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法律经济学思维 熊秉元
经济学思维，能够帮助一个理性的成年人更加清晰地认知这个世界，更加理智地对待这个世界。
我认为，经济学思维方式包括以下几方面，有的是常识，有的是颠覆常识的常识，但其实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专业训练，也不是非要专业人士才能掌握： 1、竞争的概念：竞争不消失，只转化形态。
2、交易的概念：交易提高净幸福。
3、机会成本的概念：天下绝没有免费的午餐，号称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
4、理解价格是如何产生的，理解利息的概念。
5、边际概念和边际效用递减公理。
6、理解产权的概念。
7、理解货币数量论。
8、理解制度和组织的巨大作用。
学部制的学部制的历史渊源
对居里夫人的评价： 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名人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
” 科学院院长晓发尔：玛丽·居里，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
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
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也是当之无愧。
玛丽·居里（1867-1934年）世称“居里夫人”，全名：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
法国著名波兰裔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1867年11月7日生于华沙。
1903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由于对放射性的研究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11年，因发现元素钋和镭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两获诺贝尔奖的人。
居里夫人的成就包括开创了放射性理论、发明分离放射性同位素技术、发现两种新元素钋和镭。
在她的指导下，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
由于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3日因恶性白血病逝世。
大陆著名货币银行方面的专家
恩格斯生平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厂主家庭。
1837年9月，中学未毕业就被他的父亲送去学习经商。
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在不莱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业余刻苦自学，著文批判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教迷信和资本家的贪婪，表现了初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服兵役，旁听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
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等小册子，尖锐批判了宣扬天启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他还著文揭露以德皇威廉四世为代表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后，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
1842年11月，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当办事员，在这里，他参加宪章派活动，结识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并深入研究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4年2月，在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会见了马克思，开始了二人的终身合作。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他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历史使命。
1845年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同年11月到次年5月又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两大转变。
1846年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建共产主义通迅委员会。
同年秋天，赴巴黎开展活动，争取和教育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使之摆脱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1847年1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加入正义者同盟。
6月，他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年10月，被选入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并受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则》），用问答的体裁初步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11月，与马克思一起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任大会秘书。
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制订了符合民主制原则的章程，并委托他们起草同盟的纲领。
1848年2月中旬，在《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1848年2、3月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城市爆发；3月，恩格斯当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巴黎与马克思共同拟订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4月，他们到达德国科伦。
恩格斯担任《新莱茵报》编辑，协助马克思主持该报编辑部工作。
他还曾去巴门和莱茵省的其他城市活动。
1848年秋至1849年初，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流亡到比利时和瑞士，在瑞士协助组织工人协会。
1849年5月，在爱北斐特参加武装起义。
6月，在巴登――普法尔茨任维利希志愿军团副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
起义失败后流亡到瑞士。
11月抵伦敦，当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同盟工作。
185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为了支援陷于极端贫困的马克思一家，恩格斯于该年迁居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再度经商。
在曼彻斯特居住期间，恩格斯同马克思保持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共同研讨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探讨各个领域里的学术问题。
恩格斯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军事学、语言学和自然辩证法作了深入的探讨。
1851年11月至1852年11月，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深刻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著名论断。
1857－1859年，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许多军事条目。
1861－1865年，撰写了关于美国内战的许多文章。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为工人报刊和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撰写了许多篇战争评论，准确地分析和预示了战争的进程。
1870年9月，恩格斯结束了二十年埃及幽囚式的经商生活，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与马克思一起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
10月，经马克思提议，他当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任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迅书记和总委员会财务委员。
巴黎公社期间，他和马克思一起组织声援公社的活动。
1871年9月举行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并建立同一切旧政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独立政党。
1872年9月国际海牙大会期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击败巴枯宁阴谋集团，通过关于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国际总委员会迁至纽约。
海牙大会后，他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与马克思合写）等论著，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以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在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而努力。
1875年3月，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阐明了他对德国工人运动中两派合并的原则立场，批评了党内某些领导人追求无原则合并的错误。
1876－1878年，他写了一组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文章（即《反杜林论》），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一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全书。
1880年夏，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拉法格的要求，把《反杜林论》中的某些章节改编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小册子，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在1873年至1883年间，恩格斯拟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提纲，完成了若干篇章和片断，奠定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基础。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或再版）马克思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进一步向横广的方面发展，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美大陆。
年迈的恩格斯密切注视着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地的发展，广泛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时地向他们提出建议和忠告。
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明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政党或个人都曾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
恩格斯反复教导各国社会主义者要从本国的条件出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地决定本国革命的方针和策略。
他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
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第二国际联合各国工人政党，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的斗争。
1893年8月，恩格斯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出席了正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是恩格斯唯一的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他在大会闭幕词中希望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加强团结、互相学习，遵守共同的革命原则，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应该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坚持自由联合和自愿联系的原则。
他在其他文章和信件中，强调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建立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关系，由各国党和无产阶级因地制宜地决定本国的革命策略，反对任何一个党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不承认哪个党享有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子权，反对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发号施令。
恩格斯在晚年承担了整理、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巨大工作，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94年12月，《资本论》第三卷出版。
在他主持下，1887年1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
他还再版了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等人的作品，并筹备出版马克思全集。
八九十年代，恩格斯继续在各个思想领域内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1884年10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系统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史前史，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规律和家庭的变迁史。
1886年4月至5月，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及其在哲学发展史上引起的划时代的意义，对唯物主义哲学及唯物史观作了深刻的发挥。
他的许多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重大的补充和阐发。
在出版和再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时，恩格斯根据八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如垄断的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等，作了新的探讨和概括。
1890年和1893年，先后发表《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和《欧洲能否裁军》，分析了九十年代初欧洲国际关系的特点和趋势，揭露了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阐述了无产阶级对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针。
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日益抬头的情况，1891年1月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为之作序，3月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写了导言，6月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5年初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了导言。
恩格斯在这些导言中集中地捍卫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894年11月，他写的《法德农民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农民同盟军、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制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批判了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
他指出，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
恩格斯还写了《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等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史、为马克思及其战友作传的文章。
此外，他还就宗教、妇女、文学、美学、史学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见解，不愧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癌症逝世。
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追悼会。
27日，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洒在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大海中。
有关隋唐时期的论文
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唐对外交往频繁，其客观原因是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便利，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主观原因是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交往。
b、唐朝与亚欧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历史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国交往频密的主要是周边国家，次之就是中亚、西亚地区，与非洲和欧洲距离远，交往就相对少些，直接交往就更少了，阿拉伯人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
唐朝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有五个：东边的朝鲜（新罗）、日本，西边的古印度（天竺）、波斯和阿拉伯（大食）。
交往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
注意交往的双向性，一方面，周边国家向唐明学习，深受其惠，尤以日本为甚；另一方面，唐朝也在对外开放中，吸取了外国优秀的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
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
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
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
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双方不断遣使通好。
641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
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
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
2?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
随即，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
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
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
孙思邈的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
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
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
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
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
再有就是玄奘西游了。
唐朝对外交往活跃 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而受到各国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
从这个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人民开始把中国人称作唐人，这种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很有吸引力。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时期，政治上很自信，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
因此，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
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周边各国的使臣和商人，纷纷前来中国，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七十多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遣唐使和留学生 日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
日本自汉朝开始和我国发生正式交往。
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
这枚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
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
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
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
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
如717年一次共557人。
733年的一次共594人。
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
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
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
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
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
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
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
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
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
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
鉴真并不灰心。
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
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
接着第三次、第四次东渡仍未成功。
天宝七年(748年)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险恶。
船随浪涌，忽如上高山，忽似落深谷，船上淡水缺乏，饮海水又腹胀。
漂流14天抵海南岛南部。
这次东渡，荣睿、普照一直同行。
荣睿病逝，鉴真双目失明，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在第五次东渡中牺牲。
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以66岁高龄，率二十多人乘一艘回国的日本遣唐使木船第6次东渡，终于到达九州，受到热烈欢迎。
鉴真留居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
由他设计和指导，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
他还传播了雕塑艺术干漆法(即夹法，在泥塑上敷麻布，反复涂漆，漆干后去掉泥土，成像，这叫脱活干漆。
在木型上涂漆造像，叫木心干漆)。
他用鼻子嗅辨药物，为日本鉴定了许多草药。
他在日本居留10年，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
广德元年(763年)逝世后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相传他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坐像一直安放该寺，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
鉴真像的塑造和长期保存，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友好传统的珍视。
鉴真被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
1980年，鉴真干漆塑像被日本友人送回他的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年日本的“大化改新”。
这次改革，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起了很大作用。
他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
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新罗使节和留学生 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与中国都有往来。
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后，直到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两国互遣使节，不断从陆海两路往来。
“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的送出使新罗使节的诗句，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
新罗王不断派遣使臣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唐朝也经常给新罗以名贵答赠。
开元年间，一次就曾赠给新罗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新罗派了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最多。
837年旅唐的新罗学生多至216人。
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105人。
从821年至唐末，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考取“宾贡”(意为外籍进士)的共58人。
崔致远12岁来到唐朝，18岁中进士，29岁返新罗。
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20卷，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的史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资料。
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说明在当时它已受到重视。
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崔致远 崔致远(857—?)，字孤云、海云。
新罗学者和诗人。
少年时曾到唐朝留学，并考中进士。
回国后，崔致远曾任侍读兼翰林学士，晚年因对朝政不满而隐居。
他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促进了新罗的学术和文学的发展。
著有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重视。
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 唐朝同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很繁盛，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南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
楚州有新罗馆，莱州等地有新罗坊，是新罗人集中侨居的地方。
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
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的首位。
作者‘季羡林’的简介
季羡林简介 [编辑本段]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赴德国留学。
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
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
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编辑本段]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编辑本段]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
（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
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
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
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
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
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
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
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
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
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
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
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
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 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经济学真相——郎咸平教授所撰《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
[经济学真相——郎咸平教授所撰《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经济学真相——郎咸平教授所撰《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年前有机会听了郎咸平教授的一次讲座，本来是要写博文的，经济学真相——郎咸平教授所撰《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
但郎教授在讲座伊始就提了3点要求：1、不允许录音。
2、不允许摄像。
3、不允许写相关博文。
出于对他的尊重，讲座内容我决定不置一词。
郎教授演讲那天，会议厅的门口设了书摊，专卖他的书。
主持人告诉我们，讲座间隙可以拿着他的书找他签名。
这也是讲座的主办方一贯的做法，演讲者能多推销书籍，听讲者也能乘机索要签名，皆大欢喜。
我后来就买了郎教授最新出的一本书《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没想到郎教授却耍起了大牌，一到休息时间就躲进贵宾厅，再不露脸。
这让我十分恼火。
我觉得我是否稀罕他的签名是一回事；但他赚走了我的钱，拒绝签名显然有点过分。
后来我找到会务组，让他们帮助解决了。
我下面要写的读书心得就是关于这本书的。
在阅读《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之前，我不曾看过郎教授写的书，但却看过别人发给我的不少邮件，内容都是郎教授阐述的经济观点。
看了以后，我就有两点体会：第一，这人挺牛的。
第二，这人狂得可以。
看完这本书，这两点体会就更深了。
先说郎教授的牛。
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富士康。
富士康事件是2010年最轰动的事件之一。
事件发生后，包括我在内的广大民众基本上都把矛头对准了郭台铭，认为富士康是血汗工厂。
但郎教授却透过现象看本质，告诉我们悲剧的真正制造者是美国苹果公司。
他在书中尖锐地指出：“按照我们的发现，苹果在尽一切可能挤压富士康的利润，富士康只能靠加大员工的劳动强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须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才能满足苹果的要求，所以说苹果就是美国人虚伪的化身，苹果才是造成80后、90后年轻人自杀的真正背后黑手，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而已。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绝非信口开河，有强有力的数据做支撑，他写到：“每一个ipod富士康只能拿到4美金，占利润的1%还不到，因为这里面还没有剔除电费、设备费用、材料费用等等这些生产成本，其他99%的钱都是被苹果赚走的，读后感《经济学真相——郎咸平教授所撰《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
”还有一个例子是年轻人拜金。
该书第六章的小标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出头的机会》，章节中提到了被扭曲的相亲产业链，并引用了马诺的话：“我宁愿在宝马里哭泣，也不愿在自行车后面笑。
”说实在的，我对恶俗的相亲节目十分不齿，对马诺们也十分鄙视。
只把这一现象简单地归结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未曾探究过深层次的原因。
郎教授却剖析道：“当我们在骂这些人拜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社会其实并没有给她们一个公平成长的机会。
我们整个社会上升的渠道已经被少数人掌控了。
当这些年轻人感觉到前途无望的时候，她们发现只有一艘船可以搭，就是嫁人，嫁给什么样的人才能有出头的机会呢
对于她们来说，嫁个有钱人是个不错的选择……美国这个社会的可贵之处是什么呢
那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畅通的上升渠道，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我们之所以拜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没有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
”看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发发牢骚、骂骂娘谁不会，郎教授和我们比，只是骂法新鲜一些而已。
错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郎教授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牛人。
他在回答“为什么”的同时，不时提出良好的建议。
比如还是富士康，他认为中国的代工企业可以尝试放弃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转而学习“佳能”的“细胞式”生产方式，即一定数量的人围成一圈，共同完成几道工序，圈里的每个人都会生产这几道工序。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某个人的缺勤不会成为生产瓶颈。
第二，人是社会动物，边生产边交流，不仅不会降低生产效率，反而能提升效率，实践证明也是如此。
再来说说郎教授的狂。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印证这一点。
郎教授在前言中无情地挞伐我们的政府只知道动用“打压”这一种手段来处理问题；正文中又多次嘲讽一些所谓的专家愚不可及。
但，谁让他有狂的资本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郎教授这本书里谈论的都是当今社会的焦点话题（总共有十六个），包括“为什么我们的工资这么低”，“为什么我们的房价这么高”等等，如果你不想糊里糊涂过日子，并想有一些应对之策，看一看，很值
〔经济学真相——郎咸平教授所撰《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