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
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
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
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
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
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
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
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
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
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
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
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
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
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
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
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
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
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
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
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
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
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
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
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
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
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
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
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
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
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
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
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
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
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
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
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
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
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
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
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
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
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
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
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
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
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
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
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
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
”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
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
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
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
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
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
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
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
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
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
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
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
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
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
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
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
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
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
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
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
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
“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
“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
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
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
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
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
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
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
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
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
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
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
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近代史1800年-1928年
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年轻乞丐。
这个乞丐时而唱着乞讨的段子，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
由于表演技艺不怎么娴熟，引得众人一阵阵哄笑。
而他丝毫不以为意，用沙哑的嗓子唱道：“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
”旁观众人中有识得此丐的，纷纷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不是洪七公这样的世外高人。
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
然而这个平凡的乞丐，却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为，名垂青史而为后人称扬。
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
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
而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后，因他而起的那一场狂卷中国知识界的暴风骤雨，更会令人感叹历史风云的诡谲无常。
【武训】是清末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
武训原本没有正式名字，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
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
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以示朝廷对他创办义学来训导贫苦学生的支持和鼓励。
武七自小家境贫苦，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
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
然而在当时，就武七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
14岁后，武七多次到大户人家当佣工，经常受到欺侮。
辛辛苦苦干完三年，到了领工钱的时候，大户人家伪造了一本假帐，欺武七不识字，谎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完毕。
武七据理争辩，却被诬为“讹赖”，并遭到家丁的毒打。
气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场，在破庙里一连三天不食不语。
思量之余，武七方悟以往受尽欺辱，皆因吃了不识字的亏。
他又想，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
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
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标，武七便以贯穿其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目标。
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集资兴办。
以赤贫之身而兴义学之举，旷古未闻，其难度可想而知。
一个乞丐，不图名，不为利，抱有这样的大志，固然值得佩服，然而，这个志向对他来说是不是过于“远大”
可以实现么?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
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
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
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
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
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
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
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
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
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
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
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
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
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
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
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
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
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
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
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
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
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
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
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
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寺院合作，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
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
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
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
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
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
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中国普通话的由来
广义的普通话至少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狭义的普通话也至少有300年（1728年雍正王朝以北作为官话）的历史了。
普通话的历史根据研究和史料来看普通话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汉民同语的产生，但这只是普通话形成的一个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才叫普通话，同时也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通用语。
中华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标志之一。
（一）中华民族共同语1. 雅言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
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
孔夫子的出生地用现在的地理方就是山东人。
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这种叫做“雅言”的共同语言便是普通话的由来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