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开工仪式主持词
[关键词]党组织；建设；对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近期，对基层组织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通过召开党员和群众座谈会、入户走访等方式，对社区基层党建工作情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对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和思考。
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一、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目前，社区下设4个党支部共有党员45名，其中2名流动党员；干部党员28名，占62.2%，群众党员15名，占33.3%；近年来，在社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努力践行北大荒核心价值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形势从总体上来讲是好的，呈现出不断加强和改进的趋势，特别近两年来，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通过实施“北大荒先锋工程”，社区党组织建设出现了新气象，发生了新变化，党员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建设文明、和谐、发展的社区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还有不适应的地方，需要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去研究解决。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党支部紧贴发展中心、服务社区的大局意识不强，政治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二）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组织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三）少数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不高，人才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有关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杰出人物的事迹?
雷锋呀
王杰
谁知道（汪藏海）的简历和故事
汪藏海国 籍中国职 业建筑家、风水家主要成就云顶天宫主要成就七星鲁王宫天观寺佛塔海底沉船墓人物出处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目录1人物介绍2人物评价3历史记载▪ 详情▪ 具体情况4网络资料5选址原则▪ 主要▪ 来历6区别1人物介绍编辑汪藏海，明朝地理学家、勘舆家。
设计建造了明宫、曲靖城（曲靖市）等明代城市建筑，传说到过澳门。
是明初有名的地理家，深得朱元璋信任，参与了明祖陵的修建。
[1-3]Q版汪藏海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奇人，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就因为如此，他被任命直接参与设计了整个明皇宫，还附带设计了好几个中国的大城市，那个时候，他的一句话，甚至使得几个城市在中国彻底消失。
[4]汪藏海的历史原型：《盗墓笔记》里说道，汪藏海曾经被任命直接参与设计了整个明皇宫。
设计明皇宫，就是明朝迁都之后的事情。
明朝初期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
汪藏海也就是主持设计了北京的明皇宫，也就是跟明成祖朱棣就是一个年代的。
当时追求长生的皇帝就是明成祖朱棣。
北京紫禁城筹建于明成祖永乐(1402年～1424年)五年，兴建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
整个营造工程由侯爵陈圭督造，具体负责是规划师吴中。
从明永乐五年（1407）年起，明太宗集中全国匠师，征调了二、三十万民工和军工，经过14年的时间，建成了这组规模宏大的宫殿组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建筑之一。
推测，汪藏海就是以吴中为原型。
吴中，字思正，生于1373年，卒于1442年，明代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工部尚书，曾任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北京明代宫殿、三陵（长陵、献陵、景陵）多为其主持修建，在我国建筑史上流下了光辉的一页。
吴中是武城人，在明史、嘉靖武城县志中均有确切的记载。
鲁权屯镇大吴庄吴氏族人保存的《吴氏宗谱》始修谱序中也有详细记载，汪藏海为吴合忠继子，吴合忠多年无子在42岁时将远房亲戚的次子汪藏海过继，改姓吴中。
早年认日本来华学问僧为师学习，在这期间他接触的到唐代后失传的阴阳学和风水学。
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吴中得到朱棣的信任后被委以重任，升北平布政司经历，又升大理寺右寺左少卿。
永乐二年九月，升右都御史。
永乐五年正月，任资善大夫，工部尚书，负责营建北京宫殿。
永乐七年，主持修建长陵，永乐九年，与太监阮安、都督沈青修建京都九门城楼。
营建中，临清宫窑应运而生，临清砖借助土质好和运河漕运方便的优势，成为修建北京的贡砖。
正统七年四月，吴中辞官。
同年六月，吴中病故，享年七十岁。
之后葬于武城（今老城镇）城西十里，其墓后被乾隆《武城县志》列为武城十六墓之一。
2人物评价编辑而对于他的名字，我一直有好感，我觉得类似的他名字的一句话是：人怎样才能要隐形
藏身盗墓笔记汪藏海的大风水地图于一群人当中。
他名字我以为就是汪洋藏于大海。
汪藏海是想背离生命的安排的。
对于汪藏海，我觉得用智者这个词来形容很合适。
他处的时代，没有现代武器，没有先进设备，从他在鲁王宫，海底墓，云顶天宫，三条铜鱼，他必定也曾去过西王母那里。
在海底墓的辉煌的壁画，还有可以改变的通道，小粽子的诡计。
在云顶天宫里那巨型如龙的蚰蜒，天宫的整体修改（天宫早就有，他是修改，不是修建），还有天真他们被困在密室“鬼打墙”那次，还有巨大的铜门。
铜鱼里的刻字，角度的寻找。
在三苏书中的描述看来铜鱼只是普通大小，可是记述了很多东西。
所以在我看来汪藏海并不是一个设计者，而是智者。
想要掌握自己命运，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智者。
在海底墓，可移动的通道，这是我感兴趣的，类似在哈利波特里看到楼梯可以转动，这需要多大的发动力和修建，才可以达到这种地步。
在云顶天宫里，小粽子的鬼打墙，是我很恐怖的地方，不过胖子的想法很值得学习啊，罗列各种解决方案出来。
蚰蜒那东西，我看的时候总觉得身上痒痒的，回想一下还觉得痒痒的。
不过三苏有一句话描写，我很喜欢。
就是天真他们向上爬，碰到温泉，想跑过去，结果发现有蚰蜒趴在石头上。
叶X把灯灭了后，向下看，发光的蚰蜒，看起来如同银河。
虽然想起来很恐怖，但是看到那段的时候，我自动脑补了天上的银河。
我觉得很美= =果然我重口味了。
而铜门是万奴王出现的地方，谁都进不去的地方，汪藏海进去了。
说明了什么。
他有鬼玺。
对，他有鬼玺则必定知道鲁王宫那里。
万奴王，在我脑海里，确实不是人，类似蚰蜒人的存在，是人和蚰蜒的孩子，或者合体。
虽然哪一样都很恐怖- -人和蚰蜒的孩子，我自动带入了许仙和白蛇。
原谅我的发散性思维。
汪藏海看到了终极，终极我以为就是长生的秘密。
而之后他就去了西王母那里。
铜鱼这个东西，我很好奇怎样才能写出那么多的字，而且在角度一致的情况下，如果在现代，我还可以理解激光或者什么，在汪藏海那个年代，我想不到。
后来又想这个的时候，想起来以前历史上的一句话：不要小瞧古代人的智慧。
也许他们那个年代，真的有些人有奇特的艺术形式（这些统称为艺术形式），比如点穴盗墓，汪藏海的设计，民间的流传。
3历史记载编辑详情“有过千年古文明辉煌历史的麒麟城，曾经在漫漫长长的历史岁月中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
远的不说，就明清时期，我们从志书看到有明确记载的祠就有武侯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弟祠、节孝祠、昭忠祠等10余座。
庙宇有关帝庙、文庙、城隍庙、旗庙、东狱庙、火神庙、财神庙、玄坛庙等20余座。
寺有观音寺、天王寺、报恩寺、圆通寺、正法寺、玉泉寺等20余座，宫有文昌宫、关圣宫、川主宫等10余座，阁有斗阁、奎阁、文昌阁等十余座，还有更多的庵、殿。
具体情况这其中规模最大，建筑宏伟，最负盛名的当数明洪武十七年建的位于今天市彩印厂内的文庙。
这座文庙又叫孔庙、夫子庙，意思一样，都是为大儒孔夫子建的。
据清咸丰《南宁县志》记载，当时的文庙“坐北面南，天马峙其左右。
堂居宽大，气象万千，直圣人居也。
”曲靖的这座孔庙从落成之后，几乎每一任地方长官都作修葺扩建，使得这座孔庙越来越壮观雅致气派，到了康熙年间，仅仅是天子台下面东西两侧的庑殿就达28间。
里面书籍，祭器、乐器、冠服应有尽有，庭院内还植有桂、柏以及各种名花异草，那真是适合圣人居住的地方。
然而时过境迁，这些古迹大都随风而逝。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座旧城的惟一古迹只有一段明代所筑的古城墙。
它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如今还静静地活在康桥旁边国风剧院的一侧。
”4网络资料编辑————此段文字仅见于网络，尚未得到任何历史资料佐证。
现实中麒麟城[1]位于山东省济宁市西部，即山东省嘉祥县，与本段所述云南麒麟城无关。
《南宁县志》为曲靖市麒麟区历史资料，而麒麟区[2]，得名于1998年，自秦代置吏直至1998年，曲靖[5]地区地名从未与“麒麟”有关。
云南省最大的孔庙[3]位于建水县[6]，建于元朝，而非“明洪武十七年”。
且建水县属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云南南部），而非曲靖地区（云南东部）。
综上，可基本断定，此段中关于“麒麟城”的描述，不具有真实性。
“公元1381年，三十万明朝大军在麒麟城白石江畔击败了梁王的十万精兵，打通了云南通道，使其全境归服于明王朝之后的第二年三月，曲靖正式改路设府。
朱元璋这时诏谕明军统帅傅友德：“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南、河南四都兵守之，控制要害。
”这是《明太祖实录》里记载的史实，这样进入云南的汉族军士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留了下来。
1368年，朱元璋又下诏谕说：“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
”于是，有了把军戌与屯田相结合起来的卫所屯田制度，使军士及其家属长期定居下来。
实行“七分耕种，三分操备”。
曲靖成了军事屯垦的主要地区之一。
这时候，朱元璋为了巩固曲靖这道入滇重要门户，遂批准在此兴建府城。
”——此段中白石江战役为史实。
5选址原则编辑主要古人建城，在选址上一般所遵循的原则是“非于广川之上，必于大山之下，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这话来自于管子，他老人家这番教导曾经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城建。
曲靖府城的建设应该也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的结果，这座府城在坝子边缘，北临麒麟山、南倚寥廓山，东临南盘江，又有潇湘江、白石江环绕，倚山面水，居高临下，不能不说是个好地方。
有意思的是，这座古城的建筑六百年后还引出了一段与澳门的佳话。
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台“庆祝澳门回归倒计时100天‘世纪龙腾’晚会”，在晚会上，邀请了来自澳门、珠海、北京和云南曲靖的四位嘉宾，现场进行“澳门古今谈”。
分离四百年的同胞兄弟就将在这个世纪末回到祖国怀抱，没有比这更让人激动的事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来自云南曲靖的赵宏逵先生谈的是曲靖与澳门两座城市早在六百年的一段渊缘。
按赵先生所谈，澳门和曲靖古城出自同一位设计者，并同时先后两年建造的一模一样的姊妹城。
那位设计者就是曾设计建造了明宫，很受朱元璋赏识的著名勘舆家，或者通俗一点说是风水学家的汪藏海。
一座城市的建筑设计请勘舆家来主持,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在旧中国，上到皇宫城池的建造，下到一般贫民百姓砌个灶台猪厩都离不了风水先生。
当然汪藏海不仅只是风水先生，他还懂建筑科学。
从城池规模上，曲靖只有不足一平方里。
来历清咸丰二年《南宁县志》上我们看到的是，这座府城从1387年开始筑砖城，城周长六里三分，高有三丈，厚如之，雉碟高一丈，垛口有一千六百三十个，设了四门。
东门为乐耕门，南门为莱薰门，西门叫胜峰门，北门为迎恩门。
每道城门下部用的是五面石，中部和上部用条石和青砖砌成。
同时在4座城门上建了木结构的城门楼，双重楼飞檐式。
东为“太阳阁”，阁上悬“平瀚滇云”匾，南名“纯阳阁”，悬“文明丽政”匾，西名“太阴阁”，悬“胜峰起秀”匾，北名“都天阁”，悬“恩迓神枢”匾。
而城墙用砖、夯土筑成，外沿用五面石镶嵌。
全城依地形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内道路网为丁字型，沿四城门分建有东西南北四街，城中分有鼓楼街，学院街、总塘街、酒行街，在主街两则设小街巷。
街心地面为砂石板条石，两则铺有河卵石路面，路宽6米，巷道宽4米。
主要街道两旁的民居多为一楼一底的吊角楼。
城内还设有都督府署（今曲靖一中），曲靖府署（今曲靖卫校）县署（今曲靖市农牧局），中军都司（今印刷厂）曲靖府同知署（今曲靖市公安局），另有三座书院，曲阳书院在今城关小学，靖阳书院在今珠江源广场以西，兴古书院在今曲靖市粮食局车队，城内宗教场所更是不胜枚举，所谓“三寺八庙九阁”，事实上还不只这些数，城内的寺庙道观楼阁计有四十余座。
这座府城前后花了三十多年，直到明永乐十九年（1420年）才大功告成。
这座府城建造完工之后曾兴盛一时，毕竟它是滇东地区最大的府城，经济文化中心。
然而，旧时战祸横生，这座府城也多次惨遭厄运。
想来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时空界限，一座旧城暗淡下去，更多的新城会耸立起来。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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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的资料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台湾自清朝割让日本后又回归中国领土。
“光复”字面上，就是“把失去的收回”的意思。
1895年,日本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强占了台湾。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因此,《马关条约》属于废止之列,日本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统治,从是日起即失去凭借。
1943年11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规定：战后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
1945年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定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政府决定由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主持接受当地日军第十方面军十六万九千人的投降。
10月 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在台北成立，处理日军集中及受降各事。
17日及22日，中国陆军第七十军、第六十二军分别在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陆。
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
日本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向台湾受降主官陈仪递呈投降书，然后陈仪发布广播演说，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
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世界周知。
日本占领中国台湾省五十年的历史到此结束。
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的对日本的受降典礼。
翌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命令，明订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简称“光复节”，以为纪念。
“台湾光复”一词，自此就被各界大量运用。
其词亦有另一说法，表示是缘由自1946年8月由台湾仕绅筹组的台湾光复致敬团。
依据中国台湾当局《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台湾光复节属于不放假的节日，而由有关机关、团体、学校举行庆祝活动。
[编辑本段]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清朝战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本来为中国领土的台湾被中国清政府割让与日本，从此台湾进入日治时期。
二次大战期间，在1943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中，同盟国同意战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1944年4月，位于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局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并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
该调查委员会对当时日治下台湾的经济，政治，民生，军事等各方面作出颇为详细的调查。
战后，国民政府对于如何接管台湾有两派意见，一派建议完全与进驻其他“沦陷区”相同，设立“台湾省”。
另一派则主张在台设立拥有军警等特别公权力的“特别行政区”。
当时的中国领导者——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采纳陈仪《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中的意见，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负责接收台湾，全部公署行政人员初定为2000名。
但最后接管计划中的规划并未完全实施，长官公署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为人诟病，甚至被称为“新总督府”。
如何看待大寨建大庙，是否违背大寨精神
其实是当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自杀的天津市主席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
从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
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
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
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
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
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
从1964年，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
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
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
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
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
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
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
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
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
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
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
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
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
禹作敏自称是的“好学生”，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
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
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
禹作敏多次希望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
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
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
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
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
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
“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
”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
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
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
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
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
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
”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
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
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
”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
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
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
“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
”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
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
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
“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
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
”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
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
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
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
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
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
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
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
”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
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
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
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
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
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
”儿媳妇说。
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
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
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
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
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
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
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
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
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
乡村的未来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
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
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
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
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
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
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
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
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
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