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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委会成立主持词

时间:2015-05-04 03:27

医学专业学术会开幕式领导发言稿怎么写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摆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科技与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

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

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但是,旧中国在原子能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专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

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异常艰难。

1946年,由于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入了著名的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学。

解放初期,周恩来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杨承宗正好完成学业,两次拍电报给先期回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要求回国,报效生他养他的祖国,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

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

原子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约里奥·居里的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

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也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

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具体的帮助。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

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

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

该学会约有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

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1950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其下属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

6月,这些学术带头人决定重点开展原子核研究。

中国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外国专家访问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

在以后的几年里,核物理研究继续被列为国家的研究重点,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同时,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骨干队伍。

同年,经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

1956年4月,周恩来对当时担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一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

宋任穷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

”周恩来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

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956年11月,国务院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

从此之后,中国的原子能发展事业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误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

有人认为,国家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

有人认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3年内召开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

为了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一个代号,物理学家朱光亚提议并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同意,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

中国研制核武器胜利在望,少数大国为了保持核垄断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专家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

到1964年夏天,我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

”根据这一情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

”美国的情报虽然准确,但它是无法阻挡住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

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

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

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

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

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

”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

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至于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做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请示爆炸的时间。

当晚,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

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

他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

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

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

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

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

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

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

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

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

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

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

他说:“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

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

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

”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

”陈毅知道周恩来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

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

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零时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巧时,并得到了的批准。

当基地的人们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后,他们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个姓杨的技术员,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当他醒来后,冲出帐篷;大喊道:“党中央已经审定通过爆炸时间了

”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激动地喊着:“我梦见党中央已经确定了爆炸时间,它包括3个‘十五’。

”当时无人能说得清楚,这3个“十五”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这个梦有了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个“十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十五”表示从10月1日起往后数15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十五”表示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时爆炸。

也许是纯属巧合,也许是后人的编排。

不管这个梦是真是假,它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段趣话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

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时,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道关键的工序。

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带领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检查。

离开铁塔时,他有点恋恋不舍,便取下相机,想拍张照片留念,但又考虑到现场不准个人拍照,自己不能违例,他就没有拍照,没有留下自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身影。

当将军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有点遗憾。

围着铁塔,在约60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摆列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实物:飞机、军舰、大炮、坦克、装甲车、桥梁、铁路、战时工事和民用楼房,还有马、狗、猴于、老鼠、种子以及各种测试仪器设备等。

真像一个大干世界,应有尽有。

罗布泊戎装待命,静候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来的人员撤离现场。

现场指挥所设在离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核试验。

下午,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回答:“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他们撤离到现场指挥所,李觉把塔的也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

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

这也是爆炸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

总指挥部的电话全天24小时与北京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张爱萍最后一次报告说:“总理,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周恩来平静地说:“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

在主操纵员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问王淦昌:“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打电话:“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干部焦急地等待着。

电话铃突然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话筒掉到了桌子上。

刘杰一把捡起来,听到张爱萍激动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

”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

张爱萍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他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

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

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后,随即赶赴爆区,检查爆后的各种效应情况。

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张爱萍这位儒将诗兴大发,怀着喜悦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词: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是啊,这一欢隆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

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山西产业详细分布

定襄法兰最多,原平铝、锅炉、化肥最多  继出台焦炭、煤炭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昨日(11日),山西省政府又出台了电力、新型材料、食品、煤化工、冶金、装备制造业等六个产业的振兴规划。

至此,山西八大产业振兴规划全部出炉,未来两年,这些产业将按照规划中的蓝图目标发展。

“从本周起,这些产业振兴规划中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及人员将接受专业培训,以保证规划的有效实施。

”省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电力产业  将建八大煤电基地  未来两年,我省电力产业将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建设八大煤电基地。

  按照晋北、晋中、晋东三大煤炭基地建设要求和国家电网发展规划,我省重点规划建设的8个大型煤电基地,北部为大同、神头、河保偏基地,中部为阳泉(含寿阳)、吕梁基地,南部为临汾基地,东南部为长治基地、晋城基地。

  到2011年,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电力企业重组,我省将形成具有国内较强竞争力的大型发电和电网企业,晋电将实现向山东、湖南、湖北和江苏输送。

通过电价改革,逐步实现城乡电价同网同价。

  新型材料行业  两年培育40个骨干企业  未来两年,要将新型材料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全省的重要产业。

到2011年年底,全省新型材料产业销售收入要实现年均递增15%,达到620亿元。

将从9个方面具体着手,分别为新型建筑材料、镁合金材料、耐火材料、陶瓷材料、钕铁硼磁性材料、纳米材料、煤系高岭土、新型纤维材料及其他新材料。

到2011年,培育40个年销售收入超3亿元的企业和企业集团。

  冶金行业  太钢将联合重组省内钢铁企业  作为全省钢铁产业的龙头企业,省政府“授权”太钢集团联合重组省内钢铁企业,力争到2011年,该集团生产规模达2000万吨以上,2015年达3000万吨以上,届时太钢集团产能将占到全省钢铁产能四分之三以上。

  此外,还将形成太原、长治、运城、临汾、吕梁5个钢铁生产基地,重点建设太钢吕梁钢铁生产基地,建设晋南、晋北、晋西、晋东四个百万吨氧化铝生产基地,建设太原、大同、运城三个镁工业基地和中条山铜业基地。

  食品行业  两年增加5个名牌产品  未来两年,我省食品产业将着重打造龙头企业、品牌产品。

到2010年,全省食品产业中国驰名商标由目前的6个增加到10个,名牌产品由10个增加到15个。

  酒类、食醋、乳制品是我省传统的食品产业,未来两年我省将重点扶持这些食品产业发展,同时还要做精做细小杂粮、肉类、特色食用油、干鲜果蔬、功能食品五类特色产品的加工。

同时,我省还将培育壮大饮料制造、淀粉制品、方便食品三大现代食品产业。

  装备制造业  建设国家示范五大基地  装备制造产品一直是我省的“拳头”产品,在新出台的装备制造业振兴规划提出,力争到2011年,在该行业培育出10个国内名牌和8个中国驰名商标。

  我省提出将建设煤机成套、铁路装备等具有国际水平的五大装备制造国家示范基地,发展铸造等四大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省政府将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以贴息、投资补助和资本金注入等方式给予重点支持。

  煤化工产业  建立国家级工程中心  我省在此次煤化工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提出将培育销售收入超100亿元企业4户,超50亿元企业6户,其中50亿元以上企业销售收入将占到全省60%以上。

  煤化工是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决定着企业的成败。

为此,我省将建立1个国家级煤化工工程中心,5个国家级企业集中中心、20个省级技术中心,希望在劣质煤、高硫煤气化等制约化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

  为支持科技创新,我省将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中每年列支专项资金,帮助煤化工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山西八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详解  山西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快推进我省优势产业高效、持续、健康发展,决定编制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安排,省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了煤炭、冶金、电力和新型材料等四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5月13日,在全省工业振兴大会上,山西省发改委主任李宝卿就八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重要性、编制过程、主要内容和实施等情况进行了详解。

  规划的重要性—— 解决各产业当前问题,紧抓机遇实施规划  山西省委、省政府一直都高度重视我省优势产业发展,煤炭、焦化、冶金、电力、装备制造、煤化工、新型材料和食品等优势产业,在全省产业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我省优势产业较好地发挥了资源、区位、技术、经济环境、产业基础和市场空间等优势,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我省各产业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差距,企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装备水平参差不齐,落后产能比重大;深加工产品发展不足,技术瓶颈尚未突破;资源利用率低,节能减排仍有差距,各产业普遍面临着转型生计问题。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对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山西省造成的冲击更为严重,支柱产业市场需求低迷,生产大幅回落,企业经营十分困难,部分中小企业停产,各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李宝卿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对我省优势产业形成了严峻的冲击,但也为产业的调整和振兴带来了重要机遇,一是从中央政策看,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了发展方向;二是从长远发展看,山西作为重要能源基地的突出地位不会改变,国家在我省的各类试点所形成大的政策支持效应将进一步显现;三是从各产业发展看,我省拥有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骨干企业,拥有煤炭、铝矾土、石灰石、煤系高岭土、白云石等资源。

因此,必须紧抓机遇,制定实施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促进我省优势产业平稳运行、健康发展,加快我省优势产业的调整和振兴。

  规划的编制过程—— 多方征求意见,两月余规划出台  2009年2月中旬,王君省长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尽快编制我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煤炭、冶金、电力、新型材料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编制,焦化、煤化工、食品、装备制造由省经委负责编制。

会后,陈川平副省长召集省发展改革委、省经委负责同志就规划的起草作了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省发展改革委组织有关行业协会、研究院所的专家成立了规划起草组,在多方面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煤炭、冶金、电力、新型材料规划“征求意见稿”。

  3月下旬,省发展改革委致函省经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等十余个部门和有关省属企业征求意见,并专程征求中国工程院王一德院士、中国工程院干勇院士、国家“863”新材料专家委员会副组长周少雄教授、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许并社教授和国家有关规划执笔专家的意见。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规划“上报稿”,报省政府领导审阅。

  在编制《材料规划》的不同阶段,省领导多次指示抓好编制工作,王君省长、牛仁亮副省长、陈川平副省长始终关注规划的编制情况,多次审阅规划各稿并提出编制要求,按照省领导的指示和国家有关规划的最新精神,形成了各规划“送审稿”。

4月下半月,各规划陆续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规划的主要内容——规划期均为3年,目标、任务、措施明确  “各规划的规划期都是2009年~2011年,同时,着眼‘十二五’,提出了各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各规划参照国家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都分析了产业现状及面临的形势,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提出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李宝卿在发言中重点解读了规划的主要内容,各规划均包括了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推进措施三个部分。

  以煤炭、冶金、电力、新型材料四个产业规划为例,各产业按照不同的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总量目标:到2011年,煤炭生产能力保持合理水平,煤炭生产能力每年8.5亿吨;冶金产业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全省生铁、粗钢、氧化铝、电解铝和金属镁产能分别控制在4500万吨、4000万吨、800万吨、200万吨和60万吨;电力按照国家和省规划统筹布局,装机容量达到5500万千瓦,外送电达到1800万千瓦;新型材料产业要培育发展成为重要产业,九个行业销售收入达到620亿元。

  而各规划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个共同点:提高产业准入门槛、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资源环境保护。

在提高产业准入门槛方面,综合近期省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的要求,规划提出了高标准的技术水平要求,作为各产业的准入门槛。

以煤炭产业为例,新建矿井规模不得低于年产120万吨;兼并重组的矿井规模达到年产90万吨。

  在提高产业集中度方面,规划提出了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体,兼并重组相关企业,优化资源配置。

以煤炭产业为例,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处,形成3个亿吨和4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

  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方面,我省各产业普遍面临着转型升级问题,要实现产业调整和振兴,必须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规划提出要关闭小煤矿和兼并重组1600处;淘汰落后炼铁产能2000万吨、炼钢产能1600万吨、电解铝产能20万吨;关停火电机组260万千瓦;关停淘汰水泥行业的机立窑等落后窑炉。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建立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在加强资源环境保护方面,实行资源保护性开采的政策,对煤炭、铝矾土、石灰石、煤系高岭土、白云石等资源,合理规划,提高资源利用率,要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努力完成能耗、二氧化硫排放量、废水排放达标率等节能减排任务。

规划还提出加快煤层气开发,提高煤矿安全保障能力,拓展晋电外送市场等任务。

  此外,各规划还提出了相关推进措施,以促进产业调整和振兴,其共同的措施包括积极拓宽产品市场、鼓励自主创新、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适当增加土地供应、改善投融资环境、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等六个方面。

  规划的实施——扎扎实实做好四方面工作  据李宝卿介绍,为扎实推进各优势产业的调整和振兴,各规划最后部分明确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各市政府等各方面的责任,提出了有关部门的工作分工及进度安排,努力做到统筹兼顾,扎实推进,共同促进我省优势产业的调整和振兴。

作为全省综合经济管理和投资主管部门,省发展改革委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树立全局意识,做好产业发展形势分析,进一步强化产业发展的调查研究,把短期保增长与长期调结构结合起来综合研究,提供运行动态,提出政策建议,做好经济形势分析;二是增强协调配合意识,做好推进工作的联系沟通,在推进产业调整和振兴中,加强与省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好牵头事项的衔接,做好配合事项的协作,加强与市、县发展改革部门的联系沟通,做到政令畅通、下情上达;三是提高服务意识,解决规划项目的困难和问题,加快规划项目的审核,帮助项目单位完善规划土地、环评、节能审查等程序,帮助项目单位落实建设条件,共同努力解决项目建设的困难和问题。

  李宝卿特别强调,第四方面工作是重中之重,即争取国家对我省规划项目的支持。

他说:“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新增中央投资的机遇,积极争取国家在项目核准和资金安排上对我省规划项目给予支持。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都有谁?

四川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的学科传统,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尊经书院和四川高等学堂。

1902年四川高等学堂开设外国历史公共科。

1910年,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存古学堂即设有经学、史学、辞章等科,其中史学科发展成为历史系,迄今已逾百年。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研究员)30余名、副教授(副研究员)24余名,其中博士生导师24人、硕士生导师46人。

在长达百年的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平实、稳健、谨严、求新的学术传统,人才众多,硕果累累,在国内学术界备受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学院为国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000余人,本科生1682多人。

近五年获得国家和部省级科研项目100余项,经费总计1176.68万元,发表学术论文1555篇,出版专著227部、其中教材18部。

获得各种奖项100余项,省部级以上重要科研奖项30余项、教学奖5项。

其中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提名1篇,获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1名,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2名,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2名。

  冯汉骥  冯汉骥(1898—1977),湖北宜昌人。

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是运用现代考古学与民族学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奠基人。

  先生是湖北宜昌人,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1924年任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

1931年夏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193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

次年春,应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的邀请,回国准备参加博物院的工作;适值抗战爆发,转而应四川大学聘请,任史学系教授。

其间除短暂地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西南博物院、四川省博物馆等地任职外,终身任教于此。

  冯先生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四川大学考古学的创办人。

他在美国期间发表的《中国亲属制》等文章,利用人类学“叙述式亲属制”与“类分式亲属制”的原理,探索中国古代亲属称谓之由来,使若干千古聚讼的问题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冯先生把注重田野调查和实地发掘的风气带入川大历史系。

1938年夏,他只身在岷江上游地区进行了科学考察,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

1942—1943年,冯先生主持了成都前蜀王建墓的发掘工作,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地下墓室的发掘,并在1962年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写作(文物出版社出版)。

同时,他还重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译文准确、畅达,被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学术名著”一再重印。

1985年,冯先生的部分论文结集为《冯汉辑考古学论文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蒙文通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而尤受廖平学术的影响,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成为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

20世纪20年代起,蒙先生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校。

40年代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除继续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

  蒙文通先生是近代“蜀学”传人,学术风格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新史学”不同,以博通见长。

1927年,蒙先生以《古史甄微》一书成名,以后又续成《经学抉原》,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三系说”,其结论和方法都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他的长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力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中找出历史发生演变的规律,是其“史以明变”观点的代表作。

晚年,蒙先生致力于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时间中,撰成《越史丛考》一书,批驳了国际上一些越史专家觊觎我国领土的种种奇谈怪论,标志着我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

蒙先生著述弘富,除上述著作外,尚有《古地甄微》、《古族甄微》、《儒学五论》、《道书辑校十种》、《巴蜀古史论述》、《先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专书和论文数十篇。

巴蜀书社自1986年起出版了《蒙文通文集》(现出6卷)。

  缪钺  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1924年北京大学文预科肄业。

曾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和保定私立志存中学国文教员。

后历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1946年起,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2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研究所学术顾问。

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70年,治学原以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为主,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钻研魏晋南北朝史,80年代以后,同时又再次致力于词学研究。

先生曾亲承张尔田先生之教诲,同时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治学的影响,特别师法陈先生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

上世纪50年代,先生开始培养研究生。

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四川大学培养出第一位博士。

先生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的顾问。

与人共同主编了《唐诗精华》、《中国野史集成》等专书,出版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庵丛稿》、《灵溪词说》(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专著,发表论文120馀篇,多数收入上述各论文集。

另有旧体诗词集《冰茧庵诗词稿》行世。

  2010-6-26 00:53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0楼  《缪钺全集》于2004年7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八卷。

1989年,先生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先生的专著曾多次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哲学社会优秀科研成果奖荣誉奖;1995年,《灵溪词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任乃强先生简介  by 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办公室  任乃强,字筱庄,四川南充人。

著名历史学、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任乃强先生189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今北京农业大学)。

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后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

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旋返川,协助张澜先生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

1928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 1929年,首次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十一县。

餐风宿露,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

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致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自记》)。

获得大量资料,相继撰成《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

  为冲破民族隔阂和语言障碍,在这次考察中,与藏族女子罗哲青措结婚。

在她的帮助下,自1932年起陆续撰成《西康图经》〈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

此书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33年应长兰先生之邀,赴广西考察。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南方民族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返川后相继任重庆大学教授、省三中校长等职。

  1936年西康建省后,被推荐为建省委员,再次入康。

继续完成了对西康各县之考察。

1940年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为撰修第一部《西康通志》殚精竭虑,广集博征,作了大量工作,撰有《西康通志纲要》一卷。

这一时期,他遍阅康区旧档和珍藏之藏文秘籍,广泛采集康藏民族资料,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撰成《康藏史地大纲》,校注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等书,并发表《吐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和《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发掘出王晖棺、樊敏碑等重要文物。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任先生在地学方面亦有很深造诣。

潜心于康藏地图的测绘研究工作,历时十五年,终以自己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此图不仅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并在解放西藏时被作为进军用图之蓝本。

  1943年受华西大学之聘,兼任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此年,随华大考察团第三次赴康北考察,着重对寺庙和土司进行了研究。

返川后,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

对康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喇嘛教之发展,作了深刻剖析,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1946年,任乃强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为推动国内的藏学研究,它联合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

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它团结藏、汉学者,节衣缩食,支持刊物的出版,一直坚持到1949年9月,共出版29期。

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共同联合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对后来藏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10-6-26 00:53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1楼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言献策,它的不少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为解决进军西藏缺乏地图问题,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

此后,由于“左”的错误,令他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即使是被错划为“右派”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仍未间断研究工作,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多部专著。

在民族研究方面亦从康藏地区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

1960年撰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鸿篇巨著,系统地考证和研究了大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经济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

纠驳了前人的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的冤案得到改正,年已耄耋的他,振奋异常,以超人的精力,自1979年以来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民族史》、《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

并以多年考察心得,写成《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奉献国家,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为开发康藏资源作出了贡献。

  先生老年逾九十,仍思维敏锐,笔耕不辍,勤为研究生授课,为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不遗余力。

1989年三月因病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吴天墀  吴天墀(1913—2004),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人,历史学家。

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留任助教。

其后历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原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任川大历史系讲师,成都理学院副教授;齐鲁大学、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及川北大学教授。

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还任四川师范大学及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生涯中,笔耕不辍,诲人不倦,培养了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推动了四川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为我国学术事业所作之卓越贡献,赢得学界同仁和师生们的广泛赞誉和敬重。

  徐中舒  徐中舒(1898—1991),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

在此期间,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

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

1928年起,徐先生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

1937年,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并自1947年起担任历史系主任直至80年代(中有短期间断)。

新中国成立后,徐先生又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1年国家建立第一批博士点,徐先生一人承担了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两个博士点的导师,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先秦史名家,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最早参与者之一,尤长于古文字学的研究。

此外,徐先生还博涉民族史、地方史、明清史、中国文学史等领域,将之融铸一炉,相互参证,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徐先生早年以《耒耜考》一文知名。

该文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一举解决了两千年来学者们一直莫衷一是的耒耜形制和功用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

此后,徐先生有关先秦历史的一系列论著,如《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井田制度探源》、《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均因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而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

在文字学方面,徐先生的《金文嘏辞释例》一书乃是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

他在晚年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文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字典,成为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座里程碑,而他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则被认为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

1992年,徐中舒先生去世后,巴蜀书社出版了在他讲课记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先秦史论稿》;1998年,为了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

  2010-6-26 00:53 回复  220.166.193.* 22楼  回复:据我的接触,该学院的女生是智慧与美貌兼备,蕙质兰心~~有谈吐有内涵~~从唐诗宋词到宪政风云~~都可以娓娓道来~~最喜欢历史的MM了~~^_^  2010-6-26 00:59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3楼  接着说一下 现在川大比较有名的老师  罗志田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1987年留学美国。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美优秀硕士论文。

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

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专著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

  《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

  (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彭邦本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文化研究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曾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1997—98年),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1992-2000年)。

曾获省政丄府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各一项。

现领衔承担国家、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一项。

  刘复生  刘复生,1948年10月生于成都,籍贯重庆忠县。

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先后获硕士学位(1984年,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南民族史研究方向)和博士学位(1990年,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研究方向)。

1985年初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宋史和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先后承担和完成的研究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至13世纪中国西南民族与民族关系》(独力承担完成,1996-2001),省政丄府高教项目《“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负责人,1999-2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主研人员,1994-1998)、国家教委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宋代蜀学研究》(主研人员,1993-1997)、北美基督教亚洲高教基金项目《僰史新探》(1993-1996)。

目前承担的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负责人,2005-

),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蒙文通学术思想研究》(独力承担,2005-

)等。

先后出版学术著作2部,合著2部,科普读物1部。

发表论文约50多篇,其中有10余篇为它刊转载。

曾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1998年),两次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2001年),一次三等奖(2003年)。

  杨天宏教授简介  杨天宏教授,1951年生,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85年开始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历任教研室主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1994年被评为四川师范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2000年评为四川省先进工作者,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曾获四川省政丄府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四次获四川省人民政丄府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奖,一次获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4年、1995年、2001、2005年四次被评为四川师大“科研十佳”。

博士论文2003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1995年被确定为四川省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术带头人,1997年被推举为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同年获国务院颁政丄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曾丄宪梓优秀教师奖,2001年被评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

2003年9月受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授、博导、“214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专门史专业的教学科研。

  杨教授治学领域宽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及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曾独立承担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及2项四川省教委重点科研课题,参与1项国家重点课题,出版学术著作6部,译著2部,参与编写教材2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近20篇在国家权威级学术刊物或具有同等学术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已经发表的著作总字数已超过300万字。

所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被香港《建道学刊》誉为“中国大陆迄今研究非基运动方面最完备的的学术专著”和“日后研究此课题者不可忽视的著作”。

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两次发表长篇书评,认为该书的出版,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研究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由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所作的国家课题书面鉴定指出:该书“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非基督教研究方面的空白”,全书史料翔实,论断精审,体现了作者“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非时下一般轻率媚俗之作可比”。

其学术地位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

《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一书200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

2005年被《中国学术》评为历史学科中国近代史专业“年度人物”,所发表的《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人问题》入选“年度优秀论文”,其学术地位得到广泛的承认。

  2010-6-26 01:04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4楼  大体就这些了 不晓得该说什么了  接下来回答问题  另 笔者所知有限 欢迎知情同学对相关信息补充分享  最后 热烈欢迎即将到来的10级的学弟学妹们~  2010-6-26 01:16 回复  马哈哈甲  2位粉丝  25楼  无聊 继续随便写写 学历史的那些事儿  学历史有一个好处 不用学数学 这对很多对数学没办法的文科生来说是福音啊  不过还有些专业不学数学的 像新闻啊什么的  历史的总学分很少 在全校都算少的 所以课不多 每学期都算清闲吧  历史的课一般很少有作业 平时不用担心  但是大一大二每学期都有一篇读书报告要写 有一些课结课也是写论文  总的来说呢 就是论文有点儿多 比较麻烦  大一大二有通史课 还是把中国史世界史学一遍 不过和高中不一样了 大学学的通史要有意思的多 也会颠覆一些之前的看法 不过 通史课考试有点儿烦 要背一些东西。

  后边的课会涉及专题史啊史学理论的一些东西 专题史有些比较有意思  对了 川大宋史很强 近现代史也不错 城市史方面在全国也算不错 另外先秦史也不错  罗大师带领下的思想史也很不错

政协选举的需要通过的两个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

人民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代表以及特别邀请人士组成。

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大主题。

政协委员产生的具体运作步骤一般为: 一、提名推荐。

推荐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各党派中央、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个界别等协商提出。

在地方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推荐。

二、协商确定建议名单。

对各方面提出的推荐名单由中共党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综合平衡,反复同各推荐方面协商形成建议名单。

三、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将委员建议名单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进行协商和表决,经全体常务委员过半数同意予以通过。

四、公布。

(一)人民政协的组成原则 1、按党派、团体和界别组织。

人民政协由各政党、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

按党派、团体和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构成的一大特色。

政协委员不是以地区代表的身份进入政协,而是以党派、团体、界别代表的身份进入政协,以党派、团体、界别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

按党派和界别组成,既是人民政协构成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人民政协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据。

2、协商产生。

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由协商的办法产生。

由上届全国(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在每届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时,由该届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3、赞成政协章程。

赞成政协章程,是人民政协组成的基本原则之一。

各党派和团体,都享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成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都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各自内部事务的权利。

但是,一旦参加人民政协,就必须遵守和履行人民政协章程。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政协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要根据情节经重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资格。

在赞成章程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政治准则和其它规定的基础上,党派和团体经人民政协的常务委员会协商同意,个人经政协常务委员会协商邀请,可参加人民政协。

(二)政协全国委员会 1、全国委员会的组成结构 (1)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包括中共和8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共青团、工会、妇联、青联、科协、台联、文化艺术界、科技界、社科界、经济界、农林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团体、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少数民族、侨联、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宗教界、特别邀请人士等。

当然,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政协的任务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2)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组成。

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和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常务委员会的候选人由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协商提名”和“选举产生”是政协常委会产生的一个特点。

它既有政协特有的协商民主的一面,也有一般民主选举的一面。

在选举的具体操作环节上,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分别由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当选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

(3)主席会议。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会议由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组成,在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是专门委员会和办公厅。

专门委员会是在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组成委员进行经常性活动的工作机构。

设主任1人,副主席若干人,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国;设委员若干人,由主席会议决定。

目前,政协全国委员会共有9个专门委员会,即: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

办公厅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秘书长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承办全国委员会各项具体日常事务,基本职责是搞好服务,当好参谋。

办公厅下设若干办事机构。

(三)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 1、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机构 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大致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自治区、地级市委员会,县、县级市、市辖区委员会三级。

地方委员会的组成除县级委员会外,政协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省辖市委员会的组成大体与全国委员会相同。

政协各级地方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根据情况,也可不设秘书长。

各级地方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政协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

在常务委员会休会期间,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委员会设立办公厅,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的设置按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州、设区的市和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置,由各自的常务委员会按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

(四)人民政协各级组织的关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上一级地方委员会对下一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上下级政协之间,就组织关系而言,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不存在垂直领导。

“上一级政协组织”和“下一级政协组织”的称谓,上下级政协之间,系指它们是上一级行政区域的政协组织和下一级行政区域的政协组织。

各级地方政协的人事安排由各地方自行决定,不由上一级政协决定,上一级政协对下一级政协没有人事处置权。

就工作关系而言,地方各级政协的工作由地方各自自行安排。

上一级政协对下一级政协的工作安排没有决定权。

上下级政协之间的指导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对政协全国性的问题作出决议,地方委员会对政协地区性的问题作出决议,以指导和规范全国或地方政协的工作。

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决议,下级地方委员会对上级地方委员会的全地区性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

除此之外,还包括上级政协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加强同下级政协的工作联系,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探讨人民政协带共性的问题,互相协作,推进工作等。

(一)人民政协主要职能的确定 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活动与它组织上的建立是同时开始的。

但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规定为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则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和充分的发展进程。

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的职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诞生即在人民政协组织中得以确定的。

这一职能一度曾用过民主协商的提法,意在强调政治协商的民主性。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源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以及接受和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

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1982年制定的政协章程规定:人民政协“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刘澜涛同志在关于章程修改案的说明中指出,这就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从此,民主监督作为人民政协职能之一被明确下来,并在以后的文件中正式使用。

参政议政作为对新时期政协工作内容的一种表述,作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职能的拓展和延伸,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并逐渐被党政领导机关认同和倡导。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修订后的章程明确规定: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这是迄今为止对政协主要职能的最完整、最明确的表述。

此后,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并列为政协的三大主要职能。

(二)政协三大职能的内容和形式 1、政治协商。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其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地方)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方针政策及重要部署;(2)政府工作报告;(3)国家(地方)财政预算;(4)国家(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5)国家(地方)政治生活方面的重大事项;(6)国家(地方)的重要法律草案;(7)重要人事变动;(8)行政区划的变动;(9)群众重大问题;(10)各党派之间的共同事务;(11)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12)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它主要问题等。

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是政协举行的各种协商会议,其中包括:政协委员会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根据需要召开的各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座谈会等。

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或应邀参加各种情况通报会、听政会等进行协商活动。

政治协商通常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会议组织。

主席会议根据中共党委、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党政有关部门的提议,安排协商活动并决定协商的形式和参加范围,主席会议认为需要协商的问题,也可以向上述有关方面建议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政协协商。

政协进行协商可视情况邀请中共党委、人民政府及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并请有关负责人就提交协商的问题作出说明。

协商的议题与会期确定之后,政协有关机构至少提前一周将会议通知及有关文件送达参加会议的人员,以便与会人员事先做好准备,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

政协的协商会议和重要活动,一般应作新闻报道。

2、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1)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2)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4)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5)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遵守政协章程和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等。

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有:(1)各级政协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或主席会议向各级党委、政府提出建议案;(2)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有关报告;(3)委员视察、委员提案、委员举报或以其他形式提出的批评和建议;(4)参加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等。

民主监督既可以由各级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和专门委员会来也可以由政协或有关部门组织、邀请委员进行调查、视察,以及委员个人或联名提出提案、举报等办法来进行。

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建议和委员的重要提案,可由有关专委会通过后提交常委会或主席会议讨论。

经常务委员会或主席会议通过后,以常务委员会或主席会议建议案的形式向有关方面提出。

以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或以各专门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均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以正式文件形式送达有关方面或部门。

地方政协对于上述意见、建议和批评,一般以当地政协委员会或办公厅(室)名义报送。

对以政协组织名义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批评,有关方面或部门应积极负责地进行处理,将将结果尽快以正式文件形式作出答复。

对政协参加单位和委员个人的提案和举报,有关部门同样应认真负责地对待,及时予以处理答复。

3、参政议政。

参政议政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

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同时,参政议政又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而是它的拓展和延伸。

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除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之外,还包括:选择人民群众关注、党政部门重视、政协有条件做的课题,组织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向党政领导机关提出建设性意见;通过多种方式,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充分发挥委员专长和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对一些共同关心的事项开展评议等。

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除包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形式外,各级政协在组织各民主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实践中,总结和坚持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活动形式,如:通过新闻媒介表达委员参政议政的意见;举办委员活动日,增加参政议政的内容;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学习、纪念、联谊等活动,沟通情况,加深友谊,调动政协委员知情出力、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自觉主动地反映情况和意见;开展引进项目、技术、资金和提供信息,扶贫支边等出实招、献良策、办实事活动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于1949年9月。

它的诞生,揭开了新中国的第一页,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50多年以来,人民政协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人民政协的诞生 1、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1948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进入解放全中国的决战阶段。

随着军事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也进入了新的高潮,革命统一战线迅速扩大。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

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并选举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常务委员会。

筹备会还决定设立6个小组,分别负责下列工作: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各单位代表名单;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大会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等。

筹备会还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和反复协商,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2、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参加会议代表共662人,其中共产党约占44%,非共产党员约占56%。

体现了我国统一战线空前的广泛发展和全国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统一、大汇合。

会议一致通过了我国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共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等四项议案。

9月30日,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会议。

随后,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致闭幕词。

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光荣地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宣告胜利闭幕。

3、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政治第一届委员会,于1949年10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等28人为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

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把政协工作归纳为三大类: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政务院就一些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包括重大法案,提到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常委会进行协商。

经过协商,取得协议,再由政府制定成法律、法令,公布实行。

二是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三是就统一战线内部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概括起来,主要有:(1)协商国是、审议法案、提出方案;(2)协助政府开展社会改革运动;(3)调整关系、增进团结;(4)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与交往;(5)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准备。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人民政协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组织和职能的变化。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至此,作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

但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并且它的组织和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

1954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了一届六十一次常委会议。

会议接受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有关召开政协换届会议的建议,即: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由第一届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个层次,改变为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两个层次,不再召开全体会议;第二,地区和军队由于已选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后不再参加人民政协;第三,不再制定新的《共同纲领》,以原组织法为基础,另行起草人民政协章程。

1954年12月21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任务的报告。

他指出: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已召开,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政权机关的作用就消失了,但人民政协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就过去五年来说,作为代表权力机关的只是第一届全体会议,而经常工作的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则是统一战线组织,今后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继续作为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它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发挥它就有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和共同遵守的准则以及基本组织原则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会议还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推举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

以后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分别连任主席、名誉主席。

2、十年动乱中的人民政协。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人民政协工作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决践踏统一战线政策,而被迫陷于停顿。

1971年以后,全国政协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逐渐恢复部分活动。

如:1973年10月,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常委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关于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的协商等等。

同时,恢复了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全国政协无党派直属的人士的学习组,并组织部分爱国人士到各地参观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人民政协才结束了长达10年的停顿状态,开始为全面恢复工作进行准备。

(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人民政协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政协开始恢复工作。

1978年2月,召开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的第二部章程,选举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6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主席在会上发表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统一战线已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新时期统一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施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这次会议以后,人民政协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蓬勃发展,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1982年12月,根据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新变化以及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对1954年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了修改,对政协的性质、任务、作用以及工作总则和组织总则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这部章程,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人民政协在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逐步开创人民政协的新局面。

在这个基础上,人民政协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李先念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政协工作的大好局面。

1989年,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陆续制定了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简则、委员视察简则、提案工作条例等,对会议的协商、议事规则和具体工作程序予以明确和规范,使政协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1993年3月召开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几年来,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政协以理论为指导,选好角度,发挥优势,认真履行主要职能,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局面。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以中共十四大精神为指导,对1982年章程又作了部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章程在一些重要提法上同宪法修正案相衔接,并把参政议政作为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

1995年1月,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修订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正式通过施行。

中共中央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

这个规定的通过和实施,对切实推进政协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什么叫双核笔记本?

双核处理器是指在一个处理器上集成两个运算核心,从而提高计算能力。

“双核”的概念最早是由IBM、HP、Sun等支持RISC架构的高端服务器厂商提出的,不过由于RISC架构的服务器价格高、应用面窄,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构架不同 最近逐渐热起来的“双核”概念,主要是指基于X86开放架构的双核技术。

在这方面,起领导地位的厂商主要有AMD和Intel两家。

其中,两家的思路又有不同。

AMD从一开始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对多核心的支持。

所有组件都直接连接到CPU,消除系统架构方面的挑战和瓶颈。

两个处理器核心直接连接到同一个内核上,核心之间以芯片速度通信,进一步降低了处理器之间的延迟。

而Intel采用多个核心共享前端总线的方式。

专家认为,AMD的架构对于更容易实现双核以至多核,Intel的架构会遇到多个内核争用总线资源的瓶颈问题张云泉,博士,副研究员,国家863“高性能计算机评测中心” 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并行计算实验室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数学软件分会常务理事、中科院软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高性能计算机TOP100排行榜组织者。

主持人:请先介绍一下双核,双核技术与现在市场上接触的PC处理器有什么区别? 张云泉:我们一般的PC处理器里面,只有一个处理部件,称作单核处理器。

而双核或多核处理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处理部件。

它带来的好处是,用户买一个处理器,可以得到接近两倍的执行能力,如果调度比较好的话,性能比单核处理器提高70%-80%。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通常一个鸡蛋只有一个蛋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有一些母鸡比较厉害,生出来的鸡蛋有两个黄,你可以吃到两个黄。

双核的意义和这个类似。

主持人:双核的处理能力会比一般处理器快? 张云泉:对。

一般情况下,可以带来一倍以上的性能,但肯定不会是两倍,因为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我看到的资料,大概带来30%、40%,最高能够达到80%左右。

主持人:双核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吗? 张云泉:双核技术会改变我们工作模式或者说是应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的家庭会买多台PC机,很占地方,而且还会多花钱。

现在,我们可以只买一台机器,上面运行多个操作系统,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运行自己的东西,只是物理上有多个显示器就可以了。

这对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以共享同一台机器,降低家庭开销,也能够节省电。

主持人:你看到AMD“我为双核狂”真双核体验风暴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云泉:说实话,我有一点兴奋,我看到有一个用户在玩游戏的时候,他放了一部电影,还在刻录光盘。

原来可能会头疼的事情,现在变得轻松了。

你不用那么长时间只做一件事情,你的办公效率有极大的提高。

主持人:在目前的双核市场上,有代表性的两家公司就是英特尔和AMD,他们的产品竞争情况如何? 张云泉:从我看到的技术资料来看,AMD发布64位处理器的时候,架构设计上已经考虑到双核的情况。

AMD在2004年8月份就展示了第一款双核处理器,所以今年发布双核处理器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它的架构是全新设计的架构,在整个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多核的情况了。

英特尔双核处理器的发布我感觉有一些仓促,它本来是要按照提高主频线路继续走下去,当然了,双核和多核也是在它未来的路线图上,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早就被AMD提上议事日程了。

对它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不得不去应战,有一点仓促,就把自己比较旧的奔腾4的体系结构再加上一个核,然后再推出双核处理器。

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是,AMD推出的双核处理器一推出就面向高端和服务器市场。

由于英特尔推出比较地仓促,高端没有解决很好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推出桌面的处理器,面向低端的用户。

在这种情况下,推出的处理器对一般用户也可能会得到很多的好处,但是在整个竞争态势上来看,可能对英特尔不利。

比如说,奔腾4体系架构还用到前端总线设计,两个核要去抢一个前端总线,如果将来用在高端上去的时候,这会导致“可靠性”会出现问题。

一个服务器有四个处理器的情况,去争一个前端总线的话,性能肯会很差,会降低不少。

AMD这一种直连架构,它的处理核心之间,处理核心与内存之间,处理核心与IO之间都是超传输总线直接连接的。

这样的话,可靠性会更好,可以扩到8个核甚至更高一点,它的性能也是不错的,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

主持人:你原来提到了双核对普通用户也是非常地有意义的,是什么意义呢? 张云泉:普通用户来说,你花一个处理器的钱你可以得到两倍的性能。

你可以不用增加额外的资金多买一台PC机,你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多跑好几个东西,我们已经有现成的基础了。

英特尔之前推出了一个超线程技术,也可以同时执行多个任务的。

它是用逻辑的方式,通过两个“线程”模拟两个处理器,实际的处理器只有一个。

用这种技术,两个线程会抢一个处理器,需要调度,性能可能不会那么高。

线程多了之后,性能会下降。

多核之后,物理的处理部件多了一个,多任务的性能会有很大的提升,共享两个处理部件跟共享一个处理部件肯定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我想作为普通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了,这一个价格是怎么样的? 张云泉:跟其他处理器一样,任何新的处理器刚推出来的时候价格会比较地高,有很多开发成本要分摊出来。

销售量多了以后,才会把价格降下来。

对消费者来说,除了处理器价格之外,还要考虑其它相关的费用。

像AMD设计的时候已经很早考虑到主板的问题了,从单核处理器升到双核处理器,你可以不用换主板,你只要把处理器升级就可以了,这一个对用户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节省。

我们为什么要有多核,这是由技术局限性和趋势所决定的。

我们原来一直坚持的路线是不断地提高主频,现在已经达到了4GHz了,已经很快了。

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散热越来越严重。

因为处理器的电路“线宽”是不断地减少,进入到纳米级了,一个芯片上可以集成将近10个亿的“晶体管”。

这么多的“晶体管”,它的散热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好多搞计算机的都在研究怎么样节省能源,编出来的程序怎么样能够省电。

工程师们发愁,设计更快的处理器没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给它制冷或者散热,现在有一些公司甚至推出了的“水冷”技术来解决这一个问题,但这也不是解决之道。

甚至有人预测到2010年,摩尔定律可能就会过时了。

为了维持摩尔定律,现在的厂家采取多核的情况,多核可能会挽救摩尔定律,让它会继续地成立。

这是双核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采用多核也是因为我们物理条件具备了。

原来我们的晶体管是有限度的,我们做一个处理器已经很费劲了,因为晶体管的量不够。

现在我们的晶体管到了10亿个之后,我们有大量的晶体管可以用,而设计多个核,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些晶体管,这也是它的技术需求之一。

将来不单是双核,也可能是四个核或者八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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