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四大政治家
范仲 （989 ~ 1052 ）即太宗端拱二年(989年)。
卒于皇佑四年(1052 范仲淹，字希文。
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吴今属江苏）人，少年十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
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
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
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
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
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
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
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
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
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寇准 北宋政治家、诗人。
字平仲。
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
知巴东县。
宋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真宗渡河亲征，与辽立澶渊之盟，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
不久，被大臣王钦若排挤罢相。
晚年再度被起用。
封莱国公。
后又因大臣丁谓等陷害遭贬，远徙道州、雷州。
宋仁宗天圣元年病死于雷州。
谥号忠愍。
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
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很有贾岛诗的风味。
与寇准同时的范雍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维与韦应物的诗。
他的一些诗确实也受了他们的影响。
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
他不是词家，但偶有所作，也颇可读。
《全宋词》共辑其词4首。
现存《寇莱公集》 7卷，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朝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韩琦韩琦 （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
韩琦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
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
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
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佑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
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
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
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
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
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
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
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
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
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
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
”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
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
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
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
”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
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
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
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
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
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
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
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
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
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
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
”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
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
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
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
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
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
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
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
其人浑朴，不施剞劂。
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
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
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
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
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
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
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
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
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
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
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
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
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
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
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
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
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
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
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
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
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
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
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
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
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
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佑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
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
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
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
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
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
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
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嘉佑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
八月，拜枢密使。
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
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
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五六年过去，到了嘉佑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
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
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佑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
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
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
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
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
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
”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
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
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
”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
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
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
”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
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
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
”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
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佑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
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
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
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
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
韩琦坚决反对。
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
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
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
九月，颁行“青苗法”。
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
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
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
虽在外，不忘王室。
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
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
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
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
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
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
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
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
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
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