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怎么样
走进株洲 株洲——推动世界轨道交通发展的中国力量 株洲位于北纬26°03’05”～28°01’07”，东经112°57’30”～114°07’15”间，地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部腹地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面积11262平方千米，总人口385.56万，其中城区人口约120万，城镇化率约52%。
是湖南省副中心城市，城市综合竞争力第二强市和中部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是我国华中南部、华东、华南、西南地区之间最大的铁路枢纽，全国8个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之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被火车拖来的城市”株洲由一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在电机动力上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新兴现代化工业城市。
创造了共和国多项工业的第一。
株洲，古称建宁，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中游。
公元214年，三国东吴在此设建宁郡，到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正式定名为株洲。
古时株洲于地名一词最早见于南宋人文集。
“株”可能取自株田之“株”。
株洲、株田相距数里，五代时株田已较著名。
“洲”字取自古人以湘水两岸为洲之“洲”。
联缀而成地名。
一说因地多槠木，且“槠”、“株”同音，故又名“槠洲”。
自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正式定名株洲后，株洲之名沿用至今。
现在的株洲市由四个市辖城区、一个两型社会示范区、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及醴陵市、株洲县、攸县、茶陵县、炎陵县组成 繁华市区(18张)，辖134个乡镇（街道）。
市区分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天元区四个行政区，及云龙示范区。
其中，天元区因在株洲湘江西侧，习惯性称之为河西，其余三区笼统地称之为河东 。
株洲是一座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城市以及推动世界轨道交通发展的中国力量。
2010年全市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274.8亿元，人均33064元，地方财政收入130.9亿。
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9.7：58.5：31.8。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550元。
株洲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被誉为“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中国电力机车之都”，是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硬质合金研制基地、电动汽车研制基地。
是国家“一五”、“二五”时期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对空导弹、第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块硬质合金等100多个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都诞生在株洲。
生产的六轴9600千瓦电力机车，是当今世界功率最大的机车，整个机车的技术领先世界20年。
经过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以冶金、机械、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和陶瓷等产业为支柱，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制造工业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工业体系。
目前，全市有9家上市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电力机车研究所、株洲冶炼集团等3个企业年销售收入过100亿，唐人神集团等4个企业过50亿。
魅力新城 株洲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
古称建宁，是炎黄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中华民族的始祖、农耕文化的创始人――炎帝神农氏，就长眠在株洲市境内炎陵县鹿原坡，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炎帝陵名，炎帝陵也被称为“神州第一陵”，它是普天下中华儿女寻根谒祖的圣地。
南宋遗存的茶陵铁犀更是熠熠生辉。
而株洲也是革命老区，秋收起义、朱毛第一次会面、建立湘赣边根据地，都发生在株洲这片革命热土上。
株洲也是一座自然风光名城。
“天下第一洞”桃源洞古木参天，与江西革命圣地井冈山风景区连成一体，是旅游观光、疗养避暑的佳境。
攸县的酒埠江风景区，风景秀丽，景色宜人。
茶陵云阳山更被誉为湘东名山。
湘江也宛如一条玉带，流经市区，被称“东方莱茵河”，2010年开放的株洲湘江风光带景色十分优美，沙滩、石头林、露天剧场、木制酒吧房等精致点缀于玉带之上，使株洲的母亲河更显魅力。
2009年动工造价过百亿的“神农城”也致力打造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2011年建成核心区。
湘江风光(20张) 株洲城市环境比之前得到极大改善，那座之前的“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不复存在。
2009年，株洲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一举成功，近年来还相继被国家评为“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国家绿化城市”、“国家双拥模范城市”和“国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国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金融生态城市”10多项光荣称号。
目前，株洲正向国家文明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迈进。
株洲是国家政策优先实现地。
株洲市享有“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部崛起战略、振兴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家级高新区、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和综合性国家高技术基地等6个国家级政策。
株洲是投资沃土。
世界五百强中，已经有10个在株洲投资了11个项目，如日本雅马哈、加拿大普惠、德国西门子、美国ABC、日本三菱，美国希尔顿大酒店，法国家乐福荷兰分公司等等。
“中字号”企业有15家，外资企业数量居湖南省第二位。
2009年，株洲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第82名，福布斯2010中国大陆最佳 山水桥城(20张)商业城市排名61名，皆为湖南第二，此外，株洲还是2010年度“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
（ 南宁市、郑州市、兰州市、宁波市、厦门市、徐州市、鄂尔多斯市、青岛市、吉林市、株洲市） 株洲既是全国的老工业基地，又是新兴的工业城市、株洲被誉为“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中国电力机车之都”，是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硬质合金研制基地、电动汽车研制基地。
是国家“一五”、“二五”时期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对空导弹、第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块硬质合金等100多个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都诞生在株洲。
生产的六轴9600千瓦电力机车，是当今世界功率最大的机车，整个机车的技术领先世界20年。
2000年研制成功的时速达到305公里的“蓝箭”交传高速动力火车，创造了当时中国第一速，驰骋在深广铁路线（深圳至广州段）、黔桂铁路线（贵阳至都匀段）、川黔铁路线（贵阳至六盘水段）上，如今和谐号动车组又创造了新的世界第一速。
株洲是商业之都。
芦淞区小商品市场和服装鞋帽市场在整个中国首屈一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纺织是继长沙五一商圈后湖南又一商业购物集群。
株洲百货大楼、沃尔玛、平和堂、王府井百货、银座百货、华润万家、家润多、家乐福、步步高等云集 城市景观(17张)一起，株洲商贸正在形成批发和零售并驾齐驱的格局。
株洲是贯穿南北、连接东西的重要通道。
铁路方面，株洲是南方最大的铁路枢纽，京广、沪昆铁路在这里交汇，衡茶吉铁路正在加紧建设。
武广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到北京只要4个小时，到广州2个小时。
株洲火车站平均每3分钟接发一趟列车，是全国五大客货运输特级站之一。
公路方面，106国道、107国道、320国道、京珠高速、上瑞高速以及连接闽南、赣南、湘南的“三南”公路都在境内穿过。
随着正在建设的岳汝高速、长株高速的竣工通车，株洲的交通优势更加明显。
航运方面，穿城而过的湘江，是长江第二大支流，四季通航，千吨级船舶可通江达海。
空运方面，距黄花国际机场仅40公里、20多分钟车程。
[1] 株洲是一个开放宜居城市，是全国绿化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作为移民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具有“五湖四海、开放包容”的特点。
近年来，深入开展“四创四化”，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城市绿化、美化、亮化和数字化工程，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品位明显提升，着力打造“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城市”，吸引了海内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投资置业，在株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有10家、“中字号”企业有15家，外资企业数量居湖南省第二位。
株洲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以“古、红、绿”为特色的旅游品牌。
位于炎陵县鹿原陂的炎帝陵被称为“神 市规划展览馆(2张)州第一陵”，是华夏儿女寻根祭祖的圣地。
株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炎陵县、茶陵县是6个革命老县之一。
株洲市制定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目标是：持续提升株洲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保二争一，科学跨越”战略目标的实现。
产业上打造“四城两基地”，即构筑电力机车城、汽车城、航空城、服饰城和有色金属冶炼及深加工基地、新能源基地。
总体规划上继续实施“两地一中心”战略，进一步促进株洲由较为单一的工业性城市向以重工业基地、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商贸金融信息中心为基本特征的多功能综合性城市转移和发展，把株洲建设成为中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株洲这座魅力新城一定会更加光彩夺目。
城市特色 株洲是一座年轻开放的新兴工业城市，移民特征很显著，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同其他移民城 火车头精神开进湘江风光带 市一样，这里没有地域保护，没有外来歧视，“同在一方热土，共创美好明天”是株洲鲜明的城市特色。
株洲也是“被火车拉来的城市”。
走在大街小巷，城市景观无一不体现着这一历史内涵，作为中南地区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火车头精神体现了株洲的区位优势和地域特色。
火车头具有“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象征意义，火车头精神体现了株洲人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貌，是株洲无可比拟的城市特色。
自然条件 1、气候环境 株洲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无霜期在286天以上，年平均气温16°C至18°C，是名副其实的膏腴之地，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为湖南省有名的粮食高产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吨的县（市）就产生在株洲管辖的醴陵市。
2、自然资源 株洲境内物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有煤、铁、钨、铅、锌、金、锡、铀、钼、铜、银、铌、钽、稀土、萤石、石膏、硅石土、高岭土、石灰石、花岗岩等40余种，为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
丰富的农产和矿藏资源，加上气候、土壤、地质、植被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为多层次开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3、地形地势 市域地貌类型结构：水域637.27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5.66%；平原1843.25平方公里，占16.37%；低岗地1449.86平方公里，占12.87%；高岗地738.74平方公里，占6.56%；丘陵1916.61平方公里，占17.02%；山地4676.47平方公里，占41.52%。
山地主要集中于市域东南部，岗地以市域中北部居多，平原沿湘江两岸分布。
市境位于罗霄山脉西麓，南岭山脉至江汉平原的倾斜地段上，市域总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北中部地形岭谷相间，盆地呈带状展布；东南部均为山地，山峦迭障，地势雄伟。
历史沿革 1、古代 远古时期，株洲地区就有先民生息繁衍，炎陵县鹿原陂安葬着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
据考古发现，在株洲县漂沙井黄霞垅磨山有6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溪文化遗址，以及叠在其上的4000多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
春秋战国时期，株洲属楚之黔中郡。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巫中地区为黔中郡，株洲属之。
公元前202年，建长沙国，株洲是长沙国领地。
公元214年，三国东吴在此设建宁县，孙权割湖南县以东和醴陵、修县沿湘江东岸地带置建宁县，筑县城于今株洲市庆云山解放街、南湖街沿建宁港两岸，属长沙郡，乃株洲建县之始。
建宁县城商业发达，后一度毁于战火，据《水经注》建宁有新旧二城：旧城在槠州，吴所立：其新城则朱亭、淦田间有古城基地是也。
公元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隋灭陈，废建宁。
公元621年，唐高祖武德四年，复置建宁县，属南云州；六年后即唐太宗元年，将建宁并入湘潭。
2、近代 岳飞题字 清顺治七年，江西商人在株洲修建宁码头，商业又有发展。
木材、茶叶、稻米、肉、蛋、瓷器、鞭炮、夏布、土纸等贸易居湘潭集镇商业之首。
清末民（国）初，随着粤汉、株萍铁路的修筑与湘江联网形成水陆交通优势。
株洲镇居民达3万余户，且大都居住于解放街、建宁街一带。
民国14年，彭松林（中共地下党员）与友人合资在株洲新街（建宁街）开设米店。
次年，发动成立株洲商民协会，并出任执行委员长，组建了粮食、南货、棉布、百货、缝纫、五金、园林、理发等16个同业公会。
民国33年，日军进犯株洲，大部分房屋被毁。
日本投降后，镇区居民大多在原址重建家园，至1949年，大部分民宅均得以恢复，房屋结构大部分是木架蔑织墙体，杉皮或小青瓦屋面。
至解放前株洲一直属湘潭县管辖。
3、现代 1949年8月3日株洲宣告解放，8月12日成立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
1951年5月，株洲从湘潭县划出成立专辖市，由长沙专署领导。
1953年6月，株洲升格为省辖市，由湘潭专署领导。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株洲被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国家将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的四 解放初期和90年代株洲街头 项安排在株洲建设，即株洲硬质合金厂、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株洲电厂、株洲洗煤厂。
1965年4月又设立由市管辖的株洲县。
1983年5月，为发挥工业城市的中心作用，经国务院批准，将原属湘潭地区的醴陵县（市）、攸县、茶陵县、酃县（今炎陵县）划归株洲市管辖，共辖城市四区（含市郊区）、五县（市）。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市区湘江西岸设立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
至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株洲市撤销郊区建制将市区划分为天元、芦淞、荷塘、石峰四个行政区。
2008年12月22日，《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复“株洲云龙示范区”“天易示范区”被明确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五大示范区之一。
2009年3月11日，株洲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株洲云龙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分别为中共株洲市委、株洲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市级行政、经济管理权限。
截至目前，株洲市共辖5区4县1市。
文化遗存 1、古代遗址 恐龙化石遗址可以见证株洲亿万年的沧海桑田；漂沙井磨山文化遗址、茶陵枣市独岭坳文化遗址、炎陵龙渣瑶族寨址等可以见证株洲至少六千多年的人类活动史；五代马王故城遗址、北宋金州故城遗址、三国建宁古城遗址、南宋茶陵城旧址、容陵侯故城、阴山县故城、攸县故城、三国吴建宁县新城遗址、醴陵古城遗址等古城遗址可以见证株洲两千多年的城市史；醴陵南桥鞭炮作坊遗址、楠竹山窑址、窑下湾砖窑址、沩山窑大遗址，炎陵桃岭窑址、洞下窑址，茶陵中瑶窑址、陵窑背窑址、陵窑塘下窑址，株洲县窑堆子窑址等古窑遗址可以见证株洲古代手工业的繁荣。
2、近代红色遗产 株洲是革命老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伟人足迹，留下了感天动地的先烈故事，经历了血雨腥风，感受了刀光剑影，也遗存了许多红色的遗迹：如市区的协丰长绸布店、罗哲烈士墓、十九人堆等；炎陵的水口战略决策 、水口连队建党 、中村分田运动、朱毛第一次会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洣泉书院，指挥酃城战斗旧址——接龙桥、红军标语博物馆等；茶陵县的工农兵政府旧址、中国共产党茶陵县委员会旧址、中共茶陵县委、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九渡冲战斗遗址、茶陵烈士陵园、红军村和红军墙、红军学校――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旧址、我党我军第一次肃反——湖口挽澜旧址、茶陵县烈士陵园等；攸县东冲兵工厂、南岸列宁室、攸县烈士公园、六十分烈士墓群，谭震林墓等；醴陵同志考察农民运动旧址——东富寺、革命活动纪念地——先农坛、李立三故居、左权将军纪念碑等。
3、近现代工业遗产 株洲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八大工业基地之一，国家许多重要的工业项目安排在此。
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地对空导弹、第一台电力机车等100多个“全国第一”都诞生在株洲，株洲工业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株洲南方公司、株洲电力机车公司、株洲车辆厂等一大批大型企业，有着相当丰富的历史遗存。
如南方公司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仿苏建筑群，株洲电力机车公司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些车间和办公楼等，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
还有一些工业设备、工具，无不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工业发展的光彩。
4、非物质文化遗产 株洲的非物质遗产也大放异彩，音乐如醴陵的思情鬼歌、 茶陵炎陵攸县的苏区歌谣、炎陵的客家山歌；舞蹈如醴陵的星子灯 、攸县大同桥火龙灯；手工技艺如株洲县南阳桥乡刘双喜漆画、邹桂文木雕、堂市乡谭建强制鼓、株洲县剪纸、醴陵鞭炮制作工艺、醴陵大蒜加工工艺、茶陵攸县的腐乳加工工艺、 茶陵冬酒酿造瓜皮帽工艺、茶陵蓝印花印染工艺、“补锅”手工技艺、攸县皇图岭豆腐制作；民俗如茶陵云阳山南岳宫庙会、攸县阳升关庙会；民间曲艺如醴陵的《春锣》和《赞土地》；戏剧如株洲县攸县的皮影戏；民间文学如炎陵茶陵的炎帝传说等。
旅游资源 株洲，是炎黄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中华民族的始祖、农耕文化的创始人――炎帝神农氏，就长眠在株洲境内炎陵县鹿原坡。
三国时孙权定都建业，设县建宁，羽扇纶巾的周瑜曾在这片土地上演绎过许多动人的故事，唐代大诗人杜甫留恋湘东美丽的风景，携家眷栖居于此，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老病孤舟，两次溯湘江而南，留诗十多首；唐代奇女子、慧眼识英雄的名姬红拂之墓在株洲境内的醴陵西山，宋代名将岳飞率军途经茶陵时以枪尖挑禾蔸写的“光泉”二字，赫然镌刻在高陇石壁上；宋代大儒朱熹两次到株洲讲学，“朱亭”因他而名；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为茶陵云阳山、灵岩寺、麻叶洞留下一篇篇日记，记下了株洲的名山胜水；明代大学士、立朝五十年的李东阳，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
株洲，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更有着光荣的一页，是我国重要革命发源地之一。
曾先后涌现了以李立三等为代表的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的革命前驱，左权、谭震林、耿飙、陈明仁等举世闻名的军事将领也都出自株洲。
茶陵、炎陵（原酃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炎陵县的十都；红军第一次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亲自主持的红军战士入党仪式，是在炎陵县的水口镇叶家祠；亲自批准组建的井冈山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是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亲自主持、作出“撤围长沙、回师江西、攻取吉安”重大决策，被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称为“朱德和采取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机”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举行在株洲市徐家桥头的原协丰长绸布店。
株洲域内目前还有现代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故居、左权将军纪念碑、谭震林墓等。
株洲，是一块红色的圣土。
共和国第一批（1955—1964）授衔，产生了十大元帅和众多的将军。
其中株洲籍将军有41名，仅茶陵一县就出了25名将军，茶陵成了有名的“将军之乡”。
黄河现在与以前的情况
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
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
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
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
据 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
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
此后，随着 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
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 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由于黄河的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 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
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 无二的。
根据有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
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 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
自1128年至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 改道摆动都在现行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后，才改走现行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
由于黄河下游河道 不断变迁改道，以及海侵、海退的变动影响，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长度及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这是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
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 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类生存。
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适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
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
特 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
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 在流域内生息繁衍。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
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 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
大约在4000多年前， 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强大。
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
后人把黄帝奉为中华民族的祖 先，在黄帝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有黄帝宫，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 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 时间延绵3000多年。
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 ，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
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 ， 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
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
东周迁都洛阳以后， 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
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 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约200多年。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 最早的地区。
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
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 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
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 ，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 ，也都产生在这里。
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
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留下了 无数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二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历史悠久。
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首推黄河流域的滮池(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诗经》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
到 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
公元前422年 ，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
公元前246年， 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亩)“泽卤之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 要作用。
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
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州，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
为了保证长安、洛阳、开封等京都的供应，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历史也很悠久。
大禹治水的功绩，也包括治理黄河，大河上下，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神工”。
春秋战国以后，治河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史料。
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已普遍修筑堤防。
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 纷。
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堵口、修防。
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 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约数千人，“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据 《汉书·沟洫志》记载，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下，黄河已成“地上河”，堤身“高四五丈”(约合9~11米)，堤防也很高。
《史记·河渠书》中记载，公元 前109年，汉武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
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 程是公元69年“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
“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 成……诏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景虽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扼制了黄河南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北宋建都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地方官员 都重视河事，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
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河工技术 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
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 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
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
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 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涌现了以潘季驯、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
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 滞状态。
近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始终难有建树。
纵观治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谓治河实际上只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
但是，悠久的治河历史，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借鉴。
虽然什么都没有，日子还是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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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保密 空觅 等级:皇后神仙 权限:管理员 积分:4316 发帖数:4098 注册时间:2006-1-3 编辑 删除 引用 第2楼 三 从1946年开始，中国***领导人民治理黄河，治黄史册展开了新的篇章。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治黄事业。
1952年10月，主席第一次离京外出巡视，首先就是视察黄河，作 了很多重要指示，并谆谆嘱咐：“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以后又多次听取治黄工作汇报，对治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1964年，他已经70多岁高龄，还一再提 出要徒步策马，上溯黄河源，进行实地考察，念念不忘治理与开发黄河。
周恩来总理更是直接领导治黄工作，从1949年前的“反蒋治黄”斗争到编制“黄河综合 利用规划”和三门峡工程建设，以及1958年大洪水的抗洪斗争等等，所有治黄工作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作出的。
直到1976年，他已重病在 身，还向去医院看望他的中央领导询问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情况，真是为治黄事业鞠躬尽瘁，操尽了心。
***总书记、**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多次亲临黄河视察，听取治黄工作汇报，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为 搞好黄河的治理与开发，1950年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流域性机构，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领导，统一领导和管理黄河的治理与 开发，并直接管理黄河下游河南、山东两省的河防建设和防汛工作，两省的黄河河务局和沿河地、市、县的河务部门，既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的直 属单位，又是各个省、地、市、县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种条、块结合的独特体制，有利于组织沿河党、政、军、民团结治河，有效地加强了河防管理，对保障黄 河防洪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人民治黄事业，开始就注意调查研究，全面了解黄河河情，注重应用科学技术，搞好全面规 划，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治黄。
早在50年代初期，黄委会和有关部门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测工作和科学考察，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基础资料。
1954年 初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直接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及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参加，组成黄河规划委员会，聘请苏联专家组，调集国内有关专家，集中力 量，着手编制黄河治理开发规划。
1954年10月底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审议通过，决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了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责 成有关部门按时完成治理开发的第一期工程。
与历史上众多的治黄方略相比，“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特点是：(1)这个规 划的编制是政府行为，批准后的规划就是指导治黄建设的依据；(2)统筹考虑全流域的治理与开发；(3)突出综合利用的原则；(4)对水和沙都要加以控制和 利用。
规划明确指出：“我们对于黄河所应采取的方针，就不是把水和泥沙送走，而是要对水和泥沙加以控制，加以利用。
”第一，在黄河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 的拦河坝和水库，拦洪、拦沙、调节水量、发电、灌溉。
第二，主要在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
既防治了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也消 除了下游水害的根源。
规划对干流工程、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上中下游的灌溉发展都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修建三门峡大水库拦洪拦沙，尽快解除下游水患的 安排。
规划的研究和编制，以及治理开发技术措施的拟定，既汲取了前人的治黄经验，又采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黄河规划，是治黄 事业迈向新时代的一个鲜明标志，对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治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治黄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治 黄工作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步深化了对黄河河情的认识。
在治黄进程中，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黄河治理开发规划和建设 安排作了一些重大的调整。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下达了《关于黄河治理开发现划修订任务书》，要求对黄河规划进行一次系统的修订，进一步推进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此后，黄委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流域内各省区相继开展了各项规划研究工作，通过反复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于1996年初完成了 《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并于1997年经国家计委和水利部审查上报国务院。
这个“规划纲要”，总结了人民治黄的实践经验，利用科学研究新成 果，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今后进一步治理开发黄河的方向和重大措施，以及2010年前的治黄建设安排，为治黄事业的发展绘制了一幅新的蓝图。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和支持治理黄河，重大治黄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时付诸实施，有力地推进了治黄事业的发展。
以 往的治河历史，主要是在下游修守堤防，单纯防洪。
新中国的治黄工作，比过去有了质的飞跃。
一开始就是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标本兼治，除害兴利，全面开 展流域的治理开发，有计划地安排重大工程建设。
中央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参加治黄工作，依靠科举技术进步治理黄河，无论是关 于黄河问题的勘测研究，还是治黄建设的规模，都是以往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建设，黄河上中下游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开发，基本形成了 “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蓄泄兼筹的防洪工程体系，建成了三门峡等干支流防洪水库和北金堤、东平湖等平原蓄滞洪工程，加高加固了下游两岸堤防，开展河道整 治，逐步完善了非工程防洪措施，黄河的洪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防洪能力比过去显著提高。
在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开展了水土保持建设，采取生物措施 与工程措施相互配合，治坡与治沟并举办法，治理水土流失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1995年底，累计兴修梯田、条田、沟坝地等基本农田7755万亩，造林 11802万亩，兴建治沟骨干工程854座，淤地坝10万余座，沟道防护及小型蓄水保土工程400多万处，一些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开始有所改善，输入 黄河的泥沙逐步减少。
依靠这些工程措施和广大军民的严密防守，连续50年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发生洪水决溢的灾害，扭转了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 保障了黄淮海广大平原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展。
黄河的水资源在上中下游都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利用。
流域内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总库容574亿立方 米，引水工程4500处，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区的灌溉面积，由1950年的1200万亩发展到1995年的10700万亩，流域内河谷川地基本实现水利 化，黄河供水范围还扩展到海河、淮河平原地区。
在黄河干流上于1957年开工兴建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此后，相继建成了刘家峡、龙羊峡、盐锅峡、八 盘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等7座水利枢纽和水电站。
目前正在建设小浪底、万家寨水利枢纽和李家峡、大峡水电站。
已建在建的干流工程，总库容563亿立方 米，发电装机容量900多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336亿千瓦时，约占黄河干流可开发水力资源的29%。
这些水利水电工程，在防洪、防凌、减少河道淤积、灌 溉、城市及工业供水、发电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促进了沿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人民治黄50年，除害兴利成效显著，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 成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是关系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
治理黄河，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 全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的治理任务最为繁重。
黄河流域西北紧临干旱的戈壁荒漠，流域内大部分地区也属干旱、半干旱区，北部有大片沙漠和风沙区，西部是高寒 地带，中部是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据目前的调查研究资料，流域内风力侵蚀严重的土地面积约11.7万平方公 里，水力侵蚀面积约33.7万平方公里，通称水土流失面积45.4万平方公里。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多年平均来沙量达16亿吨，年最大来沙量达39亿吨， 成为世界上泥沙最多的河流。
上中游地区土壤侵蚀产生的大量泥沙不断输往下游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冲积塑造了黄淮海大平原。
同时，黄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又 给下游平原地区造成巨大的灾难，黄河洪水威胁，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治理黄河，是防止荒漠化继续向东南扩张的前哨战，是改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再造山 川秀美西北地区的重大措施，也是消除下游水患，保障广大平原地区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黄河流域又是资源 丰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治理和开发黄河，对保证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河流域范围内总土地面积11.9亿亩(含内流 区)，其中耕地约1.79亿亩，林地1.53亿亩， 牧草地4.19亿亩，宜于开垦的荒地约3000万亩。
黄河下游现行河道洪泛可能影响范围的总土地面积 1.8亿亩(12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1亿亩，虽然不在流域范围以内，但仍属黄河防洪保护区。
据1991年的资料，流域内探明的矿产有114种，在 全国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黄河流域有37种。
具有全国优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32%以上)的有稀土、石膏、玻璃用石英岩、铌、钼、煤、铝土矿、铝、 耐火粘土等8种。
其中，煤炭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己探明煤产地685处，保有储量占全国总数的46.5%，资源遍布沿黄各省区，而且具有品种齐全、煤 质优良、埋藏浅、易开采等优点。
石油、天然气资源也比较丰富，加上黄河干流的水力资源，实属全国的能源富足地区，也是21世纪全国能源开发的重点地区。
黄河水少沙多，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约580亿立方米，只占全国总量的2%，水资源贫乏，对于西北、华北缺水地区，黄河水资源尤其宝贵，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按 照全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规划，黄河上游沿黄地带和邻近地区，将进一步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和能源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逐步建成开发西部地带的 一个重要基地。
黄河上中游能源富集地区，包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河南的广大区域，将逐步建成以煤、电、铝、化工等工业为重点的综合经济区，成为全 国重要的煤炭和电力生产基地。
同时要大力开展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
黄河下游沿黄平原，仍然是全国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黄河的治理开发促进了黄河经济 带的发展，沿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对治理黄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黄河治理与开发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今后的 治理任务还十分繁重。
防治水土流失、消除下游水患、合理利用水资源等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客观情况也在不断发展，对黄河河情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深化。
我们坚 信，依靠中国***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消除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
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
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
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
据 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
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
此后，随着 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
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 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由于黄河的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 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
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 无二的。
根据有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
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 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
自1128年至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 改道摆动都在现行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后，才改走现行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
由于黄河下游河道 不断变迁改道，以及海侵、海退的变动影响，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长度及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这是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
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 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类生存。
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适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
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
特 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
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 在流域内生息繁衍。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
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 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
大约在4000多年前， 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强大。
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
后人把黄帝奉为中华民族的祖 先，在黄帝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有黄帝宫，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 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 时间延绵3000多年。
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 ，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
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 ， 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
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
东周迁都洛阳以后， 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
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 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约200多年。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 最早的地区。
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
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 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
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 ，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 ，也都产生在这里。
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
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留下了 无数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你对成武县了解多少
在新课程体系下，历史教师如何应对挑战 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已于 2001 年 7 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终究要取代传统的《历史教学大纲》。
那么在新时期里，中学历史教学如何开展，才能更好地贯彻新《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出的新理念，符合新历史课程改革的精神和主旨，无疑是我们教学第一线的历史教师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的历史教师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们力图结合此次历史课程改革，分析《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提出的诸多先进教学理念，并从历史教师的角度和立场出发，以“中国古代史”内容为例，探讨新时期的历史教师应如何面对挑战。
第一 ，历史教师要认真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尤其是课程理论，提高自身理论素质，增强课程改革意识，要在行动上支持课程改革，在教学中研究课程改革。
众所周知，目前正方兴未艾进行的历史课程改革，是建国以来历史教育改革力度最大最深的一次改革。
严格说来，历次的历史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教育在“教学”层面上的一种改革，而很少涉及“课程”层面上的改革。
探讨历史教育的本质问题，就不能仅仅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教育，离开和放弃从课程的层面来解决历史教育中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历史教育研究的不足。
没有一个科学的课程目标，自然就没有科学的教学目标。
历史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到底是什么
历史教育中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问题，是“历史教学”研究的范畴，还是“历史课程”的探讨范围
我认为这是历史课程所应着力研究的问题。
因而必须首先解决好历史课程的目的和目标，然后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历史教学的目标。
只有很好地解决了历史教育在“课程”层面上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认真反思历史教育在“教学”层面上的现状、问题和探讨解决对策。
历史教学的多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历史教学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可是历史课程研究的滞后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仅仅依靠“教学”层面的改革，其成效是极其有限的。
我们认为，在当代，课程的重要性已远远地超过了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所以，在目前历史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必须大力推进历史课程改革，即一手抓“课程”，一手抓“教学”，通过“全面治理”的办法，推动历史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课程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
课程改革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教师对课程改革的态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如果新课程不被教师在心理上认同和接受，他们就会产生抵抗反映，新课程实施的结果就更令人担忧了。
一般来说，新课程所产生的新的教育理念的变革，往往会和教师的传统固有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发生矛盾，短期内使得教师的教学过程出现不适应情况，这是经常出现的现象。
但是从教育的前瞻性考虑，从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考虑，我们的教师必须在心态上、在行动上支持目前推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应该想办法去克服。
《历史课程标准》作为当前历史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初步成果，自然存在着一些还值得继续讨论和探索的地方。
比如《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到的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标志历史教育在探索一条“返璞归真”之路，那么，人文素养的内涵是什么
人文素养的养成与知识能力的形成有何关系呢
历史课程目标的制定是否恰当
如何处理历史课程目标的继承性和前瞻性的关系
如何评价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历史教师在教学研究中不容回避和并要着力探讨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历史课程标准》与《历史教学大纲》相比，渗透了史学界许多研究新成果，但仍有滞后之处，为适应历史课程改革，历史教师要不断了解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更新知识结构，适当地把这些研究新成果引入课堂教学。
如《历史教学大纲》指出：“大约公元前 21 世纪，我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前 221 年为战国时期，从战国开始，我国进入封建社会”。
而《历史课程标准》的“中国古代史”内容标准中则笼统地指出：“中国古代史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史上奴隶社会的下限与封建社会的上限问题实际上采取了淡化与削弱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分界的态度，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恰当的处理，也是吸取史学界研究新成果的重要表现。
历史研究处在发展之中，在不断吸取历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的同时，《历史课程标准》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历史教育在某些方面的落后性和滞后性。
因而《历史课程标准》的这种局限与不足是永远也不能克服的，也只有通过历史教师积极关注史学界的研究新动态和新成果，才能予以有效地弥补。
比如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内容。
我们认为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中应该了解：中国古代人类文化遗址南北皆有，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限于黄河流域，而是起源于多处，并呈现出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状态，一定要纠正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才向四周扩散”的观点。
另外近年来，海内外 100 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普遍认为，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和历史事实不尽相符。
中华文明史应该追溯到一万年前。
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也使我们相信，东南沿海的百越族群在 6000 年前已经过台湾，移民海外，散步到东南亚一带和太平洋上诸岛屿。
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建议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实际情况有限度地渗透到历史教学中去。
如《历史课程标准》建议历史教学“以都江堰、长城、大运河、赵州桥、北京故宫等为例，使学生体会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其实在《历史课程标准》中，关于人民起义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人民起义的内容被删减之后，直接反映劳动人民力量的场面少了。
我们认为，教师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这一变化缘于《历史课程标准》充分吸取了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在旧的史学理论指导下，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阶级斗争方面，而新的史学观，则坚持认为，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仅仅表现在人民群众的反抗暴政的起义方面，还有其它诸多的方面。
比如： 在古代的乱世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劳动人民的勇敢、不屈，以及对人的尊严的捍卫；而在盛世，更多反映出来的则是他们的勤劳、智慧。
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唐、清两朝都曾造就出千古传颂的盛世景象。
另外在维护国家统一及反对外敌侵略的诸次战争中，劳动人民给予了政府以极大的支持。
唐朝和清朝尤为明显。
劳动人民的第三类作用可以从古代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中体现出来，其中有不少仍存于世。
在这些规模巨大的工程中，除了设计者与主持者的功绩之外，更凝聚了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汗水与智慧。
农民起义是劳动人民显示其力量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
在传统历史教学观念的指导下，这些诸多的方面在历史教学中往往被忽略了。
那么在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课程标准》指导下的历史教学中，我们的历史教师要注意从以上诸多方面全面、加强渗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意识的教学。
第三：《历史课程标准》着重强调要“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鉴于此，历史教师要鼓励学生进行思维创新活动，尊重学生的独立见解，提倡科学的创新思维活动。
历史教学要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的教育新理念。
现代教学论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性地位都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以往教学的最大缺点，在于教师基本上包办或者替代了学生的学习，没有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地位。
如历史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王位世袭制取代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度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为主题开展讨论活动。
这里可以提示学生，我们认为的“夏朝的建立，是社会发展的表现”，是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分析的，并不是说夏朝的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历史的进步，都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
教师还可以鼓励并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搜集文献资料，并整理成文以及文字阐释和表达能力。
因是初写，教师不必要求论文的写作规范，文章不必太长。
在选题上，要有意义，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坚决反对拼凑和抄袭别人论著中的内容。
并在写作方法、写作技巧上予以点拨和指导。
另外历史教师在阅读完学生的小论文之后，要及时认真讲评。
对学生的小论文，要做到鼓励多一些。
对于文中出现的不足与缺陷，建议教师单独予以辅导，帮助学生予以纠正。
《历史课程标准》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绝对不能理解成去鼓励学生去追求所谓的不合逻辑推理的“标新立异”。
如史书记载孔子有 3000 求学弟子，成材 72 人。
有学生认为孔子培养的学生成材率非常低，称其为伟大的教育家是不正确的，令人诧异的是，学生的“创新”、“求异”竟然得到了教师的表扬。
我们认为，我们鼓励和提倡学生的创新，只能是科学的创新，而不是缺乏充分事实基础和理论根据的“标新立异”。
第四：《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教学应该关注“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为消除传统历史教学过程中重“教”轻“学”的弊端，历史教师要在历史教学中关注对学生历史学习方法的指导。
如《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做到“正确公正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如“评价汉武帝”、“评价唐太宗”、“比较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历史作用”、“列出秦始皇、汉武帝与唐太宗的历史功过”等等。
这是初中生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上的指导。
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不计其数，历史课堂的时间也不允许对每一个人物都予以评价。
这种情况下，教师必须探索先进的教学方法，以取得高效率的教学效果。
我们认为“范例教学”的理论值得借鉴。
“范例教学”就是主张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基础性的、典型性的知识，通过教学武装学生，通过这些范例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举一反三地理解学科知识中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原理。
并借助于这些原理，和学习方法的“迁移”实现活学活用的目的。
评价历史人物，可以把历史人物参与的重要活动进行分类，然后予以评价。
一般可以分为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
也可以采取分期法，即把历史人物的重要活动一般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分别予以述评。
这个标准，可以是教师预先设立的，并在教学过程中由师生的双边互动来进行补充和完善；也可以经过学生的评价活动过程，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归纳出来。
又如评价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现象。
建议教师要给学生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材料，使学生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
使学生既要认识到郑和下西洋的积极影响，又要认识到郑和下西洋的消极影响：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助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不思进取；贸易坚持的是“厚往薄来”的原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强与富有，从而加深了中国人的自我虚骄心理和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第五：《历史课程标准》界定历史学科的性质：人文学科。
意即历史教育要关注对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塑造和思想境界的建设。
所以我们的历史教师要认识到，能否在学生思想上树立和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关乎历史教育的成败。
1997 年 5 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针对我国现行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方案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
调查范围包括全国 9 省市 72 个地区的 16000 名学生、 2500 名教师、校长和社会知名人士。
其中调查结果显示： 60% 的教师和同事谈论最多的是基础知识传授和思维能力培养， 50% 的教师与同事谈论最多的是解题技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 10% 的教师与同事谈论学生个性的培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树立和养成。
由此不难看出，在基础教育各学科课程之教学目标的实现上，存在着潜在忧患，在这样的教学观念的指导下，学生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平衡的倾向。
就历史学科教学来看，我们认为，其教学目标应着力于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局限于学生认知方面的发展。
这也是由历史学科属于人文学科的性质决定的。
然而我们今天的课堂教学，还为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何者重要何者次要而争论不休，而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确立没有予以高度重视。
其实在我们看来，学生无论对历史知识的获得，还是在思维能力的增强上，如果最终没有在脑海中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那么这样的历史教育，我们很难说是一种成功的教育。
而新《历史课程标准》的颁布，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在涉及促进学生健全人格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范畴和层面，提出使学生“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等的课程目标。
以商鞅变法为例。
商鞅个人的改革勇气和大无畏精神，教师在教学中要着力渲染，以期对学生的道德人格产生积极影响；如北魏孝文帝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教学中，北魏孝文帝为推进改革而不畏艰难险阻的改革毅力，是对学生进行坚强意志教育和挫折教育的典型材料；如学习“闭关锁国”这一历史内容，要使学生从内心感受和体会到，人类的科学文化总是在互相渗透、和互相交流中前进的，若是脱离这种交流和渗透，就会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政策最终导致丧权辱国的结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们认为，学生如果能产生这种认识，那么便说明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和价值观”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如科技史的教学，要使学生基本了解中国古代重要的科学成就，产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萌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感受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另外建议教师对中国古代优秀的科技成就中所隐藏的不足做初步的分析，以纠正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上的科技成就表现出了过分的沾沾自喜。
比如华东师大教授张奠宙就针对科学史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指出：“不能仅限于祖冲之计算圆周率比西方早多少年，不必多在古代科学成就的“早迟”上下工夫，主要介绍中国科学的长处和短处，古今科学家的奋斗事迹，立足今天，放眼世界。
……不搞狭隘民族主义。
” [1] 这些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
科技史的教学最终要使学生树立奋发图强，努力学习，为复兴中华文明昔日繁荣的科技成就而自强不息的意识和精神。
第六：新课程改革充分尊重教师在参与和开发课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表现在“课程目标”上，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研究《课程标准》中提出的显性目标，还要发掘和探索《历史课程标准》背后的隐性目标的实现。
《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出的学习目标，一般属于显性目标，除此之外我们的历史教师还要潜心发掘古代史内容教学中的诸多隐性目标。
如讲述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其中隐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国古代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关系的问题。
我们认为，教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认真的理论指导。
教师首先要使学生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上我国汉族建立的政权，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政权都是中国境内的政权，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所指出的：“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
” [2] 历史教师还应该使学生认识到，古代民族与民族之间，虽然有过战争，但是个民族人民之间却以友好往来为主流。
对于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性质，要使学生认识到，这种战争只有正义与非正义的界定，而没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区分。
教师在讲解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尤其是战争形态的民族关系时，必须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分析。
比如元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表现，而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又属于正义的斗争。
我们不能因为元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就否定文天祥领导的斗争的正义性，也不能因为文天祥领导的斗争性质正义性，就认定元的统一中国的战争性质是非正义的。
“民族英雄”一词也是指那些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抵御外敌的侵略和骚扰，而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我们在评价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时，称他们是爱国英雄，而不是称呼他们为“民族英雄”。
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抗金或者抗元斗争，有力地减弱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对南方经济的破坏，保护了南方经济的饿发展，维护了南方人民的利益。
总的来看，这种战争还是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纷争。
《历史课程标准》中当然还有其它的隐性目标，如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确理解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作用、女性在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传承中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科技史教学中处理好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关系，通过汉字的演变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等，都有待于教师在教学中的探索与开发。
总之，轰轰烈烈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历史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课程改革下，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师不在是传统下的知识传授者的形象，而是“一身兼多任”，学生成长中的知心人，学生发展的引路人，学生潜能的开发人，课程改革的研究人，教学艺术的探索人，……照此要求，虽任重道远，却无限光荣。
而我们的历史教师，惟有在教学过程中，不断通过进修和自我学习的机会和渠道，才能够担当起时代发展所赋予的重任。
2011年8-9月时事政治
一、黄河造就了中原悠久的历史水有源头，树有根本。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历史的源头在哪里
华夏能形成一个民族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在哪里
一曲《黄河颂》给了我们答案——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5000年的中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西方人用上帝创世的传说，写下了一部经典传世的《圣经》，而中原人以自己诗意的方式，以自己独有的文化，制造了亘古永久的美丽神话。
传说，女娲用黄河的水和泥，捏出了人类，捏出了天地万物。
还传说精通天书图语的太昊伏羲氏，常常在黄河古道上仰观天象，俯察大地。
他按天书图语，制成了易经八卦，创造了黄河文化。
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炎帝、黄帝都诞生在黄河岸边，并长期活动在黄河流域。
伏羲出生在甘肃省成纪，即今天水，是龙图腾部族的创始人，他有很多发明创造，如八卦、文字、网罟、养蚕织帛、改革婚姻制度（禁止近亲通婚），为推动我国古代社会的前进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死后，葬在河南的淮阳。
其太昊陵成为人们世世代代公认的人祖圣地。
炎帝、黄帝生于有熊，即河南新郑。
炎帝发明了耒耜，教民进行种植养殖，还发明了火和中草药，为农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炎帝后来被黄帝打败，归顺了黄帝部族。
黄帝先后打败了蚩尤、炎帝，统一了华夏，草创国家，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
鉴于他们的伟大贡献，人们把炎黄二帝尊崇为华夏族领袖，后人也自称为炎黄子孙。
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王朝都是黄帝的后裔。
他们自称“华”或“夏”。
华族就是汉族的前身。
当时的华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中原居四方之中，所以又称“中华”。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诞生。
中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达2000多年。
洛阳先后有9个朝代建都，开封有7个朝代建都。
中国八大古都，中原占其4，即郑州、安阳、洛阳、开封。
谈起中国的发展，有一种说法即，5000年历史看河南，3000年历史看西安，500年的历史看北京，100年的历史看南京。
中国姓氏发源地也都在黄河流域，在800多个大姓中，源于中原一带的占90%，在100个大姓中有73个源于河南。
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历史因悠久而令人神往，民族因薪火不断而更显生命力。
千百年来，不管何朝何代，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只要一踏进这片黄土地，就像投进祖先的怀抱，血液里就像注入了一种生命的原动力
这就是黄河母性之所在。
二、黄河造就了中原经济的繁荣农业乃经济之根本，正是黄河之水滋养了中原大地，中原的农业经济才得以繁荣。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世号神农，后世把他尊为农业之神。
同时他也传授人们以中草药治病，传说他著有《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记录了三百六十五种药名，原书巳佚，现存的版本是唐代唐慎微等人所辑录。
在繁荣经济、推进农业科技发展方面，著有《齐民要术》的农圣贾思勰功不可没。
在发展商业经济方面，商圣范蠡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致富奇书》、《陶朱公术》、《理财致富十二则》、《商场教训》被称为“经商宝典”，他既是一代名将，又是“千秋商祖”。
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远在汉唐宋时期就是著名的世界大都市。
开封在北宋时期城市人口就达200万人，历史名画《清明上河图》就是描写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有毛驴的驮队，乘轿的行列，长途跋涉的行旅；汴河上巨大的漕船，或泊岸卸货，或往来于河中，河上横跨虹桥，桥上行人拥挤，河中漕船放桅过桥，情节紧张；市区城楼高耸，街巷纵横，店铺鳞次栉比，行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于茶房、酒肆、脚店、肉铺、寺观、公厕等处各行其事，堪称一幅描绘北宋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风俗画卷。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的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从“十五”规划完成的情况，可以看出河南经济已经跃上了新台阶，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
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经济总量达到1246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万元，财政收入近千亿元。
工业增加值实现翻两番，在全国的位次由第七位跃升到第五位。
粮食产量近三年连续创历史新高。
2006年突破千亿斤大关。
基础设施建设长足发展，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国内第十三位跃居第二位，年底有望成为第一位，中原交通运输大通道框架基本形成。
电力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五位，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2006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10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4%。
2006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61.03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2.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810.26元，实际增长11.9%。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产粮占全国的1\\\/10，2006年粮食产量达1011亿斤，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不愧为天下粮仓。
在目前国内市场上，每10根火腿肠中，有5根出自河南；每10个速冻水饺中，有5个来自河南；每 3.5袋方便面中，有1袋来自河南；每10袋味精中，有4.5袋来自河南莲花味精厂。
河南的面粉、方便面、挂面、速冻水饺、味精均居全国首位。
河南的“双汇”、“思念”、“三全”、“莲花”、“十三香”等已成为全国的品牌产品。
三、黄河造就了中原灿烂的文化黄河造就了中原灿烂的文化，在它的金光波影里闪耀着奇光异彩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河图”、“洛书”凝聚了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的智慧。
夏商周之后，中原地区文化更是发达，诞生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形成了儒、道、法、兵、墨、名、纵横等诸多流派，产生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典籍，如《诗》、《书》、《易》、《礼》、《乐》、《春秋》等。
河洛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强势文化，“东夷”、“西戎”、“南蛮”、“北胡”在其辐射和影响下，也逐渐被华夏化。
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各代。
河洛文化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的物质文明，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河洛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其文明久远且连续不断。
从裴里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等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从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相互印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在河洛地区的发展脉络与走向。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其他各国都出现了文化中断或消失的状况，只有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河洛文化连绵有致，相衔如环。
河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同化力以及它的根源性、厚重性、融合性等，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和伟大。
四、黄河造就了中原先进的科学技术大河奔流，一泻万里。
中原人民在黄河乳汁的哺育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以自己的智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
造纸、印刷术、罗盘针、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实际上也都在中原地区），后来传至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
科圣张衡的浑天仪和解释日、月蚀的理论，比西方早了1000多年，地震仪比西方早1700多年。
律圣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第一个解决了音乐史上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震撼了世界乐坛，引发了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次革命。
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瓷，其中钧、汝、官瓷都在河南。
我们的冶炼技术等都远远早于西方。
另外在中医中药方面，中华民族为人类的医疗保健和健康长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都是我国的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成书于 2500年前，它全面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医药、天文、气象、地理、心理、生物、乐理等学科的材料，论证了天人关系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内经”里的很多养生彦语如“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讲得非常精辟。
不少医学专家认为当代医学发展的方向，几乎是向古老的《黄帝内经》回归。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千秋圣典，伤寒指外感发热一类的病症，此书共记载了375个药方，药物214种，被称为方剂学之祖。
药圣孙思邈的代表作是《千金方》，《千金翼方》是我国早期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们河南的科技水平也大有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
2006年全省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69亿元，比上年增长24.1%。
全省拥有科研与技术开发机构1550个。
全省共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6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家，省重点实验室31家。
启动实施了“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关键技术”等重大科技专项。
全年共取得省级科技进步奖346项。
申请专利11538件，授权专利5242 件，分别增长28.5%和39.9%。
高科技产业的“安彩”居世界同行的领先地位。
洛玻研制成功的超薄玻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王永民研制成功的“五笔字型”在微机文字处理技术方面引发了一场革命，这项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文字工具，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永民被誉为当代毕升，他的“五笔字型” 的运用被誉为新时代的活字印刷术。
郑州市中原显示技术公司的大型显示屏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具有高亮度、宽视角和全彩色的特点以及具有世界显示领域最先进的专有技术，现已推广到全国并出口到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
滑县农民李官奇的大豆纤维获得国家和联合国的发明金奖，将在人类服装方面发生一次革命。
他的植物蛋白质改性纤维被国际纺织界称为继涤纶、棉纶、氨纶、丙纶、粘纶、维纶之后的“第八大纤维”，它实现了化纤史上中国原创技术零的突破，并使我国成为目前全球唯一能工业化生产纺织用大豆纤维的国家。
目前鄂尔多斯等数十家针织公司已向市场推出200万套内衣，据推测5—8年内，大豆纤维的国内需求量将达 60—100万吨，年产值超过210亿元。
李官奇计划用2至3年的时间，投资6000万元，在郑州建成大豆纤维技术中心。
用1至2年的时间，把设在遂平县的大豆纤维试生产线扩建到5000万吨生产规模。
在3至5年内，达到国内产销量的30%—50%，在河南形成世界大豆纤维的研发和生产基地。
此项技术投入规模生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口大省的经济腾飞，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黄河造就了中原圣贤人物、民族英雄和时代先锋黄河孕育了尧、舜、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无数风流人物，使中华民族有了民族脊梁。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涌现出了很多的圣贤人物、民族英雄和时代先锋。
最近我们主编的《中华圣人》一书出版发行。
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古代圣人的生平、事迹、思想、学说、贡献和影响。
在社会科学中有帝圣伏羲、炎帝、黄帝，字圣仓颉、许慎，易圣文王、周公，谋圣姜尚、鬼谷子，道圣老子、庄子，儒圣孔子、孟子，商圣范蠡，兵圣孙武、孙膑，墨圣墨子，法圣韩非子，史圣司马迁，武圣关羽、岳飞，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僧圣玄奘，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文圣韩愈，词圣苏轼，曲圣关汉卿，游圣徐霞客。
在自然科学中有酒圣杜康，厨圣伊尹，科圣张衡，算圣祖冲之，农圣贾思勰，茶圣陆羽。
另外还有医圣张仲景，药圣孙思邈、李时珍，还有律圣朱载堉。
在这些圣人中，绝大部分都出自中原。
他们不但在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达到了当时的顶峰，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和将来。
正如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给《中华圣人》作的序言当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古圣先贤们高尚的道德思想、伦理情操、治学风格、创业精神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就是黄河哺育的英雄儿女岳飞的爱国情怀。
岳飞不仅武功绝伦，而且文采、书法亦冠盖一时，尤其是他的《满江红》，千百年来，以它深沉雄壮的感染力量，激励着中华民族亿万同胞的爱国之心。
几千年来，黄河流域是封建统治的中心，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压迫的斗争也接连不断。
秦末的陈胜、吴广，两汉的赤眉、铜马、黄巾军，隋末的瓦岗军，唐朝的黄巢、王仙芝，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谱写了一幕幕雄壮的乐章。
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涌现出了吉鸿昌、吴焕先、杨靖宇、彭雪枫等一大批民族英雄。
黄河流淌不息，社会前进不止，时代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中央命名表彰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录、公安局长的好榜样任长霞、乡党委书记的好榜样吴金印、村支书的好榜样史来贺、文艺工作者的好榜样常香玉、农民工的好榜样李学生等抒写了动人的诗篇。
六、黄河造就了中原丰富的旅游资源黄河有着美的构造，美的内涵。
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黄河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个知名旅游品牌。
用四个字来形容黄河之美，那便是——博、大、精、深。
黄河流域名山林立，秀水纵横。
有嵩山、云台山、伏牛山、王屋山、白云山、石人山和伊水、洛水、汝河、沁河、颖河等。
所以游览雄奇壮观的自然风光，黄河旅游线应是最佳的选择。
至于遍布黄河两岸的人文景观，更是星罗棋布，美不胜收。
三门峡的涵谷关、虢国墓；洛阳的龙门石窟、白马寺；郑州的杜甫故里、少林寺、中岳庙；开封的大相国寺、清明上河园、包公祠；商丘的燧人氏墓、庄周故里、阏伯台；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文峰塔；南阳的武侯祠、张衡故里、张仲景墓等。
有人概括黄河沿线的人文景观有八多，即古都名城多，古墓王陵多，石窟浮雕多，古庙名寺多，文化遗址多，古代战场多，神话传说多，民俗风情多。
可以说黄河两岸就是天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黄河母亲赐予我们这么多的旅游资源，我们应加倍珍惜，大力开发。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滋润着中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我们祖祖辈辈在黄河水的哺育下繁衍、生息、发展。
我们中原儿女要更加热爱黄河、关注黄河、保护黄河。
黄河文化是我们的母亲文化，它给予了我们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美德。
我们中原儿女要更加热爱黄河文化、弘扬黄河文化和发展黄河文化。
我们要全面开发黄河的功能，不仅包括人类饮水、农田灌溉、舟楫运输、发展水电，而且要把利用黄河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黄河旅游产业作为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仅要继承、弘扬黄河文化，而且要把发展黄河文化和充分利用黄河文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而把黄河打造成一条优秀的国际旅游线、生态环境线、文化产业线、绿色经济线，为促进中原崛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做出贡献
关于长城的资料
中国的长城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始建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
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
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如今当您登上昔日长城的遗址，不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雄姿，还能领略到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大智大勇。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6,700公里，通称万里长城。
长城的修建持续了两千多年，根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七世纪楚国筑“方城”开始，至明代（1368-1644年）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5千公里。
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超过了5万公里; 如果把修建长城的砖石土方筑一道1米厚、5米高的大墙，这道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有余。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各地的长城景观中，北京八达岭长城建筑得特别坚固，保存也最完好，是观赏长城的最好地方。
此外还有金山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古北口长城等。
天津黄崖关长城、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也都是著名的长城游览胜地。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
最早是楚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 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姚，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
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
秦长城只有遗迹残存。
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
汉代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
从文帝到宣帝，修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到了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从没间断过长城的修建，从洪武至万历，其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条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到辽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边墙。
（但据报道，1990年一个徒步走完长城全长的中国人的计步器显示的是6700公里。
） 长城有极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现在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蹬高远眺，凭古怀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似乎就在眼前。
如今，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长城的来历和传说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著名的典故“烽火戏诸侯”就源于此。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两千多年来各时期长城的修筑基本上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在修筑长城和记载长城时，所使用的名称多有不同，这些不同的名称，有的在同一历史时期互相通用，有的仅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地域用过。
[4] 长城：这是长城最通用的称谓。
长城是一种很长的墙体防御建筑，或形式和墙体相近、防御性质和墙体一样的防御建筑。
长城之称始于长城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
《史记·楚世家》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方城：称长城建筑为方城，只在春秋时楚国用过。
《汉书·地理志》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方城。
”堑、长堑、城堑、墙堑：这几种称谓基本上相互通用，从战国直到明代几乎全都使用过。
《史记·秦本纪》在记载秦简公六年（前409年）沿洛水修筑长城时，就只用了“堑洛”两字，《北史·契丹传》载：“契丹犯塞，文帝北讨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县）遂西趣长堑。
”塞、塞垣、塞围：在史书中用到塞字的地方很多，一般情况有两种意义：一是用以表示关口要隘。
这些被称之为塞的关隘，有的就在长城之上，有的则在离长城很远的地方。
另一个意义是用以表示长城。
如《史记·匈奴列传》载：“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后汉书·乌桓传》载：“秦筑长城，汉起塞垣。
”长城塞、长城亭障、长城障塞：这是把长城同塞并在一起合称长城的一种表示形式。
这种称谓在史书中也很常见，如：《晋书·唐彬列传》载：“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
杜佑《通典》古冀州条下载：“密云县东北至长城障塞一百十里。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
”壕堑、界壕：壕堑是长城建筑的一种形式，多指在不易筑墙的地方，挖有深广各若干丈的深沟，并将所挖取之土堆于沟的一侧，其防御作用同修筑墙体是一致的。
界壕则是金代长城的专用词，除金之外，基本没有使用界壕一词来称长城的。
边墙、边垣：将长城称之为边，主要是明朝。
中国古代多将中原各地与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地域，称之为边地，明代则将在这一带地域修筑的长城，称之为边墙或边垣。
如《明史·戚继光传》载：“蓟镇边垣，延袤两千里。
”《明史·兵志》载：“请修宣、大边墙千余里。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总计长度达50000多公里。
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
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
从修筑长城的统治民族看，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也修长城，而且比汉族统治的朝代为多。
清康熙时期，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但后来也曾在个别地方修筑了长城，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清代的2000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修筑。
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有10万里以上，其中秦、汉、明3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1万里。
中国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烽火台的遗迹。
先秦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的城堡“列城”以作防御。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了争霸，互相防守，根据各自的防守需要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建筑的是前7世纪的“楚方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家都相继修筑了“诸侯互防长城”，用以自卫。
其中，秦、赵、燕三国和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毗邻，在修筑诸侯互防长城同时，又在北部修筑了“拒胡长城”，以后历代君主几乎都加固增修。
这时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较短、从几百公里到1000—2000公里不等。
为了与后来秦始皇所修万里长城区别，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
先秦长城根据防御对象，大致可分为北长城和南长城。
北长城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
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彼此攻伐不断。
战国长城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
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行动迟缓，很难抵御袭击和掳掠。
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
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1．秦惠文王六年（前332年）和十年（前328年），秦国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
秦惠文王十三年（前225年），惠文王令张仪筑上郡塞，以防北方的林胡、楼烦南侵。
接着，又大举进攻义渠，使之臣服。
至秦昭王，灭义渠，置北地郡，秦国北部边境与匈奴相接。
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2．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赵国破中山，国境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
下令筑长城，自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
3．燕国北邻为东胡，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
燕昭王即位后发愤图强，命大将秦开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
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
后方稳定后，燕国也开始修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抵御东胡。
南长城南长城主要以楚、齐、魏、韩、中山国等为代表，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其他诸侯国的进攻。
1．楚国长城：楚长城筑于楚怀王三十年之前，当时称作“方城”。
其位置从今河南泌阳北到叶县，经内乡东北而达湖北竹山县境内，用于防御邻国的进攻。
2．齐国长城：齐长城是利用堤防连接山脉陆续扩建而成的，在齐国南部，西起今山东平阴县东北，至胶州市南的大朱山东入海，结构主要有土筑和石砌两种，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又保存段落或遗迹较多的古长城，原长度1000多公里[10] 。
《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齐长城西起济南长清区，东至青岛市黄岛经济开发区，横穿山东半岛。
3．中山国长城：中山长城是为了防御西南赵、晋的侵扰修筑的。
筑于赵成侯六年（前369年）。
其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
4．魏国长城：魏长城有两道：一是西北的防秦和防戎长城（河西长城），二是南长城（河南长城）。
河西长城是魏惠王在位时，利用西部边境上洛水的堤防扩大而修筑的，南起今陕西华县华山北麓的相元洞，达内蒙古的固阳。
魏惠王晚年，修筑了保护国都大梁的南长城，经今河南原阳县境转向东南，向西直达新密市。
5．韩国长城：长城先为郑国所筑，后韩灭郑，继续修筑使用。
秦代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为了巩固帝国的安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帝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其后筑起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山尼县），东止辽东（今辽宁省），蜿蜒一万余里”的长城。
自秦始皇筑长城之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秦始皇长城大致为：西起于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向北至临洮县，由临洮县经定西县南境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
由固原向东北方向经甘肃省环县，陕西省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折向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
黄河以北的长城则由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向东直插大青山北麓，继续向东经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县境。
由尚义向东北经河北省张北、围场诸县，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向东南，终止于朝鲜平壤西北部清川江入海处。
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秦长城不仅在构筑方法上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防御设施的建置也有一定的特色，以石筑见称。
汉代汉初，匈奴乘中原战乱，越过秦大将蒙恬所筑长城，和汉帝国以战国秦、赵、燕长城为界对峙。
由于长城年久失修，北方守军稀少，因此，强大的匈奴不断进入长城以内掳掠。
但是，就是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长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
程不识是驻守长城的名将，治军严厉，只要他戍边匈奴就不敢来犯。
其后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公孙敖等出击匈奴，均以秦、赵长城为进攻退守的主要据点。
汉武帝登基后，连续发动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将其驱逐至漠北，修复了蒙恬所筑秦长城，又修建了外长城，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
此时战国时期的秦、赵、燕长城才被放弃，其军事防御作用也随之终结。
唐代长久以来，“唐代无长城”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唐代确实修过长城，位于山西省榆社县，只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拒胡长城”不同，建筑这条长城是为了统一战争。
《新唐书·地理志》载：山西太谷县“东南八十里马岭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之年废。
”现唐长城遗址从马陵关沿马岭向关上（即今社城镇关上村西），由关上至榆社县石源村，再至黄花沟（自然村），再至石会（村）、琵琶窑（村）、焦红寺（村）一带，最后至仪城（辖于和顺县）。
唐朝建立的最初几年，同时并存的还有14个割据政权，其中有一支劲旅就是依附突厥势力，并自封为皇帝的刘武周。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攻占李渊发祥之地晋阳（今太原），攻陷河东大部分地方，威逼关中。
唐王朝迅速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派秦王李世民抵御刘武周，另一方面迅即构筑防御设施，从平城至鲁口的长城由此出笼。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有三段古老的古代边墙，始建于唐代渤海国时期，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此段古边墙未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根据考古调查，断定边墙是古代的一条军事防线，与长城的性质一样，属长城型山城。
这道边墙与当地渤海国早期山城和金代沿用并修筑的山城相似，据此认为，边墙是渤海国为防止黑水棘鞴而建筑的。
两宋山西省宋长城西起岢岚县青城山，东至荷叶坪山。
岢岚境内现存的38公里宋长城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有些段落保留着30厘米左右的女墙，有的地段还有炮台遗迹。
附近散落有大量宋朝瓷片，有的地段发现有炮台遗迹。
中国长城专家成大林在岢岚考察长城后认定：岢岚境内的长城为北齐、隋、宋三个王朝修筑。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宋代长城，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长城史研究的空白。
宁夏发现的宋代长城遗迹，位于固原市原州区战国秦长城南北两侧。
虽然保存状况较差，但考古人员根据其构筑特点和现场遗物，认定为宋代修筑。
而时间跨越千年以上的战国长城与宋代长城在同一地区并存，则充分说明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具有延续的文明历史。
金长城开始修筑于明昌五年（1194年），因旱灾及张万公等大臣反对而停建。
承安元年（1196年），在完颜襄、宗浩的力主下全线开筑，于承安三年（1198年）筑成。
金长城（明昌界）北起内蒙古莫旗七家子村东南1公里处嫩江岸边，经扎赉特旗额尔吐村北，至吉日根，再经阿勒坦浩特嘎查，至林西凌家营子，折向西行，经达里诺尔北岸至商都县上二股地，再至四子王旗白音希勒，终止于武川县上庙沟。
金长城全长约1650公里，设有副壕马面、烽燧，边堡和屯兵城。
明代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
“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来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
“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
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
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
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
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前期（1368年—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出兵15万分二路进击漠北，西路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甘州、庄浪诸卫。
洪武二十年（1387年），大将军冯胜、蓝玉经略东北，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八至二十二年（1410年—1424年）的15年间，先后5次发兵，深入漠北，迫使瓦剌和鞑靼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
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
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峻垣深壕，烽堠相接。
”“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自长安岭（今宣化境内）迤西，至洗马林（今山西天镇），皆筑石垣，深壕堑”（《明会要》卷六三），即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
修缮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中叶（1448年—1566年）长期的大规模兴筑。
“土木之变”以后，瓦剌、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做为当务之急，百余年间建成众多长城重镇。
明后期（1567年—1620年）隆庆、万历之际，蒙古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
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
”（《明神宗实录》）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
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
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清代清长城名称甚多，但清人王安定在其所著《湘军记》卷十六《平捻军篇》中明确称之为长城，说：“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
” 虽然清代时期，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且颇为有名，但实际上，清代长城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且地域跨度之大，则是空前的，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