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管理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曲靖师范学院怎么样
曲靖师范学院地处我国第三大河珠江的发源地、云南省第二大城市、爨文化的故乡、“全国十佳宜居城市”——曲靖市。
学校2007年6月以“良好”成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0年成为云南省优质生源高校，2012年和2015年连续被中央文明委命名表彰为“全国文明单位”。
自2000年升本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类高级应用人才4万余人，赢得了“千里珠江，源头起航；园丁摇篮，桃李芬芳”的美好赞誉，已发展成为曲靖教育发展的龙头、合格师资培养的重要基地、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
办学历史文化积淀厚重。
学校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07年开办的“师范传习所”，1912年设置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56年更名为曲靖师范学校，1977年招收昆明师范学院曲靖普通（本科）班，1978年成立曲靖师范专科学校（1993年更名为曲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84年建立曲靖教育学院。
200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曲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曲靖教育学院、曲靖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曲靖师范学院。
一代代曲师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熔铸形成了“苦乐交融育英才，百年树人铸精魂”的曲师精神。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面向全国26个省(市、区)招生，现有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15000余人。
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初步形成了卓越人才、复合人才、拔尖艺体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历届校友中，涌现出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徐文烈将军、《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桂涛声、抗日名将王甲本；“全国三八红旗手”、党的十八大代表胡艳，“云南省教育风云人物”、“云南省百优校长”郭跨存，“全国优秀大学生援教教师”、“云南省教育风云人物”梁春林，“全国模范教师”徐瑞等大批优秀人才。
学生在国家级、省级以上学科专业竞赛、科技创新竞赛中的获奖人数逐年上升，获国家级奖项521项，获省级奖项1023项，获奖人数达1544人。
学生就业率连续10年处于全省高校前列。
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连续5年获中宣部、团中央、教育部和省委宣传部、团省委、教育厅表彰。
办学基本条件不断改善。
现有校本部、古城、环东三个校区，校园面积1399亩，校舍面积36.79万平方米，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近180万册，电子图书资源量近9万GB；固定资产总值7.06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21亿元。
2004年9月建成占地1318亩、充满浓郁现代大学气息的校本部，图书、体育、教育教学设备一应俱全，环境优美，绿化面积占62.4%，获省市“平安校园”、“园林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学科专业特色鲜明。
学校设有18个教学单位，4个教辅机构，34个研究机构（含5个校级独立研究机构），建成了一批有特色的专业，形成了多学科发展格局。
有8个省级重点学科，其中1个云南省高原学科，并进入2017年硕士授权单位规划建设学校；3个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学科，2个优势特色重点学科，2个已挂牌二类重点学科。
设有全日制本科专业53个，17个高职高专专业，60个成人教育专业。
专业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9大学科门类。
建有国家高等学校特色（重点）专业1个、云南省高等学校特色（重点）专业5个，省级精品课程9门，云南省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发展“支持产业升级重点专业群”立项建设项目2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和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117项，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取得明显进步。
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明显。
现有在职教职员工1020人，其中博士131人（含在读）。
有专任教师789人，正高职称教师72人，副高职称教师214人，高级职称教师占到专任教师的36.63%，硕博教师占专任教师60%以上。
专任教师中有58位受聘担任上海师大、云大和云师大硕士生导师。
教师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省突、省贴等省内外知名专家、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才、教学名师共55人，云南省级名师工作室3个，长年聘任校外兼职教授173人，外籍教师13人。
初步形成了一支符合本科教学要求、具有较高思想业务素质的教师队伍。
科研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建有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基地1个、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2个、高校重点实验室3个、高校科技创新团队1个，省级教学团队5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示范区2个；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3项，独立主持和联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7项，国家艺术基金项4项，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266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居全省高校前列，出版专著、编著、艺术作品集和主编教材240部，在SCI、EI、ISTP发表论文7760余篇；获得省、部级各类优秀成果奖79项，省部级以上各类教育教学奖111项，曲靖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62项，曲靖市文学艺术创作政府奖24项，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近五年，完成了“曲靖市主导产业培育研究”、“曲靖市产业转型升级研究”等课题10余项，承担了“曲靖市经济发展蓝皮书”等专项课题，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以校友桂涛声为原型创作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歌剧《涛声依旧》、以及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排演的歌剧《年轻的脚步》，成功公演并获得好评，为艺术教学改革和协同创新创造了典型经验。
组建了4个独立研究机构、1个校政联合独立研究机构——曲靖市旅游发展研究院。
国际化办学逐步深入。
成立了“云南省出国留学预备学院曲靖分院”，成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三批华文教育基地，与泰国清迈大学、美国宾州曼斯菲尔德大学、爱尔兰沃特福德理工学院、新西兰商学院和林肯大学等合作开展“2+2”、“3+1”、“3+1+1”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人才培养项目；与英、美、加、澳、新、法、爱尔兰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9个高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正式交流合作关系，共聘请英、美、加、泰等外教100余人次，招收长短期留学生400多人，在泰国创建汉语国际教育培训推广中心1个，加入中教国际交流协会并启动了1+2+1中美人才培养项目，国际化办学水平逐年提高。
“十三五”期间，学校将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内涵发展、转型发展、特色发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实施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高原学科建设、服务能力提升、领军人才引培、开放融合、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提升、文化精品建设七项工程，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不断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办学模式全面转型，建成综合性强、人文社会科学优势显著、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工科贡献突出、教师教育独具特色的应用型大学，并为最终建成特色鲜明的区域性高水平大学奠定良好基础。
广东白云学院名声很差吗，请有知道具体情况的朋友具体说一下
[会议致词]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推进会主持词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推进会主持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现在开始开会。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指导下，通过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人才培养以及市场主体培育，使烈山区电子商务进一步便利农民生产生活、助力扶贫攻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今天在这里召开烈山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进展推进会，主要任务是让成员单位全面知晓烈山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进度，加快项目推进，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有：区人民政府邓副区长；区政府办、财政局、工信局、扶贫办、发改委、农水局、人社局、教育局、文广局、统计局、招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国税局、地税局、团区委、区妇联、区残联、区工会、工商联、区电信公司、区移动公司、区邮政公司、区旅投公司相关领导和同志；南京云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示范区项目经理汪冠芳；各乡（镇）电子商务示范项目推进分管领导及业务人员；区电子商务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及区商务局全体工作人员。
今天下午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是请区人民政府邓副区长作工作要求。
二是（三）国务院扶贫办电商扶贫课题组成员、商务部推荐电子商务进农村申报评审专家、商务部特聘国发78号文解读专家、半汤商学院副院长王盛老师针对农村电商全覆盖与
小学生学习压力的现状、危害、影响
小学生学习负担的现状分析 （一学生学习负担危害小学生的健康 我们不曾忘记，中代史上屈辱的一页。
150年前，闭关自守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力衰弱，民不聊生，如魔鬼般的鸦片毒害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抽过鸦片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为此，中国人落上了“东亚病夫”的称谓。
小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素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然而，我国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学习时间过长，一个学年中，加班加点再加上克扣寒暑假和节假日，学生一年中上学的时间往往长达300天左右；二是上课时数过多，通常一天要七节课以上；三是作业量过大，这几乎是一个无底洞；四是学习乃至整个学校生活过于单调、枯燥、无趣和压抑。
这些过重的学习负担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
1、过重的学习负担严重影响小学生的视力。
沉重的学习负担使学生近距离写作业，使眼肌疲劳，得不到放松和正常调节。
同时，过重的学习负担是睡眠不足，国外研究发现：睡眠不足引起的全身植物是神经功能紊乱，影响眼局部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导致睫状肌调节功能紊乱，这是近视眼形成的病理基础；另外，学习负担过重是课外体育锻炼时间减少，眼睛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2004年6月6日，鞍山市卫生部门组织一些医院的眼科医生到部分小学为学生进行义诊。
在等待的队伍中，记者不时可以看到一个个“眼镜族。
在之后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全校学生健康情况调查表视力一栏中，全校近视率在19.8%。
近视在悄然蔓延，据了解，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最新数据表明，我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生率为22.78%，中学生为55。
25%，高中生为70.34%，更另人震惊的是，我国近视发病率在全世界的排名，已经从1998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
目前，近视上升的态势，高居小学常见病之首。
这将影响我国高素质人才对职业的选择，缩小不少特殊职业人才的选取范围。
有着丰富医学经验的中华医学会鞍山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敏告诉记者，学习负担过重是诱发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升高的主要因素。
2、过重的学习负担影响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
教育部对我国中小学生睡眠时间有明确规定：小学生睡眠时间要超过9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生要达到8小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影君指出，睡眠对孩子的成长发育起着关键的作用。
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除了遗传、营养、锻炼等因素外，还与生长素的分泌有一定关系，生长素的分泌与睡眠密切相关，所以青少年要发育好，长的高，睡眠必须充足，而这种激素主要在夜间分泌，孩子只有睡眠良好，才能长高长壮。
然而，我国中小学生睡眠情况却不容乐观。
“上学最早的人是我，放学最晚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睡觉最迟的，最困最累的，是我是我还是我……”这首十下颇为流行的“校园歌曲”，是四川政协委员在部分学校调查是听到的。
虽然有些搞笑，但确实从某种角度唱出了学生的辛酸和无奈，睡眠成了中学生的一大奢望。
第一本中国少年儿童蓝皮书揭示，有47%的小学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睡眠标准9小时。
是什么挤占了孩子们的睡眠时间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家庭作业过多。
在小学1—3年级中，67%的城市儿童、46%的农村儿童每天写作业超过1小时；在小学4—6年级中，37%的城市儿童、26%的农村儿童作业超过1小时，；21%的城市初中生、20%的农村初中生作业超过2小时。
不仅老师留作业，家长也要布置作业。
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10点以后睡觉很普遍，其次是学校要求到校早度时间太早，孩子们天刚蒙蒙亮就得起床上学。
在学校，考试及考试成绩压倒一切。
社会、家庭评价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用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指标就是升学率。
这种片面的升学导向是学校教育陷入了误区，学校用分数压教师，教师用分数压学生。
更可怕的是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成绩好即一切好，成绩差就被冷落、歧视、孤立，甚至被排除在集体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小学生背上了沉重的学习负担，睡眠时间大大减少，重压之下，不少学生体质下降，患神经衰弱、脊柱弯曲等疾病的中小学生不断增加，由于睡眠时间不足和质量不高，很多学生出现了精神恍惚、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由此可见，睡眠不足对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危害是很大的，没有好的身体素质，怎能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没有好的身体素质怎能挑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担
因此，减轻小学生学习负担刻不容缓。
我们有责任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睡眠，我们有责任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快乐的学习，健康的成长
（二）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危害小学生的心理健康 1、过重的学习负担使小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自由支配时间对于全面发展和形成他们（学生）的智力的、审美的情趣和需要是必不可少的。
作业量过多，学生负担过重不但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甚至会产生厌学情绪，教学工作只会取的事倍功半的效果。
一个朋友的男孩（6岁）在国内只在小学一年级读了一个学期，刚刚到巴黎时，由于语言不通，上课有困难，学习内容又不同；父母因工作又不能常陪伴他，孩子看上去很孤独、寂寞，但他却说：“这里比中国好”。
再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里作业少”。
听到这种回答，我内心被深深震撼了，孩子的选择竟如此简单
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学生的学习负担吧。
法国的小学生作业量可以说是很少的。
小学一年纪基本上没作业，二三年级学生每天只有20分钟作业量，四五年级为40分钟作业量，所以公园、街头花园中、草地上、儿童游乐场、体育馆中到处都是踢球、荡秋千、锻炼身体的孩子们，而不是在教室中学习、解题，直到家长到来。
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但并不是唯一任务，只是学生全部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学生的精神生活是多方面的：学习、社会实践、劳动、体育运动、课外阅读、制作活动、文艺审美活动……虽然中央和教育行政部门多次指示要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但和前几年比较，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有增无减。
多次听到另人心碎的事实：一位小学生放学后急忙打开书包写作业，先是坐在椅子上写，太累了就跪着写，稚嫩的手上留下了握笔的痕迹，过了晚上10点，作业还没完成，她急得哭了，也许是太累了，竟趴在桌子上由哭入睡，醒来之后，边哭边写作业……繁重的学习负担，另学生们喘不过气来，进而产生厌烦乃至逆反心理，这就挫伤了学习积极性，影响了学习心理的形成，降低了学习效果，并且随着今天网络的普及，不少厌学的青少年开始从网络上获得快乐和满足，以上网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与情绪，而过度的上网则会导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不久前，某省在召开少代会时，让小代表们说心里话，孩子们说的最多的是：多想有个快乐的星期天，“……星期天老师要给我们补课，家长给我们作业加码，被安排的满满的，我们真的很累很累”，“我们需要自由奔驰的空间，需要的是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这是发自孩子们内心的呼声。
由此可见，我国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现象已使学生产生极度厌烦的情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世界交流的日益广泛，减负是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定要为之努力奋斗。
2、过重的学习负担容易扭曲学生的性格。
性格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
影响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物因素都影响性格的形成。
而环境因素是影响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环境因素又包括家庭、学校等方面的因素。
性格影响着人的精神生活，也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
中小学生处于生理、心理、身体发生变化的时期。
从心理学理论上讲，人的身心潜能的发挥要符合客观规律。
现在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强迫过量的发挥身心潜能，使其生理、心理负担处于满负荷、超负荷状态，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是一种摧残，定将造成破坏性恶果，使其性格出现不该出现的缺陷，记得有一句话“哀寞大于心死”当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没了兴趣，对什么都默然置之，豪无进取心，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很多中学生面对沉重的学习负担，他们感到生活中除了沉重的学习负担，就没有快乐而言，是那么的单调无味，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他们的性格发生扭曲，产生孤独、无助、寂寞的感觉，进而导致说谎、逃学、离家出走，甚至违法犯罪，酿成如此悲剧，实在值得深思。
（三）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严重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实施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教育事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然而，正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也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教育基础相对薄弱，文化相对落后，经济不够发达等形成了人均资源占有率较低的现实，人口素质亟待提高，社会发展对人才急需的状况与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现实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矛盾。
反映到教育领域，通过升学最终进入大校门，成为许多人既定的成才之路。
这种认识一度普遍存在于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教师乃至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当中，学生单纯地追求升学，学校片面地追求升学率，社会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评价学校的好坏，这样一系列错误的认识，助长了应试教育这样一种错误的教育倾向。
在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下，小学生课业负担繁重，学习时间过长，严重的影响了小学生的身心健康。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教会，作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大决策。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是要坚持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以提高民族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面向21世纪的一代新人。
而学生负担过重已成为制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瓶颈”。
目前，小学课程门类偏多，教材内容偏深；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要求学校进行各种专题教育，并见诸课本，进入课堂。
某省中小学共30多门课程，其中学科类9门，活动类6门，专题类约20种。
有的学校仍然对学生搞注入式、题海战术，各种各样的模拟考试、大考、中考、小考、测验等。
中国学生统统地被考试“格式化”了，已经失去了创新与创造的能力，一个没有创造力的国家和民族，就意味着发展的停滞。
去年“五一”放假期间，某小学五年级学生要做33页习题和8篇作文。
学生质问：节日家长都休息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么多的作业
以上这些错误行为和做法，严重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扭曲了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剥夺了少年儿童的童心和乐趣，严重阻碍着少年儿童全面地、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制约了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显然，这种教育倾向不但不能适应社会人才培养的需要，而且还会有碍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不解决学生负担过重来谈素质教育就是一句空话，学生过重的负担就是素质教育的“绊脚石”。
（四）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影响“两基”的巩固提高 “两基”是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向小学生推销各种教辅材料、图书报刊、学生用品等是造成小学负担过重和乱收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某省小学生一至六年级，各种书籍平均22.3本，其中四、五年级25本。
据某小学校长反映，该校五年级学生仅教辅材料和专题教育读本就达20本。
某省某中师附小一个学生书包里有教辅材料和专题教育读本共20本（册），共计费用为62.05元；某省初中二年级一个学生各类教科书19本，共计116.8元，各类图册、练习册及习题集21本，共计88.75元；某市初中二年级每学期教辅材料和专题教育读本费用156.70元，均超过了购买教科书的费用。
再加上一些学校的乱收费和其他方面的“搭车”收费，使农村不少学生因缴不起费而失学，因而影响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严重影响了“两基”的巩固提高。
当前“两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初中辍学率回升。
据一些省统计，其中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占50%左右。
（五）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损害了政府和教育的形象 近年来，尽管三令五申，但一些部门、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仍然不断地向小学生推销各种教辅材料、专题教育读本、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学生用品等，有的还以此作为评比和奖励的条件。
有些新华书店在向学校征订教科书时，夹带推销各种非教科书类书籍。
有些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不考虑学生和家长意愿，统一组织学生订购各种书刊。
某市六年级复习资料多达31种。
一些地方小学生书包重量达5公斤左右，有的不得不使用行李箱。
某省一个镇，农村年人均收入1924元，1998年该镇小学一年级收费，包括代收费462元，占人均收入的24%；初一年级收费654元，占人均收入的34%；高一年级收费1214元，占人均收入的63%。
不仅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助长不正之风，损害政府和教育的形象。
三、应对减轻小学生学习负担的主要措施 （一）抓宣传教育和舆论导向，树立科学的素质教育人才观 首先，要加大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营造素质教育的舆论氛围。
逐步转变用教科书里的知识传播的学习来衡量教学质量的传统教学质量观；转变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的传统学生观念。
树立科学的素质教育的新型人才观。
素质教育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要求培养的学生身心健康、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创新水平的开拓型人才。
为此，二十一世纪的人才，不仅要掌握“双基”，更重要的要学会怎样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以后的终身学习和解决未来生活中的新问题打下基础。
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进教师、家长三方面积极性的新型教育评价制度。
充分发挥教育评价制度的导向激励功能。
同时，学生在“减负”之后，课余活动时间增多，作为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应为学生提供健康有益的活动场所，开展丰富多采的课余文体活动，调动和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二）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要减轻小学生过重的心理负担、课业负担，做到“减负”不降质，必须从教学模式上进行改革，打破课堂内容和形式的封闭，在开放中构建新的模式：一是可以采取学生个别学习、小组学习、大组讨论、教师讲解、师生一问一答等多种教学形式，把学生从“笼”中放出来，激发其学习热情和兴趣；二是课堂教学不囿于教室、图书室、运动场等都应成为课堂，并向社区、工厂、农村扩展，向图片、画报、影视等延伸，实行开放性教学，拓宽学生视野；三是积极采取现代化教学手段，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获取信息，运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三）努力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理论修养和教学业务水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育人大计、教师为本。
从教师素质的层面落实“减负”工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增强教师的敬业意识、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此基础上，要鼓励教师的科研意识和创新精神，努力钻研教学业务，创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应用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方面的知识，指导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学习，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和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余负担。
为培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贡献。
结论，过重的学习负担对小学生个性发展的扭曲、摧残已是人所共睹的事实，如近视率的居高不下，学生身体素质的下降，因不堪重负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导致的种种心理异常现象，社会责任的泯灭，动手能力缺陷……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陶行知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批判旧中国教育时说：中国教育培养的就是一个个“书呆子”，这些“书呆子”实际上就是被过重的学习负担扭曲摧残了大“畸形儿”。
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陶行知当年鞭挞的“伤生”教育今天还未销声匿迹，让人悲哀不已。
伴随着历史的脚步，我们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化、产业化、信息化程度的空前提高，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多门类、多规格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同志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当今社会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动力。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和残酷。
从本质上讲即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
正如李岚清副总理所指出的那样：“教育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今天的青少年学生各方面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实施素质教育是迎接二十一世纪挑战，提高国民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全面提高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素质”，“让学生生动活泼发展”是素质教育的归宿，而学生课业负担的过重，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大碍石。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06年12月29日通过的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保证未成年学生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
因此，在小学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减轻小学生学习负担，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事业才会蓬勃发展，我们祖国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灿烂
北大资源学院最近有什么新闻吗
4月25日上午10：30在江西饭店四楼多功能南厅，由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大资源学院发起并主办，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民政厅、共青团江西省委协办的“北大资源学院•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助学工程”公益项目，正式在江西南昌启动。
今后四年这个公益项目的总投入将达到1000万元。
出席此次发布会的领导有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刚、江西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江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李天鸥、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裘强、江西银监局处长周跃明、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宋雷鸣、江西省民政厅副厅长钟起茂、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曾萍、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余森清、北大资源学院常务副校长李红梅等。
会议由余森清副董事长主持。
此次发布会是继3月份“北大资源学院—包商助学工程”公益项目新闻发布会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发布会，本次发布会的圆满成功，再一次推动了我校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进程，另外，我校办学理念以及全新的教学模式得到了政府、企业及更多社会人士的高度认可。
发布会现场，裘强董事长致欢迎词，正式拉开了新闻发布会的序幕。
他对北大资源学院的教育理念表示认可，对北资为更好地教育学生而做的努力表示尊重。
他说：“本次助学工程是能对江西、对社会、对北资实现三赢的公益项目。
”紧接着，虞国庆厅长致辞，肯定了本次公益项目的意义并给予厚望。
我校李红梅常务副校长也向在场的嘉宾及记者阐述了我校的“TEKH（泰克）值”的教学理念及“全景式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
她还指出，我校在大力推进教学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地与具备超前市场意识、人才意识和良好社会责任感的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谋校企合作，育人大计。
“北大资源学院•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助学工程”公益项目实施期限为四年，于2011年4月启动，由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大资源学院主办实施。
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将捐资250万元，资助200名江西贫困学生赴京深造。
“北大资源学院•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助学工程”公益项目的资助对象，是具有高中学历（或同等学历）的江西籍贫困优秀应届毕业生。
凡是“北大资源学院•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助学工程”公益项目资助的学生，毕业后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将优先录用。
此外，北大资源学院会在入学前与新生签订就业协议，待毕业后向学院的对口企业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