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周年晚会主持词
香港回归以来，各方面的状况令人乐观。
香港回归七年以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香港“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
香港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目前已出现强劲复苏势头。
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不遗余力，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改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
香港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日益激烈，但这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除
香港回归的历史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
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
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
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
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
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
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
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
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
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
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
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
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
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
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
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
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
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
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
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
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
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
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
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
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
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
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
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
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
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
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
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
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
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
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
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
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
”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
”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
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
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
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
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 ?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
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
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
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
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
”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
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
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
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
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
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
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
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
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
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
5月 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
”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
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
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
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
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
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
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
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 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
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
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
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
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
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
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
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
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
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
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
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
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
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
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
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
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
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
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
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
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
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
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
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
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
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
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
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
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
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
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
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
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
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
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
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
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
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
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
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
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
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
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
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
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
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
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
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
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
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
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
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
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
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
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
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
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
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
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 1月9日签字）。
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
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
”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
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
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
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
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
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
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
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
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
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
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
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
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
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
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
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
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
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
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
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
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
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
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
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
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新闻至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行政长官董建华演讲辞全文江泽民主席各位国家领导人各国嘉宾香港全体市民和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全中国普天同庆的日子，是全球华人举杯同贺的日子。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在刚刚过去的午夜凌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央人民政府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和宣誓仪式。
在和平和秩序中，香港走过了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迈进了一个新纪元。
在香港举步迈向这新纪元的时候，我们怀着无限敬意，追念尊敬的先生。
八十年代初，经济增长迅速，香港人生活满足之余，却焦虑不安地关注着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香港前途。
先生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以驾驭时代的宏大气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圆满解决了香港前途问题。
同时，我们衷心感谢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国家领导层。
在过去十几年变化多端的过渡时期，为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为了给香港的未来发创造更好条件，国家为我们作了大量艰巨的工作，使香港成功地实现平稳过渡，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现在，我们要在香港过去成功的基础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指引下，开创香港的将来。
基本法是香港宪制性的法律文件，把国家授予香港的各项高度自治权，以法律形式郑重规定下来。
它清楚确定了香港实行了不同于内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保障了香港居民习惯的生活方式和权利，也界定了香港居民的义务。
香港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系，因为我们一直实行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坚持稳健理财政策和低税制，讲求法治精神，强调行政主导和高效率的公务员体系。
所有这些成功要素，在基本法内都一一得到了保障。
国家领导人多次重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香港的繁荣稳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是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开端。
各位香港市民，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任重道远。
国家已经将高度自治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也在全力地支持我们。
现在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为更加美好的将来而努力的时候了。
我和所有香港市民一样，不是香港的一个匆匆过客。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希望都在香港。
我们对香港，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持久的责任。
我知道大家共同关心的是什么，大家迫切希望解决的又是什么?我相信，大家正期待我先从你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房屋和老年人福利等民生问题，讲述香港的未来发展。
毫无疑问，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展，香港已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
但是，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我们正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以及高通胀对香港竞争力的威胁，因此必须保持警觉，不能有丝毫松懈；此外，市民迫切的房屋需求，经济转型带来的就业困难，以及人口增长与老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必须慎重处理，认真对付。
香港繁华之下的隐忧，考验着我们前进的决心和勇气。
提高香港经济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只有不断创造财富，我们才能继续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继续为国家作出贡献。
特区政府有责任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规划和培养人力资源，并一如既往奉行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干预市场的正常运作。
我们将致力提高香港作为国际财经金融中心的地位；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的增长，推动高增值制造业和高科技工业。
世界正进入资讯新时代，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鼓励资讯工业和基建的投资，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只有这样，香港才能生机勃勃，走在时代的尖端。
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来；为市民提供平等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培育人才。
香港的教育制度必须立足香港、贡献祖国、面向世界；兼收中西文化所长，保持多元化特色。
为此，我们将制订全面的计划，投入充分资源，以达致提高教育质素的目标。
我们政策的重点是建设优良的基础教育，因此，需要培养优秀及有使命感的校长和教师，提高教师的专业资格。
在可见的将来，中、小学新入职教师应全部具有大学学位和师资训练，以及尽快实现所有小学全日制及取消中学浮动班；提高中英语言教学水平；制订有关教育的资讯科技政策；改善考试制度和学校管理；促使办学规模多元化。
我们鼓励大专院校发展杰出学科；进一步检讨学制，研究各阶段的衔接和修读年期，以确保教育制度切合香港长远的需要。
我们要培养青年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的责任感；使他们具备坚强意志、奋斗精神和应变能力，并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获得充分发展。
要成功培育下一代，学校、家庭和社会必须紧密合作，共同承担责任。
安居乐业是全港市民的共同愿望，对于维系香港市民的归属感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与保持香港的经济活力亦息息相关。
房屋问题的症结，是供不应求，引致楼价飙升，令投机炒卖者有机可乘。
事实上，香港有足够的土地应付房屋需求。
只要我们拿出坚定的决心，必定可以彻底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
我们将拟订十年房屋发展计划，包括加速移山填海，开发土地；大规模发展集体运输系统与基建设施；全面检讨与房屋发展有关部门的组织架构和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将大量兴建居屋，积极落实出售公屋的计划并照顾夹心阶层的需要；我们以每年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单位，为增加整体房屋供应目标，使到十年后，全港百分之七十的家庭可以拥有自置居所。
我们也要加速旧区重建，清拆所有临屋和平房区，安置笼屋居民；致力把轮候公屋的时间缩短至平均三年。
近期炽热的楼宇炒卖活动，已经对香港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会针对炒卖活动，准备多项相应措施，密切注视物业市场的情况，在必要时采取果断行动。
我们的长者，为香港的成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们理所当然要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护。
特区政府将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属、老有所为”为目标，制订全面的安老服务政策，照顾老年人各方面的需要。
我们将成立“安老事务委员会”，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制订安老政策和统筹有关服务。
我们将加速推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要深入检讨社会保障综合援助金计划，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协助及改善生活，令我们的长者“老有所养”。
为做到“老有所属”，我们将透过公屋编配政策鼓励家人与长者共住，为维护老人士提供支援，并会增加长者住屋和院舍服务。
同时，要改善基健康服务，加强对长期病患者的照顾。
此外，我们将提供有助发展身心健康的活动，推动长者义务工作计划，使长者感到“老有所为”，能够继续在社会上发挥作用。
香港回归祖国，是香港发展的一个契机。
要使“一国两制”的事业成功实现，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国家，发展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建立我们的价值观；维护法治制度；保障自由的空间；推动民主进步；和确立长远的奋斗目标。
香港与祖国一脉相连，唇齿相依。
由于香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祖国分离，香港同胞往往对国家缺乏了解。
在“一国两制”的新环境下，我们将会有许多机会和充分条件，去认识国家，认识民族；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接上中华民族的根，“一国两制”的事业才能成功。
所以，我们要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利、文化上互通、生活方式互相尊重等基础上，全面加强香港与内地的沟通和关系，努力开创一个融洽相处，共同发展的局面。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这样整个社会才有凝聚力，才会有共同目标。
香港居民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不少非中国籍居民。
长时期以来，中西方文化在香港相互辉映，相互交融，我们会继续鼓励香港文化多元化发展，但亦需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尊重和认同，包括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逊厚道、自强不息。
我们重视多元，但避免对立；我们崇尚自由，但讲求法治；我们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但处处应以大局为重；我们维护个人权利，但更要承担社会责任。
我希望这些理念可以成为香港团结的基石。
维持和发展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对香港十分重要。
我们将保持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独立运作；大力推动肃贪倡廉；为香港市民及投资者提供良好的环境，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会致力维护香港市民现有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确保市民依法充分享受言论、集会、结社、新闻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种种自由。
民主，是香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特区政府将坚定地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发展民主，使到香港各个阶层，包括所有不同意见的合法政治团体，都有机会参与。
特区政府一定以开放的态度，听取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并向公众问责。
香港有一支优秀及廉洁的公务员队伍，他们在“港人治港”中担任着重要角色。
我将和他们携手合作，为广大市民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自己管理香港，自己创造香港的未来。
在“一国两制”之下，我们将以坚定的信念，踏实的步伐，和旺盛的斗志，朝着高远的理想前进。
我们的香港将会是：一个为其祖国和文化根源感到自豪的社会；一个安定、公平、自由、民主、有爱心、方向明确的社会；一个富足和生活质素优良的社会；一个廉洁、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法治地区；一个中外交流的窗口；一个蜚声国际，举足轻重的金融、贸易、运输、资讯中心；一个国际性的文化、科研和教育中心。
各位嘉宾，各位市民：再过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就将庆祝共和国五十周岁的诞辰；而人类将喜迎一个新世纪的千岁新年。
我深信不疑，香港将在那个双喜临门的时刻，用更加美好的生活，向祖国献礼；带着更加辉煌的成就，跨进新世纪。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香港迈向成功
江泽民主席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六百多万香港同胞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
神州大地，一片欢腾，五洲四海，万众瞩目。
我国人民的这个百年期盼终于实现了
今晚，首都各界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庆祝这一民族盛事。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对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深切怀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同志。
他为解决香港问题，推进祖国的完全统一，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一定把香港的事情办好，把实现祖国现代化和完成祖国统一的事情办好。
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深切怀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富强而献身的爱国志士们。
可以告慰他们的是，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澳门也即将回归，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前景在望。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条悲壮而又漫长的历史道路。
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屈辱和辛酸，多少渴望和追求，多少坎坷和曲折，多少奋斗和牺牲，才有了我们今日的独立，今日的进步，今日的发展，今日的自豪。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英国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给英国。
一八九八年，英国又通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九十九年，从而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
香港被侵占，是中国近代受屈辱的一个历史缩影。
《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
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对中国人民形成的双重压迫，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华民族的危机，同时也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反抗。
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和反抗，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这是不以压迫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辩证法。
中国近代史昭示我们，要改变贫弱受欺、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就必须奋起抗争，奋发图强。
从列强侵略中国的那一天起，中国人民就举起了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旗帜。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数中华儿女和爱国志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前仆后继，历尽艰辛。
特别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开创了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代。
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任人欺凌和宰割的民族了。
今天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这是香港得以回归的根本原因和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史昭示我们，要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就必须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和科学理论的武装。
同志说过，只是当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人民才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思想，才指引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把祖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今天，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指引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科学理论的武装，要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是不可设想的。
中国近代史还昭示我们，要跟上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就必须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
西方产业革命以后中国所以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采取愚昧的闭关自守政策，不思进取，因而既不能追赶时代前进的步伐，也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留下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记录。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状况，必须专心致志地进行经济建设，必须同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同志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
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基本法赋予的各项职权，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中央人民政府依法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交事务和防务。
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遵守香港基本法，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
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香港的经贸活动与投资利益都将受到法律保护。
坚持实行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可以保障香港回归后长期繁荣稳定，也有利于促进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对澳门顺利回归和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示范作用，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近代以来，香港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抵抗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斗争。
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开发了香港，建设了香港。
香港回归祖国，使香港同胞的政治地位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他们爱国爱港的热情空前高涨。
可以坚信，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充分运用香港自身的优势，香港这座国际经济大都市一定能够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世界上一切在香港有经贸活动与投资利益的国家和地区，对一切同中国有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好处。
我们希望，在这个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上，有关国家和地区能够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在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同我们一样，为香港回归这一民族盛事感到欢欣鼓舞。
澳门将于一九九九年回到祖国怀抱，这是又一件民族盛事。
在中葡双方友好合作下，澳门回归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我们对于澳门顺利回归充满信心。
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一切华夏子孙的殷切愿望。
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真正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为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迈出切实的步伐。
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发生深刻而又充满希望的变化。
人类几千年文明进步聚积的能量，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世界正在朝着有利于形成多极化格局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方向发展。
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相互竞争、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而深刻。
今日之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们一定要充分把握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勇敢地迎接挑战，努力把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人民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走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不断开创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新局面。
不久就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重大问题作出全面战略部署，提出奋斗纲领，指导我国人民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国人民酷爱和平，深知和平之宝贵。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继续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永远不称霸，永远致力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永远做世界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喜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6周年纪念日。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美好前程满怀信心。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坚强团结，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我们一定能够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7年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中国士兵说了什么话
那谭善爱中校。
谭善爱：1983年入伍后在驻港、驻澳部队工作，历任排连长、参谋、部队珠海基地副主任。
现为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黄田派出所民警。
当时他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
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祝你们一路平安。
” 历史回放： 1997年6月30日22时25分，央视直播了熊自仁率先头部队车队准时抵达威尔士亲王军营。
23时58分，一英军中校向我军中校谭善爱敬礼报告：“谭善爱中校，威尔士军营现在准备完毕，请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们好运，顺利上岗。
长官，请允许我让威尔士亲王军营卫队下岗。
” 谭善爱声若洪钟：“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祝你们一路平安。
”说完，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英方指挥官随即下令撤离，23时59分55秒，最后一名英军士兵走出营门。
几乎与英军撤离同步，张洪涛指挥护旗队迈着正步走向旗杆。
7月1日零时零分，威尔士亲王军营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谭善爱现在是深圳市派出所一名警官。
香港回归的资料
香港回归，俗称九七回归，或称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内地常称香港回归祖国（中国），指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的期限届满之时），英国将治权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历史事件。
同时香港的华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恢复其中国人的身份。
英国对香港的管治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清朝战败后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1860年，清朝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法联军打败，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割让交由英国管治。
1898年，清朝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这三条不平等条约决定了今日香港的范围。
1982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
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明文写道香港岛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永久割予英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
鉴于香港岛、九龙少有平地，水、食物等物资多由新界或中国大陆供应，难以自给自足，而香港整体也没有因三条条约而特别分开发展，加上殖民地的军费支出庞大，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国，但同时极力争取维持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行使主权。
大部份香港市民在中英开始详细谈判前，鲜有考虑香港主权的前途问题。
自1970年代初起，政府在筹划香港地铁、香港国际机场等大型基建项目时，因为投资回报期长达30年跨越1997年，当时在向国际筹集资金时已受香港政治前途不明的影响。
香港回归的前因后果
1982 年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之幕。
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
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 年7 月12 及13日两开，地点在北方北京。
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
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 年9 月22 、23 日第四轮会谈后，1983年10 月19 、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公布中恢复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
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
1984 年4 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 年之后对香港主权。
声明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 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 在此一段期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
在1984 年2 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引起各界的争议。
1984年6 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7 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再访北京。
8 月1 日，贺维抵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英双方已同意协议大纲及主要条款。
1984 年9 月26 日，中、英双方终于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
1 9 9 7 年7 月1 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 9 9 7 年6 月3 0 日午夜至7 月1 日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灯火辉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的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
历史的时钟指在1 9 9 7年7 月1 日零点那一刻，大会堂全场肃立，几千双眼睛向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行注目礼。
这是中华民族长久期盼的一个瞬间，这是永载世界史册的一个瞬间
零时4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这里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于6 月3 0 日午夜举行。
2 3时4 2 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2 3 时5 6 分，中英双方护旗手入场，象征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的降旗、升旗仪式开始。
出席仪式的中外来宾全体起立。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竖立在主席台主礼台前东西两侧的旗杆上。
2 3 时5 9 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缓缓降落。
随着“米字旗”的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7 月1 日零点整，激动人心的神圣时刻到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
全场沸腾了，许多人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不停地闪动，记录下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
接着，江泽民主席走到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讲台前发表讲话。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1 9 9 7 年7 月1 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
江泽民说，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先生。
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向，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
江泽民向中英两国所有为解决香港问题作出贡献的人士，向世界上所有关心和支持香港回归的人们表示感谢。
向回到祖国怀抱的6 0 0 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香港回归后，将继续保持自由港的地位，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用，继续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发展经济文化关系。
所有国家和地区在香港的正当经济利益将受到法律保护。
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在香港有投资与贸易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继续为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努力。
江泽民随后指出，香港今日的繁荣归根到底是香港同胞创造的，也是同祖国内地的发展和支持分不开的。
他表示相信，有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管理和建设好香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创造香港美好的未来。
凌晨0 时1 2 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
中国政府代表团王汉斌、卓琳等成员出席了交接仪式并在主席台上就座。
出席交接仪式的还有观礼团成员。
出席交接仪式的有4 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30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政界人士，9 0 多个国家驻香港领事机构的代表和一些国家的民间组织、地区与国际组织驻港办事处的代表。
香港各界人士，澳门、台湾同胞，以及来自3 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也出席了交接仪式。
来自世界各国7 0 0 多家新闻媒体的9000 多名记者采访报道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意义 1.有利于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2.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有利于促进香港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 4.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
[编辑本段]其他内容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七楼隆重举行。
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钱其琛、王汉斌、张万年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
任委员钱其琛主持仪式。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第一个宣誓就职，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
接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23名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会议14名成员，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 会59名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常设法官、高等法院法官36人，分批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
随后，李鹏总理讲话，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成立表示 热烈祝贺，并且宣布：从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开始实施。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作题为《追求卓越，共享繁荣》的讲话。
当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典上发表讲话，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600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并郑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
当日下午，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盛大招待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全国56个民族的代表及首都各界人士等共四千多人出席。
当日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
江泽民在大会上讲话指出：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标志着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香港回归祖国至今已是12周年。
2009年7月1日，中国大陆与香港共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典礼。
关于香港回归的资料 50字左右
1982 年，访华，同志就香港前途问题与她进行会谈。
同志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
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
”“应该明确规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双方最后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
双方于1984年签订协议。
1982 年9 月，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之幕。
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
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 年7 月12 及13日两开，地点在北方北京。
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
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 年9 月22 、23 日第四轮会谈后，1983年10 月19 、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公布中恢复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
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
1984 年4 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 年之后对香港主权。
声明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 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 在此一段期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
在1984 年2 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引起各界的争议。
1984年6 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7 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再访北京。
8 月1 日，贺维抵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英双方已同意协议大纲及主要条款。
1984 年9 月26 日，中、英双方终于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