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会议主持词
一、会议主持词的有人把会议主持喻成音乐指挥、报幕员、，这不无道理严格地说，会议主持词要根据会议的安排，对有关内容和事项作出说明，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强调，对领导讲话作出简明扼要的评价，并对会后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布置任务。
会议主持词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地位附属主持词是为领导讲话和其他重要文件服务的，其附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形式上看，主持词的结构是由会议议程所决定的，必须严格按照会议议程谋篇布局，不能随意发挥;从内容上看，主持词的内容是由会议的内容所决定的，不能脱离会议内容。
主持词的附属性地位，决定了它只能起陪衬作用，不能喧宾夺主。
因此，在撰写主持词的过程中，从结构到内容乃至遣词造句、语言风格、讲话口气等，都要服从并服务于整个会议，与会议相协调，相一致。
(二)篇幅短小主持词的篇幅一般不宜过长，要短小精悍，抓住重点，提纲挈领。
而篇幅过长，重复会议内容就会造成主次不分、水大漫桥。
(三)语言平实与严肃的会议气氛相适应，会议主持词在语言运用上应该平实、庄重、简明、确切。
要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尽量不用修饰和曲笔。
说明什么，强调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什么要求、建议和意见，都要一清二楚，一目了然，切忌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四)重在头尾会议主持词的主要部分在开头的会议背景介绍和结尾的会议总结任务布置两部分，中间部分分量较轻，只要简单介绍一下会议议程就可以了。
因此，会议主持词的撰写，重点在开头和结尾。
(五)结构独立会议主持词分为开头、中间和结尾三个部分，而且每部分都相对独立。
二、会议主持词的写作方法(一)开头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以说明会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可分为五方面内容：一是首先宣布开会。
二是说明会议是经哪一级组织或领导提议、批准、同意、决定召开的，以强调会议的规格以及上级组织、上级领导对会议的重视程度。
三是介绍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和与会人员的构成、人数，以说明会议的规模。
四是介绍会议召开的背景，明确会议的主要任务和目的，这是开头部分的“重头戏”，也是整篇文章的关键所在。
介绍背景要简单明了，“这次会议是在镲情况下召开的”，寥寥数语即可。
因为，介绍背景的目的在于引出会议的主要任务来。
会议的主要任务要写得稍微详尽、全面、具体一些，但也不能长篇大论，要掌握这样两个原则：一是站位要高，要有针对性，以体现出会议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二是任务的交代要全面而不琐碎，具体中又有高度概括。
五是介绍会议内容。
为了使与会者对整个会议有一个全面、总体的了解，在会议的具体议程进行之前，主持人应首先将会议内容逐一介绍一下。
如果会议日期较长，如党代会、人大政协“两会”，可以阶段性地介绍，如：“今天上午的会议有几项内容”，“今天下午的会议有几项内容”，“明天上午的会议有几项内容”。
如果会议属专项工作会议，会期较短，可以将会议的所有内容一次介绍完毕。
(二)中间部分在这一部分.可以用最简练的语言，按照会议的安排，依次介绍会议的每项议程，通常为“下面，请某某某讲话，大家欢迎”，“请某某某发言，请某某某做准备”，“下一个议程是——”之类的话。
有时在一个相对独立或比较重要的内容进行完了之后，特别是领导的重要讲话之后，主持人要作一简短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加深与会者的印象，引起重视。
如果会议日期较长，在上一个半天结束之后，应对下一个半天的会议议程作一简单介绍，让与会者清楚下一步的会议内容。
如果下一个半天的内容是分组讨论或外出实地参观，那么，有关分组情况、会议讨论地点、讨论内容、具体要求以及参观地点、乘坐车辆、往返时间、注意事项等都要向与会者交代清楚，以便于会议正常进行。
会议主持词的中间部分写作较为简单，只要过渡自然、顺畅，能够使整个会议联为一体就行了。
(三)结尾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整个会议进行总结，并对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作出部署。
一是宣布会议即将结束。
基本上是“同志们，某某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或“同志们，为期几天的某某会议就要结束了”之类的话，主要告诉与会的同志们议程已完，马上就要散会。
二是对会议作简要的评价。
主要是肯定会议效果，如的话。
三是从整体上对会议进行概括总结，旨在说明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明确了什么方向，提出了什么思想，采取了哪些措施等。
总结概括要有高度，要准确精练，恰如其分，它是对会议主要内容的一种提炼，对会议精神实质的一种升华。
总结会议，但不是对会议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突出重点;概括会议，但不是对会议内容的泛泛而谈，而是提升会议的主旨。
这样，就使与会者对整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把握。
四是就如何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会后都有一个如何落实会议精神的问题。
因此，这不但是结尾部分的重点，也是整个主持词的重点。
写好这一部分，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语言要简洁明了，一是一，二是二，不绕弯子，不作解释说明;第二，要求要明确、具体，不能含糊其辞，要体现出会议要求的严肃性、强制性、权威性;第三，布置任务要全面，不能漏项，否则，就会影响会议的落实效果;第四，要看会议的性质和内容选取写作方式，如必须完成任务的专项工作布置可采用命令的口气、动员大会性质的可采用号召式，这当然要根据会议的性质和内容，选择恰当的写作方式;第五，与会单位要将会议贯彻落实情况在一定期限报会议组织单位，以便检查会议落实情况。
写作会议主持词是办公室秘书人员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写好一篇会议主持词对于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串联会议的各项议程，提高会议的整体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会议主持词的一般写法会议主持词一般由标题、称谓、正文三部分组成。
(一)标题主持词的标题一般不分正副标题，并力求简洁明了、直截了当，不需要用含蓄、委婉的语言，也不需要任何的修饰词语，是什么会议就用什么名称。
如，“ 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主持词”、“庆祝第 个教师节主持词”、“ 学院2005届新生开学典礼主持词”、“ 县人民政府与 县人民政府开展对接活动主持词”，等等。
在标题左下方顶格处，可分行写明会议的时间、地点、主持者，或者只在标题正下方中间处注明主持者的姓名(可加小括号)。
(二)称谓称谓是主持者对广大听众的称呼。
主持者视不同的与会人员、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称呼，一般用泛称。
如“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同学们”等。
在特殊情况下，如地位、职务较高的领导、专家莅临下级单位指导工作时，可以针对某位领导，用特称，如“尊敬的 省长”、“尊敬的 厅长”等。
会议开始前要有称谓，主持中间还应适当用称谓，起引起注意、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正文正文由开场白、主体、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1.开场白部分开场白的形式多种多样，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如“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召开庆祝我国第 个教师节大会”、“今天，在这里举办我市暑期中层干部研讨班”。
也可简单介绍一下会议的召开背景、目的，如“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科教兴省’、率先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市委、市政府全面奔小康、建设新 的战略决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结合，进一步推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今天，在这里召开我市科技工作者大会。
”无论用什么方法开头，都应该紧扣主题，用精炼的语言吸引听众，自然地引出下文，不要兜圈子。
另外，在开场白部分还可介绍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和与会人员 (可包括姓名、身份、职务等)，如“光临今天会议的领导和来宾有：ZG 市委 书记、 市 市长……”、“出席今天奠基仪式的还有……”、“……也出席了今天的对接交流活动”。
介绍出席人员时，必须要注意先后顺序，先上级后下级，先来宾后主人。
同时对各位来宾的到来，主持者要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会议的主要议程，也是主持词的核心部分。
这部分是向与会者全面介绍会议的总体安排，可先总说、后分说，如“今天的对接交流活动主要有 项议程：一是……二是……三是……”，然后分条说，“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
也可直接分条说，如“今天的大会主要有 项议程，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
还可以不明确说有几项议程，如“ 大学新校区建设工程奠基仪式现在开始。
首先，请 同志致词。
大家欢迎。
……下面，欢迎 同志讲话。
……接下来，欢迎 致词……”。
值得强调的是，在两项议程之间主持者可以做一个简短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使这两项议程能自然地“串”起来，给人以连续感。
在顺次介绍会议的每项议程时，切忌千篇一律，要讲究灵活性和多变性，如，不要都用“下面……下面”，可以跳用“下面”、“接下来”、“下一个议程是”之类的话。
3.结束语部分结束语是主持词的收束。
结束语可以总结会议收到的效果，也可以发出号召、邀请，还可以抒情、祝愿，寄托主持者美好的愿望。
如，“通过今天对接交流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最后，祝各位……”。
考试主题班会主持词
期末考试班会主持词(二)主持人：同学们，一学期的学习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一样，我们又迎来了最后的冲刺。
在这次长跑过程中，你可能有欢笑、有泪水、有开心、也有失落，但你最终还得跑完这场比赛。
至于你是要给这场比赛画省略号还是句号或是感叹号，都由你这最后的冲刺来决定。
冲刺阶段的计划性会决定你的冲刺效果。
今天我们这次主题班会的主题就是——复习计划交流。
距离期末考试还有29天的时间，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体会到时间的宝贵。
“宝贵”有两层含义，一则是指时间的有限性，它要求我们必须倍加珍惜，二则是时间的有用性，就是说这段考前的时间很有用、很关键，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利用。
考试专家分析，如果这二十天的复习都能科学有效的话，结果能使你总成绩再提高50分!50分好吓人，让人梦想!但仔细分析起来并不奇怪，也并非不可能。
50分平均分到各科，也就只有6、7分。
如果通过回扣复习，巩固了基础，加强了审题、书写规范的训练，理清了知识体系，弄通了几个重要模糊点，想通了几个典型题目，每科提高7——10分，是完全有可能的。
希望同学们，做好复习计划，冲刺期末考试，为高中奠基，为高考奠基，为人生奠基。
环节二：分享(10分钟)
监狱里所有职位都属于人民警察吗?比如财务管理职位，生产管理职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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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是，如果实行警员制了都不好说了。
但如果编制属于中央政法编制，即使不执法，身份还是应该保留的。
法国文化介绍的详细下，浪漫啊，谢谢各位了
17世纪开始，法国的古典文学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期，相继出现了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维克多·雨果、福楼拜、小仲马、左拉、居伊·德·莫泊桑、罗曼·罗兰等文学巨匠。
他们的许多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其中的《巴黎圣母院》、《红与黑》、《高老头》、《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已被翻译成世界文学作品，在世界广为流传。
侦探小说方面有莫里斯·勒布朗的侠盗亚森罗平，和乔治·西姆农的梅格雷探长。
近现代，法国的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颇有创新，不但出现了罗丹这样的雕塑艺术大师，也出现了像莫奈和马蒂斯等印象派、野兽派的代表人物。
从17世纪开始，法国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早已有目共睹。
有关实用美术、建筑、时装设计、工业设计专业的学校也早已凭借其“法国制造”的商业硕果而闻名海外。
法国人喜爱体育运动，比较流行的体育运动项目有足球、网球、橄榄球、地滚球、帆船、游泳、滑雪、和自行车环形赛等。
比较有名的大学有巴黎大学、里昂大学等。
戛纳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五大电影节之一，每年5月在法国东南部海滨小城戛纳举行，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国际电影节之一，为期两周左右。
1956年最高奖为“金鸭奖”，1957年起改为“金棕榈奖”。
新闻出版 主要报纸有：《费加罗报》、《世界报》、《法兰西晚报》、《解放报》、《巴黎日报》。
地方报纸主要有：《西部法兰西报》，它是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北方之声》。
主要周刊有：《快报》、《观点》、《新观察家》、《巴黎竞赛画报》、《费加罗杂志》等。
法约有6000家出版社。
通讯社有：世界五大通讯社之一的法新社。
1835年创立。
法国国家广播公司成立于1975年，下设6个广播电台。
此外，还有国家广播公司和地方共同投资的17个独立的地方台。
为加强对外宣传，国家广播公司专设独立的法国国际台，对外广播几乎遍及全世界。
1982年政府通过法令，取消国家对电台的垄断，允许私人和团体设立电台。
目前，全国私营电台近1300家，主要有卢森堡电台、蒙特卡洛电台、欧洲一台等。
现有4家全国性国家电视台。
20多家中央或地方的有线电视台，另有许多可通过卫星接收的电视频道。
名胜 巴黎凯旋门 （L'arc de Triomphe）坐落在巴黎市中心星形广场（现称戴高乐将军广场）的中央，是法国为纪念拿破仑1806年2月在奥斯特尔里茨战役中打败俄、奥联军而建的，12条大街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气势磅礴，形似星光四射。
工程由建筑师夏尔格兰设计，1806年8月奠基，历时30个寒暑，于1836年7月落成。
凯旋门高49．54米，宽44．82米，厚22．21米。
它四面有门，中心拱门宽14．6米，门楼以两座高墩为支柱，中间有电梯上下。
在拱形圆顶之上有三层围廊，最高一层是陈列室，这里展示着有关凯旋门的各种历史文物以及拿破仑生平事迹的图片；第二层收藏着各种法国勋章、奖章；最低一层则是凯旋门的警卫处和会计室。
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南岸，是世界上第一座钢铁结构的高塔，被视为巴黎的象征。
因法国著名建筑师斯塔夫·埃菲尔设计建造而得名。
建于1887—1889年。
塔高300余米，塔身重达9，000吨，分三层。
第一层平台距地面57米，设商店和餐厅；第二层平台高115米，设有咖啡馆；第三层平台高达276米，供游人远眺，底部面积1万平方米，在第三层处建筑结构猛然收缩，直指苍穹。
从一侧望去，象倒写的字母“Y”。
该塔由1．8万余个组成部件和250多万个铆钉构成。
有电梯或徒步登塔顶。
入夜，塔顶发出转动着彩色探照灯光，防飞机碰撞。
塔旁竖立长方形白色大理石柱，柱顶安放斯塔夫埃菲尔镀金头像。
卢浮宫 (Palais du Louvre)是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之一, 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右畔、巴黎歌剧院广场南侧。
原是一座中世纪城堡，16世纪后经多次改建、扩建，至18世纪为现存规模。
占地约45公顷。
早在1546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决定在原城堡的基础上建造新的王宫，此后经过9位君主不断扩建，历时300余年，形成一座呈U字形的宏伟辉煌的宫殿建筑群。
1793年8月10日，在推翻君主制的周年纪念日时，法国“国民公会”决定把昔日的皇宫辟为国立美术博物馆；同年11月18日，卢浮宫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其全部工程于1857年完成。
在卢浮宫口字形正殿的西侧，伸展出两个侧厅，中间的空地形成卡鲁赛广场。
宫的东侧有长列柱廊，建筑巍峨壮丽。
其画廊长达900英尺，藏有大量十七世纪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期间许多艺术家的作品。
馆藏品达40万件。
卢浮宫美术博物馆分为6大部分：希腊和罗马艺术馆；东方艺术馆；埃及艺术馆；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雕像馆；历代绘画馆。
展览按不同流派、学派和时代划分。
一层展出雕刻。
二层油画，三层是素描和彩粉画。
八十年代初，法国政府实施扩建和修复卢浮宫的“大卢浮宫计划”。
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是最著名的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以其规模、年代和在考古、建筑上的价值而著称。
巴黎主教莫里斯·德绪利曾设想将两座较早的巴西利卡式（长方形）教堂合成一座大型教堂，1163年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奠基，高圣坛于1189年举行奉献仪式，1240年唱诗班席、西立面和中堂竣工，门廊、祈祷室和其他装修在其后的一百年中陆续建成。
内部平面130×48米，屋顶高35米，塔高68米。
塔的尖顶始终未建。
教堂经过历代的损坏不得不 于19世纪重修，只有三个巨大的圆花窗仍保持着13世纪的彩色玻璃。
后堂的飞扶垛特别雄健优美。
巴士底狱遗址(Place de la Bastille)位于巴黎市区东部、塞纳河右岸，这里曾是公元1369—1382年建立的一座军事堡垒。
“巴士底”一词的法文原意是“城堡”。
这座古城堡拥有8座巍峨坚固的炮台，兴建之初是用来抵抗英国入侵的。
1380－1422年，这座城堡被改为王家监狱。
整座城堡占地2670平方米，四周建有一堵又高又厚的石墙和8座高30多米的塔楼，四周掘有宽24米的深沟，设吊桥进出。
早在16世纪，这里就开始关押囚禁政治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两次关押在这里。
在法国人民心目中，巴士底狱已成为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
1789年7月3日，巴黎人民奋然起义，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1791年，巴黎人民拆毁了巴士底狱，在其旧址上建成了巴士底广场，并把拆下来的石头铺到塞纳河的协和桥上，供路人践踏。
1830年，法国人民又在广场中心建立起一座纪念七月革命的烈士碑。
这座烈士碑高52米，碑身是用青铜铸成的圆柱体，人称“7月圆柱”，在柱顶端是一尊右手高举火炬的金翅自由神像，神像左手提着被砸断的锁链象征着获得了自由。
在监狱遗址前方立着一块牌子，上写：“大家在这里跳舞吧
”1880年6月，法国将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天定为法国国庆日。
先贤祠 (le Pantheon)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
它原是路易十五时代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1791年被收归国有脱离宗教后，改为埋葬“伟人”的墓地。
1814年到1830年间，它又归还教会。
先贤祠中的艺术装饰非常美观，其穹顶上的大型壁画是名画家安托万·格罗特创作的。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绘画的主题改变，先贤祠具有了“纯粹的爱国与民族”特性。
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和大仲马等。
至2002年11月，共有70位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殊荣。
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坐落在巴黎拉丁区北侧，塞纳河右岸的博堡大街，当地人常也简称为“博堡”。
文化中心的外部钢架林立、管道纵横，并且根据不同功能分别漆上红、黄、蓝、绿、白等颜色。
因这座现代化的建筑外观极像一座工厂，故又有“炼油厂”和“文化工厂”之称。
这座设计新颖、造型特异的现代化建筑是已故总统蓬皮杜于1969年决定兴建的，1972年正式动工，1977年建成，同年2月开馆。
整座建筑占地75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共10万平方米，地上6层。
整座建筑共分为工业创造中心、大众知识图书馆、现代艺术馆以及音乐音响谐调与研究中心四大部分。
巴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 in Paris)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是法国最著名广场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
广场始建于1757年，是根据著名建筑师卡布里埃尔的设计而建造的。
因广场中心曾塑有路易十五骑像，1763年曾命名“路易十五广场”。
大革命时期又被改名为“革命广场”。
1795年又将其改称为“协和广场”，后经名建筑师希托弗主持整修，最终于1840年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23米高、有3400多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这是路易－菲利普于1831年从埃及卢克索移来的著名文物，碑身的古文字记载着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事迹。
石碑两侧各有一座喷水池。
池中精致的雕刻也是希托弗的作品。
广场四周放置了8座雕像，分别象征着8座在法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城市：里昂、马赛、波尔多、南特、鲁昂、布勒斯特、里尔和斯特拉斯堡。
1793年大革命时期，巴黎人民奋起捣毁了路易十五的铜像，并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香榭丽舍大街 (Ave des Champs-Elysees)东起协和广场西至星形广场，全长约1800米，街道最宽处约120米，是横贯巴黎且最具特色、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在法文中“香榭丽舍”是“田园乐土”的意思。
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低洼潮湿的空地。
17世纪路易十四在位时，曾在这里植树造林，使之成为专供宫廷贵族游乐的禁区。
后来，图勒里公园的东西轴线向西延伸，在这里建成了近1公里长的林荫道。
以后又加扩展。
1709年才将其命名为香榭丽舍大街。
大街以南北走向的隆布万街为界，分成风格迥异的东西两段。
幽静的东段体现了田园风光，长约700米，一排排梧桐苍翠欲滴，街心花园夹在万木丛中时隐时现。
东端的星形广场中央有巍峨雄伟、遐迩闻名的凯旋门。
大街附近有波旁宫、玛德琳娜大教堂。
这里还有图勒里公园、卢浮宫、市府大厦和爱丽舍宫等名胜古迹。
西段长1100多米，西端的协和广场是巴黎的另一个交通要冲。
法国的一些重大节日——7月14日国庆阅兵式、新年联欢都在这条著名的街道上举行。
法国主要是以艺术和文化出名，在法国，有许多电影节、展览会、音乐会等供人欣赏。
在法国的中央种植许多农作物，例如小麦、向日葵等。
历史名人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 ：1622年1月15日生。
本名为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莫里哀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
莫里哀10岁丧母，外祖父经常带他去看闹剧、喜剧和悲喜剧。
50年代，莫里哀开始编演一些闹剧及喜剧《冒失鬼》（1653）。
1658年回巴黎主要从事古典主义喜剧创作，一系列作品问世，如《可爱的女才子》（1659）、《斯卡纳莱尔》（1660）、《丈夫学堂》（1661）、《太太学堂》（1662）。
1664-1668年，是莫里哀的创作高峰阶段，主要剧作有《伪君子》（1664）、《唐璜》（1665）、《吝啬鬼》（1668）等。
1668年以后，莫里哀还写了一些讽刺作品。
莫里哀一生写了30多部喜剧。
他塑造人物性格适当引入了闹剧因素，充分运用日常语言等方面对喜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莫里哀于1673年病逝。
伏尔泰（ 1694－1778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
原名弗朗索瓦玛利阿鲁埃，伏尔泰是笔名。
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伏尔泰经历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封建王朝的统治，目睹了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一亲身感安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和反动。
青年时代因发表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作品，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
1725年出狱后，旅居英国三年。
他主张“开明君主”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伏尔泰创作了许多著作，他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迷信，宣扬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主张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主要著作有：《哲学辞典》、《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路易十四时代》等。
还写过有关中国的历史剧《中国的孤儿》。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
生于日内瓦钟表匠家庭。
当过仆从、秘书、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
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认为私有制是人民群众遭受社会压迫的根源，但不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
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旧译《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忏悔录》等。
拿破仑 ·波拿巴（1769－1821年）：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8－1814年）。
生于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
毕业于巴黎军事学院，曾任炮兵少尉、少校。
1793年土伦战役中立下战功，破格提为准将。
督政府时期率军进攻意大利（1796年）和埃及（1798）。
1799年11月发动政变，成立执政府。
1804年称帝。
1812年对俄战争溃败，帝国瓦解。
1815年在滑铁卢战败。
被流放到大西洋中圣赫勒拿岛。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维克多·雨果于1802年2月26日出生在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军官家庭，他才华横溢，创作力经久不衰，文学生涯达半个世纪之久。
人道主义是贯穿于他作品的主线。
维克多·雨果出身于军官家庭。
童年时随父到过意大利、西班牙，1814年定居巴黎。
青年时代他走上了为社会进步而斗争的道路。
1831年发表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表现出作家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
1848年“二月革命”开始时，维克多·雨果已成为坚定的共和党人，并当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左派的领袖。
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
维克多·雨果立即发表宣言进行反抗，不幸遭到失败。
同年12月，维克多·雨果被迫逃亡到布鲁塞尔。
在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期间，维克多·雨果始终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独裁政权的斗争，并坚持写作。
186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维克多·雨果返抵故土。
1872年完成了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1885年5月22日病逝于巴黎。
维克多·雨果一生追随时代步伐前进，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61年，当维克多·雨果得知英法侵略者纵火焚烧了圆明园后发出了满腔义愤。
他义正辞严地写道：“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现在它又天真得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将圆明园辉煌的掠夺物拿出来展览。
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责，把这些财富还给被劫掠的中国。
” 克劳德·莫奈（1840－1926）法国著名艺术家，画家。
1840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童年在阿弗尔度过，1859年他来到巴黎，见识到了当时几位著名的印象派早期画家的作品。
他鉴赏他们的作品，但莫奈不是他们的追随者而是一个反叛者。
莫奈对造型并不关心，他关心是层次正是因为莫奈对造型格格不入，所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表现出他所确实看见的事物，但也正因为此，他却表现不出事物的幻觉真实感。
1872年，莫奈创作了扬名于世的 “印象，日出”。
这幅油画描绘的是透过薄雾观望阿佛尔港口日出的景象。
直接戳点的绘画笔触描绘出晨雾中不清晰的背景，多种色彩赋予了水面无限的光辉，并非准确地描画使那些小船依稀可见。
这幅画在1874年3月25日开幕的印象派画家第1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这幅作品是莫奈画作中最具典型的一幅。
莫奈之所以成为“印象主义”风格奠基人、被他的朋友公认为“班首”，是因为莫奈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从所周知，印象主义意味着感觉和观察方式的变革，它不仅改变了绘画，而且改变了雕塑、音乐、文学，就是到了今天，它也没有失去影响力，仍然改变着我们。
马赛曲 自由的赞歌--马赛曲 法国大革命期间，有过许多鼓舞斗志的战斗歌曲，而最受群众喜爱、流行最广的，是自由的赞歌--马赛曲。
马赛曲的作者名叫鲁热·德·利尔。
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斯特拉斯堡市卫部队的工兵上尉。
他经常到阿尔萨斯著名的爱国者、斯特拉斯堡市市长迪特里希的家里作客。
特迪里希夫人和女儿们同市长一样，都怀有满腔爱国和革命的热忱。
她们喜欢这位年轻的军官，欣赏他的勇气、诗和音乐。
她们总是他新作的第一批鉴赏者，也是他的知音者。
1779年冬，饥荒笼罩着斯拉斯堡。
市长迪特里希家的生活也很贫苦。
一天，饭桌上只有战时配给的面包和几片火腿了，迪特里希安详地望着德·利尔说：“只要市民们节日里不缺少热闹的气氛，只要士兵们不缺乏勇气，我们吃的虽不丰富，也算不了什么
”他接着对女儿说：“酒窖里还有最后一瓶酒，拿来让我们为自由为祖国干杯吧。
斯特拉斯堡要举行一个爱国主义的盛典，德·利尔应该喝几杯酒，写出一首能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来
”女儿们齐声鼓掌喝彩，取来了酒，为父亲和年轻的军官斟满酒杯，直至酒被喝完。
午夜了，寒气袭人。
任凭幻想驰骋的德·利尔兴奋异常地回到房间，一会儿先谱曲后填词，一会儿先作词后谱曲。
是音符还是诗句先出现
是音乐还是诗篇
他分辨不清。
他只是纵声歌唱，可什么也没有写成，他渐渐感到疲乏，伏在钢琴上睡着了。
天明醒来，夜里的歌曲就象梦一般地在例子的记忆中浮现。
他一口气写下歌词，谱上音符，随即向迪特里希家奔去。
他在菜雷锋里找到正在锄冬季莴苣的迪特里希，这位年迈的爱国者立即叫醒自己的夫人和女儿，还叫来几位爱好音乐并能演奏的朋友，由迪特里希的长女伴奏，德·利尔激昂地唱起歌来。
听了第一节，每个人心潮激荡不已；听到第二节，大家都流下了热泪；听到最后一节时，人们的狂热爆发了。
迪特里希、他夫人、女儿们、年轻的军官和朋友，哭着拥抱在一起。
他们欢呼：祖国的赞歌找到了
这首新歌，原名为《莱茵军进行曲》，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由德·利尔在斯特拉斯堡首次演奏，不久就传遍了全国。
三个月以后，法国第二大城马赛的工人革命队伍高唱这首歌曲，浩浩荡荡地开进巴黎；马赛的俱乐部每次召开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必定演奏这支歌曲；马赛人在行军路上也高唱这支歌。
《马赛曲》因此得名。
1795年，《马赛曲》正式定为法国国歌。
以后，这支歌曾被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和拿破仑三世废止过，到1879年才重新成为法国国歌。
马赛曲，一首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昂乐曲，传唱于法国南部抗击奥地利入侵的救国义勇军中。
1792年的那个漆黑的夜晚，莱茵营的工兵中尉德·李尔通宵达旦，用满腔激昂与丰沛才情谱写了这段永恒的乐章。
后来，路易十六人头落地，激怒了全欧洲的王室成员，普、奥、俄、英、西等国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国民公会宣布了总动员令，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大量法国青年正是在马赛曲的雄壮歌声中开赴前线。
不到一年的时间，战场已经转移到国境之外，1795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确立马赛曲国歌的崇高地位。
通过“雾月政变”而执掌政权的拿破仑，没有停止征讨的号角。
在1804年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后，拿破仑不仅率领法国军队成功粉碎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法同盟，而且征服了欧洲大部分领土。
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涅曼河，从北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马赛曲的强悍音符响彻寰宇，震撼人心。
为了迎接拿破仑胜利归来的军队，1806年，伟大的凯旋门破土动工。
但随着欧陆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凯旋门建设一度停滞不前，直至1836才竣工。
1840年，拿破仑的遗体被从圣赫拿勒岛运回巴黎，悲壮地从凯旋门下通过。
凯旋门右侧门柱的浮雕也被命名为马赛曲。
其中象征自由、正义、胜利的自由女神右手持剑，左手高举，号召人民向她指引的方向前进。
在她神圣宽广的羽翼下，一群志愿军战士，或高歌猛进，或负重前行，马赛曲的雄壮号角再次响起，映衬着香榭丽舍大道每一天的朝阳万丈和落日余辉。
弗朗索瓦·吕德完成凯旋门的雕塑任务时，已经52岁了。
这位与德拉克洛瓦齐名的雕塑大师，既有古典主义的严谨，又有浪漫主义的激情，为那段辉煌而悲壮的历史刻下了与音乐同名的经典。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
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急求田汉的《苏州夜话》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原籍湖南长沙。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致死。
生平和创作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沬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
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
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
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
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
《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
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
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
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
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
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
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
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
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
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
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
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
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
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
1964年，先后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10日受迫害致死。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
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主要代表作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最优秀的独幕话剧之一，故事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
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
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
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
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
黄大傻愤而自戕。
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
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3幕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
刘振声这一艺术形象以民国初年著名艺人刘鸿声之死为素材，概括了旧社会戏曲艺人的苦难遭遇，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典型。
剧中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人物形象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是剧作家艺术创造臻于成熟的体现。
田汉以这些艺术形象揭露令人窒息的黑暗势力，批判的锋芒不停留于金钱势利的丑恶，而着眼于流氓、恶霸、官僚得以横行的整个社会制度。
虽然是悲剧结局，但不是孤独的追求和个人的毁灭，而写出了人们的抗争和逐步觉醒。
《名优之死》的语言自然、深沉，于1927年冬在上海梨园公所首演，由洪深饰刘振声，杨闻莺饰凤仙，左明饰左宝奎，欧小凤饰肖玉兰，唐槐秋饰杨大爷，陈白尘饰记者。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
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
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这是田汉创作新阶段的特色。
由于作家迅速及时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乱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
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
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
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
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
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
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
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
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
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
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
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
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
《丽人行》在艺术结构上吸收戏曲、电影的手法，以前后连贯的 21场的形式，使得时空转换有很大的自由，借以反映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
1947年3月由演剧九队首演此剧于无锡，朱琳饰梁若英，于因饰李新群，田野饰刘金妹，江俊饰章玉良，刁光覃饰王仲原，赵元担任报告员。
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田汉写作了 12场话剧《关汉卿》，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
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抗拒恶奴凌辱，被赃官诬陷处斩。
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伎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
权贵阿合马看出了关汉卿借戏剧鞭答时政的意图，强令修改剧本，否则不许上演。
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
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
剧本还写了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而又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而刚烈的王著等人物来映衬主要人物，也写了狠毒卑鄙的郝祯和投机取巧的无耻文人叶和甫来作为对照。
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田汉全面分析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通过研究作品的思想感情来把握关汉卿的思想性格，从而写出了他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关系，写出了他憎恶黑暗、蔑视权势，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剧本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又切合于历史真实，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背景上表现了关汉卿的戏剧艺术活动，写出了他最可贵的斗争品格。
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进步文人的斗争传统，也融注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生活体验。
剧本体现了田汉创作的一贯特色：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执着的历史正义感。
全剧结构完整，描写细密，语言精炼，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汉卿》于 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欧阳山尊等，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目的是通过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公元7世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求婚，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和亲政策，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
在吐蕃内部，松赞干布和请亲使禄东赞主和联姻，大臣俄梅勒赞和恭顿则主战抗婚。
全剧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
从长安出发，文成公主一行战胜路途的艰难苦寒，战胜了恭顿等人的阴谋破坏，最后，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成大婚。
文成公主精通文史，兼擅武艺，有“利乐边民”的抱负，同时她又是生长于宫廷缺乏历练的年轻女子，对复杂的矛盾缺乏应付的经验，对离去的义母和故土充满了依恋的心情。
剧本以生动的细节写出了文成公主性格成熟发展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谋求民族和好的精神。
松赞干布雄才大略，决意和唐朝联姻，他不为佞臣所惑，冷静持重，终于查明了真相，取得了胜利。
这是戏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兄弟民族领袖形象。
剧本富于传奇色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
该剧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
导演金山，吴雪饰松赞干布，郑振瑶饰文成公主。
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文成公主》和《关汉卿》被人们称为田汉晚年艺术创作的双璧。
田汉一贯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成就和社会作用。
1943年，田汉曾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京剧《金钵记》；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
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描写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谢瑶环奉命乔装巡抚江南，与地方豪强及他们依恃的权奸来俊臣、武三思作坚决斗争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抗争，这一历史悲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话剧《关汉卿》相一致，是田汉戏剧创作的绝笔.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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