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上海市长三个代表，共建和谐社会
骂得好
简历
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理论。
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中文名： 别名： 邓先圣(原名);邓希贤(学名)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原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出生日期： 1904年8月22日 逝世日期： 1997年2月19日 职业：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推动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提出“一国两制”的政治理念参考：
宋儒对待佛老之学的态度导致宋代儒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辛亥历史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 名称由来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
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
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
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
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
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
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
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
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
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
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
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
”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
1919年8月，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
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
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
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终生教育的提出时间
这是“终身教育”这一术语，1965年在主持召开的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期间，由成人教育局局长法国的保罗•朗格朗（Parl Lengrand）正式提出。
最近提出的是在现代教育终生教育，已成为当今世界性教育思潮，世界各国，都把它作为一种改革教育的指导思想，结合自己的国情，作出与各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改革措施。
在我国，也以法律形式把它确定下来。
而人类教育终生化的思路，中、外古代都早已有之。
至于作为现代教育概念与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原则，首先向世人提出的，要推我国的教育大师——陶行知。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的教育终生化思想在中国古代，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前55l—前470)就认为，人的一生都应该受教育。
他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感，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他还告诫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说明，孔子已注意到终生教育还要以不同对象的人的年龄、心理特点为依据。
孙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要达到仁的境界，不只是指人生某一特定阶段的教育任务，而是一个终生学习、修养的过程。
他勉励弟子说：“士志于道”。
即使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的这些注重终生身心修养与学习的论点，可谓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终生化思想的体现。
战国末期的荀况(前335—前238)，对终生教育讲得更切要。
“学不可以已”，强调学习是不可以固步自封的。
荀子曾问：“学恶乎始?恶乎终?”即学习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答案是：“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真积力久则入，学止乎没后止也。
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央舍也。
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荀子是在劝勉人们勤奋学习，直至老死。
只有不断地学习，人，才能成之为人。
在孔子、荀子之后，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中，注重教育终生化的还有南北朝的颜之推，唐韩愈，宋朱熹，明王守仁，清顾炎武、戴东原等人，他们对此各有独特之见。
颜之推(53l—590)既注重早期教育，也认为“晚学亦有大成”。
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之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然而，人也有不得志时，使学“失于盛年”，但“犹当晚学，不可自弃。
”韩愈(768—824)“三岁而孤”，由嫂扶养。
“少始知学，勇于敢为”。
成年后，他在《答李翊书》中，以己之学文经历，竭诚相告李生。
勉以仁义道德为修身之先。
但不可期望速成。
他说自己，“学之二十余年矣。
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朱熹(1130—1200)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把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来关注的人。
他特别注重“小子之学”。
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
”“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九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
”朱熹重视仁义道德修养，他认为“德行之于人”，“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
“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
”朱熹讲究心性之法，行之于身，自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工，而须终生之笃行。
王守仁(1422—1528)世称阳明先生。
善教弟子圣贤之志。
他在中指出：“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暴，“学术之不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
省吾忠信仁爱之质得之于天者既与人殊，而其好学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业之日以广也，何疑乎!”这是阳明先生称赞“好学”、“达德”、“老而不倦”者以勉诸门生之言。
并说：“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
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可见阳明先生，也是主张重德行，志于学，一贯终生的。
顾炎武(1613—1682)世称亭林先生。
一生“重尚实学”，“博权古今”，是明末清初一大儒者。
然其所处时代，正值“明清鼎革之世”。
因而力主“明道救世”为当务之急。
他在说：“天下之道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
”门人潘来，曾称：“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
”“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
出必载书数麓自随。
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
”在顾炎武看来，岁月易逝，应“忘身之老”。
“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
”这正是我国古代贤者、智者们中躬亲实践教育终生化之一范例。
戴震(1723—1777)字东原，早年家境贫寒。
小少拜塾师“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
凡读书，“每字必求其义”。
他在中称：“……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
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这就是戴震注重自学，深思而自得之切身体验。
戴震一生，对经学、历史、天文、地理、数学均有研究，对中国哲学、语言学、音韵学都有重要贡献。
是自学成才，卓然为一代大师。
尝教门生，严谨求实，好读书而必求甚解。
他认为：“儒者于平生之遇，率目为适然，独孜孜不怠，以学自怡，竞老而不倦。
”这种终生志于学的精神，既是戴氏自我写照，亦在勉诸门生。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古代圣贤们，虽在学术理念上各有所异，而在“立志”、“修德”、“知学”、“力行”一贯终生的教育终生化思想是颇相一致的。
这种思想溢于民间，中国民间始有“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和“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格言。
二、西方古代、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的教育终生化思想教育终生化思想，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他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在理论上提出了教育从幼儿到成人的一套完整体系的人。
他认为：教育要从幼儿开始。
并主张：儿童从3岁开始送到村庄的神庙，由国家规定的专人监护与教育。
7岁以后，儿童开始学习军人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直到18岁。
18—20岁的青年要受军事训练，进行意志教育，培养勇敢的美德，以坚守岗位，保卫国家。
20—30岁的青年，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和声学，以锻炼思考力，使他们开始探索宇宙奥妙。
30岁以后，学习辩证法，培养洞察世界的能力。
35岁以后，要参与战争或其他社会实际的公务活动，经受锻炼，成为优秀人物直到50岁。
虽然，这是柏拉图为“理想国”培养统治者的理想教育过程，但理想社会中理想的统治者的培养，也必然是一个终生的教育过程。
夸美纽斯(1592—1670)是捷克的大教育家，是人类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主张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受教育，并把人的教育划分为4个阶段：即6岁前属幼儿教育阶段，由母亲在家庭中教育，但“必须把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中所应具备的一切知识的种子，播植在他们身上”. 6—12岁为初等教育阶段，入国语学校受教育，“应当把青年人终生有用的事物”教给他们。
12—18岁应入拉丁文学校，“学生应学会四种语文，应当对艺术得到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18岁以后成人了，应施以大学教育，其课程“应该是真正普遍的，应有学习人类知识的每一部门的准备”。
夸美纽斯还强调，“在认识事物时，还要有实际的行动”，“要使我们的学生在这个教学场所不是为学校而学习，而是为生活而学习”。
他说：“对整个人类来说，整个世界就是学校”，“对每一个人来说，他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就是学校”。
让各种年龄的人去做他能做的事，让人终生都有东西学，有事要做，才能获得成功。
”显然，人类教育终生化思想，在夸美纽斯的笔下，已表述得够明确的了。
杜威(185—9—1952)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既受到世上许多人赞扬，同时也受到许多人的抨击。
究其原因，一是杜威行文晦涩，使人误解；二是少有人能耐心读完他的著作，并理解他的意思；三是原来追随他的人，独创了自己的新思路，建立各自的新观念。
因而也就离开了他。
再加上杜威生活的时代环境是复杂的，因而其学术思想成就，也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单就其教育思想来说，如能从人类教育终生化的观念出发多读一些他的著作，同样可以发现其教育思想中的不少闪光之处。
比如他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变化着而不是安稳和固定的世界中。
”可是我们的教育却只“教育过去的活动，传递过去的技能，严重地不去理会观在的势力，这些势力正在创造未来，我们学校毕业生将会在某天在那里生活。
”而在观实中，在他看来，今日教育问题是要面对近代世界的一切问题。
因而，他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的关系和影响。
他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科学，通过其在发明和技术上的应用，是近代社会中产生社会变化和形成人生关系的最伟大的力量”。
他还预言，“从机器时代进到电力时代以后，科学还可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变化”。
联系到教育上，他认为教育应是一个不断“改组”、“改造”、“转化”的过程。
所以，他说：“教育，如果它是真正的教育，应使这些学生，当他们被输送出来的时候”，“学校应该已经给了他们进入他们当代世界的某些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钥匙。
”杜威讲的“理智上和道德上的钥匙”，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人们从“学校”进入社会后终生受用的，既能使人不断地进行“理智上”的拓展，“道德上”的提升，以及在文化、科学、技术技能等各方面不断丰富和把握的终生学习，即终生受教育的“金钥匙”。
怀特海(186l—1947)是英国科学哲学家。
是他在教育方面的代表作。
他因鉴于英国教育只灌输无活力的、枯燥乏味的概念，从而提出了两条教育上的戒律：一条是“不要教过多的学科”；另一条是“凡是你所教的东西要教得透彻”。
他认为，“教育只有一种教材，那就是生活的一切方面”。
他还提醒教师们，教育“不存在一条由灿烂的概念铺成的空中过道，通往学问的捷径”，“教育是一个由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耐心地掌握细节的过程”。
所以他说“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使学生通过树木而见到森林”。
基于以上的论点，怀特海从人生全程的视角提出了他的“教育节律”理论。
他把人的心理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奇异阶段”、“准确阶段”和“概括阶段”。
在怀特海看来，人的心理发展的周期性，是由无数个阶段性循环所构成，这种循环，贯穿在人的学习与成长全过程，即从幼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而每一循环“在重复的结构中带着差异”。
他认为这是“规律”。
并告诫人们说：“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规律是绝对的，凡是不重视有训练的智慧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
“今天我们维护我们自己，明天科学又将前进一步，到那时，对没有教养的人们所作的判决将不会有上诉”权。
这是怀特海提醒人们，要注重终生教育而留下的箴言，值得我们十分关注。
统观以上所述，关于人类教育终生化的思想，中国的或是西方的思想家、教育家，尽管他们在哲学上或教育理念措词上各有差异，而在教人“成业”，必先“立志”、“修德”与“好学”，并一贯终生的思想，中国和西方也是极相近似的。
这为后继的教育思想家开拓了宽广的思路。
然而不论中国古代或西方古代、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言之所及，只是人类教育终生化的一种体验，即一种意向性的思路，虽有个体的直观行为、经验因素，但多少只是对其意义的抽象把握，因而未能从中概括出“终生教育”这样一个概念。
人们可以打开中、外教育史及其有关资料来查阅，第一个向世人提出“终生教育”概念的是中国的教育大师——陶行知。
三、陶行知的终生教育思想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代教育大师。
他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曾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洗礼。
他的教育终生化思想，既承传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思想之精华，又集西方思想家、教育家思想要义之大成，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创立了“与人生为始终”的生活教育，贯穿于他30年的教育实践中。
人们如从教育终生化的视角，去看他的生活教育，也不妨说，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就是他的教育终生化理论。
生活，作为一种生命活动，自然与人生共存亡，与生命共始终。
(一)陶行知的“终生教育”概念教育与生活结合，这种教育就不再是6年、9年或16年的“短命教育”而必然是终生教育。
研究陶行知的终生教育，所根据的资料，应以他首次向国外人士发布的Education For All．1945()这一文本为准。
尽管他的教育终生化思想萌发较早，几乎是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相并行，直到40年代中期所撰英文文本时，对终生教育作了科学地界说，这说明陶行知的终生教育思想，由过去在一定程度上的明确性，演化为完全的确定性。
陶行知的终生教育定义，最早是用英文表述的，即Education for the whole life汉译为：“生命全程的教育”。
也就是陶行知口头上常讲的“整个寿命的教育”。
陶行知终生教育的涵义。
其原文是：To cultivate an appetite for learing.learn to live;live to learn.learn as lonlearn as we live.Once the habit of learning is established,a life long progress of the individual is insured.汉译为“培养求知欲望。
学习为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
只要养成学习习惯，个人就能终生不断进步。
”这是陶行知对他30年来的教育实践中，论述终生教育的最后概括。
如果说，人类终生教育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教育思潮，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促使各国教育改革，将“终生教育放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上”，以构建“教育社会”大厦，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就给终生教育定义为“整个寿命的教育”，40年代又在用英文撰写的《全民教育》中给终生教育以定义、内涵并向世界宣布，这就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以终生教育为指导原则所构建的新教育大厦，放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二)陶行知终生教育要义陶行知于1945年9月间，用英文撰写的文本，在时间上说，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而就其内容的主体意义上说，仍有其观代价值与当代意义：其一是以“民主第一”为前提，把终生教育放在文本的中心位置上。
由于中国文化历史的原因，在中国这块土壤里，“恰谨天命”和祈望“天惟时求民主”的意识，十分丰厚，加上陶行知生活的年代里，盛行的是专制主义统治，使具有自由、平等理念和民主、科学精神的并一心要教人民做主人的陶行知，“为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推行民主教育”而写出了《全民教育》中的第一条指导原则：“民主第一”(Democracy First)就很自然的事了。
有了民主第一，才有可能使终生教育不仅成为文本的中心位置，而且从当今社会发展来说，今后也应将“终生教育放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上”。
因为这是“进入2l世纪的一把钥匙。
”其二，全民的终生教育。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在阐述教育终生化思想时，往往都是从个体出发来谈立志、修身、求知，一贯终生。
孔子虽说“述而不作”，但他是注意终生学习的。
荀况说学不可以已”。
至于后贤们讲究修身养性，那更是个人之所行所为了。
西方思想家、教育家们，言及教育终生化思想时，多少也是指个人或部分国民。
尽管夸美纽斯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普及教育”的教育家，也得到西方其他国家中的教育家们赞扬，而实际上，西方各国当时也远未做到。
教育终生化思想，也只停留在各人的著作中或个别人的身践力行中。
而陶行知的终生教育思想，不仅贯穿于他的著作中，也体现在他30年的教育实践中。
特别应指出的，他把定义为“生命全程教育”为终生教育，放在《全民教育》这一英文文本中，这就意味着人生为始终为终生教育，必须是全民性的终生教育。
其三，全面的终生教育。
陶行知在，《全民教育》英文文本中，把“全面教育”定义为：An all round education．意为“全面完整的教育”。
其涵义是“心、脑、手并用。
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
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将构成和谐的生活。
”[23](P427)这里指的“心”，是指人那独立、自主的精神主体。
涉及人的精神，“灵魂”领域。
含心灵的慰藉、精神寄托、情感激动和思想境界乃至信仰的建立。
再加上述涵义中的其他因素，“构成和谐的生活”，当然不只是求一时一日之需，而必须是与人生为始终的。
陶行知他那与人生为始终的终生教育光辉思想，如能得到20世纪后半叶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则必能给新中国的新教育，增添许多活人。
(三)陶行知与朗格朗陶行知——“这是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名字”，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竟被历史尘封了30年。
他那以人生为始终的终生教育思想，也被历史的尘埃层层掩埋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和80年代初为陶行知平反，人们重新发观了陶行知。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面对国外终生教育思潮的冲击，引起了国内学者们深切关注。
此后，学者撰文著书，谈及终生教育莫不引自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朗格郎(Poul Lengand1910—)的著作。
朗格朗，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官员，196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委员会”，朗格朗以该组织秘书处官员身份作了报告。
该报告开始题为《持久不变的教育》(Educa—tion permanente)，后又改为《与生命一样长久的教育》(Lif long educa—tion)。
[26](p191)朗格郎的报告引起会议的关注。
1967年欧洲议会文化合作委员会(CCC)，决定把终生教育理论作为各项工作的主导思想。
至于把终生教育理论推进为一种国际思潮，其直接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郎格郎一时成为终生教育倡导者的代表人物了。
其实，陶行知提出终生教育在时间上比郎格郎早20年。
在教育终生化的思路上，朗格郎是在6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变革的背景下，从成人教育(含再就业教育)自然演化出了终生教育，而陶行知是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本身演化为以人生为始终的整个寿命的终生教育。
两相比较，各有不同的背景与条件。
但人们不可误认为终生教育是“舶来品”，中国，终生教育有自己的根基。
近些年，国内教育界已关注陶行知的终生教育思想的研究了。
古兰经，写的是什么内容
古兰经原文是阿拉伯文字，写法是从右至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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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
宋代诗论家严羽曾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开元前后的诗歌。
诗歌最能体现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即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
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
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
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
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化在汲取外来文化之时，始终没有放弃、否定或怀疑固有文化，相反，本土文化始终是唐代文化的基础与核心。
2注重风俗，贴近市民生活，反应宋朝商业的繁荣，例如北宋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 3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
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9.9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
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
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
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
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
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
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