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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
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
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
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
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
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
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
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
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
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
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
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
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
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
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
[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
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
“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
”[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
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
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
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
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
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
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
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
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
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
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
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
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
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
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
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
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
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
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
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
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
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
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
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
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
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
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
[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
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
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
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
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
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
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
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
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
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
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
[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
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
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
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
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
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
[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
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
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
“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
”[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
[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
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
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
”[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
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
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
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
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
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
[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
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
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
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
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
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
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
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
[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
[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
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
[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
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
[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
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
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
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
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
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
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
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
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
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
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
[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
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
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
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
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
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
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
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
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
[4](p211)。
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
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
[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
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
[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
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
[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
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
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
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
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
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
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
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
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
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
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
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
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
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
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
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
生男孩的秘诀生男生女预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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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薇提着包下楼。
唐小舟见状，立即上去接过，来到一楼，将包放在沙发上，打开小心地检查。
赵薇说，唐哥，我给赵书记带了五天的衣服。
这里有几只塑料袋，赵书记换下来的脏衣服，你就放在塑料袋里，上衣、内*裤和袜子分开放，不要合在一起。
唐小舟看了赵薇一眼，没想到，这样一个漂亮女孩，竟然这么细心。
他的印象中，越是漂亮的女孩，越不会生活。
漂亮女人时时刻刻被男人们宠着，什么事都不需要自己动手，自理能力特别差，生活往往一团糟。
女人漂亮了，只适合当画一样欣赏，并不适合共同生活的。
没想到面前这个女孩，内外兼修，将来不知便宜了哪个臭男人。
赵德良穿着一件灰色夹克，从楼上下来。
走到楼梯中间时问，车子什么时候来
唐小舟说，我已经给冯彪打过电话，他说已经离开省委，应该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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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外面传来汽车声。
省委的考斯特停在了别墅门口。
赵薇要去帮唐小舟提行李，唐小舟说，行李我来拿，你拿这个就行了。
他将两只公文包和一只小包递给赵薇，自己背起了两只旅行包，跟在赵德良后面往外走。
冯彪是第一个下车的，跟着下来的，还有副秘书长陆海麟，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厅长梅尚玲等几个人，却没有看到秘书长余丹鸿。
唐小舟暗自惊了一下，怎么是这些人
余丹鸿开出的名单没有这些人呀，什么时候变的
为什么会变
生男孩的秘诀生男生女预测表
几个人分别和赵德良打招呼。
赵德良问，都到齐了吗
陆海麟说，都到齐了。
赵德良说，那我们就早点走吧。
此时，冯彪早已经从唐小舟那里接过两只包，放到了汽车最后一排一个空出的座位上。
唐小舟则接过赵薇手里的公文包，最后一个上了车。
汽车里早已经坐满了人，只有副手席以及中间两排座位以及最后一排是空着的。
赵德良上车后，直接坐到了空出两排座位的第一排。
唐小舟是第一次坐考斯特，不了解这种车的座次安排，以前也忘了问肖斯言。
不过，他看了看车上的情形，也就立即明白过来。
这车内的座位经过改装，原本第一排生男孩的秘诀生男生女预测表
留下的空隙最大，可第一排的危险性也最强，后面比较颠簸，肯定都不适合首长坐。
中间没有这两种劣势，但座位与座位间的距离不够宽敞。
这个弱点自然不是问题，稍稍改装，便留下了足够空间。
看来，这一排，是专门给首长准备的，秘书自然不能和首长平起平座，那会挤着首长。
后一排，应该是留给他的。
他将两只公文包以及那只小包放在旁边空出的位子上，又向后看了看，只有赵德良和他这两排两个人的座位只坐了一个人，其余的全都坐着两个人。
大部分人，他不认识。
按照余丹鸿最初的安排，有几个人，他是应该认识的，比如秘书长余丹鸿，政研室主任池仁纲和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易芒。
可这三个人都不在很快，他发现车行方向也不对，如果去德山，应该从雍州的西北边出城，驶上雍德高速。
从西北出城，就一定要过雍江，走雍江大桥。
可现在却是一直在向南行驶，穿过雍州市的繁华街道，逆雍江而行。
看来，此行的目的地也改了，并不是西北部，而生男孩的秘诀生男生女预测表
是南部或者东南部的某地。
发现这一点后，唐小舟突然感到恐惧，预感到自己可能犯了大错。
当初，赵德良说要下去走一走，叫他和余丹鸿秘书长一起商量个方案。
那个方案，虽然全部是余丹鸿定下来的，毕竟，也算是他们两人商量，然后由他汇报给赵德良的。
为了这个方案，他还向赵德良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书，包括人员车辆目的地以及时间等，计划书上列得清清楚楚。
方案做好后，他很详细地向赵德良汇报过。
赵德良手里拿着一份方案打印稿，一边看着，一边听他汇报，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他以为，这种事，通常都是由办公厅安排的，既然余丹鸿这样安排了，赵德良也就认同了。
现在，人员变了，路线也变了，而他却一无所知。
为什么要变
即使智商不怎么样的人也能想明白，肯定是赵德良对此前的安排不满意。
不满意很正常，毕竟别人不清楚他心里所想，他也没有完全表达。
但他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表现这种不满意，而是在最后时刻，突然将一切都改变了，这就不正常了。
这件事所透露出来的，并不仅仅是对相关安排的不满意，而是对做出这些安排的人不满意了。
这也恰恰是唐小舟感到恐惧的原因。
一路上，唐小舟的脑子里转动着的就是两个词，一个是伴君如伴虎，一个是天威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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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舟一路上心绪不宁，却还得强打精神投入到工作之中。
在一般人看来，乘车就是乘车，很单纯的一件事，能有什么工作
可是，他的身份和别人不同，别人只是陪同省委书记下去视察工作，他们的工作岗位在下车以后的某一处。
唐小舟是省委书记的秘书，他的工作岗位在省委书记身边。
赵德良有一种特别的能力，抓紧一切时间休息。
别说是这种有几个小时车程的旅途，就算是只有十几分钟车程，他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睡眠，哪怕是睡上五分钟，待他重新投入工作时，便会精神抖擞。
唐小舟却只能是打疲劳战。
比如现在，赵德良在开车不久，就睡着了，唐小舟却不得不睁大眼睛，随时注意路上的各种情况，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汽车非常平稳，什么意外都没有地接近了雍闻高生男孩的秘诀生男生女预测表
速公路出口，第一站竟然是到闻州。
唐小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这件生男孩的秘诀生男生女预测表
事，是不是上次郑砚华到雍州时定下来的
或者说，赵德良要到哪个市，本身就有极其特殊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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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舟暗想，如果这一猜测还有几分道理的话，赵德良实际上在玩权力平衡棒，正在江南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一股足够和陈运达平衡的势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控制，只有两种手段，一是以雷霆手段生男孩的秘诀生男生女预测表
动外科手术，将某些人的权力剥夺；一是在权力结构体，利用提拔、调动、正常退休等手段进行调整，完成新的权力分配，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达到新的权力平衡。
相对而言，后者生男孩的秘诀生男生女预测表
更加的温和，适宜于社会的稳定，也更挑战控制者的政治智慧。
前一种，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战争，可以说后患无穷。
关于权力的运用，人们往往将其通俗化庸俗化甚至神秘化。
通俗化的体现，将权力说成是斗争，曾经一度风行的阶级斗争理论，便是登峰造极的产物。
庸俗化的体现，将权力说成是权术，诸如所谓的官场厚黑学之类，便是这种观念的直观表达。
神秘化就极其不神秘了，这种表达的直接方式，是所谓的清官和贪官理论。
简单地将官员分成清官或者贪官，实际上掩盖了官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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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会造成哪些影响
这是我在百科找到的，自己回答觉得不够全面。
希望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但是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
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涵义着手，在对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 城镇化 工业化 现代经济 区域经济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
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
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编辑本段]城市化的含义 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1. 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 地理学 地理学所研究的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
城市化也意味着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
3. 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
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从社会发展学角度认识：城市化是城市先进社会经济要素在乡村的普及程度。
4. 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
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此外农村中城市特质的增加也属于城市化。
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编辑本段]城市化的本质 [1]第一，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步提高。
第二，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原来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向从事现代高效的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转换，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
第三，城市化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城市是高消费群体聚集所在。
城市化使得大批低收入居民群体转变为高收入居民群体，因此城市化过程又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对投资者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越来越多的国民在发展中享受到实惠的过程，是一国中产阶级形成并占主体的过程。
第四，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
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第五，城市化过程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由于大部分的国民从事着先进的产业活动，有着较高的生活质量，因此，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将建立起根本区别于农业社会的城市社会新秩序。
人们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自由地进行更丰富多彩的社会会活动。
自律、自尊、自强成为社会风尚。
这是现代文明的灵魂，是城市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编辑本段]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
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1991年10月《自然信息》杂志发表曾邦哲（曾杰）专论提出乡镇城市化道路与太阳能、电子、生物技术产业化，以避免城市过大集中型发展导致人口、交通等都市问题，应该以城市群、城镇网络化为城市化策略。
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
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
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
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
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 .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
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
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
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
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
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
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
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
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
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
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二). 分散型城市化 分散型城市化是指城市经济活动、人口向外扩散。
它意味着大城市城郊及其周围非城市地域的迅速发展。
分散型城市化在空间形态上又可分为两种形式：（1）外延型（或连续型）城市化。
即城市从地域上逐渐延伸，形成规模不等的“城市带”或“城市群”。
（2）飞地型（或跳跃型）城市化。
即大城市为了长远发展的需要，在距自己一定距离处新建一个城市或使原有居民点发展为城市[4]。
分散型城市化在城市的中级乃至高级阶段占主导地位。
而在当今中国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日益暴露出许多分散城市化的问题。
1.大城市病日益突出 当今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相当严重。
交通拥挤、资源紧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在困扰着城市的进步[5]。
今年来我国大城市的建设和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圈开始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而许多特大城市也开始着手兴建“卫星城”希望能解决大城市病的诸多问题。
如北京市改委主任丁向杨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会议上向市人大作报告时提到，北京市将按照现代化生态城市的标准，公开招标确定高水平规划设计，建设几个适合五十万以上人口居住、就业的新型“卫星城”，借以来疏散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
但是，实际运行中发展“卫星城”很多的时候却是使城市更加“臃肿”，“城市病”的现象更加突出。
因此，解决城市病问题，在发展“卫星城”进行分散型城市化的时候同时应注意不要把城市变的更“臃肿”。
2.城市职能转化不明显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
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我国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
发展“城市圈”“卫星城”需要注意到城市职能和周边郊区职能的转化和协调发展。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城市应该不断加强“城市带”和“区域经济”的规模、布局、功能的完善。
城市职能的不断演进，是中心城市良好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解决大城市病、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
(三).旧地型城市化 旧地型城市化是指原来的农村地区，在并无城市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某种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者由于对外交通地位的建立，或者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多 、城乡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农村的繁荣，必然要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实现，现有的大城市无力吸收数以亿级的农村人口，只能以投资少、设施简单的小城镇、小城市起步。
通过对我国现实的分析，就可以暴露出农村地区城镇化中的一些问题。
很多问题产生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过程，同时又阻碍着本地区城镇化的进行[6]。
1.农村地区区域城镇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问题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果，在进行新一轮深化改革成果的过程中，我们仍需要摸索前进。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面临着新一轮城镇建设的高潮。
我们知道，城镇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中介，应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同时也应注意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在很多地区仍存在盲目上项目、造成重复投资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很多浪费，更重要的是贻误了时机，使城镇化现代化过程滞后。
由此，作为与农村紧密相连的城镇建设，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切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发展模式。
比如在一些西部落后地区，因为其经济基础薄弱、资源短缺，开发初期启动相当困难。
为迅速提高落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我们可建立优化的产业发展顺序，即首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如旅游、商贸等产业，以其促进地区发展资金的原始积累，并沟通外界，为合理引进外部资金和技术打下基础。
而后相应发展其他适合本地区的产业和相关工业，由此带动本地区的合理持续健康发展，切忌急于求成。
2.注意城镇化中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 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过程。
随着工业化生产在农村地区的普遍和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化服务的完备。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的城市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进城，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就业以及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使村民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基础教育是影响我国未来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教育资源呈不均分布，地区的文化水平低下势必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到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加强对农村人口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注重对城市化主体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城镇（市）化进程中需要长期重视和亟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编辑本段]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
城市化进程，也要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需要广大农业劳动者有真正的择业、择地自由，打破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为枷锁，完善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在城市化的各个阶段都要充分注意城市化过程中人的利益[7]。
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过而且还将要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要坚持城市化本身从促进人们的生产方式、改善人们的生产方式、提升人们价值观念的出发，以此来监督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城市化的长久之路。
[编辑本段]城市化进程的表现特征 城市化进程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比重彼此消长，不断变化；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成正比；城市化水平高，不仅是建立在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也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
城市化衡量指标： 1、城市化水平指标 此指标的公式是：PU=U÷P×100%；式中：U——城市人口；P——总人口。
2、城市化速度指标 次指标的公式是：TA=1÷n(PUt+n—PUt）；式中：TA——城市化速度；n——两时刻间的率数；PUt+n、PUt——在t+n年和t年的城市人口百分比；要注意，公式中城市化速度（TA）的单位是城市人口比重平均增长（或减少）的百分点，而不是百分比。
3、城市化质量指标 城市化质量指标并不单一，而是综合各种指标的指标体系，这里采用叶裕民提出的衡量城市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并作稍微改动，分为两大体系。
(一)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 城市现代化是城市素质的综合反映，具体体现在城市发展水平的方方面面。
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划分为三大类11个指标。
第一类，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指标。
主要包括3个指标：人均GDP(元／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类，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指标。
包括4个指标：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平方米)，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万人拥有医生数(人)，万人拥有电话机(包括移动电话)数(部)。
它们分别反映交通、医疗卫生、通信的发展水平。
第三类，人的现代化水平指标。
包括4个指标：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人)、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以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
分别反映人的素质和人的居住环境状况以及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
(二)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与乡村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结为一体，互补融合、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
衡量城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理论上包括4个指标：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平均利润率，城乡之间物质流和信息流状况，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
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选择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反映生活水平)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反映生活质量)两个指标来计算我国当前城乡一体化的水平。
[编辑本段]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问题 （一）环境质量下降 （二）交通拥挤，居住条件差 （三）增加就业困难，失业人数增多 解决办法 （一）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 （二）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 （三）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 [编辑本段]发达国家城市化特点 1.起步早。
2.城市化水平高。
3.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编辑本段]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点 1.起步晚,发展快。
2.城市化水平较低。
3.城市发展不合理。
例如巴西，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4，城市化问题十分严重
[编辑本段]城市化影响 1．城市环境质量下降——环境污染 城市环境——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产物，它包括自然环境以及经过人工改造的环境。
自然环境在城市中已很少见到它的踪影，只有在城市郊区或公园中能看到一点点自然环境的景象：如田野、池塘、自然生长的树木等。
在城市中绝大多数是经过改造后的人工环境，如街道、楼房等。
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共同构成了城市环境。
主要是高科技带来的新公害，如空调病、电脑辐射、手机的危害、噪光污染等。
2．交通拥挤，居住条件差 3．增加就业困难，失业人数增多 城市化过程中还会带来其他的社会问题，如贫困问题、内城衰落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
[编辑本段]《城市化》杂志 《城市化》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主办的一份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
重点报道城市化进程的问题与对策、经验与教训，全面反映中国城市化的现状，总结中国城市化工作经验，探讨中国城市化发展理论，是我国城市化领域的权威刊物。
其宗旨是“让中国的城市化造福全人类”，其使命是“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智力支持”。
《城市化》杂志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持编辑工作，因其高端性、专业性、可读性，而受读者青睐。
目前该杂志发行覆盖全国六百余座城市，读者包括各城市市长、市委书记，各级规划建设口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大中企业总裁或高管，各学术科研机构以及大中院校等，发行量达30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