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发现电流的人是谁
安德烈··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1775年—1836年），法国物理学家，在电磁作用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对数学和化学也有贡献。
电流的国际单位安培即以其姓氏命名。
1775 年1月22日生于里昂一个富商家庭，1836 年6月10日卒于马赛。
1802 年他在布尔让-布雷斯中央学校任物理学和化学教授 ；1808年被任命为法国帝国大学总学监，此后一直担任此职 ；1814 年被选为帝国学院数学部成员；1819年主持巴黎大学哲学讲座；1824年担任法兰西学院实验物理学教授。
安培最主要的成就是1820～1827年对电磁作用的研究 。
1820年7月 ，H.C.奥斯特发表关于电流磁效应的论文后，安培报告了他的实验结果 ：通电的线圈与磁铁相似 ；9月25日，他报告了两根载流导线存在相互影响，相同方向的平行电流彼此相吸，相反方向的平行电流彼此相斥；对两个线圈之间的吸引和排斥也作了讨论。
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和简单的实验，他认识到磁是由运动的电产生的。
他用这一观点来说明地磁的成因和物质的磁性。
他提出分子电流假说：电流从分子的一端流出，通过分子周围空间由另一端注入；非磁化的分子的电流呈均匀对称分布，对外不显示磁性；当受外界磁体或电流影响时，对称性受到破坏，显示出宏观磁性，这时分子就被磁化了。
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安培的分子电流假说有了实在的内容，已成为认识物质磁性的重要依据。
为了进一步说明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1821～1825年，安培做了关于电流相互作用的四个精巧的实验，并根据这四个实验导出两个电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公式。
1827年，安培将他的电磁现象的研究综合在《电动力学现象的数学理论》一书中 ，这是电磁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论著，对以后电磁学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纪念安培在电学上的杰出贡献，电流的单位安培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他曾研究过概率论和积分偏微分方程，显示出他在数学方面奇特的才能。
他还做过化学研究，几乎与H.戴维同时认识到元素氯和碘 ；比 A.阿伏伽德罗晚3年导出阿伏伽德罗定律。
安培在物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对电磁学中的基本原理有重要发现，如安培定律、安培定则和分子屯流等。
18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
法国物理学界长期信奉库仑关于电、磁没有关系的信条，这个重大发现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震动，以阿拉果(1786-1853)，安培等为代表的法国物理学家迅速作出反应。
八月末阿拉果在瑞士听到奥斯特成功的消息，立即赶回法国，九月十一日就向法国科学院报告了奥斯特的实验细节.安搪听了报告之后，第二天就重复了奥斯特的实验，并于九月十八月向法国科学院报告了第一篇论文，提出了磁针转动方向和电流方向的关系服从右手定则，以后这个定则被命名为安培定则。
九月二十五日安培向科学院报告了第二篇论文，提出了电流方向相同的两条平行载流导线互相吸引，电流方向相反的两皋平行载流导线互相排斥。
十月九日报告了第三篇论文，阐述丁各种形状的曲线载流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
后来，安培又做了许多实验，并运用高度的数学技巧于1826年总结出电流元之间作用力的定律，描述两电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同两电流元的大小、间距以及相对取向之间的关系。
后来人们把这个定律称为安培定律。
十二月四日安培向科学院报告了这个成果。
安培并不满足于这些实验研究的成果。
1821年一月，他提出了著名的分子电流的假设，认为每个分子的圆电流形成十个小磁体，这是形成物体宏观磁性的原因。
安培还对比了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名称，第一个把研究动电的理论称为“电动力学’，并于‘1822年出版了《电动力学的观察汇编》，1827年出版了螟电动力学理论》。
此外，安培还发现，电流在线圈中流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磁性和磁铁相似，创制出第一个螺线管，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探测和量度电流的电流计。
中国播音主持的关键发展时期有哪些
中国播音学发展简史张颂（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 要：本文将中国播音学发展历史进行了简单梳理，认为中国播音学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四个时期：萌芽期（1923-1961），草创期（1962-1981），形成期（1982-1994），发展期：（1995-现在）。
本文认为，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其内容主要包括：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语言传播发声学和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体研究。
文章还列举了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著作。
关键词：中国播音学；分期；研究主要方向及内容一、中国播音学研究的基本历程谈到播音学发展，我们不妨以已故播音艺术家、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会长夏青先生在为张颂撰《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所作评述中的一段文字来开始，夏青说：“播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但是，实践不能没有理论，实践性再强，也需要理论的概括和理论的正确指导。
由于一开始认识播音，只限于工作性质，尚缺少学科性质的认识条件，于是就产生某种偏颇，即‘播音重要，但无独立理论’。
从苏联播音经验中，又认识到播音同表演的相同之处，以表演理论解决播音实践问题就行了。
因此，长期以来，播音队伍中形成播音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意识相当淡漠。
”而“直到播音和教学两方面实践都提出了研究理论的问题之后，才开始起步，脱离经验总结阶段，向建立体系阶段进展”。
1夏青的话简单而准确的概括了播音学研究发展的基本历程。
（一）萌芽期（1923-1961）萌芽期还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与建国后。
1．建国前建国前的播音研究，又可以分为国统区与解放区两个部分。
国统区关于播音或涉及播音的文献较少，多散存于一些知名学者或作家的文章之中。
叶圣陶于1932年12月2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明利器》一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当时广播的传播状况，提出应正确利用现代广播“团结大众”、“传授知识”、“报告消息”，以发展其正面价值，认为“一切所谓‘文明利器’，其价值都不存在于本身，而存在于对于社会的影响。
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它被操持在谁的手里；二，它被怎样的利用着”，这些看法讲的是媒体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影响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谈及播音，却对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有宏观的指导意义。
鲁迅曾于1934年发表了多篇杂文，如《偶感》、《知了世界》、《儒术》和《奇怪》等，评述了当年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些评论揭示了旧中国广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本质，批判了广播迎合低级趣味的现状，播音应也在其中。
茅盾在1937年8月28日的《救亡日报》上发表《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一文，对当时的时事播音进行了评述，曾经建议，时事播音不必都只是死板地讲读报纸，应该“变换作风”，并以自己将报纸报道转换成说书的方式为例，提出了抗战文艺深入民间和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已经涉及到播音再创作和播报样态的问题。
2在解放区，广播是有力的宣传武器，播音也被作为重要的一环，受到较多的重视，因此，有一些专门论述，所存文献也相对较多。
陕北新华广播时期，1948年5月至9月， 当时负责新华社语言广播工作的梅益、徐迈进、温济泽，尤其是温济泽，经常写信给播音组，提示宣传要点，指出播音时的注意事项、对播音工作进行鼓励或批评，这些指导或建议，对于形成播音传统极为重要（如语言规范、播读正确、立场鲜明），个别方面发展成了播音理论的重要命题（如工作性质、编播兼顾、工作态度等），但大多数还只是在纠正错讹、安排工作的层面，并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观照的层面，尤其是还没有更多地注意到播音的独立价值。
1948年下半年，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制定了《播音手续》、《编播发稿工作细则》、《口播清样送审办法》等，其中，《播音手续》规定了陕北台播音员每天工作的程序，要求播音员“播音时必须严格依照稿件，不得错漏或更改一字”，“如发现错播，应立即重播”，“若系重大错误，应请示编辑部负责人，正式发表更正”，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使陕北台和其他解放区广播电台的编播工作更加具体化、责任化、规范化，培养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训练有素、工作认真负责、作风一丝不苟的广播工作者。
3播音员的个人工作总结。
孟启予1948年9月的一份《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其中详细地记录了播错、播漏的每个字，断得不得当的字句，以及播得好的稿件和改进的办法思路等。
齐越在他的《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中，总结了播音的缺点和错误，分析了出现错误的原因，提出了改进办法。
涉及字音错误、语句错漏、语气把握等方面，认识到了责任承担、认真备稿、心态调控的重要性。
这些个人总结是最早涉及播音本体的研究，虽然以个人经验总结的形式出现，但鉴于其一方面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以传授的方式对年轻播音员所产生的普遍影响，仍然具有理论研究的意涵。
42．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适应和促进广播更大范围、更加规范的形势发展，出台了相关政策，进行了业务交流，促进了播音研究的发展。
1949年3月，陕北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电台制定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训练播音方法》详细指出了选择播音员的标准，以及播音应注意的事项，如怎样准备稿件，如何掌握抑、扬、顿、挫、快、慢、轻、重，如何表达语气情感，规定了播音手续，播音员应遵守的制度等。
5较早也较系统地勾画出了播音所应注意的诸多方面。
1952年1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期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召开了播音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重要性，以及对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
指出播音工作常常影响工作的全部效果，提出“播音员不是传声筒”，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应是人民的喉舌，要使自己的声音真正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气魄，他要使自己广播第一言一句都深深打动人心”。
在学习内容方面，业务部分包括了练声。
61954年7月，齐越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台传达了苏联播音工作经验，并翻译了苏联播音员撰写的一些文章。
当时，中央台播音组在学习借鉴苏联播音经验的同时，开始总结自己的播音经验，经过全体播音员讨论，共写出五篇文章：《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徐恒执笔；《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夏青执笔；《播社论的体会》，李兵执笔；《把现实中的情景鲜明地再现在听众面前》，张洛执笔；《播音员和实况广播》，齐越执笔。
这五篇文章是总结我国播音工作经验的最早的文章，总结了几种主要新闻体裁的播音以及播音工作管理和培训播音员的办法。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是全国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播音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地播处处长左荧到会讲话，齐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被邀请的一些专家、学者、著名演员作了专题报告。
其中，梅益的讲话涉及播音创作的方向、播音工作的态度，以及创作手段、情感、技巧和修养等多方面的问题。
左荧也作了重要发言，我们将在后面对他的讲话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
专题报告内容丰富，包括台词、朗诵、语音学知识、发声机理与方法、嗓音锻炼与保护、戏剧表演体系及演员修养等。
这次大会，明确了对播音的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博采众长，对苏联播音经验和相关学科知识进行了学习、讨论，丰富了播音表达方法，促进了各地播音组和播音员总结经验，这些讲话、讲座的内容及形成的认识，基本上形成了播音创作的基本架构，为构筑中国播音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左荧在1951年3月1日编印的《广播通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从“编播合一”谈到播音应该专业化》一文，对当时试行“编播合一”的背景、目的、得失进行了阐述，认为“作为培养播音员的办法提出来的‘编播合一’，显然不但没有提高播音水平，相反倒降低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否定了播音工作独立发展的前途”，指出“播音工作应该专业化”，并对播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说“好的播音应是亲切而有诱惑力的。
使人们一打开机子就不能不听我们的播音，听就不能不听完，听完则久久不能忘怀。
”71955年3月左荧在“业务学习会”上作了发言，并以《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为题发表于《广播业务》试刊号二。
文章首先论述了播音在广播工作中的重要性，指出播音是广播工作程序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播音员是语言广播的集中体现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应成为党的出色的宣传员，走在全国语言规范化的前列。
并对轻视播音工作和片面强调播音工作重要性的两种错误认识进行了辨析。
文章指出，播音工作是一种语言表现艺术，分析了播音艺术的特点。
文章还认为，“播音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要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必须研究“播给谁听——播音的对象”、“播些什么——广播内容”、“为什么播讲——播音的最高目的性”、“怎样播讲——播音技术”的问题。
其中，“播音技术”其实就是播音的“艺术”，这一看法的提出正是他重视播音专业化和艺术性的体现，对于播音此后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论述“怎样播讲”问题时，左荧还明确提出，“播音是一种艺术创作。
任何艺术创作都有其独特的个性。
因此，我们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单纯自我表现，一种是机械模仿”，这些论述，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振聋发聩的力量。
8张颂认为，“这篇文献是左荧同志对播音理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对于播音的第四个要素的阐释，凸显了他的真知灼见，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成为中国播音学进入草创时期的前奏，为《中国播音学》专著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9。
1956年，齐越和崔玉陵节译了苏联功勋演员符·阿克肖诺夫所撰的《朗诵艺术》10，连载于《广播爱好者》，包括呼吸方式、发声吐字、重音停顿、语调、节奏、手势和创作想象、内心视像、内在语以及创作交流等内容，虽然较为简单，但是其语言表达艺术的理论框架比较全面，为播音基础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播音经验，研究“大文章”的播法，播音理论初见端倪。
理论成果以《苏联播音经验汇编》《全国播音经验汇辑》《播音业务》等论文集为标志。
这一时期，理论成果以黄皮书《苏联播音经验汇编》、白皮书《播音业务》、蓝皮书《全国播音经验汇辑》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总结了国外（苏联）、中央台和地方台（主要是省台）的播音经验，是对当时播音经验的一次总结和推广，也为播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但是，“虽然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明显地带有零散的经验色彩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印记”。
11（二）草创期（1962-1981）1962年，齐越在上海播音组的讲话成为播音理论的奠基之作。
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播音学的探索。
1963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招收中文播音专业。
教学需要进行教材建设，在借鉴姊妹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开设了“发声教学”、“基本表达”（时称“语言逻辑”）等课程，印发了有关教材和资料。
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播音理论的主体已经比较明确了，一些基础理论如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播音创作的目的、用气发声以及感情、停顿、重音、节奏等内外部技巧等都得到了阐述，播音理论体系开始建立一定的格局和基本观点间架，播音研究由此开始走向体系化。
12十年动乱期间，播音理论和业务建设遭到破坏，建国以后建立起来的播音理论和积累起来的播音经验，统统被诬蔑为“修正主义黑货”，由政治代替一切，所有播音理论学习、播音业务培训、播音基本语言训练都被迫停止，优良传统被抛弃，播音风格遭扭曲，“高、平、空”的大喊大叫充斥广播。
1979年召开了全国的播音基础教材研讨会，由张颂编写的《播音创作基础》（尚未正式出版）得到了大会的认可。
书中已经出现了“正确的创作道路”、“新中国播音风格”、“播音表达规律”等内容。
1981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播音经验交流会，着重讨论了新闻播音特点和当时新闻播音存在的主要问题。
会议提出了播音工作必须根据改革需要，勇于创新，探索新的播音方法。
大会提出“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
会后，全国各地播音员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和实践，在播音业务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出版了《话筒前的工作》一书，（三）形成期（1982-1994）1982年1月，张颂发表了《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构筑了播音理论研究的框架，并由此拉开了播音学研究全面发展的序幕。
夏青对此文的评价是“……研究理论却显得无足轻重，鲜有问津者。
本文在这方面，提出了体系的构想，呼吁同行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向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久便得到了认同。
现在（所评述书籍出版时间为1990年—作者注）播音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层次，研究者的队伍正不断扩大。
”131983年，张颂出版了专著《朗读学》，主要内容包括朗读规律、具体感受、态度情感、目的对象、朗读状态以及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朗读技巧。
这些内容涉及有声语言再创作的基本要求、基本流程、基本规律，虽然是针对朗读进行的，却也构筑了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的基本框架。
尤其是，此书立足于朗读的独特性所进行的建立学科体系的理论努力，实际上成为中国播音学学科建设的前奏。
“中国播音学丛书”为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其中主要有：张颂著《播音基础》 (1985年。
后改为《播音创作基础》)、徐恒著《播音发声学》（1985年）、吴郁主编《播音学简明教程》（1988年）、毕征主编《播音文体业务理论》（1989年）、张颂等著《论播音艺术》（1990年）、姚喜双著《播音风格探》（1992年）等。
1986年在银川召开了全国播音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后改为播音学研究委员会）。
学会的成立对于播音理论研究全面、深入地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94年2月，张颂出版《播音语言通论》，对播音学科的地位与作用、播音语言的性质与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论证。
针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和理论，着重从语言文化的视角，以播音主持艺术为重点，论述了播音语言的内涵与外延，确立了“语言是精妙的”中心论点，阐述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继承传统、当下状况、未来走向。
同时，将播音创作主体置于中外语言传播的广泛观照之中，并从受众、队伍、竞争、前景等宏观层面进行了论证。
书中驳斥了有导向性错误的诸种偏颇见解，并针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存在的危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这本书是继《中国播音学》之后，在语言传播理论研究方面的又一力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1994年10月，《中国播音学》出版，它是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宣告了一个新学科的诞生。
《中国播音学》由张颂主编，汇集了我国播音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该书规模宏大，包括“导论”、“发音”、“创作”、“表达”、“业务”四编共四十章66万字，不仅明确了本身的学科定位，而且在理论、方法、指导思想和实践性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起点，初步建立起了中国播音学理论的严整体系。
（四）发展期：从1995至现在这一时期，播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了研究的领域。
对节目主持艺术理论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人们关注较多的方面。
一些研究者对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研究中的语言表达艺术，开始进行梳理和总结，初步形成了理论的框架。
1999年，吴郁出版《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对节目主持艺术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书中对节目主持人的语境、语用规则、语言功力、语言风格和主持人节目的语体特征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不同类型主持人节目的语言表达艺术也进行了分类研究。
1998年，姚喜双出版《播音学概论》，从理论上对播音学科的独立性作了全面地阐述，并对播音学科给予了美学理想的观照，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体现了学科的前沿性。
李晓华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发声艺术概要》（1999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发声进行了拓展性、深入性研究，一方面对播音发声进行了历史梳理和理论阐释，一方面结合一线实践和教学实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内容设置和病例诊断。
祁芃的《播音主持心理学》（1999年）、陈京生的《电视播音与主持》（2000年）、鲁景超的《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等著作，都在不同角度对播音学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
从1999年开始，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播音主持艺术》，每年一部，截至2006年已出版7辑，文集的内容包括历年的获奖论文，涉及基础理论研究、教学研讨、人物访谈、一线实践等诸多内容。
文集的出版，丰富和推动了中国播音学研究。
2003年，修订后的《中国播音学》再版，将业务部分分为广播播音与主持、电视播音与主持。
2003年，张颂出版《朗读美学》，把对有声语言表达的要求提高到了审美的高度。
从1997年开始，张颂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些论文被收入《语言传播文论》（1999年）、《语言传播文论》（续集）（2002年）、《语言传播文论》（第3集）（2006年）。
在这些论文中，张颂对中国播音学进行了深入和拓展，使得中国播音学的研究以播音为核心，涉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哲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涵盖了三个子系统，分别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系统、播音主持理论系统、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系系统。
二、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其内容（一）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播音主持艺术基础理论是中国播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的基础理论，着重研究从稿件（或话题内容）准备到实际播出这个过程中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如播音主持语言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方法；传播主体的业务序列等。
播音主持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需要把稿件（或话题内容）变为有目的、有感情、有对象的有声语言作品，及于受众之耳，入于受众之心。
该方向把播音主持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探寻其表达特点和规律，主要解决创造道路、分析理解和具体感受稿件的方法、语言表达的内外部技巧以及话筒前状态诸问题。
其基点在于正确处理“稿件（或话题内容）—传播主体—受众”这三者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问题作出回答。
该方向在有稿播音（朗读学为主）、无稿播音（口语表达为主）的范围内，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研究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艺术规律，以及声情并茂、悦耳动听的广播特点和声画和谐、赏心悦目的电视特点。
我国人民广播电视的播音主持艺术，几经曲折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气派。
该方向还研究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发生、发展的过程，探求其发展规律，其中包括发展史研究，各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重点作品、不同风格流派的研究，以及中外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的比较研究等。
上述研究的成果对于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对传播主体加深语言造诣，强化语言功力，完善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感应系统，构建语言美感、语言鉴赏、创作风格体系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语言传播发声学语言传播发声学是中国播音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支。
它以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的发音和用声为主要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传播主体（如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电声系统运用有声语言进行的传播活动。
语言传播发声学是从物理（声学）、生理（器官、机理）和心理（感受、感情）等方面，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阐释用气发声、吐字归音、声音弹性的规律与个体训练难点和方法的一门科学。
这个研究方向有两个领域，一个是语言传播主体在话筒前应用和日常训练体系，主要解决处理情、声、气的关系，以达到自如地因情用气、以气托声、以声传情的目的；另一个是对语言传播主体的声音运用进行科学的主客观评价的体系，特别是解决“口耳之学”长期以来只有主观评价而缺乏客观评价的问题，通过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语言传播主体给以静态恒量和动态变量的监测，以建立各项指标体系、形成客观标准。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广播电视的节目样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主持人节目、现场报道、晚会直播等，给语言传播发声研究与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该方向将通过深入探讨对之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该方向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成果，对于提高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质量，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在帮助专业人员掌握科学的用声方法，防治嗓音疾病等方面，显示出较高的实用价值。
对于“人机对话”中语音识别与合成的研究，也有积极的意义。
（三）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体研究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它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语言学、播音学、社会心理学和美学等多种学科。
它的任务是，系统研究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训练方法；分析不同言语形式与心理机制、生理机制的关系，研究创作心态差异和肌体反应差异对言语表达模式的影响。
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
该方向将立足于总结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的丰富实践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语体的理论体系。
广播是运用有声语言进行传播的，它与声画结合的电视传播方式相比，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
广播播音主持语体的研究，着重从广播播音主持语体的特征、功能、内容、结构、形式、创作心理、受众心理、语言表达特点、语体美学特征等方面来进行探讨。
同时，对广播播音主持语体进行分类研究，根据不同体裁（包括文字稿和腹稿）、不同节目类型（如新闻评论类、知识服务类、教育欣赏类、综艺娱乐类等）、不同言语模式（如播报式、宣读式、谈话式、朗诵式、文艺晚会主持、现场报道等），分别探究其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业务技能和表达规律。
电视播音与主持是电视传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手段和宣传形式，具有声画结合的特点。
随着电视业的蓬勃发展，电视播音与主持的语体特点愈益鲜明，样态也渐趋丰富。
电视播音与主持语体的研究，着重探讨与电视播音与主持相关的各种因素对语言表达的影响，电视节目语境对播音与主持语体的基本要求；分析各类不同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和艺术风格；探求提高电视播音主持艺术水平的途径和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电视新闻口播与配音、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电视纪录片解说、电视节目主持艺术、各类电视节目主持的特点、各种不同的电视播音主持风格、电视播音主持的形象造型及体态语的运用等。
电子政务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 要求 简明扼要 几百字左右
由于人类活动始终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现象都与地理位置有关。
因此，在政府事务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大量地理空间信息。
特别是管理和服务对象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的那些政府部门，如国土部门、建设部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门、铁道部门、国防部门等。
电子政务的兴起给地理空间信息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对地理空间信息产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GIS在政府部门应用广泛，电子政务是GIS融入主流信息技术非常好的切入点。
空间信息产业界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努力提升技术水平、产品功能和工程质量，为电子政务建设服务。
《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是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该文件指出我国电子政务的核心内容包括“一网、四库、十二金”，即“一网”是指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四库”是指人口基础信息库、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宏观经济数据库4个基础数据库，“十二金”是指办公业务资源系统、宏观经济管理系统、金税、金关、金财、金融监管(含金卡)、金审、金盾、金保、金农、金水、金质12个业务系统。
其中与地理空间信息有关的是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金盾、金农和金水。
GIS与GPS结合，在警力布置、警车导航等方面已经得到广泛应用；GIS与遥感、GPS结合，在农作物长势监测、估产等方面得到了应用，特别是在新疆建设兵团等国家大型农产品基地；GIS与遥感结合，在防汛抗旱、河流治理、水土保持等得到了应用，特别是陆续启动数字长江、数字黄河、数字海河等“数字流域”工程建设。
由国土资源部申报的“金土工程”一期建设项目建议书于2005年5月31日得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
“金土工程”一期建设内容包括在国土资源部、31个省（市、区）和32个城市建立相关土地基础数据库和耕地保护业务管理应用系统以及重要矿产的矿产资源基础数据库和管理应用系统等，对国土领域的地理空间信息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此外，建设部提出建立以“数字城市”为目标的适合我国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的数字化体系；铁道部提出建设“数字铁路”，对沿线地理空间信息也有很大的需求。
在电子政务的4个发展阶段中，每个阶段都用到地理空间信息。
例如，用电子地图表达某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或一个城市工商局\\\/所网点分布情况，或SARS等突发事件的确切地理位置；为老百姓提供出行交通线路、某个或一类地址查询等各种基于位置的服务（LBS），为老百姓生活提供方便；在城市规划引入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图在网上公布，公众针对城市规划图提出意见，与公务员进行在线交流；针对某个建设项目，来自多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围绕含该项目地址的各种电子图件（规划图、土地利用图、环境状况图、道路交通图等）在网上协同审批。
在IEE、G2G、G2B、G2C四种模式中，每个模式也需要空间信息的支持。
电子政务一般都是从政府部门内部信息化开始的，如办公自动化、政府上网等。
今后，G2G、G2B、G2C电子政务是建设重点，即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一体化政府，强化行政管理，更好地为更广大的企业和普通老百姓服务，基于地理空间信息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是其中重要内容。
从深度和广度来说，电子政务的应用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广。
例如，从电子公文这种简单的应用发展到协同政务这种复杂的应用，从省部级行政部门扩展到市县级行政部门。
一方面，这种趋势要求GIS性能更高、功能更强；另一方面，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的市场规模会更大，商业机会更多。
以GIS、GPS、遥感为代表的空间信息技术已经在电子政务各个领域得到应用。
在服务国务院宏观决策方面，国务院秘书局先后建成了“国务院综合国情GIS”、“国务院防汛气象信息系统”、“国务院西部大开发空间辅助决策信息系统”、“国务院电子地图系统”、“电子政务空间辅助决策示范工程”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信息系统”等；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方面，空间信息技术在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西电东送工程、青藏铁路工程等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归纳起来，GIS融入电子政务有如下几种方式： (1)独立应用。
GIS是个独立的专业应用系统，它们与其他电子政务系统是分离的。
由于专业性太强，往往限制在具体业务部门。
(2)松耦合。
这种类型利用GIS的空间可视化优点和一定的空间分析功能，使政府管理和服务工作更加形象、直观。
虽然从软件角度来说只有一个，但是地理空间信息平台与其他电子政务模块是分离的，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分开存储。
例如，用电子地图展示某个区域宏观经济空间布局、城市某个地方的环境污染程度等。
(3)紧耦合。
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存储在一起，GIS与其他电子政务模块关联比较紧密。
系统不只是具有距离量算、土方计算等通用的空间分析功能，而是与专业数学模型结合起来提供非常专业的空间分析功能。
例如，系统能够根据模型计算拆迁过程中涉及多少栋建筑、多少居民、需要赔偿多少钱、要准备多少量推土机或货车、能够在多少天内完成等等。
(4)无缝集成。
即GIS不再是一个功能模块，而是完全融入电子政务系统。
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图层为基础的数据组织方式，地理空间信息直接嵌入到电子政务系统当中。
尽管空间信息技术已经在许多政府部门得到应用，但由于思想观念没有及时转变、空间信息技术还不完善、电子政务还不深入等原因，在电子政务建设工程中地理空间信息产业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下面以GIS为例来阐述中国地理空间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1)我国地理空间信息产业本身还比较弱 据中国GIS协会市场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02-2003年统计数据，全国GIS软件年销售额约为2亿元人民币，其中ESRI的产品约占国内GIS软件销售总额的30％，再加上国外其它GIS软件在国内的销售额约超过一亿多人民币，国产GIS达不到一半的市场份额。
据统计，全国从事GIS业务的企业有1500多家，但是大型GIS企业少，中小型GIS企业居多。
GIS企业的资本规模也偏小，国内GIS企业注册资金最大的为数千万元，大多数公司注册资金在50-200万元。
GIS企业的人员规模也比较小。
100-200人以上规模的GIS公司才占1\\\/4左右，大部分GIS公司的员工数目在50人以下。
国内GIS企业“小、散、弱”的特点要求必须走“抱团”发展的道路，各自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从而建立完善的GIS产业链。
目前，不少GIS企业都在依托一定的科研背景开发自己的平台产品，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
GIS平台产品多，市场很难做大，投资-收益比就大，企业资金实力就不强，市场推广难度肯定大，并影响产品技术研发投入，削弱GIS平台的功能升级，容易使其变成“大而无当”的东西。
实际上，国内就那么两三家左右达到ESRI产品的高度就够了，其他公司围绕GIS平台进行二次开发，并逐渐形成一套工程方法体系。
国内GIS企业同质化、跟风现象严重。
例如近年来我国出现的“电子政务”热，许多公司纷纷提供所谓的“电子政务解决方案”，在原先产品基础上包装“电子政务”概念。
同一个需求可以找到一大堆GIS公司，这些公司的产品大体差不多，使客户很难选择。
因此，GIS企业要“分工协作、各得其所”，形成产业集群，共同做大电子政务市场。
(2)地理空间信息产业服务体系不健全 有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技术发展了，开发的产品多了，产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
这种“唯技术和产品论”是片面的。
技术研究的确很重要，产品开发也很重要，但这些还不够，还需要良好的产业服务体系。
俗话说：信息化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十二分数据”。
数据是应用的基础，没有数据，应用系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基础地理数据获取途径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有关政府部门公布这些数据会减少大量的重复采集工作，也可以提高数据的质量和权威性；对高分辨率空间数据过于保密，促使国内GIS厂商去购买国外的产品，因为国外1米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已经商业化；由于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缺乏数据共享体系，也没有一套部门利益协调方案，导致数据重复采集。
除了IT制造业、软件产业、信息服务业，数据产业同样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国内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数据产业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我国GIS工程管理水平已有了可喜的提升，但我国不少GIS企业，特别是中小型GIS企业仍然缺少高水平的GIS工程设计与管理人才，项目规划、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工程验收与维护等都还没有具体的规范可供参照，造成GIS项目失败率高居不下。
咨询公司可以帮助GIS用户理清需求，选择合理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包括产品选型；也可以通过发布行业发展报告等形式，帮助GIS厂商把握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指导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和业务调整。
此外，还可以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产业分析报告、帮助制定产业政策，以及其他咨询服务。
我国大部分用户单位对空间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缺乏了解，不知道自己的真正需求是什么；项目立项比较盲目，“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屡见不鲜；缺少“最佳实践”之类的参考系统和建设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单位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GIS开发商也容易存在投机心理。
由于没有第三方的工程监理机构作为纽带，用户与厂商的扯皮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GIS工程监理体系。
(3)应用不深入、利用率低。
在国内，大多GIS应用集中在水利、交通、建设、国土、环境等明显带有空间特征的领域。
在财政、税务、金融、工商等这类领域，应用还很少。
在解决当前政府面临的许多难题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地理空间信息的作用。
例如，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支持问题，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市政设施资源等。
目前许多政府GIS还停留在地理可视化、空间查询、简单空间分析等层面，专业分析功能通常比较欠缺，无法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由于GIS平台本身的空间分析功能还比较弱，与专业数学模型缺乏结合。
只能告诉用户“哪里有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等浅层次的现象，无法说明“为什么会这样、以后会怎么样、如何利用GIS进行优化等”。
因此，要提高政府GIS的模型集成能力，方便用户在政府GIS中定制或输入专业数学模型。
同时，还要对GIS应用进行创新，更好地服务于电子政务。
由于缺乏数据，数据陈旧，许多政府GIS闲置率很高。
有的系统甚至就是试运行时候热闹一阵子或领导视察时候供参观一下，之后就无人问津了。
即便是有数据，但如果质量差，“垃圾进、垃圾出”，处理结果不可信，同样是白费。
要不断采集、获取地理空间数据，并做好整理、入库工作。
要建立一套持久是数据维护、更新机制，保持数据新鲜度。
要协调各方利益，制定合理的地理空间数据政策。
(4)在人才储备、界面设计、领导意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国内GIS存在专业设置较为单一，主要是培养技术和应用人才，缺乏针对不同目标和社会需求的GIS人才培养方式。
与国外GIS教育相比，国内跨学科GIS教育和GIS辅修教育较少，导致跨学科GIS人才匮乏。
要使空间信息技术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培养一批既懂电子政务、又懂空间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例如，开展公共管理专业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交叉培养，建议在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开设电子政务课程或开设政府地理信息系统方向，在公共管理专业开设“空间信息技术及应用”之类的课程，。
目前，GIS用户界面复杂、术语多，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公务员等非专业人员操作起来难度较大。
GIS使用往往局限于特定部门，信息开放度不够，地理空间信息公共服务不到位。
为此，一定要简化GIS的使用。
GIS用户界面应做得“傻瓜化”，操作手册语句要通俗化。
要开发各种简便的无线终端设备，实现地理空间信息“落地”。
此外，领导缺乏“空间意识”，重视程度不够。
不少领导长期接触的是公文等非空间信息，没有地学知识背景，习惯于模糊思维（如“大概在什么地方”等）。
他们没有认识到许多经济、社会现象都与地理因素（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有关，没有意识到“空间思维”能够发现和认识很多问题。
因此，要在公务员中宣传、普及空间信息技术知识，让他们知道空间信息技术可以应用到哪些方面。
要让领导，特别是地方领导，认识到通过GIS能够精确把握本地区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情况。
这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领导树立“空间意识”，讲国内外其他地方GIS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成功案例。
实际上，GIS在区域规划、招商引资、城市减灾、市政管理等方面都已经有成功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应用的不断深入，电子政务正在不断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对地理空间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理空间信息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这个过程中，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界一定要适应电子政务的发展要求，逐渐弥补自身的一些不足，利用地理空间信息为政府各项工作服务、为企事业单位和普通老百姓服务。
快给分吧
10月14日河池日报内容
河池市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连柳州，南界南宁，西接百色市，北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2015年12月，何辛幸任中共河池市委书记。
《河池日报》系中共河池市委机关报，河池日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之喉舌，民之心声”的办报宗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三贴近”原则，突出报道河池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和消息，全方位报道国内外最新信息，尽职尽责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河池服务。
学术不端是指学术界的一些弄虚作假、行为不良或失范的风气，或指某些人在学术方面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败坏学术风气，阻碍学术进步，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抛弃科学实验数据的真实诚信原则，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极大损害学术形象的丑恶现象。
学术不端行为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fabrication）、篡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三种行为。
但是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包括进去。
一稿多投、一稿多发是报刊界常见的一种现象，广被人们诟病，甚至被指责为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甚至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颁布）第三十三条 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2011年9月2日，《潮州日报》（郭光豹）《“抄袭”和“一稿双投”》：“抄袭”和“一稿双投”，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学作者来说，简直是两道不可悖逆的“天条”，谁敢触犯，必定灾难临头。
从律师的辩护词中看到，“抄袭”一词，还可引申出“剽窃”、“照搬”、“拿来”、“套用”、“引用”、“借用”、“转换”、“模仿”，“撞车”等等诸多程度不同的词儿来。
我坚定不移地维护作者权益,鄙视“文抄公”，特别是对那些被冠上“著名”衔头的人，还要去做不齿于人的“笔墨梁上君子”，实在难以理解。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再次涉嫌一稿双投“丑闻”。
或许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有一稿双投的嗜好。
举证如下：2016年10月12日，《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高考大纲调整要让考生早知道》：10月8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
根据这份《通知》，九门学科中除了英语、政治考试内容不变外，其他七门学科的考试内容都有所调整。
几乎每年，教育考试部门都会对考试大纲进行修订。
但是，不管是调整录取政策，还是调整考试内容，都需要坚持“三年早知道”的原则。
哪怕再小的修订，都会引起考生和家长的关注，甚至因此产生焦虑。
为保证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减少教育政策变动对考生和考生家庭的影响，我国在出台重大教育政策时，都坚持“三年早知道”的原则。
比如，减少高考加分，是2011年年底公布，2014年执行；上海和浙江在2014年宣布新高考方案，在2017年实施。
这是对受教育者权利的尊重，因为任何政策的调整、变化，都会带来一定的利益调整，这需要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准备。
但是，有些调整显得有些匆忙。
比如，有的地方高考使用全国统一卷，在高三才宣布，使用考题不同，必然影响学生应考。
有的地方前一年取消英语听力考试，第二年又恢复考听力。
取消听力考试是考虑到农村学校英语教学情况，恢复听力考试是倡导培养英语应用能力，听上去都很有道理，但频繁变动让学校和学生都感到仓促。
高考影响千家万户，再“微小”的调整也会影响考生。
而且，高考改革的核心不在于调整考试内容，而在于改革升学评价制度。
如果评价制度不变，只调整考试内容，对于学生来说不过是复习内容的调整，学习这些内容是为了考高分，而不是提高自己的素质。
高考的考试大纲当然可以调整，但需要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再进行调整，而一旦确定之后，应该给学校、老师充分的准备期，同时，一旦调整之后，需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
调整过度频繁，除了让学生和家长产生焦虑感，还折射出教育政策的不成熟。
年10月14日，《河池日报》（熊丙奇）2016年10月14日，《河池日报》（熊丙奇）《高考大纲调整要让考生早知道》：10月8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
根据这份《通知》，九门学科中除了英语、政治考试内容不变外，其他七门学科的考试内容都有所调整。
几乎每年，教育考试部门都会对考试大纲进行修订。
但是，不管是调整录取政策，还是调整考试内容，都需要坚持“三年早知道”的原则。
哪怕再小的修订，都会引起考生和家长的关注，甚至因此产生焦虑。
为保证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减少教育政策变动对考生和考生家庭的影响，我国在出台重大教育政策时，都坚持“三年早知道”的原则。
比如，减少高考加分，是2011年年底公布，2014年执行；上海和浙江在2014年宣布新高考方案，在2017年实施。
这是对受教育者权利的尊重，因为任何政策的调整、变化，都会带来一定的利益调整，这需要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准备。
但是，有些调整显得有些匆忙。
比如，有的地方高考使用全国统一卷，在高三才宣布，使用考题不同，必然影响学生应考。
有的地方前一年取消英语听力考试，第二年又恢复考听力。
取消听力考试是考虑到农村学校英语教学情况，恢复听力考试是倡导培养英语应用能力，听上去都很有道理，但频繁变动让学校和学生都感到仓促。
高考影响千家万户，再“微小”的调整也会影响考生。
而且，高考改革的核心不在于调整考试内容，而在于改革升学评价制度。
如果评价制度不变，只调整考试内容，对于学生来说不过是复习内容的调整，学习这些内容是为了考高分，而不是提高自己的素质。
高考的考试大纲当然可以调整，但需要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再进行调整，而一旦确定之后，应该给学校、老师充分的准备期。
同时，一旦调整之后，需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
调整过度频繁，除了让学生和家长产生焦虑感，还折射出教育政策的不成熟。
【没有注明原载《中国青年报》】读完以上文字，给读者的初步印象是：《河池日报》涉嫌抄袭《中国青年报》。
2011年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艾瑞红）《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经常关注熊丙奇博客的人也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他的博客内容主要是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评。
对教育体制的过多批评，也一度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甚至曾经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2013年10月14日，新浪网“反补课英雄肖兵的博客”《“高考改革”伪概念终令杨东平、熊丙奇敢谣言教育部》：对“熊丙奇、杨东平式教育扯淡”我再忍让就真对不起自己和可爱的中国、中国人民了……2016年1月9日，百度贴吧梁宏达吧网友“没希望啊没希望”发帖：“即便是专攻某一领域内评论的一些所谓的学者，比如熊丙奇就专攻教育领域，也因为他凡是教育领域出现什么热点就随着进行评论，思考的时间能有多长
能有深度吗
而且也是涉及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请问他对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懂的很深很精吗
还是那句话，他也只有一个脑袋，哪能对教育领域的众多方面都能考虑的面面俱到且有深度
虽然他的博文一篇篇的出，有的还上与他有勾扯的报纸，但都是没什么深度的忽悠，况且他有为既得利益子弟说话而忽悠一般民众的目的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李聃)《道德经》三十五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请问：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是上士、中士、下士
2010年12月7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
圣人
愚人
君子
小人
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
你敢说你是“圣人”吗
就算“愚人”吧。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给社会的印象是，心里没有守舍的，嘴上没有把门的，想说、爱说、敢说、胡说。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外在表现是“三大”（头大、脸大、嘴大）。
头大，多么大的高帽都敢戴：“教授”“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高考志愿填报和职业规划专家”“教育大咖”等等。
脸大，什么场合都敢露面，连续三年每年一次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连线”，居然还到全国各地搞所谓的“公益讲座”，为第一高考网“驱鱼”“驱雀”。
嘴大，四两的鸭子半斤的嘴。
什么大话都敢说，甚至于公开否定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宏观发展战略部署，扬言废除985、211工程，企图另搞一套。
蚍蜉撼树，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提供给媒体的文章有时主题不明确，概念不确切，事实不准确，观点不正确。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言论或许经不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或许是难得的反面演员，应充分发挥其“警示”“警醒”“警告”作用。
对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发表在媒体上的奇谈怪论，可以商榷、质疑、驳斥甚至批判。
努力肃清流毒。
对发表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胡言乱语奇谈怪论的媒体，应当严肃批评。
，主流媒体发表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不当言论或许得不偿失。
全国主流媒体应当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全面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媒体从业人员发表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言论应当审慎，以免损害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学术不端是指学术界的一些弄虚作假、行为不良或失范的风气，或指某些人在学术方面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败坏学术风气，阻碍学术进步，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抛弃科学实验数据的真实诚信原则，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极大损害学术形象的丑恶现象。
学术不端行为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fabrication）、篡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三种行为。
但是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包括进去。
一稿多投、一稿多发是报刊界常见的一种现象，广被人们诟病，甚至被指责为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甚至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颁布）第三十三条 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2011年9月2日，《潮州日报》（郭光豹）《“抄袭”和“一稿双投”》：“抄袭”和“一稿双投”，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学作者来说，简直是两道不可悖逆的“天条”，谁敢触犯，必定灾难临头。
从律师的辩护词中看到，“抄袭”一词，还可引申出“剽窃”、“照搬”、“拿来”、“套用”、“引用”、“借用”、“转换”、“模仿”，“撞车”等等诸多程度不同的词儿来。
我坚定不移地维护作者权益,鄙视“文抄公”，特别是对那些被冠上“著名”衔头的人，还要去做不齿于人的“笔墨梁上君子”，实在难以理解。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再次涉嫌一稿双投“丑闻”。
或许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有一稿双投的嗜好。
举证如下：2016年10月12日，《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高考大纲调整要让考生早知道》：10月8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
根据这份《通知》，九门学科中除了英语、政治考试内容不变外，其他七门学科的考试内容都有所调整。
几乎每年，教育考试部门都会对考试大纲进行修订。
但是，不管是调整录取政策，还是调整考试内容，都需要坚持“三年早知道”的原则。
哪怕再小的修订，都会引起考生和家长的关注，甚至因此产生焦虑。
为保证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减少教育政策变动对考生和考生家庭的影响，我国在出台重大教育政策时，都坚持“三年早知道”的原则。
比如，减少高考加分，是2011年年底公布，2014年执行；上海和浙江在2014年宣布新高考方案，在2017年实施。
这是对受教育者权利的尊重，因为任何政策的调整、变化，都会带来一定的利益调整，这需要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准备。
但是，有些调整显得有些匆忙。
比如，有的地方高考使用全国统一卷，在高三才宣布，使用考题不同，必然影响学生应考。
有的地方前一年取消英语听力考试，第二年又恢复考听力。
取消听力考试是考虑到农村学校英语教学情况，恢复听力考试是倡导培养英语应用能力，听上去都很有道理，但频繁变动让学校和学生都感到仓促。
高考影响千家万户，再“微小”的调整也会影响考生。
而且，高考改革的核心不在于调整考试内容，而在于改革升学评价制度。
如果评价制度不变，只调整考试内容，对于学生来说不过是复习内容的调整，学习这些内容是为了考高分，而不是提高自己的素质。
高考的考试大纲当然可以调整，但需要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再进行调整，而一旦确定之后，应该给学校、老师充分的准备期，同时，一旦调整之后，需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
调整过度频繁，除了让学生和家长产生焦虑感，还折射出教育政策的不成熟。
年10月14日，《河池日报》（熊丙奇）2016年10月14日，《河池日报》（熊丙奇）《高考大纲调整要让考生早知道》：10月8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
根据这份《通知》，九门学科中除了英语、政治考试内容不变外，其他七门学科的考试内容都有所调整。
几乎每年，教育考试部门都会对考试大纲进行修订。
但是，不管是调整录取政策，还是调整考试内容，都需要坚持“三年早知道”的原则。
哪怕再小的修订，都会引起考生和家长的关注，甚至因此产生焦虑。
为保证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减少教育政策变动对考生和考生家庭的影响，我国在出台重大教育政策时，都坚持“三年早知道”的原则。
比如，减少高考加分，是2011年年底公布，2014年执行；上海和浙江在2014年宣布新高考方案，在2017年实施。
这是对受教育者权利的尊重，因为任何政策的调整、变化，都会带来一定的利益调整，这需要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准备。
但是，有些调整显得有些匆忙。
比如，有的地方高考使用全国统一卷，在高三才宣布，使用考题不同，必然影响学生应考。
有的地方前一年取消英语听力考试，第二年又恢复考听力。
取消听力考试是考虑到农村学校英语教学情况，恢复听力考试是倡导培养英语应用能力，听上去都很有道理，但频繁变动让学校和学生都感到仓促。
高考影响千家万户，再“微小”的调整也会影响考生。
而且，高考改革的核心不在于调整考试内容，而在于改革升学评价制度。
如果评价制度不变，只调整考试内容，对于学生来说不过是复习内容的调整，学习这些内容是为了考高分，而不是提高自己的素质。
高考的考试大纲当然可以调整，但需要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再进行调整，而一旦确定之后，应该给学校、老师充分的准备期。
同时，一旦调整之后，需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
调整过度频繁，除了让学生和家长产生焦虑感，还折射出教育政策的不成熟。
【没有注明原载《中国青年报》】读完以上文字，给读者的初步印象是：《河池日报》涉嫌抄袭《中国青年报》。
2011年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艾瑞红）《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经常关注熊丙奇博客的人也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他的博客内容主要是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评。
对教育体制的过多批评，也一度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甚至曾经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2013年10月14日，新浪网“反补课英雄肖兵的博客”《“高考改革”伪概念终令杨东平、熊丙奇敢谣言教育部》：对“熊丙奇、杨东平式教育扯淡”我再忍让就真对不起自己和可爱的中国、中国人民了……2016年1月9日，百度贴吧梁宏达吧网友“没希望啊没希望”发帖：“即便是专攻某一领域内评论的一些所谓的学者，比如熊丙奇就专攻教育领域，也因为他凡是教育领域出现什么热点就随着进行评论，思考的时间能有多长
能有深度吗
而且也是涉及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请问他对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懂的很深很精吗
还是那句话，他也只有一个脑袋，哪能对教育领域的众多方面都能考虑的面面俱到且有深度
虽然他的博文一篇篇的出，有的还上与他有勾扯的报纸，但都是没什么深度的忽悠，况且他有为既得利益子弟说话而忽悠一般民众的目的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李聃)《道德经》三十五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请问：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是上士、中士、下士
2010年12月7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
圣人
愚人
君子
小人
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
你敢说你是“圣人”吗
就算“愚人”吧。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给社会的印象是，心里没有守舍的，嘴上没有把门的，想说、爱说、敢说、胡说。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外在表现是“三大”（头大、脸大、嘴大）。
头大，多么大的高帽都敢戴：“教授”“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高考志愿填报和职业规划专家”“教育大咖”等等。
脸大，什么场合都敢露面，连续三年每年一次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连线”，居然还到全国各地搞所谓的“公益讲座”，为第一高考网“驱鱼”“驱雀”。
嘴大，四两的鸭子半斤的嘴。
什么大话都敢说，甚至于公开否定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宏观发展战略部署，扬言废除985、211工程，企图另搞一套。
蚍蜉撼树，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提供给媒体的文章有时主题不明确，概念不确切，事实不准确，观点不正确。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言论或许经不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或许是难得的反面演员，应充分发挥其“警示”“警醒”“警告”作用。
对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发表在媒体上的奇谈怪论，可以商榷、质疑、驳斥甚至批判。
努力肃清流毒。
对发表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胡言乱语奇谈怪论的媒体，应当严肃批评。
，主流媒体发表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不当言论或许得不偿失。
全国主流媒体应当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全面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媒体从业人员发表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言论应当审慎，以免损害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