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历史上：古代朝鲜是古代中国的附属国，而1950-1953年如不是中国抗美援朝，北朝鲜必败。
就没有现在的朝鲜了。
当代:政治上中朝两国都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军事上朝鲜许多军事技术都是俄罗斯、中国提供的。
至于楼上说的朝鲜想摆脱中国投靠美国，我不认同，首先，朝鲜摆脱中国那是非常不现实的，朝鲜的粮食…………日用品多依赖中国方面供给，其次，如果亲美朝鲜就不会今天扔个导弹，明天整个核试验，一次次试探美国的底线。
朝鲜这么做无非就是警告美国不要以为朝鲜是软柿子，警告美国发动战争将是个错误。
而自己则努力进行先军政治，力图完成统一。
中国已用大量的现金、新的忍耐政策和友好的支持，正静悄悄地穿过围绕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那道厚墙，第一次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最封闭的社会之一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
消息来源称，中国领导人已经说服了金正日，传递出一条朝鲜也能在严控政权的前提下，使其经济充满活力的信息。
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3月1日发表记者马全德（Robert Marquand）发自北京的长篇报导，介绍了目前中朝“火热”与“冷峻”的关系以及美国人和韩国人对这种关系的担心，文章认为中国改变对朝鲜的游戏将会让平壤的独裁政权“起死回生”，从而也让美国经济封锁和围墙政策失去效力。
文章说，过去的一年华盛顿显得心事重重，而北京却已成功绕过美国所寄托的中国将会挤压金正日迫使他放弃核武野心的希望。
其实，从2003年开始的旨在解除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早已陷入僵局。
取而代之的则是，北京去年共向平壤投资了20多亿美元，并希望帮助朝鲜重建港口，开设工厂，使其能源领域现代化，中国的这些举动已被美国外交官员称为“庞大的赠送胡萝卜行动”，而北京却没有把这援助当成来结束朝鲜核武计划的手段。
美国火努鲁鲁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曼索罗夫（Alexandre Mansouov）指出，“中国已经决定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正超越六方会谈和美国的态度来看待朝鲜，他们想走自己的路，已经决定再次激励朝鲜，重新去建造和创造这个国家。
”曼索罗夫说，作为回报，金正日也“第一次完全接受了中国的改革”。
一个接近北京和华盛顿的美国外交消息来源争论说：“华盛顿应该打消任何指望中国来帮助摆平朝鲜的幻想。
” 文章指出，其实，在金正日1月份秘密访问中国后，朝鲜似乎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客户国家”。
金正日的到访正值中国在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过程，他访问了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广东和珠海等几个着名改革开放城市。
接待金正日的不少中国地方官员，在形容金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特区所作出的反应时，都使用了 “震撼”一词，那里一望无际的拥挤的工厂，有时已被称为“世界的工厂”，正为美国的沃尔玛、Costco、Home Depot等超级连锁店提供着货物。
基督科学箴言报的文章还引述了一些中国媒体对金正日中国行的报导。
据了解朝鲜事务的消息人士披露，金正日对广州和深圳日新月异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印象，深为震撼。
金正日告诉中国领导人，他希望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推动朝鲜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消息人士描述说，特别是访问广州大学城时，金正日深为震撼，当晚他“入夜难眠”，长时间思考着如何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去推动朝鲜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5年前，金正日访问上海时，曾经参观了上海外滩，原计划参观的时间仅半个小时，但金正日伫立在黄浦江边，远望对岸浦东新区璀璨的夜景，逗留了很久，迟迟不愿离去。
当时曾他动情地说，今天的参观对我们触动很大。
我们不得不思考朝鲜未来的经济该怎么发展。
消息人士还披露，国际社会对金正日此次访华以及朝核六方会谈的议题十分关注，其实，今天的朝鲜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外资开始进入，一些嗅觉灵敏的商人来到朝鲜淘金。
在金刚山旅游特区，苍松翠柏掩映的山坡上，游人如织，绝大多数是外国人，朝鲜当地的摄影师穿着印有大大的“柯达胶卷”的背心，忙着给前来游览的人摄影留念，照一张相7美元。
一个美国人在平壤意外发现异常繁荣的商业，回到美国，他对纽约时报说，平壤的一个市场让他“感到震惊”。
他描述说：“在一个巨大的工厂里，有数千名小贩，我数了一下是2200个。
市场有价格限制，但讨价还价很厉害，竞争非常激烈。
”其实这样的市场在朝鲜大约有300多个，其中有10多个在平壤。
媒体指出，能印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此决心的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最新一期报导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最近在视察北部的慈江道江界市时指出，各部门、单位要大力推进建立在最新科技基础上的现代化。
金正日在视察中央银行慈江道分行时指出，只要把革命思想和最新科技结合起来，朝鲜就能在革命和建设中实现巨大变革，就能建设强大的国家。
金正日在视察江界木材加工厂时强调，科技就是生产，生产就是科技。
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建立能综合、合理利用木材的生产体系，并要在企业管理中彻底贯彻实利主义原则。
朝鲜最高层的最新行动，可以被解读为朝鲜下了发展经济的决心。
基督科学箴言报说，对中国的访问令金正日在思想上所发生的转变程度，可以用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其返回后而发表的公开评论来进行衡量。
朝中社在其社论中首次对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进行了积极的评价，金正日称赞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
而早前，朝鲜曾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在2001年金正日访问上海后，朝中央也曾发表评论说，市场改革可能对中国有好处，但它对朝鲜来说却不是正确的。
2 月27日，朝鲜女工们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一家工厂里工作。
开城工业园区位于朝鲜边境城市开城，是2000年韩朝首脑会晤之后启动的韩朝合作项目，计划投资62亿美元。
目前已有13家韩国工厂入驻示范园区，有500多名韩方工作人员和6000多名朝鲜工人在此工作。
新华社 不过，朝鲜官方媒体并没有发表金正日 1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所发表的讲话。
金正日当时坦率地表示，“对中国南方部分地区的访问，已让我们确信，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路线和先进的政策，已使中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韩国媒体近日指出，经济已处于混乱之中的贫穷的朝鲜，目前正全力打造新义州“经济特区”。
文章指出，中国正在让朝鲜的基础建设恢复活力，国际危机组织最新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约占朝鲜贸易总额的40%，80%的朝鲜消费品都是中国制造和生产的。
中国国际研究所亚洲政策主任金林波（译音）表示，“中国领导人经常强调，他们想让朝鲜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国家。
中国正在帮助朝鲜走困境。
中国人认为，如果朝鲜能走出破产，它将变成一个和睦的亚洲邻国。
中国正在努力与朝鲜建立经济往来，我们对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并不着急。
” 中国的这种观点可能会让布什政府有些吃不消。
美国总统布什已在2002年朝鲜定为“邪恶轴心国”，随后美国官员指责朝鲜正在进行第二个“浓缩?”项目，最后金正日把联合国检查人员驱逐出境，并宣布发展核武器。
近两年，白宫以金正日经常毁约和侵犯人权为由，拒绝与平壤展开直接谈判。
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日益加大之际，韩国可能也一直紧盯着北京的一举一动。
首尔方面认为，韩国可能引导朝鲜最后与其实现统一。
由于南北之间有着历史和种族的原因，韩国希望对朝鲜有最大的影响力。
而六方会谈由北京主持，这样韩国方面有些难民接受。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因改善南北关系，于2000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文章说，韩国方面担心，中国正试图保持朝鲜半岛的分离，以确保其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缓冲器。
不过，中国外交官和学者指出，金正日古怪多变，他可能会让朝鲜的经济改革只出现在理论上，他也不太会象中国那样对世界敞开大门。
中国国际研究所亚洲政策主任金林波说，“他（金正日）正在听取改革的想法，但我认为他仍希望看到，如何不用经历真正的改变，就能赚钱。
” 中国外交部前官员、哈佛学者吴安娜（译音）说，中国有时对这个凶暴的邻居采取低调的态度，中国不太可能会大吵大嚷地向朝鲜提出什么要求，但可能会在私下大声地告诉平壤，“别再走远了，赶紧回去享受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些舒适生活。
为什么要继续飘忽不定、挨饿、孤独和绝望呢
” 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曼索罗夫认为，中国在1月份给金正日传递信息可能没多少多愁善感，“我认为金正日听到的可能是进行市场改革，积累财富，20年后仍能控制政权。
”曼索罗夫说，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告诉金正日，“走资本主义道路，加强政治控制，追赶南朝鲜，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实现统一。
” 2月14日，在朝鲜首都平壤，人们在观看花展。
当日，朝鲜第10届“金正日花”花展在平壤开幕。
“金正日花”是一名日本人根据设想用20多年的时间于1988年2月培育出的品种，培育成功后作为礼物献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被命名为“金正日花”。
新华社 与此同时，在打击仿造商品和违法金融活动上，中国也会对朝鲜扮演一个更强硬的角色。
北京已赞同支持华盛顿提出的对澳门汇业银行（Banco Delta Asia）实施制裁，指责其帮助朝鲜洗钱和流通美元假钞。
美国官员称，此举约导致朝鲜40%的流动资产被冻结，平壤可能会认为这是华盛顿一手操作的，但实际上却是北京支持对平壤采取这样的行动。
外交人员和银行家表示，制裁澳门汇业银行已导致其他银行切断了同朝鲜的联系，将使朝鲜的金融系统和经济遭受重创。
多维社早前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外交人士和银行家指出，在美国政府去年9 月份宣布汇业银行因同朝鲜的联系而被列为“高度关注洗钱机构”并可能面临惩罚后的几周内，朝鲜的许多合法国际贸易都陷入了停顿。
银行家和企业界人士称，在中断了同汇业银行的联系后，朝鲜的银行和贸易机构现在很难找到其它银行开展海外业务。
消费品进口因此受到了打击，而这是朝鲜政府放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壤一家商业银行的管理人员说：“朝鲜面临的这个问题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严重。
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们的业务已经停滞。
” 一名中国丹东商人说，自美国威胁实施制裁以来，跨境贸易不断下降。
他手里积压了大批用于生产鞋用橡胶的化工品，因为他的朝鲜客户无法转移资金进行付款。
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曾否认朝鲜卷入了洗钱或制造假币的活动。
朝鲜官方强调说，在美国没有解除制裁威胁前，朝鲜不会恢复有关核武器问题的六方会谈。
朝鲜外交部指责美国的行为旨在摧毁朝鲜的金融系统。
而美国则坚持说，对汇业银行采取的措施是法律行为，同六方会谈无关。
但一些参加了六方会谈的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针对汇业银行的举措会促使朝鲜重新考虑开发核武器的成本。
中国一直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国和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受到了美国的特别关注。
美国官员称，美国国务卿赖斯去年曾向中国高官发出警告称，他们必须遏制朝鲜的非法交易。
参与制定对朝政策的美国高级官员称，朝鲜过去就同中国进行了大量银行业往来，因此北京显然会引起美国的关注。
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的发展历史
，四川广安人。
1904年8月22日生。
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
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
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
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由于拥护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
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
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
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
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
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
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
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
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
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
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思想。
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
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
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
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1926年，中共20名党团员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大学，其中就有当时22岁的。
从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几乎同时，中共旅欧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
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
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年底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
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
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
蒋经国这才明白，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
②192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到中山大学学习。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
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
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
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
③1928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
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
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
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
1928年，为便于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创立至1930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图 片 发 不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