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和新疆的民族分布有什么特点（电大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政策形成性考核作业册）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特点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周边与众多国家接壤的特殊地理位置；地域辽阔，境内高山、盆地、冰川、河谷、绿洲、．戈壁、草原、沙漠等齐全的特殊地形地貌；以及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大陆性气候特点显著，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等等，使近代新疆的民族分布状况更具有显著的时代和地区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小聚集和大杂居同时并存 近代新疆各个民族由于一个民族基本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相同的宗教文化，就一个地域比较小的地区或地方来说，往往是某个民族聚居、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或地方，有的甚至是某一个单一民族居住的地方。
例如在南疆维吾尔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少数县或相当多的一些乡村，在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些牧区，在汉、回、锡伯等民族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些农村等，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就一个比较大的地域来说，例如县或县以上的地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没有一个是单一民族的县，更不用说是县以上更大的地域范围了。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新疆当局进行的人口统计来看，当时新疆的10个区，都是多个民族杂居的地区。
新疆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所在的第一区(乌鲁木齐地区)共生活着12个民族、391 853人，其中，维吾尔族 139 656人、汉族136 808人、哈萨克族67 690人、回族64 037人；另外还有蒙古族988人、乌孜别克族873人、归化族(俄罗斯族)847人、塔塔尔族598人、满族202人、塔兰奇族(伊犁维吾尔族)48人、锡伯族42人、柯尔克孜族l4人。
至于当时人口比较多的第二区(伊犁地区)和第三区(喀什地区)更是当时新疆14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伊犁地区共有人口471 686名，其中哈萨克族占大多数，有210 672人；但同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还有塔兰奇族79 187人、维吾尔族76 229人、汉族27 661人、蒙古族24 480人、回族17 654人、锡伯族 10 218人、归化族9 370人、柯尔克孜族7 600人、乌孜别克族4 697人、塔塔尔族2 246人、索伦族1 118人、满族542人和塔吉克族12人。
喀什地区是南疆维吾尔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但在这里生活的人口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各族群众。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喀什地区总人口的957 402名中，除维吾尔族902 874人外，还有当时新疆的其他13个民族的成员，其中人口比较多的有柯尔克孜族41 338人、塔吉克族7 202人、汉族2 731人、乌孜别克族2 480人、回族651 人。
如果从新疆全省来说，当时新疆共有14个民族共同生活，更是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新疆当局统计，在当时新疆4 011 330名总人口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为维吾尔族，有2 988 528人；人口在10万以上的为哈萨克族和汉族，分别有438 575人和222 401 人；人口在万人以上的为回族(99 607人)、塔兰奇族(79 280人)、柯尔克孜族(65 923人)、蒙古族(59 686人)、归化族(19 392人)、锡伯族(10 624人)、乌孜别克族(10 224)；人口在千人以上的为塔吉克族(8 210人)、塔塔尔族(5 610人)、索伦族(2 508人)；人口不足千人的仅有满族(762人)。
2．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大多数 本文所说的“少数民族”是沿用目前我国民族学界所使用的“少数民族”一词的称谓，即就全国而言，相对于汉族的人口较少的民族，其实也就是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大批汉族军民移居新疆，总人口到19世纪60年代之前已达30万人左右，居当时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第二位。
但是，从l9世纪60年代以后，在近代新疆历次较大的战乱中，汉族群众往往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人口损失严重，因此造成近代新疆汉族人口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在新疆各民族人口中的地位有较明显的下降。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新疆当局统计，新疆汉族总人口为222 401人，不仅比当时总人口已增长到2 985 528人的维吾尔族少了10倍以上，而且比当时总人口增长到438 575人的哈萨克族还少了近一倍，在新疆人口总数中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已从各民族人口中的第二位退居到第三位。
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以后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进入新疆，虽然使新疆的汉族人口有所增加，但其在新疆各民族人口中的排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仍处于第三位。
而在同时，新疆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却在迅速上升，特别是在新疆人口中居于首位的维吾尔族人口，在近代的近百年中，增长更快。
l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在新疆的200余万人口中，维吾尔族有150万人左右。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总人口增加到400余万，维吾尔族人口达300余万【3】，使维吾尔族人口的绝对数大大超过新疆其他少数民族，更大大多于汉族。
与此同时，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俄罗斯、塔塔尔等族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使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不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新疆人口中的比例也大大高于清朝统治时期。
3．少数民族分布地域比较广 民国八年(1919年)阿勒泰划归新疆省管辖后，近代新疆的版图已最后确定下来。
我们知道，在目前我国960余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新疆面积为166．0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左右，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
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大多居住在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和比较靠近城市或交通要道的村镇，所生活的地域比较小。
而在地域更为广大得多的乡村和山区，特别是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广大农牧区，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疆的各个少数民族。
例如，在当时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乌鲁木齐地区(第一区)：汉族总人口为136 808人，其中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当时称迪化市)的有38 557人；而比汉族人口还要多的维吾尔族(139 656人)，只有 12 863人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人口有47 690人，仅仅有401人生活在乌鲁木齐市。
又例如在当时各民族聚居的伊犁地区(第二区)：汉族总人口为27 661人，其中15 081人生活在伊宁市(当时称宁远城)，占一半以上；哈萨克族总人口为210 672人，却只有22 921人生活在伊宁市，仅占九分之一左右；蒙古族人口为24 480人，在伊宁市生活的人更少，仅64人，占几十分之一【4】。
在这一时期的天山南部地区及以牧业为主的阿勒泰、塔城等地区，汉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政务、经商等活动，更主要集中生活在各地的城市和乡镇。
4．跨界民族比较多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周边与多个国家接壤。
如前所述，在近代新疆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到20世纪初时，新疆便出现了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中俄之间的跨界民族。
到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新疆“归化族”(俄罗斯族)的确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疆又出现了中苏之间和中蒙之间的跨界民族俄罗斯族和蒙古族。
这样，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在新疆当时的l4个民族中，有5个是跨界民族。
同时，在近代新疆境内，还有为数不少的周边国家的商人及各类人员居住活动，例如当时的印度人(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人等。
民国初年到新疆巡视的谢彬在南疆各地都看到不少所谓的“英籍商人”或“英籍商民”。
例如他在莎车看到当地有“英籍四百余户”，在叶城看到有“英籍商民一百零四户，男女共四百零六口”，和阗有“英籍四百余人”【5】。
这里的所谓“英籍”人，并非都是英国人，而是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印度人、阿富汗人等。
不过，这些在新疆活动的外国人并不能算是跨界民族，因为他们本身还不是新疆多民族的成员。
但是，与同期国内其他许多省区相比，新疆跨界民族比较多仍然可以算作是近代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一个突出和明显的特点。
对新疆稳定发展的重大影响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上述主要特点，既是当时新疆的重要区情之一，也是影响当时新疆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代新疆史上，既有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也有社会出现动乱、经济文化发展暂时停滞的时期。
但是，在近代新疆史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时新疆多民族的分布格局和上述特点有直接关系。
1．政治方面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其特点对当时新疆政治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表现在许多问题上，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各个民族近代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参与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增加。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制度，军政大权由满族官员独揽。
在新疆各个少数民族中，分别实行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统治制度【6】，各个民族的内部事务由本民族的伯克、头目管理。
因此，这时的新疆各个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头目、很少能有人在清朝政府设在新疆的各级军政机构中任职，当然也没有人能参与全疆性的重大政务活动。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设省后，在全疆推行州、县统治制度，满族官员垄断新疆军政大权的局面被打破，维吾尔族的伯克统治制度被废除，维吾尔族中的旧有伯克保留原有的伯克品级顶戴，到各地方的州、县机构中充当“书吏”，参与各州、县的政务。
但这时新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与各级政府的政务活动的机会仍比较少，只有维吾尔族的少数上层头目能参与州、县一级的政务活动。
由于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以及锡伯、索伦等族中的旧有札萨克制度、八旗制度等仍旧保留，他们中的上层人士依旧只能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没有人在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任职，参与一些政务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如前所述，除了重用曾帮助、支持他掌握政权的一些回族上层人士外【7】，还把维吾尔等族的一些上层人士请到省城，参与一些政务活动，让他们帮助自己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的稳定。
例如饶孜是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中比较有影响的大地主、大商人，杨增新便把他请到乌鲁木齐作新疆省的省议会议长。
杨增新还把阿图什人、在维吾尔族中比较有影响的雅合布等人请出来，或者送到北京作国会议员，或者在乌鲁木齐作为省议会议员。
同时，杨增新还让哈萨克族中影响比较大的郡王艾林、镇国公迈米等，蒙古族中比较有影响的汗王布彦库等人担任一定的官职，主持当地政府的政务【8】。
与清朝末年相比，新疆各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明显增多。
在以后的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主政新疆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从总体上和发展的角度来说，各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不仅日益增多，而且能力和水平也日益提高。
如前所述，在推翻金树仁政权的过程中，维吾尔族、回族、归化族(俄罗斯族)都起了重要作用。
盛世才执政前期，提倡“民平”(民族平等)，确立新疆14个民族的称谓和地位，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更是有为数可观的各民族上层人士进入政府各级机构中任职，参与各级政府的政务活动。
国民党主政新疆时期，新疆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能力等达到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以张治中为首的新疆联合政府中，张治中以下的副主席、副秘书长和各厅的厅长、副厅长中，半数以上由各个少数民族人士担任。
省级以下的各地区、各县政府机构的官员中，少数民族人士所占比例更高。
张治中离任后，新疆省主席先后由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包尔汉出任，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的少数民族人员更多，在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不仅参与政务活动，而且主持一些政务活动。
2．经济方面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对新疆民族的整合，特别是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对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其中主要表现有两点： 第一，大大地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总体实力的提高。
18世纪中期清朝刚刚统一新疆时，天山南北到处一片荒芜，各民族总人口不超过30万。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新疆各民族总人口增加到200余万(这里不包括阿勒泰地区的人口)；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时，新疆各民族总人El更增加到400余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各民族总人口应当大大超过400万。
我们知道，在从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今新疆地区开始直接处于我国中央政府治理之下到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的近两千年中，新疆地区的总人口一直在100万上下浮动。
清朝统一新疆后，特别是新疆进入近代后，各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新疆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据统计，清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时全国人口总数超过2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时全国总人口超过3亿。
到道光朝中期，即1840年前后，全国总人口达到4亿。
但是，从此以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人口总数便停滞不前，长期保持在4亿左右。
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中期到 1949年的近二百年中，全国总人口增加1倍左右，而同期新疆总人口却增加了10倍以上。
众所周知，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古代，人口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总体实力高低和发展速度快慢的重要标志。
正是18世纪中期内地各族军民大量移居新疆，在新疆总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才使新疆的大片荒地得以开垦，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而使新疆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在以后的各个时期，新疆农业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社会比较稳定、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
同样，这一时期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人口的快速增加，也大大促进了新疆畜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大批哈萨克族牧民进入天山北部各地居住，使哈萨克族人口到1949年时达到40多万人，成为新疆人口总数仅次于维吾尔族的、第二位人口较多的民族。
哈萨克族牧民游牧的地方也从新疆的西北沿边地区深入到整个天山北部地区，使山区的大片牧场得以开发利用，对这一时期新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南农北牧” 的经济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巍巍天山东西横贯新疆，把新疆划分为自然地貌有明显差异的南北两大部分。
l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天山南部史称“城郭诸国”，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的屯田生产也大多集中于此。
而同时的天山北部则长期是我国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从乌孙、匈奴到突厥、回纥，再到契丹、蒙古等我国古代北方的许多游牧民族都在这里留下过深深的足迹，有的还建立过强盛一时的地方政权。
因此，这一地区的经济也长期以畜牧业为主。
但是，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天山北部开展的大规模屯田生产，使农业生产在这一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迅速提高。
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世纪初嘉庆朝末年时，天山北部仅民屯人El已经超过20万人，耕种土地100万亩以上。
如果加上这一地区军队的屯田及其他形式的农业生产，到道光二十年 (1840年)新疆进入近代社会时，农业生产甚至已成为天山北部地区的主导产业，其经济总量大大超过畜牧业生产(当时以畜牧业为主的阿勒泰地区不包括在内)。
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特别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阿勒泰划归新疆及大批哈萨克族牧民的进入，虽然使天山北部畜牧业生产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总体上农业生产仍然在天山北部占主要地位。
这一时期众多生活在天山北部的汉、回、维吾尔等民族的群众主要都以农业生产为主。
锡伯、满、达斡尔等民族的群众大多数也从事农业生产。
即使在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群众中，也有一些人以种地维持生活。
因此，农业生产不仅在乌鲁木齐地区、伊犁地区的经济总量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到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使这些地区也出现不少新的农业生产区域。
同时，在天山北部出现了不少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而城市的出现是与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分不开的。
今天北疆地区较大的城市，例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伊宁市等，大多是在清朝统一新疆以后才出现或逐渐形成的。
在天山北部各城市生活的人群中，大多以汉、维吾尔、回等民族的群众为主。
因此，农业生产在天山北部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新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南农北牧” 的经济分布模式，而且也使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从天山南部转移到了天山北部，对新疆后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3．文化方面 众所周知，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存发展，同时也是多种文化并存发展的地区。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对新疆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各具特色的多种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更为突出。
一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发展。
在近代新疆各民族中，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例如维吾尔、汉、回、锡伯等民族；也有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民族，例如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
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是内地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并存发展。
这一时期从内地移居新疆的汉、回、锡伯、满、蒙古、达斡尔等民族的群众，在把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带到新疆的同时，也把内地的生活方式和各种文化带到了新疆，特别是在天山北部的一些主要农区和城市，内地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
清代天山北部各主要城市内一般都建有鼓楼及文庙、关帝庙等庙宇，这明显的是内地汉族地区文化的产物。
在天山南部维吾尔族集中生活的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本土文化则表现的更为明显。
维吾尔等一些民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音乐、歌舞、绘画等文化活动，不仅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更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三是中西文化并存发展。
新疆自古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荟萃的地区，近代同样如此。
特别是近代俄、英两国对新疆的经济文化渗透以及近代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的出现，更使西方文化在新疆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等沿边城市，俄国(后来的苏联)式的建筑随处可见，俄罗斯的音乐、舞蹈、书刊等文化产品到处都有。
在天山南部的一些主要城市，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文化也不断传人，影响着当地不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是多种语言、文字并存发展。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近代新疆可以说是多种语言、多种文字的汇集地区。
在这一时期通行的语言文字除使用较多的满语文(前期)、汉语文、维吾尔语文外，还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俄罗斯、锡伯、塔吉克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各民族中使用。
这种状况在同期我国其他省区是不多见的。
五是多种宗教文化并存发展。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地区。
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政府治理新疆前，天山南北流行的就有萨满教、佛教、袄教等多种宗教。
此后，新疆各族群众先后信仰过景教、摩尼教、喇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仍然是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萨满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儒家文化也可以算成一种宗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地区。
宗教不仅是人们的一种信仰，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即宗教文化。
在近代新疆的多种宗教中，既有从中国内地传人的宗教，也有从国外传人的宗教。
多种宗教在新疆并存发展，互相影响，创造了许多具有新疆地区民族特色、并影响深远的宗教文化。
中国的民族情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虽然有过冲突和战争，但总的趋势是统一时间长、交流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离不开。
第二，从中国民族组成情况看，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8%。
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少数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这种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民族只有紧密的联合起来才能最快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第三，从中国民族分布的状况看，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
这种分布特点决定了只有区域自治形式才适合民族间政治联合的需要。
五个必讲表态发言稿
1党忠诚必讲；2、对两面人现实表讲；3、对问题教材流毒、双泛思极端思想对于干部教师的侵蚀必 讲；4、对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严峻形势必讲；5、对贯彻纪要精神、正确认识新疆、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的立场态度必讲
求高人比较一下日本神道教和中国的道教有什么异同
道教讲究，性命双修，天人合一，渡己渡人，超脱轮回，修道成仙。
日本，是有原始，吸取了儒释道一些东西而成的。
道教要博大精深很多，日本巫女神官的修为和中国的天师道士差很多，因为法术系统不一样。
日本、阴阳道的法术咒语向中国只学了个皮毛，很多内练的东西还有箓职等一些东西没学到。
《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韩城市长李志远是哪里人
李智远，男，汉族，1968年4月生，陕西扶风人。
1991年6月加入，1991年7月参加工作。
学历，。
1989年9月学生。
1991年7月金台区文教局干部。
1992年7月民政局干部。
1998年4月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1999年6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后勤所所长、副主任（1998年9月至2001年8月在专业学习）。
2002年4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
2003年4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其间：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在深圳挂职）。
2005年1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
2006年9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2007年2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2007年3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2006年5月至2008年3月在学习）。
2009年3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宝鸡市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
2010年8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2011年8月陕西省眉县县委书记。
2012年12月陕西省眉县县委书记、太白山旅游区党委书记。
2014年12月陕西省韩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副厅级）。
中国的伊斯兰教有四大门宦
一、虎夫阿文意为“低声的”，声念诵“迪克尔”（赞颂词），故又称其为“低念派”。
它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苏菲学派之一，由清朝时期（约1672年）的宗教领袖阿帕克和卓（维吾尔族白山派首领）、马来迟（民族不详）二人创立和传授的。
虎夫耶的教职人员主要有穆勒什德、海里凡和穆勒提，穆勒什德是教主，又被称为“太爷”，他被教徒视为圣徒，他死后所修的墓地就成为宗教活动场所；海里凡是相当于长老的品级，被称为“老人家”；穆勒提是指学习道乘修功的门徒。
另外还有下属的阿訇和“满拉”，实行教主集权制，后演变为教主家族世袭制。
下属若干教坊联结为一个教区，由教主指派海里凡主持教务；各教坊长由教主委任，不由教民推选聘请，他们只在清真寺进行教乘功课。
“迪克尔”一般是由首领秘密向他人传授。
念诵时把“安拉乎”分成三个音节，并在身上选三个穴位，按音节在穴位上运气，做出不同的动作。
在这一派里面，还有20多个分支，分布在中国西北各省以及云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
这个门宦支系较多，约有20余个，如华寺、毕家场、鲜门、胡门、刘门、洪门、疯门、丁门、法门、通贵、灵明堂、文泉堂、穆夫提、凉州庄、碱沟井、高赵家、临洮、北庄、崖头、撒拉教等，但各个支系之间，并无统辖、隶属关系，独立传教和行使教权。
虎夫耶主要分布于西北甘、宁、青、新等地。
二、哲赫忍耶：阿文意为“公开的”、“高扬的”，在道乘功修中主张高声朗诵“迪克尔”（赞颂词）而得名。
称为“高赞派”、“高声派”。
哲赫忍耶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清乾隆年），由该派第一辈教主马明心创立。
马明心（1719—1781年），字复性，经名伊卜拉欣，道号“维嘎耶·屯拉海（维嘎耶·图海，民族暂不详）”。
他祖籍甘肃武都，幼年随叔父前往麦加朝觐，路遇也门苏菲派道堂教主伊本·辛尼，被收为徒。
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回国，带回经籍，创建哲赫忍耶门宦，先后在青海、甘肃、宁夏、云南等地各族（包括部分藏、汉等民族）中宣传其主张，信徒日众，形成中国一门宦教派，去世后被尊为“束海达依”（意即“为真主之道牺牲的人”）。
哲合忍耶有5个支系，分别为板桥、沙沟、南川、北山、新店子，虽同为哲合忍耶门宦，但相对独立。
哲赫忍耶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云南等一带。
三、嘎德林耶：阿语意为“大能者”，也是伊教四大苏非学派之一。
该学派于12世纪首创于波斯，曾盛行于伊拉克巴格达等地，清康熙初年由穆罕默德29世后裔“华哲·阿布都·董拉希”传入甘宁青。
在长期发展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与其他苏菲学派有着显著区别。
这个门宦包括大拱北、香源堂、阿门、祁门、韭菜（九彩）坪等支系。
嘎德林耶有出家习俗，在出家人中选出一位“当家人”，是该门宦显著特征。
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云南、四川等一带。
四、库布林耶：起源于中亚地区的一个教团，阿语意为“至大者”，它也是伊斯兰教四大苏菲学派之一，源于中亚人“纳吉姆丁·库布拉”所创的库布拉维教团，据说，第一个将库布林耶传入中国的是一位名叫“穆乎引的尼”的阿拉伯人，他曾三次来中国传教，第一次到两广传教，第二次到两湖传教，第三次来甘宁青传教，最后于明末清初定居河州东乡大湾头传教，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并送给他九亩地，穆乎引的尼遂改姓张，号玉皇，字普济，成为东乡族一员，和他先后来到大湾头的还有其子艾海买提·白贺达吉，后继任了第二辈教主，发展不少教众，有东乡族有回族，其子孙相袭已经传了十几辈。
因为他在大湾头山腰上建立了拱北（墓地），俗称张门或者大湾头门宦。
他们的道乘功课主要是静修参悟，规定穆勒什德（教主，太爷）每年必须静坐40或70天，甚至长达120天，一般是在僻静的山洞里进行，在此期间尽量少吃食物，少睡觉，每天清晨就开始默念“齐克尔”，履行拜功，直到深夜。
这是一个人数较少的派别，在中国主要分布在甘肃的东乡、康乐和皋兰等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穆斯林所谓的新、老之分也有个特点，即“新教不新，老教不老”。
作为老教鼻祖的“格迪穆”，它难道不平和么
它的教义难道不灵活么
做为新教的代表“伊赫瓦尼”，它难道不激进么
他的理论难道不刻板么
最后再说一点，但由于其民族形成历史的诸多原因，中国穆斯林在一些方面也深受什叶派的影响、很多方面也有什叶派的痕迹，而且是相当大的影响。
这都和回族的民族起源、民族文化有重要的关系。
据冯今源先生在《中国的伊斯兰》一书中根据前人的传述列举了一些事例，其中有：一、经堂教育毕业的学员，要举行“穿衣挂帐”的仪式，所谓的“穿衣”，即是穿绿色的大衣。
重绿色，正是什叶派的特点之一。
二、主管教务的被称做伊玛目，称呼经堂教育的学员为哈里发。
这也是什叶派习惯的称谓。
三、传习经典多用波斯语，如《虎托布》、《克尔白欧》、《古力斯它尼》、《米尔涮德》、《侯赛尼》、《赖麻尔台》等等。
四、冲头、礼拜的举意以及日常用语多是波斯语。
五、注重纪念阿里之妻法图麦，每年都要做法图麦姑太太会，却不为法图麦的母亲，圣室海底彻做“圣纪”。
六、给小孩起名字，多取“阿里、哈桑、侯赛因、法图麦”等什叶派尊敬的人物。
七、卧尔足桌上上多讲的阿里的骁勇，少讲的是欧麦尔的战功。
八、在八项教门原根中强调“唯（信赖）伊玛目”。
