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
是什么
考试，很重要不是么
科举考试的问题,急!
这几种考试不是考生年龄级别的不同 而是考试级别由低到高 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在县里考中了前几名才有机会到市里去考试，如果市里考试你又取得前几名，就可以去参加省级别的考试，当然最高级就是国家级的，也就是古代的殿试1、童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合格（学习成绩优秀的一二等学生）后取得生员（秀才、相公）资格，这样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2、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的一次考试，由秀才参加，考取的叫举人，取得参加中央一级的会试的资格。
第一名叫解元。
3、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举行），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又称中式进士），第一名叫会元。
4、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考试，又称御试，廷试，亲试。
殿试试题由内阁预拟，然后呈请皇帝选定。
有时由读卷官预拟后径送皇帝圈定或由皇帝直接拟题。
殿试题一开始是策问，后来改为诗赋，到明清时，主要仍是策问。
录取分三甲，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甲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称号。
什么是考试
考试的概念 通过书面、口头提问或实际操作等方式，考查知识或技能。
考试是一种严格的鉴定方法，它要求考试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指定的方式解答精心选定的题目或按主测单位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实际操作的任务，并由主考者评定其结果，从而为主测单位提供考试者某方面的知识或技能状况的信息。
[编辑本段]考试的目的 考试有两种目的：一是检测考试者对某方面知识或技能的掌握程度；二是检验考试者是否已经具备获得某种资格的基本能力。
从这两种目的看，考试可以分为效果考试和资格考试。
1.效果考试 无论从主考者的角度看，还是从学习者的角度看，效果考试都仅仅是检验学习者目前的学习水平，以便更好地制定随后的教学或学习方略。
在效果考试中，学习者一定要坦诚地展示自己的知识水平。
靠一些小技巧可能会提高自己的测试成绩，但这种提高无疑会掩盖自己的真实水平，从而阻碍了教学者对学习者以及学习者对自己的知识掌握程度的清楚认识。
随堂考试是效果考试的典型形式，此外，每学期的期中考试、没有竞争压力的升级考试、随时随地的自测等都是效果考试。
学习者一定要记住，参加效果考试仅仅是为了认识自己
2.资格考试 自学考试、中考和高考是典型的资格考试，此外，分析师、律师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托福考试、GRE等都是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的核心目的是，给予考试者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以获得某个更高层次的学习或工作台的资格。
严格地讲，资格考试也是效果考试，因为资格考试的设计假设就是，只有拥有更高学习效果的学习者才能获得这一资格。
但在某种程度上，会学习不会考试的学习者往往要败给不会学习会考试的学习者，因为前者就是不能在考场上淋漓尽致地发挥出自己的学习水平。
资格考试常常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这就决定学习者在资格考试时会转化为考试者——在资格考试这一高度浓缩的时间段，一个人会不会学习已经不再是关键，会不会考试才是核心。
资格考试好比结束语，此前一直进行的学习似乎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效果考试则好比一座座小桥，它只是为了更好地联系起桥前和桥后的学习。
对待这两类考试需有明显的不同态度，简略地说，就是：在效果考试中，“学习者”依然是“学习者”；在资格考试中，“学习者”则变成为“考试者”。
[编辑本段]考试的来源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是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
唐朝文科的科目很多，每年都举行。
明清两代文科只设进士一科，考八股文。
武科考骑射、举重等武艺。
武则天时设立武举,即是武状元. 童生试：也叫“童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合格（学习成绩优秀的一二等学生）后取得生员（秀才、相公）资格，这样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乡试：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的一次考试，由秀才参加，考取的叫举人，取得参加中央一级的会试的资格。
第一名叫解元。
会试：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举行），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汞士（又称中式进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 是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
录取分三甲，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甲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
乡试由布政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
凡考中进士的，统统被任命为官员。
一般来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庶吉士，也都是翰林院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
未考中的举人，只授小京官或外地教职。
考取童生（秀才）要经过县试、院试和府试三级进行。
县试在2月进行，要求有4名村庄里的人和1名秀才保举方可考试。
院试则要求有4名村庄里的人和2名秀才保举。
府试考取的就叫生员（秀才）。
乡试考中的第一名叫做解元。
会试第一名叫做会元。
殿试第一名叫做状元。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
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
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
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
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
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
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
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
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
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
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
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
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
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
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
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
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
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
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
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
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
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
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
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
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
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
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
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
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
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
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
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
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
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
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
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
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
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
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
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
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
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
殿试后分三甲放榜。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
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
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
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
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
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
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
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
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
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
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
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
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
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
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
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
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
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
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
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
监生可以直接做官。
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
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
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
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
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
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
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
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
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
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
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
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
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
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
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
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
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
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
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
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
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
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
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
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
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
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
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
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
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
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
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
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
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
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
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
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
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
应试者为贡士。
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
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
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
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
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
一、二、三甲通称进士。
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
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
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
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
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
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
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
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
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
格式也很死。
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
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
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
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
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
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
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
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
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
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
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
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乡试的录取者称为什么，第一名称为什么
乡试录取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明朝和清朝的科举情况明清两朝科举的基本制度和考试程序大体是一致的，其中以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
进士科正式考试共分三级：院试、乡试和会试与殿试。
不过，在院试之前，还要经过县试和府试，可以看做科举前的预备性考试。
县试和府试分别由本县知县和知府主持，府试及格者称为“童生”。
清朝的县试多在二月举行，府试多在四月份举行。
院试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
主持考试的长官是学政，又可以称学台、宗师。
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
岁试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从童生中考选出秀才；第二，对原有的秀才进行甄别考试，按照成绩优劣分别给予奖惩。
童生通过岁试，就算是“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
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
科试通过了，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明清时期，通常在乡试之年的七月，还要在省城集中举行一次科试的补考，凡因故未能在各府参加科试的人，可乘机来补考，叫做录遗。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
乡试的正副主考官一般由皇帝任明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
乡试有正规的考场，叫做贡院。
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
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乡试榜为“桂榜”。
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
乡试中举称乙榜，也叫乙科。
考中了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在清朝，除了按正常制举行的乡试外，每逢遇到皇帝万寿（生日）、登基等庆典时，还额外有加科乡试，叫做恩科。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
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
会试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
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
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
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
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杏榜”。
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
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前，还须进行一次复试。
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重要关系。
殿试在四月份举行，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
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
明清两朝都只考策问一场。
出榜分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
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
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
殿试考中称为“甲榜”。
凡是通过乙榜中举人，再通过甲榜中进士而做官的人，叫做“两榜出身”。
一身兼有解元、会元、状元的，叫做“连中三元”。
明清两朝都有数人是连中三元。
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
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
最后根据贡士的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成绩得出录取等级，再根据录取等确定授予的官职。
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在考中后按惯例可以立刻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不再参加朝考。
凡殿试二甲第一名的传胪和朝考第一名的朝元，也照例要到翰林院任职。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规定，科举考试中必须用八股文作文章。
明朝科举考试不考诗赋。
清朝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乡试、会试时增试五言八韵诗一首。
自此以后，院试、乡试、会试都必须考诗，称为试帖诗。
\ \ 乡试是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
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
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
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
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
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于次年三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
会试由礼部在贡院举行，亦称“春闱”，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
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
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亦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
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
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
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
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
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
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
能中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求获得更高的名次。
能够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就是“连中三元”。
湖北浠水历史名人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
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
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
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
惟扁鹊之方深矣。
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
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
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
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
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
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
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
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
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
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
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
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
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
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
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
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
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
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
聪战死，时年58岁。
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
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
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
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
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
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
相位一年，回归故里。
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
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
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
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
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
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
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
授翰林院修撰。
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
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
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
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
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
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
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
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
本县人。
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
回县创办学堂。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
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
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
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
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
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
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
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
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
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
事定，随黎隐居天津。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
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
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
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
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
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
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
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
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
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
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
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
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
本县王祠人。
清末秀才。
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
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
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期骑兵科。
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
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
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
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
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
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
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
历时二年回国。
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
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
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
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
浠水县团陂人。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
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
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
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
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
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
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
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
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
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
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
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
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
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
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
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
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
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
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
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
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
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
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
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
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
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
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
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
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
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
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
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
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
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
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
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
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
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
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
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
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
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