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事迹，详细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和澳门已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条约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rl]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
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主义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的事迹和作为
的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他的祖居是一所传统的三合院，祖上三代都住在这个林木掩映的瓦舍内。
一九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出生在这里。
的父亲邓文明，清末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事。
母亲淡氏，不幸早年去世。
继母夏氏，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
是长子，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童年时候的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
他五岁开始读书，先进私塾发蒙，七岁时转入新式小学。
高小毕业后，考入中学。
一九一九年，重队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考入了这所学校。
少年的已经有了朴素的爱国思想。
五四运动后，他同全校同学一赵参加了抵制日货活动。
他当时对救国的想法，还只是在学生中流行的“工业救国”的思想．只是满怀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
就这样，他开始走上了探索人生的道路。
出国留学 一九二零年夏，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
抱着满腔的热望，他和八九十位同学一起乘轮船赴法(坐的是四等舱，即船上装货的地方)，于十月抵达法国马赛。
那时刚满十六岁，在同学中是最年轻的。
到法国后，情况同他的愿望相反，大部分时间只是做工，而且是学不到多少技艺的苦力工。
到法国后两个月，他去克娄梭钢铁厂做杂工，以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司炉．还到饭馆里做工，收入刚够糊口。
只有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校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欧洲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因难。
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
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
冷酪的现实，使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
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恩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一九二二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成为小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
第二年，他在里昂做工的时候，党组织又委派他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他革命生涯的开端。
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有一份油印出版的《赤光》杂志，是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的。
既参加编辑．撰写文章，又要刻蜡纸、油印。
后来，在欧洲的中国党团员有很多人分批转赴苏联学习。
一‘九二六年初，离法赴苏，到了莫斯科。
他先进东方大学，不久转入中山大学。
这所大学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
那时，国内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大批有志青年去中山大学学习。
记得在他们年级中有两个人是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冯玉祥长女)，一个是蒋经国。
在中山大学学习一年。
他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这时，控制着中国西北地区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样到了苏联。
他正准备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
是被选出的二十几个人中的—个。
他途经蒙古，穿过沙漠．在一九二七年春回到祖国。
的事迹
1893年 1月27日，诞生于上海。
在上海与家人合影(右三)1907年 赴美国留学。
[6] 1908年 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
1913年 获文学士学位毕业。
8月离美国途经日本。
冬，任孙中山秘书。
1915年 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1916年 5月，随孙中山离日本回国，抵上海。
1917年 7月，随孙中山离沪赴穗，进行“护法”运动。
1918年 5月21日，第一次“护法”失败，随孙中山离广州，6月26日抵上海。
1920年 11月，粤军攻克广州，随孙中山离沪返穗，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叛乱。
勇敢的掩护孙中山脱险。
翌晨转赴黄埔与孙中山会合于永丰舰。
后转居上海。
8月23日，在上海寓所陪同孙中山与李大钊等会晤，商讨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3年 2月，随孙中山再次赴穗。
8月，在永丰舰纪念蒙难一周年。
1924年 6月16日，随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
11月13日，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穗北上。
17日经上海。
28日途经日本神户，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
12月4日，抵天津。
31日抵北京。
1925年 年初，孙中山病重，在病榻旁侍侯。
3月11日，接受孙中山遗嘱，并应允代孙中山访苏。
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此后经常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遗嘱和三大政策。
4月，从北京回上海。
8月，对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深感悲痛和愤慨。
1926年 1月，在广州召开的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演说。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率国民政府先遣人员抵武汉，筹备迁都。
12月，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 2月，在武汉开办妇女政治训练班。
3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同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
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与当局决裂。
8月1日，支持南昌起义。
2日，被选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8月23日，离上海赴苏访问 9月6日，抵莫斯科。
12月，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
1929年 5月，离欧洲回国，参加南京的孙中山国葬仪式。
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8月10日，以英文发表《与戴传贤的谈话记录》。
同月，国际反帝同盟在德国开会，再度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9月21日，离沪赴法国。
1930年 旅居欧洲，多在柏林。
1931年 7月，从德国回国。
12月19日，为邓演达被害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
1932年 1月，与杨铨、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为抗日救济伤病人员。
12月，与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 1月，在上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分会。
3月8日，在上海“国民御悔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团结抗日。
5月13日，到德国驻沪办事处递交抗议书，谴责法西斯恐怖统治。
6月18日，杨铨被暗杀。
为此发表声明，抗议当局杀害进步人士，并亲自参加杨铨的葬仪 9月30日，在上海主持“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
是年，领导“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罗登贤、陈赓等人。
1934年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秋，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5年 资助旅费给上海的共产党干部赴陕北联系工作。
1936年 春，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5月底，在沈钧儒等于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
11月26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
12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 2月，同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并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
6月，同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7月5日，亲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并要求同服“爱国罪”。
7月，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拥护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主张。
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
11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12月，移居香港。
在香港和路易艾黎等合影(中下)[7]1938年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汉口成立。
和蔡元培、吴玉章等被选为出席伦敦代表大会代表，但未成行。
6月14日，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9月，参加保卫广州的斗争。
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
1939年 在香港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2月12日，在香港电台发表演说，支援抗战。
1940年 在香港继续“保盟”的工作。
1941年 1月，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斥责当局破坏团结抗战，制造“皖南事变”。
12月，日军侵占香港。
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赴渝。
当年，支持路易·艾黎等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
1942年 继续“保盟”的工作。
冬，在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等欢送董必武离渝返延安。
与保盟会部分成员合影(左四)[8]1943年 5月，以中华全国儿童福利协会主席名义举办国际足球赈灾义演，将全部所得捐赠河南灾民。
9月18日，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呼吁大家继续支持人民的斗争。
1944年 2月8日，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呼吁美国工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民主斗争。
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发表《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的广播演说。
10月1日，在重庆同72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
1945年 9月，在重庆上清寺张治中住所与会见。
12月，离渝回上海。
将“保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支持人民解放斗争。
并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
1946年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声明，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
1947年 9月16日，发表声明，否认参加“竞选”。
1948年 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被推选为名誉主席。
同月，发表《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呼吁保卫世界和平。
冬，迁居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住宅（即今上海宋庆龄故居）。
1949年 7月1日在上海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同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
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谈话。
在上海与合影(右)9月，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
[9] 12月11日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同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50年 4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委会主席。
8月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改为中国福利会，继续任该组织执委会主席。
11月23号，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1年 9月18日，在北京接受“1950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将全部奖金献给中国福利会，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1月26日，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1952年 年初，创办《中国建设》杂志。
3月21日，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亚洲即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2月11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同月下旬访苏。
1953年 1月13日，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4月25日，在第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54年 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2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1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8月20日，出席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3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2月，率廖承志等访问印度。
1956年 1月－2月，率廖承志等访问缅甸和巴基斯坦。
接受达卡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9月，应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致辞。
11月，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和《回忆孙中山》两文。
1957年 9月，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1月，随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 6月14日，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959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0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1961年 5月11日，在上海寓所会见。
9月，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1962年 1月17日，在上海会见锡兰总理班拉达奈克夫人。
11月12日，发表《孙中山和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
1963年 4月，迁居北京后海北沿46号新住所（今宋庆龄故居）。
6月，在北京住所举行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招待会。
12月21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任会议执行主席。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0月，任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委会副主席。
1966年 11月1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演说。
同月，《宋庆龄选集》出版。
1972年 1月10日，与、周恩来等参加陈毅追悼会。
9月5日，在北京参加何香凝追悼会，并致悼词。
1975年 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副委员长。
6月14日，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
9月17日，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并致闭幕词。
1979年 6月，接见美国知名妇女访问团、美国夏威夷各界访华团。
10月12日，在北京住所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1980年 元旦，与等出席全国政协的茶会。
3月5日，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并致祝词。
5月17日，参加刘少奇追悼会。
10月7日，任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动筹委会副主席委员。
1981年 5月8日，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讲话。
同月1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同月16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同月29日晚8时18分 在北京寓所逝世。
6月3日，在北京举行宋庆龄追悼会。
6月4日，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寓宋氏墓地（今宋庆龄陵园）。
[10]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
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
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原名韩教准，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
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
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
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
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一)[3]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
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
随后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设法从上海重返日本，于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她淡漠名利、权势和阔绰优裕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为孙中山一起分担流亡之苦。
她积极参加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叛变革命。
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
后来，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次日于永丰舰（中山舰）会合。
此后，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中共代表以及列宁派来的特使进行多次交流，总结经验教训，磋商国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年底，宋庆龄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犯难北，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守候在病榻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呼吁“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
继续同共产党紧密合作支持北伐。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一同抵达武汉。
1927年上半年，正当大革命蓬勃高涨的时刻，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反对“三大政策”，结成“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
对此，宋庆龄义愤填膺，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宁汉合流者”决裂，“暂时隐退”。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她虽然不在南昌，但仍然与周恩来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被推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
继而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道路，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
在苏联，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加里宁夫妇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后，在与戴季陶的谈话中，严厉指出：“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了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并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再度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五路军奋起反抗，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五路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行动。
和鲁迅、胡愈之合影(右一)[4]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
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
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
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
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
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
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
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此时的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1949年6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一如既往，言行一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她经常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筹大计方针，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
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
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
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
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
”她是全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她1951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
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宋庆龄经常为少年儿童题词和撰写文章，鼓励孩子们健康成长。
她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
”她一生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女，却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了全国的少年儿童。
[5] 与加里宁夫人合影(右)宋庆龄从早年就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享誉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反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会议和工作。
在1950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
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并将全部10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952年与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结交朋友，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她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海外侨胞，关怀台湾的前途、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建国初期，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
如今的《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从英文一种版本增加到7种文字版本，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向把她作为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
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
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爷爷的故事
戒烟趣闻之一： 陆铿是香港著名记者，曾多次访问北京，并与会见。
1988年，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好评。
该书对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也介绍了他在与会见中，反映性格与特点的一些趣事。
书中写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说话不绕山绕水，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而且有幽默感。
比如，当我谈到香港问题时，他就说，到期收回，不是单收回九龙，而是像广东人说的“办烂”，并向在座的和方毅解释，“办烂”就是统统收回的意思。
而且说，收回之后，制度不变，可以告诉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放心。
表现得很干脆。
邓为人豁达，看得开。
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身体健康，因此美国香烟广告都要同时刊出有害的声明。
很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
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戒除呢
如果因抽烟而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
说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戒烟趣闻之二： 戒烟的趣事还有一例：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一天下午，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
坐在台下大厅中间的一位代表看见了，便对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代表说：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
于是商量后决定向提出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手里出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
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烟熄灭了。
此后，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烟。
事后，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一提起他在给写字条提意见的事，逢人便说：“同志这样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意见，真使我们非常感动。
” 1901年，16岁的与广安淡家坝（今广安恒升镇）淡氏姑娘结婚。
淡家也是广安世家大族，清代家庭中便有人在湖北省通城、江苏省嘉定和甘肃省渭原出任知县。
淡氏18岁嫁到邓家，1902年 他们的女儿邓先烈出生。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幼小的生命“呱呱”的啼哭声，从离“德政坊”百米开外的瓦屋里传向世间。
他，就是。
当儿子诞生后，似乎看到了一线光芒，捕捉到了他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希望儿子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
按照邓家辈分族牒“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属“先”字辈。
“邓先圣”——这个给予刚刚落地的婴儿的名字，饱含着的苦心的希冀。
在家虽然只有16年时间，但父母对其影响甚大，母亲淡氏信奉“逢恶不怕，逢善莫欺”的古训，宽厚待人，邻里纠纷多请她去调解。
对母亲十分敬重，他曾深情地说：“当时那个家庭能够维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
”1919年下半年，离开家乡，从此一去不返，淡氏十分挂念，辛勤的劳作和对远在异国他乡儿子的长久思念，终致积劳抑郁成疾，于1926年过早辞世。
邓绍昌在外面也很宽容和善，在家里却很严厉。
他对子女们尤其严格，近乎苛求。
在协兴小学堂读书时，有一次学业考试，因为连续几天生病没有能去上课，考试成绩列在第二名。
邓绍昌闻得此事，异常生气，回家后将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直到的祖母出来解围才罢手。
从祖上的脉络可以看出，无论是邓氏家族的家庭遗风，还是父辈们的前瞻预测和把握大局的能力，都给了很大的影响。
在断奶以后，祖母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睡觉时祖母常把他搂在怀里，一边用手轻轻地拍着，一边哼着广安的儿歌：“月儿弯弯照楼台，打个呵欠瞌睡来，瞌睡虫，我的乖乖，哎哟哎哟。
瞌睡虫，我的乖乖……”一天又一天，小平都是在奶奶的儿歌中酣然熟睡的。
1909年小平5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了离家约一公里的翰林院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
翰林院子是先祖邓时敏的旧宅，一座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因邓时敏是前清翰林，所以人们尊称为翰林院子。
邓时敏有子无孙，香火延续中断，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辟为义塾，用以招收邓族子弟教经读史，期望着为邓家培养出几个出类拨萃的人物以光宗耀祖。
私塾老师是一位秀才老先生。
入私塾时，名字为邓先圣。
老先生一听这名字就拉长了脸，认为大不恭：孔老夫子尚且为“圣人”，小小孩童，怎么能“先圣”呢
于是给改名为“邓希贤”，希望他成为一个贤德之人。
那时的私塾，进行的是老式教育，教材是、、、以及、《五经》一类；修习的功课主要有三项，即读书、习字和作文。
在翰林院子读了一年多私塾。
宣统二年（1910年）协兴场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堂——北山小学堂。
学堂设在协兴老街一个叫刘吉生的大地主庄园的侧院里。
邓绍昌又将小平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个学校100多人，分甲、乙、丙、丁4个班，分在丁班。
这时开设的新课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
国文老师邓俊德是一个不满封建礼教、思想激进、曾参与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的新派人物，他经常抛开书本进行一些“野路子”的教育，像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拳运动等史事，这种启蒙教育对幼年思想影响非常大。
在北山小学堂期间，还有过一次“偷钱”的经历。
一天放学的路上，发现一位同学正哭得伤心，他询问原委，原来同学的妹妹重病在家，家里贫穷，无钱医治。
怎么办
小平心里盘算着回到了家。
第二天一早他迫不及等地塞给那位同学5个银元，嘱咐他快拿去给其妹妹治病。
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500斤稻谷，是从父亲那里偷来的。
其实这时家也不是特别宽裕，家里全靠母亲织布养蚕撑着。
不久，邓绍昌便发现丢了钱，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当得知是小平所为时，邓绍昌操起一根竹片怒打。
后来母亲知晓儿子拿钱的原因后，心疼地把儿子搂在怀里。
1915年下半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县城西北考棚巷的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
此建筑原系清代紫金精舍书院，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广安人蒲殿俊于光绪三十年以紫金书院为主体，将培文、渠江、甘棠书院并入，建立了广安县高等小学堂。
被分在12班，其班主任老师是位清末秀才，名叫李腴膏，古诗词功底甚为深厚。
教理科的老师是上过几天洋学堂的曾树森。
小平同班同学李再标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对母亲十分孝顺。
母亲重病不起，读了不少旧书的李再标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病。
母亲病日重，李决定割肝尽孝，知道后厉声喝止：“肝子是药吗
你怎么活命
”新学堂讲求科学，相信科学，小平陪同李再标请医生给其母亲看病，结果，肝未割，其母亲倒康复了。
1918年夏，14岁的结束了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近4年的学习生活，随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读书。
这原是清朝进行科举的考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县立中学堂。
在这里，接触了数、理、化等新型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小小的广安也成立了“学生爱国分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近因吾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希同胞转相劝勉，或助以言论，激励民气，而图救我国危局。
”紧接着，罢课运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的活动层出不穷。
在慷慨激昂的公启中，作为一个热血男儿，耳闻目睹的事实使爱国、爱家的种子在心底深处萌芽了。
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对于这位弱冠少年而言，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谁有的故事，急需
，四川广安人。
1904年8月22日生。
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
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
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
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由于拥护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
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
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
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
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
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
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
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
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
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
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思想。
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
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
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
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1926年，中共20名党团员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大学，其中就有当时22岁的。
从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几乎同时，中共旅欧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
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
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年底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
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
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
蒋经国这才明白，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
②192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到中山大学学习。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
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
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
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
③1928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
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
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
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
1928年，为便于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创立至1930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图 片 发 不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