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诗的主持词
女：敬爱的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好
女：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
男：华夏源远流长的经典，是文化艺苑中经久不衰的瑰宝。
女：赞美那些古代的诗人们，是他们谱写出了一首首动人的诗句。
男：我们吟颂那些优美的诗文，它们脍炙人口，意境相随，使人得到心灵的熏陶。
女：读千古美文，同经典相伴。
男：诵中华经典圣贤同行。
女：让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在我们心漾。
男：让传统文化的精髓伴我们诗意飞翔。
女：，我们将走进唐诗的海洋，一起感受诗人的“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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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主持词，大概是一个主题班会、、重内容、、要有内涵的、、优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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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呀、、
词： 《……》活动开始。
黄涌的波涛声时时在的耳边回响，在我们的心中。
它的气势，它的勇猛激励着我们，站在黄河边，闭目深吸，会感受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澎湃。
在民间，黄河有许多流传的故事，你知道吗
瞧，那便来了几位“民间大侠”，我们不妨来问问他们。
（第一个话题） 不知道大家爱不爱看神话故事，而这古老的文明黄河也有一段神话呢
说到这儿，还是请“河神”来show吧。
（第二个话题） 黄河的历史渊源流长，历来的许多历史人物也同样如此，都有谁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史神”
（第三个）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很久以前就涌现出了许多朗朗上口的谚语，那么大家在这方面又有多少了解呢
还是请“中国神”来展示一下吧
（第四个） 提到黄河，我们不禁会想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词句，就这样短短的一首歌，一下子便把黄河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除了这些，不用我说了，还是请“歌神”为大家献上把
（第五个） 在歌声中，我们一同走进了黄河，来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也对我们中国的骄傲黄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同学们，让我们放松心情，闭上眼睛，用心去聆听这激动人心的音符把……（背景音乐响起） 《……》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开头当然是：xxxxx们。
大家好，我是xxx。
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为什么我要举办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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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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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母亲河。
千百万年来滋养了我们炎黄子孙，让我们流传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黄河在三皇的时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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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讲一下在尧舜禹的时代的简单故事，因为大家基本都晓得，所以带过就可以）到了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写下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xxx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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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党和人民为了治理黄河（此处列举一些小小的事例）现在，黄河怎么怎么了。
小时候，我就听过很多跟黄河有关的歌曲，象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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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吧。
然后就可以切入表演的话题了。
补充一下：如果你们的表演不是唱歌之类的话，你就把最后的那段更改一下。
总之最后的一段一定要跟接下来的节目挂钩。
我这样说你大概能写出来了吧。
古代祭祀的官叫什么?
大宗伯之职，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以佐王建保。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左宗庙。
肆师之职 ，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
巫师在一个社会中有很多的功用：他们可以用魔法保护他人，以免受到自然灾害、外来者和敌人的伤害。
他们也负责改正错误，衡量对错，操控大自然和解释恐怖的现象等。
巫术是一种低层次的法术，因为它不是一种信仰，但与高级法术一样，也是带有机械性和直观性的。
但对比巫毒那种纯邪恶的法术来说，巫术是比较接近一种宗教的了。
而且巫术也有仁慈的一面，例如用来保护村庄和部落，抵挡邪恶的敌人和灾害等。
但如果被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所利用的话，它也可能是非常邪恶的
虽然巫师主要是使用咒语，但也会使用魔药。
不过无论是哪一样，都可以用来夺取他人的生命… 祭师 这个词是在吠陀时代形成的 【吠陀时代】 指印度成立吠陀圣典的时代，分为前、后二期。
〔前期〕（西元前1500～前1000） 前1500年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征服塌鼻、黑色肤种的原住民，在旁遮普开始过着以畜牧为主、农业为副的生活。
他们将大自然予以神格化，崇拜多神。
以火、赞歌、食物祭供。
后来则有专司祭祀仪式的祭师。
众所周知的《梨俱吠陀》（前1100或前1000），就是祭师在祭典中所吟唱的赞歌集，是由祭师们所汇编而成的。
此一时代被称为前期吠陀时代. 此时期的雅利安人，以部族、氏族为单位而活动，由被称为‘ra^jan’的首长统治。
‘ra^jan’之权力行使受sabha^、samiti等部族集会的限制。
他们已知青铜，但未使用铁。
最重要的财产是牛，大麦是主要的农作物，马则被用来拉战车。
二轮战车的机动力是雅利安人战胜原住民的主力战备。
他们进入印度时，印度河文明已经衰退，但原住民间存在相当高度的农耕文化。
原住民中有许多部族与雅利安人具有平等关系。
两民族间早就有种族上的、文化上的融合。
〔后期〕（西元前1000～前700或前600）部分雅利安人从西元前1000年进入恒河流域。
不久在该地成立农耕社会。
铁的使用自西元前800年起逐渐普及，水稻栽培也渐普遍。
此一时代的前半期编辑《沙摩吠陀》等三吠陀，后期成立《祭仪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广义的吠陀圣典。
二大叙事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的原形也在此时成立。
后期吠陀时代的研究，主要就是依据这些文献与考古学上的调查。
从政治面来看，此一时代王权伸张，在恒河上游流域成立部族王制的国家。
从宗教层面来看，此时祭仪的重要性提高，祭师阶级（婆罗门）享有特权。
另一方面，对婆罗门教祭仪之至上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奥义书哲学也开始发展。
业、轮回思想也于此时奠立。
前期吠陀时代，在雅利安部族中已经分化成三个阶层，即以ra^jan为主的有权势者、世袭的祭师、一般民众。
到后期吠陀时代，此三阶层的排他性增强，而形成刹帝利、婆罗门、吠舍三种姓。
又在三种姓之下配置隶属民，其主要来源为被征服的原住民。
此即为种姓制度的初期形态。
“政治”一词，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读韩愈》梁衡韩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
所以读韩愈其人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
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
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
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
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
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
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
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
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
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
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
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
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
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
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
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
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
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
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
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瘅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
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
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
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
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
“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
”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
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
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
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
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
一是驱除鳄鱼。
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
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
三是赎放奴婢。
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
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
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
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
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
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
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
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
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
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
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
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
（“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一片拳拳之心。
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
文如其人，文如其心。
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
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
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
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
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
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
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
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
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
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
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
历史会怎样改写
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
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
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
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
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
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
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
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
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
是他大开教育之功。
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
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
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
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
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
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
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
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
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
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
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
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作者简介： 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
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
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印第安人是否灭绝
荷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荷花是圣洁、和平、吉祥的象征，古今文人喜欢以荷言志，以荷比物、以荷兴思，荷花高雅的风韵渗透到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楚大夫屈原在《离骚》词中写到制芰荷以为兮， 集芙蓉以为裳，以荷花超凡脱俗的气质，表现诗人高风亮节的品德。
一、荷的起源 “荷”被称为“活化石”，是被子植物中起源最早的植物之一。
在人类出现以前，大约一亿零四千五百年前，地球大部被海洋、湖泊及沼泽覆盖。
当时，气候恶劣，灾害频繁没有动物，大部分植物被淘汰，只有少数生命力极强的野生植物生长在这个贫瘠的地球上。
其中，有一种今天我们称为“荷花”的水生植物，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在我国的阿穆尔河（今黑龙江）、黄河、长江流域及北半球的沼泽湖泊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大约过了九千年，原始人类开始出现。
人类为了生存，采集野果充饥，不久便发现这种“荷花”的野果和根节（即莲子与藕）不仅可以食用，而且甘甜清香，味美可口。
渐渐地，“荷花”这一人类生存的粮食来源便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祖先---原始人类的心中，成为人类生存的象征。
一直到公元前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随着农耕文化的出现，人类对荷花开始了进一步的了解。
当时的人类为了生活上对水的需求，一般都定居在河岸湖畔或有天然泉水的沼泽地带，而这些地带恰是野生荷花主要的分布区域。
从出土文物看：在河南省郑州市北部大河村发掘的“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发现室内台面上有炭化粮食和两粒莲子，经测定，距今有五千年的历史。
人类在不断的生产劳动中，对朝夕相处的荷花的生长习性、生存环境等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为中国古老的糊花文化的产生发展奠定的良好的基础。
二、荷文化的形成---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荷花文化 自公元前11世纪起，中国从漫长的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制时代---西周。
荷花也在这时期里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
《周书》载有“薮泽已竭，既莲掘藕。
”可见，当时的野生荷花已经开始作为食用蔬菜了。
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将荷花各部分器官分别定了专名。
我国最早的字典，汉初时的《尔雅》就记有：“荷，芙蕖，其茎茄，其叶，其本密，其画菡，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
”对荷花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概念。
荷花以它的实用性走进了人们的劳动生活，同时，也凭借它艳丽的色彩，幽雅的风姿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
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隰与荷花。
”“彼泽之陂，有蒲有荷”。
荷花作为观赏植物引种至园池栽植，最早是在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他的离宫（即现在的苏州灵岩山）为宠妃西施赏荷而修筑的“玩花池”。
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珍品“莲鹤方壶”（通高118厘米，故宫博物管藏）则从美术方面，反映了荷花对时代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件工艺珍品取材于真实的自然界，荷花花纹概括形象，龙和螭跃跃欲动。
可见，荷花被伸化的龙、螭及仙鹤一样，成为人们心目中崇高圣洁的象征。
三、荷文化的发展---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荷花文化 秦汉之前，诸侯割据，战争频繁，劳动人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结束了混战局面。
在这个统一大帝国里，荷花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逐步渗透到农业、经济、医学、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
汉朝是中国农业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对荷花的栽培发展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汉以前，我国的荷化品种均是单瓣型的红莲。
到了魏晋，出现了重瓣荷花。
南北朝时期又发展有千瓣（并蒂）荷花。
西汉开始，中国的官私营商业迅速发展，丰富了各地区的商品种类，对荷花的传播分布有着重要意义。
江陵、合肥、成都等地的特产--莲藕均通过这些中心商市进入北方，从根本上扩大了荷花的分布区域.使北方人民进一步认识荷花了解荷花，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荷花的栽培技艺。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有“种藕法”:“春初掘藕根节，头着鱼池泥中种之，当年即有莲花。
”；又有“种莲子法”：“ 八月九日取莲子坚黑者，于瓦上磨莲头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长二寸，使莲头平重磨去尖锐，泥干掷于池中重头泥下，自然周皮，皮薄易生，少时即出，其不磨者，皮即坚厚，仓卒不能也。
”可见，当时南北两岸的中原地区荷花的栽培技术已是相当高超了。
我国的医学从秦汉起开始了新的发展。
汉朝神农在尝遍百草后，总结出一套治病良方，即《本草经》，又称《神农本草经》，其中就有莲藕药用保健功能的描述。
东汉谯县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神医，他在手术前，先给病人饮麻沸散，使其失去知觉，刳割腹背后缝合伤口，最后涂敷以藕皮等制成的膏药，四五天后便可愈合。
荷花遂成为我国医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枝奇葩。
西汉时期，乐府歌辞逐渐盛行，由此产生了众多优美的采莲曲谣。
其中有《采莲曲》（又称《采莲女》、《湖边采莲妇》）等，歌舞者衣红罗，系晕裙，乘莲船，执莲花，载歌载舞，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是我国广大人民最喜爱的民间传统歌舞之一。
四、荷文化的兴盛---隋唐至明清时期的荷花文化 隋唐以后，荷花的栽培技艺进一步提高，有关荷花的诗词、绘画、雕塑、工艺等荷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饮食文化中，荷花已进一步成为人们养生保健的名贵补品。
同时荷花凭借它的色彩艳丽、风姿绰约进入了私家园林。
如长安城外东南隅有秦汉时宜春苑，隋朝建都长安后，更名为芙蓉园；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的曲院风荷。
尤其是经过贞观之治后，荷花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为工艺美术家创造的灵感来源。
如隋唐时期的瓷器、铜镜等的装饰多采用莲花花纹；金银器上，尤其是盘边缘，多饰以富丽的莲瓣纹，整个风格华丽而真实。
宋代的染纺业较唐代有更高的发展。
著名女画家兼工缂丝的朱克柔创作的荷花缂丝图案，“古淡清雅”、为一时之绝作。
明清的木版年画多采用“连（莲）贵子”、“连（莲）年有余（鱼）”等荷花吉祥图案，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愿望。
在我国的艺术绘画史中，荷花的艺术精品更是丰富多彩。
最著名的是南宋画院吴炳的《出水芙蓉》，生动细腻的刻画了荷花清新脱俗的优雅气质。
还有明末画家张子政的“芙蓉鸳鸯图”。
五、荷文化的光大---近代荷花文化 自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荷花也成为美化人们生活、陶冶情操的珍贵花卉，被誉为十大名花之一。
孙中山先生，周恩来总理等多次提倡大力发展荷文化，并把友谊的种子传播到友好的邻邦。
1918年，孙中山先生东渡日本，带去了九颗辽东半岛普来店出土的莲子，经过精心培育，古莲子栽植成功。
1963年，大贺将一百颗大贺莲种子，送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1979年4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日本，参观鉴真主持建造的奈良唐招提寺时，森本孝顺长老将中日两国专家培育的唐招提寺莲、孙文莲、中日友谊莲的莲藕捧交给邓颖超副委员长。
1980年4月，为庆贺“日本国家鉴真和尚像中国展”来扬州大明寺展出，武汉研究所便将繁殖的唐招提寺莲、孙文莲、中日友谊莲的莲藕送往大明寺，安放在紧连鉴真纪念堂的平远楼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荷花的栽培技术也日趋先进完善。
先共有阿花品种200余种，分布遍及全国。
随着荷花文化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普及发展，以荷花为市花的城市日益增多。
到目前为止，就有山东济南市、济宁市、河南许昌市、湖北孝感市、洪湖市以及广东肇庆市，把荷花作为文化精神的象征。
自1987年以来，我国在济南、武汉、北京、合肥、上海、成都、杭州等地举办了大规模的荷花展览，这对荷花栽培技术的交流提高，荷花文化的推广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相信明天的荷花将会更加灿烂.
三从四德是什么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历史渊源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 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
但妇女屈从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周易》中有主张妇女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后来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 天官 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所谓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
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
(《仪礼、丧服、子夏传》) 所谓的“四德”是指：德、容、言、功，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容”，即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功”，即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周礼、天官、九嫔》)。
编辑本段具体内容概述 三从四德是古代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稳定社会及家庭关系，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修养。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
男女内外分工 “内外有别”是传统社会对两性最重要的规范。
表现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户）门”为界的“男外女内”——男人在外面从政、打仗、服役、种地、打猎、经商等，女人在家内“主中馈（主持饭食酒浆等家务）”、务蚕织，生儿育女、孝敬公婆等。
在上层阶级，“外”事是指主持、参与政事军事（也叫“公事”、“大事”），这是男性贵族官僚的特权，妇女不许涉猎，违反了就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是家国的不祥之兆）。
在下层，农耕社会小农的典型劳动分工就是男耕女织（如牛郎织女的传说）。
这种对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划分，就形成了在居处、活动、交往、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的内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礼教。
（2）家庭组织的内外区分正好与位置、分工的分别相反男内女外，男主女从等（见“婚姻家庭的内与外”条）。
婚姻、家庭的“内”与“外” 家庭是两性关系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婚姻是组成家庭的手段和过程。
婚姻家庭组建的原则是男为内、女为外——以“利内”为目的，就是要利于男方家庭的传宗接代、和睦兴旺。
女方的亲属叫“外戚”，又说生个闺女是“外人”，就由此而来。
婚姻家庭制度习俗是男主、女从——实行男婚女嫁、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
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后娶妻生子（特别是必由己出的儿子）以继世传宗；已婚妇女必须住在夫家，家庭亲属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辈分决定的。
夫妇人数不均衡，规定上层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称“大老婆”）还可以娶若干个妾，如周代礼制规定天子一次娶12女，诸侯9，大夫以下递减。
秦朝开始规定了后妃的等级人数，后代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定制，但历代帝王往往突破，佳丽三千，宫嫔多以万计。
官僚也有纳妾的特权。
平民限制纳妾，明代规定40岁无子才可娶妾。
源流和影响 有明文规定的“内外有别”始于西周。
周灭商，建立了第一个血缘贵族统治的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称“周公制礼”。
权位和分配和继承需要确定贵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划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妇女在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参与（而在商朝还有商王的妻妇如妇好等率兵作战、主持祭祀和农政大事的记录），叫妇女退回家庭。
男女内外有别的制度习俗形成了。
内外有别的意义不在于“分”与“别”，而在于男性外部空间和职分是无限的、开放的、重要的和有发展潜力的，而妇女的内部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循环的和被贬低的。
婚姻家庭也是内（男）本外（女）末、男主女从。
“内外有别”成了了维护父家长制、决定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等一系列的规条的依据，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础并得以延续的根源。
“未嫁从父” “三从”道德从丧服制演化为人际间的主宰服从关系，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从”有多重含义——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
被要求遵从三从道德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
“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不违父命”就是“事亲孝”（“亲”按照孔子的解释是指父母双亲，但又说“资于事父而孝母”）；女儿孝顺，除了日常生活照顾周到，还要在父亲遇危难时挺身而出，像西汉文帝时淳于缇萦说服文帝废除肉刑，使父亲免于罪；东汉曹娥为救落水的父亲被淹死（史载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
在终身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也是“从”和孝的表现。
“既嫁从夫” “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随从、服从、跟从丈夫。
“从夫”从女子出嫁就开始了，迎娶的仪式是“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从此始”；母亲叮嘱女儿“无违夫子”。
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辈分、名分得到亲属称谓（如子媳、娣姒、婶、嫂等）。
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顺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
像汉代孟光对丈夫梁鸿“举案（WAN，音碗）齐眉”，被赞为“相敬如宾”。
妻妇还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还要为丈夫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宋代以来成为对妇女最重要的职责。
“从夫”还有对丈夫忠诚不贰，保持贞操，丈夫死后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国俘获，楚王逼她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为史书表彰贞节的模范。
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
“夫死从子” 在“三从”中，唯有“夫死从子”令人费解，因为儒家伦理中有“尊母孝母”的传统，母亲对儿子拥有相当的权力。
但礼教又规定：“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郊特牲》）这里的“从”就是“从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
对于死去丈夫的寡妇来说，“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节不嫁，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对作为一家之长的儿子遵从，重大事情由儿子做主。
春秋时鲁国一位寡妇，有九个儿子，岁末祭祀完毕，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据“夫死从子”的礼规，需经儿子们的同意；召集儿子来得到许诺后，她又嘱咐九个儿媳看好门户，说自己晚上一定回来；结果她回家天还没有黑，就在门外等到天黑下来，被鲁国大夫看见，表扬她守礼。
孔子的婶母敬姜也是模范寡妇，事事依礼行事，丈夫、儿子前后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儿子，被孔子赞扬为“知礼”。
“四德” 的演化 “四德”最初是对宫廷妇女的四种必备的修养——德行（德）、言辞（言）、容貌（容）、技艺（功）的培训和修养，包括了传统“妇学”四项教育内容，所以儒家称作“四教”，又叫“四行”。
本起源于宫廷妇女教育，属于“阴礼”（妇女遵守的礼仪）、“阴职”（妇女担负的职责），不久扩展到上层家庭对承担妇女角色的修养。
女孩十岁，就在家里接受女师教育——教给“婉娩听从”（德、言、容，柔顺听话）、执麻橐（纺搓麻线，古代衣服多以麻、葛、丝为原料）、治丝茧、织布制衣，学习准备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纺织、缝纫、备饭食酒浆等）。
出嫁之前三个月，宗族请女师对女子培训，“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完成之后，还要举行祭祀仪式，以成“妇顺”。
可见，“四德”是为“三从”道德服务的。
“四德”后来泛化为对所有妇女的要求。
按照郑玄的解释是：“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
”后代一直不断在做出新的解释。
“妇德” “妇德”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
“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对公婆、丈夫甚至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
汉代女教家班昭在《女诫》具体指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意思是不必具备特异才能，这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流行语的最初依据），做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就是具备了妇德。
班昭更注重妇女品行的修养，到了清末，以兰鼎元《女学》为代表的女教书中，“妇德”标准更加具体繁细，对妇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详细的规范：身为妻妇，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顺柔和，身为正妻，还要“去妒”，帮丈夫纳妾；身为母亲，要会“教子”，为继母要“慈爱前子”；与家庭成员相处，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
家境贫寒要能“安贫”，富贵还需“恭俭”。
还要“敬身”“重义”“守节”“复仇”……具备一系列美德。
妇言 礼教对妇女的言辞方面的规定，最初是出于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辩的女人会颠覆国家），《诗经?大雅》中骂周幽王后褒姒“妇有长舌，唯厉之阶”（长舌妇是亡国祸首）。
然而言语（说话）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
郑玄对“妇言”的解释是“辞令”，也就是善于应对，说话得体的意思。
班昭认为“妇言”不必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只要说话时考虑言辞是否恰当，不恶言伤人，不抢话、不多言，不使人讨厌就行了。
大家族最恨妇女之间言辞挑拨离间家庭成员不和，多嘴多舌、说话喋喋不休的妇女要受到惩罚，构成“七出”之一条。
蓝鼎元《女学》对“妇言”做了具体的正面引导，说“妇言不贵多，而贵当（恰当）”，各种场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辞，如勉励丈夫、教训孩子、委婉劝谏、明志守礼、表现贤智、免于灾祸……都需要运用恰当的言辞来达到预期目的。
所以，“妇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识修养。
妇容 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有特殊的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要丈夫对妻子“贤贤易色”，就是看中妻妇的品德代替重视美色；而对妇女容仪的要求是重质朴去修饰，而“冶容”近乎“诲淫”（刻意修饰打扮等于引诱男人性情之欲）。
郑玄对妇容的解释是“婉娩”，就是温顺柔和的神态表情。
班昭认为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也就是做到勤于洒扫，服饰整洁、按时沐浴、讲究卫生就符合妇容标准了。
蓝鼎元对妇容的要求侧重不同场合的实用性，“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又细分为“事亲”、“敬夫”之容要柔顺恭敬，有妊（怀孕）之容要端庄，居丧之容要悲哀有节，避乱之容要镇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时需义无返顾死烈殉节等等具体规 妇功 妇学四德中的“妇功”就是指妇女从事的劳动与工作。
性别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内事，所以“妇功”几千年的标准没有大变化——维持生活衣食之需的采桑养蚕、纺绩织作，务中馈、备酒浆；还要奉养公婆、丈夫，生养孩子，招待宾客；另有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
班昭认为，“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但是从家庭需要出发，巧媳妇历来受到赞誉，“懒”和“笨”的妇女是受谴责和嘲弄的对象。
蓝鼎元还分出先后顺序和目的，说“妇功，先蚕织，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事实上，妇女承担的妇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代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为之饥，一妇不织天下为之寒”的成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妇女昼作夜集，每月相当于45个劳动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从四德”小结 对“三从四德”，首先应该看到，这些对妇女的要求规范是特定时代、出于某种需要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变化。
在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才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
而“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妇女既顺从又能干。
“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
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
但也应该看到，“三从四德”在儒家整体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着矛盾，如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妻子也“与夫齐等”。
特别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文明礼貌修养，“言”、“功”重在才能和创造性的培养，“容”适当注重修饰而不刻意化装美容等），也颇有借鉴之处。
编辑本段概述 “七出”一词起于汉代，至今可见的最早文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本命》，称为“七去”、“七弃”。
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此指公婆），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并解释不顺父母因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后，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口多言为其离亲，窃盗为其反义。
然而，出妻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妇女出嫁和被休同时称“归”，被休也叫“大归”，被出的妇女叫“弃妇”。
汉代提出“七出”与“五不娶”（乱伦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的女儿和没有母亲的长女）有关。
这样就把住婚姻的两道关口。
唐代将“七出”规条入律，当出不出和随便弃妻都将受律法干预；并将七出顺序改变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清律改为：“无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恶疾、多言舌、盗窃”；而对犯淫僻的妇女没有“三不去”的权变。
“七出”次序的变化反映不同时代对妇女要求的标准不同。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
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
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
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
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
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
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
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
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
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
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
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
”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
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
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
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
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
“淫”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淫乱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淫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
（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
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淫为首”。
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淫即刻休弃）。
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
家族在对犯淫妇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
妇女犯淫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淫妇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
宫廷惩罚淫乱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淫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
至于小说、戏剧中如《水浒》对犯淫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
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
”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
”“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
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
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
（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
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
《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
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
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
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
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
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
”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
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
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
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
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
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
《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
”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
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
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
《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
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
“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
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
他认为犯淫、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
（《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为了维护家长尊严和转移养老责任给妇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缘纯正和人际和睦；（2）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续及其象征意义、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以“无子”、“恶疾”、“盗窃”等不近情理的条规出妻。
责怪、压制、惩罚妇女使其屈从牺牲，是“七出”之条对妇女构成压迫的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与“七出”相补充的还有“三不去”规定：“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大戴礼记·本命》）这是对“七出”的一种变通，对那些娘家无人、与夫守孝三年和与夫共历贫贱患难的妻子当出而给予“豁免”，但对于犯淫的妇女是不适用的。
古代离婚：“七出”由礼入法 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是周代建立起来的。
在西周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父权制家庭不是特别稳固的，如《周易》中有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
先秦还没有“七出”具体规条，妇女虽有犯七出规条者，不一定被休，然丈夫遗弃妻子也可以不受限制。
汉代儒者在阐发古礼时根据当时的需要规定了“七出”、“五不娶”、“三不去”的条文，只是在家庭（族）礼教范围内实行，到了唐代，“七出”、“三不去”进入法律范畴，《唐令》：“诸弃妻需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
皆夫手书弃之……虽犯七出有三不去。
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
”此外，唐律在解除婚姻方面还增加了“义绝”条款（见第24档案）。
法律又规定，妻子没有七出和义绝的情况而出妻的，要受到惩罚。
宋元明清以来的离婚律令，基本沿袭唐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