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是否灭绝
鉴于长安对于中华文明、东亚文明及世界历史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本条目主要讲述古都长安。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均为古都长安之派生，因此归并后置于本词条的意项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之下。
长安（拼音：Cháng ān；英文：Chang'an；韦氏拼音：Ch'ang-an；日语：ちょうあん）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中华文明及东方文明史上最负盛名的全球著名都城，是极少数可令外国人心怀景仰而来顶礼膜拜的伟大中国城市。
长安的地理位置，由于历史原因有过迁徙，但都位于现在中国陕西省的西安和咸阳附近的渭河平原（关中平原）腹地。
长安大雁塔，唐永徽三年(652年)建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岁月里，先后共有十七个朝代及政权建都于长安，总计建都时间超过1200年。
长安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
长安（即今西安）位列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同时也是与雅典、罗马和开罗齐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在建都长安的诸多朝代中，汉朝和唐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当时的长安已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长安在公元前195年－公元25年（西汉）、公元637年－公元904年（唐）的两段时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长安在它发展的顶峰时期大约拥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长安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
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以长安为唯一起点。
唐代长安城下属有万年县和长安县取万年长安之意。
明朝初年起，长安改称西安，并沿用至今。
先秦 长安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周朝的国都，最早纪录为西周的国都酆京、镐京（前1111年—前770年）。
镐京又被称之为酆镐，酆、镐本是沿着酆河而修建的两座颇具规模的城市。
沣水西称酆京，沣水东称镐京，史称“酆镐二京”，分别由周文王与周武王营建。
不过习惯上将这两座城市看成一个城市，因为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作用： 酆京在西周后期更多的承担了祭祀的带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镐京则作为行政中心存在。
西汉 秦末汉初，长安其地时为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是秦始皇嬴政的兄弟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
汉初，高祖刘邦下诏，相国萧何主持营造都城长安，开启了汉帝国的宏大基业。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高祖原本想建都洛阳，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但群臣大多是从东方而来，纷纷反对，认为洛阳更好。
于是刘邦征询张良，张良说：“洛阳建都的东周虽然比秦仅两世好，但是城郭仅数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击。
反观关中有函谷关、陇蜀的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庶，北边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并向东方牵制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运京师，当东方有变，就可以顺流而下。
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娄敬说的没错。
”于是刘邦决意定都长安，并拜娄敬为郎中，赐刘姓。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安县，高帝七年，定都于此。
刘邦开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宫北侧、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
高祖七年（前200年）建造了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
汉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建造城墙。
汉武帝设京兆尹治理长安，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并在城西扩充了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建章宫等。
在西汉的200余年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
全盛时期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长安城一度毁于战火。
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
及至汉末，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外，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
长安城有12座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5500米。
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
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
其中未央宫是从汉惠帝开始的许多皇帝的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
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划分为160个“闾里“。
市场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称为“长安九市”。
在城西有面积广大的上林苑，苑内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宫等。
在城南有一组王莽时期建造的礼制建筑。
汉长安城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体系。
]魏晋南北朝 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建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汉室势微，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
西晋末年，晋愍帝在长安短暂建都。
此后，关中长安地区几度成为战争频发地，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政权也都将首都设在长安。
隋唐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汉长安城。
当时的汉长安历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破败狭小，污染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
唐都长安城开皇二年(582年)，杨坚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筑学家宇文恺主持规划建设，先造大兴宫城，后造皇城。
开皇三年(583年)在城西侧开挖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浐水、交水、潞水，直通宫城。
第二年由大兴城东凿300余里至潼关，名为广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直通黄河。
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同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建行宫四十余座。
608年，又兴建永济渠运河。
大业九年(613年)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外郭城，使大兴城初具规模。
杨广远征高丽、开凿大运河、修建洛阳东宫，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国内烽火频起。
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为长安，此后进一步修建和完善。
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间先后增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等宫殿。
唐长安城唐长安城鸟瞰复原图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汉长安城的2.4倍，北魏洛阳城的1.2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唐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
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
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
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
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总面积80多平方公里。
外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公里。
每面有3座城门，除南面正门明德门为5个门道外，其余皆为3个门道。
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1492米，东西2820米。
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
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
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
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为其父所修避暑的大明宫，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当临淄王时的王府改扩建成了兴庆宫，三座宫殿合称“三内”。
大唐芙蓉园，2008，西安东城西城分别有东市和西市两座市场，集中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
城内有四条沟渠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
城东南角有一座人工园林——芙蓉园，园中有曲江池。
唐长安城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设的典范，在当时也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
日本国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高度效仿了唐都长安城的规划。
五代以后 唐以后，长安不再是王朝的都城。
后梁设大安府，后唐设京兆府，宋设陕西路、永兴军路，京兆府。
元设安西路、奉元路等。
明代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并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西安城墙，留存至今，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对于南京作为国都不甚满意，一直心怀迁都之意，他和太子朱标最钟意的迁都之选正是长安。
西安城墙东南角，2008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提到“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
朱元璋顿时心动，但不形言表。
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并告谕天下：“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指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
”其实已经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
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
太子朱标个人也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因为长安作为最为国人仰慕的汉唐国都，王者气派天下独步、无可匹敌。
然而世事难料，太子朱标返回南京后于第二年病逝，谥号“懿文太子”。
太子朱标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
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
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
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
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
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凄凉。
此后不久，朱元璋也郁郁而终，皇位传于太子朱标的长子（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后数年，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变”，篡夺了皇位，并不顾南京城内多数臣民反对，强行将国都迁往自己的势力据点－－北平。
长安，也就失去了宝贵的重新成为中国国都的机会。
明末，李自成率军攻破陕西，进入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从西安出师攻灭明朝。
然而，吴三桂投靠清朝，以致清兵入关，攻灭大顺政权。
近代 公元1900年，清廷利用义和团排外，并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开北京，西狩长安，留驻长安约一年之久。
在此前后，光绪帝与国内维新派人士都强烈主张放弃北京，迁都长安，变法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抗战到底。
民国之后，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前的三十年代大力进行“剿共”，1936年（民国25年）蒋介石至西安督战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软禁蒋介石并逼迫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最后促成国共暂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现当代 长安是今之西安市，是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信息枢纽，地处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区域的结合部，是通往西南、中原、华东和华北各地区的门户和交通枢纽。
[1]西安现在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1992年7月国务院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陇海兰新线上最大的中心城市。
现辖9区4县，总面积9983平方公里，人口741.7万人。
最近西安市加快推进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进程，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历代定都长安的王朝 西周（前1111年—前770年） 秦朝（前221—前206年） 西汉（前206年—9年） 新朝（9年—23年） 东汉（190年—195年） 西晋（313年—316年） 前赵（318年—329年） 前秦（351年—385年） 后秦（386年—417年） 西魏（534年—557年） 北周（557年—581年） 隋朝（581年—618年） 唐朝（618年—907年） 武周（690年—705年） 大顺（李自成）（1644年—1645年）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 【历史年号】 长安（701年十月—704年十二月）是武则天的年号，共计3年余。
【文学意义上的“长安”】 西汉、隋、唐皆建都于长安，故唐以后常通称国都为长安。
并不一定指真正的长安。
如： 唐代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
”晋朝南渡后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可是李白还是用“长安”来指代建康。
南宋辛弃疾《菩萨蛮》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此“长安”指汴京，即今开封。
【县城长安】西安市长安县——西安市长安区 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长安县。
后，除王莽新朝、南北朝后秦曾更名为“常安”， 五代后梁曾更为“大安”外，历朝历代都置长安县，惟辖区多变。
今之长安县辖区县是1914年在明、清长安县区划基础上将咸宁县并入，民国33年（1944年）将长安城（今西安城）内及四关划归西安市，1950年将原宁陕县秦岭以北180平方公里山区划入，1955年将长安县北部290平方公里划归西安市，1958年又将县北部、东部部分地区划归西安市后确立的。
长安县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在古都西安市南部，渭河平原南缘、秦岭北麓。
东临蓝田县，南接宁陕、柞水县，西与户县接壤，北和雁塔、灞桥区为邻，从东、南、西三面拱围西安。
区内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北跨度55公里，东西跨度52公里。
地貌多样，山、川、塬皆俱。
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城区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
西安市长安县位于东经108。
38\\\/至109。
14\\\/，北纬33。
47\\\/至34。
18\\\/。
北邻西安市，东接蓝田县，南连柞水县，宁陕县，西毗户县、咸阳市。
地势为东原、南山、西部川、最低海拔384.7米，最高海拔2886.7米，南北长55公里，东西宽55公里，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
1989年全县辖7区、9镇、35乡、372个村民委员会，12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821655人。
县政府所在地韦曲镇距西安市中心钟楼仅仅8.7公里。
2002年9月撤县设区，成为西安城市新区，现辖10个乡镇，15个街办，671个行政村，21个居委会，总人口92.57万人。
沐浴着撤县设区的东风，长安区政府也进行搬迁，新址在子午大道与西长安街交汇处的东北角。
长安地形地貌多样，山、川、原皆俱，县内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
全县耕地88.05万亩，占总面积的41 .45%;高等植物120多科，1130多种，草本植物200多种，花卉300多种，其中经济林木20多种，药用植物651种；林地面积98.37万亩，占总面积的46.30%;野生动物105种，其中朱鹮、黑鹮、羚牛、苏门羚等国家一、二、三类保护动物12种；已发现铁、铜、铅、金、大理岩、硅石、粘土、白垩土、石墨、蛭石、石棉、水晶等矿藏；有浐、潏、沣、滈等15条河流，207.5平方公里的地下热水资源，34亿立方米的地下潜水静储量，地表水多年平均流量7.2亿立方米，储水面积3000多亩。
长安农业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已种植谷物，但解放前由于长期落后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加上古老的生产模式，生产发展缓慢，到1949年粮食播种亩产只有69公斤，解放后，共产党带领农民闹土改，搞互相合作。
1953年春，王莽乡西王莽村贫苦农民蒲忠智等带头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之后，互助合作在全县迅速扩展，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业产生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水平。
1989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4.33倍，播种亩产增长3.30倍，农业总产值增长4.97倍。
1989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39万马力，农机作业总工作量达3871.1万标准亩，农村用电量近9000万度。
长安文化底蕴深厚，区内胜迹遍布，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
客省庄新石器遗址、仓颉造字台、沣镐西周车马坑、秦阿房宫遗址、汉杜陵、樊川故道等文物古迹触目皆是；兴教寺、华严寺、香积寺、净业寺等佛教祖庭文化源远流长；绵延百里的秦岭北麓苍翠神奇，植被茂盛，是西安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青华山、南五台、嘉午台、翠华山等自然景观瑰丽多姿。
长安被誉为西安的“后花园”。
后来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被命名为：长安区 【陕西平利县长安镇】 长安镇位于陕西平利县境东部，距县城8公里，东与湖北省竹溪县接壤，地貌四山夹三川。
总面积227平方公里。
汉白三级公路贯通镇境，是川陕鄂渝的交通要道。
辖28个行政村，177个村民小组，5375户，20547人，其中：农业户4985户，19595人。
辖区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农业基础条件优越，素有平利县“一长安”之美称。
总耕地面积33736亩，其中：基本农田16667亩，人均0.85亩（水田6537亩，旱地10532亩）。
有林面积18.8万亩，宜林荒山10532亩。
有茶园2157亩，其中：优质高效密植茶园600亩。
以黄姜为主中药材骨干项目3500亩，烤烟1200亩，林果2000亩。
非公有制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571个，已实现村村通公路和程控电话，9个行政村开通有线电视，儿童入学率达到99%。
省际边贸集镇建设已初具规模。
【广东东莞长安镇】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广东省东莞市下属镇名。
长安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气候宜人，四季常青，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盛产香蕉、荔枝、柑橙等经济作物和禾虫、禾花雀、蟹、花鱼、乌头鱼等特产。
长安明代有大井圩，清末建立万和圩，民国时期归虎门管辖，俗称下里。
民国三十年（1941年）乡民在沙埔头筹建新村，取名长安圩，以后就采用长安为正式镇名。
【广西融安长安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镇名。
长安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融江西岸、枝柳铁路线上。
柳州市融安县中部，近代广西四大名镇之一。
水陆交通便利，为桂北物资转运枢纽之一。
现为柳州市融安县县城，总面积20.7平方公里，常驻人口58800人，流动人口约23200人。
【河北石家庄长安区】 长安区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区东北部，面积110.24平方公里，总人口42.6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97万人。
现辖3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85个居（家）委会，35个行政村。
长安区是省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石家庄市党政机关和中央省市新闻单位、文艺团体、科研单位大多位于该区，长安区辖8个街道、3个镇：建北街道、青园街道、广安街道、育才街道、跃进街道、河东街道、长丰街道、谈固街道、西兆通镇、南村镇、高营镇。
【浙江海宁长安镇】 长安镇属浙江省海宁市。
位于钱塘江北岸、海宁市西部，北邻桐乡市，西南接壤杭州市 余杭区。
隔江相望杭州市萧山区。
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杭浦高速、01省道、穿境而过，均设站点或出入口；320国道、杭东绕城公路出口处分别距镇区6公里、2公里。
境内设有省级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
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长安是全国重点镇、省级中心镇。
全镇总面积91.9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8个社区，常住人口8.3万。
【绩溪县长安镇】 长安镇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西北部，东邻板桥头乡、华阳镇，南连歙县、临溪镇，西、北与上庄镇、旌德县接壤，全镇总面积130平方公里。
1992年3月由原镇头乡、原尚田乡部分村合并建立长安镇；2001年10月原浩寨乡和大源乡部分村并入长安镇；2005年辖镇头、大源、庄团、马道、大谷、高杨、坦头、梧川、浩寨、下五都10个村民委员会，60个村民组，总人口23118人，其中农业人口21978人。
省道217线南北贯穿全镇，与县道镇蜀线、镇上线在镇头相汇。
镇人民政府驻镇头村，距县城27公里，为岭北重要交通枢纽。
境内多山，西北有大会山脉，南有徽岭山脉，东、南属中低山，中部及西、北部为丘陵盆谷。
西、南之水汇入大源河，入新安江；东、北之水为徽水河之源，入青弋江。
境内土壤以黄红壤为主，坦头、马道一带盛产优质粘土。
全镇现有山场6727公顷，耕地1958公顷，其中水田1336公顷，桑园405公顷，茶园70公顷。
境内农业以粮油、畜牧、蚕桑、竹木为主，其他经济作物（高山西瓜、大棚香菇、茭白、中药材等）为辅。
境内有国营镇头林场、大会山林场。
近年来长毛兔养殖发展迅速，存栏量6万只以上，2005年被宣城市授予“长毛兔之乡”称号。
境内有个私企业57家，主要经营行业有机械制造、建筑建材、竹木加工、布绒玩具、酿酒、小水电等，2005年有明雁机械公司、新惠玩具公司、马道木竹制品有限公司3家县级规模以上企业。
2005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42亿元（比2004年增长12.5%），其中农业总产值0.70亿元，农民人均收入3131元（比2004年增长8.9%）。
境内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生态优越，胜迹众多。
自然景观有华阳十景之一的大会晴峰，黄山七十二峰之一的黄高峰。
浩寨冯村是省级“百佳”生态村，被省列入古村落名录；庄团胡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无锡市长安] 长安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北部 [靖江长安] 长安位于江苏靖江市西部
树立诚信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演讲稿
今天我想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诚信 。
而今，我们仰望苍穹，天空依然摧残明朗，而俯察内心那些崇高的道德法则。
何谓诚信
顾名思义，诚实守信。
人与人相互交往，坦诚相待就是诚信。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位睿智的老人—孔子，用毕生的精力着书立说，阐述诚信是人生立身之本，是国家立业之本，是人类发展之本……至今，延绵数千年，其伟大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诚信的火炬一直被人们高高举起，代代相传，燃遍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并作为东方文明的精髓传遍全世界。
因而，我们今天谈诚信，绝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历史渊源的。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诗人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民间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都极言诚信的重要。
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耳，广为流传。
可见，诚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经过漫长、沉重的生活之浪淘沥而出的赤纯之金。
讲两个诚信的故事：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
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
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
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
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
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 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
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
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
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
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位老学者说：“诚信和诺言不仅仅是几句话，如果你说了，但是没做到，那它们就是宣告你将失去美好东西的判决书。
”诚信没有重量，却可以让人有鸿毛之轻，可以让人有泰山之重；诚信没有标价，却可以让人的灵魂贬值，可以让人的心灵高贵；诚信没有体积，却可以让人心情灰黯，苍白，可以让人的情绪高昂，愉快。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可当我听到那些冒用别人公司大名的人，津津乐道发财之道时，我恨得咬牙切齿；当我看见学术界出现东拼西凑的专着，东拉西扯的体系和博士生导师的剽窃现象以及假新闻、假文凭、假证书的泛滥时，心里不免有些悲凉。
真的，如果将“尔虞我诈”用在商业运作或人际交往中，我只有变成悲观主义者了。
也许我们只是路旁的一株小草，无法如鲜花般迷人灿烂；也许我们只是山间一条不为人知的清泉，无法如大海般浩瀚奔腾；也许我们都只是芸芸众生中一平常之人，无法如伟人般惊天动地万人瞩目，但也绝不可丢弃诚信这做人之本，立事之根
让我们都做诚信的人，让我们呼唤诚信的春风吹绿每个人的心田
因为诚信是生命中最绚丽的色彩，是我们屹立于天地之间的脚下基石，是茫茫大荒，漠漠古今，那一点浩然正气，千里快哉风
听
有个声音大声地说：道德是做人的准则
有个声音真诚地说：这世界需要新的道德。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这世界才会有美好的结果。
让我们同祝道德之河永远奔流，让我们共唤诚信之歌永远唱响
近年来，人们对诚信的呼吁越来越强烈，这也许并不是中国古人的诚信记录比现在好得多，而是现在人们的诚信意识在缓慢地苏醒。
这恰如分蛋糕一样，早些时候，我们的面前其实没有蛋糕，所以大家一团和气，没有什么可以争执的东西。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概是有了一个蛋糕可供众人分配，但蛋糕不够大，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可分得心满意足的一块，况且又没有特别清晰可信的分蛋糕的规则，结果众生你争我夺甚至尔虞我诈，无非是想让自己的那一块做得大一些，自然，别人的蛋糕就少了，这个时期，人们对诚信的呼唤最为迫切。
随着社会的逐渐富足，蛋糕做大了，分蛋糕的规则也明确了，社会诚信就会好得多。
因此，中国人现在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并非倒退，而是我们正在爬坡。
古时候杜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他作为寒士之一是有切肤之痛的；而白居易吟唱“地不知寒人要暖，少把人衣作地衣”时，我相信他尽管位高爵厚，但也是出自真诚的。
因为我们曾经太贫苦，所以诚信可能总是一种在梦中浮现的奢侈品。
现在中国渐渐地走向富裕了，因此诚信问题一下子就凸现出来，我们身边几乎充斥了各种不诚信的企业和个人，各种极其富有想象力的欺骗，例如给馒头里点洗衣粉；给猪喂点瘦肉精或多多注水；给甲鱼鳝鱼喂点避孕药等等，让人叹为观止。
各种企业的虚假广告、产品和利润，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有人发起寻找中国股市中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这样的事。
为什么诚信突然缺失而我们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
现时人们对诚信的渴望，实际上具有某种预言的性质。
如果我们仍然一无所有或者要斗私批修，那么我们自身尊重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意识就仍然沉睡未醒，恰恰是改革开放20年，唤醒了人们内心沉睡的意识，而在醒来时我们又处于蛋糕尚不够大的年代，所以就有了各种不诚信的纷争，其实背后，不过是个利字也
但这依然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
我们常常说美国等过国民诚信到比较傻的程度，但百年前美国人也并非现在这样有诚信，以前美国的汽车旅馆中，手纸、茶杯乃至毛巾的不翼而飞，几乎是家常便饭，在物质财富很丰裕后，这样盗窃细小财物的行为就少得多了。
中国许多地方也是一样，像福建
江、浙江温州等等，其地方产品都曾经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现在地方经济和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自己就起来要讲究诚信，并且已经和当年之吴下阿蒙有了天壤之别。
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仓廪实然后知礼节的意思吧
如何呼唤诚信回归
有两手政策，一手当然是做大蛋糕，让每个国民至少有能维持温饱的一份，这大约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吧
另一手是要确立分蛋糕的规则，否则朝令夕改，个人和企业就难以有讲诚信的基础。
一个蛋糕如何才能分得公平
这需要权力的制衡机制，例如一个人拥有先切蛋糕的权力时另一个人相应地应拥有先挑蛋糕的权力，这样一块蛋糕才能分割得均匀。
没有制衡的权力，我们就不能期望权力拥有者会卑微谨慎地使用权力，而多半会以权谋私。
这样分蛋糕过程中，如果立规矩者没有规矩，那么社会诚信的基石就非常不稳固，并且最终影响到国民们努力做大蛋糕的辛苦劳作。
所以，中国呼唤诚信，就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诚信规则，社会就会蜕变为水泊梁山的状态，即使是君子，也只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否则其他人就要对其实施“君子可欺之以方”；有了诚信规则，大家才能无论内心愿意或不愿意，至少行为上要可信。
两手硬就是说发展经济要硬，完善市场经济框架也要硬，政府诚信的蚀空或缺失，始终是一个社会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致命软肋。
这个话题似乎已经不止引发我们一次以上的严重思考，我们的确生存在一个缺乏诚信的时代，诸多环境因素制约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对诚信意识的认识而导致习以为常的匮乏，逐渐成了一种宛如陋习的社会恶疾，所导致的思考越来越深邃而危险。
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该体现在人对伦理道德自觉的信任，很遗憾，至今为止我们不得不以更多的框架来约束强迫促进社会与人及人与人的关系链结，如果退回到一个思考的原点，审视我们的灵魂和窥视他人的举止，不难发现，诚信两字在我们生活中正以一种无意识而向有意识的常态过渡蔓延，姑且不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一个机构失信于人所导致的恶劣的结果。
生活中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彼此更多的不信任，比如生活中普遍的等人现象，从无意识的外因所导致迟到到一种有意识的刻意晚到，或者发展为去与不去，有利或无利，值不值得，一开口就引发人性思考的欺骗，逐渐发展为更为恶劣的各种骗局，站在一个自私的立场，无视另一方信任及损失，这也的确是一个文明而不稳定的事实和社会现象。
物质社会所负荷出的思考下，许多人把诚信二字重新定义，认为诚信只需要向利益讲究，诚然，我们失去了一种信任，似乎对自己无关紧要的信任，可以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做非常现实而感性的思考和个人发展，当然我们无视人是共存的动物，失去了一种对利益以外的责任感，姑且不论失去一种做人的厚道良知和道德谴责下的麻木不仁，所引发的心理思考，足够导致文明社会下人性的瓦解，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对人性是危险的，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暧昧的，社会风气是腐蚀狭隘的。
“人因诚信而立。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个人认为每个青年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至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这是一个长远而有意义的品格持续过程，看似简单却对个人和他人乃至社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进，一个有诚信的社会是文明的，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飞速发展，对于小到个人，大到种族和国家发展是智慧而民主的，值得每一个人严肃去审视；去鞭策。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诚信，呼吁一种不容丧失的社会责任，理论性的道理也不在少数，而社会依然始终还是在法律的约束框架下逻辑性程序中予以制约而保持稳定和平衡，自觉自愿的人始终是在少数，这实在是一种人的不理智和不文明而制使社会走向落后的体现。
诚信意识需要得到广泛的普及，这不是一种思维，而是一种自觉的理念，现在我们对诚信的认识远远不够，甚至是扭曲的，呼吁力度也远远不够，甚至成了一种遭人唾骂的牢骚，这令“诚信”二字在社会中显得很苍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究诚信的礼仪之邦，我们有过在人类史上灿烂辉煌的五千年文明，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民族，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却失去了很多精神文明的财富，导致了文明社会下的不稳定性，我们匮乏的不止是能源、物质和智慧，还有我们的精神良知和道德。
好在诚信是可再生资源，我们需要一种不宣的共识，捍卫诚信，是在捍卫一种不容丧失的社会责任，捍卫一个文明社会的尊严
56个民族的习俗
中国的长城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始建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
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
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如今当您登上昔日长城的遗址，不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雄姿，还能领略到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大智大勇。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6,700公里，通称万里长城。
长城的修建持续了两千多年，根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七世纪楚国筑“方城”开始，至明代（1368-1644年）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5千公里。
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超过了5万公里; 如果把修建长城的砖石土方筑一道1米厚、5米高的大墙，这道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有余。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各地的长城景观中，北京八达岭长城建筑得特别坚固，保存也最完好，是观赏长城的最好地方。
此外还有金山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古北口长城等。
天津黄崖关长城、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也都是著名的长城游览胜地。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
最早是楚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 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姚，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
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
秦长城只有遗迹残存。
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
汉代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
从文帝到宣帝，修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到了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从没间断过长城的修建，从洪武至万历，其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条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到辽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边墙。
（但据报道，1990年一个徒步走完长城全长的中国人的计步器显示的是6700公里。
） 长城有极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现在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蹬高远眺，凭古怀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似乎就在眼前。
如今，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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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谢
1....五凉文化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301—376年)、后凉<386—403年)、南凉(397—4T4年)、西凉(400ed21年)、北凉(397ed39年)等五个割据政权,史称“五凉”。
其时,中原动荡,文亭荒落,秦汉以来中原发达的学术文化遭到极大摧残,“既而中州极荡,或戎狄交侵,憎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
”①然而在五凉政权统洽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学术文化事业空前兴盛的局面,学术空气浓厚,人才济济,名家辈出,以致“区区河右,而学者坪于中原。
”②关于五凉文化的盛况,笔者已有详论,兹不赘言。
③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凉学术文化中透现出来的那股浓郁的西部风采,别具一格的异域情调,向我们揭示了灿烂的五凉文化。
乃泉通过与西域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才形成了十六国文苑中的这株奇葩。
显然,对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五凉间的文化交流进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即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五凉间文化交流最为突出的当首推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东渐而道教西传,西域高僧东来传经和河西僧人的西行求法,两种不同民族的宗教思想学说在河西汇合,并融合成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2......佛教中西交流. 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自2世纪起便由许多大月氏僧侣东来中国口授佛经，并将佛经译为汉文。
大小乘佛教都曾传入中国，但至唐代小乘趋于灭亡，只有大乘流行。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建筑、艺术等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佛教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佛教因传入中国的时间、地区、途径、民族文明和社会不同，而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从汉魏以至明清，佛教都很盛行。
魏晋时有很多皇帝曾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组织翻译佛经。
据史书记载，隋朝时有佛寺3985所，僧尼23万。
唐初玄奘到印度求法，带回佛典657部，并著《大唐西域记》。
唐代高僧义净在公元671年由海路去印度求法，带回梵语佛典400余部，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
这些著作是研究印度与东南亚历史与文明的宝贵资料。
公元7世纪，云南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形成。
唐初松赞干布提倡佛教，元朝以后佛教在西藏形成独具特色的喇嘛教。
中国境内佛教教派极为复杂，如汉地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藏传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鲁派等。
第二，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思想观念被许多中国人所接受。
南朝佛教高僧慧远曾提出“三报论”：现报（现世要报）、生报（生来就要报）、后报（过几代人以后再报）。
“儒、佛、道”三教合流后，以他们在中国文明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儒家第一，佛教第二，道教第三。
儒、佛、道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封建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三，佛教对中国语言文学影响很大。
佛经《百喻经》中的故事通俗易懂，明显影响了中国的章回小说。
吴承恩《西游记》中的许多神话，来源于佛经。
佛教思想直接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文学家的创作。
佛经用梵文写作，梵文发音高低，要求严格。
中国古代音韵学，对生字的注音只靠直字注音法。
唐代名僧守温参照梵文，创制了30个字母，为宋人36字母的蓝本。
中国的音韵学从此发展起来。
佛教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词汇，如世界、大千世界、恩怨、因缘、唯心论等都来自印度。
第四，佛教对中国艺术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
中国著名的佛教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中的佛像、壁画，明显接受了印度艺术的影响。
隋唐时代，佛教艺术已经中国化。
著名画家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人物形象衣裙飞舞飘动，后人称为“吴带当风”。
藏传佛教艺术既与汉地佛教艺术有一定渊源，又受到印度、尼泊尔佛教艺术的影响，如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佛画、金铜佛像、刺绣与木刻的版画佛像等，独具特色。
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
国内著名的佛塔有西安大雁塔、开封的铁塔、北京天宁寺塔、杭州六和塔、山西应县木塔、河北定州开元寺塔等等。
中国的名山也多为佛教所占。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是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
在音乐方面，公元3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
梵呗也称赞呗，是以短唱形式，赞颂佛、菩萨之颂歌。
隋代宫廷设置的七部乐，唐太宗时增为十部乐，其中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都来自佛教国家。
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大贡献，人们太熟悉了。
况且谈到对华夏文化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就不单单是一个交通的问题。
这个标题的逻辑关系是：文化，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在某个历史阶段遇到了麻烦，面临断档的危机；有人承前启后，将它又顺利地连接到了一起；这个“人”是谁
河西走廊
如果是诗人，标题可能会这样作：《河西走廊啊
挽救了中华文明
》，有点夸张，但问题的实质基本如此。
华夏文化什么时候遇到了危机
面临灭顶之灾
一千七百年前，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中原陷入无尽的战火。
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原搏杀争夺了近三百年。
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国家分裂动荡了将近四百年。
入侵，战乱，分裂，对文化的摧残是致命的。
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文明因此而相继湮没，而华夏文化却延续了下来，在隋唐时期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什么原因呢
学院派教科书式的论述，大都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地理乃至风俗、人情、气候等方面总结原因，可以写成上百万字的洋洋巨著。
而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则以独特的视角，单刀直入地指出：文化的保存主要靠学术传授，代代薪传。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说道，自东汉末年战乱以后，作为学术传授的主体——公立学校逐渐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
过去太学博士的传授变为家人父子的世业，这是其一。
其二，向哪里转移呢
社会相对安定的地方。
陈先生在这里提出了文化保存的两个条件：家族和地域。
而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当时一是江东，二是河西，即甘肃的河西走廊。
他进一步指出，以往史学家都认为，西晋战乱后，中原文化被保留在了江东，而忽视了甘肃的河西。
他认为，河西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分支，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成为后来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
他写道：“河陇一隅所以历经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 他在叙论中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也。
” 地处偏僻的甘肃在危难之际曾承启了华夏文化，以前没听人说过。
陈寅恪先生可能也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行文中多次用到“一隅”这个词，意即偏僻，引申的意思是“想不到”。
书中还有许多，如：“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期遗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决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等等，想必老先生写作时难抑赞叹感慨之情。
今天我们读来，也觉得异常惊喜与自豪。
陈寅恪先生治学之严谨是学术界公认的。
他注重史料，结论及概念是从大量史料中反复筛选、去伪存真后得出的。
“河西文化”这一提法是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史料中总结出来的。
他的意思，“河西文化”是一个总称，重点在河西，包括陇右，覆盖甘肃全省。
那么，当时的甘肃是靠哪些人“承前启后，继决扶衰”的呢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避乱的中原士人带来了文化，“河陇一隅”之地，鄙陋荒蛮，怎么能承启中原文化
而陈寅恪通过大量史料的考证，确认承启中原文化的主力军是本土家族学业培养的人才。
他指出，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即便是外籍人士，或祖辈迁徙，或避难儒英，都是经过本土世家学术传授的。
他列举了北魏平定凉州后，网罗的河西文化学术人士近二十个，他们为北魏的制度建设、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逸，天水人。
精通古代典籍，一生好学，年逾七十而手不释卷，他的著述、诗赋及铭颂文章有五十多篇，被魏世祖拓跋焘拜为中书侍郎。
胡方回，安定临泾人（镇原），涉猎史籍，文采极好，魏世祖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召为中书博士。
他曾参与改定律制，当朝的官员都很喜欢并尊重他。
胡叟，也是安定临泾人，因才华出众，被拜为虎威将军，并赐予始复男的爵位。
宋繇，敦煌人，河西大儒，被迎接到北魏后，受到相当的尊崇。
史书上说他“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
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
” 北魏司徒崔浩是很有权势的人，对北魏的制度建设起过很大的作用。
他爱惜人才，特别敬重河西士人。
敦煌人张湛，金城人宗钦，武威人段承根都是河西著名的儒者，经常与崔浩谈古论经，并给崔浩讲解左传解析《易经》的学问，使得崔浩完成了《易经》的注释。
陈寅恪先生对此评价很高。
他说，以左传卦解易，本是汉代儒家的方法，当时中原已经失传，而河西还保存了遗说，是一件庆幸的事。
由此，他还联想到，这也可能是崔浩经常推荐提拔河西学者的原因吧
刘昞是很值得重视的河西大儒。
他是当时河西以至北朝的学术领袖，敦煌人，字延明，早年隐居酒泉，不应官府的召命，一心讲学授业，门下弟子五百多人。
李暠建立西凉政权后，因其爱好崇尚古代典籍，徵召刘昞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后来又迁升为抚夷护军。
虽然政务繁忙，刘昞仍然手不释卷，著书立说。
这一时期，他著成《三史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还有《周易注》，《韩子注》，《黄石公三略注》，《刘劭人物志注》等，并行于世，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沮渠蒙逊建立 的北凉消灭了西凉以后，拜刘昞为秘书郎。
沮渠牧犍继位后，更是尊刘昞为国师，不仅自己以师礼致拜，还命令群臣都以刘昞为师，接受传道授业。
北魏统一河西后，魏世祖因久闻刘昞大名，拜其为乐平王从事中郎。
因为当时刘昞已年过七十，特许没有随士民东迁，留在了武威。
后来他思乡心切，决定返回敦煌老家，不幸病逝于途中。
刘昞在北朝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在他去世五十年及八十多年后，朝臣两次为其子孙的贫困状况上奏皇帝，分别安排过子孙的工作并免除了刘家的徭役，河西人引以为荣。
陈寅恪先生特别欣赏刘昞所注的《刘劭人物志》，称其：“乃承曹魏人性之说，当日中州绝响之谈，若非河西保存其说，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 关于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的理论，被六世祖辈就流落凉州的程骏所继承。
程骏是刘昞的学生，机敏好学，十分刻苦。
魏晋玄学对此争论不休，而儒家又将名教与老庄对立起来，认为老庄的学说荒诞，不能经世济用。
程骏阐发老庄的精神实质，认为老子的“抱一”、庄子的“性本”与周孔儒学是相通的，并无本质区别。
陈寅恪先生认为程骏的观点十分可贵，是河西学者保存早期经典遗说的例证之一。
北魏孝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他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全面汉化，为历史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而陇西人李冲正是为孝文帝推行改革措施出力最多的甘肃学术文化人。
当时北魏的户籍制度保留了游牧部落的习俗，即五十、三十家为一户，立宗主督护，于是产生徭役赋税的不均及国家管理的混乱。
李冲上书建议设立三长制，实行一家一户的管理。
虽然鲜卑贵族极力反对，却得到文明太后的支持，使三长制得以实行，有力地推动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层管理的秩序化。
李冲深得孝文帝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诸如礼仪律令的制定，变革风俗推进汉化，政府机构的改置，平城及洛阳太庙，宫殿的营建等，都由他参与并主持进行。
他不断得到提拔，位至将军，尚书仆射，并被封侯。
孝文帝对其他大臣直呼其名，对李冲则尊称官名，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 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冲辅佐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如此重任落在李冲肩上，绝非偶然，与深厚的河西文化有关。
李冲是北魏尚书，敦煌公李宝的小儿子，受教于河西学术的氛围之中，北魏统一河西后从凉州到了平城，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所以陈先生的结论是：“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当日鲜卑旧人均反对，李冲父子（子韶）始终参与。
谓北魏迁洛与河西文化有关，亦无不可。
” 甘肃籍人士参与北魏制度改革和文化建设的还有很多，如金城人赵柔，敦煌人索敞，河西鲜卑人源贺，祖居凉州的常爽，常景，杜骥，袁式，江式等。
江式的特长比较特别，祖上是陈留济阳人，擅长虫篆诂训，永嘉大乱后弃官西投凉州张轨，子孙于是定居凉州，世传家业。
江式从小得传家学，篆体字写得相当好，据说洛阳宫殿的门板上都是他的字。
北魏延昌三年（514年），他上表请继续六世的祖传，撰集古来文字、诂训、读音等。
皇帝诏准了他的请求，并指示给他一切便利条件。
于是江式开始撰集字书，依据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上篆下隶，计划四十卷，书名《古今文字》。
他采撷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祖宗文《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以及诸赋文字中的六书内容，进行分类编目。
后来江式死在官任上，字书没有全部写完，已完成的部分是江氏家族在河西家学成果的积累，是当时人们学习儒家经典和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工具。
陈寅恪先生说，江式的这个例证更加说明了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的社会秩序较中原安全，因此保留的学术成果比中原多。
他还指出，常爽出自凉州世家，成为北魏初期的国学大师，他的孙子常景是太和年间以后礼乐典章的宗主，说明了河西文化对北朝影响之深刻。
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是，中原学术文化的衰败从东汉末年就很严重了，当时能操持儒业、讲学著书的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等都是关陇区域的人士，而中原人才贫乏，学术不继。
《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中引述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
意思大致是：魏文帝曹丕登基后，招揽博士，依照汉代的课程，重开太学，有了数百名学生。
明帝太和，青龙年间太学生达到上千人，而教师水平浅陋，没法教学生，加之当时时局不稳，人心惶惶，许多人来太学是为了逃避徭役的，并非真心求学，所以在测验文字训诂、经典的微言大义及点注时，一百个人中不到十人及格。
到了第三代曹芳登基时，下诏讨论祭天典礼仪式，京城有上万官员，竟然没有几人参与议论应答。
朝堂内大小官员四百人，能够操笔写奏章的不到十个人。
朝廷内外浑浑噩噩，荒废到了如此地步。
说到“河西文化”的承前启后，不能不谈到隋朝初年的两位甘肃人，他们为隋朝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叫牛弘，安定鹑觚人，即现在的平凉灵台。
史书评价他，精通古代典籍，熟悉历代制度的优劣，能够创立一代典章，在这一点上，连汉初为刘邦制定朝廷礼仪的叔孙通也比不上他。
开皇初年，他上表隋文帝，请求在全国范围开展献书活动。
他说，自秦始皇焚书到西晋永嘉之乱，经典古籍遭遇了五次浩劫，现在保存的书籍不多了，对国家的发展强盛影响很大。
民间流散有许多典籍，应该用命令和许以微利的办法进行征集。
隋文帝采纳了牛弘的意见，下诏号召民间献书，规定，献书一卷，赏缣帛一匹。
经过几 年的征集，很有成效。
牛弘因此得以封爵奇章郡公，封邑一千五百户。
开皇三年，牛弘任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了一百卷的《五礼》，刊行天下，成为隋代重要的礼仪典章，并影响后代王朝。
常说礼乐，乐也是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牛弘不仅精通礼，也精通乐。
他为朝廷改定雅乐及制定新乐的事迹，记载在《隋书.音律志》中。
隋文帝的妻子独孤皇后驾崩时，三公大臣不知道丧礼规程，牛弘当仁不让，处理得有根有据，朝臣莫不佩服有加。
另一位是临洮人辛彦之，他与牛弘是同窗好友，曾一起在隋朝为官做事。
他的爷爷当过北魏的凉州刺史，父亲是北周的渭州刺史。
周太祖宇文泰很早就发现了辛彦之的才能，任命他为中外府礼曹，赐予许多珍宝，让他为武人居多，百业伊始的草创国家修订礼仪制度。
不久他升为中书侍郎，为北周一朝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典章礼仪，得到了拜爵封邑。
隋文帝夺了北周天下称帝后，继续重用辛彦之，先后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国子祭酒、礼部尚书、随州刺史、洛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都颇有政绩。
他与牛弘共同修撰《新礼》，他自己的撰著有：《坟典》，《六官》，《祝文》，《礼要》，《五经异义》各一部。
陈寅恪先生说，他之所以比较详细地摘录了牛弘，辛彦之的事迹，是为了阐明魏晋以后，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他说，关于西域文明，中外交通等，大家知道的多了，不再论述了。
而这里他再次强调道：“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承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试为考释之。
” 陈先生言前人所未言，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史中提炼了“河西文化”的概念。
然而长期以来，除了学术界，知之者甚少，甘肃的普通民众更是无从知晓。
就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对此也模模糊糊，似曾有一点印象，但未能领会陈先生那般斩钉截铁的声音：文化学术史的特殊性质
独立之一源
承前启后
吾国文化史之大业
现在该是重温这位国宝级专家的理论了，这对梳理甘肃的历史文化、建设文化大省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那么后来呢
“河西文化”后来到哪里去了
陈寅恪先生没有说。
如果循着陈先生的思路找寻，那一定是唐末五代之乱，文化又转移了，转移到了相对安定的地方。
从那以后，河西陇右陷入了战乱，文化发生了断层，日趋边缘化，再也没有了引领华夏文化发展方向的光荣。
文化中心转移了，文化的实质及其精神并不会泯灭，她深深地植入了陇原大地，滋润着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
文化在哪里
在故土，在民间，在心里。
试看陇原大地，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书画县、乡、村
为什么还那么珍惜字纸，重视教育
为什么还保留那么多的传统习俗
为什么还依然敦朴、刻苦、坚韧
从宏观文化来看，甘肃的孕育和创造太丰富，太深厚了。
八千年前的大地湾史前遗址，马家窑的彩陶，天水的伏羲故里，礼县的秦公墓，河西的汉代简牍，秦汉明三代的长城，敦煌，麦积山石窟艺术，还有那武威出土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等等，都是甘肃保留的弥足珍贵的华夏文化精品。
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和建设文化大省的今天，我们的确应该学习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认真求实地探索，挖掘甘肃历史文化的深层宝藏，激发全省人民的文化自豪感，重现昔日的辉煌。
司马光和司马迁是一家人吗
司马光和司马迁不是一复姓司马，各人都写过一本了的历史名著，看起来象一家人，其实不是的。
（1）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
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
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
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
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
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
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
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
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
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2）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
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
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
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
”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
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
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
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
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
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
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
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
”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
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
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
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
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
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
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
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
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
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
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
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
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
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
《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
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
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
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
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
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
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
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
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
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
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
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
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
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
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
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
”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
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
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
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
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
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
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
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
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
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
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
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
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