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祖国在我心中的演讲稿的精彩片段（是开头和结尾的）
我有几个同学们：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现在，中国的科技发达了，我们人人都过上了幸福的。
但你们知道吗
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被别人瞧不起的国家，它没有伟大的科学成就，科技也得不到发展。
然而，一些留学知识分子的回国，使中国的命运得到了根本的转折，正是他们，挺直了中国的脊梁。
故宫、长城，哪个不是规模宏大、气势辉煌
泰山、黄山，哪个不是风景秀丽、雄伟壮观
造纸、火药，哪个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当鲜红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们都会想起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
正是这句话，成为了他们的动力——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希望你采纳
作者 欧阳修
题目全一人物简介欧阳修出生于四州（今四川绵阳涪城区内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学家和诗人。
字永叔，谥 欧阳修像[1]号文忠，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
与（唐朝）韩愈、柳宗元、（宋朝）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柳，欧，苏。
（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北宋欧阳修、苏轼）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
卒谥文忠。
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又喜奖掖后进，苏轼、苏辙二兄弟、苏洵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
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
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
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
在滁州时，自号醉翁。
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
词章窈眇，世所矜式。
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文学造诣 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
且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
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宋词《踏莎行》。
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
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
北宋欧阳修作。
三卷。
南宋罗泌编次。
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
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
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
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
代表作有《醉翁亭记》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
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生平概述[2]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用芦苇在沙地上写字、画画，还教他识字。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
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
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
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
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
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至和元年（1054）八月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嘉祐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五年，拜枢密副使。
次年任参知政事。
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
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
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
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
居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
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公元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卒于颍州，谥文忠。
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
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
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编辑本段主要成就思想贡献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
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
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 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
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
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
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
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
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
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
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
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
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
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
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
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
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
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
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应用文体 [3]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
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
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
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
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
”（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
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
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
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
“文字”即文章。
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
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
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
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
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
一是真实。
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
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
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
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
二是简洁质朴。
“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
三是得体。
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
“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
“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
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
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
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
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
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
”（《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
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
（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文学成就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宋代散文的奠基人。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
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
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
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
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
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
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
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
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
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 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
《菱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
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
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 《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
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
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
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
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
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等。
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其最后一部作品《诗话》（由于诗话从专名演变为一种文体，后人为区别称《六一诗话》），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
后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
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以随便亲切的闲谈逸事的方式评叙诗歌 哦，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归于自然。
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
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
《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
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
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
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
而他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感情亦非常深挚。
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
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
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为政成就 欧阳修给宋仁宗的奏折：“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
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狄青被贬几年后就抑郁而死。
欧阳修加深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为之后中华屡遭异族入侵铺平了道路。
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
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
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局部）历史地位[4]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
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
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
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
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
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
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
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
”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
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
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
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
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
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
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
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
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
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
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后世评文 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
词章窈眇，世所矜式。
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曾慥（zao四声）《乐府雅词》序） 六一婉丽，实妙于苏。
（尤展成）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
（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清刘熙载《艺概》卷四）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苏轼《西江月》）欧阳修与滁州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诗文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
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
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
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
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
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
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
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
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
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
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
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
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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