废除高薪制，政府人员不能享受高于一般人民的特权。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总结了包括这些内容在内的经验，即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
马克思说：巴黎“公社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十月革命前，俄国一些政党中设有“书记处”，大致属于政权机构。
而俄共(布)设立的书记处，负责处理党的日常事务。
1922年，俄共“十一大”新设立总书记职务，由斯大林担任，领导书记处工作。
列宁去逝后，斯大林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总书记一职从此成为苏共的最高职务。
中国共产党把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始于党的“一大”。
“一大”选举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二大”、“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与此同时，基层各级地方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也采用了书记这个称谓。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
这是中共中央设立总书记一职在党章中的最早规定。
“四大”和1927年“五大”选举的总书记是陈独秀
如何评价陈炯明
明是何人
今天知之者恐会大多。
一些自命为学者的提供的答案也往往远实。
1998年广州某大报先后发表过两篇谈张竟生的文章，都涉及陈炯明。
其中一篇说陈炯明“三妻四妾”，另一篇则说他是个“愚蠢横暴”的军闷。
其实，陈毕生只有一妻，私生活极其严谨，颇以“不二色”自豪；且秀才出身，曾在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毕业，能讲英语，略通法文，又好为诗文，多数公文均亲自执笔，不假手秘书。
论者所云云，恐怕只是从“军阀”这一概念出发，想当然地套上去的。
在中国近现代，陈炯明算得上一个叱吒风云的人物。
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担任过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
任内严禁烟赌，发展教育，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到广东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出钱资助中共在广东的机关报《广东群报》，设立由共产党员主持的广东宣讲员养成所，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工会组织；致信列宁祝贺俄国革命成功，并表示自己尽一切力量推行布尔什维主义；向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派代表到苏俄去，并同意在广州设立共产国际办事处，希望在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军队。
但另一方面，他主张保境安民，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民选制度下的地方自治，反对广东介人军阀内战；主张联省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与孙中山联合奉皖军阀，北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策略背道而驰，酿成政争。
孙中山命人刺杀陈炯明，未果，于1922年4月由桂林回师广东，企图一举灭陈。
陈宣布辞职，率军退居惠州。
驻广西的陈军叶举等部失去接济，亦回广州。
孙中山命叶举等部撤离广州，否则将以毒气弹消灭之，陈亦命叶勿与孙冲突，撤回东江；叶不听命，于6月16日举兵进攻孙的广州总统府。
孙退出广东后，陈回穗复任总司令。
半年后，孙策动滇、桂军由梧州东下，陈军缺饷已久，士无斗志，再退东江，先后与滇、桂军及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对抗，陈的政治取向亦从联共转为反共。
1925年，陈军覆灭，陈炯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
他在位时生活刻苦，廉洁自持，不蓄私财，故居港后经济窘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
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陈在支票上打叉退还。
1933年，陈在贫病中死于香港。
其后，致公党与中共合作，抗日反蒋，直至今日都是参政党之一。
陈炯明晚年虽与中共为敌，但共产党人20年代在讨伐、谴责陈的同时，并不否定其早年的贡献，也不讳言他实际支持过社会主义运动。
如蔡和森在《向导》第8期曾撰文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曾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
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
” 至于国民党的官方史书，从其党派利益出发，自然要把陈炯明说成是未出娘胎即已大奸大恶。
试看其骂陈的开山兼扛鼎之作《陈炯明叛国史》，第一章就是 “陈炯明来路不正”
无中生有地胡扯什么“以牛易马”。
该书一口气编造了陈炯明与北军往来的5件“密电”，但无不破绽百出，悖于常理。
对此书，公正的学者自有公正的评论：“控告、夸张，张冠李戴之处甚多，使该书降低到几乎不具史料价值的程度。
”“讥讽、谩骂、诋毁的文字，几乎是贯通全书。
这实在不像一本历史书籍，说它是一本服务于当时政治需要宣传资料，似更加合适。
”（吴伦霓霞、余炎光：《对评价陈炯明的一些重要史料的剖析》；《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就是这样一本书，以后成了国民党官方史学家“研究”陈炯明的圭臬。
加之蒋介石曾在永丰舰上呆了一些时日，为宣传蒋氏“得天下之正”， 也为了配合“反共”的需要（陈炯明前期与共产党有些联系，见上文），国民党官方史学家不但重印了《陈炯明叛国史》，还做了《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之类的文字来“发扬光大”。
本来，昔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诸公为蒋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伪造历史，指鹿为马原是题中应有之义，也算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外人无庸置喙。
不过，他们要把一党私定之“案”，冒充天下之公论，并大叫“不许翻案”企图一手遮天，却是 “难矣乎哉”的事情。
陈炯明的历史该怎么写，该怎么评价，自有学术规范可遵循，而不会屈从于一党一派的利益。
研究者若认真爬梳史料，严格遵从学术规范，多闻阙疑，无征不信，自能得出公允的结论，无所谓“翻”与不“翻”。
《陈炯明集》的出版，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全书共两册，88万字，采用图书、报纸、期刊及其他藏件等文献共88种，将已搜集到的陈炯明论著、文告、函电、演说、谈话、公牍、杂录等概行收入，不加改动删节；除加必要的注释外，未作任何评论。
编者在《后记》中说：“编辑本文集，旨在存真求实，提供研究资料，希望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的全貌，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和广东史的相关人物和事件进行更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鉴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多面性、多重性、矛盾性，并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如在资料整理上有所回避或曲加掩饰，都必然有失历史真实，易于产生错觉和误解；而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 求真理总是艰难的，编辑这本文集也毫不容易。
如陈炯明在漳州创办的《闽星》半月刊，今极为希见。
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收录了在该刊发表的陈炯明诗文12篇的目录，而《陈炯明集》则收录了13篇。
虽然仅仅多出一篇，但编者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却不难想见。
该书校勘下了很大功夫，与时下同类出版物比较，校勘质量应属上乘。
当然，标点、订错欠妥、注释不当及误植之处仍有。
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文体和用语与今日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一些今天已极少用的成语和其他语汇，如不够了解，即易出错。
此虽白壁微玷，但仍有注意之必要。
该书收集资料，已相当齐备，惟就笔者所见，以后如出续集或再版，尚有一些资料可供选录或参考。
首先，有部分文献该书已采用，但有关内容未全部录入。
如长沙《大公报》，是当时粤、港以外报道广东新闻最多的报纸之一。
仅1917年，就有引用陈炯明电文、谈话的报导多起，而该书采用该报资料极少，且限于1922年。
香港《华字日报》，该书采用甚多，但1924年12月1日所载陈炯明演说词，则未录入。
1922年6月18日《顺天时报》载陈炯明劝解诸将勿与孙中山冲突之言，亦未录入。
《有关陈炯明资料》中，《哭亡友陈君竞存》、《陈竟存为中国致公党首领》、《吴稚老与陈竟存之交谊》、《定威将军陈公竞存事略》诸篇，分别载有陈炯明与廖仲悄及日本人的谈话，陈所提倡的“中国社会主义”和制订的致公党“建国纲领”，陈挽孙中山联，陈制订的致公党“三建主义”等内容，对了解陈晚年思想颇为重要，以后可考虑补人。
其次，还有一些陈炯明的书信、言论散见于回忆录和其他著述中。
如《广州文史资料》第11辑所载冯秋雪《中华革命党澳门讨龙活动杂忆》，收录了陈炯明致陈卓平函全文，及陈炯明在与朱执信会商合作讨龙时的言论；《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所载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军队》及凛之《关于陈炯明的二三事》均记录了陈炯明劝止叶举发难函件的内容；《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记录了陈炯明对马林表示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建立民主政府和社会主义党，要求派代表到苏俄，同意在广州建立共产国际办事处，希望在苏俄军事顾问帮助下改组军队等言论；《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所载张云史《陈炯明谋再起及其他》记载陈炯明1930年致信冯玉祥的内容及自述拒写“悔过书”的原因；《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初稿》记录了陈炯明一生各个时期的言论，此稿大陆上虽不易寻得，但康白石《陈炯明传》转引了一部份。
上述资料虽较零碎，然颇重要。
此外，《陈炯明集》所收1912年1月8日致英、美总领事函，系由英文回译，《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录有中文原文，更为准确。
《陈炯明集》没有收录《陈炯明叛国史》所载陈炯明致陈光远的所谓“密电”，具见编者的卓识。
不过，集内所收1925年9月20陈炯明致熊克武函，与此“密电” 一样，都只是国民党方面的自说自话，来源可疑。
从现存资料分析，所谓“熊克武勾结陈炯明谋叛”，极可能只是蒋介石诛锄异己的惯用手法，故此函之真实性同样可疑。
在收录时加以必要的说明，较为慎重。
收集名人给我国贡献资料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
192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南开新剧团，1925年开始演戏。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读研究生，专攻戏剧。
1934年初女作《雷雨》问世，获空前成功，被认为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雷雨》之外，代表作还有《日出》（1936）、《原野》（1936）、《北京人》（1940）。
1940年还写了《蜕变》，1942年改编巴金的小说《家》为四幕话剧。
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作品有《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此外，还写有电影剧本《艳阳天》（1947）。
其剧作贴近社会现实，充满激情，艺术上贯通中西，创自己的话剧风格，把中国悲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有的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并在国外上演。
曹禺是中共优秀党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执行主席。
于1996年12月31日因病去世，终年86岁。
●陈廷敬，曾任康熙皇帝的日讲官，后累官至光禄大夫，成为一代名相。
深得康熙宠爱，曾主持编纂《康熙字典》、《明史》等巨著。
故居位于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为明清仿故宫式建筑。
●陈澧，晚清岭南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颇丰，在学术界久负盛名。
《东熟读书记》为其晚年作品，虽未完成，亦能代表他的学术见解，反映他的思想矛盾。
●陈树人，岭南派书画大家，曾任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邓肯•以沙多拉，19世纪第一跳舞艺术家，现代艺术舞的开创者，现代女子服装解放的先锋，复兴希腊美术精神运动的努力者，亦是一位有伟大人格和文学天才的艺术家。
著有《自传》一书。
●方成，不知何许人也。
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填表历来如此写法），但生于北京，说一口北京话。
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
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
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会。
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漫画家方成自传●丰子恺（1898——1975），现代散文家，画家。
长期致力于艺术教育事业，进行美术、文学创作。
散文集有《缘缘堂随笔》、《率真集》等。
●冯乃超，190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后受成仿吾约请，弃学会国，参加革命。
1928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冯乃超说服各文艺团体停止与鲁迅论争。
随后，3次拜访鲁迅。
1930年，左联成立，大会通过他起草的《理论纲领》。
他与夏衍、鲁迅、田汉等六位一起，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并担任党团书记。
当年，他邀茅盾入“左联”。
1949年，他又请老舍回国。
冯乃超还是我国象征派诗歌的拯救者。
1928年出版诗集《红纱灯》。
冯乃超生前为原北京图书馆顾问。
——辑自2001年10月16日《中国教育报》陈中原文《精神不死追思乃超》●傅雷（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
他翻译的法国名著很多，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
●埃•弗洛姆（1900——1980），是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自为的人》、《罪恶的社会》、《人心》、《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等。
舒尔兹在弗洛姆的《如何排遣你的烦恼——为了生活的爱》一书的前言中写到：（我经常去拜访弗洛姆）我总觉得来时和离开时判若两人：离开时头脑更清醒了，浑身充满了活力，不再畏惧那些压迫我们、使我们绝望的力量。
弗洛姆有这样一句话：大多数人在没有开始生活之前就已死去，这是个悲剧。
●高二适，书法家、诗人，江苏东台人，自号舒凫。
桑作楷是他的学生。
1997年第2期《随笔》有李廷华文《永远的高二适》。
●高烈特（1873——1954），法国著名女作家。
早年创作《克劳婷在学校》，1903年创作《克劳婷出走》。
一战后，写了两本最有影响的小说《吾爱》和《吾爱结束》，描写了一个50岁的女子与年轻小伙子私通的悲剧，刻画出灵与肉的矛盾。
高烈特晚年写成了一部最成功的小说《姬姬》，后改编为电影《金粉世家》。
●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生于时代书香和官宦的家庭。
由于家学渊源，加上聪明好学，他20岁时已是一名诗人和学者了。
1829年中进士，但一直都作小官，很不得志。
1839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南归。
其后在丹阳和杭州的书院里讲学。
1841年9月26日逝世于丹阳的云阳书院。
●光未然，即张光年，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曾为《人民文学》主编。
●海明威（1899——1961），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
他从小热爱运动，18岁起进入报界，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出身入死以致伤痕遍体。
1954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61年，因不堪老年病痛的折磨，他开枪自杀，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海明威的文风一向以简洁明快著称，俗称“电报式”。
他擅长用极精炼的语言塑造人物。
●胡小石，书法家。
●纪伯伦，纪伯伦的作品1923年被茅盾译介过五篇散文和散文诗，1931年，冰心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散文诗集《先知》。
但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他的作品又很少再介绍到中国来。
纪伯伦的散文诗具有独特的东方韵味和情感色彩，散发着醉人的艺术馨香，是东方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属20世纪文学精品之列。
●季羡林，我国当代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教育家、散文作家、翻译家，被尊为东方文化泰斗。
1911年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村，清华大学毕业后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1946年秋回国，受聘北大东语系教授至今。
这期间，他兼任多种领导职务，但仍致力于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致力于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同时写了大量的散文，出版了见解独到的学术著作，翻译了为数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在国内外具有很高威望的学者。
他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还能阅读俄文、法文专业书刊，曾翻译过梵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有《季羡林文集》24卷。
●吉洪诺夫，著名诗人，1952年作为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国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签约一周年纪念。
●贾平凹，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
娘呼“平娃”，理想于顺利；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
一字之改，音同形异，两代人心境可见也。
生于1953年2月21日，孕胎期娘并未梦星入怀，生产时亦没有祥云罩屋。
幼年外祖母从不讲甚神话，少年更不得家庭艺术熏陶，祖宗三代平民百姓，我辈哪能显发达贵
原籍陕西丹凤，实为深谷野洼；五谷都长而不丰，山高水长却清秀。
离家十年季季归里；因无“衣锦还乡”之欲，便没“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
先读书，后务农；又读书，再弄文学；苦于心实，不能仕途；拙于言辞，难会经济；捉笔涂墨，纯属滥竽充数。
若问出版的那几本小书，岂是速朽玩意儿，哪能在此列出名目呢
如此而已。
（贾平凹自传）●姜椿芳，70岁时奠定了中国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金岳霖（1896——1984），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早年曾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5年回国，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
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李大钊，189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一个农民家庭。
出生时父亲已经故去，不久母亲也逝去了，是祖父把他抚养成人的。
1907年，李大钊中学毕业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政专门学校。
（当时他把自己的宿舍题名为“筑声剑影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会刊《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长。
当时还被推崇为“法政学校三杰”之一。
（他的老师白雅雨在辛亥革命期间被袁世凯处死）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
李大钊在日本期间就读的是早稻田大学。
后因长期欠席被学校除名。
这是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所付出的代价。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
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晨钟报》。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李大钊到上海。
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924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0月回国。
1927年4月6日上午，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以及60多名国共两党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同时被捕。
1927年4月28日，被绞死。
这一天离他38岁的生日还有180天。
中共党史界有一句话：“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相约建党。
”《美国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专有“李大钊”词条，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1999年10月29日，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的电视文献记录片《李大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梁实秋（1903、1、6——1987、11、3），北京人，祖籍浙江余杭，原名梁冶华，字实秋。
1915年至1923年就学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6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
为新月社主要成员。
1949年去台湾，执教于台湾南北数所大学，直至65岁退休专事写作。
译成400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著成100万字的《英国文学史》，选译了120万字的《英国文学选》，译出124册《时界名人传》，编成30多种英汉字典和数十种英语教材。
著有《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秋室杂文》《实秋杂文》《实秋文存》《槐园梦忆》等。
●梁思成（1901——1972），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当时其父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日本。
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对中国古典文化素养深厚。
11岁回国，14岁进清华学堂，23岁留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兼攻西方建筑史。
游历欧洲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珍视和保护古典建筑的做法印象深刻。
1928年回国后，一边教学，一边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遍访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
十几年中，足迹踏遍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项。
对北京城内文物的保护和日本奈良的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
●林散之，书法家。
●刘半农，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
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
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式。
——周作人《半农纪念》1934年11月30日●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19 年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连续发表《孔乙己》、《药》、《故乡》等著名小说。
1921年发表《阿Q正传》，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不朽名著。
1923年集成小说集《呐喊》，为革命现实主义的新小说奠定了基础，其后又发表了《祝福》等著名小说和《藤野先生》、《范爱农》、《野草》等著名散文。
“四•一二”大屠杀后，愤然辞职，定居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研究马列主义，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先后主编刊物和写作优秀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等。
此外，还翻译果戈里、法捷耶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鲁迅是现代世界文坛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建国后出版《鲁迅全集》20卷。
鲁迅作品简况：1、小说集两部：《呐喊》（1918——1922）、《彷徨》（1924——1926）其中《呐喊》所收作品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14篇。
《彷徨》所收作品有：《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11篇。
2、历史小说集一部：《故事新编》（1922——1935）其中收录：《序言》、《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怀旧》10篇。
3、散文诗集一部：《野草》（1927）4、散文集一部：《朝花夕拾》（1928，原名《旧事重提》）5、杂文集十六部：《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篇》（1926）、《而已集》（1927）、《三闲集》、《二心集》（1930）、《南腔北调集》（1922——1933）、《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1934——1936）、《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6、翻译作品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是一位极著名的反对侵略、拥护苏联的杰出战士，是本世纪全人类伟大的良心之一。
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兰对苏联进行了27天的访问。
这27天的日记——《莫斯科日记》按他的遗嘱，50年后也就是1985年才得以公开发表。
在日记里，罗兰已经看到苏联存在的危机，他在日记中说：“可要小心震动，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发生的
”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言。
90年苏联国家自行解体。
——节录自1997年第1期《随笔》罗曼•罗兰是法国近代作家，社会活动家。
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很大。
20世纪初写成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一战期间，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列。
20年代曾发生思想危机，接受甘地的不抵抗主义。
30年代初宣布和过去的错误思想决裂，此后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活动。
还有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等。
●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曾在巴黎大学就读，后去德国学习护理，并开始对英、法、德等国的护理工作进行考察研究，写出了不少护理学专著。
1854年至1856年，英、法、土耳其联军与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交战，由于没有护士且医疗条件极差，英军伤病员死亡率高达42%。
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奔赴战地医院，通过健全医院管理制度，提高护理质量，在短短数月内把死亡率降至2.2%。
战后，南丁格尔一直致力于护理工作，并于1863年在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各国乃至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
由于她的努力，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为了纪念这位英国护理学先驱、护士职业创始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国际护士会于1912年把南丁格尔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沈从文，解放后，沈从文被迫退出了文学阵营，搞起了古代服饰研究。
他不想放弃钟爱的文学，一度精神失常，曾用小刀割破血管试图自杀，但是未遂。
后来，沈从文被政治扭曲了意识，政治意识在他头脑里占了第一位。
——《文学故事报》沈从文和萧乾也曾有一段从师生到绝交的故事。
沈从文妻张兆和。
●师哲，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辑局局长。
当时，陈昌浩、张仲实、姜椿芳任副局长。
●苏曼殊（1884-1918），出生于日本横滨，祖籍广东香山县。
俗名玄瑛，字子谷，小名三郎。
其父苏杰生是横滨一大富商。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他半僧半俗，亦僧亦俗，通晓法文、英文、日文、梵文，又能诗能画，小说、翻译均超轶尘凡。
他有浪漫传奇的身世，人们对他的称号很多：诗僧、情僧、革命和尚、风流和尚等等。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苏曼殊是一个彗星式的人物，一时间光芒夺目，随即悄然殒没。
他一生三次出家为僧（12岁、17岁，20岁），与一批中国革命先驱都有很深的友谊。
1910年他加入南社（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
曼殊所撰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
其中《断鸿零雁记》是一部长篇自传抒情小说，所写的就是曼殊的漂泊人生。
刘三在《赠曼殊》中写到：只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赢得泪痕粗。
表现了他学佛与恋爱的内心痛苦。
●泰戈尔（1861——1941），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
是印度伟大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尊称为“东方诗圣”。
1913年，泰戈尔以其“敏锐、清新、优美”的诗歌创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此奖的首位亚洲人。
泰戈尔的家庭是一个较有文化修养的家庭。
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8岁开始诗歌习作，14岁公开发表作品，17岁时，前往英国，学习英国文学，为自己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1880年，泰戈尔回国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诗集、戏剧和长篇小说，他的创作也逐步走向成熟，开始以崭新的诗歌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形成一种质朴、清新的散文诗。
进入20世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泰戈尔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写了许多爱国诗篇。
1910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戈拉》，歌颂爱国行为，表明对祖国自由的坚定信念，同时批判了传统的落后思想。
同年，又发表了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诗中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现实中的欢乐与悲哀，歌唱生命的荣枯，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追求。
诗人的幻想与现实，通过优美的诗句，融洽地揉为一体，反映了诗人对美与善的追求与热望。
1912年旅英，该诗的英文版倍受英文学界推崇。
泰戈尔一生中共出版了诗集50多本，代表作有《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
还创作了几部中、长篇不说，上百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以及大量关于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和音乐家，他留下了1500多幅绘画作品，并谱写了大量歌曲，其中《人民的意志》于1950年被确实为印度国歌。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曾应梁启超之邀，以学者身份来华访问，他主要到了上海、北京、武汉、太原等地，其间与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泰戈尔回国后出版了《在中国的讲话》一书，“谨以此书献给挚友徐志摩和伟大的中国人民”。
1929年，泰戈尔再访中国，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热烈欢迎、盛情款待。
在华访问期间，泰戈尔给徐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而梁启超给泰戈尔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泰戈尔的原名含有太阳和雷的意思，而“竺”是古印度的别称，震、旦正蕴含着雷和太阳的意思，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别称。
●吴宓（1894——1978），字雨生，亦作雨僧。
吴宓生前常对人说，他的一生以28年为一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28岁（1894——1921）为第一阶段：少年发奋，清华求学，哈佛留洋，学成回国服务；从29岁到56岁（1922——1949）为第二阶段：主编《学衡》杂志，创办国学研究院，筹建清华外文系，执教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这是吴宓一生中事业和梦想的高峰期；从57岁（1950）起为第三阶段：吴宓一直隐居在北碚缙云山下的西南联大，他预估自己只能活到84岁。
1978年，吴宓在老家陕西泾阳县去世，正好活够84岁。
吴宓曾自撰联总结自己的一生：一生长畏风雨雷，三宝终归佛法僧。
陈寅恪集杜甫《秋述》文和李商隐《马嵬》诗，写到：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
●闻一多，●肖娴，书法家。
●余光中，闽南人，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曾在美国、香港教书多年，现为台湾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
右手写诗，左手成文，并兼擅翻译与评论。
其诗文多年来风格屡变，日臻圆满，受到海内外文坛一致推崇。
现已出版诗集15部，散文及文学评论集12部，译著多部。
●俞平伯，是一位学者兼诗人，散文家，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俞平伯自1921年4月受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起，便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
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将它修订改题为《红楼梦研究》出版。
1954年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8年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54年1月至4月发表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八篇，后结集为《读红楼梦随笔》，直到晚年，他还不时发表有关红学的文字。
——石昌渝《俞平伯和新红学》刊于2000年2月《文学评论》●恽代英，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我国早期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
1895年生于武昌，就读于中华大学，毕业后，应陈时校长之邀，留校任附中部主任（即校长）。
现华中师大校内有恽代英全省汉白玉雕像。
●张艺谋，原陕西国棉八厂辅助工，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成为国际知名导演。
●章士钊，自号孤桐，曾主办《甲寅》。
●赵熙，字香宋，四川“五老七贤”之一，著名书法家和诗词家。
●钟敬文，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广东海丰人，生于1903年3月20日。
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
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
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
193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
1936年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救亡工作，后到中山大学和香港达德学院任教。
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师大任教。
钟先生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历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荣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主席等。
钟先生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定人之一，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了80年，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事业。
钟先生1950年参加创办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3年开始招收我国首届民间文艺研究生，1955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被誉为“中国民俗之父”。
2002年，钟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本年1月10日0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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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资质通鉴》，《孙子兵法》《史记》《四书五经》《论语》。
外国文学作品有《苔丝》《飘》《富兰克林自传》等人物传记。
最早读马列著作的时间是1920年，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全集》等等马列著作。
《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一些关于形式逻辑的英译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马克思的《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理论和策略》(收录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艺术》《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怎么办
》、《什么是“人民之友”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
还点名要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他西方作者的著作。
除此之外，所要书中还有10多种，如老子、荀子、韩非子、张载等人的书。
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平时喜欢读的《容斋随笔》；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