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皂剧是什么意思
肥皂剧源于西方，现在一般指的是家庭妇女一边做家务，一边心不在焉地收看的罗里罗嗦讲述家长里短的长篇连续剧。
它作为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
因最初常在播放过程中插播肥皂等生活用品广告，故称“肥皂剧”。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播出时间给几部持续几年甚至数十年的肥皂剧(《老友记》(friends), (《欲望城市》(sex&city)), (《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等等, 欣赏的观众层次也由最先的家庭主妇扩充到 “雅皮士”(西方城市职业阶层中的年轻人士) 阶层。
对比中国社会的电视剧文化,西方肥皂剧有其独特的界定与自身特点。
广义上看，英美等国家都将所有剧种分为三大类, soap opera (肥皂剧)，sitcom (情境喜剧)，和 drama (电视剧)。
国内许多人认为国内风靡一时的《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都可以拉入肥皂剧的范畴, 但按照西方电视剧分类, 严格上讲他们还是仅仅被定义为情境喜剧 (sitcom), 因为两部戏各集之间的故事关联不紧,往往可以独立成章, 而且最后一集都被安排了完美结局.而西方肥皂剧的特点则是偏向连续剧 (serial)，通常各集之间的故事都有关联,而且很会“拖戏”，有时候几个星期不看，剧情居然还接得上.几乎所有的肥皂剧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局或者叫做 “开放式结局(open ending)”, 即使有也是一种不稳定状态下的暂时平衡, 往往一对矛盾的解决意味着新矛盾的开端。
即使像《欲望城市》这样有着明显的 “完结篇”,制片方也会有意地留有 “活口”:比格对凯莉表白时的用语是“我要的就是你”，而不是求婚时最常用的“嫁给我好吗”,这样比格和凯莉的关系就可以瞬息万变。
如果到时候拍续集,无论人物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 剧情立即就可以自圆其说。
肥皂剧在西方社会被学术界和舆论曾一度被认为是低级的电视节目，是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不高的观众群体的一种简易消遣形式。
甚至在英国有社会学学者指出, 肥皂剧有明显的助长人类不良习惯的倾向。
表面上看，与新闻和纪录片相比，肥皂剧确实缺少具有时效性和重要性的信息量，它包含的与社会技术进步和文化进步有关的东西也不多，不像纪录片那样博大精深也不像新闻评论节目那样针砭时弊。
除此之外,肥皂剧从电视节目制作手段和节目质量的角度衡量似乎也是难称精品，大部分肥皂剧的演员是节目播出之后才有了名气.。
摄制技术上几乎没有其它的特别之处：缺少大幅移动镜头（衡量高质量商业节目的标准），没有费时费事的场面调度与安排。
有些早期的肥皂剧，从现在摄制和表演水平的眼光看，甚至是质量低劣的。
如英国早期的肥皂剧《十字路口》(crossroad)。
然而, 仔细品味许多学术争论之后会发现 “肥皂剧助长不好的倾向” 这个主张还是停留在直觉的层次，很少有学理上的证据。
批评者指责通俗文化的品质低劣，制片人都是商业化的俗人，受众则是没有审美标准、在文化上受压抑的一群人,并讽刺这些守在电视前观看肥皂剧的人为“沙发马铃薯”(couch potato)。
事实上，如果品味文化的美学标准及其评论内容根深到只能由少数人所享有, 那这种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也无非是 “曲高和寡”, 难以达到电视在消费时代的社会功能要求。
其实,肥皂剧的社会影响是远远超乎人们想象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反映石油富豪家族内部矛盾的王朝肥皂剧《豪门恩怨》(Dallas)在各洲市上映时就达到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果。
高潮戏暗杀小杰（JR Ewing）的凶手揭晓一集播出前，全美社会都为「谁杀了小杰」而议论纷纷；节目播出之后，达拉斯警方居然还在通讯联系中，还煞有介事地呼叫各分局围捕真凶，这在美国一时被传为趣谈。
（二） 时过境迁, 经过数十年发展的肥皂剧早已被时代赋予了新的精神与意义, 今年3月底,在英美两国热播了长达6年之久的HBO电视台连续剧《欲望城市》(Sex ＆The City)，终于在播出了完结篇,为这部载入史册的肥皂剧壮举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据美国媒体披露，当《欲望城市》最后一集播出时，全美国共有1060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捧场，创下了美国电视史上第二高收视纪录(名列第一的则是NBC电视台的游戏节目《谁将成为百万富翁》)。
近日，CNN的拉里·金访谈节目对莎拉进行了一小时的专访。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明艳动人的莎拉吸引了拉里的全部注意力。
一个电视演员能得到拉里（著名节目主持人）如此“礼遇”，在CNN历史上堪称罕见，这足以说明《欲望城市》在美国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许多纽约和伦敦的顶级名牌商店，更是打着头牌主角“凯莉”的旗号，卖掉了许多价格昂贵的时尚品。
剧中的四个性感女主角着装各有风格，片中的所有造型都出自纽约顶级造型师和服装师之手。
她们的穿着形象同时代表了都市女性的四种主要分类：凯莉是时尚，夏绿蒂是淑雅，米兰达是职业，莎曼沙是成熟。
对于许多女性观众而言，喜欢《欲望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从凯莉的装扮上知道“最近曼哈顿在流行什么”。
一部以都市成熟女性感情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能连续六年大红大紫，并能捧得一大堆金球奖和艾美奖，在美国电视史上还并不多见。
根据尼尔森收视调查公司的统计，《欲望城市》最后一季的平均收视率，几乎能和1998年刚刚出炉时持平，它是HBO电视台过去几十年来最叫座的连续剧。
该剧和NBC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老友记》(播出长达十年)堪称美国电视的“常青树”，而最近这两个剧集同时落幕，也引发了美国女性“今后晚上干什么”的感慨。
因为在美国，男人永远都会有没完没了的棒球、橄榄球或篮球赛可看，而女性的主要娱乐就是看肥皂剧。
自打1998年6月，《欲望城市》首度与观众见面，由于剧中女性敢于“大胆讨论关于男性的一切以及她们对于男性的渴望”，而立即在美国成为一种人人关注的文化现象。
无论是20年前还是20年后, 肥皂剧的主要观众都是女性群体, 特别在发达国家。
英国泰晤士报的一项统计显示, 对比这两部间隔20年之久的《豪门恩怨》与《欲望城市》,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收看者均为女性。
有趣的是,即使一些肥皂剧目拥有少数的男性观众, 这些男性关注的焦点似乎也背离肥皂剧的中心剧情, 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豪门恩怨》中的”商战”,富豪家庭的男性权利和富足生活方式, 《欲望城市》里露骨的 “色情”对白和少量的三级镜头。
而这些关注往往背离了肥皂剧的真正主题和社会意义。
当代社会中, 肥皂剧在女性群体中的高收视率为女权主义诠释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基础。
美国女权主义强调政治, 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 因此聚焦妇女个人经验的肥皂剧便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素材，以供女权主义观点来分析与评价。
这也成为女权主义者用来唤醒并 “提高女性危机意识”, 攻击男性至上主义和父权主义和最有力武器。
部分主流学术思想似乎总是歪曲肥皂剧的真实意识, 他们简单的把肥皂剧看成是男性至少主义和家长作风的简单体现,他们认为观众仅仅是情节与情感的被动接受者, 而忽略了妇女观众作为受众主体与电视节目的主动理解与互动。
“提高意识”就是提高人的认识(awareness),看清先前很少注意或完全忽视的男性统治的事实,把先前只在无意识层次所知觉和理解的东西推进意识层里。
“提高意识”被女权主义者视为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关键作用是使妇女将个人经验与政治含义联系起来。
无论是作品中的女性是 “抗争” (《欲望城市》)还是 “妥协” (《豪门恩怨》), 只要其包含女性的人文关怀, 都是可以起到 “提高意识”的社会功效。
《豪门恩怨》中的三位女主角每人都说过一句经典的台词：艾里： “无论失去多少, 家庭必须保持完整”。
苏.艾里：“如果你的婚姻破裂了, 你要么试着接受其他男人要么就愤世嫉俗”。
帕玛拉： “如果失去了孩子，那么你就不可能快乐” 。
这三句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台词, 正好代表了80年代王朝肥皂剧中传统女性的核心意识形态____ “被动的, 完全的服从男权主义与家长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部分西方学者误认为《豪门恩怨》将妇女思想引向了低层次, 在他们认为, 女权主义作品应该是充溢着抗争与实际行动。
纵观两剧,无论是20年前《豪门恩怨》的逆来顺受还是今天的《欲望城市》的放荡不羁, 它们对私人领域的有效拆解都是原始女权主义的姿态。
肥皂剧最本质的特征是公开曝光隐私,如果我们将家庭和私人领域当作女性压抑自我世界的首要场所，那么肥皂剧角色生存的背景所具有的公开、公有特质，恰好满足了女性群体对这一压抑的宣泄与缓解。
肥皂剧热衷于交谈，并以交谈作为肥皂剧情节行进的主要手段。
在角色的交谈中, 隐私无可立足，没有“私人”领域, 各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私人屏障常常被冲破。
对私人体验和情感进行公开曝光便是肥皂剧的规则动力。
在肥皂剧的叙事中，习惯抹杀单个角色的隐私方式，即向其他角色披露各种琐碎的隐秘信息,这种披露可以通过表演直接表现,也可以通过人物之间对话间接体现：情人身份的确认、深藏的感情和见解的本质、过去经验或未来计划的真相等等。
《欲望城市》中, 四名女主角以朋友的关系，会在公共场所相互公开所有隐私，甚至是性爱的细节,正是新时期肥皂剧公开个人隐私特点的最有力体现。
事实上, 《豪门恩怨》中的妇女形象，虽然被赋予了 “传统” “逆来顺受”、 “反对解放”等符号, 但妇女观众还是不应该被视为被动接受的牺牲品。
即使是文化层次不高的观众，对电视节目的理解也是主动的、分析的、比较的和有选择的,而不是完全地被动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警匪片”会被主流社会理解成正义战胜邪恶，而不会是展示罪犯的悲剧。
“妇女观看肥皂剧，是为了逃离无聊空虚和现实”的观点，歪曲了肥皂剧对于妇女社会群体的意义。
（三） 从电视节目界定的角度上去看, 肥皂剧无非是娱乐节目的一种。
媒体消费主义观点认为, 女性观众喜爱类似《豪门恩怨》和《欲望城市》一类的肥皂剧目，就是为了获取愉悦。
然而“愉悦”的意义又是很难定义的,特别是在将本已很复杂的观众理解为女权主义的观点。
愉悦可以来源于妇女观众对剧中人物日常生活细节的认同。
如《欲望城市》中熟悉的纽约曼哈顿街景, 无数的购物与聚会, 酒店与咖啡。
愉悦也可以来源于女性观众对剧中角色情感经历与生活经验的理解。
当代社会离婚率的逐年上升和单身女性群体阶层的形成，都为这一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受众基础。
面对《豪门恩怨》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和《欲望城市》中的放荡不羁, 越来越多的都市女性已经可以把 “愉悦”建立在与剧中人物类似的遭遇上了。
愉悦更可以建立在观后的群体话题中。
社会学调查显示, 妇女习惯把自己的痛苦与苦难视为个人的不幸,但若在同伴中互叙苦楚与凄凉,这些痛苦与苦难就可能落入一种模式,虽有不同却折射出妇女生活的共同特征。
这样,妇女就会认识到个人的不幸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了,而可能是社会问题,因而也是政治问题。
因此,“提高意识”实为女权主义者将批评直接挂钩于政治的表现。
其实, 欣赏肥皂剧的女性很大一部分还是家庭妇女或者中年妇女, 对于这些人来说, 欣赏《豪门恩怨》与《欲望城市》的愉悦在于，目睹剧情中高层次社会群体的情感与矛度纠葛，了解中产阶级的礼仪限制与情欲放纵。
正如一位美国普通中年妇女说的那样：“幸好我们不是那样的家庭,我可是不会像她们那样”。
在过去的六年里，《欲望城市》的播出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无数的女性人文关怀。
且不提其自身作为娱乐节目为亿万女性观众带来的饭后消遣，单是剧中女主角对性和爱的不同理解和亲身实践，也让许多同龄女性大开眼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现《欲望城市》的整体内容,那便是: “四个活色生香的曼哈顿白领女人，在都市物质生活的狂流中毫不掩饰的攫取自我”。
《欲望城市》唤醒了无数都市女性如涨潮般汹涌、如退潮般湮没的欲望, 它单刀直入，光鲜时髦，生猛无比。
从传统的观点看,这四个女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坏女人”，绝对的“物质女孩”，工作上追逐名利, 包里塞满避孕套，换男友如同换床单般家常便饭，心无旁骛的享受着肉体和心灵的单身自由。
然而在物欲横流的表皮下面，四个女人的感情却是纤细脆弱的：Carrie的深爱Mr.Big；Charlotte追求美好婚姻的愿望；Miranda对相貌和忠诚的疑虑，即使是最淫荡的沙沙，她在面对自己日益松弛的皮肤时，却悄然泪下。
极度的物欲享受对应着内心的失落和挫败，这也许就是《欲望城市》对女权主义的辨证诠释。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女性而言，绝对开放的物质生活与肉体享乐并不能被认同，四个剧中人有浪荡的形骸和常人无法想象的享乐生活，内心却极容易受到伤害。
这种状态既满足了女性观众仰视的窥看欲望，又恰到好处的提高了普通女性的心理防范与约束意识。
一方面，女性们需要看到生活中出现不了的虚构元素，是为幻想；另一方面，女性则需要看到虚构人物拥有和自己同样的弱点，是为心理平衡。
《欲望城市》的主要情节均是围绕人物的男女关系变化上拓展的, 这反映在女权主义上的深层意义则是男女在择偶心态方面发生着的巨变。
五光十色的曼哈顿，代表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集聚地, 这意味着包括恋爱在内的一切事务都有 “市场”和 “供求关系”。
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但同时也给女性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社会的竞争和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来缓解生存压力，所以女孩择偶的年龄越来越低已成为一种趋势； 而把婚姻更看成是一种责任的男士则会把精力更多放在创业上，结婚的年龄越拖越晚，甚至不婚。
这样的矛盾，在 “欲望城市”一类的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早已屡见不鲜,甚至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
即使是一些已经事业有成的男士，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也是不紧不慢，因为他们有年龄的优势(如凯莉后来的伴侣----一位事业有成的俄罗斯画家)。
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前只有通过家庭才能得到的一切，现在即使不通过婚姻也能得到。
一方着急，一方不急，就这样，长期以来形成的男追女的恋爱定律已被彻底打破,女性在恋爱中的地位也自然随之变化。
男士主动, 男士买单的定律也已被打破。
《欲望城市》中的男性择偶取向已经更偏向于成熟理智，善解人意的女孩。
这从另一个侧面告诫所有矜持的女性, 即便遇上了能令自己心动的男士，也会因为被动的心态而使幸福在不经意间悄悄从手中滑走。
《欲望城市》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都市单身女人的生活，她们什么都做，但从不绝望。
其实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曼哈顿的这些社会名流不过是在追逐一种理想的两性关系。
如果这种两性关系可以由传统的男性掌控变成女性掌控, 那么女权主义便落地生根了。
谈及女权主义意识中的两性关系处理, 不能不提及《欲望城市》中的米兰达-----一个事业成功而又“缺少母爱”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她和男友史蒂夫分手后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没有母爱的她决定独自生下这个孩子。
史蒂夫知道她的决定后，向她求婚，却遭到毅然拒绝，米兰达知道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没有爱情，她只是平静的和史蒂夫分配着照顾孩子的时间。
一个女人，敢于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难题，而不需要男人的施舍, 这里面所需要的勇气和胆识不言而喻。
的确,今天的女性似乎太需要一种能够 “独立地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能力, 可以说是《欲望城市》给陷于情感漩涡中的女性点燃了一盏明灯。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欲望城市》的结局都充满了女权主义的理想色彩。
女性问题专栏作家凯莉最终决定抛弃俄罗斯画家而与老情人比格旧情复燃；从乳癌病魔中康复的豪放女萨曼莎得到了男模特的真爱；夏洛特终于从中国领养了一个她梦寐以求的女孩；而米兰达则从琐碎的家庭生活中体会到自己新的价值。
对比昔日的《豪门恩怨》, 《欲望城市》则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地表现了女权思想抗争命运,争取独立的女性人文关怀. 它用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表现了 “提高女权意识”的观点, 用理想的结局告诫妇女们 “勇敢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比国内电视剧的情节,大部分的剧作中人物关系的处理很多都严重倾向于男权, 无论是武侠帝王,还是刑警精英, 多数制造矛盾的三角恋情和戏剧化矛盾冲突总是令女性角色处于被挑选和被选择的劣势地位。
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 肥皂剧在国内的电视媒体市场似乎还是个空缺. 尽管国内许多情景剧的姿态和形式都酷似肥皂剧, 但是多数都因为没有像西方肥皂剧那样富裕女权主义的深刻意义而失去了大批的女性观众,当然这与东西方文化和欣赏水平的差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肥皂剧中饱含女权主义观点的是非对错)。
但是, 当国内的观众与电视剧制作人都沉迷于大量的公安题材和古装连续剧的时候, 是否也可以考虑从肥皂剧的批量生产中找到女性观众的市场与卖点呢?
规划书怎么写
工作计划书怎么写工作计划是一个单位或团体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打算。
写工作计划要求简明扼要、具体明确，用词造句必须准确，不能含糊。
（一）工作计划的格式：1．计划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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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包括工作的目的和要求，工作的项目和指标，实施的步骤和措施等，也就是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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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这个社会形态常常被称为信息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
在信息社会里，生产工具已经从大机器转向智能化的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社会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全方位的变革，大多数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交通、通讯、商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等等，传统意义上的蓝领阶层逐步消失。
如此，新技术、新知识和丰富的优质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学校和教育网络四通八达，每一个社会成员――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在寻求机会满足各自的学习需要，教育的终身化和社会的学习化趋势使学校教育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满足职业预备的需要，而且也要满足人文关怀上的更多需要，包括教育过程中的伦理性需要，人们不仅不满足于获得教育和学习机会，而且还要求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知识急剧膨胀的年代解决知识无涯而人生有涯的矛盾，学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在教育和学习过程中避免付出过高的身心代价，包括学业负担的合理化需求。
应该说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只是成人在表达对学校里面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和身心发展状况的人文关怀，也基本上是学习化社会所有学习者对自我学习和发展过程的共同需求的真实反映。
社会高速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和知识爆炸把每一个社会成员推上了自身发展的一条快车道，你不得不加速运转，要么继续保持领先，要么奋起直追，不能停歇，除非自甘落后与淘汰。
综观人类生产劳动与教育从融合到分离再到紧密结合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教育和学习的发展情形，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学业负担在迄今的人的发展史中是从无到有、从轻到重、从不被认识到被重视的变化过程，是人不断地获得发展或发展地走向自由和全面的全过程的一个缩影和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永恒的现象，不会消失。
但是，有朝一日它在不同的人身上和不同的社会中会走向相对的均衡，与人的发展状态相和谐，而不像今天在某些不发达的、不和谐的社会里一样成为与学生对立的力量，一种异化的劳动，导致学生畸形发展却又付出沉重的身心代价。
我们有理由憧憬，在一个发达的、自由的、和谐的社会形态里，学业负担必将像那个时代人所投入的一切劳动一样，作为一种高级形式的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学习责任和义务，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促进人的更为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
二、社会变革因素施加的影响：学业负担轻重摇摆的时代背景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站在传统的主知主义旧的“三个中心”的对立面，把学校改造为儿童生活的场所，以儿童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盛极一时，并与欧洲大陆新教育运动汇合，影响了全世界直至今天的教育改革运动的走向。
仅仅从学业负担的角度看，进步主义的“三中心”在20年代受到的欢迎主要是基于对传统的“三个中心”的否定和反叛，让全社会、全世界乐意理解教育的人士受到教育本质观念和儿童观念上的重大启示，教育非塑造，教育即生长，生长是为了更多的生长，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在于引导生长的过程和培育生长的土壤，学生不必在为生存竞争而展开的学业竞争中承受学业负担的压力，身心获得自由发展。
从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获得快速发展，社会安宁，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因而儿童的发展环境相对宽松而和谐。
可是，到了1929年以后，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各方面的批评和责难纷至沓来。
为什么
焦点集中在，教育的社会功能哪里去了
经济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不仅引起人们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批评，而且引起对教育理论的一系列反思：为了渡过难关，学校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学校怎样才能为建立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作出贡献
这样，进步主义被迫转向，逐步放弃对儿童中心主义的强调，杜威退休以后，还曾认真反思过进步主义不合时宜的某些要害之处，如过分强调儿童中心以致于冲击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过分强调经验课程的价值和忽略了严格的学业标准，克伯屈则将注意力转向儿童实现创造自由的条件的研究，并承认，儿童实现创造自由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社会必须为儿童的吃、穿、住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保障，他们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使学校为建立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作出贡献的问题。
“有些人断定，以经验为中心，为学生而设计的活动学校只有在一个已经达到经济上公平的社会里才能存在。
既然如此，那就必须优先考虑某些改造社会的教育任务，而人们在20年代谈论的关于理想学校的要求则应放在次要的地位。
”[i] 显然，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不同于20年代的境遇，改造主义的兴起不过是识时务的价值选择，受过进步主义冲击的以人文主义新面目出现的永恒主义和传统的低调曲折进取的要素主义的反扑也是必然的。
时局的变幻非教育自身所能驾驭，学业负担问题在轻重之间的摇摆并且一直在寻求平衡状态而不得，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之后，再一次造成美国社会政界、军界、经济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全面震惊与恐慌，进步主义者更为感叹世态炎凉，凄惨不已，而后导致了60年代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当然，这次改革中课程太难，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事实我们也同样记忆犹新。
中国人不会都忘记，19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教育事业也大干快上，追求多快好省，1954年左右虽然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极其匮乏，但高校招生比例很高，有材料表明有的年份招生人数甚至还大于高中毕业生人数，学生却为什么还要那么勤奋学习，又累又苦（可能是营养跟不上），却谁也不甘落后呢
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共产党和政府振奋人心的号召下的一股革命干劲在鞭策着他们，是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共产主义即将实现”的前景下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在激励着他们；1966年，排除其他因素，在学校教育方面，我们的一向具有生本情怀和乐观浪漫的教育观念的主席实在不能继续容忍此前几年中小学学业负担问题愈演愈烈的状况，一再强调学校要减负、改革，促进学生自由、全面、主动、健康发展，一口气作出停课闹革命、高校改变招生方式的决定，彻底减掉了10年的学业负担（后果与代价当另作评说）。
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一个国力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危机年代，凭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领导了所有的领域包括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疾呼要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装备好北大、清华”，还要兴办重点中小学。
我们不宜过分苛求一个历史人物当年英明决策背后的这个那个“最大的失误”，包括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平等，激化了后来的学业竞争，我们认同的是在那个时局下面有这么一个领袖把国人的主要精力和能量引导到现代化建设、富国强民和改革开放的正道上来，虽然此后至今的中小学学业负担问题与的教育哲学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历史教训了我们，回到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期间没有任何学业负担可言的那个时代，却又有谁答应
要追赶工业化和现代化，国人身上哪一个的责任都不轻松，每一代人都不轻松，都经历各自应该和必须经历的磨砺，学业负担算得了什么
上一代没有实现的梦想和使命既是他们自己的，也是后人的，自然由后人去继承、去创造、去实现，这个漫长的艰苦创造过程本身就是我们享受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过程，发展并没有一个另外的悠闲过程
三、集权制度难辞其咎：为学业负担加码可以跟集权制度算几笔“明细帐”。
当然，这里的算帐并不意味着某某人对某某社会的制度有多大的不满和抗拒情绪，只是企图清晰地解释说明，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某某人解释说明清楚之后更多的人会去理解集权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发展选择，这制度虽然不是过重学业负担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但是与它有重要的密切关系。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哪个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质量偏低，那里的学生学业负担就偏重，身心不能得到自由和谐全面发展。
再借用唯物史观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是走集权管理道路还是民主管理道路从而实现现代化，完全是由于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观念、政治观念决定的，它是一种有自己理由的价值选择。
这些选择，无疑问对这个社会里的教育――一个重要的社会系统或者机器――在功能定位上、发挥社会作用的途径上和社会权益分配方式上会有所倾斜、有所忽略、甚至有所失衡，学生的发展状况往往由此决定，并通过学业竞争和学业负担问题显现出来。
儿童中心主义是民主社会推行教育分权制度的教育哲学，它把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定位在促进学生的自由和谐发展上面，尊重学生个体的先天差异，因而强调教育的差异性、民主性，学习活动相对自由化，满足个体的发展需要。
而社会中心主义是集权社会推崇的教育哲学，认为教育的最基本职能是传递人类文化，强调教育的统一性、单一性，企图按照社会或国家的意志把学生塑造成合格的社会公民和各种人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始终受到支配、主导、控制、甚至钳制，居于如此被动的、客体的地位，一切学习任务和压力主要是外部施加的、转嫁的，学习和发展便缺乏主体性和内在动力，自然学业负担过重，成为一种苦役。
学校有些时候虽然树立一些学习标兵，让其发表学习体会和感想，但总是有人在背后指点着说，要这样讲而不那样讲，学习动力来自为社会作贡献，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纯而又纯。
情形就是这样，耐人寻味。
在集权制度下的社会里，精英主义教育哲学主宰着学生的命运，淘汰和筛选成为教育帮助社会扩大差异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
用统一的、单一的标尺选拔人才进入高一级学校发展，用一次性的统一高考、中考让学生用人生命运做赌注去赌博，极其残酷
谁乐意被淘汰
谁舍得赌人生命运呢
而且那分数本不是人，也无法全部代表人，可是，招生偏偏认分数不认人，认考卷不认人，人的命运、人的价值几何
有人就考试问题进行过国际比较研究，[ii] 在发达国家，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大都取消了考试，或者考试已成了象征性的。
学期、学年的考试也逐渐减少，平时成绩受到重视。
法国到高中毕业会考时才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在最重要的升大学考试方面，法国以高中毕业会考证书作为升入大学的资格。
德国以完全中学毕业证书作为升大学的资格，没有类似于我国的一年一次的统一高考，没有高中毕业会考文凭和完全中学毕业证书的学生则可以通过作为第二途径的考试升入大学。
美国、英国一年为学生提供多次“高考”机会，日本以每年两次考试的结果决定谁能升学，主要的发达国家只有俄罗斯在实行一年一次考试，不过，是学校考试而不是全国统一考试。
在实行高考制度的国家中，大多数并不是单凭一次考试成绩决定学生的命运（美国甚至鼓励学生自己选取多次考试中取得的最好的单科成绩的组合成绩申请大学资格，其人本主义可见一斑
），而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考试成绩、中学期间的学业成绩、推荐信、特长才艺、社会服务和实践表现，等等，而且像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一流高校常常拒绝接受很多高考“状元”的入学资格申请，哪像中国的“一流”大学带头抢招“状元”，巴不得所有高考状元都据为己有，它们开历史倒车，不知道是否也是被迫所为
据说，几乎所有的大学也在为缺乏独立自主性的发展而处于深深的郁闷之中
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的落后也直接间接地在学生的学业负担上加码。
以我国中小学里对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评价（其实子虚乌有
）为例，首先假定有一种学生素质评价体系和过程存在，那体系和过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小学一学期至少两次统考，毕业班会次数多一些，初中高中更甚，针对几门升学考试科目，有自己学校、自己老师主持的考试和测验，也有上级业务部门主持的统考，不论其考试测验命题的科学价值，评阅试卷完毕，印发成绩排名表给学生及其家长，全班、全年级、全校、甚至全区、全县、全市通报，一次统考成绩被反复渲染，要在全市、全区找出第一名的学生、班级、学校、科目和老师，相反，也要通报批评和羞辱分数最低的学生、班级、学校、科目和老师，某国家级教改实验区甚至通报全区某某学校某某科目某某老师是全区最薄弱学科的最薄弱教师，成绩分数排名全区倒数第一的是某某学校某某学生，这样一次并不科学的统考，并不完全代表老师和学生的未来发展必然趋势，而且本来应该保密的分数，简直是不容分辩，这分数是多少就等于是这个老师和这个学生的全部价值所在，起码在下一次考试之前这个学生和这个老师的价值（时价
）就是这个分数，真是压得让人哪敢抬头说话，哪敢直起腰杆做人
当前，在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评价的中国学校和教育行政与业务部门那里，这就是教育评价和教育管理，它的魔法无边，它不讲伦理原则，不讲制度德性，能驱使人，更能羞辱人，先羞辱老师，老师又如法炮制，同时用来羞辱年幼而稚嫩的心灵
学生年幼，面对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评价的怪物和幽灵，他们讲不清那么多的道理，他们忍气吞声，心理的压力极其沉重，更可怜他们承受着比他们的老师所承受的更多的羞辱啊
集权型教育制度下的课程体系及其相关的教学模式则是学业负担的直接来源，它施加的外部压力更直接。
课程管理以单一的、统一的国家课程为主，全国的学生学习同一门课程、同一个版本的教科书，连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用书都基本上是同一版本的，教学“以纲为纲，以本为本”，教师烂熟于心，不越过教科书一个小节、一个段落，模拟试题、课内外练习东拼西凑，漫无边际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考试要求统一，先发布考纲，再编写考试大纲解读和说明，再有不同地方“名校名师”选编“全真”、“绝版”和“权威”模拟试卷，围绕一场鸦片战争可以编造100道以上“全真”、“绝版”和“权威”模拟试题，荒唐滑稽至极，不一而足
以课程结构而论，且不说2001年以前没有启动“面向二十一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时期的故事，改革之后，国家试图在课程管理体制上给地方和学校预留大约20%的课时空间，要求和鼓励地方开发、开设地方和学校课程，鼓励学生选修，发展个性特长，但是某省迟至2004年才推出一个所谓100门本省地方课程的数字规划，据本人在相关机构工作中所知，至今未见10门地方课程成功开发出来，制度难产可能不是制度本身的原因，谁的原因，不可能有人出来声称对制度难产负责，更不用谈及制度的效用
学科课程和分科教学压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动课程和综合课程又开发不出来，非不可能也是不为也
制订制度的人也需要制度去调动其制订制度的积极性，否则制度难产；制度难产，更多的缺乏主体意识、创造精神、历史责任感的麻木不仁的制度下的顺民哪里知道他们到底该干些什么才对呢
再者，前工业化时代的学校教育体系又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终身教育发展的趋势，仅仅靠在学校受教育学习知识而后在职业生涯中去运用这种旧的教育模式不能缓解过重学业负担问题。
可是，建设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这样的艰苦漫长的事业与党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职务任期制度和岗位轮换制度显然是冲突的，那么在这种冲突的条件下，地方党委政府官员谁努力尝试建设当地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呢
陶行知、晏阳初、梁簌溟不能再世，在世之人谁又能够有所作为呢
让我们耐心期待吧。
四、历史、文化和制度阴影下的脆弱社会心理：怎言举重若轻
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往往铸造国民性格和普遍的社会心理。
在学业负担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国民的社会心理非常脆弱，有时甚至表现为极其庸俗、市侩、目光短浅。
有这么几种明显的表现，第一，混淆人类社会和低等动物世界的生存和自保斗争，言必称生存问题、饭碗问题、就业问题，视竞争中的他人为猛兽，助长学生的阴暗心理，比拼、妒忌、猜疑、残暴等人格由此形成，这贬低了人性，自己剥夺自己的价值和尊严，非常有害于少年儿童身心的和谐健康发展；第二，把当代社会人生发展的道路看得太窄，悲观情绪弥漫于全社会和学校师生之间，继续盲目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价值观，不合乎学习化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蒙蔽了少年儿童展望未来的视线，导致其自幼缺乏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容易迷失发展方向；第三，由于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多数成年人把自己看作人生失败者，很多人人到中年（30多岁
）万事休，同时，对自己的子女也持有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工具，期望利用子女的努力为自己增光添彩，或者“扳本”、“翻盘”，少数“成功人士”希望子承父业、一代胜过一代，这样都是在转嫁人生责任和生活压力，可是，孩子他们这一代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并不代表父母，父母不尊重其独立人格不可接受和忍受，一般的不良后果是引起子女抵触和反叛，严重者像浙江金华四中的徐力那样一时失控残暴弑母，惨不忍睹。
诚然，在一个生产力和社会制度都不发达的社会里，人还是不可能很潇洒，不可能很大气，面对学业负担问题，全社会都不可能举重若轻。
我本人是个教育工作者，教育价值观念也并不特别落后，而且还专门研究学业负担问题，按道理来说，应该比其他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超脱一点，但是，超脱不到哪里去，有一段对话及其情景记录为证：2006年1月10日0：20左右，妈妈、女儿和爸爸（本文作者）就女儿所承受的学业压力太重，这么晚没有上床睡觉，展开了教育价值观论争：爸爸：女儿，快睡吧，明天（实际上是今天）早上5：40就要起床，你能休息的时间太少了，这样要累垮的
妈妈：瞎说
高考还有几短的时间你不知道，不吃苦不行，孩子的前途就在这几个月注定了
（女儿不语）爸爸说：人生是长跑，跨栏长跑，要平静地对待每一道关卡，看美国人多潇洒，他们就会自己减压，大人也帮孩子减压。
女儿（突然开口）：我们又不是在美国，美国人多享福
爸爸（言不由衷）：不是在美国可以当作在美国一样享福，可以同样地减压
事实上，作为爸爸，除了我的教育价值观得到了有所表达以外，我是在强词夺理，还是自我开脱呢
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楚。
原本还是可以说清楚的：亲生骨肉即将将要投入人生命运大赌博，说话底气不足，实在不敢潇洒啊
经验事实进一步表明，经济上哪里最不发达，那里的家长就最认同苦学，这是规律；政治上哪里最不民主、最集权，那里的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就最认同高压之下的苦学，这也是规律。
美国不是中国教育的参照系，其社会经济发达，人口数量质量、人才选拔与考试制度、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苦乐观自然都不同于中国人。
中国当今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决定了，教育对多数人来说还主要是职业准备，这是国情民情，从而也是考虑教育价值取向的主要参照系。
所以，中国当今的教育价值取向不宜、不容过于浪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教育价值观实在为时太早，所以，他干成了别的伟大事业，却没有干好减轻学生负担这件不伟大的事。
进而可以认识到，教育现实的世俗利益追求与教育学的幸福生活价值追求的矛盾很突出，有的学者直白地说，教育是一个职业化的领域，不值得进行严肃的教育理论讨论（
），这话虽然偏颇而又尖刻，但在一定的语境里也不无道理。
与西方发达国家确实不同，在那里教育作为职业准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们进入了全面地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的时代。
很明显，中国的年轻人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在落后的经济、教育和制度环境下惨烈竞争、投入人生命运大赌博。
即使大人不告诫他们，他们自己也在强烈地驱使自己发奋图强，为了自己的生存或者更多层面的目标。
到这里可以如此概括一下前面的讨论：历史上没有学业负担这个概念，却存在苦学和屠宰心智的事实。
社会在缓慢地进步，生产力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了每一代人的生活境况或命运，包括学生的学业状况，而且多数人的教育价值观也就这样形成了，在缺乏主导的教育价值的正面引导的情况下，便会导致恶性循环。
过重的学业负担在当今的中国中小学里是一种客观的教育存在，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中国的工业化和教育发展走向均衡态之前的一场阵痛
这阵痛施加在不只一代人的身上。
每一代人都必须经历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磨难和磨砺，然后，才从不自由的客体发展为一种能动的主体，从自然人发展为自由人。
学业负担算得上是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具有贬义特征的“当代土概念”，如今，过重的学业负担受到更多的批判和责难，这与社会进步中的人本观念和教育中生本意识的萌发有联系，创造这个概念并讨论、辩论其中的是是非非，也是当代学生不幸中的万幸。
大惊小怪，叫苦不迭，以及任何的浪漫主义教育主张都不会有益于缓解过重学业负担问题。
同时，也要强调，被一种教育存在决定、安排是客观事实，超越决定、超越安排则需要一种意志力量和主体精神，所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和教育价值体系急待重构
于是，在教育意识和教育价值观上面，我们还是要多多请教教育思想史上的诸位先哲，并且也要追问和反思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