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面试怎么准备，要准备多久啊
赢在心态，拼踏实当考生通试顺利进入面试时，一定是兴奋的，但切不可一味在这样的心情中，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备考时期，拼的就是心态，各位考生在家里，一定要踏踏实实备考，多自我鼓励，心态乐观，多和家人朋友交流积极向上的内容。
看问题多角度但乐观。
二、转变形象，提气质面试的考察是非常立体的，考生直接坐在考官对面，举止仪表，一举一动，均暴露无遗，所以良好的形象气质，大方的谈吐都会给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就需要我们在家做形象上的转变和突破。
从服装到精神面貌都要往职场人的形象上靠近。
可以在家上网或者看书学习下职场化妆，服装搭配等，以及如何能提升气质的训练方法等。
三、了解题目，定计划进入面试备考后，尽快搜集并了解本省或本系统历年的面试题目，找寻其特点。
按照我们已有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是否能答出且答好，按以往题目的考察特点来预判今年可能的出现的考察趋势，根据自己的不足做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比如哪些题型是重点花时间需要练习的，在家一定要制定合理的复习计划，并做针对性提升训练。
四、积累热点，升内涵关注热点新闻，了解国内时事政治和民生问题。
尤其是国家现行政策、理论导向等，使自己的回答有一定的理论高度，重点学习考察综合分析能力的相关题目，不积累热点素材恐怕难以答出亮点和高度。
我们可以从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上关注时政类的评论性文章，也可以看看近一年内国内外发生的各种热点新闻以及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积累立刻做起，千万不能等。
五、答题练习，重模拟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面试得高分，必须提高应试能力。
根据面试考察要素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类型面试题目考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面试测查的能力入手去针对性提高，比如综合分析能力、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应变能力、言语理解与表达能力等。
了解每类题目的答题的逻辑思路，多做言语训练和答题练习，保证逻辑思维清晰，提升语言流畅度。
在家里可以找家人当考官，或者自己坐在镜子面前多做模拟训练，进行脱敏训练。
准备多久：有句话叫熟能生巧，多次模拟，通过模拟让自己有政府思维，不是套模板，更自然就更容易胜出。
年薪30万的公务员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我们多年来一直建议国家对 公务员实行 末位淘汰制，每半年对国内所有在职的公务员岗位实行内部考核，每个部门的最后末位淘汰，且5年内不得再从事公务工作或者报考公务员考试
看看现在公务员的数量，用臃肿来形容都可以说是褒义词了，
来自中国的什么传奇
尼古拉本想利用从中国带回来的金银财宝，在威尼斯做长久生意。
可是，仅一年多时间，他就把从中国赚回来的钱赔得差不多了。
这时，他才意识到，还是中国的钱好赚。
于是，尼古拉就和弟弟商量，再去中国一趟，以便到那里赚更多的钱回来。
弟弟同意哥哥的想法。
他们俩又开始准备中国之行了。
尼古拉·波罗把中国皇帝忽必烈的信呈给教皇，并转达了中国皇帝的问候。
看来，教皇对沟通与中国的关系不感兴趣，也没有到那里传经布道的打算，所以，他没有接受派100名传教士到中国的邀请，仅仅象征地派出了两名很一般的修道士，随同波罗兄弟到中国去。
尼古拉·波罗就马可这么一个儿子，他知道去中国道路的危险重重，想把儿子留在家中。
他这个念头一暴露，立刻遭到马可的强烈反对。
这个急躁的年轻人，甚至以断绝父子关系相要挟。
无奈，尼古拉只好同意儿子一同去中国。
1271年，马可随同父亲、叔叔，踏上了去中国的道路。
这一年，马可·波罗17岁，是个结实精明的小伙子。
而他的父亲和叔叔显然有些老了。
他们看上去远不如马可精力充沛（pèi）。
波罗一家三人，外加两修道士，一行五人，各乘一匹马。
他们还学蒙古骑兵的作法，另外用三匹马驮随行的物品。
当波罗一行离开威尼斯时，除了亲友，没有其他人前来送行。
因为他们是私人团体出国，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而不是外交需要。
所以，在威尼斯城，波罗一家再次去中国，并没有任何人的注意。
对他们准备去的地方，威尼斯人既不想了解，也没有兴趣。
波罗一行先乘船走水路，穿越亚德里亚海，再往南行，穿过地中海，到达阿拉伯地区的阿克，这里距离伊斯兰教的圣城耶路撒冷不远。
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没有遇到太大的风浪，也没有被海盗袭击，总算平安地走上了陆地。
不久，一场战争打乱了马可·波罗他们的路线。
巴比伦苏丹的邦多克达里统率大军入侵亚美尼亚。
大片的国土遭到蹂躏蹂躏（lìn）：践踏，比喻用暴力欺压、侮辱、侵害。
，道路不通行，使商旅们惊恐万状，连两位教皇特派的传教士都弃命而逃。
然而，战争丝毫没有使马可他们畏缩怯步。
查看过一张褪（tuì）了色的地图之后，他们决定从陶里斯沿着荒凉的群山前进。
这一路，他们换上了骏美的波斯驴子，因为在这荒无人烟、水草匮（kuì）乏的地方，驴子比一般的马匹和骡子更能忍受疲劳，更容易饲养，也更能驮载较重的物品，走较长的路程。
这样他们很快到达了美丽而古老的城市亚斯迪，然后花了8天的时间，横穿了一个大平原。
沿途虽只有一个居民点可供旅客歇脚，但枣椰成林，鹧鸪（zhèɡū）成群，这引起了马可打猎的兴趣，他不一会儿就成了打猎的行家。
继续前进，穿过波斯南部起而漫地区起伏的群山，那里夜间的气温会降至冰点，寒风呼啸着穿过山谷和隘口，犹如撒拉逊人的弯刀。
他们顶风奋力向前，攀下悬崖，继续向南。
白天，他们忍受着骄阳的曝（pù）晒，蚊蝇的叮咬，以30公里的速度行走，向着波斯湾东面尽头的霍尔木兹前进。
这段行程上，马可他们最惊险的遭遇要数身陷黑天迷雾的那次。
所谓黑天迷雾，实际上是干雾和挟着沙尘的燥热旋风结合而形成的，此雾一起，顿时遮天蔽日，黄沙扑面，眼前黯（àn）然，即使咫（zhǐ）尺之遥，也很难彼此看见。
当地的卡闹纳斯人，就是仰仗熟悉的地形，以迷雾为幌子，肆无忌惮肆无忌惮：任意妄为，无所畏忌。
地抢劫过往商旅，致使那些没钱赎身的商旅沦为奴隶。
这一次从卡闹纳斯人的魔掌死里逃生，要归功于马可他们坐骑的矫健和神速。
趁着迷眼狂沙中混杂一片的嘶喊声，马可一行向康萨尔米城堡而去，而与他们结伴同行的商队却多遭不测。
盛夏的一个下午，经过长途跋涉的马可一家疲惫不堪地走进了霍尔木兹城。
但奇怪的是整座城根本没有传闻中的繁华熙攘，曲折的大街小巷上垃圾成堆，污秽（huì）肮脏，行人零落稀少，偶而见到的人也好像在梦游似的。
城池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笼罩着令人沮丧的气氛。
一会儿，火焰般的灼渴使马可他们浑身虚软无力，感觉自己像是被雨水浸透的泥塑，随时会化成一摊酥泥。
原来那里正值热风盛行的季节，城内的居民都陆续移居海滨或河边避暑，栖身于水上小屋去了。
这种房子是用柳树桩钉在水里，围成一圈，将水淘干，然后用褐色的柳条搭建起来的，颇为雅致。
屋顶上盖着巨大的尖形叶子，房子整齐地沿河散布在枣椰树荫凉的枝叶下。
居民为了躲避热风的侵袭，每日从9点到中午栖息在那里，一旦热浪滚滚，炎气逼人，他们便赶快跃入河里，全身泡在水中，直到下颚为止。
热风袭来，也将马可他们赶入河里。
浸泡在清凉沁（qìn）人的水中，马可听到居民们对热风交头接耳的议论，其中有一件事令人毛骨悚然。
那是不久前，由于霍尔木兹的统治者不愿意向起而漫纳贡称臣，起而漫决定乘大部分居民出城避暑，调兵突袭霍尔木兹，强迫其就范。
他派出15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取道雷奥巴尔，半路上由于被向导耽误了，没有在夜幕降临之前抵达目的地，只好在相距霍尔木兹不远的一片小树林里宿营。
次日清晨，正当他们预备进攻的时候，突然热风袭来，结果全军都被热浪窒息而死，甚至连一个报信的人也没有逃出来。
待到有人发现，尸体已被热风烤焦，惨不忍睹，幸好没有酿成瘟疫瘟疫：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在霍尔木兹逗留的几天里，马可四处向当地人询问有关下海船只的情况，得知当地的造船技术非常差劲。
由于当地的船只选用坚脆木料，用洗净晒干的椰绳缝联船板，但船底不涂沥青，只涂一种用鱼脂制成的油，而且船上没有铁锚，只有水底缆绳，致使船只在印度洋上稍遇风浪，便时常有触礁沉没的危险。
与父亲、叔父商议之后，他们决定放弃出海的计划，待热风退去，仍由陆路向东方挺进。
稍事休整的马可一家重又回到了举步维艰的旅行。
在当时落后的交通及恶劣的自然条件制约下，这种陆上旅行的每个脚印都凝聚着艰辛的汗水和非凡的勇气。
不必说道路的崎岖不平，也不必说沙漠的满目荒芜，单是一路上人畜用水的奇缺就足以令人生畏。
沙漠中人迹罕至，几乎没有可饮的淡水。
有时几天下来，随身自带的水耗尽了，他们就只能啜饮苦泉水。
但这种水颜色绿如青草，有浓浓的咸味，又苦又涩。
牲畜饮用此水，有时会肚泻；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若掬（jū）水入口，也会时时作呕，除非将面粉调入水中，才能减轻饮水的痛苦。
长期过着野外的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的生活，又要马不停蹄地赶路，即使是钢筋铁骨，也有支持不住的时候。
在去巴拉香的途中，马可染上了严重的热病，由于经常发作，备受折磨，时而发着高烧，汗水涔涔（cén）；时而昏睡不醒，梦呓中不断呻吟。
幸亏尼古拉和玛窦想方设法带着马可赶到了巴拉香。
那里群山高耸入云，逶迤逶迤（yí）：形容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绵延，丰饶繁茂的牧场浮翠如云，沿着斜坡往上延伸，一直掩没在黑暗嵯峨的岩石中。
山间清泉四溢，小溪潺潺（chán），清澈见底，有不少鳟鱼出没。
这个地方真可称得上天然的休养胜地。
尤其是那里的空气格外清馨，给马可久病孱（chán）弱的身体注入了神奇的活力。
休养了半年，马可逐渐恢复了健康，终于化险为夷。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巴拉香王国，马可一行向东北方向前进。
山势日渐陡峭，温度也降得更低，寒风如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们。
有时，他们只能贴着冰封的峡谷的边缘，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
马蹄不时打着滑，几块松落的石头就会使他们坠入万丈深渊。
极目远眺，是绵亘（ɡèn）不断的崇山峻岭，荒凉无际。
这就是世界之巅帕米尔高原。
这里，清晨红日喷薄，光芒四射；夜晚星斗凝空，伸手可揽。
帕米尔高原虽然群山巍峨，直冲云霄，几乎看不见飞鸟在高山顶上盘旋，但这里栖息着数不清的野生动物。
有许多体积硕大的野羊，头上的羊角有六个手掌宽度那么长，最短的也有三四掌长。
当地的牧人把这种羊角制成各种精美的日常生活器皿，用来盛放食物，有时也用羊角筑栅围住羊群，以防野狼的入侵。
帕米尔的陡峭和奇寒给马可一行的旅行带来了诸多不便。
由于空气极度稀薄，气候寒峭，又地处高原，燃起的篝（ɡōu）火总是显得微弱无力，毫无生气，烧煮食物非常费时费力，而且往往半生不熟。
最让人提心吊胆的还是天气的捉摸不定、变化无常。
好端端地走着，有时暴风雪会从天突降，弄不好牲畜和人都会陷入松软的积雪之中，动弹不得；有时又会听见远处低沉的隆隆声，由远而近，紧接着的可能是一场密集、令人窒（zhì）息的雪崩。
因此走在这冰天冻地的世界，一切都得备加小心，就连说话也不敢大声，因为声音稍大就会在稀薄的空气中产生回荡，致使新积的白雪从冰坡上纷纷落下。
夜晚宿营的艰辛更是难以想象，即使能找到一个避风的山坡，燃起一堆微弱的篝火，也抵挡不了彻骨的寒意。
爬高山、下斜坡、穿狭谷、渡河流，用了12天时间，经受了各种考验，马可他们终于越过了帕米尔高原，来到喀什噶尔，古老而神秘的丝绸之路开始在他们脚下延伸。
翻过帕米尔高原，就来到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
这里气候温和，水源充足，是沙漠边缘上的一片绿洲。
波罗一家在此休息几日后，沿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向东进发，先后经过了莎车、和田、策勒、罗布等地，来到了甘肃敦煌。
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马可兴奋不已。
他一路走一路记，把自己觉得新鲜的事物都记在了日记本里。
来到中国的新疆，他见到了在欧洲从来没有见过的和田玉，见到了高大的驼鸟，见到了茫茫无边的大沙漠，也见到了让人称奇的沙漠中的绿洲。
到了敦煌，他们遇到了在关隘盘查的中国士兵。
波罗一家已经行走了3年多，尼古拉兄弟满脸胡子和皱纹，就连年轻的马可，也长出了一脸黄胡子。
在中国士兵看来，这些大胡子肯定是从西方跑来的，就抓起来严加盘问。
当尼古拉说他们来自西方，是来看望皇帝忽必烈的，并拿出了教皇给忽必烈的信的时候，这些中国士兵立刻放开他们。
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讲，皇帝早就吩咐过了，随时注意波罗的信息，一旦发现他们到来，就要立即报告皇帝。
波罗一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们有了安全感。
因为，尼古拉和弟弟都知道中国人好客。
皇帝得知他们到了中国，准会派兵护送的。
波罗一家在敦煌休息几日后，继续向元朝大都方向前进。
又过了10多天，从他们经过的驿站传来消息。
皇帝下令，派出欢迎的人在距离大都40天路程的地方迎接他们，还命令沿途驿站，一定要关照好远道而来的客人。
号令一下，波罗一家立即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
每到一个驿站，他们都受到免费的热情招待：住上等的客房，有数十道菜的宴席，喝浓烈的好酒。
离开一个驿站时，主人还为他选好了上等的好马。
马可激动地说：“我还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好的招待。
”忽必烈派出的迎接客人的队伍与波罗一家接上了头。
在此后的行程中，他们不仅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招待，而且，在旅行途中，还有士兵和军官前呼后拥地保护着他们。
这隆重的接待，使波罗一家感激涕零。
经过3年半的艰苦跋涉，历经磨难的波罗的一家，终于在1275年夏天来到元朝的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
这是元朝皇帝的夏季行宫。
忽必烈正在这里避暑。
上都虽然是临时行宫，但是，也有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和宫殿，有漂亮的蒙古包，有占地数百顷的狩猎场，此外，还有成群的男女佣人服侍皇帝。
忽必烈在这里接见了波罗一家。
尼古拉与忽必烈算是老熟人了。
他向皇帝介绍了马可。
皇帝高兴地看着这个黄胡子的年轻人，表示愿意收下他为侍从。
尼古拉向中国皇帝献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品。
那礼品是，从耶路撒冷圣墓油灯中取来的圣油和一只水晶花瓶。
忽必烈问：“教皇没有派出使者吗
”尼古拉立刻回答说：“尊敬的陛（bì）下，派出的使者除了我们一家三口外，还有一些修道士。
他们有的病死在路上；有的因病不能继续前行就中途返回了。
”皇帝没有表示不高兴。
会见结束后，忽必烈在行宫设宴招待了波罗一家。
马可高兴地记录下了中国皇帝的宴会场面，宴席上有40余种鱼和肉，光素菜就20多种，还有数十种水果，此外，还有各种酒和乳品。
在威尼斯生活了17年的马可，不用说见过和吃过，就连听也没听说过丰盛的宴席。
马可和父亲、叔叔，在盛情款待下，直到喝得大醉，才被抬回客房。
马可感动地说：“如此盛情款待，即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到中国，也是非常值得的
”当年秋天，马可·波罗跟随忽必烈皇帝回到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这个城市的雄伟、辉煌，建筑的壮丽，可称得是世界一流，看得马可眼花缭乱。
那绮丽多彩的帝都，使得波罗家族目瞪口呆。
忽必烈皇帝的排场，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国家能比得上。
波罗家族在大都竟然呆了十七年之久。
由于马可品行端正、思维敏锐，且又学会了蒙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也学会了一点儿汉语。
同时，他爱好广泛，求知欲强，做事又谨慎认真，深得忽必烈皇帝信任，曾多次被委派以特殊使命，去视察元朝的西部、西南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然后做出详细而全面的报告。
他不仅在元朝各地奉命视察，而且还被派到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如缅（miǎn）甸、越南、菲律宾、爪哇（印尼）等地区。
视察回来的报告详细而准确，深得皇帝的欢心。
马可的卓越才能，越来越受到赏识，波罗家族很受元朝的优待。
正是在这无数的游历中，马可逐渐成熟起来，他已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威尼斯少年。
他的胡须由于太阳和海水而褪了色，皮肤由于旅行而变得粗糙，面孔由于在野外过惯了冒险生活而变得饱经风霜。
在元朝17年的任职中，他已不仅仅用充满好奇和探究的眼光关注周围的事物，而且能够在出使探险中独挡一面，向可汗提交生动而有趣的报告，使平时听厌了枯燥无味的官样文章的忽必烈倍感欣慰。
这一切都来自马可天生的探险家素质，敏锐的眼光，以及超群的记忆力。
在中国的旅行生涯中，最为惊险的一次，是马可奉命出使南方各省以及到缅甸一带的一段经历。
他沿黄河南下，然后渡河，经过许多人口密集的城镇，翻山越岭，来到成都府。
继而转向西南，来到靠近西藏的边缘。
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出没无常，特别是老虎成群结队，使得商旅在夜间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故而商旅们不仅必须随身携（xié）带食物，而且一到达投宿地，就得小心翼翼，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免得他们的马匹被野兽吞噬（shì）。
马可带着随从进入这个地区，夜晚宿营时，也是步步为营。
他们选择靠近河流的地带，那儿修竹婆娑。
马可通常将几根青竹绑在一起，置放在营地的周围，隔一段放一些，待到暝色四合，便点燃火堆。
火烧青竹，那光亮闪烁不定，犹如黑夜的海面上游曳的盏盏桅（wéi）灯；同时热气使竹节爆裂，发出猛烈的声响，在寂静的山林中，犹如旱天霹雳，附近徘徊的野兽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连胆大包天的恶狼也逡巡逡巡（qūn）：有所顾虑而徘徊或不敢前进。
不前。
这样一来，马可一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是，事先他们必须用脚镣锁住马腿，否则马匹也会承受不住这种声响的惊吓落荒而去。
丢失了坐骑，在深山密林可是寸步难行。
马可继续骑行，穿过一个荒芜的地带，那里既没有客栈，也难觅食物，只偶尔得到补充必需品的机会。
整整20天以后，才开始见到几个城堡和设防的城镇，建筑在危岩峭壁之上。
那里是与西藏接壤的云南省，居民使用着井盐制成的货币，集市上有许多麝（shè）香、绿松石，待价而沽（ɡū）。
骑行10天，渡过出产大量金沙的布鲁伊斯河，他们便来到隶属于云南的哈剌章省。
哈剌章气候炎热，树木葱笼，居民栖身竹楼，以防蛇虫的侵袭。
那里堪称一奇的是硕（shuò）大骇人的“巨蛇”，“有十步长，身围有十掌长，前面接近头部的地方，有两只短腿，有三个爪子，眼睛比四个便士的硬币还大。
闪闪发光。
两颚（è）很宽，足可吞下一个人。
牙齿大而且锋利，整个样子十分吓人。
”（《马可·波罗游记》）其实这种被马可大肆（sì）渲染的巨蛇，是鳄鱼，当时欧洲人对此尚一无所知。
但当地人的确擅长捕蛇，也确实身手不凡。
在炎热夏季，蛇白天一般都蛰（zhé）伏于山洞，夜幕降临后才出来觅食，之后，便爬到泉边、湖边、河边去饮水。
由于蛇在爬行之后总会留下一道很深的痕迹，捕蛇就寻着这蛛丝马迹，埋下几根钉着铁矛的木条，再用沙子覆盖，然后守株待兔，而蛇在劫难逃。
此外，马可在夜宿客栈的时候，还听说了当地的一些民俗。
在元朝统治以前，这里流行着一种怪异而残暴的风俗。
凡是地位高贵、美貌和异常勇猛的外地人，如果夜宿客栈，通常会无辜遭到主人的暗杀。
而主人的用心并非谋财害命，而是由于希望得到才智双全的死者的灵魂，留在家中，使主人万事顺意，兴旺发达。
故而，凡是能占据这些人灵魂的人，被视为幸运儿。
这样许多人却因此死于非命。
马可侥幸没有成为民俗的牺牲品，因为元朝政府严令取缔了这种恐怖的习俗。
从哈刺章西行五天，马可率队进入卡丹丹省。
马可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地区，无论男女都喜欢用金片镶牙，男子有纹身的习惯。
更让他们迷惑（huò）不解的是男子有坐月子的习俗。
孕妇一经分娩，就马上起床，把婴孩洗干净包好后交给她的丈夫，丈夫立即躺在床上，扮演起“母亲”的角色去护理婴儿，一共要持续40天。
这期间，亲朋好友都向他道喜，而他的妻子则在一旁默默料理家务，侍候丈夫的起居。
在云南逗留之后，马可继续向南进行，所行的道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
发源于西藏的湄（méi）公河与萨尔温江时而环绕着这些高山奇峰，时而劈开群山向前流去。
路途变得更为艰险了，有时直下陡坡，泥泞溜滑，被雨水冲刷掉的部分，便成为陷落下去的风景，树木葱笼，在密林之下隐藏着无数的生命。
蔓生植物的卷须总是下垂着，多刺的灌木丛常常把衣服绊住。
丛林无边无际，覆盖在地面的枯枝败叶掩没了马蹄声，在草叶浓密、没有阳光、靠近水源的地方，黄昏时会有蛙群鼓噪，拂晓时会有猩猩尖啸。
在沼泽地带还可以看到成对的亚洲犀牛，鼻子两旁长着硕大的牛角。
他们继续跋涉，穿过高山的隘口，这些山脉拦腰切断了他们的道路，延伸到缅甸北部的莽林之中。
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伊洛瓦底江畔，沿着江岸策马前行。
由于这一带猛虎猖獗（jué），因而晚上只能睡在筏子上，将筏子泊在江中，以保安全。
穿过日渐宽广的河谷平原，他们来到了壮丽的缅（miǎn）城。
经过6个月的艰难跋涉，马可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忽必烈的重托，然后借道班加剌省（今老挝）、交趾国（今越南），重回汗八里（现北京）复命。
忽必烈对马可的能力颇为赞赏，特派他到扬州担任总督，管理24个县。
在任职3年期间，马可刚正不阿，主持公道，颇受百姓的崇敬和爱戴。
在这期间，马可考察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从繁华的南京襄阳，然后又顺流而下。
坐木船穿过两岸高耸入云的峡谷，长江的急流险滩，两岸的峭壁上的古代的殿堂庙宇，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观，无不令他难忘。
到了九江以后，长江日渐开阔，舟楫（jí）如蚁，来往如梭。
在瓜州，马可一行人弃船登陆，到商业中心镇艺。
经常州、苏州一直向南，到了杭州。
杭州是所有中国城市中最受马可称赞的。
马可惊异于它的人口众多，富庶繁华，秀美如画，犹如人间天堂，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城内居民的屋舍多半是雕梁画柱；在有的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和花园连成一片。
各个角落都有川流不息忙碌奔波的人群，每逢开市集日，更是摩肩接踵摩肩接踵：肩碰肩，脚碰脚。
形容人很多，很拥挤。
，熙来攘往，满地是小贩舟船舶来的货物，从水果、蔬菜、鱼类到美酒、珠宝、新奇百货，应有尽有。
而荡一叶扁舟于西湖之上，目睹山色空濛、水光潋滟潋滟（liànyàn）：形容水满或溢出。
之美景，宛若一首绝妙好词，更使马可心醉不已。
马可在杭州普查了税收和人口数之后，继续向东南，经过人烟稠密的城镇、令人爽心悦目的田园，抵达楚伽王国的都城福州。
那里的人嗜（shì）食非自然死亡的肉，在出征时，披头散发，将脸涂成淡蓝色，一旦将敌人杀死，便啜其血，食其肉。
此外，有一种没有羽毛、浑身披着猫皮似的黑毛的鸡，也令马可大开眼界。
离开福州，横渡闽江，向东南行进5天，就是剌桐（现泉州）。
在马可看来，剌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商贾如云，货物堆积如山，单是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之大足令运往亚历山大供应欧洲各地所需的相形见绌。
光阴荏（rěn）苒（rǎn），17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在马可的旅行探险中流逝，思乡之情，在马可一家的心头弥漫。
虽然忽必烈的恩宠使他们难于启齿，但衣锦还乡的心愿始终萦绕心头。
此时，忽必烈年事已高，马可在他百年之后的宫廷之争中命运如何，也将是无法预测的。
恰巧这时碰上了一个机会，统治波斯的蒙古族波斯阿鲁浑的王后死了，想从蒙古皇族中选一个新后，派使臣进谒忽必烈皇帝，请求赐婚。
忽必烈皇帝命以美丽的阔阔真公主下嫁波斯阿鲁浑汗。
但因中亚一带的战争，护送的人又折返大都。
后来决定乘海船前往波斯，由于尼古拉兄弟和从南洋出使回来的马可懂得些海上航行情况，便被皇帝派为专使，护送阔阔真公主到波斯，任务完成后可返回故乡。
但要求能再回到元朝来。
波罗家族恭敬地叩头，表示照办。
大约1291年初，波罗族三人连同随从共六百余人，护送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
他们分乘十三艘大船，带上足够两年的食品和充足的淡水，从福建的泉州港扬帆启航。
当波罗家族跪在忽必烈皇帝面前告别时，一种即将回到故乡的喜悦心情，溶入立即要离开中国而产生的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中，使马可他们惆怅万端。
当船队慢慢驶离泉州港时，波罗家族三人眼含热泪，眺望着逐渐远去的中国广阔的河山，预感今日一别，恐怕重逢无日了。
马可·波罗二十一岁来到元朝，至今已三十八岁了。
他热爱故乡威尼斯，也热爱呆了十七年的中国土地。
正想到这里，汹涌的波涛使大船摇晃起来，船上的人们，朦胧地觉察到了航海的危险。
船队沿着印度支那半岛南下，绕过当时的安南和马来半岛途经今日的越南岗港和新加坡，来到了马六甲海峡。
一路之上，时而怒涛山立，惊浪排空；时而海平如镜，和风吹送着夕阳落霞，海岛追逐着浪花。
白昼之间，水天相连，大海茫茫；夜晚，星辰闪耀，苍穹如盖。
风平浪静之际，只见那海水烟波荡荡，潮来汹涌，而使人心旷神怡。
而狂风怒号之时，则黑浪掀天，船只如无处可栖的小鸟，惊惶不已。
那大船如同小盒子般，一会儿沉入浪谷之底，前后左右全是惊涛骇浪紧抱着船只，吓煞波罗家三人和公主等一千水手、随从；一会儿又被浪推到海浪之顶，高耸浪头之上，下面是咆哮万端的无边海浪，又吓得诸人丧魂丢魄。
此时，船只叽嘎作响，好似马上就要四分五裂坠人无底深渊。
再加上摇撼得使人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的感受，耳边听到浊浪排空的轰轰隆隆响声，真使船上的人疑是进入地狱之中。
这种现象经常发生。
船队开始出现了不幸。
有的船被浪打坏了，沉入海底；有的船上的人员被巨浪卷入汪洋大海，永别了人间。
伤亡的出现，使得大家情绪有些沮丧。
马可·波罗看到了这一切。
那凶猛的浪头一个接一个的从黑暗中翻滚出来，咆哮着扑奔到船旁和甲板上，人们看到的都是滔滔浊浪，风浪声音震耳欲聋。
特别是狂风暴雨的夜晚，就更使人心惊胆战不已。
在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海洋，除了全船的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驾船与海浪和大风搏斗外，别的什么也顾不到了。
马可·波罗知道，此时此地没有什么神仙能够救自己，全靠全船人员，团结一心和狂风巨浪搏斗了。
这时候，正是生死一线之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他想起了在死亡沙漠中的经历，汗水湿了衣服又干了，一身脏、汗、臭，体力极疲惫，冷热交替，沙风使人丧命，饥渴使人产生幻觉，间或还有热风和强盗的侵袭……简直苦不堪言。
全凭着坚强的信念和智慧，以及健壮的体力，终于到达了中国元朝。
如今又遇到了不同情况，在茫茫无际大海中，遇到了波涛兀立危险的交关性命。
马可·波罗想到自己是个乐于追求危险的人，因此必须同时具有面对危险的勇气。
实际上，生命从降生开始，就充满了危险。
大海是以险恶多变出名的，马可·波罗觉得通过这重重危难，去寻求胜利是一件乐事。
马可·波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船的人，大家受到了鼓舞，齐心协力利用风势驾驶着这艘大帆船，正如俗语说的那样，大风可以把船吹沉，但也可以推动帆船飞驶起来。
马可这只船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船队到了苏门答腊岛北部时，逆风吹得更狂了。
大海的翻腾似乎达到了天穹（qiónɡ），整个大海成了泡沫，声如雷鸣。
船队只好在这里停泊下来，等待了差不多半年，风向才顺过来，马可他们又扬起帆西航。
经过了锡兰岛，看到了盛产的红宝石。
然后，船队又沿着印度半岛的西岸行驶。
这时，船队除对付那喜怒无常的海洋外，还要对付那海上盗贼的为非作歹。
沿着印度洋航行了18个月，马可历经惊涛骇浪，终于护送公主顺利到达了阿鲁浑王国。
之后，马可一家取道两河流域、高加索，由黑海乘船到君士坦丁堡，再循其所熟悉的近东航道回国。
1295年冬，当马可的视线接触到威尼斯海岸线上翱翔的几只沙鸥，以及愈渐清晰的钟楼上飘扬的旗帜时，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
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游子终于返回了久违的故乡。
成都的由来
首先我得声明外企有很多种，欧洲公司、北美公司、日韩公司，它们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企业文化都不同，所以对财务部门的职能分工也不同，越大的集团(例如排名在世界100强内)越有其独特的组织架构和岗位头衔，在其他企业不通用。
比较纯粹和狭义的“外企”可称为跨国公司，英文简称MNC(Multinational Company)，这个词在外企的英文招聘启事里常见，比如要求求职者过去有MNC的工作经验。
广义的外企还包括：该公司只是股本中有外资注入，或者外方公司拥有控股权，不代表外方参与运营管理决策，这类外企如果是中方本土管理团队制定组织结构，那要看管理团队是不是按MNC的运营体系来设计组织架构，以及CFO构建财务职能的思路。
所以，我这里只能就前者中的欧美MNC里的财务职位做科普性的介绍，抱歉我对日韩系企业的财务职能不了解，欢迎知晓的网友补充。
MNC里，欧洲公司与美国公司的财务职能线有少许差异，包括英文的称谓。
1.欧洲公司(代表国家是德法瑞)的财务职能总体来说，欧洲MNC的下属子公司里，财务部门的日常工作通常分两条线：会计核算(Accounting)与财务控制(Controlling)，可以大致理解为，前者是财务会计，负责日常会计交易处理、结账、出具财务报告和管理报告、税务申报和缴纳、出纳、资金结算与银行关系，后者是管理会计，负责预算、预测、财务分析、决策支持。
所以如果你应聘欧洲MNC子公司的岗位，大概从岗位头衔上就能看出属于哪个组，带Accounting字眼的属会计组，带Controlling字眼的属控制组，两者都有初级、高级、主管、经理的不同级别。
从会计核算与财务控制的人数比例看平均是6:4，也就是说，在一个欧洲MNC的工厂里10个人的财务部门，财务经理下面会有一个6个人的Accounting团队和4个人的Controlling团队。
有的行业后者人数还会多于前者，比如某快速消费品MNC在中国区所有子公司的财务人员中，Accounting与Controlling的人数比例是1:2，这跟国内多数企业是相反的，国内很多公司是会计核算人员占80%以上。
有人说这是财政部现在大力推进管理会计人才建设的原因之一，我有保留意见，因为我发现很多中资企业在财务岗位分工上不强调职能定位，而是从报表出发、按科目或者是会计要素分工设岗，比如成本会计既要做成本核算(Accounting)又要做成本分析(Controlling)，资产会计既要做固定资产相关的会计分录、维护资产台账和盘点(Accounting)，又要做资本性支出的分析(Controlling)，他们的头衔都是XX会计，但不好衡量他到底多少时间花在财务会计上，多少时间花在管理会计上，最后容易形成的结果是：财务会计(Accounting)是法定的责任，所以会计分录和记账是一定要做的，至于管理会计(Controlling)不是法定的责任，所以做成什么样看上级和老板的要求，以及这个人管理会计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就是他的态度。
所以从这类中资企业转到外企工作，首先要转换的思维就是按职能定位分工：做账的不管分析，分析的不管做账。
2.美国公司的财务职能美国的MNC里财务岗的分工与欧洲公司不同的是没有Controlling的称谓，要么叫Financial Analyst(财务分析)，要么叫Financial Planning Analyst(财务计划与分析，FP&A)，现在很多国内企业招财务分析岗也喜欢叫FP&A了，就是学的美资企业。
FP&A的职责和欧洲公司Controlling的职责类似，也是管分析不做账的，但美国MNC里的FP&A更注重计划，也就是各种短期预测，教材上应该叫滚动预测(Rolling Forecast)，有的美资企业叫业绩展望(Outlook)，这些短期预测频率至少是月度，有的还每周预测，所以在美资上市公司的MNC里做FP&A的一大感触是：不仅是财务，包括业务部门，预测的功能都很强，而且做的很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美国公司的管理会计水平是前沿的。
有的美国公司喜欢把会计这条线称为Controller，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把会计职能不仅定位为经济活动的记录者，也是内部控制的执行者，所以美资MNC的CFO下面一般会有一个Corporate Controller，职责是管会计与报告，还管制定全球统一的会计政策和内部控制制度，以及上市公司的萨班斯法案及各种合规性(Compliance)要求。
但欧洲公司的Controller不是这个含义，前面已经提到欧洲公司的Controlling是管理会计，美国公司的Controller偏向财务会计。
外企的岗位中常出现的Finance Controller(FC)到底是什么，后面再说。
3.会计核算类岗位不论欧洲还是美国的MNC，会计这条线的内部分工都比较类似，除了要满足内部控制基本的不相容职责分离的要求，在头衔称谓和职责描述上与国内很多企业不同。
由于MNC通常信息化程度较高，ERP系统都是业务与财务模块高度集成的，所以会计组的分工也常常是基于业务循环不是基于科目或会计要素，例如在信息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内企业的财务部门，常有往来账会计(或往来科)、结算会计(结算科)、费用会计的岗位，但是在MNC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属于这类职位，那么制作你的英文简历一定不能查字典硬翻译，比如如果你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做公司费用报销业务的制单与记账，那你的英文简历要是直译成Expense Accounting，会直接被外企过滤掉，因为匹配不到外企相同岗位的职责描述，在外企，不论欧资还是美资，都会把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分开设岗，前者简称AR(Accounts Receivable)，后者简称AP(Accounts Payable)，一切与采购到付款这个业务循环相关的业务都归AP组来核算，所以费用会计就是外企的AP会计。
会计这条线还有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就是财务共享服务中心(FSSC)。
采用这种模式管理的MNC越来越多，甚至很多国内大型企业也开始流行。
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特点是ERP系统运转成熟、高度信息化、流程标准化，所有的运营业务几乎都能在线上完成，会计核算业务也因此被分成几大组：1)从销售订单到收款(Order toCash)：主要职责包括客户档案维护、信用审核、订单处理、发货开票、收入确认、应收账款的核销、对账、货款催收，岗位描述中常见的字眼是O2C \\\/Credit control \\\/Order booking \\\/Billing \\\/Invoicing \\\/ARcollection \\\/Revenue recognition等等2)从采购到付款(Procure toPay)：主要职责包括供应商档案维护、采购发票与收货核对、应付账款挂账、对账、核销、付款、出纳、费用会计、银行调节表，岗位描述中常见的字眼是P2P \\\/Invoice matching \\\/Payment \\\/AP \\\/T&E(Travel &Entertainment)\\\/Bank reconciliation等等3)从总账到报告(Ledger toReport)：主要职责包括总账模块的过账、转账凭证录入、月末摊销预提、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核算、存货核算、内部往来核算与对账、工资与福利核算、运行报表、合并报表、开放与关闭会计期间等等，岗位描述中常见字眼是GL \\\/Closing \\\/FA(Fixed Asset)\\\/Inventory \\\/IC(Intercompany)\\\/Payroll \\\/Reporting \\\/Consolidation等等4)从生产到存货(Production toInventory)：仅适用于制造业工厂，就是国内企业的成本会计，注意这里说的存货仅指产成品之前的存货核算，包括原材料、在制品的流转和加工过程，如果没有制造环节只是商品进出，这类贸易型的存货核算是归在总账到报告组的共享服务中心的岗位已经不是传统的会计核算了，在人才市场上不够通用，所以如果你应聘外企的会计类基层岗位，一定要从招聘启示和面试中搞清楚是不是属于共享服务中心。
关于共享服务中心与传统会计岗的区别，我去年曾在本版写过一个贴子，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看。
4.公司职能型财务岗(Corporate Function)这类职位在MNC的中国企业中应该不多，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大型外企的中国区或亚太区总部，很少出现在二三线城市的运营子公司，在一些美国公司，习惯把这些职能统称为Infrastructure，不好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基础设施，大概意思是跟一线业务运营不直接相关的辅助部门。
这些财务职能主要包括司库(Treasury)、税务筹划与咨询、内部审计(IA)，前面说的负责会计核算的共享服务中心通常也属于这类职能型财务部门。
象西门子这种世界前50强的MNC的中国区总部，还会有更稀奇古怪的财务辅助部门，比如有专门部门负责制定、修改会计政策并给下属企业培训，甚至还有风险管理、合规性主任(Compliance Officer)之类的岗位，这是因为它在中国不仅业务单元多，而且经营的行业跨度大，不仅涉及各种制造类行业，还包括服务业和金融业，专业性控制和风险管理异常重要。
有人问外企运营实体公司里，财务也要做税务和资金管理的工作，和这些Corporate function有什么不同，我只能说运营实体里的税务和资金工作更偏重交易层面，比如子公司的税务职责主要是报税和缴纳，以及发票和档案管理，但总部的税务部门要负责所辖区域整体税务成本的节省和风险合规的咨询，比如制定转移定价就一定不是一个外企下属工厂的税务会计能决定的;司库也是同样的道理，运营实体的财务部门大多负责日常资金结算以及流动资金的筹措，但区域级的司库职能就需要负责集团内资金调配和现金池操作、外汇风险管理以及运用一些理财工具，这些都更符合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科的范畴。
外企总部的这类财务岗位很多都是区域级别，有的甚至是全球级别，所以在外企的招聘启事里还有些关键词体现了这个岗位的国际化程度，比如Regional Role(区域级)或者是Global Role(全球级)，甚至有的部门都是区域级或全球级，以前这种部门不会设在中国，但近些年随着外资更熟悉中国，以及中国本土的国际化人才渐多，所以这些跨洲际的职能部门也有设在中国的了。
应聘这些财务岗的人一般都是走高精专路线的，因为多数是定位为专业性控制，这种控制不同于运营实体子公司的Controller，以美国公司的Controller为例(即会计部门)，会计职能的控制作用是体现在交易层面的，侧重按既有制度执行，但区域与集团层面的控制是体现在顶层设计和规划，需要运用专业技术。
不过，这类定位为“总部辅助管理”的财务岗最大的职业风险是就业面仅限于同类大公司，到中小企业去很多工作技能都用不上。
当然，中资企业中的大公司，例如央企和已在海外运营的大型集团企业的总部也会有这些科室和岗位，只不过很多都做得没有这些MNC专业就是了。
5.什么是Controller?Controller，大概是最让人困惑的外企财务管理岗了，甚至至今都没有令人信服的中文译法，虽然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会计教材上译为“主计长”，但字面上看也不知所云。
在任何招聘网站上搜索Controller这个词跑出来的外企职位中，最常见的是Financial Controller，业内统称FC，很多在外企工作的财会人都把成为FC做为自己的目标。
那么FC做为一个职位头衔到底该怎么译?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是合资企业，外方是亚洲公司且出资比例超过50%，所以财务总监是外方派的外籍人士，他的名片上印的是FC，中文译为“财务长”，我看到的与外方集团总部及集团内兄弟公司的往来传真信函上的落款也都称FC为财务长。
后来见很多外企的招聘启示上都把FC称为财务总监，恐怕财务总监是目前对FC最普遍的翻译，我考察了很久，认为这种翻译是不准确的。
我的考察是基于多数外企FC的具体职责，以及对中资企业财务总监一职的理解。
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的治理架构下，上市公司财务的最高负责人称CFO，那么如果把不上市的私人企业都考虑在内，财务总监应该是一个公司财务的最高负责人，区别只在于上市公司的CFO更强调管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关系，还要负责法务，而且CFO和CEO一起对董事会负责，而非上市的私营公司的财务总监没有这些职责，只是做为财务这个职能的负责人对总经理负责。
那么问题是，“公司”的含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应该考虑整个股权架构，是Ultimate company(直接面向投资者的终极公司)，不是那些受母公司管辖控制的运营类子孙公司，这就是为什么MNC把那些总部的职能称为Corporate function的原因，这里的Corporate就是指Ultimate company，不是指下属运营单位，尽管下属公司在当地也是独立的法人实体。
当然有些集团控股的子公司如果独立上市和面对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这种公司也可以称之为Ultimate company。
那么，外企那些大大小小的FC，不对投资者和董事会负责，不是Ultimate company，它的财务负责人就不能称为财务总监。
前面说过欧洲公司和一些美国公司对Controller的职责定位不同，所以把FC译成财务总监就更啼笑皆非了，我有个朋友是西门子的，头衔是Senior Finance Controller，她的职责主要是某个事业部的预算和财务分析，难道她写中文简历和对外宣称时把自己说成高级财务总监?我还见过有的外企招聘FP&A Controller的职位，也就是说这时的Controller是指财务部门中某个分职能的主管，相当于国内公司财务部内的某个科长。
所以描述外企的Controller是什么，最好是撇开头衔看职责。
但在很多外企，除去那些总部的特殊部门和岗位，运营子公司的FC大多主管所在子公司的财务部日常所有工作，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也包括执行层面的税务和流动资金管理，这种FC也具备子公司的财务最高负责人的意义，只是这个子公司只被集团授权做运营活动，没有投融资活动。
有人会认为这些应该是财务经理的职责，但从级别上来看，在外企FC要比财务经理要高，管理的团队也更大，主要体现在FC下面会管辖不同的经理，比如德国公司，会计经理(或主管)和财务控制经理(或主管)都向FC汇报，所以FC更适合称为高级经理。
如果硬要给FC一个中文称谓，我觉得比照国企和国内大型集团企业来看，FC相当于国内企业的财务部长或财务主任，也就是财务总监或CFO下面那个主持日常财务工作的二把手。
所以如果你目前在国内公司是向CFO或财务总监汇报的、主管公司所有财务日常工作的财务部长或财务主任，你在编制英文简历时可以称自己为FC。
另一方面，我认为MNC的这些Controller与国内企业财务部长的一大区别是，Controller更好地履行了很多管理会计的职责，外企的财务部一般没有岗位或科组叫管理会计，但是管理会计功能又很强大，就是因为它们在全球各级分子公司有着庞大的Controller团队。
我曾经看过一个在国内举办的德国企业管理会计方面的沙龙报道，里面有个词叫“管理控制师”，我估计类似Controller的职责，Controller的存在意义就是保证其所在分子公司的会计与报告流程的效率和质量、业务决策支持的受重视与权威程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计划与预测功能的准确性和前瞻程度。
有不少网友问我从什么职位容易升到FC?我只能说不好一概而论。
有的外企对财务强调业务支持和计划管理，那么做Controlling或FP&A的就容易上去，但我也发现有的外企对FC的要求是财务报告和控制，以及负责财务部门日常全盘工作、管理与税务、银行、工商财政等政府部门的关系，那么只做过财务分析的人就不占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四大审计部门出身的经理和高级经理更容易跳到MNC去做FC。
6.高级管理岗最后说说外企那些高级管理岗。
最典型的头衔是FD(Finance Director)，这也是个让人比较乱的职位，特别是一个公司里既有FC又有FD，到底谁官大、称谁是财务总监?根据我过去见到或听说的外企的情况是，有的公司有FC就没有FD，或者有FD没有FC，所以这种情况就属于FC和FD的职责类似，只是称谓不同，另一种情况是公司里既有FC也有FD，一般出现在中国有多家运营子公司、也有中国区或亚太区总部的外企，那么通常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称FC，中国区或亚太区的财务负责人称FD，即子公司FC向区域级FD汇报，公司内的职级上FD>FC。
当然，不同专业线也有自己的FD，比如共享服务中心的FD、税务部门的FD、BU的FD等等。
所以我个人感觉，如果说Controller倾向体现职责和角色，那么FD就只象征着内部的岗位级别，从职责和角色上说和Controller是一样的，都不是财务总监。
在外企也有CFO，但这个CFO也更象是内部的岗位级别，不是终极公司的CFO，不需要负责投资者关系，所以也不是财务总监，比如中国区的CFO，或者某个BU的CFO，职责都是以支持区域战略决策和运营控制为主。
所以如果不打算搬到海外生活，那区域级或BU级的CFO就算是外企财会人的终极目标了。
乡镇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职务属于公务员吗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
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
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
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
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
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
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
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
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
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
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
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
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
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
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
[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
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
“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
”[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
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
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
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
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
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
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
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
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
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
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
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
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
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
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
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
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
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
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
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
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
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
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
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
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
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
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
[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
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
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
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
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
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
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
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
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
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
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
[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
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
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
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
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
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
[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
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
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
“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
”[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
[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
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
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
”[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
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
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
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
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
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
[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
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
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
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
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
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
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
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
[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
[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
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
[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
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
[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
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
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
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
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
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
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
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
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
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
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
[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
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
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
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
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
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
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
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
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
[4](p211)。
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
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
[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
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
[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
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
[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
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
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
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
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
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
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
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
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
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
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
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
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
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
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
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
中国租界历史
中国第一界是怎么形成的 提起租界们不禁会想到旧中国的那段屈辱历史。
在长达的时间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租界成了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然而在中外最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为了在东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国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在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刺探寻觅良港。
很快，他们就看中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
鸦片战争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
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
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英国人将大幅增加。
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从南京赶到上海，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
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今上海外滩一带）的一块地方。
当时那一带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
但璞鼎查认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贸易运输，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
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6名助手来到上海。
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
宫慕久客气地把巴富尔领到客厅嘘寒问暖。
巴富尔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
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看到宫慕久那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来了精神，来时他就琢磨着在上海县城内觅一上好地皮，建造气派的英国领事馆。
“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
如果不嫌麻烦地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
”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
这几句话让宫慕久出了身冷汗，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自己可担待不起。
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
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
一连几天，他一方面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不断对宫慕久施压，并扬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
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
巴富尔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马上就租下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看到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后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
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
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
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 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
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
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
一次，一位姚姓基督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宫慕久。
“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留地。
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
”巴富尔设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
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
但是两个老官僚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他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
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他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
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
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
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
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
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用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
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
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
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最早来上海的侨民，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这样回忆他住过的陋室：“每值晨雨，则衣被尽湿。
天雪，则六出飞舞，自窗隙而进。
”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才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才慢慢被淘汰。
随着来沪的各国侨民不断增多，英国领事也在酝酿着扩大租界面积，并谋求更多权力。
1848年，新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正式提出了扩充英租界的要求。
11月，中英双方订约将英租界面积向四周扩为2820亩。
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避难华人涌进租界，这给洋行商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
因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很多从事贸易的洋行生意清淡，他们正好利用闲散的资金在洋泾浜沿岸造了800多幢简易住宅，供中国难民居住，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随着人口和大笔资金的流入，英租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租界内土地、房屋价格暴涨。
其中外滩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1852—1862年的十年间，平均涨幅高达200倍。
同时，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机，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
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
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露骨地表示，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
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也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
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
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