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这个词是怎么演变来的
这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
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紧张的。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
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
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Energy底总量
”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
“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
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
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音。
“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可见，《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
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萧红、戴望舒、端木蕻良,他们三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这段友情虽然短暂，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更显真挚。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
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
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
”诚哉斯言
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
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
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今八一路雨田大厦的位置）、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
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
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
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
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
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协”）、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
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
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
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
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
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
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
”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
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
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
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
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
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
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
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
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
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
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
《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部著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
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
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
”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北中国》是戴望舒为萧红编发的最后一篇小说，有趣的是，此篇与他为萧红编发的第一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主题相同，情节上也有类似之处。
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笔调同样浸透了浓烈的故园情怀，但《北中国》却写得更精致、细腻。
小说于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于《星座》第901号至917号上。
戴望舒一直热情地关心着萧红他们，他担心他们不适应南国的生活，不时前往尖沙咀看望他们。
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中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
”随着萧红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便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萧红是香港文协会员，戴望舒是香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
萧红与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着较深的友谊，因此，在萧红病重之际及离世以后，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戴望舒都不会袖手旁观。
我们从杜宣的回忆录中可读到，戴望舒当时是积极参与其事的。
杜宣在《忆望舒》中写道：“日军投降后，我是第一批进入香港的……望舒告诉我，萧红逝世时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
”杜宣说的这几个朋友中，就有戴望舒，还有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
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更是20世纪的“正气歌”。
5月，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
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
冯亦代写道：“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尽管身体垮了，哮喘病更严重了，戴望舒却一直惦记着萧红。
待身体稍稍恢复，他便让叶灵凤陪着去凭吊萧红。
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腊月，他不顾病痛缠身，在朔风中艰难地步行六七个小时才来到浅水湾，这是何等真挚的友情啊
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写道：“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
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
当时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
9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了戴望舒一首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时，注明日期为1944年8月20日，这大概是他的写作日期。
一年后，戴望舒又来到浅水湾，想必是给萧红报告抗战胜利的喜讯吧
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
杜宣在《忆望舒》一文中回忆道：“9月下旬，一个台风刚刮过的下午，望舒带着新波、紫秋和我去浅水湾……我们在浅水湾原来游泳场的沙滩上，看到了一丘孤坟，坟头上插了一个木签，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字……她是鲁迅先生亲自培养出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于此，只看到一抔黄沙，面对着无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愤交加。
望舒说，当时出于无奈，只能将她葬在这里。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
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戴望舒对萧红的怀念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他三年多无数次地去浅水湾扫墓祭奠，还在于他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
臧棣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写道：“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
”该诗全文如下：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情感真挚，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
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是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
在漫漫黑夜，诗人在等待，萧红在等待，等待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这是戴望舒从抗战初期升腾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深化和发展。
学者王文彬说：“这首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伟大的诗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