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叶圣陶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男，字仲甫。
同李大钊、张申府一起创立中国共产党。
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
1898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
1901年开始留学日本。
1903年因参与剪湖北学监辫子的活动，被强行遣送回国。
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
1905年在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
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
1917年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并教授文学。
1918年和李大钊合办旨在宣传民主、科学以及新文化的《每周评论》杂志。
1919年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在中国倡导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和李大钊等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
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有人认为他是当时党内有代表性的右倾成员。
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此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1927年，陈独秀放弃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党内领导职务。
两年后被开除出党。
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
1937年8月获释。
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逝世。
陈独秀墓位于安庆市北郊十里乡叶家冲月形山麓。
墓碑上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字，无任何说明和评价的文字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
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
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
”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
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
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
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
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
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
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
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
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
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
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
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
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
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
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
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
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
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
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
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
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
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
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
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
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
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
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交给周带回去发。
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
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
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
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
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
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
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
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
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
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
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
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
”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
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
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
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
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
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
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
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
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
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
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
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
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
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
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
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
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
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
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
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
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
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
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
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
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
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
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
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
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
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
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
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
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
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
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
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
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
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
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
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
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
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
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
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
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
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
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
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
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
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
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
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
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
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
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1904年4月出生于小商人家。
王明资质聪颖，6岁入私塾，8岁能为乡邻写春联。
后入大王庙小学读书。
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农业学校，民国13年，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豫皖青年学会。
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
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
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
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
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
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
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攻击中国共产党。
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领袖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对其犯错误的根源有时也缺少中肯的分析。
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为全面认识王明提供了新的正确的视角。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中，王明是非常出名的，以犯有重大错误而出名。
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对王明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这是对王明研究的一个新进展。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了哪些新评价
怎样看待这些新评价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
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
二是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
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
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绩。
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
怎样看待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王明的新评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作的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实事求是的。
毫无疑问，王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严重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
他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
尤其是经过对其错误路线的强力推行，其唯上唯书、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笼罩了全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过程。
抗战初期他的右倾错误，虽然由于有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造成全局性的灾难，但在党内形成了思想混乱，对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当时，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利用抗战、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搞垮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国民党在当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与国民党的合作而忽略党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必然将把党和革命事业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若循此以往，则党的前途、革命的前途不堪设想。
这些，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事实清楚地表明：王明是不堪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其主张是错误的并且对党的危害极大。
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在评价王明错误时，有两点应当看到可是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战略思考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损害中国革命。
而共产国际要求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探索。
既缺乏独立探索意识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就是因为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被赏识推举到中共领导职位上来的。
因此，他的教条主义就既有他自身的原因，同时又有共产国际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重要领导人，王明在当时的政治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
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上，他与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王明的思想动机、基本政治立场是不错的，他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错误）。
对此，中共中央曾明确指出过。
如为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在尖锐地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时，指出：王明等人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一再宣布：王明等人的问题是“党内错误问题”。
我认为，明晰这两点对正确地评价王明是十分重要的。
既然王明没有背离党的立场，并且在抗战时期遵照党的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拒绝蒋介石“融化”共产党的要求、批判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为维护党的利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其他一些斗争，以及在抗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共产党的立场的言行，可以断定：虽然王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的右倾错误，但绝不是政治信念发生变化，他没有背弃共产党而转向国民党，不是要投降国民党，因此不能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主义”。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论述和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的不同。
土地革命时期，他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源自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所谓革命高潮的形势判断和强调的“进攻路线”，也是根据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而提出的；他坚持的“城市中心论”道路、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是照搬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如此等等。
因此，用“左”倾教条主义来概括，最能反映他的错误的基本特征，由此，其错误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干部问题上表现为惩办主义。
用之来概括统治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要比用“左”倾冒险主义准确得多。
王明与临时中央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委任博古等人组成临时中央，王明是有很大责任的；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思维方式，也对博古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后来临时中央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部署，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呢
还是主要受王明的影响呢
还是临时中央执行教条主义的结果呢
这是尚不清楚和需要认真研究的。
但有一点起码可以明确，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或大部分责任不应该由王明承担，以前所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在评价王明时，还有一点不应忽视，就是王明虽然犯有大错，但也不是一无是处。
必须全面客观地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王明，才能对他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来源：《北京日报》 2003年2月13日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