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嫁都有什么习俗
全国各地婚俗 山西北部地区（以大同为代表），婚俗的一项——倒宝壶。
结婚那天去娶新娘的时候新郎要带些两瓶红酒，到了女方家里后，娘家人要把瓶里的酒倒掉，然后用绿豆把酒瓶装满，这也就是所谓的宝壶。
晚上客人都走光的时候，只留下几个朋友，如果新郎有姐夫的话就让姐夫倒宝壶，如果没有姐夫的话可以让一个朋友顶替。
晚上12点的时候，新郎新娘坐在床上盘腿而坐，并且要把两人的衣服边对齐抓紧，绿豆要倒在衣服上不能撒了。
姐夫手拿宝壶，开始倒，宝壶口是有筷子或者其他物体堵上的，只有一个小口，这样瓶子里的绿豆就会出得慢而且少，再加上姐夫手的操作，绿豆经常会卡住出不来，这时姐夫就会假装打电话一样和其他在场的朋友联系，问宝壶爷咋了，这个接电话的就会出个小节目，并且说“宝壶爷有点不高兴了，想看看新人的表现。
这对新人要表演得让大家都满意了，姐夫就会松松手，让绿豆再掉几颗。
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闹洞房，倒宝壶就象个节目主持人一样把整个过程串起来，如果朋友兴致很高的话，就会一颗颗的倒，这样就会进行很长时间了，甚至通宵了。
上海婚俗 -- 新娘换鞋离娘家 一路红伞到夫家 所谓各处乡村各处例，中国不同省份及籍贯的人士在举行婚礼仪式时，也别有其独特的嫁娶习俗。
虽然部分有趣味的传统礼仪已因文明发展或简化婚礼而被省略，但这些陈旧有趣的婚礼习俗仍甚具阅读价值。
假若你的另一半与你拥有不同籍贯，也可借此机会，一窥他家乡一些特殊、有趣的嫁娶仪式。
上海古时的风俗十分注重传统，繁复的六礼仪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及迎亲也按足传统办事，一丝不苟，由于旧时年青男女并无自由见面及恋爱的机会，由提亲，订下婚约以至婚礼期间都有赖媒人当中间人，联络男，女两家及协办婚礼仪式，所以迎亲后必定要给媒人送上媒人利是，以答谢其促成姻缘之恩。
在旧时的农村里，不是所有人家都能负担为新娘子做裙衫的经济负担，所以不少农村出嫁时，都会身穿红色长衫或大红套装，代替裙衫。
新郎出门前，都要先在娘家吃一碗以莲子、百合煮成的甜羹（糖水），代表女家希望女儿出嫁后能过甜蜜无忧生活的愿望。
在送嫁的过程中，女家一位属全福之人（即父母双全，与丈夫和睦而有子女者）的女性长辈，或女司仪撑起红伞伴着新娘走，以保护她不受妖邪入侵。
女司仪在新娘出门时要多带备一双全新的绣花鞋，待新娘登上轿子后，便要立即更换新鞋，表示新娘离家嫁作人妇，便不会带任何属于女家的东西到夫家，寓意将以后的生活交托于丈夫手上。
如果女家无设宴款待亲友，又或发出邀请时有所遗漏，事后要向这些亲友派喜糖（即印有喜字样或红色包装的糖果）代替，以示正式通知各人女儿已出嫁。
福建婚俗 ----手帕一方定终身 带副碗筷到夫家 订亲必须由男方本人由父母陪同上门，聘礼相当简单，并当众交送女方，女方回赠一条手帕，这样就算订下终身。
出嫁前夕，新娘会由姐妹伴宿守夜，一则叙旧话别，二则取个旺气兆头。
次日中午女家办送嫁酒，散席后，母、婶、姑和姐妹围着新娘，抱成一团大哭，送嫁不得放鞭炮。
新娘出门时多穿上裙装，但也可用全套红色衣裙代替。
新娘的嫁妆越多，代表女方的家底越厚。
为了让女儿嫁得风光，女方会预备数量多而贵重的厚礼，于出嫁当日随新娘之后浩浩荡荡地送到男家，有时候送礼的队伍会由好几辆车和一大群亲友组成，场面壮观。
在新娘嫁妆中，除传统的中式礼仪用品及金器外，并包括家庭电器，大型家具甚至单车或电单车等，全由女家送出，另外新娘也会带一副新碗筷，以示从现在起，她就要寄在婆家吃饭。
新娘进门后，要向男家家中所有亲属敬茶，即使是几岁小孩也有份儿，次序按辈份年岁而定，敬茶时，长辈会送赠金器（多是戒指）予新媳妇。
而向女性长辈敬茶时，会将一个发夹夹在长辈的头发上，并回赠一只戒指。
完成大婚仪式后，便会设宴招呼亲朋邻里，传统上，男、女家会分别设宴，如男家于婚礼当晚摆酒，女家则于翌晚设宴，遇有亲朋众多或同村乡里甚多时，婚宴可能连续数天。
嫁后第三天，夫妻双双回门，一般不留宿，待婚后满月，娘家再请他回去长住十天半月，叫做玩满月。
次年正月，娘家请春酒，新娘会与夫婿一同出席。
新女婿上门后，娘家房族亲戚轮番摆宴请酒。
事后，新女婿回赠每家一包红枣或冰糖，以示答谢，至此，嫁娶过程才算全部完结。
安徽婚俗 ----前夜新郎宿女家 新娘新郎对换鞋 在安徽合肥地区，在婚礼中仍保留有一些古代习俗。
在结婚前一夜，男家要宴请族中各人，然后新郎要拜祖宗，父母及长辈，拜毕，以新郎为首的迎亲队伍便会响着锣鼓，向新娘家进发。
迎亲队伍到达女家门前，女家照例紧闭大门，要新郎大放鞭炮，称催门炮，妇女家亲友便向新郎索取启门钱，即开门赏钱，再向新郎再三请求，新郎才会随他们进屋内。
当夜女家会设盛宴招待新郎，与亲友共饮。
在举宴之前，新郎要先叩头拜见宾客，同时还要拜见女家长者，叩头吉计其数，当晚新郎会宿于岳家。
次日早晨（即婚礼吉日），新郎的迎亲随从在女家门前大放鞭炮，称为催妆，新娘整妆完毕，便会与新郎一起出发往男家。
在出门时，新娘会放声大哭，表示不愿离开父母，家人亦会大哭表示惜别。
在啼哭声中，新郎的兄弟或至亲送她先行，称之送亲。
新人来到男家门前，男家会请两位儿女双全的妇人，将新郎和新娘的鞋对换，因为鞋与偕同音，故此举有白头偕老的象征。
新郎进男家门时，亲友会口念吉祥语句，手向地下撒花生，红枣之类的果子，叫做撒喜果。
之后进行的拜天地，交拜，喝合酒等婚仪，则与其他地区大同小异。
青岛婚俗 青岛旧的风俗礼仪很多，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繁琐的风俗礼仪也已被革弃，下面是笔者对目前青岛婚俗部分略记，供有兴趣者参考： 新娘出门不要回头招手 新娘出门不要哭泣，一方面是不吉，另一方面会破坏化妆 下车时，新郎和新娘要从同一侧下，不要分开下，否则不吉 有身孕的不宜参加婚礼 在新娘家吃饺子时，碗内要留下双数 北京婚俗 -- 新郎虚箭射新娘 同房先要吃饺子 按照传统的方式北京地区人士说亲时，要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将男女生年属相相合，只要双方生肖并无相冲，即可合婚。
婚约确定后，男家便要择吉日，带备红柬（婚书）举行订婚礼，男家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首饰，洋酒及果饼等礼物，叫过礼，但这只是小定礼，婚期前一个月，得送大定礼，一般是吃的，穿的，及洋酒及活鹅，样样俱全。
至吉日临近，男家还要给女家送上催妆礼，计有猪羊肉，干面，年糕等。
其中肉是要女家割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之意。
女家在男家催妆后，便要立即将嫁妆送往男家，以装设新房。
新娘到达男家进门前，新郎会手持弓箭，于新娘脚下虚晃三下，借以驱除邪妖，之后新娘跨过火盆，方可进门。
然后，新郎新娘双双拜天地，入新房坐帐，并一起吃子孙饽饽（饺子）及长寿面，并饮交杯酒等。
婚后第三天，新姑爷陪伴新媳妇回门，叩拜岳父母。
海南苗族[咬手]定情 海南苗族咬手定情“伸手给哥咬个印，越咬越见妹情深，青山不老存痕迹，见那牙痕如见人。
” 这是流传在海南省苗族的一首歌谣。
咬手是海南苗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一种独特方式。
每逢节假日，特别是三月初三，在槟榔树下，芒果林中，小河溪边，山坡草地上，青年男女唱起美妙而动听的歌曲，抒发自己的理想、情趣和心愿，寻求自己的意中人。
随后，小伙子拿起弓箭、鱼叉到河溪里抓鱼，姑娘们在溪边烤筒饭和煮鱼，直到太阳落山才散去。
如果小伙子相中心爱的姑娘，晚上便用口弓、鼻箫、树叶吹着婉转动听的曲调，来到姑娘的隆闺（女青年自住的茅房）外唱开门歌。
如果姑娘不唱闭门歌，便会开门走出来，一起到草地上或竹林里点燃篝火对歌跳舞，互表爱慕之情。
这时，姑娘听了小伙子的求爱后，便羞答答地拉起小伙子的手咬一口，如果咬得很轻，而且很有礼貌，小伙子便明白姑娘是表示拒绝或暗示自己有了意中人；如果姑娘咬得很重，甚至咬出血印，则表示姑娘对他十分倾心，愿意接受小伙子的爱。
咬手定情后，他们便各自拿出最心爱的手信，如戒子、耳环、竹笠、腰篓之类的礼品，互相赠送，作为定情物，以示终生相伴。
山东婚俗 山东临沂结婚仪式，系就庭前设礼案，奏乐，由司仪人入席宣：“男女宾人席”男女族主婚人人席男女族全体人入席。
证婚、介绍人入席，而南立。
男女宾相引新郎、妇人席，俱面北立。
奏乐。
证婚人读证书，并为新郎新妇交换饰物。
新郎、妇行结婚礼，东西向立。
双鞠躬。
奏乐。
主、征婚人致训、箴词，新郎、妇谢证婚、介绍人，三鞠躬。
男女宾代表致颂词、赠花，两鞠躬。
奏乐。
新郎、新娘致谢词，三面鞠躬。
外国婚俗 巴厘岛婚礼 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享有“神仙岛”的美誉，这里许多人的婚礼在建于17世纪的克兰比坦王宫举行，新人穿着当地传统服饰参加婚礼，仪式由当地的祭司主持。
婚礼后，新人还可以到海滩上翩翩起舞。
法属波利尼西亚婚礼 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举行婚礼前，男女双方先会受到当地人载歌载舞的欢迎，接着必须分开，各自为婚礼做准备。
新娘将被打扮成塔希提公主的样子，而新郎则搭乘独木舟赶赴婚礼现场。
双方在婚礼主持人面前相聚，身边响起宗教音乐，这一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夏威夷婚礼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天堂般的夏威夷举行婚礼。
在那里，结婚的各项手续十分便捷，有专人为新人操办。
婚礼上，新人们每人在脖子上挂上一个用鲜花编织的花环。
泰国婚礼 在泰国举行婚礼，新人将接受数百朵鲜花的夹道欢迎，当地人还会献上饮料和水果，迎接新人。
新娘将穿上当地的民族服装参加婚礼，而婚礼结束后，新人将一起观看民族舞蹈表演。
在泰国也有佛教婚礼，由9位僧侣共同出面主持。
拉斯韦加斯婚礼 拉斯韦加斯也是个好地方。
你可以登上该城的“艾菲尔”铁塔第50层，婚礼在你步入玻璃观光升降梯那一刻便已经开始了。
如果你愿意，婚礼也可以在直升机上举行。
墨西哥婚礼 在墨西哥能体验到土著人维乔尔人的婚礼。
新娘穿上维乔尔人传统服装，同新郎在酋长面前许下相爱一生的誓约。
婚礼上，新人要接受洗礼，喝用发酵过的玉米制成的饮料。
仪式结束后，新人要抱在一起，象征性地一同躺在席子上。
谁有关于中国古代婚礼的故事
9.生辰寿嘏 小孩过生日人祝寿嘏时以男性为重。
摆阔气，小康之家有所表示，贫困有心无力。
一般男孩子第一、二、三个生日过得隆重，亲朋送礼，主家待饭，吃油糕，长面条。
沿黄河一带，十二岁过得更隆重。
老人逢六十、七十、八十岁为大寿，岁数越大越隆重，个别的鼓乐相助，儿女亲朋送寿衣、寿礼、寿桃、寿面，跪拜祝贺；寿星家盛餐招待，回礼答谢。
旧社会官宦豪绅祝寿嘏为勒索良机，滥发寿贴，收礼敛财。
喜庆吉日 合木。
老人年龄到六十开外，儿女们要经做棺木。
完工那天，称为合木，儿女们要庆贺，表示孝心。
合龙口，修建房屋合顶时，拉鞭放炮，张贴对联，表示庆贺。
同时备好饭菜招待工匠。
乔迁之喜。
家户搬进新窑或新房时，放鞭炮，贴对联，亲朋邻里前往庆贺，馈赠礼金、礼物，主要设宴招待，俗称暖窑。
开业庆贺。
新办商店、厂矿开业之日，装璜一新，鼓乐吹奏，张贴对联，拉鞭放炮。
有关业务单位、同行同业和亲朋好友前往贺喜，馈赠礼品、礼金、花镜、挂幛；主家设盛宴招待，回赠纪念品。
解放初期和实行义务兵役制头几年，青年应征入伍时，当地政府和全村群众集会欢送。
锣鼓喧天，披红挂花，家族近亲送礼祝贺。
八十年代，向高考中榜的学生及其家庭进行道喜祝贺，送礼资助，已成新风。
10.讣闻报丧 新中国建立前，丧葬习俗颇为繁琐复杂。
长辈死亡，富豪人家发讣闻，在白纸上将故者的生年死日时分及出殡日期写明，分送亲友；一般平民百姓则由孝子身穿孝服，赴亲友家叩头报丧，并请如期参与丧礼。
入殓 人死后先将衣衾棺木备齐，暂放床上，候亲属娘舅辈到后，方能入殓封棺。
死者遗体穿着，富家绸缎衣裤、男袍女裙、鞋帽、内衣等五身，不许结扣，口含金或银质小钱（小元宝样儿）；贫寒之家只穿布衣两三身不等，口含铜质小钱一枚。
每个儿女给棺木的七星板上铺麻丝各一条，面部盖麻纸一张。
儿女齐集后，将遗体放入棺内。
祭悼 入殓之后，搭灵棚祭悼。
男女孝子全身白孝衣，守护灵前。
亲友上素馔祭奠。
富户和小康之家，于前三日开吊，亲友吊奠，僧道诵经，鼓乐举衷，并设有礼房。
亲戚按远近为序上香焚纸，献供品。
迎祭时，先是本族，谓“堂祭”，后是外祖、娘亲，再是姑、姨、姐、妹。
朋友不分远近。
随到随祭。
发引 即出殡，起丧抬棺上坟。
僧道鼓乐导引，后随纸人、纸轿、纸马、金山、银山等陪葬纸扎。
孝子以白布躬身索引棺材，富者16人抬，一般人家8人抬，亲朋家族尾随棺后。
亲朋和僧道只送出村外，儿孙送上坟地安葬。
安葬 安葬前几天要先打好坟墓。
择吉地挖土坑八九尽深。
再挖小窑一孔。
安葬时，将灵柩下坑入小窑，用土掩埋，堆成圆墓。
服三 葬后三天，上坟祭奠，叫服三，俗称暖窑。
当日，死者儿女及近亲上墓，用香油炸油糕或馒片祭奠，烧化楼、台、亭、阁、院墙等纸扎，表示已为死者安置了舒适的住处，是件喜事，不动哭声。
过七 从死者寿始之日起，要举行七个七日祭奠。
头七、三七、五七较为隆重。
亲友携儿带女上坟悼祭。
直系亲属准备素馔（用白面蒸成桃、佛手、猪、羊等），一套16个、22个或48个不等。
此后，还有百日、周年等悼祭活动。
寄埋 即临时埋葬暂不入坟。
一种是死者上有父辈或祖辈健在，坟中无法定穴，只得寄埋；另一种是夫妻死亡一人，另一人健在，不能入坟定穴；再一种是由于“坟不空”、“日主不好”等原因，当年不能入坟。
寄埋多在靠坡靠崖的自然穴洞或废弃山圈之内。
寄埋时间长短不等。
合葬 夫妇同入正穴为合葬，俗称“上山”，就是上祖坟。
事主请阴阳先生择定良辰吉日，设灵堂隆重祭奠三天，然后进行合葬。
少亡与夭折不入坟。
12岁以下死者，不能打墓入坟，将尸体垒在土洞或石崖内。
两岁以下幼儿死亡不装棺，用谷草包裹弃于荒野。
殡葬革新 新中国建立后，倡导殡葬革新。
一些封建迷信和繁琐的旧习俗有所革除，丧事贫富的悬殊大为缩小。
工作人员病故开追悼会，送花圈致哀。
农村也简单从事，再不杀猪宰羊大肆挥霍，只用香表供奉一天，即行殡葬。
但习惯势力根深蒂固，薄葬之风尚未完全形成，火葬条件亦未具备，请阴阳、请僧道等迷信做法仍在流行，仍有丧葬讲排场，摆阔气的。
11.解放前，一直沿袭着封建买卖包办婚姻。
穷人一夫一妻，官宦富豪有的一夫多妻。
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卜算之合，本人不能自主。
世世代代有不少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和美满婚姻，被这种封建迷信习俗无情拆散，酿成悲剧。
联婚 联婚的第一步是合婚，即男女双方的属相、生辰八字，经算命先生掐算，凡合婚者，方可商谈婚事。
然后经媒人多次往来说合，双方认定了婚事，便由男女两家各书庚贴，互相交换，便为订婚。
接着是下贴，亦称送期，即由男方择定迎娶吉日，着媒人携带彩礼及金银首饰，用全贴知会女家。
用单红贴通告戚友。
嫁娶 历代相传，礼仪繁多，富户以豪华为荣，穷家则力求俭朴，但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
一般时经三天；吉日头一天，亲朋来临，晚上鼓乐吹奏。
吉日当天，男家备彩轿鼓乐，由新郎和主要亲戚组成的伴郎往女家迎娶；女家备酒席款待，送新郎上轿；迎到男家后，设香案，拜天地，入洞房，亲朋贺喜。
其间，有赶场凑热闹行乞的人，在新娘下轿时唱喜词。
较为流行的喜词是：“迟不来，早不来，新人下轿我便来。
庆喜来，贺喜来，空中撒过福气来；一撒金，二撒银，三撒摇钱树，四撒聚宝盆，五撒五子登科，六撒六六大顺，七撒七子团圆，八撒八仙过海，九撒九凤朝阳，十撒十全十美。
喜酒喜菜，恭喜发财”。
晚饭后，由平辈亲朋闹洞房。
吉日第二天，新郎新娘偕往女家，谓之回门。
新女婿向岳家长辈叩拜，岳家特优接待，并备礼物相送，当日双双返回。
新娘在婆家住九天后，再回娘家住九天，谓之回九或住九。
此外，另有几种其它形式的婚事：童养媳 多为穷苦人家养活不起女儿或娶不起媳妇，经说合议定，将幼女送往男家生活，待长到十五、六岁时圆房完婚，多数不讲仪式。
这是一种畸形的买卖婚姻。
一般男的比女的大十几岁。
童养媳受虐待歧视，大部分遭遇悲惨。
寡妇改嫁 若丈夫亡故，在封建礼教威逼之下，名门妇女要终身为夫守节，不得改嫁；一般人家，为维持生计，可另行改嫁，但改嫁者被认为不贞不节，备受鄙视、污辱和指责，并要遭受无理刁难。
原公婆及家中兄弟辈要勒索高额卖身价，霸占寡妇私有衣物、嫁妆等。
还要遭受流氓地痞的讹诈，甚至遭受辱毒打。
因而，不烽寡妇宁可忍辱负重，悲惨偷生。
不敢申言改嫁；有的走投无路，生活难熬，自寻短见。
寡妇改嫁迎娶时不得骑马坐轿，不得穿红挂绿，不得响动鼓乐，不得见太阳，不得走正道，情景甚是凄惨。
招女婿（招亲·入赘） 有女无男之家，招男孩多而贫困人家的儿子为婿，继承家业，传宗接代。
招女婿有两种，死招与活招；死招改名换姓，作为儿子永远继承财产，延续宗嗣；活招是不改姓名，老人下世之后，善办丧葬后事，仍回原家，所生子女为双方开门接代。
社会舆论对招女婿是歧视的。
换亲 男女双方家境均属贫寒，无力为儿子娶媳妇。
经媒人说合，双方的女儿互许对方儿子为婚。
一切彩礼全免，婚仪简单。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婚姻法的公布，封建迷信色彩逐渐减少，婚事程序渐行简化。
父母对于儿女婚事，或不主，或半主，有些家长虽想包办，但多数拗不过儿女，包办不了，城乡普遍实现了自由恋爱，婚姻自主。
男女青年恋爱成功后，请介绍人走一下形式，在男家或女家见面，称为相亲。
此后，双方自由接触，互相了解，增进感情。
成熟后，男家送聘礼订婚，一般是送时髦服饰数件，现金若干。
送彩礼的习俗仍然存在，即给女方家长送现金，一般为三五百元，多数是自愿相送，明言索要的不多，不受彩礼的也不多。
订婚后，达到婚龄的经双方同意，领取结婚证书，然后择日举行结婚仪式，始成夫妇。
结婚礼仪，50年代初先在机关干部中推行新式结婚。
1951年县政府干部张良珍同白凤英结婚时，由县长郭英贤主持婚礼，主婚人、证婚人讲话，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机关全体同志都来祝贺。
大家欢聚一堂，只以清茶、香烟、喜糖、瓜子待客。
郭英贤县长当场赠送藏头贺诗一首：“良辰吉日双行礼，珍肴美味待来宾；凤鹤落在庭堂上，英勇战斗比输赢。
”从此，机关干部都仍效这种既简朴又热烈的婚礼仪式。
农村结婚仪式也比旧时简朴多了。
1959年，城关公社在农田建设工地上，为12对男女青年举办集体婚礼，铁锹、平车作为嫁妆。
结婚坐轿子已绝迹，50年代骑马，60年代坐马车或骑自行车，70年代以后多乘坐汽车，后来又举旅行结婚。
入赘女婿不再受社会的歧视，反而受到鼓励称赞。
所生子女之姓氏，可随父、亦可随母。
寡妇再婚已成自然，再不受干涉、鄙视。
童养媳已经绝迹。
唯80年代以来，大操大办抬头，婚礼愈来愈重。
12炊餐具 炊具有炉灶、通条、煤锨、火钳等。
吹风，旧时为木制手拉风箱、手摇吹风，现有电吹风机。
县城已有个别户使用煤气灶。
做饭烧水均用铁锅，有大小之分，大锅蒸煮用，小锅做菜。
大锅口径，大小不等，视家中人口多寡而置。
近年来又有铝锅和不锈钢锅。
过去农家普遍使用 壶，用业烧少量开水。
其余有勺子、笊蓠、铁匙、盆盔、水瓢、菜刀、案板、擀面杖等。
水瓢、勺子、笊篱过去多系木质或铜铁所制，近年来使用铝制品。
贮存粮油，多用陶瓷瓮、缸、坛、罐之类。
餐具主要有碗、筷、盘、匙等。
酒具有壶、盅、杯。
茶具有盘、壶、杯等。
过去一般人使用均系笨重丑陋的粗瓷。
只有富家才有细瓷器。
近年来，大部器皿系细瓷、搪瓷、玻璃、塑料或铝制品，有些户购置了时新酒具、茶具，小巧精致，轻便耐用。
卧具 石楼人喜欢睡火炕。
炕上铺苇席，一般人家还有羊毛毡、牛毛毯，一人一褥、一被、一枕。
富豪人家绸缎被褥，绣花靠枕，夏有凉席，冬有皮褥。
贫寒者有被无褥，甚至两三人合盖一块破被。
近年来，普遍在炕上铺花漆布，羊毛毡，人人有被、有褥、有毯。
被褥面有绸缎的、哔叽的，肉絮新棉，柔软舒适。
城镇青年喜欢睡床，过去多是单人木床，现时多为双人木床，上铺床垫。
不少户有了席梦思、沙发床，冬天还有用电褥的。
家具 过去，家用木器有衣柜、木箱、厨柜、方桌、椅子、方凳、条凳，样式笨拙，油漆粗糙，但结实耐用。
近年来，木制用具不断更新，家庭中改用立柜、平柜、梳妆台、写字台、缝纫机、沙发、茶几、床头柜、圆桌、皮箱等。
城镇有些户有了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录音机、石英钟、电子琴等高档现代用品。
工具 一般居民住户，还备有日常生活中手头离不开的器具用品，如知筐箩、簸箕、水桶、扁担、秤、斗、筛箩、条帚、扫帚以及篾、梳、镜、瓶、笔、墨、纸、砚等。
13.旧时道路崎岖，行路唯靠两条腿，妇女、老人则以毛驴代步，少数富豪近则骑骡马，远则坐架窝，偶有头面人物坐轿车，也只限于县城附近十几里内。
30年代，开始有了自行车，但数量极少。
50年代以后，自行车遍及千家万户，成为主要交通工具。
80年代，开始有了摩托车，农村小四轮逐年增多，所有乡镇所在地及一些大村庄开通了班车路线，外出行旅颇为方便。
然而，不少老年人旧习难改，若路途不远，力所能及，宁步行，不坐车。
14.本县民间住室以窑洞为主。
据考古证实，新石器中晚期就有人类在境内依山傍水凿穴居住，逐渐演变为土石窑洞。
特点是省工省料，易于构筑，冬暖夏凉，四季宜人，至今仍为广大农民所喜爱。
民国及其以前，贫苦农户选择凹形地势，打土窑一、二孔，窑两侧挖若干小窑洞，喂养牲畜和储藏粮草。
自给自足农户，选择向阳、出路好、场面宽阔的地址打土窑，窑面用块石砌筑，叫“土窑石接口”。
窑面顶上用石板压沿，或者用椽子、秸杆、灰泥筑卷棚，遮阳防雨。
一宅三、五孔主窑，两侧修若干对称小窑，并修筑围墙、大门。
官宦富翁家砖（石）结构，窑房并存。
城关镇殿底峪村郑氏，清代为官，在缓坡上分筑上、中、下三院。
上院正面五孔砖窑，东西两侧各砖房三间，台阶、栏栅俱全，为主人夫妇起居之所；中院正面五孔砖窑，两侧各砖窑三孔，系子媳居住；下窑为石窑，亦正面五孔，两侧各三孔，为仆役人等居所。
上中两院大门宽阔，并筑有屏门。
贵客到开大门相迎，素日由旁门出入。
此建筑为一般富户的典型居舍。
沿黄河一带住房模式别具一格。
多数户筑有土石结构正窑三至五孔，两侧有小窑数孔。
正窑对面中间为大门，两旁各有二至三小间隔棚，一般总长六至十米，分两层，高五至六米：下层为畜圈、草房，向内筑有牲口食槽，两侧为土坯墙；上层为晒枣棚，棚顶用瓦片或麦草抹泥加盖，四面用荆条、柳条或酸枣条编成篱笆围栏，防止飞鸟啄食红枣。
1952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宅建筑逐年增多。
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不论城镇乡村，民居条件发送得很快，新建筑绝大多数是砖木结构。
城镇以平房为主，农村多为砖窑，一宅一院，四间（孔）成套。
建材除砖石白灰外，不少人家用上了水泥、钢筋、预制板、铁门窗等现代建筑材料，水刷面贴瓷砖，油漆门窗大玻璃，舒适明亮。
有的户还设置土暖气、卫生间。
室内陈设求新求美，除大件新式家俱和家用电器外，还有字画、照片、盆景、小装饰品、小工艺品，根据主人的审美情趣，或雅或俗，或土或洋，五颜六色，生气盎然。
在院落的布局和利用上，过去说：“四六不成材”，修窑建屋，不是三间就是五间；现令为居住方便，一宅多为四间或六间。
过去说：“院内不载开花的树”，只种些花花草草，或者什么也不种；当今注重庭院经济，院内普遍栽有苹果、黄梨、葡萄等树木，种上黄瓜、茄子、西红柿等蔬菜，家家成了花果园。
花卉由池栽改为盆栽，夏放院、冬回屋，一年四季花花绿绿春常在15.县人饮食简约。
旧时饮食习惯：一是重主食，轻副食。
以粮为主，鲜菜稀少。
逢时过节有些肉食，也只是喜吃羊肉，少吃猪肉、鸡肉、牛肉，不吃驴肉，没有鱼肉。
二是重午饭，轻晚饭。
三是粮菜混作，粗作粗吃。
平时吃白面、肉食极少，即便吃一点，也是肉烩菜、大菜馍足矣。
或者是开水煮羊肉，加点食盐花椒面，熟烹葱花油，下入面条或面片，很少炖、炒、煎、炸、烙。
日常饮食，农忙季节一日三餐，农闲两餐度日。
一般户早饭是玉茭面、谷面、糜子面窝头或团子（玉茭面或者糜子面拍成，状似芴板，重者一个有半斤多），小米稀饭；午饭为高梁米饭或豆面条、豆面抿角、杂面条，煮南瓜、豆色、山药蛋，泡小米捞饭；晚饭为和子饭（又称咸饭、杂饭），由小米、钱钱（黄豆煮成半熟，捣成扁片）、豆面、南瓜、豆角、山药蛋混煮而成，说干不干，说稀不稀。
三餐俱以米面为主，夏季佐以野菜，冬季家家有咸菜、酸菜（用白萝卜、蔓菁、甜苣腌制而成）。
调味品仅有盐和干辣椒面，沿黄河一带有芝麻面。
新中国建立之前，劳动人民饮食水平极为低下，一般家户但求一饱。
贫苦农民食不果腹，常年吞糠咽菜，春夏之际，采食柳芽、树叶、槐花、榆钱、甜苣、灰菜。
逢年过节也只能勉强吃一顿白面饺子（俗称扁食）。
新中国建立以后，饮食水平明显提高，除60年代初困难时期外，基本上可以吃饱肚子。
80年代以来，由吃饱逐渐转向吃好，粗吃变为细吃，细粮比例、食油用量、副食消费水平增长很快，开始讲究烹饪技艺，佐料调味，营养成分和饮食卫生。
城镇居民以白面为主食，辅以大米、小米，间忽吃点玉米面、豆面以调剂口味；农村居民白面成为家常便饭。
在城镇，各种肉食、鲜蛋和应时青菜常年上市，不少家庭每顿午饭要炒几个菜，有宾客来访或喜庆吉日，摆上十来道菜，有鸡有鱼有酒，夏季还有啤酒和饮料。
农村大部分人家油、肉、蛋增多，有客必有酒。
干菜野菜吃得少了。
17.民国及其以前，不论城乡居民，衣着多以自织粗布手工缝制。
夏天，老年男人一身白，老年妇女白衫黑裤，青壮男子白衫灰裤，青年妇女花格格衫、灰兰色裤。
冬天，老人和妇女多穿偏襟棉袄，青壮男子多穿对补襟棉袄，棉裤多是深裆黑、灰、兰，下扎腿带。
成年人束白布腰带或牛毛腰带，并备有老羊皮袄、棉坎肩度冬。
男人无论单棉，上衣长不过臀，裤子宽松肥大。
青年女子衣着比较合身紧俏。
不论男女，夏季不戴帽子，下田耕作戴自编麦秸草帽，或罩以粗布白手巾或白色蓝边毛巾。
冬季男子多戴核桃帽，妇女裹头巾。
鞋是麻绳纳底，黑布配面，有方口、圆口和牛鼻子鞋，青年女子也穿花鞋、红鞋。
穷苦人家“老虎下山一张皮”，夏改单，冬改棉，褴褛不堪，衣不遮体。
富裕之家，以穿市布（洋布）为荣。
官宦富豪身穿绸缎，长袍、马褂、礼帽。
抗日战争以后，一般学生和公职人员逐渐穿学生服、中山服和流行便服。
新中国建立之初，服饰变化不大。
50年代自纺土布逐步淘汰。
60年代，服装品类增多，时样成衣成鞋随地可买，贫富、城乡之间的衣着差距已不明显。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行军装，不论男女，不分职业、年龄，不是军衣式，便是干部装，青着黄，老着兰。
80年代服饰大改观，中式、西装、茄克、风雪衣、牛仔裤、蝙蝠衫、连衣裙、超短裙、凉鞋、拖鞋、旅游鞋、高跟鞋，五花八门、五颜六色，淡雅的、鲜艳的，新潮的、传统的，争奇斗妍，各领风骚。
衣着逐渐高档美化，反映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生活提高，精神振奋，民心欢畅向上。
18.本县历史悠久，地处深山僻壤，自古养成了朴实敦厚，勤俭耐劳的民性。
县人性情温顺，待人纯真。
不逞强，不蛮横，不取巧。
不尚空谈，不善实际。
沉静寡言，言而有信。
处世谨慎小心，办事诚笃可靠。
境少游惰之男，邑多贤惠之妇。
富不骄奢，穷不嫌乡。
依乡恋家，极少外出。
短于谋略，怯于开拓。
宽厚有余，机警不足。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土中求生，少事它业。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传播，文化的提高，知识的增多，社会风气潜移默化。
民性中的优良传统等到了继承和发扬，带有封建礼教、封闭自守色彩的糟粕，不断改革和消除。
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心胸大开，民智大长，愈来愈多的人走出小天地，闯进大世界，外出求知求学，经商务工，引进新业。
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中国传统婚礼和西方婚礼在风俗和礼仪上的区别
一 中式与西式的区别： 1．同：在中西方婚礼上，新娘入场时，都会有一个“响亮的伴奏”。
异：在美国，人们会放一首歌；在中国，他们却会在院子里点爆竹，爆竹的响声震耳欲聋，据说，这么做有驱鬼避邪之意。
2．同：新娘都穿着白色婚纱。
我觉得这在中国应该算是新潮流，因为他们的传统颜色是红色。
异：西方新娘一般都会一直穿着白婚纱；中国新娘则看上去总想尽快换掉那身白婚纱
一般来说，那身白婚纱只会在她们身上停留前20分钟，剩下的几小时以及宴会后，她们都会穿着红色礼服。
3．同：新郎和新娘会坐上一辆花车。
异：西方的花车一般都是油光锃亮的，还扎有一些气球；中国的花车却总是被很有兴味地用玫瑰装饰。
4．同：婚礼上都有一位司仪。
异：西方司仪一般是牧师或法官；但中国司仪两者都不是，因为这对夫妇其实已经结婚了，还记得吗
所以这里的司仪无需这些身份。
他只是个愉悦大家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在开宴之前让观众开心。
从场地上分： 分内场外场 也就是西式的车队和宣誓的场地 道具不同的地方更多了 拿外场来说：用的道具都是定做的，复杂但是好看喜庆，从仪仗队穿的衣服到八抬的花轿，都不错，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西式外场就是车队。
内场来说：布景不但包括全红色的喜幛，还有天地神位，八仙桌，父母座，喜烛等等，还包括拉纱内景，想象一下，多美 西式内场：看婚庆公司的东西咋样了 你知道为什么用秤杆挑新娘的盖头吗?你知道为什么要在婚礼上点燃白色的蜡烛吗?本期内容将向你讲述这些典故与买价----- 中式婚礼道具 花轿 花轿成为传统婚礼的核心部分是从南宋开始的。
其分四人抬，八人抬二种。
又有龙轿，凤轿之分。
轿身红缦翠盖，上面 插龙凤呈祥，四角挂着丝穗，有钱人家娶亲为五乘轿。
花轿三乘，娶亲去的路上女迎亲者坐一乘，其余二乘由压轿男童坐， 迎回时新娘，迎亲、送亲各坐一乘。
另有二乘蓝轿，用蓝昵子围盖，上面插铜顶，由新郎、伴郎各坐一乘。
<*font> 旗锣伞扇 在迎亲队伍之中，花轿之前。
令整个迎亲仪式热闹、壮观。
燃炮 迎亲礼车在行列途中，应一路燃放鞭炮表示庆贺。
凤冠霞帔 嫁女人家无分贫富对嫁衣都十分讲究，内穿红袄，足登绣履，腰系流苏飘带，下着一条绣花彩裙，头带用绒球、明 珠、玉石、丝坠等装饰物连辍织成的“凤冠”，再往肩上披一条绣有各种吉祥图纹的锦缎“霞帔”。
盖头 古时新娘凤冠霞帔的同时都用红布盖头，以遮盖避邪，红色取吉祥之意。
马鞍 “鞍”“安”同声，取其“平安”长久之义。
多放于入洞房洞房门槛上，让新娘跨，表示新娘跨马鞍，一世保平安。
当 新娘前脚迈入门槛，后脚抬起还没有落下的时候，这时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全人把马鞍要给抽掉，正好符合了“烈女不嫁 二夫”，“好马不配双鞍”的意思。
火盆 放置于大门口的一盆火，让新娘跳过去，寓意婚后日子红红火火。
天地桌 多放院中，桌上放大斗、尺子、剪子、镜子、算盘、秤，称“六证”。
意为“六证”可知家里粮有多少，布有多少， 衣服好坏，容颜怎样，帐目清否，东西轻重等。
民间讲只有“三媒（媒人）六证”才表示新婚合理合法。
等到吉时，举行结 婚典礼，俗称“拜天地”，由司仪主持，一拜天地、二拜祖先、三拜高堂，最后夫妻交拜。
秤杆 入洞房后，新郎用秤杆挑去新娘红盖头，取意“称心如意”。
花烛 在婚礼仪式中使用大红色的成对蜡烛，点燃于厅堂及洞房之内。
因其上多有金银龙彩饰，故称“花烛”。
中式婚礼的流程: 亮轿：轿停在新郎家门口，向四邻昭示。
行礼：男方向娶亲太太（全活儿人，三代同堂）行礼。
发轿：三乘轿，大红花轿和二乘绿轿（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新郎做马车或骑马。
叫门：新郎到新娘家吉祥门前三叫门，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见面。
拜岳父母：新郎大礼参拜岳父母。
上轿：母亲将女儿搀下床，伴娘掀开轿联，父亲抱轿。
新娘哭嫁。
压轿人：新娘的兄弟，扶轿人，新娘家的小孩。
起轿：北京的轿子要稳，过河过桥要举红毡挡一下，意在挡煞。
下轿：新娘下轿，地铺红毡，新娘鞋不能沾地，前面有一个面袋子，寓意代代相传。
三箭定乾坤：新郎向新娘脚下射三箭，新娘在轿里要往地上撒些小米、豆子。
过火盆：日子红红火火。
跳马鞍：马鞍上放苹果，寓意平平安安。
拜堂：一拜天地，再拜高堂，夫妻对拜。
吃子孙饺子 喝交杯酒 上枣和栗子：寓意“早立子”。
帮我找一个赞美家乡的诗歌 急
有关临汾的诗2006-12-21 16:26 题平阳郡桥边柳树 岑参 此地曾居住，今来宛似归。
可怜汾上柳，相见也依依。
拜谒尧庙 范仲淹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
禹终平洚水，舜一亦致薰风。
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
乡人不知此，萧鼓谢年丰。
平水神祠 段成己 不到灵祠十五年，水光山色尚依然。
京人莫说子，不溉民田溉福田。
平阳道中 于歉 杨柳阴浓水鸟啼，豆花初放麦苗齐。
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
无题 无名氏 万树飞沙杂暮烟，鬓云历乱舞风前。
马强手弱寒鞭滞，回首乡关落日边。
二月朔同人游龙子祠 孔尚任 远隔红尘水树幽，宜人景物失乡愁。
含烟店柳从容发，破冻山泉放肆流。
古寺春寒须问酒，重峦雪霁好登楼。
风雷龙子何年去
遗事闲从父老求。
咏席师 明·李咨 忆昔陶唐时，光岳气完好。
生此华封俦，结寓山之窈。
夕眠松石云，朝歌羲黄道。
胡为击壤歌，薄言泻怀抱。
噩噩太古风，降世谁同调。
独怜荒冢头，离离半秋草。
——《民国·襄陵县新志》 注：席师：人称陶唐席老师，襄陵城东南席村人。
以播种耕稼为事，每击壤而歌于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尧闻而嘉之，尊为老师。
作者李咨，字汝弼，河间故城人，进士。
明成化十二年（1476知襄陵县事，为政清廉，后擢升为湖广监察御史。
张蒙溪 明·李咨 门楹夕照明，村墟霭林木。
蒙溪解组归，曾此易风俗。
衣冠不随时，礼乐教儿读。
岂直闺门间，里门仍修睦。
遗风尚凛然，后学多私淑。
吊古拂残碑，（虚见）欷奠（酉雨）酉录 。
——《民国·襄陵县新志》 注：张蒙溪，名著，字仲明，号蒙溪，元代教育家、学者，平阳路儒学教授。
襄陵张相村人。
过文中子祠 明·薛 王宣 古人不可见，古俗宁复淳。
依依万春乡，疏属连清汾。
良时旷奠与，鸣鸟寂不闻。
悠悠礼乐志，路与麇鹿群。
颓波游东极，寒雪满西津。
旨在经世言，淆杂多芜榛。
时无伊川子，此意将谁论。
——《清光绪·太平县志》 注：文中子为王通谥号。
王通字仲淹，太平万王村人。
万王村古称万春乡，该村有王通故居、陵园。
村东龙门沟土龛中有王通读书处，亦其授徒所在，被誉为“文洞墨香”，为“太平县八景”之一。
王通因不为文帝所用，教授于河汾之间，从学者甚众。
著有《中说》二十篇。
作者薛王宣，明代河津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诗人、学者。
谥号文清，诗文收入《薛文清集》。
龙门书院怀古 清·张钟秀 宅旁龙门禹凿余， 长安献策意何如。
断崖千仞自临水， 古洞一方曾读书。
桐老半生难计尺， 鲤登欲化不惊鱼。
河汾弟子多名世， 仰止高山镇起予。
——《清光绪·太平县志》 注：龙门书院在太平县城西门外文中子祠。
因王通讲学于龙门沟而得名。
该县旧无书院，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知县邹学都锐意振兴文教，建讲道河汾堂于此，后又建号舍、门楼、等。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知县张学都捐俸修额款题名“龙门书院”。
作者张钟秀，号鹿岩，原籍直隶（今河北）束鹿县，举人。
清四十年任太平知县，升府同知。
本诗长安献策言王通献《太平十二策》不为所用事。
题文中子读书洞处 清·昊 王典 废洞依稀石麓阴， 山灵招我一来寻。
泥横残篆碑犹在， 门掩苍崖鸟乱吟。
献策原知非钓主， 退耕何事已违心。
沉浮千载谁能识， 房魏区区尚古今。
——《清·乡宁县志》 注：文中子读书洞为乡宁西南旁通峪一天然石龛，有文中子塑象及暖阁等。
作者昊 王典 ，清代乡宁人。
饯春陔谭邑侯荣调河津·兴文教 清·柴友梓 独振文翁化，荒郊辟草莱。
门前成李荫，爨下识桐材。
玉向蓝田种，珠从合浦来。
登龙欣在望，多士愿追陪。
——《民国·襄陵县新志》 注：谭邑侯名廷荣，字春陔，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
清咸丰十一年（1861）知襄陵县事，政绩卓著，后调河津。
离任前襄陵姑汾书院山长柴友梓为其赋诗饯行。
原作四首今录其一。
邑令谭春陔尊师重教，到任五年为姑汾书院集资两千。
书院初具规模，任教者均知名之士，生童不下百人，邻县学子闻风前来就读，前后几科，高中者颇多。
作者柴友梓，襄陵京安村人，咸丰丙辰科举人。
书院新成志喜 清·党应标 山傅蒲子峻，地入午城偏。
唐帝风犹在，两河教尚宣。
神君治复古，多士志希贤。
顷刻瞻轮奂，从容听管弦。
轩窗临紫水，灯火映青毡。
庭尽栽松柏，田还计粥 。
开筵皆少长，献艺定妍。
学用三冬足，书须二酉媸研。
喜看台陵骏，自愧座无 。
敬业逢良会，谈经忌俗诠。
厦成应共庆，鞭向谁问先。
莫负文翁化，清时各勉旃。
——《清康熙·隰州志》 注：书院康熙四十七年（1708）创建。
位于隰州城内安国寺东。
作者党应标，阳曲（今太原）人。
课诸生有感 清·杨试 门外青山万木森， 懒云阁雨晚阴阴。
百年贾傅忧时策， 此日文翁化欲心。
黑豆登场民有望， 黄芽覆岭路难寻。
伐檀歌罢霜台静， 响断苏湖木铎音。
——《清康熙·隰州志》 注：课诸生即考查学生课业。
作者杨试清代人，隰州提学。
玉峰书院杂咏 清·祁宿藻 义学寻踪 层楼曲槛旧帘栊， 范水模山忆孔公。
绛帐于今春寂寂， 虚堂尚见屋穹穹。
参差树木 高鸟， 欹侧墙垣似醉翁。
到此敢云桃李盛， 奉扬欣许借仁风。
花屿逢春 讲席宏开会友文， 当时花雨落缤纷。
先儒教泽推安国， 继美流风羡使君。
愿学堂中人似玉， 逢源亭畔花如薰。
从今更喜春长在， 不上山头望幕云。
——《民国·重修洪洞县志》 注：洪洞玉峰书院系清雍正三年（1725）知县孔传忠捐俸在义学旧址上兴建，当时即初具规模，后历年续修，购置学田，筹措公费，以为山长束 和诸生膏火。
孔传忠，浙江桐乡人，进士。
诗中忆孔公句即回想孔邑令功绩。
作者祁宿藻，字幼章，清代人，祖籍洪洞，后迁寿阳。
年间曾主玉峰书院讲席。
原作四首，今录其二。
留别简城书院四首 清·韩 垌 臬比滥拥几经年， 却聘书成意惘然。
心事仅堪盟白首， 生涯祗合老青毡。
空烦玉笋罗群彦， 可有金针度后贤。
报道先生归去也， 相思遥寄幕云边。
水抱山环简子城， 一堂弦诵集时英。
诸生不愧 器， 独我空操月旦评。
敢诩谈经崇实学， 相期励志戒虚声。
区区科第寻常事， 风遇鸿毛一举轻。
蒲柳经秋已半残， 几番奔走问平安。
贫闲翻觉离家好， 多病方知作客难。
此去非关争醴酒， 频年滋愧累 肝。
盈门桃李真堪忆， 留得清阴异日看。
回头一十二年中， 爪迹匆匆雪印鸿。
壮不如人何待老， 过犹难免敢言功。
传经我已惭刘向， 爱士谁堪似孔融。
车笠相逢定何日， 离怀畅叙一樽同。
——《民国·重修洪洞县志》 注：简城书院旧名罗云书院，在赵城城内，始建无考，清年间修复。
作者韩垌，洪洞著名学者，光绪戊子科举人。
曾任太原府教谕，后任简城书院山长。
建子朱子祠于从教书院 清·张坊 表章明圣道， 四海奉文公。
不特隆声教， 无由大信从。
洙泗契， 浍水建尤同。
遥接东南流， 情深书院中。
——《清乾隆·曲沃县志》 注：从教书院，清乾隆二十年（1755）曲沃知县张坊筹资在乐昌书院旧址重建，后迁贡院，即今曲沃中学。
子朱子祠系为宋理学家朱熹建。
朱熹原籍安徽，后侨居福建建州，死后从祀孔亩，诗中“”、“建尤”即指朱熹家乡。
作者张坊，湖南湘潭人，清乾隆年间曲沃县令。
张为官清正，颇多颂声，群众为他建有生祠。
曾主修曲沃县志。
子朱子祠 清·张肃 为辟弦歌地， 明 秩几筵。
昭婺水， 从教焕新田。
缵绪存疑录， 绍衣答问篇。
千秋馨俎豆， 仰止溯薪传。
——《民国·曲沃县志》 注：曹端著有《存疑录》，卫蒿著有《四书答问》行世。
曹、卫均曲沃著名学人，诗中“存疑”，“答问”皆指此。
又曲沃之侯马，古称新田。
作者张肃，籍隶曲沃，清乾隆举人。
神山留别并序 清·武克明 秉铎浮山，迄今二十余年矣，每虑弗克称职，贻士林羞。
岁丁酉七月忽推升宁武教授，论俸非论功也。
因念慈年高迈，就此告归侍养，而都人士相与有年，行期在即，意颇卷卷，口占数律以志感恋之意。
交到斯文倍觉亲， 神山薄宦亦前因。
随分何妨冷， 士果成材断不贫。
历任已经三度满， 浮名何认十分真。
家居也在云深处， 仍作林泉旧主人。
回头幻梦渺云烟， 但得逍遥便是仙。
秩晋 堂皆宠命， 欢承燕寝祗余年。
归装身外无多物， 生计山中有薄田。
水渥诗篇三凤稿。
还期后起继前贤。
——《民国·浮山县志》 注：浮山旧称神山故以神山名之书院。
神山书院创始何时，已不可考，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县令莫清江重修，后屡屡扩建，并置学田二百亩以供经费，书院驰名遐迩，人才辈出。
浮邑学人张道渥，字水屋，工诗善书，尤精于画。
著有《水屋誉稿》二卷。
三隅书屋主人张氏昆仲三人精于诗文，人称“清河三凤”。
有《三隅书屋时文合稿》行世。
诗中“水渥诗篇三凤稿”即指此。
原诗六首，今录其二。
作者武克明，字南阜，寿阳人。
同治元年壬戌恩科举人。
光绪初浮山教谕。
修志感旧兼怀郭曲江夫子 清·王居正 雍正庚戌郭曲江先生司铎于蒲县，同社九人，余年最少。
后已未余捷南宫，曹子璞玉、王子桧 芳相继成进士，王子桧芳登贤书，曹子谛器选拔入成均，其它次第食饩，皆卓然为名。
诸生屈指往事，顿隔廿年，胜会不再，感赋一律。
同学何人先着鞭， 分明俱是社中仙。
光莹奎宿占星聚， 名重 堂附骥传。
立雪常从诸子后， 执经漫忆廿年前。
只今聚散成佳话， 回首春风意渺然。
——《清乾隆·蒲县志》 注：郭曲江，名九龄，猗氏（今临猗）人，雍正八年任蒲县训导。
学识渊博，执教谨严，业绩卓著。
蒲县清代中进士者三人皆出自郭氏门下，多年传为美谈，邑人尊为郭老夫子。
南宫：古以南宫比似尚书省、礼部，此处指作者中式后任职翰林院。
成均：古之大学，后为官设学堂之泛称，此处指选拔入深造。
食饩：明清时生员优等者，官给廪食曰饩。
作者王居正，号贞斋，蒲县人，乾隆已未科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外转陕西永寿县知县，曾主修《蒲县志》。
题课读轩 清·陈 澍 余本寒儒，屡入棘闱，未遂青云之志，聊就微员，捡发来晋。
公务余闲，欲以一经传后，择二堂东隙地建此数椽。
颜其额曰：“课读轩”，并附短草一首云。
传舍何劳结构忙， 抚怀亦自笑痴肠。
箕裘裕后无他物， 勤课与斯戒勿荒。
——《民国·翼城县志》 注：棘闱：科举时代之试院。
作者陈澍，顺天（今北京）大兴县人。
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翼城县典史。
过宜园有怀顾宁人先生 清·徐储 去国真怜著作才， 穷愁投老此山隈。
只今绛浍余清波， 想见先生洗砚来。
——《民国·曲沃县志》 注：宣园，在曲沃县东韩村，系清进士韩宣之别墅。
韩宣，字旬公，别号宜园主人，著名学者。
顾宁人名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亭林镇人，著名政治家、教育家。
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下南京，明亡，改名炎武。
晚年定居曲沃，初寓城内，后迁宜园，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宜园逝世。
生前除讲学于曲沃绛山书院并专心考察著述，编定《日知录》三十二卷。
绛、浍均水名。
作者徐储，清孝廉，襄陵人。
校文同舍生 清·邢云路 晋国多贤士， 宣尼畏后生。
谈天蹲碣石， 鸣铗动雷声。
白雪高同调， 青云起大名。
草玄今日事， 衣钵异时情。
——《清雍正·临汾县志》 注：本诗系作者与同舍诸生厘定、考证文稿时抒怀之作。
晋国，古国名，此处泛指平阳一带。
宣尼，孔子封号。
作者邢云路，直隶安肃（今河北徐水）人。
进士，明万历临汾知县，政声卓著，尤重文教。
曾主持纂修《临汾县志》。
留别士子 清·王丛 九载羁栖斗大城， 谈文 酒会诸生。
莫徒竞尚雕虫技， 须立千秋不朽名。
——《民国·重修县志》 注：作者王丛，山东益都人，进士，清知县。
壬申八月，送学师刘老夫子解任归里。
夫子名王容 ，辽州人，乙酉举人。
清·白汝璜 秋老空山里， 寒生野圃时。
那堪夫子别， 长与故人辞。
壶水无师范， 箕山有遐思。
多因重九节， 恐误菊花期。
——《清光绪·吉州志》 注：壶水指黄河壶口瀑布，在吉县境。
箕山在辽州，辽州后改辽县，即今左权县，为刘老夫子之故里。
作者白汝璜，吉县人，廪生。
过霍州谒曹月川先生祠 清·傅淑训 太山南下水淙淙， 昭代师模属此邦。
学似百川争赴海， 心同片月静涵江。
河汾道术渊源迥， 蒲霍宫墙俎豆双。
庙貌如新遗象肃， 碧梧清影动虚窗。
——《清光绪·吉州志》 注：曹月川，名端，字正夫，原籍曲沃阎村。
明永乐举人。
两授霍州学正，又调任蒲州学正。
治学谨严，著述颇多。
明宣德九年（1434）病卒。
霍蒲二州均立祠纪念。
作者傅淑训，湖广（今湖北）孝感人，明万历年平阳府尹，曾主修府志。
七夕后二日芝艇课士分尝绿 清·王士仪 东壁开星运， 南楼耀剑光。
分题燃太乙， 校士动文昌。
绿 连房冷， 红衣着水凉。
明年看折桂， 菡萏共天香。
——《清康熙·永和县志》 注：芝艇亦名芝河钓艇，为永和县八景之一。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8）知县王士仪等在仙芝河上拓池培莲，前建瑞莲亭，后创楼山书院，左置芝艇数间，供人玩赏。
芝艇初成，王于彼处考查士子学业，分尝莲子，有感而作。
作者：王士仪，贵州铜江人，进士。
由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永和知县。
莅任伊始即修书院创义学，勤行月课，士子贫者助以膏火，应试者赠以盘费，永和文风为之大变。
邢学士故里 清·张乾元 圣门羽翼在传经， 每向诗书觅典型。
道重楷模开后学， 功资启沃佐前星。
荒碑尚竖高低石， 故里犹存大小邢。
凭吊独增怀古意， 尧山千载共长青。
——《民国·浮山县志》 注：邢让 字叔明，浮山县人。
其故里在浮山城北之小邢村。
因曾侨居济阴（今山东定陶），故《辞源》记其为山东人。
邢宋太平兴国中九经进士及第，由国子监丞，侍读学士兼国子监祭酒、至兵部尚书。
后与人校订三礼、三传，撰论语、考经诸疏，著述颇多。
作者张乾元，清代学者，浮山人。
霍山书院古柏 清·董家兴 清清茂柏鼎分行， 植向门庭万岁霜。
柯叶独留真面目， 轮 却露古文章。
材培哲匠储时用， 身伴寒松 晚芳。
深庭莫惊霞彩现， 生来本自近奎光。
——《清光绪·直隶霍州志·续编》 注：霍山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年间。
书院内有曹月川祠，为纪念明代教育家曹端而建。
作者董家兴，霍州人，廪贡，保荐教谕，翰林院侍诏衔。
谒邢先生墓 明·范晟 谒拜先生墓， 苔封有道碑。
九京人去远， 半夜鹤来迟。
雨湿梨花惨， 风号宰木悲。
英灵如可见， 昔阳满空祠。
——《民国·襄陵县新志》 注：邢先生，名让，字逊之，明代人，祖籍浮山，后迁襄陵。
自幼颖敏好学，诗书画俱佳。
明正统甲子科举人，戊辰科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升修撰，官至礼部左侍郎主考南京乡试。
邢墓在襄陵京安镇西，阁老岳正撰墓志铭，大学士彭时撰神道碑。
作者范晟，襄陵京安镇人，明宏治已酉科举人，曾任灵宝县知县，襄陵县志明成化版纂修者。
送卫石胎赴并州令德书院 清·仇汝嘉 冰霜惨淡怅离群， 北向征骖日欲曛。
此去英才须入彀， 当年盛气似从军。
经纶有用期苏辙， 几席无人伴子云。
传语并门旧知已， 晋中文献属诸君。
——《民国·曲沃县志》 注：卫石胎，清代曲沃人，原在本县书院任教，后调太原令德书院。
令德书院，后改令德堂，为山西大学堂前身。
作者仇汝嘉，清代曲沃人，拔贡。
教子八首 清·杨芳 课读书 人生莫自负居诸， 借得光阴好读书。
倦诵何妨灯淬掌， 朗吟更爱月当庐。
无膏继晷燃糠乐， 有志穷经映雪舒。
勉尔聪明年少子， 须将文史课盈虚。
训勤业 圣学竞竞志莫分， 荒唐之说未前闻。
有书怕读曾称懒， 见善能为即是勤。
幸进功名如大梦， 妄求富贵若浮云。
为人各有当身务， 爱到光阴惜几分。
——《清光绪·大宁县志》 注：教子诗八首，今录其二。
负居诸：意即辜负好时光。
光淬掌、月当庐、无膏继晷，均指夜以继日，刻苦学习。
膏指灯油，晷指日影。
穷经：指读尽经书。
映雪：出自孙康映雪读书故事。
须将句：意思总把学问高低作为衡量家庭殷实与否的标准。
作者杨芳，字芬若，清代大宁县人。
翠山魁楼 清·曹续祖 岿然起舞炯双眸， 更上山椒百尺楼。
倚马为谁悬采笔， 射雕犹自握金驱。
岂无抱玉三遭刖， 何不朱衣一点头。
地理天星难问讯， 来年又是桂花秋。
——《光清绪·大宁县志》 注：魁楼，亦作奎星楼。
传为掌管文运之神。
祭祀奎星，为的是文风盛鼎。
倚马句：喻文思敏捷。
射雕：此处喻作文能手。
握金：指持弓，此处喻执笔为文。
抱玉三遭刖：引自卞和遭贬故事。
朱衣一点头：传欧阳公知贡举日，尝觉一朱衣人时复点头，故其文入格。
此处指奎星点头。
地理两句：意指人间道理，天星的主张，很难推测，明年科试不知能否中式。
桂花秋，因古时乡试在秋天。
作者曹续祖，字子成，号陶庵，大宁人。
清顺治甲午科举人。
题仇范联科 明·张松 谒庙升堂朝已崇， 词林史 见豪雄。
明时结网罗麟凤， 俊士追踪须效忠。
——《清光绪·续修汾西县志》 注：仇益，汾西县团柏人，明洪武乙丑科进士，官浙江按察司廉使。
范琮，汾西县水润人，明永乐乙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词作著名。
该县明代中进士者二人，被誉为盛事。
作者张松，明代河东太守，余不祥。
〈隘口早行》 【清】 王恪 早瞻桑梓地，恭敬故乡情。
残月依山暗，疏星向客明。
露浓衣带湿，沙润马蹄轻。
乌鸟还原谷，同心唤友声。
《题韩村进士宣宜园》 【清】周斯盛 猿鹤非无意，龙蛇自有因。
山川奇字满，风雨短檠亲。
夜静泉声近，天寒酒力真。
相期松桂在，莫漫惜闲身。
《秋夜寄侯马驿寄弟》 【明】 袁淮 月骏停沙浦，风林出驿楼。
青灯万里客，玉露九霄秋。
失路添星鬓，还家滞驿舟。
未成春草梦，徒有越乡愁。
《景公》 【唐】周昙 觉病当宜早问师，病深难疗恨难追。
晋侯徒有秦医缓，疾在膏肓救已迟。
《平公》 【唐】周昙 鸿鹄轻腾万里高，何殊朝野得贤豪。
能知翼戴穹苍力，不是蒙茸腹背毛。
唐朝天宝年间之后，时有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南）的李判官调任新田折冲军府任长史。
曾遭贬官侨居平阳多年的唐代大诗人岑参，多次旅览新田，他欣赏汾浍风光，迷恋峨嵋岭景色。
岑参后来起用为虢州折冲军府长史。
当他得知李判官调任新田长史时，又回想起当年在新田的情景。
在送别李判官赴任时，他赋诗《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 西原驿路挂城头， 客散红亭雨未收， 君去试看汾水上， 白云犹似汉时秋。
西侯马村南、浍河北岸，过去有罗衫坡，传说是孟姜女千里寻夫，过浍河时包袱失落河中，过河后晾衣处。
此处曾建有孟姜女祠，并留有孟姜女手迹。
历史上有许多文人墨客为此题写了诗篇。
清康熙四十五上的曲沃县志中诗曰： 筑城守边疆， 城竟国逐亡， 不如孟姜女， 遗迹浍河旁。
蓝天临汾邑令邢文路，曾写悼女诗《浍河孟姜女手迹》： 姜女千年迹， 河桥百代名。
夜来风激濑， 犹似哭声声。
昔襄陵（今襄汾县境内）邑令杨作楫，曾写悼女诗《浍河孟姜女手迹》： 哭河河为浅， 拍土土留痕。
千古长城缺， 难招少妇魂。
1959年1月12日，省文物考古队在牛村村南发掘出两座金代砖雕墓，其中的董明墓中有砖雕制作的戏台模型和5个砖雕戏俑。
这不仅是研究金代建筑的重要实物，也是研究我国戏台演变和演戏形式发展的重要依据。
它的发现，把我国戏剧由平地走向舞台的时间提前了二百年。
1961年1月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同志到侯马视察，参观金代董氏墓即兴题诗：“参观侯马金墓”： 大金有优谏，歌台竞如画。
不缘新建设，何以见风雅
《浍河二库》 谢觉哉 移山造海，赛过江南。
鱼米之市，花果之山。
【注：】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山西票号的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
论山西票号之兴衰摘 要：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gxi Bank”。
今天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曾走过的兴衰成败，留给后人的思考。
山西票号存在的历史背景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
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
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
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
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的产生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
就客观条件——即背景来说，是在明末清初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和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结束的时刻产生的。
具体来说是：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
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
账局发生于京城、冀、晋等地区。
没有账局的地区，江南典当铺为粮、棉、丝商人押物贷款；广州上岸，外商借款给华商。
这说明，工商业经营资本困难和需要社会提供借贷的普遍性。
典当铺虽“子息取轻”为粮棉丝商提供贷款，但它最后并未转化为银行。
乾隆嘉庆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量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较快，年度之内有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流转，依旧沿用着起镖运现的结算方式。
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
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
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
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
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
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
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
山西票号迈向辉煌的成功经验一、 明确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
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
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
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
股东多者有20多个，少者也有近10个。
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
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
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
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
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
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
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
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
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准进票号从业。
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
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
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
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
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
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它决策。
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安排等事务。
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
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
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
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
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
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
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以加速资本的流转与运营。
业务多为“南银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
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
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二、采取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银号经理人贪污、携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
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
这包括进入票号要有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
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
“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
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
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
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
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
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
“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
其原则是：进一缴二存一该，或者该十进二存十缴。
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
这一套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
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
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为20余种），以及记载现金来往的现金账。
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贪污等行为。
1879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百兴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83年查账时查出。
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
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原则。
为了防止假冒设计了一套防伪制度。
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汇票，如蔚泰厚的汇票由平遥一处印制，绿线红格，并有水印“蔚泰厚”三字；票纸有数，如有报废必报总号备案；书手固定，由一人书写，笔迹可辩；附加暗号，这种暗号类似今天的密码，又称密押制，其原则是“月对暗号，日对暗号，银总暗号，对自暗号。
”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这十二个字分别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这30个字代表30天；用“生客多察达，斟酌而后行”代表1到10，用“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
对自暗号是再加一个暗号，如在汇票上写“谨慎生盘”。
这种暗号还定期更换，以免泄密。
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业务畅通，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诈骗。
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票号中还有相应的督察制度，包括分号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既可以使总号了解各地情况，便于决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还包括总号派人去下面各分号考察业务和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
这些制度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三、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制度要人执行，业务要人去做，企业说到底还是要有德才兼备的人。
鼓励这些人去努力工作要靠激励机制。
票号的成功亦不例外。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
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
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
东家对大掌柜人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
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
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翎、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
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
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
学徒为期3年。
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
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
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成功。
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
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
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
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期满后即可领取，从年薪2两或4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
据太谷协或乾的记载，100两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三分之一。
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票号员工还有休假待遇。
这些有效的选人、培训人和激励机制也是票号成功的重要原因。
山西票号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一、战争、货币、政治是影响票号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因素从全部中国近代金融历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战争、货币、政治(政策)是影响金融业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原因。
票号的发展在“八国联军”侵入和辛亥革命风暴中受到的战争炮火和政治变革的猛烈冲击，对它造成了巨大创伤乃至致命打击。
庚子之变后，山西票号虽还有过一次恢复性的兴隆，但这终究不过是“回光返照”，内部受损坏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勉强支撑了10年，到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它所有的特权和优势均不存在，就再也支撑不住这一大厦的倾塌。
政治变革对金融业影响如此之大，但为什么性质相似的上海钱庄并没有因此而全面崩垮。
这是因为钱庄并不象山西票号那样依附于清朝政府。
票号结纳官吏，与政府关系密切，一旦革命爆发，政府的存款、汇款停止，汇兑协饷等无法再承做，资金来原断绝，而另一方面贷款不能收回，贷款只重个人信用不讲究物质抵押的风险完全暴露出来。
既丧失了营业基础，又复遭受巨大的赔累和亏损，等待票号的就只有淘汰和消亡的命运。
再上溯到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争阻滞，使各省应解京都的银两银元无法运到北京，清廷才允许票号承汇官款，这实际是为票号带来了新机遇。
它由此扩大了营业规模，并由此建立和加深了与政府及官吏的特殊关系，票号又兴盛了数十年。
说结纳官吏、与现政权关系密切是它兴盛的原因，也是它终于消亡的根缘，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二、 山西票号制度不可客服的局限性山西票号走向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太平天国的影响，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有甲午战争的摧残，有外国银行的排挤，也有自身内部的竞争。
然而，很重要的一点，甚至是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山西票号的制度中，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致于不能适应此后社会的发展。
这种局限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山西票号一般均采用无限责任制，这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行无限责任制，就意味着资本家以其全部的家产做为票号债务的担保。
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资本家极可能一贫如洗，永世不得翻身，这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
而且，它实行联号制，与其它的产业有密切联系，更增加了导致其经营风险外部因素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票号一旦破产，涉及面极广，会影响许多其它股东和工商业实体。
第二，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
在总经理负责制的家长制特色下，总经理会拥有威胁到票号前途、从而威胁到股东利益的权力，但股东则只能依靠解聘做为惩罚手段。
这种二元的权力制约机制很难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
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封建制的影响，没有能够进一步向三元制极力制衡结构发展，也正是其制度的失败性所在。
第三，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资本量小，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
各票号由于顾及到自身的利益，只把其他票号作为竞争对手对待，很难产生一种向心力。
同时，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但业务量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
所以，加上清末这个战乱纷争的时期，其迅速倒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另外，山西票号总部偏居一隅，信息占有量少，反应迟缓，也是它的弊端之一。
它与封建官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 使得其受政局影响也很大。
这一切就成为山西票号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到清末，时代发生大变动，而旧式票号却依然只看到票号表面的繁荣，没有能主动地顺应社会改革对近代沿海银行管理体制进行积极借鉴，以求自存，进行自我革新。
这样，山西票号终因守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而为时代所淘汰。
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100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30多年。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希望票号成为现代企业，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
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许多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
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参考书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
杨端之：《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北京，1962。
孔祥毅：《金融贸易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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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M].中华书局，1989.明代会票制度和山西票号的关系[A].山西地方研究[C].第二辑。
五、账簿制度 组织完备，登记详密。
账簿多至十几种 万金账（东伙开办合同、股利分配等）、 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 庄来往汇款）、 老账（即流水分类记）、 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 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
【我国会计发展史】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国的会计发展经历了原始记录计量、单式簿记和复式簿记三个主要的阶段。
大约在西周王朝前后，我国进入了单式簿记阶段。
根据《周礼》记载，早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会计工作组织系统，有司会、司书等会计官员专门从事会计工作。
职内、职岁和职币等会计官员分别记录收入、支出和结余会计账簿。
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
东汉及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四柱清册”为核心的记账算账会计方法。
在11世纪，中国的会计方法在当时世界上依然具有先导性作用。
进入12世纪后，南宋的审计院设置，以及明朝的都察院制度、财物出纳印信勘合制度、黄册制度，以及继承两宋之制所实行的《会计录》编纂制度与钱粮四柱清册编报制度等，也依然闪烁着中式会计的历史光辉，为世界会计史研究者所肯定。
公元1O世纪至15世纪中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经济萌芽在沿海地区的出现，中国的民间会计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期间，不仅以四柱结算法为核心的中式会计的方法体系建立完善，而且账房组织制度已经形成，故中式会计在当时世界会计发展史上依然占有一定地位。
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以四柱为基础的龙门账法和天地合账法等记账方法。
从15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自此，文明古国的会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过去了，近500年左右的世界会计史一直朝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会计在吸收西方会计精华的同时，自身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假以时日，中国会计一定能重现历史的辉煌。
考察百年的会计历程时无论远近，地毋分南北，凡粗通会计者，成知会计言行在记账、并账事务上；计较世纪的会计结果：民弗别内外，人莫辨长幼，凡研习会计者，皆晓会计思维于复式、平衡关系间。
国仿效会计常用公式之形式，草拟会计演变进程及其成就之构成要素，计六项，曰：会计实绩：在特定时日反映出的通过专业行为取得的会计工作成果，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专业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综合状态。
会计学术：指导会计行为的专业理论。
会计规范：制约会计行为的专业行事标准。
会计变革：一定时期内会计行为综合变化的结果。
会计进步：促进会计取得优异成果，为社会经济提供良好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会计专业行为。
会计弊端：阻碍会计取得工作成果，为社会经济提供劣质贡献以及由此产生消极社会影响的会计专业行为。
在上述六要素中，会计实绩、会计学术、会计规范等要素、从静态方面反映着特定日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会计状况，代表了特定日期会计的一般水平。
会计实绩状态与同时的会计学术、会计规范水平相匹配，特定的会计实绩状态为与之同时存在的会计学术、会计规范水平所制约，而会计学术、会计规范则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
其中：会计学术的丰富、发达程度在专业理论和技术意义上引导、指导会计行为的发展趋势，从而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而会计规范的涵盖、健全程度则在行事标准和操作依据意义上约定、判断会计行为的正确和有序，从而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
上述诸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可表述为：会计实绩=会计学术十会计规范六要素中的会计变革、会计进步、会计弊端等要素，从动态方面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会计发展状况，代表了一定时期内会计的变化程度。
会计变革情况取决于同时期的会计进步和会计弊端两要素的共同作用，一定的会计变革结果被与之同期存在的会计进步、会计弊端程度所左右。
其中：会计进步在促进会计为社会经济发挥积极作用的意义上，推动着会计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地同步健康发展，从而决定着同期的会计变革情况；而会计弊端则在阻碍会计为社会经济履行应有职能的意义上，导致会计与社会进步不相适应，甚或出现与社会发展相背离，从而决定着同期的会计变革情况。
上述诸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可表述为：会计变革=会计进步—会计弊端纵观百年的会计历程，会计的每一进、退步伐，无不验证着上述诸要素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
例如：20世纪30年代，面对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植根于长期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式簿记面临着西式复式簿记严峻的挑战和冲击。
有鉴于此，会计界的有识之士发起改良中式簿记运动，对传统的中式簿记首次考察其历史，分析其现状，肯定其可用，剔除其不利，并参以西式复式簿记的精华，形成对中式簿记的系统总结与改良，重塑为集中式、西式簿记长处于一身的改良中式簿记。
一时间，习者似潮，从者如流，亦为后来推行西式复式簿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此乃由会计进步而致会计变革修得善果、及致会计实绩获积极状态之证明。
再例如：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历经十载，社会生活失序，人民思维单一，法治荡然无存，经济濒于崩溃。
于会计领域：理论研究空白，规范大破不立，运行秩序失调，操作缺依乏据，基于此，会计几致瘫痪。
此乃由会计倒退而致会计变革终获恶果、累致会计实绩处消极状态之证明。
古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李世民《旧唐书。
魏征传》）；故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
赵策一》）；西哲亦称：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F.Bacon《Essays》）。
值此世纪更替之际，反顾百年会计历程，咀嚼个中辛甘滋味，以此告慰昨天、启迪来日，堪为益事
今试以百年会计进程为对象，揭其荦荦大者，赫赫显者，借用世纪凭证、世纪账簿和世纪报告的形式，连缀成文，以为中国世纪会计之回顾。
古代县太爷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平遥县衙按照封建社会多年形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北京的紫禁城就位于老北京城的正中子午线上，山西巡抚衙门（现省人民政府址）也位于旧太原城的正中线上。
大约因为皇帝贵为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理当居中。
各地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位居正中，当仁不让。
再者衙门居中庸之位置，乃公平断事之所也。
县衙大门外隔道相对原有一照壁，本系循民俗所建，所以照壁以南称为“照壁南街”。
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原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州、县修申明亭，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由各里长调解，调解无效者方可具状击鼓。
实际上申明亭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
申明亭的设立也是明朝初年对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解决了千百年来县太爷被民事纠纷所困，无法脱身去整治、发展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业的陋习。
大门廊下架设登闻鼓，立于洪武初年，百姓可击鼓上闻，申诉冤屈。
大门外东原有“彰瘅亭”一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现已恢复。
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
县衙署大门以里，仪门以外，两厢为赋役房。
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载，原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何其智在东侧修“寅宾馆”3间。
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杨廷谟在仪门外两旁修赋役房七间，应共计10间。
光绪八年（1882）版《平遥县志》的“县治图”上，也绘着赋役房，每侧为5间。
近年来县有关部门复修时竟错修为12间，东西两侧各6间。
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使游人一踏入衙署大门内，就心生疑问。
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内涵而单纯加速古迹景点复建的商业意识，只能遗患后世，贻笑大方。
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办事处。
明清时期国家财政来源于向农民收取的田赋和丁银，田赋按农户拥有的土地以亩计收，丁银按人口计收。
明清时期平遥城内分10个坊，农村分30个里、224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
清康熙年间全县共有土地1016427亩，共有人口104822人，田赋折白银64177两，丁银7882两。
多数农民只能交纳粮食，无法折交银两。
国家征收赋役钱粮集中在秋收以后，当时收交数额大，运输工具落后，只能肩挑、马驮、车推，为了尽快完成，县衙事先排定各坊里上交赋役的日期，集中在此办理。
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
仪门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1619）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
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有等，不可乱礼逾制。
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
中门平时关闭，只在县太爷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
平时走两侧便门，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
一般人两门皆可出入，惟提审、押解犯人，必须走鬼门。
穿过仪门，就到达了大堂院。
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
东西两庑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
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六部房之名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省六部”制。
即隋唐以来，在皇帝专制下的中央政权机构内，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立法，尚书省负责行政，门下省负责监察。
明清时期更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
各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为皇帝执掌不同方面的统治职权。
使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井井有条。
为适应这种完善而严格的行政程序，各省巡抚衙门、府、州、县衙，都按六部形式设置对应的办事机构，即“六部房”，也称“六房”。
这种制度使封建统治明细化，提高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了皇帝对统治机构的驾驭效率，使封建制度及形式发展至顶峰。
“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
清代中期后，县级“六房”已不再单设机构了，虽不成建制，但吏员对六房之事仍各有专司，衙署中的各种文札、档案、账簿、器物等，仍按部别分别存放保管。
六部各房在明清时期各有所司。
吏房 明清两代朝廷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办理官员的任免、升降、调派等手续。
县衙的吏房则不同，主要职责有四：其一是整理记录本县历任官吏的政绩和本县的特大事件，及时呈报上峰，当然是上天言好事了。
同时，协助知县对本衙佐杂人员进行考核，奏销工食银等。
其二是调查登记在籍进士、举人、贡生等的家庭出身、品端德行、学识造诣等，上报府台，有的还可能转至督抚衙门、吏部衙门等，供叙用、候铨、即补官吏时参考，使各种人才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
其三是调查本县人士在外为官的情况，以便载入史册，为本邑在外为官者出具给假、丁忧、服满复任等证明文书。
同时也便于同其在乡近亲协调好关系，相互予以关照。
其四是承办捐纳官衔、封荫等事务。
户房 职责有四。
首先是稽核全县各里甲的土地、人口，分配及收缴田赋丁银。
收缴的钱粮按照布政使或府台指令，大部分征解上交到指定地方。
留存本县部分移交“钱粮库”（大堂左侧），由县丞管理，知县支配。
其次是负责本县常平仓、丰备仓等县直粮仓的藏贮调用。
组织各乡里交*检查各村的社仓、义仓，管理集市，缉查私盐。
第三是保管朝廷钦定的度（尺、步弓）、量（升、斗）、衡（秤、戥）具标准件，管理社会经济贸易秩序。
当时的秤是每市斤十六两制，早年的计算口诀为“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等，就是用于十六两制秤的交易，即如果某物每斤的价格为一元，则每两合六分二厘五毫，二两是一角二分五厘。
俗传旧秤每斤十六两象征十六星宿，即“南斗六郎，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
经商者缺斤短两，就会自折其寿、其禄、其福，以此警示世人，倡导良好商德，也显示了古人的睿智。
此等规制十分繁琐，解放后已改用十两制秤，现又改为公斤秤。
但古版书籍及传统中医经典著作中，所用剂量仍是十六两制，切勿混淆。
户房对收回的零散银两，上交前要熔铸为官银元宝，一般分五十两、十两两种，铸造模具户房保存，成色也由户房监制。
然而明清两代铜钱币不得在县衙浇铸，由中央户部“宝泉局”统一浇铸，清康熙年间又特准各省设局铸造。
第四是根据知县指令，办理赈灾恤贫事宜。
礼房 主管礼制、庆典、科考等事宜。
第一是主持、组织全县的重大庆典、迎诏迎宾仪礼，组织文庙、武庙、城隍庙、邑厉坛、社稷坛等官祭仪式。
组织乡饮酒礼、迎春神牛酒席等常规礼仪。
第二是安排“县试”的后勤工作。
县试即童生考取秀才的考试，朝廷对各县派有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等命官，专司教育科举。
他们主管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
还主管县学及全县的社学、义学，监督教学情况，端正生员礼仪。
礼房胥吏在这里仅听从他们调派而已。
但学田学产归礼房掌管。
第三是联系生员参加府台复试、省城乡试，安排廪膳生员的廪粮、赴考费用。
派人为中式生员家中赶送喜报，组织为公车会试举子的送行仪等等。
第四是随时在彰瘅亭张榜斥恶扬善，强化儒教礼制，引导社会风气，制定乡规民约等。
为进士、举人、义士、孝廉、烈女、节妇等进行申报、树立旗杆、修建牌坊、镌刻碑铭等，以彰优笞劣。
承办捐纳功名手续。
兵房 明清时代平遥没有常驻兵营，只在城西南40里的普洞关设有巡检司（后改铺兵司），由一名巡检（从九品）统领，有铺兵49名，均为本邑青壮年。
他们守护关卡，盘查行人，维持社会治安。
由兵房胥吏联系他们。
偶有军队过往，也由兵房接洽。
兵房还负责监造兵器并负责“武备库”（大堂西侧）的保卫工作。
一旦政局不稳，县衙奉命办团练，也由兵房承办具体事务。
“三班衙役”的管理操练、选送武举人员，也属兵房负责。
刑房 刑房不是对犯人行刑之房，其主要职责有：第一，负责审案文书的记录，负责整理归档，为知县查找国家刑典中的适用条款。
根据县太爷指令，书写对有关人犯的拘传、查抄、起赃、传唤证人、封产、判决书等有关文札，以及大案初审的上报案宗。
第二，管理监狱（重狱、轻狱、女狱），监造并保管刑具、戒具。
第三，誊写朝廷新颁的法令、禁令及上司下达的通缉令等，张贴于城门、市井、交通要卡，晓谕百姓。
第四，组织医学值司人员为人犯诊断，核实伤情病情。
率领仵作（法医）验尸取证。
工房 主要职责为组织维修衙署、城池、官祀之庙宇坛台，修造官立牌坊，监修重大水利、桥梁、关隘工程。
承办官银元宝浇铸，打造兵器、刑器。
派员带领民工赴上级指定的重大工程工地完成劳役。
六房的职能基本上概括了明清时期知县的主要职责。
以往不少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封建社会知县的职责只是审案断狱而已，其实知县职责大致可以归纳为10条：管理田丁，征收税赋，劝导农桑，兴修水利，维护礼制，兴学育人，审案断狱，赈灾恤贫，维持治安，镇压反叛。
《清史稿·职官三·县》载知县之职责为“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
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看来要造福一方，当好忠君爱民的父母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
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
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
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
“明镜高悬”之典故，首见于《西京杂记》（汉刘歆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
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
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
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痛之所在。
又有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
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后人则以“明镜高悬”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
官台是权威的象征。
延续至今的开会时所设的主席台，似也有此内涵。
座谈会则不设主席台，以示人人平等，可畅听欲言。
类似习俗，盖出于此。
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
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
观者对古人之设计构思，不禁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
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
（《清史稿·舆服志四》）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
（丁日昌《牧令辑要》第七卷）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
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
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
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
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
清顺治九年（1652）诏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
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区区县衙，何来銮驾
查明洪武年间“迎接诏赦仪”规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
”（《明史·卷五十六》）因此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
而这种仪仗即仿制皇宫之銮驾。
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
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
“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
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
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
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
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
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
知县除每日上午辰时（九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所以这里没有大堂那种森严的气氛。
引人注目的是二堂后墙东侧的一块“除暴安良”匾额，是清光绪八年（1882）邑人王希闵送给时任知县锡良的。
此匾为原物，一直藏在二堂顶棚内，近年翻修二堂屋顶时才发现。
这里有一段故事：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平遥县知县，光绪八年（1882）调任阳曲县知县，同知衔。
后因屡有政绩，升迁京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由湖南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
光绪七年（1881）冬，平遥县落邑村古董商人王希闵，在走村串户收买古董时，收到一副“铜”象棋，实际是纯黄金制作的，可谓一夜暴富。
村中几名无赖听到风声，夜入王宅蒙面抢劫，未能得手。
留下匿名信一封，威胁其交出象棋，否则将招来灭门之祸。
王希闵急奔县衙告状后，锡良派人微服私访，反复查证分析，并派人蹲守，终于将这帮恶徒擒获，并审出他们以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他们课以重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王希闵更是感动不已，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县衙开印后恭送此匾。
东侧墙上悬挂的“张仲遗风”匾，也是原物。
是民国初年百姓赠给县知事（县长）吴洁己的。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
“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
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
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
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称做“丁忧”。
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
汉民族之儒礼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
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
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
“俸满”即指明清时代官吏任职满一定年限，则依例升调的制度。
《清会典·吏部七·文选清吏司四》：“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以历俸三年为俸满，未俸满者不入俸深班推升。
”“封印”即知县每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需停办公事而封印，封印日期由朝廷钦定。
《清稗类钞·十二月封印》：“京师大小官署，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
”二堂内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
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
“掌稽检狱囚。
无丞、簿，兼领其事”。
（《清史稿·职官三》）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之“闻人”充任。
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
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
清代已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
有一首《十字令》，专门描写典史之虎威：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
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
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
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
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典史出身杂流，常易专权，清代科举出身的知县对其提防甚紧，宁可信任师爷、书吏，不敢倚重典史。
“招房”现今向人们展示、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
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
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
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
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
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当今的“职务补贴”。
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2000两。
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
官居边塞或不开化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者从优，也算一种激励机制吧。
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
“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门人”、“食客”。
清代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官署，无处不有。
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
他们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掌管着衙门中案件的审判。
县太爷称他们为“西宾”，他们尊县太爷为“东翁”、“东家”。
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
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
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杨廷谟。
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
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中，载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
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
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
其实布展者当时若能稍微注意一下历史考证，就不会出此笑话了。
据《清稗类钞》云，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不得携带家眷。
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诏令此规可破。
因此以往知县五百里外易地为官，知府以上需到千里之外，就连教谕、训导也不得在本“府”境内任职。
家眷也一般不得到任所探视，加之社会观念封闭，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做文、吟诗、抚琴，生活单调枯燥，难享天伦之乐。
不像当今之易地为官，每周五回府，周一上任，甚至每日驱车回家，早出晚归，充分发挥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体会不到封建时代易地为官者的苦衷。
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
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
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
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
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
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
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
清代改称大仙楼。
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尽管复建时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历史的错误，但基本上都重建起来了，重建历史遗址是很难不出错误的。
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尚未重修。
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重修完毕，并向游人开放。
“壮班房”以及大堂月台下原有的“差役房”（东西对称，现暂未复建），是县衙里“三班衙役”之住所。
所谓“三班”即皂班、快班、壮班。
虽然都是衙署之差役，但其分工不同。
皂班即皂隶，主司站堂、报事、行杖等内职。
清代平遥县衙皂隶编制为知县用皂隶16名，县丞用皂隶四名，典史属下皂隶4名，洪善驿皂隶2名，接递甲皂20名。
每名皂隶年工食银一律6两。
快班即捕快，也分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人犯。
清代平遥县署设捕快8名，年工食银及草料银共134．4两。
壮班即民壮，每年由当地百姓中轮派青壮年担任，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及衙署内劳务。
每人年工食银6两。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平遥县衙还有狱卒、轿夫、灯夫、禁卒、伞扇夫、库子、斗级、仵作（法医）等杂役，工食银也是每人每年6两。
“三班衙役”和杂役，其地位比胥吏更低，除壮班为良民百姓派子弟轮流服役外，一律被社会视为*役，投充者多为当地市井无赖。
清代规定差役不得与良民结婚，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得做官。
所以许多家族规定子孙不准充当差役，否则要削其族籍，不准入祠入谱。
差役们工薪低，待遇差，更无“养廉银”之说。
但他们凭着手中的“传票”、“铁链”为本钱，在缉捕人犯、堂上行杖、押解犯人、查赃、催科、验尸等执行公务时，可以到处敲诈勒索百姓。
真是“权之所至，不在大小”。
清朝的纪晓岚说：“在百姓眼里，差役只比天子差一等而已。
”清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列举捕役八大害：“豢贼分肥，纵贼殃民，勒索事主，妄拿平民，私刑吊拷，私起赃物，侵剥盗贼。
”捕役们常用“贼开花”的招数，即有盗案发生时，信口诬指些殷实人家为窝主，顺便拘押，逼迫他们出钱“洗贼名”。
也有借“起赃”为名去翻箱倒柜，顺手牵羊，甚于盗贼。
更有甚者，收盗贼为徒，三七分成。
通过对平遥县明清两代旧县衙的开发研究，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县级政权机构是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其统治得力与否，关系着整个天下的稳定。
明清两代在县级行政统治方面已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经验了。
首先是加强了正印官的权力，尽管下面设有佐贰官，如县丞、教谕等，各有所司，但政权最后都要统归于知县。
官、吏、役等的等级特别森严，不许混淆。
其次是从千百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办事机构，“三班六房”各司其职，还可聘用幕友，以保证知县统治权的有效运用。
对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之职责、招聘、任期、役满出路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是制订了完整的基层政权的法规条令。
除《会典》、《则例》中的有关条款外，清朝政府还特别编修了《州县事宜》、《牧令书》等，是专门针对州官、县官的政书，对州县正印官进行约束规范，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清代县级行政组织，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