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书》作文，要500字以上，急
!
书香伴我在蓝蓝的天空中，是谁最快乐
儿，蓝天给了鸟儿一双坚硬膀；在茫茫在大海中，是谁最畅快
是鱼儿，因为大海给了鱼儿一片广阔的世界：而在我的心灵深处，，最依恋的是永无止境的书山。
我在书山上攀登九年了，九年中，我在生命的阶梯上抛洒了一路的书香。
九年过去了，我也从一名幼稚的顽童变成了现在杰出的少先队员。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书，是书给了我知识和智慧，，给了我力量和勇气。
难怪有人说：书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记忆中，我是在妈妈的故事中成长的。
那时，我还没读小学，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就捧着书讲故事给我听。
什么《白雪公主》、《灰姑娘》、《龟兔塞跑》等等，我总是百听不厌。
听着妈妈那些神奇美丽的故事，盯着妈妈手中的书，我开始知道，原来书中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呢
在故事中，我渐渐长大，脑子里也开始装满了疑问：大象的鼻子为什么这么长
鱼儿为什么不会冻死
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睡觉时为什么会做梦
每当这个时候，妈妈就会手拿着一本厚厚的《十万个为什么》，在书中给我寻找答案。
于是，我知道了，原来心中的为什么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从此，我就更喜爱书籍了。
爸爸妈妈给我的零用钱，我舍不得花，总是攒起来买书。
星期天，我喜欢到图书馆或新华书店看书，常常是等到关门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在我的房间里，摆放着两个大书柜，那里面全都是书，从小小的、薄薄的连环画，到大大的、厚厚的百科全书，应有尽有。
曾经多少次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地在书的海洋中遨游，探求课外知识。
书既像是一位充满智慧的老师，不断启迪我；她又像是一位真诚的朋友，跟我面对面地交谈。
《雷锋日记》让我懂得人活着要多为别人着想，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哈里波特》把我带进了梦幻的世界，让我明白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已的长处；《中国通史》陪伴我进入历史的长河,游览过一个个朝代,展示一位位君王将相,懂得了“以人为鉴,以史为镜”…… 我爱读书,书不但给了我知识和智慧,还给了我力量和勇气。
记得我读二年级时,学校举行国庆文艺汇演,推荐我做节目小主持,当时我高兴得无法形容,每天拿着满满的几页台词,一遍又一遍地对着镜子练。
那时，我天天都数着手指头盼着站在舞台上当主持人那一刻的到来。
国庆节终于到了，文艺汇演要开始了，学校的礼堂里坐满了同学、老师，还有家长呢。
看到台下那密密麻的人群和那一双双雪亮的眼睛，我胆怯了，只觉得两脚在颤抖，额头直冒冷汗。
好不容易挨到表演结束，可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第一次做主持，我居然一败涂地。
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我伤心、悲痛、迷茫。
回到家，我痛哭了一场。
第二天来到学校，我低着头，无颜见老师。
谁料老师不但没有责怪我，还送给我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希望我能从中受到启发。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工地上的磨难和病床上的痛苦与考验，他用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战胜了艰难险阻，使自已炼成了一块“钢铁”。
书看完了，书上一个个故事使我感叹，一幕幕催人奋进的情景时时出现在我眼前。
与保尔相比，我又是多么渺小啊
只因一次失败就丧失信心，这不是很可悲吗
我要感谢保尔，它激励我奋发向上，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胆怯、失败。
后来的这几年，我曾多次担任学校和村里的文艺汇演主持，赢得老师和观众们的一致赞扬；多次代表学校参加镇里举行的朗诵和演讲比赛，获得一二等奖。
此时此刻，我回味这迷人的书香，心中的理想之灯更亮了，前进的目标更坚定了。
因为我知道，书香伴我，一定会带给我更多的知识和智慧，赐给我更大的力量和勇气。
书山有路勤为径，我将勇攀书山，扎根家乡，扎根祖国大地，为我们的厚街，为我们的祖国，谱写出更加灿烂辉煌的诗篇
我们五彩缤纷的童年，离不开书，因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一说起书，很多人都能想到它的好处。
读书可以让你懂得了更多的知识；当你不开心时，就翻翻书吧
书可以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忧愁。
总之一句话，书的好处多得数不清
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片无边无际的书的海洋，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的视线，诱惑着我的灵魂，丰富着我的知识，激发着我的潜能，提高着我的内涵。
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我茁壮成长。
在我的理解中，所谓好书应该是能够反映时代的具有丰富思想内涵、新颖的形式、风格以及精湛独特的技术语言三者兼备的优秀作品吧。
如弥尔顿所说：一本好书是一个艺术大师宝贵的血液，是超越生命之外的生命。
是好书伴我一路同行。
叔本华曾说：在一切知识的领域中，人类知识的大部分都是呈现在做为人类文字记录的纸页和书籍中。
所以我那渴求知识的心灵只有在书的海洋中沐浴才会得到滋润。
我在书中解读百态社会、解读世界风情、解读古典文化……书是我的精神食粮，我在书中汲取着营养，没有营养的供应，我还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吗
读好书时的意境陶冶了我的情操。
有时人成功的灵感就产生于良好的情操中。
在细雨蒙蒙的午后，读着冰心清新明丽、隽永含蓄，有行云流水之美的散文，让心灵在她细腻的笔下轻轻游动，如同班得瑞的音乐在耳旁轻轻奏响；如同露珠在晨光照耀下的美丽，如同山泉悄悄地从心田流过。
这种读书的意境，是我茁壮成长的氧气。
书引起我无尽的思索，在这种思索中我快乐地成长。
好书让我写作文时驾轻就熟。
能很多同学一提起写作文就会头疼，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会。
在不断的阅读中，我的头脑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在写作文时，我总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写出令人满意的作文。
好书能让我调整心态，净化灵魂。
在一个人的成长岁月中，不可能永远的一帆风顺，不可能总是激情满怀，此时，一本好书就如同一位人生导师，给我们人生之帆导航。
读一读老舍先生的那本幽默散文，在他富有个性的语言中领略人生的乐趣；读一读那本《让心灵透透气》，在美的语境中品尝自由。
看着那些拨动人心灵的文字，亲吻着文学的碧波，生活纯洁的美、感人的爱展现在我面前。
在此时，我真正地体会到了托玛斯·肯皮斯的那句话：“我曾四处寻找幸福，其实幸福就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
”书，你让我开心，让我忧愁，和你在一起，让我的童年生活如此的丰富多彩。
你是我的良师，更是我的益友，谢谢你，一路伴我成长。
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书，更像慈祥的知识老人，把深奥的知识传授给我们。
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它告诉了我做人的准则，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知识，树起我人生的奋斗目标。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仿佛也把我带到了那座小木屋里，同时，也告诫我：不能以外貌来判断人的美和丑；《头悬梁锥刺股》中的主人公苏秦激起了我勤学的火花，将来报效祖国；《卖火柴的小女孩》让我看到了她那悲惨的童年生活，使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种坚强的意志深深地打动了我，教育我要在困难面前树立信心;一套《中华上下五千年》丛书展示了一部熠熠生辉的中国历史，让我看到了我们伟大祖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了…… 从读书中，我学到了，要想读好书，靠的是顽强的毅力、执着的热情，正如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 孔子手不释卷，才有“韦编三绝”的故事，中华才有这位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读书使我快乐，读书伴我成长。
知识是无穷的，学无止境，相信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更重要的是在无止境中去学习。
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生命的延续而不断延伸，人生没有完结，学习就不该停止。
我们的生命依靠学习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赣州地质学校的校友风采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
……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
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
”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
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
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①b〕。
（三）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
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
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
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
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四）旧中国史学界研究洋务运动概况 在这一问题上，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
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
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
公诚之心，尤足格众。
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
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
……呜呼
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②c〕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
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
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
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
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
”〔③c〕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
廉不言贫，勤不言劳。
待将士以诚信相感。
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
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④c〕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
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
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
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
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
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
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
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
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
该书肯定奕欣、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
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
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②d〕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
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③d〕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
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
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
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
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
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
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
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
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
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
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
”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①e〕。
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
”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
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
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
”〔②e〕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
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
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
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
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
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
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
”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
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
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
”“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
”〔②f〕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
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
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
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
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
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二、新中国47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
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
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
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
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
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
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
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
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
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
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
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
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
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
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
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
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
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
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
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
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
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
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
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
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
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
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
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
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
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
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
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
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
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
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
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
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
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
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
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br>参考资料：历史研究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开中国近代化的先河，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主要表现在：①工业近代化的起步（首先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并创办民用工业）。
②技术近代化的起步（引进西方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
③军事近代化的起步（创建三支新式海军）。
④教育近代化的起步（新式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旧式教育有很大不同，奠定了新式教育的基础，并开留学风气之先）。
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③民用工业为解决军事工业困难，不能为国求富；④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说控制利用；⑤经营管理腐败，充满封建观念。
求沈括的资料 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汉族。
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进士。
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提举司天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辽国，驳斥辽的争地要求。
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
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加强对西夏的防御。
元丰五年（1082年）以宋军于永乐城之战中为西夏所败，连累被贬。
晚年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梦溪笔谈》。
沈括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精研天文，所提倡的新历法，与今天的阳历相似。
在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四百多年；又曾阐述凹面镜成像 地磁偏角示意图的原理；还对共振等规律加以研究。
在数学方面，他创立「隙积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
在地质学方面，他对冲积平原形成、水的侵蚀作用等，都有研究，并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
医学方面，对于有效的药方，多有记录，并有多部医学著作。
此外，他对当时科学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情况，如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金属冶炼的方法等，皆详为记录。
沈括自幼对天文、地理等有着浓厚的兴趣，勤学好问，刻苦钻研。
少年时代他随做泉州州官的父亲在福建泉州居住多年，当时的一些见闻，均收入《梦溪笔谈》。
在天文学方面，沈括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曾经制造过我国古代观测天文的主要仪器——浑天仪；表示太阳影子的景表等。
为了测得北极星准确位置，他连续三个月，每天用浑天仪观测北极星位置，把初夜、中夜、后夜所见到的北极星方位，分别画于图上，经过精心研究，最后得出北极星与北极距三度。
这一科学根据在《梦溪笔谈》中有详细的记载。
《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沈括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他发展了《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创造了新的高等级数求和法——隙积数。
几何学中，他发明了会圆术，即从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高度来求弓形底和弓形弧的方法。
为此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给予沈括以极高的评价。
《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沈括“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1979年7月1日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2027命名为沈括。
曾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
他二十四岁开始踏上仕途，最初做海州沭阳县（在今江苏省）主簿，以后历任东海（在今江苏省）、宁国（在今安徽省）、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等县县令。
三十三岁考中进士，被任命做扬州司理参军，掌管刑讼审讯。
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
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
接着，沈括又担任了史馆检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做集贤院校理。
因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己的学识。
1075年曾出使辽国，进行边界谈判，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沈括积极参预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
沈括被诬劾贬官，出知宣州（今安徽省宣城一带）。
三年后，为抵御西夏，改知延州（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
因守边有功，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升龙图阁直学士。
但是不久又遭诬陷，降职做均州（今湖北省均县）团练副使。
哲宗元二年（公元1087年），沈括花费十二年心血编修的《天下州县图》完成，被特许亲自到汴京进呈。
次年，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东郊）梦溪园，在此安度晚年。
沈括晚年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
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逝世。
他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但保存到现在的，除《梦溪笔谈》外，仅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少数几部了。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
其中200来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
沈括以父荫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修筑渠堰，开发农田，颇有政绩。
嘉祐六年（1061年），任安徽宁国县令，倡导并发起了修筑芜湖地区万春圩的工程，并撰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记》。
嘉祐八年（1063年），三十三岁考中进士，被任命做扬州司理参军，掌管刑讼审讯。
治平三年（1066年），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
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沈括积极参预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
接着，沈括又担任了史馆检讨。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做集贤院校理。
因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己的学识。
在此期间，撰写了《浑仪议》、《浮漏议》、《景表议》、《修城法式条约》、《营阵法》。
还多次出使，视察了很多地方。
熙宁八年（1075年）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出使契丹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
他在出使途中绘记了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
熙宁九年（1076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王安石变法失败，沈括因为受到牵连以及诗案败露等原因，照例出知宣州（今安徽省宣城一带）。
熙宁十年（1077年），沈括出任宣州知州（今安徽宣城）。
元丰二年（1079年），爆发乌台诗案，因政治立场不同，曾出面指责苏轼。
元丰三年（1080年），为抵御西夏，改知延州（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升龙图阁直学士。
但是不久又因为与给事中徐禧、鄜延道总管种谔、鄜延道副总管曲珍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酿成永乐城惨败，损失军人2万，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都壮烈牺牲。
此战是北宋历史上较大的惨败之一，并使得平夏城大捷以后良好的统一形势被葬送。
此事沈括虽非首罪，但他毕竟负有领导责任，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今湖北省均县）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元祐二年(1087年)，他完成了在熙宁九年即已奉命编绘的“天下郡县图”，定名为《守令图》，被特许亲自到汴京进呈。
元祐三年，沈括移居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市东面），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八年后即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去世。
他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但保存到现在的，除《梦溪笔谈》外，仅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少数几部了。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
其中200来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
沈括可说是一个科学通才。
沈括 - 沈括治水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
早在他青年时期任沭阳县主簿的时候，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 沭阳县的沈括塑像程，组织几万民工，修筑渠堰不仅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水灾威胁，而且还开垦出良田七千顷，改变了沭阳的面貌，那时他只有24岁。
在任宁国县令的时候，他积极倡导并且主持在今安徽芜湖地区修筑规模宏大的坚固的万春圩，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同时还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
为了治理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八百四十多里河段的地势。
他采用“分层筑堰法”，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地势高度相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
这种地形测量法，是把汴渠分成许多段，分层筑成台阶形的堤堰，引水灌注入内，然后逐级测量各段水面，累计各段方面的差，总和就是开封和泗州间“地势高下之实”。
这在世界水利史上是一个创举。
仅仅四五年时间里，就取得引水淤田一万七千多顷的显著成绩。
在对地势高度计算时，其单位竟细到了寸分，可见，沈括的治学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
沈括 - 环保观念 沈括很有环保观念，很早就指出我们不得随便砍伐树木。
有一次，沈括在书中读到“高奴县有洧水，可燃”这句话。
后来，他特地对书中所讲的内容实地考察。
考察中，沈括发现了一种褐色液体，当地人叫它“石漆”，“石脂”，用它烧火做饭，点灯和取暖。
沈括给这种液体取了一个新名字，叫石油。
这个名字一直被沿用到今天。
他当时就想用石油代替松木来作燃料。
他说不到必要的时候决不能随意砍伐树木，尤其是古林，更不能破坏
在今看来其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可当时并未得到重视。
沈括 - 唯物主义者 沈括像沈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发展变化的观点。
他认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并指出，“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
”就是说，自然界事物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有正常变化和异常变化，不能拘泥于固定不变的规则。
正是这些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促使他取得了那个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的高度成就。
沈括曾提出已知的知识是有限的，人的认识是无限的观点，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沈括十分重视劳动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上，他不断地从劳动人民那时汲取智慧和力量。
他曾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
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
沈括 - 提出“石油”一词最早考察炼铜与采油业的高官在沈括纪念馆里，记者就看到这样一则记载：他随父亲居住在福建泉州时，就听说江西铅山县有一泓泉水不是甜的，而是苦的，当地村民将苦泉放在锅中煎熬，苦泉熬干后就得到了黄灿灿的铜。
他对这一传说很感兴趣，于是就不远千里来到铅山县，看到了村民“胆水炼铜”的过程，并在《梦笔溪谈》中记录下来。
这是我国有关“胆水炼铜”的最早记载，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记载是正确而可靠的。
原来在铅山县有几道溪水不是清的，而是呈青绿色，味道是苦的，当地村民称为“胆水”，“胆水”就是亚硫酸溶液。
村民将“胆水”放在铁锅中煎熬，生成了“胆凡”，“胆凡”就是亚硫酸铜，亚硫酸铜再在铁锅中煎熬，与铁产生了化学反应，就分解成铜与铁。
由于历史的局限，沈括还不能明确地揭示“胆水化铜”的化学原理，但已经阐述了“胆水炼铜”的全过程，同时也记录了在铅山周围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铜矿。
他的记载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沿着铅山县的胆水往北寻找，在贵溪县果然找到了巨大的铜矿，这座铜矿就是现在江西铜业公司的开采地。
我国最早记述石油与石油开采的记载也来自于沈括的《梦溪笔谈》。
那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50岁，出任陕西延安府太守，在西北前线对抗强敌西夏的入侵。
他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仍不忘考察民间开采石油的过程，在《梦溪笔谈》中他记录了石油的存在状态与开采过程。
他是这样写的： “在鄜州、延州境内有一种石油，就是过去说的高奴县脂水，脂水就是石油。
石油产生在水边，与砂石和泉水相混杂，时断时续地流出来。
当地居民用野鸡尾毛将其沾取上来，采集到瓦罐里。
这种油很像清漆，燃起来像火炬，冒着很浓的烟，帐幕沾上了油烟都变成了黑色。
我猜测这种烟可以利用，于是试着扫上它的烟煤用来做成墨，墨的光泽像黑漆，即使是松墨也比不上它。
于是就大量制造它，给它标上文字，叫做‘延川石液’。
这种墨以后一定会广泛流行在世上，只是从我开始做它罢了。
” 根据现有的史料，他是第一个使用石油的人，他将石油燃烧后产生的烟尘制成了墨，他还写过一首《延州诗》，描述了延州开采石油形成烟尘滚滚的盛景：“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
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
”最早提出“石油”一词的是沈括，最早描绘石油形态与开采过程的是沈括，最早用石油烟尘代替松烟制墨的也是沈括。
他笔下的延州石油如今已形成我国著名的长庆油田，年产量达到了二千万吨，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绘制地图成为捍卫国土的利器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沈括很注重考察祖国的山河特点，形成了他的地理学说。
他考察了浙江的雁荡山并提出雁荡山的凌空巨石是雨水千百年冲刷的结果，他考察了黄河三角洲并提出三角洲是黄河泥沙堆积而成的，这些见解用今天的眼光来检验也是正确的。
他提出广种树木、保护树木以涵养水份的观点，也完全符合当代的保护环境的理念。
他还有一大创造，就是用“飞鸟图”绘制了“大宋天下郡守图”，使得北宋的地图越来越精确。
在宋代，由于测绘技术的局限，绘制地图用的是“循路步之”法，也就是沿路步行丈量，用步行得出的数据绘制地图，由于道路弯弯曲曲，山川高低错落，用“循路步之”法绘制的地图与实况有很大的误差，图上差之一厘，实地就差之千米。
他采用“飞鸟图” 也就是“取鸟飞之数”，用的是飞鸟直达的距离，有点像现在的航空拍摄，使得地图的精确度大为提高。
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地理学说与《大宋天下郡守地图》在与辽国的边界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了十万士兵都难以达到的威力。
北宋与辽国之间战争不断，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罢兵休战。
辽国垂涎中原地区的繁华，仗着骁勇的骑兵，不断提出领土要求。
宋熙宁八年（1075年），辽国派大臣萧禧来到东京，要求重新划定边界，他提出的边界是山西北部的黄嵬山，黄嵬山以北为辽国所有，以南为大宋朝所有，大宋朝如同意他的要求，等于将辽国的领土向南推进了三十多里。
黄嵬山是一座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山脉，北宋大臣几乎是一无所知，朝廷上上下下乱作一团。
这时，朝廷想起了熟识地理的沈括，命他出任谈判特使，要他既不能轻开战衅，也不能向敌示弱而接受无理要求。
沈括不卑不亢，胸有成竹，他所恃的武器就是他的地理学说与《天下郡守图》。
他向萧禧指出，两国按《澶渊之盟》划分边界，边界是白沟河，白沟河以北为辽国领土，以南为大宋领土，而黄嵬山在白沟河以南，是大宋的领土，而不是辽国的领土。
萧禧没有一张自己的地图，更不知道黄嵬山的准确方位，在地图面前，他感到理亏三分，气焰不知不觉地矮了一截，争论了几天后，双方无功而返，但没有将争论推向极端。
不久，沈括又受命出使辽国，在辽国首都上京再谈两国边界，这时辽国的谈判代表升了级，改成了辽国宰相杨益戒。
在谈判时，沈括再次提出以《澶渊之盟》为基础，以《天下郡守图》为依据，有理有节，寸步不让，而辽国宰相找不到重划边界的理由。
这时，沈括又出示宋朝的木制地形模型，这使得辽国宰相大为惊奇，深感宋朝有奇才能人。
沈括终于使得辽国放弃了对宋朝的领土要求，他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与地图学家，运用智慧捍卫了宋朝的尊严。
[1] 沈括 - 沈括出使沈括梦溪园自从宋真宗以后，宋朝一直依靠每年送大量银绢，维持了几十年跟辽朝暂时妥协的局面，但是辽朝欺宋朝软弱，想进一步侵占宋朝土地。
公元1075年，辽朝派大臣萧禧到东京，要求划定边界。
宋神宗派大臣跟萧禧谈判，双方争论了几天，没有结果。
萧禧一定说黄嵬山（在今山西原平西南，嵬音wéi）一带三十里地方应该属于辽朝。
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不了解那里的地形，明知萧禧提出的是无理要求，又没法反驳他。
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谈判。
沈括，杭州钱塘人，原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官员。
沈括不但办事认真细致，而且精通地理。
他先到枢密院，从档案资料中把过去议定边界的文件都查清楚了，证明那块土地应该是属于宋朝的。
他向宋神宗报告，宋神宗听了很高兴，就要沈括画成地图送给萧禧看，萧禧才没话说。
宋神宗又派沈括出使上京（辽朝的京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
沈括首先收集了许多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都背熟。
到了上京，辽朝派宰相杨益戒跟沈括谈判边界，辽方提出的问题，沈括和官员们对答如流，有凭有据。
杨益戒一看没有空子好钻，就板起脸来蛮横地说：“你们连这点土地都斤斤计较，难道想跟我们断绝友好关系吗
”沈括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背弃过去的盟约，想用武力来胁迫我们。
真要闹翻了，我看你们也得不到便宜。
”辽朝官员说不服沈括，又怕闹僵了，对他们没好处，只好放弃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沈括带着随员从辽朝回来，一路上，每经过一个地方，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调查得清清楚楚。
回到东京以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献给宋神宗。
宋神宗认为沈括立了功，拜他为翰林学士。
沈括为了维护宋朝边境的安全，十分重视地形勘察。
有一次，宋神宗派他到定州（今河北定县）去巡视。
他假装在那里打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详细考察了定州边境的地形，还用木屑和融化的蜡捏制成一个立体模型。
回到定州后，沈括要木工用木板根据他的模型，雕刻出木制的模型，献给宋神宗。
这种立体地图模型当然比绘制在纸上的地图更清楚了。
宋神宗对沈括画的地图和制作的地图模型很感兴趣。
第二年，就叫沈括编制一份全国地图。
但是不久，沈括受人诬告，被朝廷贬谪到随州（今湖北随县）去。
在那里，环境虽然很困难，但是他坚持绘制没有画完的地图；后来，他换了几个地方的官职，也是一面考察地理，一面修订地图，坚持了十二年，终于完成了当时最准确的一本全国地图――《天下郡国图》。
沈括不但在地理研究上作出了出色的成就，而且是个研究兴趣很广泛的科学家。
他在天文、历法、音乐、医药、数学等方面，都十分精通。
他很早就研究天文历法。
后来，他担任司天监的工作，发现在那里工作的人，不少是不学无术的人，不懂得用仪器观测。
他到了司天监以后，添置了天文仪器。
为了观察北极星的位置，他一连三个月，每天夜里用浑天仪观察，终于计算出北极星的正确位置。
沈括晚年的时候，闲居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
他把一生研究的成果记载下来，写了一本著作《梦溪笔谈》。
在那本书里，除了记载他自己研究的成果以外，还记录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许多创造发明，其中特别有名的是毕升的活字印刷技术。
沈括 - 重大成就天文成就 沈括玉壶浮漏原理图沈括还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也就在沈括负责汴河水建设时，沈括还负责领导司天监，在任职期间，他先后罢免了六名不学无术的旧历官，不计出身，破格推荐精通天文历算、出身平民的淮南人卫朴进入司天监，主持修订新历的重要工作。
沈括和卫朴治学态度认真，对旧历官凭借演算凑数的修历方法非常不满，主张从观测天象入手，以实测结果作为修订历法的根据。
为此，沈括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
浑仪是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
经过历代的发展的演变，到宋朝，浑仪的结构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三重圆环，相互交错，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为此，沈括对浑仪作了比较多的改革。
他一方面取消了作用不大的白道环，把仪器简化、分工，再借用数学工具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省去月道环，其侯月之出入，专以历法步之”）；另一方面又提出改变一些环的位置，使它们不挡住观测视线。
沈括的这些改革措施为仪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后来元朝郭守敬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创制的新式测天仪器——简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沈括和卫朴的一系列革新活动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和陷害。
在沈括和卫朴的坚决斗争下，卫朴主持修订的奉元历终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修成颁行。
但是，由于守旧势力阻挠和破坏，比较先进的奉元历只实行了十八年就被废止了。
但是沈括并不因此而灰心，在晚年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
我国原来的历法都是阴阳合历，而“十二气历”却是纯粹的阳历。
它以十二气作为一年，一年分四季，每季分孟、仲、季三个月，并且按节气定月份，立春那天算一月一日，惊蛰算二月一日，依此类推。
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大小月相间，即使有“两小相并”的情况，不过一年只有一次。
有“两小相并”的，一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天；没有的，一年共三百六十六天。
这样，每年的天数都很整齐，用不着再设闰月，四季节气都是固定的日期。
至于月亮的圆缺，和寒来署往的季节无关，只要在历书上注明“朔”、“望”就行了。
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
他预见到他的这一主张必定会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怪怒攻骂”，极力阻挠，而暂时不能实行，但是，他坚信“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
果然，近八百年后，伟大的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所颁行的天历的基本原理和沈括的“十二气历”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世界各国采用的公历，也就是阳历，其实在分月上还不如沈括的“十二气历”合理。
沈括对物理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极其丰富而珍贵的。
《梦溪笔谈》中所记载这方面的见解和成果，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
特别是他对磁学的研究成就卓著。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
在光学方面，沈括通过亲自观察实验，对小孔成像、凹面镜成象、凹凸镜的放大和缩小作用等作了通俗生动的论述。
他对我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比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
此外，沈括还剪纸人在琴上做过实验，研究声学上的共振现象。
沈括还是最早发现地理南北极与地磁场的N，S极并不重合，所以水平放置的小磁针指向跟地理的正南北方向之间有一个很小的偏角。
被称为磁偏角。
在化学方面，沈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他在出任延州时候曾经考察研究漉延境内的石油矿藏和用途。
他利用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烧而生成炭黑的特点，首先创造了用石油炭黑代替松木炭黑制造烟墨的工艺。
他已经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还预料到“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这一远见已为今天所验证。
另外，“石油”这个名称也是沈括首先使用的，比以前的石漆、石脂水、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石烛等名称都贴切得多。
在《梦溪笔谈》中有关“太阴玄精”（石膏晶体”的记载里，沈括形状、潮解、解理和加热失水等性能的不同区分出几种晶体，指出它们虽然同名，却并不是一种东西。
他还讲到了金属转化的实例，如用硫酸铜溶液把铁变成铜的物理现象。
他记述的这些鉴定物质的手段，说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研究已经突破单纯表面现象的观察，而开始向物质的内部结构探索进军了。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
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
沈括通过对酒店里堆起来的酒坛和垒起来的棋子等有空隙的堆体积的研究，提出了求它们的总数的正确方法，这就是“隙积术”，也就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
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
此外，沈括还从计算田亩出发，考察了圆弓形中弧、弦和矢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由弦和矢的长度求弧长的比较简单实用的近似公式，这就是“会圆术”。
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我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在地学方面也有许多卓越的论断，反映了我国当时地学已经达到了先进水平。
他正确论述了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根据河北太行山山崖间有螺蚌壳和卵形砾石的带状分布，推断出这一带是远古时代的海滨，而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漳水、滹沱河、桑乾河等河流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
当他察访浙东的时候，观察了雁荡山诸峰的地貌特点，分析了它们的成因，明确地指出这是由于水流侵蚀作用的结果。
他还联系西北黄土地区的地貌特点，做了类似的解释。
他还观察研究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类似竹笋以及桃核、芦根、松树、鱼蟹等各种各样化石，明确指出它们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并且根据化石推论了古代的自然环境。
这些都表现了沈括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达·芬奇对化石的性质开始有所论述，却仍比沈括晚了四百多年。
沈括视察河北边防的时候，曾经把所考察的山川、道路和地形，在木板上制成立体地理模型。
这个做法很快便被推广到边疆各州。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沈括奉旨编绘《天下州县图》。
光绪帝和维新派为什么如此重视京师大学堂的开办?
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时局之危急，急起救亡图存。
许多爱国志士提出，救国之本在于开办新学、培养人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同时，设师范斋和编译局等部门。
以后，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以致停办。
1901年清政府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重建京师大学堂。
因考虑“国家需材孔亟”，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
师范馆首先招生，于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开端，也成为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源头。
1898年2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光绪帝诏喻：“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
”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光绪帝有意于维新图强，下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
1896年刑部左侍郎上疏力言过去教育之道未尽，以致人才匮乏，提出在京师设大学堂。
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重申此议。
同年6月光绪下《明定国事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
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旋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筹建校舍,于12月开学。
大学堂章程计8章52节,对于办学总纲、课程、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经费等均有详细规定。
其要点为：①京师大学堂不但为施行学校教育之机关，同时亦为全国之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均统归大学堂管辖; ②明定大学、中学、小学三级制；③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之教育原则；④明定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之内容；⑤注重仪器设备。
按章程规定，专门学科应设格致、制造、农、工、商、兵、矿诸学,实际最初仅办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每堂不过十余人，性质仍同于旧式书院。
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务停顿。
1902年学堂恢复（京师同文馆1902年亦并入京师大学堂），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先设速成、预备两科。
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
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
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
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
1910年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
1912年始更名为北京大学 戊戌政变后，清廷恢复旧制，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的仅存硕果。
但实际上也一度陷于停顿，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
原定开10科，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不过10余人，所学内容仍旧是孔孟经书和朱子理学，性质仍近似于旧式书院。
而且，因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大学毕业生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得中后，才能进入仕途，故每于科举考期，学生纷纷请假赴考，学堂形同虚设。
光绪二十六年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七月初九(8月3日)，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
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1902年1月10日)又下令恢复，重新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奏定学堂章程>>（二）《奏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禄合定的《奏定学堂章程》。
这就是“癸卯学制”，是我国第一个政府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实际推行的学制。
同《钦定学堂章程》相比，《奏定学堂章程》更为详尽和周密。
1.语文课程设置：初等小学堂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两门课程。
高等小学堂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课程。
中学堂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课程。
2.课程宗旨（要义） （1）读经讲经：“其要义在授读经文，字数宜少，使儿童易记。
讲解经文宜从浅显，使儿童易解，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
” （2）中国文字：“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
从听、讲、读书、作文几个方面提出对学生的要求。
（3）中国文学：“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
”“四民”指士、民、工、商，也就是普通百姓。
这项规定要求通过中国文学的教学，使学生能够理解和运用日常应用的的语言文字，以备实用，注意到了语文教学的实用性。
3.选文标准：“视学生之年岁程度”，宜讲“平正且明显切于用者”，“诗歌须择……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词旨雅正而音节和谐者。
”这些规定既考虑到了学生的年龄特点、接受能力，也考虑到了选文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是比较全面的。
4．教学任务和教学时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读经讲经的教学任务：初等小学堂第一年每日四十字，第二年每日六十字，第三年每日一百字，第四年每日一百二十字。
高等小学堂每日一百二十字。
中学堂每日二百字。
此外，《奏定学堂章程》中也规定了各学年读写训练的字数和句数。
这些规定能够遵循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有了对识字、读书、作文的任务的量的研究。
语文在课程设置中占了重要地位。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科的教学时间：（1）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每周12点钟，另外每日安排温经半点钟，中国文字每周4点钟。
（2）高等小学堂读经讲经每周12点钟，另外每日安排温经半点钟，中国文学每周8点钟。
（3）中学堂读经讲经每周9点钟，另外每日安排温经半点钟，中国文学每周3至5个点钟。
5．语文教材：《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诗经》用朱子集传，《书经》用蔡沈集传，《易经》用程传，《仪礼》用《仪礼郑注句读》，《左转》用武英殿本，《周礼》用《周官精义》。
《奏定学堂章程》具体规定了语文学科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原则等内容，把语文学科从古代的综合性的社会学科中独立出来。
但是语文课程没有随着这一章程的颁布和实施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他的学科都大量引进新的内容和方法，语文学科则引进很少。
独立设科以后的语文教育仍处在由传统语文教育到现代语文教育过渡的阶段：就教学内容而言，仍然是识字加读古文、写古文；就教学方法而言，仍然以记诵摹仿为主；就教育目的而言，仍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培养统治阶级的忠臣顺民为己任。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和实施，语文独立设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从传统语文课程向现代语文课程的过渡。
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
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
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实施癸卯学制，掀开了真正具有学科教育意义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新篇章。
语文教育由此开始摆脱混沌、僵化、腐朽的所谓经学教育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学科。
这是中国教育史乃至全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与现代所对比在中国教育上开创了有学科教育先河而现代的课时和课程比较发展的完善了，不同的则是学科划分的跟为详细符合时代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