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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镇村行乡镇会议主持词

时间:2020-07-13 12:34

欧阳修的故事、

【生平概述】修四岁,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地,教以识字。

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

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

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

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

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嘉佑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五年,拜枢密副使。

次年任参知政事。

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

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

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

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

居颍州(今属安徽省)。

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

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

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欧阳修与滁州】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诗文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

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醉翁亭风景图片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

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

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

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

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

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

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

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

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

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

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

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

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

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

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

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

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

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

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

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

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

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

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

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

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

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

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

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

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

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

”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

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

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

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

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

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

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

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

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

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

”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如今,欧阳修离开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时刻与滁州紧紧地相连着。

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的响亮名声,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醉翁亭自欧阳修知滁时建成后,历经沧桑,但屡废屡兴,数百年不败。

醉翁亭大门原有一副对联,写道:“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联中的“翁”即指欧阳修。

当时制作这个大门及其对联的时间,是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离欧阳修知滁已经800多年,人们没有忘记他。

至今日则已900多年,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1998年新编《滁州市志》(原县级市)的《人物传》中,所列第一人便是欧阳修,俨然把他当作了滁州人。

[编辑本段]【欧阳修与阜阳】 位于阜阳城西北一公里新泉河两岸,西湖又称汝阴西湖、颍州西湖。

长5公里,宽1.5公里。

是古代颍河、清河、小汝河、白龙沟四水汇流处。

因阜阳地北魏以后称颍州而得名,为唐、宋、明、清历代名胜。

有会老堂、清涟阁、画舫斋、湖心亭、宜远桥等十数处建筑,并有菱荷十里,杨柳盈岸,久为游人憩游胜境。

唐、宋以来,即与扬州瘦西湖、杭州西湖并称。

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颍州,尤喜此湖,有诗赞曰:“菡萏香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

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

”后欧阳修终老于此。

清嘉庆后,湖面逐渐淤塞。

今存有会老堂并欧阳修石刻像等遗物。

明代《正德颍州志》载:西湖“长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

《大清一统志》云:“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

”颍州西湖景色之美,四时俱佳,招徕不少文人志士出守颍州,更是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之旅游胜地。

从宋代起有北宋词人、宰相晏殊,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苏轼、宋代中书侍郎吕公著等七大名人知颍州,为古颍州西湖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留下了113首著名诗篇,加之71名古代和近代诗人的诗篇共259首。

其中唐宋八大家占四人,还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

苏轼曾在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可见,颍州西湖在古代确为天下西湖之冠。

但后来由于黄河泛滥,西湖被泥沙填平,昔日美景,已不复存在。

今天阜阳西湖的半岛之上,还建有颍州西碑林。

此处碑林占地30余亩,共有树碑2000多块,碑林、碑亭、百米碑廊、陈列馆所兼而有之。

另有1000余块2米的石碑组成的八卦阵林,堪称国内园林之独创,尤为别具一格。

[编辑本段]【醉翁逸事】 六一由来 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

在滁州时,自号醉翁。

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

(《三朝言行录》) 虚心求教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

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

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

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

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

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

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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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长存的文廷式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芸阁,号纯常子、罗霄山人等,萍乡城花庙前(今属安源区八一街)人。

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诗人、词家、学者,在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反和,并积极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文廷式七岁时从塾师李禹九就学,常于正课之外自学《文选》。

十岁作律诗,颇露诗人才华,后入广州学海堂肄业。

十七岁从学番禺学者陈澧门下,开始学习作词,读钱大昕《潜研堂集》而得史学门径,为菊坡精舍高材生;又曾往粤秀书院听课,阅《海国图志》、《普法战纪》等,渐知五大洲大势与西欧各国富强之状。

他从小酷爱科学,博览群书。

光绪十六年(1890)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

有“小刘金门”(即刘凤诰)之称,与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之撰并称“四大公车”。

曾做过珍妃的老师,任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受光绪皇帝的器重。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夏,日本海军舰队在渤海湾袭击中国舰艇,实行赤裸裸的侵略行径。

而慈禧太后面对国家危难,主张退让求和。

此时,文廷式不过是翰林院一个四品侍读学士,但他不畏权贵,不避利害,联合翰林院57人上疏,力主对日作战,并大胆地提出停办慈禧太后六十生日大庆,把这笔庞大的开支用作军费。

他还对慈禧的亲信李鸿章等人害怕日本,卖国求荣的行为给予了抨击,因而惹怒慈禧。

由于清政府积贫积弱、腐败无能,中日黄海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也遭惨败。

京师震动,慈禧着慌,逼光绪派员赴日求和。

文廷式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积极抗战,最后胜利终必在我,提出“迁都、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李鸿章赴日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惊。

文廷式更是心急如焚,呼吁众人上书力主拒约,痛心疾首地说:“辱国病民,莫此为甚”,“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更为恼恨他。

文廷式为躲避主和派的陷害,在好友的劝说下,以回籍修墓为名离开了京师。

当时,康有为等发起了“公车上书”,要求拒约、抗战、迁都。

文廷式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但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有限,应该有个团体来为变法维新大造舆论,鸣锣开道。

同年8月,文廷式返京倡导组织“强学会”,努力探索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之道,创刊《中外纪闻》。

“强学会”顺乎历史潮流,势力越来越大。

上海设强学会分会,出版《时务报》;湖南设南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及《湘报》;广西设圣学会;广州设万木草堂等。

正当文廷式一展宏图之际,李鸿章授意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出面弹劾文廷式“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并奏请下旨封闭强学会。

1896年2月,文廷式被“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

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没有使文廷式灰心丧气,离京回乡后,他走上实业救国之路,“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决心要为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不懈奋斗。

同年8月回到萍乡,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集股开设“广泰福”煤号,以供汉阳铁厂之需。

他兼任矿主,组成采煤、炼焦、运输一条龙经营,月供煤二千吨,成为江南有数的工商综合性大实业。

广泰福七厂十八井,是为萍乡安源煤矿建矿的基础。

除了兴办实业以外,文廷式力主新学,倡导将书院、祠庙改设学堂,如鳌洲书院改为萍乡学堂,凌云、濂溪、栗江、南台等书院改为高等小学校等,使萍乡的高等小学分布在全县各地,萍乡的“中学生之多,几为各省、县之冠”,“赴东西洋留学者时有所闻”。

光绪二十四年(1898)4月,光绪皇帝宣布维新变法。

8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戍宫廷政变,在京大肆逮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梁远遁日本避难,光绪帝被软禁。

慈禧从案卷中发现有文廷式的来往信函与奏疏,得知罢官后仍积极参与变法运动,便下令通缉他。

文廷式得到友人救助,由香港逃亡日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天,文廷式听到八国联军侵华的消息,毅然放弃日本学术界给他的优厚待遇,匆匆赶回上海,参加了维新派唐才常在英租界张园召开的中国国会,并把希望寄托在自立军起义的成功上。

但在11月间,自立军总机关被破坏,唐才常遭到秘密杀害,自立军起义失败。

文廷式的爱国行动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光绪三十八年(1904年)8月,文廷式终因壮志难酬,抑郁苦闷,在萍乡城花庙前的家中与世长辞,年仅49岁。

他去世后,被安葬在杨岐山普通寺后的半山腰。

现在那里还有他的墓地,不少游人向他拜祭,敬仰他始终不渝的爱国热忱和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浩然正气。

文廷式学问渊博,撰述宏富,有《云起轩词钞》、《云起轩诗钞》、《文道希先生遗诗》、《纯常子枝语》、《补晋书艺文志》、《闻尘偶记》等著作传世。

▲才思敏捷的刘凤诰 在山东省济南市大明湖大门的楹柱上有一副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这幅楹联将济南风光特征概括得恰到好处,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这幅楹联的作者就是被誉为“江西才子”的刘凤诰。

刘凤诰(1760—1830),字丞牧,号金门,是萍乡市上栗县赤山乡石观泉村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其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

其间先后任过广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学政,充当过湖北、山东、江南等省的乡试正考官。

乾隆皇帝很赏识他,称他为“江西大器”。

刘凤诰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萍乡民间流传他许多随机应变、能言善对的故事。

刘凤诰少年时就以神童之名著于乡里。

某年春插时,一个颇识文墨的老汉见刘凤诰从田边经过,便说:“禾秆绑秧父抱子”,命对。

恰巧一少女提着一篮小笋经过,刘凤诰灵机一动,便对道:“竹篮盛笋母怀儿”。

大家盛赞绝妙。

刘凤诰考中秀才后,楼下村里有户人家娶儿媳,宾客盈门,热闹非凡。

主人年过花甲,逢此喜事,精神振奋,躬亲操办。

因过于疲劳,心病突发,一命呜呼。

祸从天降,喜事变为丧事,眼看新媳妇的花轿即将临门,这门前对联该怎么改写呢

学究儒生请来好几批,然而却是个个摇头,相继拱手告辞。

恰巧刘凤诰路过此地,主事的提调求其速作楹联救场。

刘凤诰莞尔一笑,即席挥笔而就,为这户人家新写了一副妙趣横生的门联。

联曰:“红喜事,白喜事,红白喜事;哭不得,笑不得,哭笑不得”。

围观宾客无不抚掌称绝。

旧制科举,一甲三名必由皇上殿试钦点,以决甲第名次。

刘凤诰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殿试,来到金銮殿上后,好奇心驱使他抬头窥视金殿四周,不巧被皇上瞧见,皇上怒斥道:“你看什么

”刘凤诰一听,诚惶诚恐地答道:“臣想看殿上的字画。

”皇上说:“哪些字画

”刘凤诰说:“对联,皇上若不信,臣可以背诵出来。

”皇上一听,不妨让他背背,便说:“你若能背出殿上的对联,便可免罪。

”刘凤诰果然将殿上的对联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来了,皇上说:“你怎么有此记性

”刘凤诰答道:“皇上,残月堪照天下。

”(传说刘一眼有疾。

)皇上闻言大喜,当即口吟上联嘱对:“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谁是摘星子

”刘凤诰略加思索后,对道:“春牡丹,夏荷花,秋菊冬梅,臣本探花郎。

”殿下文武百官莫不惊服。

按才学,刘凤诰本该中状元,无奈此对意思本来就是专点探花的,“东西南北”非对“春夏秋冬”、“摘星子”非对“探花郎”不可,于是,皇上便钦点刘凤诰为探花。

刘凤诰在京为官,曾以侍读学士身份随乾隆皇帝出游泰山,登峰顶,览群山,见气势迥然,甚是欢欣,随即在峰顶寺庙憩息。

寺中方丈借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命小沙弥抬进巨匾,请求御书,以增荣耀。

乾隆皇帝素负文墨,游览各地,均喜欢题诗书墨以留御迹。

见方丈求书,心中窃喜。

然而对硕大巨匾,文思滞塞,吟哦再三,终无从下笔,一时浑身发热,极不自在。

忽见刘凤诰随侍左侧,便灵机一动,以笔在手掌上虚划数笔,伸掌以询刘凤诰道:“卿以为可以吗

”刘凤诰见乾隆掌中空空如也,知乾隆要自己代拟,又不肯出声相求,便频频颔首,口中假装吟颂:“‘一览无余,尽善尽美。

'好

”乾隆一听这八个字,甚有帝王气魄,默默会意,兴致勃勃地挥毫即书,不料,一开手将“一览无余”的“一”字提高了半格,如果再写下去,字的布局排列甚不美观。

他急速停了笔,手不禁汗出涔涔。

刘凤诰见此情景,也很焦急,忙思补救办法。

正思索间,猛见乾隆的手又伸过来说:“书此,何如

”刘凤诰心知皇上故伎重演,赶忙凑上前去,装作认真地品味了一番,说:“‘而小天下,更美更善。

'更绝

”乾隆这一下可放心了,按刘凤诰所言,一气呵成。

至今,泰山顶上的寺庙里便是挂着这块“而小天下,更美更善”的横匾。

刘凤诰“崛起寒微”,真可谓“醴泉无源、芝草无根”。

他出身贫苦农家,6岁丧母,从小嗜学如命,勤奋刻苦。

中进士后,去京城参加殿试,身上仅有14串钱,只好一路步行,实在走不动了才租骑毛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举成名及第归,萍乡父老于兴贤堂(今萍师附小)为他集宴庆贺。

刘凤诰很喜爱杜甫的诗,曾集杜诗3卷。

他在《著作箴六》中说:“文以载道,弗尚词华,飞毫聘藻,失之浮夸。

”因而他的诗也都写得很朴实。

因为他的诗,广东巡抚李恭毅不嫌他出身寒微,欣然将女儿许配给他,留下千古佳话。

刘凤诰在书法方面造诣也很深,正楷、行书、草书样样精通,至今石观泉还刻有他的墨宝。

他为人秉性刚正,自持甚严,晚年寓居南昌时,江西巡抚某贪劣,刘凤浩说:“此钱穿耳

”绝不与往来。

他做学问更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历时20余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历史巨著《五代史记补注》,还编著了《存悔斋文集》32卷,外集4卷,成为流芳百世的著名学者。

道光十年(1830)正月,刘凤诰在杭州病逝,归葬南昌。

▲抵御外侮的吴希 莲花县六市中村有一“勤王台”,虽历经沧桑,可仍保存完好,时常还有人去那里凭吊。

当年立“勤王台”的,是一位满腔血泪寄山河的著名抗元将领,他的名字叫作吴希 。

吴希 (1237—1279),字定高,号休甫。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从小就学诗文,习谋略,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宋朝南渡后,元朝军队大举南下,文天祥奉诏起兵万人勤王。

当时任庐陵主薄的吴希 ,带头联名上书枢密院(相当于今国防部),他在书中慷慨地说:“今主上危难,岂能苟且偷生

惟舍资募勇,忠忠烈烈,一死以报国。

”随后他回到故乡,倾家荡产招募勇士数千人,组成勤王之师。

在家乡附近的山头上,立“勤王台”誓师勤王。

同时派使者联通当时四川和广西的勤王部队,又与毗邻的醴陵、攸县的抗元勇士相约,互为声援,互相策应,以壮大抗元力量。

吴希 带兵很有方法,他注重整肃军队,严格军法,鼓励将士誓死收复宋朝山河。

他初次率兵出击便收复袁州(今宜春)、萍乡等地。

当时南宋王朝为表彰其收复失地的功勋,授他为湖南招讨使(相当一省的军事长官)。

从此,这支勤王之师军威大振。

后来元军举重兵与吴希 军激战,吴希 迎头痛击,愈战愈勇,多次大败元军,乘胜收复醴陵、衡州等地。

当文天祥兵败被俘,南宋江山基本沦陷时,吴希 “一死以报国”的忠心并未改变,抗元的壮志并未动摇,继续浴血奋战。

1279年,元兵大举进攻莲花,吴希 率众抗击,激战十五昼夜,身受十余伤,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他的一家三十余人都为国捐躯。

当时,他的两个儿子带兵去外围抗元,至一坳口马泣不前,不久就传来父亲殉难的噩耗,吴希 的两个儿子便自刎殉国。

后人将此地取名泣马坳并立祠纪念。

吴希 起兵勤王抵御外侮的事迹,已载入《宋史》。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时任莲花厅同知的李其昌为纪念吴希 ,曾修复勤王台,亲自作长歌、刻碑以吊之。

▲勤勉治学的李有棠 李有棠(1837—1905),号芾生,是清末的大学问家。

上栗县赤山乡周江边村人。

其祖父是当地巨富,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

但因他和儿子都目不识丁,常受人嘲讽。

相传他曾求一个有名的秀才写了把扇,高兴地随身携带,让人传观。

人们看了,窃窃而笑。

有个亲戚念给他听,原来写的是一副对联:“家有万顷良田,如何上摆下摆

胸无半点墨水,到底左难右难”。

他虽气极了,但人家说的毕竟是实话,怪只怪自己不读书,也不教儿子们读书。

于是他不惜重金,访求名师,教育孙子,礼敬超乎常规。

因此他的六个孙子都得以先后成为有名学人。

李有棠幼年时读书,就已显露出天资的聪慧,不但记忆力好,而且理解能力也强。

十多岁时,他便领悟到,“有用之学,无不自经史酝酿而出”。

所以他特别留心经史,不到20岁,就已读完《十三经》。

由于在他的上代中,没有一个读书人,家里也没有一本可读的书。

他便四处借书,一边读,一边摘录,一边盘算买书。

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满清政府尽力想要扑灭之,东南各省遍地战火,苏、杭等处各大书院士院无不毁于兵灾。

他不惜重金,搜购了大量的书籍,为日后讲求学问、从事著述打下厚实的基础。

同时又在宅旁筑精舍一所,专作藏书、读书之用。

李有棠在22岁时,以第三名考取入袁州府学为附生(即俗所谓“秀才”);在25岁时,以超等第一名,补授廪膳生(即在岁试及科试中都考列一等以上,因而有资格领取国家津贴的秀才);在28岁时,考取补辛酉科第一名优贡(即每三年在全省生员中只选取寥寥几名贡入国子监学习的生员)。

次年,通过朝考,选授江西省峡江县训导(县学中教官之一)。

在任三年,即因祖母、母亲年老,无人侍奉,弃官归家养亲。

李有棠说:“读书时积累资料,犹如居家时积累钱财一样,平时多尽一份力,用时就多享受一份现成。

”他归家30多年,集中精力做学问。

他读书破万卷,每读一书,都将其中纲领、主旨、特别事例……,一一摘录下来,全书精华几乎无一遗漏。

到一定时期再分类整理,装订成册;读后的心得体会,则另写成册。

李有棠是无书不读的。

经、史、子、集四部,各有心得;而他用力最专的则是史部。

李有棠用了30多年的精力,主要从事辽史和金史的研究。

二十四史中的宋、辽、金三史都是元丞相脱脱主持修撰的。

三史成书的时间都很仓促,错讹、挂漏很多,尤以《辽史》为甚。

李有棠搜集各种正史、野史、笔记、杂说等类资料,考订错讹,补充挂漏,最后写成《辽事纪事本末》40卷,《金史纪事本末》52卷。

这两部著作都完整地写了三次草稿,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上海石印成书,是为两书的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出版后,又花了整整十年的功夫,李有棠对两书作了大量的补充、修正。

他决定这次在家中雇工刻印,由他亲自指导和校对。

所以这个家藏版不仅内容上更精审,而且刻工准确,印刷精美。

全部印成并发行于光绪三十年(1904),是为两书的第二次出版。

两书发行后,颇受社会上和学术界的重视,曾先后被收进《七种纪事本末》和《九种纪事本末》里,与宋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明人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等名著并列在一起。

李有棠的姓名也列入了民国时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里。

这两部书于80年代初期先后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

▲百世犹师的刘元卿 刘元卿(1544—1609),字调甫,号旋宇,一号泸潇,莲花县坊楼乡南陂村人,时代著名教育家。

他从小发奋读书,隆庆四年(1570年)在江西乡试中夺魁,后来在他人的推荐下,带着向朝廷的上书和文卷参加会试,但因“五策伤时,忏张居正”,未获取录,还险遭杀身之祸。

隆庆六年(1572年)他创立复礼书院。

万历二年(1574年)再次参加考试,又没有被取录,于是绝意功名,回到家乡,研究理学,收徒讲学。

万历七年(1579年)神宗诏毁书院,全国大多数书院被迫停办,而刘元卿把复礼书院改名为“五谷神祠”,仍聚众讲学如故。

后来学禁解除,复礼书院又恢复原名,此后名声更大,“道日益隆,誉日益广”。

复礼书院有严密的学规,且教育质量好,以致湖南、湖北等省的有志之士都不远千里来此求学,海内学者对刘元卿的学识非常钦佩,誉他为“泰山北斗”。

刘元卿还创办了识仁、中道、一德等书院,至此,他与当时省内名流吴康斋、邓潜谷、章本清齐名,被人们称为江西“四君子”。

随着知名度扩大,不少宫员多次上书朝廷,推荐刘元卿,称刘元卿为“负迈俗之志节,蕴济世之经纶”。

皇帝非常重视,授他为“国子博士”、“阶承德郎”衔,特别下旨叫刘元卿去京城做官。

但刘元卿悉心讲学,不肯去做官。

后来皇帝又再次派员催他赴任,刘元卿再三推辞不掉,只好应召入京。

不久,即升礼部主事。

在朝三年,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封建王朝的举措,在《请举朝讲疏》、《节制贡吏疏》、《直陈御倭第一要务疏》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于革除弊政、安定边陲、抵御外侮都是非常有利的。

可惜刘元卿的这些政治主张,得不到皇帝的采纳,于是他称病辞归,告老还乡。

刘元卿人称“正学先生”,从弱冠至暮年,一生孜孜于理学。

据《明儒学案》载:“先生初游青原山,闻之与人曰:青原诗书之地也,自两邹公子(邹守益的儿子汝梅、汝先)来后,此风遂绝矣。

先生契其言。

两邹与之谈学,遂有愤悱之意。

因而考索于先儒语录,未之有得也。

”从此诱发了刘元卿从事王守仁理学研究的兴趣。

他开始在当地求学,但所得不深,于是离乡背井,远游从师。

他先后到浙江、湖北等地拜高人为师,经过自己努力求索,成为该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刘元卿既能吸收他人之长,又能坚持自己的见解。

他以“存守本体,随事躬行”作为一生的言行准则,不信道教,也不信佛教。

正如他在《小引自赞》里说的:“不礼释迦,不羡王乔,此泸潇之所以为泸潇,亦泸潇之所以止于泸潇也。

”刘元卿的理学思想,在江右王门学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元卿逝世后,《明史》为他立了传,明朝名流邹元标为他撰写墓志铭,赞其“流风余韵,百世犹师”。

刘元卿是理学家、教育学家,又是文学家。

他涉猎广泛,对于政治、经济、哲学、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有成就。

所以他的著述比较多,而内容又比较丰富。

《江西通志》记载他所著书目有《大学新编》、《山居草》、《还山续草》、《通鉴纂要》、《六鉴》、《诸儒学案》、《贤奕编》、《刘聘君全集》等,他的寓言集《贤奕编》脍炙人口,曾收入《丛书集成》。

近年来,全国出版的《寓言集》、《笑语选》都选入了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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