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党委主机2017年巡察工作动员会主持词
镇党委主机2017年巡察工作动员会主持词 同志们：根据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今天，县委第一巡察组对xx镇管理区和重点村开展巡察工作，充分体现了县委对xx镇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xx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关心爱护,必将对xx镇党委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首先，我介绍一下巡察组的组成人员：县委第一巡察组组长、县纪委派驻第一纪检组组长周之国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副组长、县纪委派驻第一纪检组副组长张士信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副组长、县纪委派驻第一纪检组副组长刘传芳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副组长、县委第二巡察组副组长李勇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成员、县人社局工资福利科科长张书斌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成员、县地税局监察室主任付晓辉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成员、县国税局主任郑梅红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成员、县农业局经管局副局长刘红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成员、县法院监察室负责人王守革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成员、县纪委一组科员宋朝静同志;县委第一巡察组成员、县纪委派驻一组科员张洪毕同志。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巡察组来表示欢迎!参加今天动员会的有：xx镇全体机关干部、乡直部门负责人、村“两委”干部全体。
建党90周年的
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每年公历七月一日。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遍到我国，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等人，相继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列主义，从事工人运动。
在列宁领导的公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到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后因被帝国主义密探发觉，会议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船上继续进行。
参加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煮，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共十三人，代表全国冠军五十七名党员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
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环境困难，不能查记“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因此1941年党中央决定召开“一大”的确1921年7月的首日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和纪念日。
相关材料: 1. [晚会致辞] 在七一文艺调演晚会上的讲话 [佚名][2005年7月7日][4] 在＊＊乡庆“七一”农村文艺调演晚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隆重聚会文秘部落，用各具特色的方式来庆祝我们共同伟大母亲的生日，一齐将最美好的颂歌，献给党的八十四周年。
八十四年来，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 2. [工作总结] 水管站2005年庆“七一”活动总结 [张德兵][2005年7月2日][304] 2005年根据水利局党委的总体要求,碧流河水管站党支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扎实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今年上半年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有关要求，文秘部落我们水利系统首先进入了第一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行例，在学习动员阶段，我们认真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和学习培训工作，明确了新时期共产党员保…… 3. [宣传动员] 公司总经理在七一表彰会上的总结讲话 [冰雪情人节][2005年6月30日][80] 同志们： 按照预定的议程，义翔公司2004—2005年度争先创优暨先进性教育活动表彰会已圆满结束。
这次会议开的很好，既生动活泼又务实鼓劲，刚才，党委副书记文秘部落同志宣读了2004-2005年度“创先争优”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表彰决定。
大会对2004年到2005年度涌现出来的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先进代表也分别做了发言，党委书记杜怀林同志做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于我公司进一步搞好…… 4. [晚会主持] 七一节目串词 [刘有才][2005年6月28日][2068] 节目串词 1、女：84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红船从黎明中驶来，中国革命从此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曙光，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正确的航向。
今天，当共和国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从贫困走向富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由此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男：请欣赏诗歌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黄河大合唱、众人划桨开大船，演出单位，***县检察院。
2、 独唱：《五星红旗 》没…… 5. [阶段总结] 保先总结暨“七一”先优表彰大会主持人用语 [品雨轩][2005年6月28日][319]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结 暨“七一”先优表彰大会主持人用语 同志们： 现在我们召开交通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总结暨“七一”先优表彰大会。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局领导班子、局直各单位党政领导、各党支部书记、党务干部及“先优”代表。
希望大家集中精力，开好这次会议。
首先进行会议第一项：奏国歌，请全体起立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由局党委***同志宣布…… 6. [阶段总结] 在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结暨“七一”先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品雨轩][2005年6月28日][314] 以先进性教育为动力 开创我局党建工作新局面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结暨“七一”先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七一”来临之际，我们召开总结全局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情况和表彰一年来在交通改革和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先优”代表大会，在此，我代表局党委向辛勤工作在交通各个岗位上的广大党员表示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个…… 7. [爱国演讲] 七一演讲稿:与时俱进创辉煌 [月夜方舟][2005年6月27日][3152] 与 时 俱 进 创 辉 煌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84岁的生日。
翻开中国近代史，几多沧桑、几多磨难、几多屈辱、几多抗争。
16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中国沉重的大门，从此，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财富任人掠夺、文化任人摧残，人民任人宰割。
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现实，多少爱国志士梦寝难安、一代一代，前赴后继地寻找富国强兵之路…… 8. [模板范例] 关于开展“七一”系列纪念活动的通知 [轻舞飞扬][2005年6月26日][492] 星发[2005]11号 中共**镇委员会 关于开展“七•一”系列纪念活动的 通 知 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党支部： 为了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加强党…… 9. [晚会主持] 寿光市七一晚会主持词 [黄晓伟][2005年6月26日][1812] 寿光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文艺晚会 节目主持词 七月的骄阳，如火如荼，把豪放的炽热挥洒大地。
七月的党旗，如日中天，把真挚的关爱撒满人间。
从南湖红船的起航，到遵义会议的转折，从延安窑洞的灯光，到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决战，从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宣告，到南巡讲话带来的改革春天。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到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践。
八十四年的暴风骤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高…… 10. [会议发言 ] “七一”大会发言稿 [原理][2005年6月25日][2701] 以人为本 作强企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对中国共产党八十四周年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公司是一个集钢结构及新型围护结构工程设计、制作与安装一体化服务的专业分公司，我们按照公司“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的经营理念，解放思想，强抓机遇，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充分利用总公司的品牌优势和分公司钢结构专业技术优势，下大力量开拓市场，在电子……第一阶段：1921年，等12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历史阶段。
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认识到联合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进入了以革命的武装进行北伐的新时期，而这次战争中途夭折的教训，使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使农民获得土地。
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
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第二阶段：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90%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三亿农民分得了约4700万公顷的土地。
1953年至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9%以上 ；建立起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的基础工业，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
从1957年到1966年，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3倍，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增长；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30年我党取得了八大成就：1.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
2.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3.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4.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
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5.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
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6.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
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7.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8.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中国人民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的党走过了90年艰苦奋斗的道路。
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感概和感激之情。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90年坎坷而光辉的道路，从一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执政六十多年的世界最大政党。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在90年前，中国正处在风雨如磐、长夜难眠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序幕。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统一的总方针。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救国的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道路。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愈战争创伤，调整就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
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
具体表现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经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坚持改革开放，并紧紧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多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一。
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某些高科技领域也取得进展，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显然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之一。
在国际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也改善了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政治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中国经济在2009年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对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
今天，我们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
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这充分体现了人才的重要性，大学生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加强对高校党的建设，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统领，紧密结合实际，实现重点突破。
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特别是推进党建工作创新，必须更新思想，转变观念。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学校党建工作必须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实施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质量、水平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必须把党建工作与学校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使党的工作有机融合，渗透和体现在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项工作任务中，并以这些工作的成效和事业的发展衡量和检验党建工作的效果。
我们还要积极推进学校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党代会在不同层面的民主监督和参与作用，积极发挥各类学术组织在重大决策的作用，要制定干部学习培训规划，完善校院两级中心组学习制度，丰富学习内容和形式，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
加大对管理干部的培训力度，拓宽培训渠道，保证培训时间，推进干部考核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高校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任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对于高校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校党委陈宝昆书记在党员干部培训大会上作了题为《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努力争当学习型党员》的动员报告。
陈书记的动员报告紧密结合学校的实际和特点，从深刻认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努力争当大学生学习型党员的表率三个方面，对我校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进行了深入动员。
校党委副书记、党校校长刘沧山同志作了题为《认清形势明确责任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专题报告，他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前的形势、任务和当代大学生的责任”、“学生党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讲解。
他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信心、增强意识，做好模范带头作用，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
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建设指导作用是，一方面，党的建设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服务，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成效检验党建的得失。
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蕴含的理论思想内容也为加强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具体说，党的思想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为重要任务，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员要把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重要义务之一；要使高校党的建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牢牢把握党对高校的领导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就必须积极推进高校党建工作的创新。
学校党建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从促进学校发展的大局中谋划党支部工作，把党建工作与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深刻领会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与教师和学生的发展紧密结合，按照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指导党支部工作；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不断改进党支部工作；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按照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党支部工作，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创新活力，努力开创我校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在学习和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校党建工作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校的班子建设；必须动员广大党员投入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工作中来，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育管理质量；加强办学条件及办学软件建设，把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学校的发展全局来考虑，促进学校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能够带领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党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号召力，是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每年公历七月一日。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遍到我国，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等人，相继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列主义，从事工人运动。
在列宁领导的公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到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后因被帝国主义密探发觉，会议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船上继续进行。
参加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煮，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共十三人，代表全国冠军五十七名党员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
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环境困难，不能查记“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因此1941年党中央决定召开“一大”的确1921年7月的首日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和纪念日。
谭姓的历史名人分别是干什么的
谭梦生：［清］字觉庵，山东潍县东关人。
喜画梅、兰、竹、菊。
姓谭的名人,谭姓名人谭元：［明］吴（今江苏苏州）人。
善山水，有溪亭消暑图。
谭燧：［清］江苏常熟人。
工画山水松石。
谭云龙：［清］一名化龙，山东潍县东关木工，幼失学而姿性灵敏，仿邑令郑燮书、画几于乱真。
又酷嗜金石，所著印谱若干卷，黄县贾筠生相国为之序。
曲阜桂馥，教授莱州时惊其画神似郑燮，因以子犹字之。
与掖县习云升交最厚，每至掖，必主其家。
谭绍隆：［清］字道兴，江苏常熟人。
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武进士。
工书，得圭峰碑笔意。
谭宗浚：［清］（一八四六至一八八八）原名懋安，字叔俗，广东南海人。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榜眼。
授编修，官四川学使，云南盐茶道。
工书，长诗文，熟于掌故。
有辽史纪事本末、（）希古堂诗文集。
《益州书画录续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谭氏：［明］（一六○六至一六四三）女。
嘉兴（今浙江嘉兴）人。
昌言第三女，宣府推官陆浚睿妻。
工书法，兼善绘事。
卒年三十八。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其父为巡抚。
谭嗣同不仅饱读经书，而且遍历南北各省，足迹踏至新疆、台湾诸地。
游历中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留连忘返倍加热爱，对列强蹂躏奴役下的民众灾难倍感痛心疾首。
面对满目疮痍日趋衰落的中华民族，他冥思苦索着挽救良策，终于从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中找到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形成了变法维新思想。
这一思想自中法战争萌芽，至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发展。
谭绍光：太平天国慕王，广西桂平人，1855年1月参加金田起义，英勇善战，1860年因破江南大营和攻克苏杭有功，被封为慕王。
1862年率军围攻上海，打败英法联军、华尔洋枪队，后又转战太仓、昆山，屡创敌军。
1863年在苏州被叛徒刺死。
谭纶：明代抗倭名将，江西宜黄人，嘉靖进士，初任台州（今浙江临海）制服，练兵抗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巡抚福建，率戚继光、俞大猷等平定境内倭寇。
隆庆元年（1567年）总督蓟辽，与戚继光训练部队，加强北方防务。
他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主持兵事三十余年，与戚继光共事齐名，号称“谭戚”。
谭元春：文学家，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与钟惺同为“竟陵派”创始者。
论文强调性灵，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
主有。
谭夫吾：战国时期人物，曾以无比崇高的言行而名垂青史。
谭峭：字景升，唐末五代道士，著名道教学者。
泉州（今属福建）人。
幼而聪慧，博闻强记。
及长辞家出游，足迹遍及天下名山，后随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术。
后入南岳衡山修炼，炼丹成，又隐居青城山。
谭晓 ：(生卒年不详 )。
字镜川，明嘉靖时人。
世居常熟湖乡。
该乡因地势低，常有涝患，乡民多弃田业渔，荒芜田亩以万计。
谭晓与兄谭照购回，凿池养鱼，围圩植粮；地较高者广种果树；洼者种茭白菱芡。
因悉心经营，地尽其利，家道日富，窖而藏者以数万计。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数侵常熟，县令王铁募金筑城，谭氏兄弟独任4万余金修固城防。
时人称为谭半城。
后遇荒年，谭氏还散米赈饥，又斥资筑东门至昆山界岸胜10万余丈，建石桥18座，以利行人。
谭晓殁后，邑人纪念他，曾建专词，兄照并祀。
谭献：(1832～1901)近代词人、学者。
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
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
少孤。
同治六年(1867)举人。
屡赴进士试不第。
曾入福建学使徐树藩幕。
后署秀水县教谕。
又历任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等县知县。
后去官归隐，锐意著述。
晚年受张之洞邀请，主讲经心书院，年余辞归。
谭先哲：字光美，贵州平坝卫人。
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举人。
累官司户部郎中。
时事利弊，多有陈疏，律已矜慎，不可少干以私，辞官还乡后，以教书育人为已任。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孙可望破遵义，据贵阳，后清兵至遵义，可望西逃，连破城邑。
谭先哲闻可望军至，率众走，保卫东长冲囤，避之，率家人南拜永历皇帝，囤破，先哲及妻刘氏被执，不屈，双双被害。
大清乾隆中赐谥烈愍。
谭湖：（1852—1922），字平波，俗称谭老平，淇县南大李庄人。
20岁时，拜石奶奶庙辛老常为师，开始学医。
30岁左右独立行医，兼开药铺。
后收徒弟五六人，善治从不收诊费，售药也很便宜，在群众中享有盛誉。
谭元春：文学家，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与钟惺同为“竟陵派”创始者。
论文强调性灵，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
主有。
谭鑫培：（公元1847年-公元1917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湖北武昌人。
他艺名“小叫天”。
擅长老生京戏，他善于革新，为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影响极其深远，有“伶界大王”的美誉。
谭人凤：（公元1860年-公元1920年）：同盟会元老，湖南隆回人。
他积极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对组织和推动长江流域革命，起有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后，又积极投身于讨袁革命中。
著有。
谭平山：（公元1886年-公元1956年）：广东高明人。
1909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
1920年发起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后与邓演达组织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积极主张抗日，建国后曾任人大常委、民革副主席。
谭锡畴：（公元1892年-公元1952年）：著名地质学家，河北吴桥人。
他是我国第一批地质学家之一，在我国许多省区从事过最早的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尤其是山东白垩纪地层古生物调查（最早发现我国的恐龙化石）、四川西康地质矿产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
曾在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校任教，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
谭天度：（公元1893年-公元1999年）：广东高明人。
1920年参加革命，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与谭平山、谭植棠（亦为广东高明人）并称“谭氏三杰”。
参加了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期间参与创建并领导了东江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
他是目前为止中共历史上年龄（享年）最大的党员。
谭冠三：（公元1908年-公元1985年）：湖南耒阳人。
1928年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廷襄：浙江省山阴（今绍兴）人，清代官员，历任直隶总督、刑部尚书等职。
谭绍光：广西桂平人，太平天国将领。
因在摧毁江南大营及攻克苏杭的战斗中有功，被封为慕王，后在苏州被叛徒刺杀身亡。
姓谭的名人男性姓谭的名人,谭姓名人谭咏麟：（1950年8月23日－） 绰号“谭校长”，为已故足球名宿谭江柏之子，生于香港，籍贯广东新会，是一位在大中华地区有影响力的流行歌手与电影演员。
曾为失败者乐队成员，1973年任温拿乐队主音歌手，是于1970年代至现在的乐坛巨星，曾在1984至1987年度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连续四届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星”奖，1996年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获得“金针奖”。
当被问及有关年龄问题时，他常自称“年年皆为二十五岁”。
谭咏麟擅长演唱浪漫情歌，代表作有、等。
2008年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谭盾：作曲家。
湖南长沙人。
1976年入湖南省京剧团任小提琴演奏员。
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1986年获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硕士学位。
1983年获国际韦柏室内乐作曲比赛二等奖。
作品有交响乐《离骚》、弦乐四重奏《风雅颂》、《交响序曲第一号》等。
谭自烈：教授。
四川垫江人。
1940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
1947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研究员。
1948年回国。
曾任中央大学副教授、教授。
1953年后，历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长沙工学院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系主任。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从事有机化学及高分子化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有机聚碳烷和碳化硅纤维研究较深。
谭友夫：河南新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第四军师宣传员、团政治处主任。
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
后任抗大一分校教导员、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团政委。
1943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7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旅政治部主任、中原野战军旅政委、陕南军区分区司令员。
参加了百团大战和邯郸、淮海等战役。
1955年毕业于军事学院。
后历任副军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谭锡畴：地质学家。
直隶（今河北）吴桥人。
1916年毕业于工商部地质研究所。
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进修。
回国后任职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曾在山东蒙阴发现大量保存完整的恐龙、鱼类等化石，确定当地地层时代为中生代的早白垩世，纠正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认为是二叠-石炭纪的错误。
著有《山东淄川博山煤田地质》、《四川西康地质发育史》、《四川峨眉山地质》等。
谭佳星：2015年中国好声音.汪峰，梦想班第2名..谭敬：（1911～1991），字和庵（龢盦），广东开平人。
民国25年（1936年）上海复旦大学商科毕业。
民国28年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国际贸易系毕业。
回国后，任华业信托公司、华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南信托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民国37年赴香港，任香港华商总会理事。
1950年经中央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去信动员，从香港回上海。
1956年后任公私合营上海房产公司董事。
198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六、七届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七届委员。
谭富：广东人。
谭星弟。
初系广东三合会成员。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属下大将。
1854年参加起事，围攻韶州不克。
次年夏，往湖南，寻至江西，加入太平军。
约于1857年后，随翼王石达开独立行动，自赣赴浙、闽、湘、桂。
1860年1月，和谭星等脱离石达开东走，旋转战粤、湘、赣边境，12月入闽，战武平，次年4月抵江西，与李世贤会合，隶其麾下。
后随军战于浙江，守严州。
1862年为忠劬朝将。
次年1月初，走浦江，后升天将。
1864年春，为取粮进江西，战于建昌，攻宜黄，寻封陪王，由赣至闽。
1865年5月败于永定剑滩，随后入粤，守镇平，8月叛降清朝，并更名德恩。
谭政：湖南湘乡位于涟水（湘江的支流）河畔，湖南最早的书院就建立在这山清水秀的湘乡。
离湘乡不远处有一座风景优谭千秋：男，中共党员，1957年8月出生。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岩前村人。
1978年3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湖谭震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内战时期，历任湖南省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谭定良：谭定良，别号泸水人。
江西省安福县人。
江西省书协会员，安福县美术书法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谭雪生：(1921.1—) 别名谭渡，广东开平人。
擅长油画。
1946年毕业于国立艺专西画系。
曾任华南文艺学院美谭勇：(1918.8—) 号怯庵 ，广东四会人。
擅长中国画、美术教育。
早年参加岭南画派《民间画会》。
谭百辛：(1930.12—)原名谭伯辛，广东阳江人。
擅长版画、中国画。
1949年参军，十四军文化处美术创作。
谭兴渠：(1929.11—)布依族， 贵州独山人。
擅长现代彩墨画、 扎染、蜡染艺术。
195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谭全昌：(1949.8—) 辽宁东港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吉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谭红：1981年毕业于四川美院附中，1985年毕业于四川美院中国画系，获学士学位。
1990年参加日本著名画家。
谭根雄：(1956.2—)上海人。
擅长油画。
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副谭鑫培：(1847一1917)：著名京剧艺术家，湖北江夏人。
他在艺术 创造上成就卓著，为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影响极其深远，有“伶界大王”的美誉。
谭派主要剧目有《定军山》、《失空斩》、《珠帘寨》、《桑园会》、《击鼓骂曹》、《四郎探母》、 《王佐断臂》等。
传人有刘春喜、贾洪林、贵俊卿、余叔岩，儿子谭 小培，女婿王又宸，孙子谭富英等人。
谭元春：文学家，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与钟惺同为“竟 陵派”创始者。
论文强调性灵，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
著有《谭有夏 合集》谭国玉：山东文登铺集镇东谭家口村人，生于哈尔滨，1949年07月参军入伍，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保送入军事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系学习。
毕业后留学苏联古比雪夫工程学院，获副博士学位。
（）曾任总参工程兵部副部长、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少将军衔。
谭乃达：1938年6月生，男，汉族，吉林农安人；中共党员，中将军衔。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五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谭辅烈：（1903－1982）男，国民党陆军中将。
江苏高邮樊川人(现扬州江都樊川人）。
黄埔一期。
谭仲池：汉族，1949年10月出生，197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浏阳人，曾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
谭栖伟：男，土家族，1954年8月生，重庆石柱人，重庆市委党校研究生，1973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移民工委书记（兼），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谭耀宗：1949年12月出生于香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民建联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
谭跃进：少将 出生于1958年02月；男；研究生学历；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院长、专业技术少将、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军事装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谭仕禄：男（1944.04---）少将军衔，也有些资料称作“谭世禄”，重庆万州区沙坪坝人，中共党员，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1991年06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谭知耕：河南新县人。
1929年参加光山县农民赤卫军。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第四军连指导员、第三十一军军部参谋。
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谭富吉：（1934—）海军少将，湖南湘乡人。
曾任海军广州基地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85年08至1990年06月任海军广州舰艇学院政治委员。
1988年0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军衔。
姓谭的名人女性姓谭的名人,谭姓名人谭晶：女，中共党员，著名的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
1998 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随即考入总政歌舞团，现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山西省青联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九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班，成为我国第一个通俗唱法硕士学位获得者；2009年5月入党，现在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谭维维：（Sitar tan）是内地知名女歌手，2006年《超级女声》全国亚军。
2010年，以一首备受争议的《谭某某》让世人惊艳，其歌词犀利且个性，谭维维表示这次真正做了一次自己想要的音乐，维维表示其歌词完全是自嘲之前的自己，自称自己现在是“摇滚愤青”份子，现在的音乐多了独立感完全属于自己想法的表示
黄河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母亲河，为什么人们对她又爱又恨
爱她培育了中华文明，恨她泛滥成灾，祸害了两岸居民。
金乡镇的人文典故 （不是历史发展）
提到康熙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1661-1722年在位），现行历史教材及有关传记、评论乃至文学作品几乎交口称誉，直将他等同于唐太宗、汉文帝。
然而，从康乾盛世到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相隔45年，这个质量互变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
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其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
可是，落后要有个过程，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
通过对照近三四百年中外历史，笔者发现，误区就出在后世对康熙的评价太高，忽略了康熙时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与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无意中沿袭了旧史家对康熙的颂扬。
实际上，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
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一、关于康熙所处的时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
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据点；葡、荷分据着我国澳门和台湾；俄国势力已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
这种形势对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
如果能够利用西人东渐（缩短了空间距离）便于接近与了解之机，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大胆进行社会变革，就会在东西方差距还不太大、西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
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
外部形势促使中国变革自强。
而在国内，封建社会受到明末大混乱的冲击也已经摇摇欲坠，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经产生，到康熙初，正逐渐滋长。
表现在：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主要地位，农村人身依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度加大，这就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力。
说明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
出身驿卒又带伤残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并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则“正统”、“天命”、“尊卑”、“贤愚”论已难于解释。
满族不光能入关作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夷”化了，则“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
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竟全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则“官、“贼”界限谁能说清
满人及吴三桂曾受明封，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藩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
一切都乱了套。
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①，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令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封建秩序真是万古不变的么
什么才更合理
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
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
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②，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为了“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
王夫之、颜元还宣称“人欲”、“功利”是正当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谊以谋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⑤，公然为资产者呼唤权力。
这些“异端邪说”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诸大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旧制度实行根本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再次，从当时的社会基础看，明清之际的混乱使人们逐渐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柱。
关于这一点，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见一斑。
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 1650年的15万人⑥（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
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
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并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⑦，达官显贵与太监信教的也不少。
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开天壁地以来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统治阶级的核心阶层。
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
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的余威，在这抉择去就的关键时刻，其领导者颇能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之。
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
从康熙帝的所做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二、关于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的另一面 人们常把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作为其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非常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历史上长期斗争（虽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
理学盛行后，则糟粕尤多。
而康熙对孔孟程朱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汉人皇帝，实在基于对儒家思想中消极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闷政治局面。
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
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嚣。
清代\\\/\\\/理学盛行及礼教严酷的程度远甚于宋明。
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开创了年年表旌殉节守志的“节妇”、给银建坊的常例
无怪乎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
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制几乎全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变动，反而创行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度，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痼疾。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始严格禁止天主教。
而唐代、元代尚且允许西洋宗教流行，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大度。
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
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⑧，可从未向这些国家请教过什么。
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也不予接见。
欧洲人访华或在华供职，他也从不询及彼国政治以便对照取舍。
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
到康熙时，他们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成文与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
康熙号称聪明过人，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且只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弄得思想界万马齐喑，政治上一潭死水。
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致祸的名士达500余人）开了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故纸堆。
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
孔教却香火独旺，一二百年后仍足以压倒太平天国、扼杀戊戌维新、夭折辛亥革命，接连好几次摧毁了振兴中国的希望。
这就是康熙式继承的恶果
三、关于康熙经济决策上的错误 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
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
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⑨、工匠人数、工资定额⑩，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11)；并课以高额税金(12)。
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13)。
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14)，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
国内关卡林立，肆意刻剥商人。
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
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
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
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
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15)，年外贸总值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16)。
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
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
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
良机既逝，再难发展。
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
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
一任土地兼并剧烈（康熙中期就已开始）、租税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败（乾隆时贪赃二万两才处死）而毫无能为，这与文景、贞观、开元之世哪能相提并论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揭露封建社会的名著均成书于康乾之世，决非偶然；恰好说明那个时期并非盛世，而是衰世。
何况落后者的财富迟早也是别人的。
从印加帝国到莫卧儿王朝，世界史不乏其例。
中国人民更为这百余年的末代“盛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历史对因循失机者的惩罚。
四、关于康熙是否关心科技进步 康熙既严守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藩篱，必然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
而重视这两点，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富强的关键。
康熙是曾学过一些西方数理化和文字，也用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还让他们翻译科学著作，甚至亲自加以删定。
但他对科技并非真感兴趣，只是当成摆设而已。
因为汤若望、南怀仁的天文历算虽然精确，却只用来为官廷迷信活动服务；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化费三十多年测绘出了《皇舆全览图》，全国印刷业、测绘业却未趁此而改进；南怀仁造出的西洋火炮虽受到康熙夸奖，却既未推广，也未引起对军火工业的重视；科学著作翻译过来了，而府州县学仍在以八股取土……。
西方科技深藏于内廷，于国计民生何益
人材怎么出
科技与教育落后的明显后果是军事落后。
其实，早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时康熙就该觉察出本国军事落后的苗头。
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军约400人，而彭春前次带兵1.5万人，后次8000人（一说均约3000人，也七八倍于俄军）。
兵力众寡及远近劳逸之势一目了然，然而围攻数月竟不能全歼或攻取，则枪械谁精良，练兵方法谁先进自不待言。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其深谋远虑胜之远矣。
俄国那时尚处在农奴社会，科技文化军事都比西欧落后。
立志变革图强的彼得一世知道关键何在，所以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向外国企业主提供办厂便利的同时，尤为重视科技文化的学习。
他命令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文字，创办报纸，设立科学院，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
为了获得最直接的印象，他甚至化名改装混杂在使节团中去英国荷兰考察，亲自去造船厂当学徒。
他又改革军制，更新装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等等。
俄国科技从此迅速进步，一跃成为军事强国。
而康熙却未能及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此全留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光绪帝。
倘当时能重视科技文化军事的学习与更新，持续百年，民智早开，兵精器利，何至有1840年以后的国耻
五、关于康熙平三藩、续修柳条边与准部之乱 或许可以用康熙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与稳定、无暇顾及其他来为其拒绝变革做辩解。
然而康熙即位时，除西北边疆外，前明旧疆已基本统一；到1674 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国内一直是相对稳定的。
而三藩之乱、沙俄侵扰、噶尔丹叛乱等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恰是康熙处理不善所造成。
先看三藩之乱。
吴、耿、尚三藩均封在东南海隅或西南边陲，非腹心之患。
吴三桂、尚可喜均已年迈，去日无多（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已62岁，5年后就死了）；而康熙少年亲政，来日方长。
倘不急于撤藩，先整治内地，暂从尚可喜传子之请；则吴三桂以其子在京师为额驸，既图袭爵，又无词可籍，必不致反。
待大憝既死，旧党凋零，彼袭爵之后辈必无能为，摘过废之易如反掌。
汉武帝尚知以推恩令化大藩为小藩，又以各种借口削夺诸王侯嗣封爵达百余人，康熙宁不知此
不以政治手段徐图，贸然撤藩，实指望军事手段的速效。
奈内地未治，人心不一，吴氏狗急跳墙则变起难于骤定。
各地汉员纷纷附吴，实因康熙重满轻汉而起。
其所赖平变诸将帅亦多是勒尔锦、尚善、喇布等一班无能满员，以致兵兴8载、祸连10省，刚有恢复的社会经济重遭破坏，岂非康熙撤藩太急贪功激变之过乎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本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纯属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不能与农民起义被官军镇压相提并论，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责。
故现行历史教材于王敦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并未将勘定之功归于晋、梁、唐诸帝而大加宣扬；反于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穷源，谓之自贻伊戚。
靖难之变亦然，人们不责燕王叛乱而归咎于建文帝撤藩过急，宜也。
何于康熙厚爱之甚
倘康熙败于吴氏（吴氏若不拘泥于划地江南，而全师北向，亦有胜望），又将如何评价
故曰三藩之事，激变本非明智，平定亦难以为功。
康熙素以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签约受到赞扬。
然而雅克萨的反复争夺缘何而起
尼布楚条约得失如何
当初俄人闯入黑龙江流域，还在顺治前一年。
满族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关外地广人稀，而顺治却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不许移民开发。
并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境内）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与山海关相连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进入柳条边内须持官方证明，而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
俄人便趁边防空虚沿黑龙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
雅克萨即随处修建的城堡之一。
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多次交过手。
康熙亲政后，并未意识到这种空边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续修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边”，并严申禁令。
这些柳条边最终成了俄国抢占中国版图的借口。
虽有盛京、宁古塔、瑗珲三将军的设置，并增建齐齐哈尔等三城，奈地太宽，人太少，兵力、物资取用调拨不便，自然顾此失彼疏于防卫。
以至雅克萨得而复失，只好签订《尼布楚条约》。
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地方以换取本属中国的雅克萨。
如康熙能以顺治时边警频传为戒，在改革军制与装备的同时，废柳条边禁令，移民开发东北，一二十年后必初见成效。
少数俄人远离欧洲腹地，势孤力弱，何敢逞凶
也就不会有雅克萨之拉锯与尼布楚的退让。
然而订约之后，康熙仍未绸缪及此。
乾隆后才渐弛禁令。
因开发较迟，乃复有咸丰对俄之屈辱。
其间，东北边境虽有百余年的安宁，那也是彼得一世后期至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扩张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缘故。
而康熙对俄无论战与和都无功可以自诩。
准部叛乱及其影响是清朝长期头痛的问题。
也正是康熙对噶尔丹内侵处理不善才留下这后遗症。
康熙前期，蒙古三部的情况是：漠南已归属清廷，漠北表示恭顺，漠西与清廷关系较疏。
由于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抢去扎萨克汗的爱妾，造成两汗开战，给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可乘之机。
该部首领噶尔丹遂以帮助扎萨克汗夺回爱妾为由，攻入漠北，迫使漠北各部内迁；并借口追索祸首土谢图汗，跟踪至漠南。
却又声明不敢与天朝为敌，得祸首即回云云。
是为内侵之始(17)。
倘康熙明察事件起因，借此机会主持有关各方会盟，面谕调停，令土谢图汗向扎萨克汗和噶尔丹汗谢罪，再临以兵威，送他们各返旧地，必然干戈不起，一举收服众心。
噶尔丹虽刁顽，但实力与清廷相差甚远，所谓俄国援助，也是虚张声势。
清与漠西的关系便可由此确定。
但康熙匿土谢图汗而不出，动辄用兵。
首次战胜后，又让科尔沁亲王致书诱噶尔丹再犯，才有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望风而逃。
第三次亲征时，噶尔丹本蛰居阿尔金山，兵少粮尽，不战而死。
所谓三次亲征，仅乌兰布通堪称一战；且敌军仅二、三万，康熙竟动员了从东北到陕甘的沿边各军。
论战果，比起汉朝的窦宪、卫青，实在微不足道。
况既已开衅，又不毕其功于一役，趁势将漠西漠北同时平定，再设官分治，或可长治久安；然而虽劳师再三，敌巢如故，却从此结怨于准部，以至康、雍、乾三朝连年用兵，以对付准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发动的叛乱。
到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乾隆恼羞成怒，竟命兆惠将准部屠戮几尽(18)。
其后霍集占、张格尔、阿古柏等叛乱迭起，令清廷几无宁日，亦是准部事件开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对立的恶劣先例。
清代民族关系之紧张甚于元代，不能不说是康熙轻启边衅劳而无功的结果。
不可否认，康熙曾经禁圈地，召民垦荒，治河，减免灾年租税，平台湾郑氏，比较勤政、节俭等。
然仔细分析，除了其中多是历代君主为恢复被战乱或灾荒破坏的经济所应当采取的常规措施外，有些则纯属溢美之辞。
所谓节俭，康熙时曾六次南巡，还修建了富甲天下的圆明园。
至于“盛世之丁，永不加赋” 的恩诏更具欺骗性，因为当时赋税已经够重。
康熙后期的田亩人口数与明中期近似（田600多万顷，人口约6000万。
可能康熙朝人口数还少些），明嘉靖辛亥年全国正赋与各种加派总计才1000万两(19)，而雍正二年除税粮外，光税银即达2600余万两(20)，可见康熙时民生维艰。
也许有人会以“阶级局限”来为之开脱，但是，从秦孝公到宋神宗，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朱拉隆功大帝，古今中外从事大规模甚至根本性变革的君主不胜枚举，谁无阶级局限，唯在有识与否。
石赵、符秦、拓跋魏、辽、金、元多依汉族封建旧章办事，是因那时全世界还没有一点新制度的影子，接受中原封建生产方式及典章制度相对于各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是别无选择的进步。
而明末清初时代已变，改弦易辙是顺理成章之事。
再者，清兵入关，既能改变中原的衣冠发式也就能改变中原的典章制度。
衣冠发肤乃汉族封建文化所重，前朝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未敢变易其衣冠，满人却敢做。
尽管江阴嘉定之屠，只为“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迂执，满人仍然坚持到成功。
惜清廷只把这股蛮劲用在剃发易服上，否则，存其名变其实，改革岂难于剃发
然而发既剃，开“头”之难已过，又不趁势破竹，是以知康熙之于变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即便康熙前半生戎马倥偬，可直至1718年，当陈昂、陈伦炯父子从海外游历5年归来，奏请弛海禁以苏民困，特别提醒清廷注意海防安全，警惕西方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强盗的入侵，康熙仍未予以重视(21)，足以知其无识。
另外，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十五世纪就已产生，何以笔者既不责嘉靖、万历，也不责顺治、乾隆，而独责康熙失机呢
因为：第一，嘉靖万历时，封建社会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样的巨大冲击，处在惰性的稳定中。
第二，从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时间。
欧洲从北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到尼德兰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国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转变。
至于顺治，因其初入关，享国不久，明藩犹在，战无虚日，何遑言他
康熙时距萌芽初成已有两个多世纪，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宜其时也。
经过雍正，至乾隆时沿习日久，旧体制又暂归稳定，不易变矣。
故康熙作为一个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的封建皇帝，实在不值得后世推崇与美誉。
求尊宪护宪的法治征文，一千字以下，最好别超过650字。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
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
可以说，这是一部改革色彩鲜明的宪法，是一部开放思维贯穿的宪法，更是一部人的尊严彰显的宪法。
30年来，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又於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形成31条修正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衔接。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克服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缺陷，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既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又照顾到将来的发展前景，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一部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这个特殊时点，我们更要深思，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施行宪法、捍卫宪法的良好氛围和自觉意识，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
凝聚社会共识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每一个国家要独立生存、向前发展，前提就是全体国民要形成最起码的社会共识，比如一国以什麼为最终目标和基本底线，内部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规范，等等。
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基本社会共识或者只能用武力来获得暂时社会共识的国家，能够自主、和平、可持续地发展，而不陷入战争内耗、四分五裂的泥潭。
因此，立宪承载著一项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产生於中世纪的宪法性文件——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虽然主要限於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力，但充分体现了当时英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王权专横的意愿。
此后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9年《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与大宪章的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限制包括王权在内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的宪法性法律，为英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法治国家、开启强国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如果说英国宪法是国王与贵族、精英与平民「妥协」的产物，那麼美国宪法则是吵架「吵」出来的共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3个州先后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宪法。
1780年，各州代表又制定了《邦联条约》，建立了一个权力孱弱、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它无力控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任凭各州议会干预司法程序；它无权向各州徵税，以致退伍军人一度因为得不到欠付军饷而威胁兵变；它无权调节州际贸易，无力阻止各州之间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力保卫美洲疆土和各州治安。
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既不能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也不能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开拓者与后来者之间、农场主与实业家之间、推崇大政府者与偏好小政府者、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都存在著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
怎麼办
既然不准备武力解决，那麼只能「打嘴仗」——各州派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吵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好几次差点就散了夥，但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弗逊等先贤最终以纯熟的政治手段和难得的妥协精神，完成了美国立宪进程，建立起权力相对集中但又有效制约的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宪法是美国社会达成基本共识的产物，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裏虽历经沧桑，但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虽经历南北内战却未分崩离析，虽经历经济萧条却未丧失信心。
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好的宪法」，正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面的共识，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已经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关头。
可以说，当今世界剧烈变动，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社会思想复杂多远，社会矛盾叠加碰头。
关於中国的走向、改革的步骤和顶层的设计，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有人怀念建国初期虽然封闭隔绝、物质匮乏却精神丰富、平均分配的类似田园牧歌、乌托邦式的「美好年代」，提出要重回「时代」；有人痛感当前官员腐化堕落、权力不受制约、公平正义匮乏，一厢情愿地想照搬照抄，走西方「三权分立」、「两院制」和「联邦制」的道路；也有不少人因为户籍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的滞后，背负种种压力，成为「漂族」、「蚁族」、「留守儿童」、「空心家庭」，既想要有所改变，又觉得无能为力。
对此，执政党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上已经明确回应，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未来施政设定了方向、划出了底线。
可以说，当前中国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更加迫切地需要宪法发挥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也唯有如此，中国这艘大船才能排除「左」与「右」、「中」与「西」的干扰，轻装上阵、乘风破浪，驶出一条最适合国情、最有利於人民的路。
引领改革发展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的30年，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是检索中国这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关键词，也是对宪法稳定性和生命力最大的挑战。
纵观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实施后的两百多年裏，共历经18次修改形成了27条修正案，平均13年修改一次，每形成1条修正案平均需要8年时间。
而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以后，至今已作过4次修改，形成了31条修正案，平均每7.5年修改一次，平均每年修改1处。
以修宪频率和幅度作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宪法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剧烈冲突，以及这一冲突背后，中国社会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般而言，改革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先修法后改革；第二种是一边修法一边改革，两者同步进行；第三种是先改革后修法。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就意味著必须突破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或政策底线，「摸著石头过河」的试错模式一直存在并被默认，「先改革后修法」成为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先违宪违法（或违反政策），既成事实后再修宪修法」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常见的改革模式。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则是弊多利少。
第一，让改革在没有相应宪法依据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进行，使改革者心有余悸，反对改革者理直气壮，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二，让改革处於无序状态，「改革允许试错」、「改革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等藉口之下产生了不少监管真空和灰色地带，加大了权钱交易和权力失控的腐败风险，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也给下一步深入改革增加了难度。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虽然有些明显违反法律甚至宪法的改革，在事后被证明是有利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於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但这从客观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从长久来看不利於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建设法治国家。
从整体趋势上看，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经形成，正在逐步走出「摸著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创新。
因此，「先改革后修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先修法后改革」、「边修法边改革」应当成为必然的趋势。
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改革者，非常重视改革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都把改革称之为变法，凡要进行改革，都先通过皇权颁布法律，用法律取信於民，用法律与保守势力作斗争，从而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比如说，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主持了两次大规模变法，推行建立县制、奖励军功、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中期，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的民族对立以及财政困境、军事危机，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
为了扭转国家衰亡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比如通过实行考成法，裁减冗员，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颁布清丈条例，清查田地，增加赋税；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需要合宪性和合法性作保障，宪法法律必须走在改革的前面，为改革提供依据，用宪法法律推进改革、保护改革、规范改革，决不能把有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改革置於违宪违法的境地，更不能让不适应的宪法法律影响改革的进程。
因此，我们在按法定程序及时将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宪法法律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通过宪法法律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中的阻力。
尤其是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修宪修法或者先释宪释法后改革，避免宪法法律滞后於改革，削弱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对於需要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先行先试的，在注重灵活性和改革勇气的同时，也要确保在法治框架之内有序推行，通过授权决定、宪法解释、法律解释等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有效制约权力 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因此宪法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通过各种监督机制有效约束权力的运行，确保政府的各项权力依法行使并对人民负责，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但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由於我国特殊的政党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现实，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强政府、弱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等宪法确立的监督机制贯彻不力。
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往往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政府的自觉行动。
比如说，在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於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171项行政审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同时明确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这一表述的力度，前所未有，被舆论普遍视为政府自我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还有1000多项，而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则多达1.7万项。
可以说，没有外部的监督，没有权力的制约，光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很难真正建成法治政府。
将宪法中的权力监督原则和运行机制落到实处，还有待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一是，继续加强监督权力运行尤其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立法，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当前，尤为迫切的就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出台，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法律法规形成合力，给作为「双刃剑」的行政权力套上法律的笼头和韁绳，努力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必赔偿」，推动「良法善治」的实现。
此外，还要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二是，加强人大监督的成效和「刚性」。
过去，人大监督采取的主要是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即执法检查）、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一些看上去缺乏「刚性」的措施，类似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的手段很少采用。
从201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监督法的规定，结合听取审议中央决算、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报告，选择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了多次专题询问，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现场直播或报道，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面对面地提出很多敏感问题，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这一监督形式推动了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工作的改进，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也丰富了人大监督的形式。
同时，也给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积累了实践经验。
下一步，应当循序渐进地激活人大的各种法定的「刚性」监督手段，确保权力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还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三是，依照宪法的规定，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在任何一个追求司法的公正性和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合理化的社会中， 司法独立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但是由於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
因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司法机关相对於权力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司法官员受人大任免， 司法机关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但在这个整体框架之下，审判权和检察权应当依宪独立公正行使。
尤其要避免党政领导干部的干涉，避免法定程序之外救济手段和渠道的冲击，避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真正做到执政党所承诺和宣示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充分保障人权 人权的核心是使每个人的个性、人格、精神、道德和能力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加以保障。
虽然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才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权入宪，但人权的理念、原则和精神早在1982年宪法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比如说，与前几部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在宪法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於国家机构之前，表明国家权力来源於人民的委托和授予；在宪法内容上，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规定；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增加了基层自治制度；等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进程中，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法规，从不同方面对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权的优越性，有利於依宪依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说，人权保障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关键在於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实践中，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和形式中，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目标还有距离。
不少地方的主政官员还习惯於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俯视」民众而不是「仰视」民众。
公民的平等权利还屡受侵犯。
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城乡歧视等还大行其道，且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宪法所规定的、物权法所强调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还未落到实处。
在「土地财政」的巨额利益驱动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紧密合作」，导致「野蛮拆迁」、「带血拆迁」、「自焚抗拆」屡禁不止。
社会各界广泛期盼下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徵收与补偿条例》，在实体和程序上尚有规避空间，「公共利益」在实践中也时常被随意解释和肆意滥用。
公民的人身自由保障有待加强。
从制度上看，虽然因孙志刚案所引发的舆论狂潮，「收容遣送」已被「救助管理」所取代，但劳动教养制度已经饱受诟病仍在广泛使用。
公民因为上访而「被精神病」或者被「安元鼎」等黑保安公司非法拘禁的案例层出不穷，不仅影响了公民表达自由尤其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权的有效行使，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恶化了治理生态，不利於坚持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
人权的充分保障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石，但也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
不仅需要立法上的道德自觉和法律理性、执法上的权力制约和程序制衡，更需要建立有效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保证宪法正确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确保一切侵犯人权的组织和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严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活在安定平和、免於恐惧的社会之中。
法治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富有的国家不一定强大，国家要「富」且「强」且「久」，就必须由稳定可靠的法治来支撑。
因此，执政党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宪法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规定的是对人民、国家、民族最重要、最应该铭记的事项，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教训最深刻的总结。
因此，大家才会公认，宪法既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既是宪法功能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现行宪法的合理期待。
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宪法全面的贯彻和有效的实施。
唯有如此，宪法规范的最高效力才能够变为现实。
一方面，宪法要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宪法不是完美无缺的，宪法内容要随著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吸纳共识、不断完善、凝聚力量、明确方向，从而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此外，为了保证宪法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稳定，应当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
无论是改革创新还是推进法治，只要遇到与宪法条文与精神不一致的，执政者都应有宪法思维和宪法意识，先问「宪」於释宪机关，由释宪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贯彻和落实。
另一方面，宪法要健全监督机制，具备必要的威慑力。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和追究。
只要宪法「有牙齿」、「能管用」，宪法就会树立起极大的权威。
宪法也是法， 也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同样要承担责任。
但不同於民法、刑法等一般法律不一样，最可能违反宪法的并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国家机关；最可能违反宪法的也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抽象的行为。
如果国家机关的抽象行为违宪而没有审查监督和救济渠道，人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国家根本大法就会威信扫地。
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对於为违宪、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人大常委会既可以通过内部沟通的方式督促制定机关自行纠正，也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逐步建立健全审查的标准和后续的程序，为宪法的有效实施和严格遵行树立「标尺」。
关于朱熹的资料简介
朱 熹（Zhu Xi） 朱熹（1130.9.15～1200.3.9） 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
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
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
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
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
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
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
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
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
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
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
荣登进士榜。
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
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
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
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
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
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
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
”（《年谱》卷1）。
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书院艰，做官清正有为 。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
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
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
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
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
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
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
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朱熹墓 建阳黄坑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
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
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
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
”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
”其父大惊。
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
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
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
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
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
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
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
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
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
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
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
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
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
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
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
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
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
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
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
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
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
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
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
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
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
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
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
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
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武夷书院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
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
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
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岳麓书院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
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
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
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
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
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
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
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考亭书院实田亩，随地纳税。
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
“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
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
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
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
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
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
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
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
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
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
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
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
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哲学思想: 理气论 动静观 格物致知论 心性理欲论 美学思想 [编辑本段]学术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
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
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
“（《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
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
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
易学是是如此。
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
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
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
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
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
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
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
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
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
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
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
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
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
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
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
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
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
”（《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
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
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
……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
《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
”（《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
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
《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
《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
”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
早欲得之。
”（《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
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
”（《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
”此“同志”即蔡元定。
“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
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编辑本段]文学著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
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
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
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
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
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
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
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