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祖国颂》求全文～急
让我们以插一句，这是不是不太对仗根本就说不通，关雎怎么成为歌喉，屈原怎么来的音韵，如果说比喻什么勉强说的可行那后面的什么与什么，根本对不上古风应该对绝句，古风包括乐府诗，后面两个就不说了，最可气的是梆子和古词哪对得上
30分~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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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背的诗词歌赋，主要为各朝各代文学地位突出，尤其是以诗词著名的作家作品，如果你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背写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就不错了，因为那数量也不少啊~当然，如果你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你可以尽你所能去背~~
诗人屈原一生忠君爱国，至死不悔。
那一句话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求索精神的根源 一方面源于屈原对楚国深沉而真挚的爱，这就涉及他的家世，屈原的远祖是传说中的古帝高阳氏。
据《史书?楚世家》记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国的创始人，姓芈。
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叫鬻熊。
鬻熊以后，楚以熊为氏，后来姓氏不分，楚国又姓熊。
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在“楚”这个地方，即丹阳（今湖北秭归）。
传至楚武王熊达，熊达的儿子瑕，被封食采邑在“屈”这个地方，后代就以所封的地名“屈”为氏，屈是楚国芈姓的分支，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和楚王同姓，同一始祖。
这就使得他具有浓厚的宗教血缘情感，必然忠于宗族的最高首领――君主。
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
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
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
屈原的贵族出身还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的观念溶于一体，不可动摇。
这些就使得他对楚国有“深固难徙”的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还源与他执著、独立不迁的个性，“独立不迁”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
《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橘颂》表现的是诗人“不迁”的精神品质，这“不迁”不仅表现为自我人格的坚守，还表现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社会品性。
屈原把这种“不迁”的精神推而广之，便成为他坚定不屈的人格，边成为他人生的中流砥柱。
他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流”既是《离骚》所说：“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横”既《孟子》所说：“待我以横逆。
”屈原正是要逆于那 “时俗之流从”的，《说文》：“横，阑木也。
”所谓“横而不流”也就是《渔父》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橘颂》所说的“苏世独立”，王逸注：“苏，寤也”。
这种觉醒精神、独立不迁的个性如一股山泉发挥在他对“美政”、真理的求索过程中。
二、屈原求索精神的内涵 屈原的求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不仅表现在他对追求“美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还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大胆怀疑、大胆探索（求索精神的两个方面，你好像着重写“美政”，而第二个方面，你放在“举贤授能”里写，其实可以抽出来单独写） 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方面 1、 立法强国 “国富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 。
”屈原在诗中鲜明地提出了变革的政治纲领，国家富强，要靠法度，法度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和途径，就像架车、乘马，必须要有“辔衔”、有“舟楫”。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惜往日》）”， 屈原强调“法度”而反对“心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共同主张。
《韩非子?用人》中强调：“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中不能成一轮。
”屈原和韩非子都认为违背法度，采用“心治”会危害国家治理，这也是楚国当时的现实：“固时俗之工巧兮，湎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因此，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这里的“先功”就是楚国历史上主张变法图强的先王、先贤，汤炳正先生〈〈“先工及其他〉〉，以为即楚庄王、楚康王、楚悼王，也就是《离骚》所称述的“三后”。
尤其是楚悼王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以致国家强大起来。
这些说明，只有“立法”，国家才会富强，这既是“先工”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屈原面对现实，必然作出的选择。
2、 举贤授能 举贤授能，既是自古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智力国家的重要措施。
这是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保证，并且也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的标志。
屈原通过赞赏古代历史上举贤授能的圣君贤臣的典范，来表达他对阻碍变革的就贵族集团的反对，以及对新兴力量的渴望。
“说（音“悦”）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在屈原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地讴歌着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
又如在（《惜往日》）里，他又写到：“闻百里奚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诗中所讴歌的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在从前的典籍中也有陈述，但屈原的诗却着重强调了这些贤能的出生卑微：伊尹“烹于庖厨”，傅说“筑于傅岩”，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百里奚则“为虏”。
这种突出表现了屈原主张的“举贤授能”是不羞于卑贱，要突破阶级局限，而真正为贤是用。
从屈原的“美政”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 他的“美政”思想是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进步主张的。
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 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地在楚王面前诬陷他，“心害其能”而使楚怀王“怒而疏屈平”, 加上楚王昏庸无能, 不能体察他的忠诚, 反而听信谗言, 任用佞臣, 不仅对屈原的治国方案不予采纳，反而将他疏远、流放。
屈原遭到君王的疏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但是屈原执著和独立不迁的个性，势必使得屈原不甘于被疏、被逐，即使离开了政治中心，对政治不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诗人心灵的抗争不会停止。
《离骚》诗人虚拟了女须对他的劝告，“鲧悻直以亡身兮”，《山海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鲧的悻直主要是不听帝命，窃帝息壤以湮洪水，因而被帝杀死于羽郊。
鲧的行为与悲壮结局，颇类似于普罗米修斯为了人间的光明窃取火种的壮举，而鲧又是一位不惜以死直谏的人物。
女须在这里举鲧悻直以亡身的例子，对于屈原来说可以说是前车之鉴，因为他们都是正义的代表。
但他不顾女须的劝告，决心再作一次努力，来挽救楚国危亡的命运。
希望自己恪守的人生价值得到确正，故远征阮湘，陈辞重华。
他被一种新的希望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上下求索。
他在人间得不到理解，便到天国去求天神。
然而天上地下一样的浑浊，屈原的第一次求索失望了。
但是，屈原并没有因为上天无路的失望而停止求索，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在失望中坚持追求光明，在痛苦中不断到寻求希望。
他又怀着渴望的心情去追求古代的美女。
但是诗人三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在诗人的追求过程中毫无《诗经》中如《周南?关雎》、《秦风?兼葭》、等一些爱情诗所表现的虽有追求的痛苦、艰难却仍然流露出丝丝希望。
诗人三次“求女”，要么因“信美而无礼”，要么因“理弱而媒拙”，诗人的愿望无法实现。
世无知音而屈原偏偏要追求，这种失望与希望的情感冲突、失败与追求轮番交替，最为本质地凸显出诗人的精神追求的艰难， 上叩帝阍与三次求女的失败，象征着诗人于楚国寻求实现理想、确正自身的精神追求的失败，而屈原执著不迁的个性和他对楚国难以割舍的情感又势必使诗人继续追求下去，尚有一丝希望可以使诗人的理想得到实现。
诗人以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的方式，通过与灵氛、巫咸的对话，继续显赫上征天庭、下求佚女所蕴涵的精神追求。
灵氛、巫咸劝他去国求君，如果说去国求女诗人尚可勉之，那么，去国求君则要进行一次更为艰难的精神抉择了。
所以诗人说“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诗人“犹豫而狐疑”的与其说是对去国求君的吉凶的怀疑，不如说是去国求君触及到了诗人最为本质的精神基点――对楚国真挚而有深沉的爱，诗人将自我所投住的社会是诗人自我引以为自豪与骄傲的楚国，而诗人远逝自疏求君，无疑说是变了相的改变了诗人的精神追求。
所以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不肯离开楚国一步。
始终以祖国的兴旺、人民的疾苦为念，屈原在放逐中叹息道：“哀吾生之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的感情，致死也不愿离开楚国的怀抱，他时时依恋着故土，频频回首，殷切的怀念故都，“黄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淮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义无返顾的选择了死，“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 屈原在寻求理想的途径上，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始终把改革楚政，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
《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心系怀王”“冀兴君之一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而且，他始终坚持“独立不迁”，坚持他的那一种人格完善意识。
这一种蕴积强大人格力量的执着在苦难的生命历程中，在刀光剑影的政治沙场上，有时就变味成了“执迷不悟”。
因为执着，他不能象他的先人孔子那样“出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他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也偏要谋其政；也不能象他的同代人纵横家们那样“朝秦暮楚”，择国而仕，不能象庄子那样游悠物外，不论是非，他不计利害、不思后果地抨击时弊，从而成了昏君群小眼中的“钉子”；更不能象他的后人如陶渊明，顿悟入菊园悠然看南山，如李白，有酒、有道、有仙气，从而笑傲王侯、相忘江湖，如苏轼，有佛老之心，贬杭州就修苏堤，到岭南就品荔枝。
他不是试着消解忧愤，而是永远用高涨的激情去面对溷浊的现实，从而把忧愤推向了极致。
因为执着，他崇圣，认定“先王”之“美政”是唯一光明之路；他爱国，死都不肯离开楚国，他要振兴他的国家；他恋君，把希望都错搭在了昏庸无能的楚王这辆破车上。
因为执着，他认为，修美治善定能改变现实，且始终以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姿态苦苦奋斗，他纯真至美的眼眸让他看到世俗的卑劣、世事的可怀疑，于是，他不停地批判，攻击来时，他又死不肯改悔。
他不能见容于那个特定的黑暗社会，而且，因为自身认知避免不了的片面性，他自己也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心灵矛盾的折磨之中，他成了孤军奋战的“唐吉诃德”，他遭受着“世溷浊而莫余知”。
《涉江》）的苦闷，也品尝着“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的孤寂。
到头来，正象刘熙载《艺概》中所说的那样“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
”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美好幻想，最终宣告了他的悲剧结局，自投汨罗江，葬身鱼腹。
屈原不仅是一个的诗人、政治家、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许多既成的事实，老辈留下的传统，都要经过他自己的理性加以思考，然后决定取舍扬弃。
《天问》是《楚辞》中最奇特的一首诗，诗歌几乎全以问句组成，从宇宙的起源，天体的形成，地理的结构到人事历史的兴亡的命运，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历史陈说，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执著的求索精神。
关于“天问”二字，历来解释不同。
王逸认为“天问”就是“问天”，屈原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洪兴祖说：“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 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此《天问》所为作也。
”他们都以为《天问》像《离骚》一样，是寄托忧愤之作。
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屈原作品总的思想感情，但并不完全切合《天问》的实际内容。
《天问》所提的问题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一蛇吞象，厥大如何? ”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屈原的愤闷。
再从屈原发问的方式来看，也有两种不同的问法。
一种属于不明而问，如“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目的在于弄清答案。
另一种属于不解而问，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开阿顺，而赐封之? ”明明有现成的答案，屈原对它提出怀疑和质问。
另一方面看，《天问》是屈原在流放途中而作，屈原放逐，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很大，他的“美政”楚王不予采纳，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无人理解。
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苦心培养了一批人才，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将来能为国家作出贡献。
可是，这些人才大多蜕化变质了。
诗人感到苦闷和无奈，所以他要仰天发问，希望“天”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然而“天”并不通人情，没有应答，“天”只不过是中国文化情结的体现（天、地、君、亲、师），天毋庸问，儒家的“天”既聋又哑，问了也得不到解答，但他却非要问天
问天不就意味着他的信念发生危机
不就意味着对天命论和历史王道的怀疑
“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
”（《天问》）上天既授命于夏，为什么伊尹能够助汤将桀流放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天问》）商既上承天意而有天下，为什么又遭灭亡
但怀疑并不代表放弃和改变，恰恰相反，身心受到委屈的屈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没有放弃君子人格，也没有忘记先圣先贤耳提面命式的遗训：“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
他的信念仍然没有改变：“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哀郢》）他踮足四望，寻找着郢都的方向，盼望着能有回去的一天。
他把希望仍寄托于“天”，寄托于国君，尽管时政日下， 国君只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举贤授能，他一生追求的“美政”理想仍然可以实现。
屈原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坚持其理想和节操，是因为他很以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而自豪，称之为“内美”，同时又重视对自己的美好品德加强修养而抵御世风世俗，称之为“外修”，“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离骚》）就在其“内外兼修”的过程中开始了漫长的上下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所以《天问》这首时不仅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还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三、屈原求索精神的现实意义 屈原就如一条小飞蛾，他永远有对光明的追求之愿，就是在受到排挤，被放逐之后，依然无怨无悔，忧国忧民。
以屈原的智慧，应该对当时的形势判断的很清楚，秦国国力蒸蒸日上，文治武功达到其顶点，而楚国国势衰弱，老态龙钟，实际上已经成了秦国的附庸，屈原以一己之力，想要抗衡秦国的统一趋势，实在很难，况且还要与国内的妥协投降派相斗。
众人皆浊，而唯其独清，终究被一群污浊小人打败。
其实后人多所赞扬的是屈原身处逆境而不改变志向的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
这一点正如小飞蛾对光明的追求，后人有很多人受其影响，从其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屈原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有人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个人生，那么我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段历史。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无数人仁志士的“上下求索”推动了华夏文明史，也凸显出不屈的民族精神。
辛弃疾挥剑折胡虏，陆游心老在天山，林则徐虎门销烟 ...... 无数表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事例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鲁迅先生在他的《彷徨》中，就曾以屈原的诗句作为书的题词：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从此来鼓舞自己投入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去，当他写下这句诗的时候，一定是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一定是经过深沉的思考。
路很长，有时地上还没有路，鲁迅先生做的便是开路的工作，他要踩出一条通往新生活的路，为此，他不畏流言，不俱荆棘，他的一生和屈原一样，是求索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无悔的一生
“路漫漫其修远夕，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所表达的这种“求索”精神表现了志士人仁共同具有的进取精神，这是国家兴旺不可或缺的精神，也是我们后辈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它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
这种求索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如群星一般在历史的天空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民族存在，屈原的求索精神就会绵绵不绝，延绵不绝地传下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诗歌
出自：的《咏史》，成就最高的是汉末下层文人的《古诗十九首》。
略谈中国古代诗歌的体类 顾 农 中国古代诗歌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体裁极其纷纭复杂；略而言之，主要可以分为四言、骚体、、古体、近体这样五大类别。
至于后起的词、曲，当然也可以包含在广义的“诗”的概念之下，而其体制自有它们的特点。
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中，“体”有时指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中有各种“体”，例如建安体、元嘉体、西昆体、同光体等等，凡此种种与体裁上的分类完全是两回事。
这些问题都需要另行讨论。
最古老的诗是二言的，由两个字构成一句，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表现初民制造一种简陋的弹弓去打猎；这就是很典型的二言诗。
二言未免太简单了，不容易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感情，所以后来扩大而为四言，《诗经》中的作品基本上是四言的，其中有通篇为四言的，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小雅·采薇》等；也有以四言为主，间有突破的，例如《唐风·绸缪》，诗凡三章，每章五句，其中前四句为四言，末句为五言；又如《豳风·七月》，绝大部分诗句是四言，但其中有几句五言、六言、七言以至八言的。
如此等等。
四言诗曾经是一种最流行最有影响的诗体，汉代以及后来曾经有不少诗人模仿《诗经》的体式来写四言诗。
四言诗中多用单音节的词，停顿的方式基本是所谓“双音顿”即“二、二”式，这样的好处是节奏感很强，弱点则是比较呆板，而且容纳不了更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
所以，等到《诗经》的时代（西周至春秋中叶）过去以后，优秀的四言诗颇不多见。
在南方的楚国崛起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其特点是“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地”（《校定楚辞序》，《宋文鉴》卷九二），具有强烈的乡土文学色彩，在体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基本是杂言的，其中多有五言和七言的句子，多用三字一顿的节奏，其中包含了后来五言诗“二、三”句式和七言诗“二、二、三”句式的重要基因。
楚辞中多用“兮”字——或在句中或在句尾，帮助调节音节和节奏，有时还能起到某种结构助词的作用，非常灵活而且富于表现力；此外还运用了许多口语虚词，使得作品有散文化的倾向；篇幅长短自由；设有标题（《诗经》中诸作的标题是整理者取原诗中某些关键词加上去的）。
由于《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所以这种体式被称为“骚体”。
楚辞中也有些作品如的《天问》《橘颂》等，仍以四言为主，似乎比较靠近《诗经》，但其实还是有所不同，这里句式有些变化，句中的停顿比较自由，同样有某种散文化的倾向。
楚辞基本上是不歌而诵的，用于朗诵的作为歌词的诗写法总归不同。
所谓“骚体”也包括这种以四言为主的类型，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乃是指杂言式的类型。
在以后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楚辞作家如、唐勒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进一步增强了散文化的趋势，并且把一些作品称为“赋”。
司马迁在为立传时提到他们，说他们“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
后来兴起的汉赋固然有着悠久的渊源，同时与、唐勒的辞赋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赋是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独立文体，不能算是诗了。
有些汉朝人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现在看去是不大恰当的。
汉朝的不少诗用骚体写成，例如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志兮守四方
”又如《四愁诗》的第一章：“我所思兮在，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泪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后人模仿骚体的作品有不少被收录在朱熹编辑的《楚辞后语》一书中。
当汉代作家正热中于模仿《诗经》写四言诗、模仿《楚辞》写骚体诗的时候，各地民间出现了许多新的歌谣，其句式三、四、五、六、七言皆有，以五言、七言为主；乐府诗杂言的居多，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则是以五言为主流者：或通首五言，或以五言为主杂以其他句式。
这些民间歌谣被汉代中央政府主管音乐文学的机构——乐府采集而去，加以整理加工，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这种新的诗体当时称为“歌诗”，晋、宋以后则被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
刘勰《文心雕龙》在《辨骚》《明诗》篇之外，另有《乐府》一篇对此作专门的研究；萧统《文选》在所选的诗中也单独标出了乐府一类。
乐府诗的特点：一是可以配乐演唱，唯其如此，它的章称为“解”，例如《陌上桑》分为三解；有些作品正文之前有“艳”，正文之后有“趋”或“乱”。
“解”“艳”“趋”“乱”之类都是音乐上的术语。
有些有声无义的乐调中的衬声被整理者用文字记录下来，与歌词正文混写在一起，结果变得很难理解。
乐府诗在演奏过程中有时会被加上一些套语，歌词有时会遭到割裂和拼凑。
凡此种种，都要从音乐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
二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题材完全是当代的，叙事性比较突出，反映了民间的情绪；东晋南朝的统治者也注意搜集并保存民歌，虽然经过筛选以后内容畸形地集中在恋情方面，但仍然具有强烈的民间性。
三是出现了许多成熟的五言诗，例如《陌上桑》《江南》《孔雀东南飞》等等。
这几点都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力度甚至超过了《诗经》和《楚辞》。
汉代的乐府机关除了采集民歌以外，也组织文人、乐工从事创作，其中有不少是用于典礼仪式的官样文章，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也有比较好的作品，如《羽林郎》等就是。
乐府民歌的巨大成就引起后来文人的高度重视，纷纷模仿其思想和艺术表现，创作了大批作品。
这种仿制品不管是否入乐，也不论是不是用了乐府旧题，全都被称为乐府诗。
这些文人乐府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依据乐府诗的曲调创作新的歌词，仍然入乐演唱，例如曹操的乐府诗就是如此；二是运用乐府旧题写诗，但已不能入乐，例如刘勰指出过的曹植、陆机的一些乐府诗“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文心雕龙·乐府》），即属于这种类型；三是既不用乐府旧题，也不能入乐的文人乐府诗，由于这种诗仍然保存了乐府诗的基本精神——题材的当代性，肌质的叙事性，文字的通俗性，体制的灵活性——而又不受传统音乐和传统题材的制约，在文学上有着更远大的发展。
建安时代已有新题乐府，杜甫写过不少全新的乐府诗，白居易等人更掀起“新乐府”运动的高潮，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大胆干预政治干预生活，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诗人在写到叙事性的当代题材诗歌时，往往毫不犹豫地采用乐府诗体，这种传统一直到清末都没有衰歇。
由于受到五言乐府诗的滋养，汉代文人开始写不入乐的五言律诗，其中最早的是班固的《咏史》，成就最高的是汉末下层文人的《古诗十九首》。
中古诗坛基本上是五言诗的天下，这种诗在近体诗兴起之后被称为五言古诗，简称“五古。
” 由于受到民间七言歌谣和骚体的滋养，后来又出现了七言诗。
文人七言诗流传至今最早的是曹丕的《燕歌行》。
这种诗在近体诗兴起之后被称为七言古诗，简称“七古”。
古体诗长短不拘，可以少到只有四句，也可以写得很长；不讲究对仗，也不讲究格律，押韵比较灵活，可以换韵。
古体是古代的自由体诗。
列朝列代都有人从事五古和七古，产生过大量的名篇。
五古与七古是古体诗的主流，此外也有杂言的古体诗。
杂言古诗大抵以七言为主，又吸收了乐府诗的一些营养，所以呈现出某些边缘性；一般地来说，唐以前的杂言属于乐府诗，唐以后以七言为主的杂言称为“歌行”，可视为七古的变体，例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歌行体中的杰作。
所谓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而言的。
中国古代的诗歌本来与音乐关系极其密切，《诗经》和乐府诗都是可以唱的；但是后来诗歌渐渐脱离了音乐，这时要讲究诗歌的音乐美，要让人们记住，就得在音乐的韵律之外另动脑筋。
建安以来，曹植、陆机等诗人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到南朝齐的永明年间，以沈约为首席代表的一批学者、作家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悟出了汉字的特点是读音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写诗要合理地安排这些声调不同的字，“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俱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为了达到这种思想的状态，必须回避各种因搭配不当而形成的毛病，他们提出的“声病”有下列八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
为了争取诗歌具有音乐美，他们作出种种烦琐苛刻的规定，结果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
当时有一批诗人运用新理论知识来写诗，被称为“永明体”，后来也叫“齐梁体”或“新体诗”。
由永明诗人开创的新体此后经过许多诗人的努力，不断得到完善；到唐朝初年的沈佺期、宋之问手里，讲究声律以及对偶、考虑全篇（而不是像永明诗人那样只考虑两句）和谐的新诗体终于正式确立，称为“律诗”，也叫“近体诗”；从此以后，过去那种不讲究声律的诗就相应地称为古体诗。
唐初定型之近体诗最大的贡献是将上、去、入三声归为一类（仄声），拿来与平声形成二元对立，这样讲究格律就简化为对平、仄两种声调的合理安排，有关的规则就更加简明合理并且简便易行。
这种规则至今在旧体诗（相对于五四以后产生的新诗，古代的各种诗体都是旧体）写作中仍然风行不衰。
近体诗最重要的规则是只能一韵到底地押平声韵，而且在诗句中停顿的地方——五言诗的第二、四字，七言诗的第二、四、六字——讲究其声调的平仄：同一句当中应当平仄相间，对偶的两句之间应当平仄相对（如果相同，便犯了“失对”的毛病），非对偶的相邻两句（上联的对句即上句与下联的出句即下句）之间应当平仄相同（如果不同，就犯了“失粘”的毛病）。
例如五言诗的前四句可以这样安排：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其余可以依此类推。
七言律诗相当于在五言律诗的每一句之前各加上声调相对的两个字，例如将五言的“仄仄平平仄”加上两个平声字成为“平平仄仄平平仄”，如此等等。
所以掌握了五言的格律，也就掌握了七言的格律。
律诗还规定第三四两句、第五六两句要讲究对仗，形成两联。
第一二两句和第七八两句不一定要对仗，但为了方便指称，也称为联。
于是一首律诗就有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
律诗限写八句（特殊情况下可以加长），从律诗中拿出一半来形成四句一首的诗称为绝句，有五绝，有七绝。
四句一首的诗古已有之，那种不讲究格律的便称为“古绝”，属于古体诗，与这种属于近体诗的“律绝”不同。
近体诗还有种种规矩，有兴趣的人可以找专门的书来学习和研究，这里不过说了说最基本的几条而已。
（《阅读与写作》2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